（四）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
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
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
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五）此间两公司（指永安公司和永安纱厂）诸同事俱
深明大义，同喻斯理，并深知目前情形，应共同维护，用
是俱能严守岗位，不轻离职。
郭琳灾作出不离沪的决定，使永安公司一大批高级职员的情绪，稳定下来，商场照常营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南京路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到了半夜，机关枪声，冲锋号声，时时传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位司令官知道上海已守不住了，临逃走时，想捞一把，便把几家富商叫来，以派兵保护为名，要他们每家交五万块银元的“保护费”。永安公司很快将银元凑齐。秘书请示郭琳爽送不送？郭琳爽说道：
“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设法收兑，凑齐了就送去。”
司令部没有收到银元，等不及了，连连来电话催问，言词中不乏威胁的口吻，秘书又请示道：
“送不送？”
“慢，等一等再说。”郭琳爽回答。
秘书不知如何是好，又过了几日，郭琳爽吩咐：
“再打个电话过去，说我们还在加紧收兑，马上就收齐了，问他们往哪里送？”
秘书拨通了电话，只听电话已接通，却没人来接，正要挂断，忽然冒出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你找谁？”
“找司令部主任副官。”
“司令部的人，昨天半夜坐船都上复兴岛了。”
“他们怎么不要银元就走了呢？”秘书迟疑地问道。
“这事我不知道，有事往复兴岛打电话吧，我是警卫团的，马上也要走了。”
“看来他们不要银元了？”秘书向郭琳爽请示道：“我们还往复兴岛打电话吗？”
“你说呢？”郭琳爽笑道：“他们顾不得银元了，已经跑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晨，太阳尚未露出地平线，朝霞映红了大上海。一夜不断的炮声停止了，四周一片安静。郭琳爽一夜未曾合眼，刚刚有些睡意，听到窗外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他披起睡衣，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一角，探身朝外了望。马路上的情景，使他惊呆了。
只见人行道上，一排排穿灰布军装的战士，席地而坐，怀里抱着枪。
“快来看，解放军来了！”他招呼还没起床的夫人杜汉华。
杜汉华，广州真光中学肄业，婚后主持家务，温柔贤惠，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几天来，日夜陪伴丈夫，寸步不离。昨天傍晚，与丈夫来到永安新厦，也是一夜未曾合眼，早晨炮声停止，刚入梦乡，被丈夫叫醒。
“解放军？”她揉着睡眼朝窗外观看道：“怎么，都坐在马路边上？”她也看到了这支从未见过的秋毫无犯的军队。
“是啊，”郭琳爽惊讶地说道：“真没想到解放军的纪律这样的好！”
就在郭琳爽夫妻交谈之时，永安公司几个青年店员找来两块红绸，缝做成一面红旗，顺着铁盘梯，爬上屋顶，把红旗插到最高层倚云阁顶端。
这是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胜利的红旗。
上午，欢庆解放的人群走上了大街，扭秧歌，打腰鼓，欢笑声响彻街道上空。入夜，欢庆的人们还在大街上游行，手拿火把，连成一条婉蜒伸展的长长火龙。欢呼雀跃的队伍仍在彻夜不停地行进，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放声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永安公司在解放的第三天就开门营业。
随着新时代的脚步走
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新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遵循这一政策，永安公司的经营翻开了新的一页。
过去的永安公司是销售高档商品的公司，洋酒、西装、呢绒、绸缎、首饰、家具和化妆品等等进口畅销货；新中国成立后，永安公司的销售量直线下降，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原来的老顾客不多了，对新顾客又缺少吸引力，就必然导致营业清淡，资金短缺，甚至出现亏损的局面。鉴于此等情况，郭琳爽陷入了沉思。按照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生意还是有得做的，但是没人来买货，怎么办？于是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等，这些办法试过以后，仍然起色不大。
可是新开张的上海日用百货公司，卖的是牙膏、牙刷、汗衫背心、毛巾被单、针头线脑之类的中低档商品，却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几乎踏破了门槛。
郭琳爽在旧社会经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赚了亿万财富，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处于困惑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知之甚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于是，他派人找来了《资本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籍，有的内容他看不懂，有的一知半解，对于如何发展经济，搞好商业，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郭琳爽又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他在几十年经销生涯中，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物，遭受到多次打击，凭着他的智慧，总算熬过来了，这次又来个“三反”、“五反”，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上海市商业局公布了三百零三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属于保护对象，郭琳爽三个字列在其中。在商店里进行查帐、检举、揭发，召开控诉大会时，郭琳爽是公司中唯一例外，坐在总经理室“听”控诉大会的。他在总经理室听到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
