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重庆自来水公司投资最多，高达五百四十六点六五万元，占该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
另外，一九三七年，对重庆电力公司投资一百三十万元；一九三０年对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投资八十三点七六万元。
当时投资社会公用事业，见效慢、收益少，但杨粲三仍然投资，这既是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会知名度，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杨粲三对工矿企业投资不大，在五十九个投资企业中，仅有少数几家，它们是：川康毛纺厂、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
另外，为沟通各种社会关系，而搞了一些应酬性投资，如向国民政府参军长四川同乡吕超发起组织的“中国抗建垦殖社”投资七十六点六万元；向《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新闻报刊投资等。
聚行投资的企业虽多，但大都只是参与资助，在企业中不负什么实际责任，更无掌握控制之权。由杨粲工出任董事长、负企业实际责任的只有两个“重点投资”企业：兴华保险公司和川康毛纺厂。
兴华保险公司是杨粲三专门为他在美国学习保险业务毕业归来的次子杨锡远创办的。在杨粲三的几个儿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次子锡远。
锡远从小聪颖伶俐，虚心好学，十分招人喜爱。稍长，即被送往美国，专攻保险业务。学成归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粲三发现锡远思维敏捷，智勇双全，是极为难得的金融人才，心里非常高兴，暗中将锡远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着意栽培。
一九三四年，杨粲三赴英与扬子公司签约，为了锻炼锡远的才干，特地让他随行，并让其代表自己全权与英商谈判。杨锡远果然不辱父命，使谈判获得圆满成功。对此杨粲三十分满意。
为了发挥杨锡远的特长，一九三五年，杨粲三又特地拨款创立兴华保险公司。
杨锡远对父亲的一片苦心也心领神会，果然发挥所长，勉力经营，一年就获利五万多元。
一九三七年，省财政厅长刘航琛想把几家川帮银行联合起来。为投石问路，拟先让各家银行联合投资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刘同杨粲三商量时，杨也正想将兴华保险公司扩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银行共同出资合办，让儿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游。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各银行承接的水火保险业务，全是代办性质，只收佣金，唯有川盐银行的盐载运输水险是自负盈亏，一向获利较厚。经刘航琛出面说合，除川盐银行外，其他各行都愿投资合办，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业、建设、美丰、重庆等七家银行及义本钱庄、民生公司、华懋公司等。
增资后的兴华保险公司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其中聚行投资二十八万，其他各家均为六点五万元。由杨粲三出任董事长，周见三任总经理，杨锡远为上海分公司经理。聘有美国顾问克鲁伦驻上海，主要业务都由以杨锡远为首的上海公司承办。
一九三六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称的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一个由杨粲三投资创办的大型毛纺厂川康毛编厂诞生了。
抗战爆发前夕，华北形势紧张，各厂商纷纷寻找退路。
山西太原毛纺厂的工程师王达甫和留学英国、专攻纺织的盛绍章专程赴四川考察。他们发现：四川西部一带盛产羊毛，却无厂就地加工，如果在当地投资设厂，生产毛纺织品，不仅能就地解决原料、节省费用，还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们便通过聚行成都分行经理陈梓材邀请杨粲三投资。
杨粲三对投资办工矿企业素来兴趣不大。但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默默地听完了陈梓材的汇报后，也有点心动了。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四川的毛纺织品向来仰仗上海、汉口供应，如果日本侵华的战事一旦扩大，波及上海、武汉，四川的毛纺织品市场必然会货紧价扬。如果聚行能投资办厂，将来一定有市场。想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英美等国无力东顾之时，国内的毛纺织业迅速发展，都获得了厚利。就是聚行经营的名牌毛绒线，销路都好，利润也高。再说聚行资金不成问题，又有王达甫和盛绍章相助，办毛纺厂正当其时。想到这里，他将烟锅里的叶子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从躺椅上站起来，果断地对陈梓材说：
“就按王、盛二人的意思办吧！你具体经办，需要多少款子尽管说就是，只要能把毛纺厂办好就行！”
经过仔细研究，他决定投资四十万元兴办川康毛纺厂。除王、盛等人占股四万元外，聚行投资三十六万元。由杨粲三亲任董事长（指定陈梓材以常务董事资格代理），由盛绍章任总经理，王达甫任工程师。厂址设在犍为县店子场（今属乐山市五通桥区）。
杨粲三对川康毛纺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毛纺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创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当时抗日烽烟四起，长江水路阻隔，纺织厂所购全套英制机器只得通过越南海防港经陆路车运来川。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枉费了大量资金。原来的四十万元资金还没等毛纺厂开工就已耗尽，工厂迟迟无法开工，几乎夭折。
正当杨粲三左右为难之际，恰逢汉口裕华纱厂老板苏汰余为避战乱，迁厂来川。杨粲三素知裕华股东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乃通过与苏汰余有儿女亲家关系的陈梓材，邀请苏汰余向聚行及毛纺厂投资。
引入了裕华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川康毛纺厂才起死回生，至一九四一年终于投产。
最后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天早晨，雾都重庆大雾弥漫，如同黑夜。杨粲三仍照往日的习惯，五点多钟便起身了。
洗漱毕，走进书房，但他没有抄写《十三经》，练习毛笔字，而是双眉紧皱，手捧着九弟杨季谦的急电，呆呆地出神。
自从大儿子杨受百将此电交给他后，他已经几个昼夜寝食难安了。
在杨季谦的急电中，明确提出了形势危殆，请速调款百万美元，到香港注册银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欧美发展，以确保聚行基业之不衰的主张。面对这重大的决策，杨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了。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庄严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国几乎就只剩下四川这个最后的反共据点了！
据悉，解放军正兵分几路向大西南挺进，看来重庆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国民党的官员们，地主、商人们，纷纷卖田卖地，兑换黄金、美钞，准备逃跑。去台湾、去香港、去欧美！
而杨粲三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作出如何的选择呢？