“决不让五毒俱全的双皮老虎蒙混过关！”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些口号；犹如一枚枚炮弹把他轰得目瞪口呆。
三百零三户有工商界中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及民主建国会会员和各行业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编为六个组，集中在外滩二十号沙逊大楼（现和平饭店）里自我检查，互助互评。郭琳爽每天都到那里去“过关”。经过“批评帮助”、“端正态度”，补交了一笔税款，成为“基本守法户”，“三五反”运动前后两个多月，最后总算过关了。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市场出现了购销两旺、空前活跃的景象。郭琳爽看到如此大好的形势，就毫不迟疑地大干起来。派出一批精干人马，分赴各地组织货源，大量购进热销商品，如奶粉、乐器、塑料制品、电器、医疗器械、西药、景德镇瓷器、电石、打火机、小五金等。郭琳爽亲自制定了一个在一九五三年做足一千亿生意的计划，赚取四十亿元利润，先在前三个季度赚二十亿，再在第四季度旺季补上二十亿。被人误传为“滚雪球计划”。
可是，到了一九五四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逐级传达下来，国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奔向社会主义的高潮。人们的思想都比较激进，做出了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人认为“穷”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不问商品质量和价格，“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公”优“私”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为此，打着私营旗号的永安公司就不那么景气了。当时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交完款后，一看发货票上盖着私营的公章，便不买了。这样一来，一九五四年的营业额只相当于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七，这个有三十余年历史的大公司又陷入了困境。
在此紧急关头，国家对永安公司伸出了援助之手。国营百货公司和它签定了部分商品的批购合约，并特约专柜代销一些热销商品。一九五五年三月，永安公司又进一步扩大了经销、代销商品。柜台里、货架上到处用楷书字标明“经销”、“代销”商品的名字。在国营企业的帮助下，永安公司的买卖又好起来，摆脱了困窘的阴影，走上了兴旺之路。到了一九五六年，永安公司在锣鼓喧天、鞭炮震耳的运动中，又掀开了新篇章。
早在一九五五年秋天，郭琳爽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影响，对公司工会主席说：
“绒线业、棉布业已经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就是说，商业也可以公私合营了。我们公司也可以合营，前途乐观，我很高兴。”
“当前人人都奔向社会主义，我们永安公司不应当落后。”工会主席说。
“是的，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郭琳爽说道。
郭琳爽有这样的想法，是他看到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所致。
十一月二十一日，郭琳爽主持召开第十三届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永安公司申请公私合营的问题，经过一番议论，全体赞成申请合营，会议用了不太长时间就结束了，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下达了批准文件，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公司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是永安公司正式公私合营的大喜日子，南京路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一列列报喜、祝贺的队伍，在爆竹声中，从四面八方涌向永安公司，公、私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全体员工迎候在大门口，人人脸上泛着红光，向永安公司在百货业“一马当先”跨进社会主义表示祝贺。
永安公司摘下了老招牌，换上了“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大招牌。营业室灯光雪亮，柜台内外装饰一新，职工们个个喜笑颜开，为永安公司的新生欢欣鼓舞。
郭琳爽被任命为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总经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干部为公方代表，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郭琳爽宣读了一百五十二名科长、营业组长以上职务的干部名单。他又为一个新的永安公司忙碌起来。
在庆祝永安公司公私合营，准备联欢会的节目时，有的员工提议：
“总经理，公私合营是个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又该唱广东戏了？”
“是的，是的，联欢会我怎么不能登台呢，不过我老了，我这副嗓子怕是唱不出什么好味儿，你们听了可得多包涵。”
联欢会是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举行。六点不到，剧场内已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永安公司职工全部出席，百货业，工商界人士也不少，有的是来助兴，更多的是来一睹郭琳爽舞台上的风采。
郭琳爽由夫人杜汉华陪同来到化妆室，在化妆时他对夫人说道：
“汉华，今天粉墨登场，很高兴，正应了家乡的一句俗话：十六岁学手艺，六十岁学吹打。”
“老公有这份兴致，我也从心底里高兴。”汉华柔声细语地说道。
“哈哈，”郭琳爽笑道：“我是‘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汉华，你看，我原先是个大资本家，今天又成为社会主义商店的总经理，怎么不高兴呢？”
“老公，看来，上海解放时，你留下不走，这一步真就走对了。”
“是啊，”郭琳爽点点头道：“要不是棣活弟同我一起下了决心，哪会有今天。”
杜汉华端来一杯微温的白开水，给他润润嗓子，准备登场。
今天演的是粤剧折子戏《武松打虎》，锣鼓敲响以后，大幕徐徐拉开。台上出现一个英俊潇洒的武松形象，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唱腔醇厚圆润，特别是“打虎”一场，把一个浑身是胆的好汉演得英姿勃勃，维妙维肖。不知道的，以为是二十多岁年轻人演的，戏迷们可算过足了瘾，不少听不懂广东方言的观众，也被武松的英雄形象所感动。
“真想不到，演得这么好，到底是六十岁的人了，也真难为他了。”
“不露这一手还真不知道哩，了不起，多才多艺。”
感叹声、赞许声和雷呜般的掌声交织在一起。
戏演完了，观众久久还不愿离去，纷纷拥到后台把年轻的“武松”团团围住，有的要求他签名，有的要与他合影留念，忙得郭琳爽不知如何应付是好。这时急坏了夫人杜汉华，他知道老公已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演了半天武戏，应当休息了，他叫来副总经理保驾，将他拉出包围圈，脱身回到宅第。
郭琳爽今晚的精采演出是他一生中演得最好的一场。他自己满意，观众满意，杜汉华更满意。她回家躺到床上，面对丈夫说；
“老公，我看你越活越年轻了！”
“说得对，不是有个歌唱的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吗！”
杜汉华打了丈夫一拳说道：“真是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
两个人皆哈哈大笑起来。
小心谨慎，终是在劫难逃
公私合营之后，郭琳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职多了，社会活动也多了，经常在外面奔波，虽然累点，倒也心情舒畅。
当然，自己主持了几十年的企业，在招牌上加了公私合营四个字，说心情舒畅，那是骗人的，但不管怎么说，是大势所趋，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而公司合营之后，确也出现蒸蒸日上的势态。永安公司着手建立和整顿了经营管理制度，原先的帐房间改为财会科，建立了财务、财产管理制度，更加合乎科学管理的要求。商品品种增加一倍以上，好多见不到的商品，如汕头乐器、广东拖鞋、常州梳蓖、苏州刺绣被面、杭州剪刀等顾客喜爱的东西又在柜台上出现了。邮售业务是永安公司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传统服务项目，将过去的邮售组，改为邮售服务部，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外地寄信购货、代配商品、代客装运、本市电话购货、送货上门等等业务。服务对象不分个人、机关、团体，邮售商品也不论多少、大小，不限地域远近，只要顾客所需，哪怕几只钓鱼钩、一件衬衣，都照样寄发。中断多时的代客加工业务恢复了，自做的糕点房又开炉了，男女服装、皮革制品、文具用品、木器家具、绒线编结、绸缎印染、瓷器印花等等，都可以委托加工定制。
永安公司变化的结果，营业额增加，费用水平下降，资金积累扩大，利润急骤增长。一九五六年年末，永安公司发放合营后的第一次股息，国内外的股东们喜笑颜开。
永安公司的公方副总经理是位通情达理的干部，业务上的工作，他从不干预，皆由总经理去处理。重大事务都尊重郭琳爽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逢年过节亲自登门拜访，偶尔也和他小酌一番。所以，郭琳爽感到他的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以放开手工作。有时他在人代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中肯的意见：
“我有一些看法供市商业局领导参考。目前，行业归口中原有的一些协作关系被打乱了，对这一点，我认为是要迅速加以改进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关系割断，货堵其流，梗阻不通。举个例子说吧，一向供应我们体育用品的陈秉记运动器械厂，自从有关国营专业公司向我们了解这个厂的供销情况以后，就加重它的生产任务，可是我们到陈秉记却进不来货，向这个专业公司也要不来货。有些专业公司及供销合作社批发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认为我们经营体育用品、水果、南货等商品是跨行业经营，似乎是违法的。致使我们商场里的顾客买不到体育用品、高档水果和甲级火腿。相反，我们去进货时，这些批发部门却把滞销商品硬性搭配给我们，供销社批发给我们平湖西瓜，硬要搭上低档的开封西瓜，这种做法，我们有意见，消费者也有意见。希望商业局领导管一管专业公司批发部门，请他们重视我们这家综合性零售百货商店的经营特点，在货源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郭琳爽的意见提得具体恰当，市商业局领导很重视，遵照他的意见，将商业系统购销方面的疏漏，及时加以改进，使郭琳爽深深地感到他的人民代表没有白当，真正尽到了责任。
六十年代一个金色的秋天，云淡风清，碧空万里。德国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后，坐专机来上海参观、访问。特意来到永安公司与郭琳爽交谈道：
“总经理先生，能否谈一下合营后的体会和感想。”
“概括说吧，合营之后，货源更加充足，有宽裕的资金进行周转，职工发挥了积极性，顾客对我们公司都很信任和满意，我们职工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有固定的股息，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税金，我个人认为，公私合营真是一剂良药。”
“很好，”富尔听后笑道：“你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那里的职工没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没有固定的股息，营业不能肯定有盈余。我觉得你们的‘生意眼’比我们高明。”
“不对，富尔先生。”郭琳爽马上回答道：“这不只是‘生意眼’问题，这是由于两种制度不同造成的结果。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亲身体会，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就不会有这样的优越性。”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德语，富尔听了幽默地眨了眨眼睛，微微笑了。
郭琳爽不仅接待过德国前总理富尔，而且接待过日本、英国、瑞士和非洲一些访华团，他都向他们谈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他的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外国友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善于经营管理的好经理，纷纷和他合影留念。
郭琳爽在工作之余，除了爱唱粤剧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那就是养鸡。他在后园中辟出一块地，盖上鸡舍，四周圈上杖子。饲养澳洲黑、河岛红、考克斯和白来亨等几只洋种鸡。鸡圈里，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各种洋鸡，在戏嬉，使后园平添无限乐趣。郭琳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晚常常来到后园，观看他的洋鸡，亲手撒一把玉米、白菜叶，听听它们喔喔喔、咕咕咕的啼叫声，他感到十分高兴。有时他会蹲下身到鸡窝里去摸蛋，摸出一只蛋，拿在手心里，仔细看看，随即满面笑容，宠辱皆忘。有时，他还将他的最好的朋友引到后国观看他的洋鸡群，人们对上海鼎鼎大名的永安公司大老板还有此项雅兴，惊讶不已。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向老父亲请安，同好友聚会。他还邀请他们回到内地欢度建国十周年大庆。郭琳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步履轻健，身板硬朗，香港的很多朋友，见了都说郭老板这几年不但不见老，而且越活越年轻了。
一九六五年，郭琳爽又前往香港给老爹祝寿。这一年内地发生了不少令人惊异的大事，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祝寿宴结束时，老父郭泉将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地问道；
“那边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看情况不妙呀！”
“没什么大事，请父亲放心。”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几本刚刚出版的画报。画报里有一组专为他拍的生活照，配有散文诗般的介绍。这些照片，有坐在办公桌前照的，有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照的，有在家喂鸡、养花照的，还有唱广东戏时照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幅生活安适舒泰的画面。他翻开画报指着这些照片让老爷子不必为他担心，不要轻信谣言。他还将画报分送给关心他的至亲好友，算是对他们真挚情意的回答。
有人对他在内地的处境还是不放心，劝他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再定行止，郭琳爽婉言谢绝了，他仍然如期返回上海。
没有想到，他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琳爽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被赶进了“牛棚”。
郭琳爽在淮海路上那座花园洋房被红卫兵侵占，他被赶进汽车库。那里没有窗子，密不透风，这时正是酷暑炎夏，闷在这火柴盒子般的平房里，喘不出气来。他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无数次，公司造反队、财经学院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都来采取革命行动。家中的金菩萨、玉如意等珍宝，全在一片造反声中不知去向。他的住宅，不断变换着主人，今天是红卫兵司令部，明天成为造反大军联络站。他这个反动资本家只能住在汽车库里。
上海市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拉他去陪斗，批判《不夜城》编剧、导演，他就是活靶子。永安公司四楼还专门开设了“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览会”，他平时的生活用品，他穿的衣服鞋帽，全成了吸血鬼的罪证。一天，北京来了一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闯进了“牛棚”，将他拖出来往死里打，公司的几名造反派拦住说道：
“你们这样打不行，我们还要留着他当反面教员哩！”这样就把他从危难中抢救回来。“牛棚”不能住了，他被公司造反派安排住进公司附设旅馆的两个房间，这里门口有人把守，闲人是不能随便闯进去的。
造反派头头安排让他到食堂洗碗、擦桌子。他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毫不迟疑地干起来。他的夫人汉华也陪着他洗碗。洗碗的活儿他还是第一次干，但总比脸上抹黑拉上台批斗好多了。他洗碗时总有一伙人看热闹，郭琳爽毫不在乎，他干得更加起劲，碗洗得又快又好。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我郭琳爽什么都能干，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强者。
他从广播里、报纸上看到，他所尊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海市领导曹荻秋，永安公司公方副总经理，这些老革命，均惨遭厄运，而自己被批斗、洗洗碗算得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的定居巴西的两个女儿，来上海探望父母。郭琳爽非常高兴，和女儿在一起在家中畅饮之后，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广东戏，虽多年不唱，嗓音有些沙哑，但仍旧一板一眼，感情饱满。女儿们为老父有如此好的兴致感到高兴。可是，没想到，10月27日深夜，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家人连忙送他到华山医院，在病历卡上填上了鲜为人知的别名：郭启棠。
医生立即抢救，诊断是心肌梗塞。眼看病情危急，跟在一旁的家人悄声对医生说道：
“他就是郭琳爽呀，赶快救救他吧！”
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之后，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八岁。
郭琳爽的丧葬仪式很简单。在香港的女儿老四来上海主持丧事，上海第十百货商店（永安公司文革中改名为东方红商场，后又改为十百）革委会拟了个简单的悼词，送上去审查，其中有一句用了“爱国的”三个字被删掉了，家属只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母亲杜汉华接去香港，总算得到了批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夫人杜汉华回香港后，精神不振，思念夫婿得了风瘫症。每到中秋佳节她总是念叨着：
“我就是喜欢吃上海永安公司的月饼。”凡是老上海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自设饼房制作的广式月饼是很有特色的。
八十年代之后，永安财团已是由郭氏家族第三代掌管。郭琳爽排行第九的儿子郭志楷多次返回上海投资设厂。到淮海路上他父亲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缅怀其父母养育之恩之余，决定拆掉旧屋，重建新厦。如今，行人老远就可以看到拔地而起的一座二十五层豪华大楼。高七十五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为商贸、居住两用高级公寓，取名为启华大厦。是在郭启棠、杜汉华两个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寄托了郭氏第三代对父母双亲的思念。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永安财团在大陆沿海一带大量投资，其中一项是对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原永安公司）进行改建。他们派来工程队，精心设计、刻意加工。商场地坪全部改为大理石，里里外外的霓虹灯全由新颖别致的彩色灯箱取代。橱窗、柜台都用不锈钢、铝合金装饰。如今改名为“华联商厦”，又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百货商店。上了岁数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华联商厦的前身就是永安商厦，郭氏家族老一辈人为创建它历尽千辛万苦，后辈人为改建它又出了一把力，使它面貌一新。郭琳爽在冥冥中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洪宏）
刘鸿生和中国火柴业
刘鸿生（一八八八—一九五六），浙江定海县人。一九０五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０六年因不服从校长培养他当牧师的安排被开除。靠自身的聪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为百万富翁，名声鹊起，又十年间，投资总额已达五百多万元，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七十余家，成为“煤碳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企业资产总估值为人民币二千万元。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
这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鸿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所写的“铭”文。
这“铭”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可以说是十分中肯的。
刘鸿生的这种为人，特别是致富之道，对今人来说也是甚有借鉴之处的，认真汲取，大有神益。
为此，本文试图就刘鸿生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及他所创办的几项重大企业着眼，综述一下他的经营手段与主要特点，以飨读者。
善察彀要，巧投良机
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定海明清时均属宁波府治，故称宁波人，时称“甬人”。因据地理优势，又积丝绸之利，商业活动出现得最早，并渐次演成鼎盛之势。到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不仅与沿海各省及内地，就连日本与南洋各国亦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甚至与西亚数国也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迢迢地发生了贸易关系。真个是商贾云集，辐揍交错，经久不衰，也就经久不息地大大地增长着宁波人从商的经验与本领，外人公认称道，他们也怡然自诩：“甬人善贾”。刘家亦在其例。
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继承祖业，努力经商，却始终处于中平状态。中年时迁居上海，在上海宝善街开办了一家戏院，叫“丹桂茶园”，收益颇丰。但却日夜郁郁于心：有违父训，不但没有光大父业，而且连守成也还不及！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儿子刘贤喜，人虽不失精明，又长于理财，却不善于生财，使得他不时地摇头浩叹：“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为人佣，而不能佣人。”须知，为人佣者，虽显要而至总管，那总是佣仆哇！后来，他这个名贤喜、字克安、号崧珊的儿子果然一世为佣：做了多年的账房先生。虽是在官办的“招商局”的轮船上供职，但当时的轮船几乎是“买办”的私产，仍为“人佣”，且收入只能维系一家数口的衣食。
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刘鸿生出生了。据传，初生时，曾红光满室，禽鹤齐鸣，算命的说，此子鸿运非凡；相面的说，是儿天庭饱满，两国蕴神，福运不浅，聪慧不群。维忠公曾失望于子，寄愿于孙，可这个“非凡”而又“不群”的孙子出生时，他已是无法看到了。而到了刘鸿生只有虚龄七岁时（公元一八九四年），刘贤喜也撒手人寰，抛下妻儿，中年早逝了。
刘贤喜为人精明而又宽和，是个理财能手，如前所说却不善于为己生财，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帐房，特别是做到了往来于上海、温州间客轮的总账房，是广有生财之道的。可他却自矜身分，自洁素行，不图污利，结果，往往一年总收入，还不如一个地位最低的“茶房”（船上的临时雇员，相当于现代的服务员）。因而，他活着的时候，家道因其佣金颇丰，尚可维持个小康，他这一死，断了收入，又无丰厚的积蓄，一家数口，立即陷入了困境。
因为后文也要涉及到刘鸿生与招商局的一些重大关目，所以，这里费些笔墨对招商局作一概要介绍。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兴起了“洋务运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洋务派首要人物，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行文委派，犹今之公文属托）经办糟粮的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昂设办“轮船招商局”。准其领借官款制钱二十万串（每“串”制钱一千文，二十万串，当时折银十二万三千余两）并招徐商股，购买外轮三艘，同时兴建码头、栈房等，开始营运。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设“轮船招商总局”于上海，紧接着陆续在沿海、沿江各埠及日本、南洋等地设分局十九处。同治十三年五月改组，委信和洋行（英商企业）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朱其诏为会办。规定资本为一百万两，广向民商招股，于光绪七年（1881）招足。次年，又招股银一百万两，规模扩大，经营沿海与长江航线的大量运输业务，并以二百二十万两规元（“规元”与后文所涉及的“规银”，均为当时货币流通的一种形式，属“虚银两”，均为记帐单位，是价值符号。是私人或政府约定或规定的标准价值，有实值无实银，后文不再重叙。）购下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码头、栈房等全部资产。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二次改组，以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至光绪二十年已拥有江海轮船二十六只，总吨位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吨，沿海、沿江设了大量的码头、栈房，并备有相当数量的趸船。简称招商局，是清末创办最早、运输能力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也是洋务派所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近代的资本主义民用企业。所谓官督商办，就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兴办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资本兴办民用企业。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又改为官商合办，由官、商双方订立合同，各认股分，共同管理，按股分比例分配盈利或负责亏损。民国时仍保留，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期间，仍叫招商局。每艘船只均委托一个“买办”经营，形式有些类似今日的承包，但由于当时官府腐败，又裙带关系密结，渐次几乎成了买办的私产。
再说刘家唯一的顶梁柱折了，立即断了经济来源，三四个孩子，最大的鸿生方只虚七岁，刘夫人没有被困倒，而是强抑悲痛，挺直身子，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儿女养大，并供长子刘鸿生上了大学，其困难情形可想而知。正如时人所说：家里的银箱只存当票，不藏银洋。而刘鸿生又因意外的不幸，中途辍学，从此，一个一无所有的尚不到二十岁的缀学青年，走上社会。他全靠自身的精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了百万富翁，三十岁时便名声鹊起，震动了上海滩，成了中外瞩目的大富商；再经十年，他已拥有资金折白银数千万两，直接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企业达七十多家，仅总投资额即达五百多万元，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几乎成了大托拉斯，先后享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的称号，名动全国，成了全国少数的几大资本家之一。
刘鸿生惟一优于他人的是他的自身条件：生得高大健壮，为人沉稳有礼，聪敏好学。他极善于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做什么，就全副精力地投入，只要与事有益，不计巨细，不辞劳苦；于事无补，或不相关的，绝不靡费一丝一毫，于金钱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精力与金钱都用在刀刃上，绝不做无益无谓的支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刘鸿生的主要特点，那就是认准人际的彀要与经营的彀，要相应地投准良机。
巧授谢培德
刘鸿生是一九０六年秋，在读大学二年时缀学的，此时，正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政治上，清廷已在搞“预备立宪”，并于前一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因而，经济上也更受制于外国了。这在上海这个开放得最早、外商最多、租界最广、号称十里洋场的大埠，自是反映得最敏锐，也最典型。刚刚年满十八岁，初离校门的刘鸿生直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把谋生的着眼点，放在了租界。初时，不得已暂就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教员，教授巡捕的上海官话，月薪四十元，骑马找马，他很快打听到了一个新缺：由洋人控制的租界司法机关“会审公廨”（相当于现代的法庭）要用一名翻译，月薪八十元。不但薪水可翻番，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触商界的机会，刘鸿生决定把它做为第二块跳板，谋取到手，可谈何容易？这样的位置，说不定有多少专学英语的人在谋求咧。善察彀要的刘鸿声，很快就掌握了个中彀要：能否被录用，关键在一个叫谢培德的总翻译身上。他也就很快地掌握了谢培德的特点：这个人只有三十六七岁，鹰眼、尖腮，奸狡、诡诈而又阴沉，手段灵活，社交广泛。刘鸿生专等了一个单独相对的时机，求见了这个总翻译，恭谨有度，使用英语，未求职先求人，投中谢培德所好，果被录用。又经过短短几个月，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宿愿，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于外商企业。可自己两手空空，两眼茫茫，怎样才得入此捷径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灵彀大开。
巧借周仰山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旧案重题，说起当年“会审公廨”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两次“四明公所案”的旧话，使刘鸿生心里一亮：门路来了！原来，宁波人重乡情，凡是宁波人聚集谋生的地方，几乎都组办有“四明公所”或“宁波同乡会”，是同乡相关照的帮会。宁波府所属的几个县，如鄞县、慈溪、奉化、定海、镇海、宁海、象山等在上海聚集的最多，实力也最强，旅沪宁波人同乡会居全国乡帮之首，而成大气候，发大财的人也最多，如叶澄衷、周仰山、朱葆三、虞洽卿等著名大资本家皆是。如蒋介石所说“善贾的阿拉甬人”。善贾而又十分重乡情的宁波人，在前面提到的两次“四明公所案”中，凭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团结起来与法租界展开了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弄得法国人焦头烂额，虽是在由洋人控制、偏袒法国人的“公堂”上，据理不让，多方斗争，两次均以法国人无奈妥协，宁波人胜利而结案，传为一时佳话。宁波帮声望与势力日隆，也就愈重乡情了。
对于这两次公案，刘鸿生虽未身经，却也有耳闻。如今，一经提起，当即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原来，此时担任旅沪宁波人同乡会会长的，正是周仰山。这周仰山可谓财大气粗，声名显要，且与洋商关系非凡，正是借重的好人选。周仰山与刘鸿生的父亲刘贤喜，一来是同乡，二来刘贤喜为人精明、恭谨，相交也算不薄，刘鸿生幼时也曾见过周仰山一面，此时相求，多半会有所帮助的。想虽如此想，但刘鸿生却没有草率地急欲求成，而是先弄清底细，再订实施计划。因为其父刘贤喜是靠乡情和人缘与周仰山结识的，论经济地位，那是项背难望的。而且，刘贤喜生时两家尚算不得通家之好，如今已死去十多年，更断了十多年往来。本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知还有无那点儿旧情？写信去求吗，也很可能出于同乡之谊，为他略作安置，但“略”而已，绝不会符合刘鸿生的愿望；登门造访吗，一来是没钱置办相应的礼物，二来是如此显贵的忙人，知几时才会得个单独召见的机会、又怎赶得巧正是心平气和之机？于是，刘鸿生便当即下功夫深入了解周仰山的为人与现状。刘鸿生只要一下功夫，便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而且把握得准的。很快，能通过的各种途径都通过了，再经综合分析，认定周仰山是个有胆有识、宽和大量的人，如今财气一大，地位一高，更是重声誉，讲体面，喜欢奖掖后辈中有出息的人。这就再好不过了。经过一天的准备，刘鸿生给周仰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是叩安问好，执通家子侄之礼，说幼时良好印象，谈父亲在日无时不由衷赞叹周伯的为人，要鸿生终身视为表率，如今父逝虽久，言犹在耳之类，概不及请其提携之语。这头一封信，不是寄出，是托一地位不低、声誉颇好的同乡入周府办事，面呈的。刘鸿生自信，那同乡对他的印象颇佳，会代他说的，起码引起周仰山对此信的重视，不致于因为忙或无关紧要而不及时看或不细看。
果然，效果很好，不久，周仰山回了信，虽短，却也有情，夸奖并约请了刘鸿生。刘鸿生紧接着写了第二封信，除礼节问候外，又提说乃父生时曾一再听嘱以周伯为至亲；临终又嘱咐要于为人方面多听周伯教诲。这些都真挚而又恰当地投合了周仰山的性情，没有几天，周仰山便乘便偷闲亲自到刘家来了。凭对周仰山的了解和自信，这是在刘鸿生的意料之中的，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已。
据有关文章记述，他们见面的情景是这样的。
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刘家提前用罢了晚饭，精心地整理了室容，刘鸿生便早早地恭候在门外了。
来了，周仰山乘坐是当时首先在上海刚刚兴起的四轮马车，铜饰彩绘，很是考究，却高车简从，只随了个跟班。待车停后，帷子一掀，刘鸿生便轻快地抢前一步，满面殷切与喜悦地深鞠一躬，恭肃地说：
“小侄恭问周老伯安好！”
周仰山身材虽然不高，却很健朗，跨步有力地来到刘鸿生面前，拉住刘鸿生的手，令其直起身来。这一直身，反令中等身材的周仰山须仰视了。对此，刘鸿生早在所备，在直身时，双膝顺势向下屈去。周仰山扳着他的肩膀，仔细端详，喜色溢于言表，连声道：
“好！好！高高大大，英英伟伟，好相貌，好气度，克安有后，克安有后哇！”
刘鸿生垂手端肃地说：
“多谢夸奖！周伯挂念小侄已是感谢，今又屈尊光降……”
周仰山一挥手，呵呵地笑着说：
“自家人嘛，莫客气！……来得迟了许久了嘛！”
待入室坐定，刘鸿生却仍垂手站立，做得如前般甚为得体，显得不卑不拘，出于至诚。看到刘鸿生如此仪表堂堂，执礼如仪，本已甚有好感的周仰山更为高兴，亲切地笑着，以手示意：
“坐嘛！坐嘛！我跟你们父亲交同莫逆，不是外人，何必拘礼？”
刘鸿生恭谨地回说：
“多谢老伯！多谢老伯！”
却不就坐。
周仰山也不相强，却益喜欢，亲切地问起了刘鸿生的近况，刘鸿生知时机已然成熟，便微微一皱眉，回答说：
“小侄有失老伯厚爱，在会审公廨当了一名翻译，虽说银钿不算少，可那种地方……
话至此，有意顿了下来，同时面呈难色。
周仰山听了，连连点头说：
“是呀！是呀！这碗饭终究是呒啥事呷头的。你该晓得伐？那个啥子会审公廨是专门坑整我泥华人的！哼，倒是我伲宁波人不好欺侮得，单说光绪三十二年那桩子事，不是我伲宁波人硬朗，史晓得要呷多大的亏哟！”
刘鸿生面现敬佩与向往地说：
“小侄晓得！小怪晓得！我伲宁波人这大的事，小侄怎会？铭记在心？如今实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暂时栖身罢了，岂能在彼久混？”
周仰山益发满意，拈须笑道：
“好办！好办！听说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出了个跑街的缺，差事虽算不得上等，却体面，清雅，凭你的才智，是大有可为的！这跑街的月薪是一百元，额外呐，还有佣金，提法是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八钱四分银子，挣多挣少，就看你的本事了。我看是不错的，你以为如何？”
刘鸿生越听心头越是欢喜，面上却不显露，只是毕恭毕敬地微一点头。
周仰山又接着说道；
“那煤矿是英国人的买卖，上海办事处的经理也是个英国人，叫考尔德，讲一口流利的、略带些苏州味的上海话，和我是很熟的，你既愿意，明朝我就引你去，亲自为你求取这分差事。”
刘鸿生见事已成熟，目的已达，真是喜出望外，端肃地倒身下拜，口中感激地说道
“多谢老伯如此提携与栽培！小侄先代亡父谢过！老伯大德，小侄终身铭于五内，也一定不负老伯厚望！”
至此，刘鸿生巧握起周仰山这块得力的敲门砖，敲开了通往发财致富的大门。后来也一直不忘此恩，年年探望并送一份厚礼给周仰山。
巧顺考尔德
当时，周仰山的名头很响，加以与英商经理考尔德颇熟，而刘鸿生又仪表不俗，英语流利，善投人意，谈吐得体，是以事情一说即成。话间，考尔德数度唤着刘鸿生在教会大学取的英文名字“O．S”叫好，对刘鸿生印象极佳，临分手时，更拍着刘鸿生的肩膀说：
“阿拉喜欢依，阿拉喜欢依！依若喜欢，明朝上班好啦！”
“跑街”，是商业行业的“外事人员”，要推销，要催帐，要兼做对外联络，实际上就接近于现代的推销员与公关人员。这样的一分差事，对于年仅二十岁的刘鸿生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则，凭他的才智，机变，灵活，善于迅速察查机彀，是完全胜任的；反过来，是一种对他锻炼与增长才干的机遇。二则，这正是实现他那借助外商以求发达的最适宜的阶梯。一接手的几宗买卖，就显出了他非凡的公关本领。没过多久，经理考尔德不只充分信任了他，而且完全依赖了他。除了真实本事之外，刘鸿生还靠的是一“顺”，二“驾”。
对考尔德的基本特点，刘鸿生在上工前，即从周仰山处摸了个清楚，见面后，特别是办了一两件事，刘鸿生凭锐敏的洞察力更进一步地得到了证实，那就是这个因一头黄发被私下里称做“黄毛子”的考尔德是个十足的洋纨绔，自是骄横自恃，淫逸挥霍，嗜酒如命，好色无度，对职务只是敷衍了事。掌握了这个特点，刘鸿生就处处顺着他，不露痕迹却又恰到好处，恰值其需地为他送上些他正需要、正喜欢的酒，或假托，或“代买”些时新名酒。花钱不多（因为公平地说起来，考尔德在钱财上并不贪，而且往往很慷慨）效果却很好。在“酒”上，刘鸿生可以说“顺”得十分得体；在“色”上，初时却使刘鸿生感到十分为难。上工没几天，就发生了这种事。
一天，已是下班了，室内只剩下了刘鸿生与考尔德两个人。考尔德一边理着他那漂亮的西服，一面走近刘鸿生诡秘地微笑着，轻轻地叫着刘鸿生的英文名字说：
“O．S，陪我到会乐里去白相白相好伐？”
刘鸿生听了，心下一突，会乐里？这地方很陌生，但听说是听说过的，与长三堂子等处，是上海出了名的烟花场。虽说，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特别是在上海，有闲人逛逛妓院是不足为怪的，可刘鸿生出身于正经人家，自幼受母亲良好教育，读书时又一向以品学兼优称著，这刚一踏进社会，就去那种场所，莫说传闻出去有失身价与风雅，就是心理上也无法接受。刚欲婉言拒绝，又当即联想到考尔德的为人，强自顺从地点了点头。
刘鸿生是向不为无谓之事的，可事关大计，他只好权从，接着，又陪黄毛去了几次。
“顺”，使考尔德又赏识又喜欢，对刘鸿生显得格外亲近。刘鸿生就凭此基础，大展其才了。按说，跑街销煤是只管洽妥用户，定好数额就回报经理的。刘鸿生初时也是如程依序，渐渐地今日“代劳”、明日“不敢有烦”。买卖做得顺当利落，考尔德又乐得清闲，又难得放心，就几乎是“委以全权”了。如此下去，本来对业务就马马虎虎的考尔德就益发荒疏了，往往一些业务细节还得询问刘鸿生了。仅几个月时间考尔德这个经理在业务上就基本上被驾空，而实际左右业务的却变成了一个普通跑街刘鸿生了。
被驾空的考尔德是越来越清闲了，可刘鸿生却时刻没有放松，而且越来越加劲，精力集中在业务上，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哪怕一个细节，也不辞劳苦必欲弄清。他销煤，就一个心眼儿用在“煤”和“销”上，他不但仔细观察，而且买了些相应的有关煤的书籍；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用了心，下了功夫，使开平煤在上海的销量日增，几个月的时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不仅使刘鸿生的收益显著增加，而且使黄毛考尔德更受其益，他的所得要较刘鸿生大得多，而办事处在公司的声望自然也更高了，不用自己费力操心，全凭一个跑街，便几月间获此显著成效，考尔德岂能不格外高兴，又岂能不对刘鸿生格外器重？
刘鸿生却意不止此。对考尔德表面上虽十分恭顺，内心里对其为人与能力却大大地不以为然，考尔德不过是他通往发达的又一个梯子而已。他深知受益更大的公司对上海这个理想的市场上的销量剧增绝不会不格外留心，总有一天会过问的。他为此又进一步下功夫奔走用心，勤摸细察，总结出一整套增销的办法，待机而售。
这一天机会来了，黄毛酒足饭饱又玩得痛快，心情正好，恰又值无人在侧，刘鸿生便乘此机与黄毛做了一番业务长谈。他先郑重地说：
“考尔德先生，多谢您了！几个月间在您的指点下，我学会了不少东西，也受到您不少关顾！”
考尔德开心地大笑：
“好说！好说！O．S，你是个有心人，好材料，这个，这个……”
考尔德的上海话虽好，可终究是老外，遇到“可造之材”一类的雅语却往往卡壳。
即便是一般谈话，刘鸿生也是“顺”着这位洋经理的，他英语虽好，为了显出考尔德上海话的水平，他尽量不用英语，而且上海话中也尽量带些苏州味儿。可一到考尔德上海话卡壳，他就不着痕迹地接一句英语，巧妙地代为掩饰，这次也是这样，他又及时地接了句英语，而后说：
“就算可造吧，也总得有人造就才行，以往靠先生，今后还得仰仗先生啊！”
逊谢了几句，又接着说：
“为报答先生，为增加您的收入，提高您在公司的地位，我又想了些办法去增加销量，不知可不可行？”
考尔德听了眉开眼笑，连连催促“快讲”。
刘鸿生见考尔德已全神贯注，便条理分明地亮出了他思虑成熟的一整套方案。据有关文章记述，方案是这样的：
一、设法保住老户头，不断开发新户头。办法是勤跑勤访，保持密切联系，多给老户头些方便，逢年过节再送点礼，加深感情，巩固关系。其中绝不可忽略的关键人物，就是烧炉的师傅，别看是工人，可他说句烧谁的煤好，可有着挺大的作用，而且同行多朋友，还可藉此开辟新户。
二、按质论价，坚守信用。现今市场上卖的都是统煤，好坏相混，一样论价，用户也很不方便。如今若把块煤与屑煤分开，分等出售，按质论价，虽费点事，却给用户很大方便，各取所需，销路必然大开，再用中国一句老话“童叟无欺”，绝不以次充好，回头客必多。
三、及时供应。勤动脑勤跑腿勤访勤问，抓住一些用户用煤时间，及时主动送达，真正将用户看成衣食父母，依实需做出计划，确保不积压，不脱销。
七十年前，一个刚离校门才工作几个月的二十岁的青年能于纷杂的、竞争激烈的销售中制订出如此周密而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是难能可贵，倘不独具慧眼，独秉慧心，又肯下功夫，是绝不会洞察这些市场彀要的。仅分等论价一项就非同凡响。当时，煤炭尚属实际使用不久，统煤销售被视为当然，而居民与一些小炉号多用煤粉，却不得不用高价一并买大块煤；反之，一些专需块煤的用户，也得购进需量甚少的煤粉，又均不能丢弃，实是有些伤脑筋。可这种现象一是为时尚不长久，二是卖的人没经此切身困扰，根本没有想到，偏偏有心的刘鸿生察到了，想到了，当即使销量激增。
他尚有更大更好的方案已孕育在胸咧，只是黄毛这一级尚不配亮出而已。他算准了，时机不久就会到来的。
果然，销量激增的结果，震动了开平公司的大班（相当于现代的总经理一职），他不信黄毛有这种本事，自然要过问，黄毛也不负刘鸿生，乘机为之请功。大班来电，正式招见了。
刘鸿生等的就是这一天。在黄毛兴冲冲地告诉他，已为他请功之后，刘鸿生就用心探访大班的为人与嗜好，且均不着痕迹。比如说，一次乘考尔德喝得面红耳热，兴味正浓时，刘鸿生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大班的身上，考尔德乘着酒劲儿，哈哈大笑着说：
“他嘛，别看是我们英国的绅士！喏，可也酷好这杯中之物咧！到了你们中国以后，更酷爱起了你们的状元红、女儿红，常不惜重金从你们的苏州购运新出土的呢！还加了个嗜好：好茶、茶酒酷好的结果，连茶具、酒具也爱成了癖！不像我，酒好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