按照老九的意思，拨一百万美元，在香港注册银行，然后再向南洋及欧美发展。这样聚行的未来或许还能前程似锦。不是很多银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吗！
可是，一想到出国，一想到洋人，杨粲三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他总忘不了一九三四年在伦敦街头因身穿长袍马褂、脚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围观、嘲弄的情景。难道从此就要远离故土，去当外国人吗？故土难离呀！父辈开创的基业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发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场搏杀，多少次的闯过难关，都得益于这块宝地呀！自己已年过花甲，难道要出去做异乡孤魂吗？他不由得一阵悲伧，涌出点点泪花。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我不走！”
这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不仅口头上托人转告杨粲三邀请他进京共商金融大计，而且还写专函辗转交给杨粲三，请他进京。
杨粲三觉得很高兴，决定亲赴北京，为他的聚兴诚争得一席之地。
经过了周密的联络和安排后，杨粲三绕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
出发前一周的一个上午，杨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监事及高级行员开会，向他们宣布了聚行将不逃资、不出国，并抽调部分资金维持银行业务，保障员工生活，等候解放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个星期天，待孩子们从南开中学回到家中，杨粲三又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他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解放军很快要来了，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段时间，外面很乱，孩子们必须留在学校里，家里人必须留在家中，不能离开重庆。我要到北京去，为聚行寻找出路……”
杨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对孩子十分严厉，这时想到北京之行不测的前途和自己走后亲人们的安危，不觉泪光闪闪，有点动情。
朱夫人见状，也落下了泪水。
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儿子受百忙安慰道：
“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里的事我会照料的！”
几天后，在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重庆街头不时传出枪炮声的严峻时刻里，杨粲三毅然离开了重庆。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杨粲三这次北京之行。
十二月初，杨粲三顺利到达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派曾凌和李维诚前往天津迎接杨粲三。杨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认为共产党看得起他，对他礼仪有加。
到达北京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会见了他。南汉宸对他说：
“杨老板，对您坚持不出国、不逃资的爱国行为我们非常钦佩。今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您作出的拨二十至五十万美金维持银行的决定也是积极的，顺应了时代潮流。您能留下来，并来到北京，表明你对新中国的信任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杨粲三见南汉宸对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了解，感到惊讶，又听到他一片赞扬之词，也非常激动，忙说：
“行长先生过奖了。我想，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在国内总比漂泊国外好，以钱维持聚行总比让它垮掉好。我这样做，于国家于聚行于我们杨氏家族都有利，也是份内之事，何足挂齿！”
“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南汉宸诚恳地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杨老板经营金融业数十年，声望卓著，请问您对新中国的金融大业有何高见？”
杨粲三正想谈谈聚行的事，听南汉宸向他提问，态度又十分诚恳，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实在抱歉，老朽对共产党的金融大业知之甚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不过，依老朽之见，当务之急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对聚行这样的私营银行亦特别要予以扶持。我们聚行有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聚行……”
说着说着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汉宸见杨粲三滔滔不绝地谈的全是聚行，与全国金融大计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断，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兴业、国华、金城、大陆、中南、和成、源长等八家银行的联营组织。
聚行参加联营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下，改革经营方针，转变经营作风，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修订制度，从而使部分业务有了起色。但是联营只不过是在某些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不能统一指挥业务，调配人员，运用资金。加之聚行的经营范围被划在经济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从总体上仍未能扭转亏损，达到收支平衡。
杨粲三不愿将尚存于美国的数十万美金调回国内以弥补亏损。他觉得，这笔资金一旦调回，杨氏家族的资本将全部蚀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应付。
这时，聚行职工和杨晓波、杨受百等杨氏家族的“锡”字辈成员，都竭力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参加公私合营，依靠国家的力量扭转聚行的亏损局面。杨粲三却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原则，坚持反对走公私合营之路，拒绝在公私合营的协议书上签字。
据有关文章描述，杨粲三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思想不通，经杨晓波和杨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杨晓波和杨受百又来劝说杨粲三。
杨受百解放前就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他时常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死守聚行为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头痛。但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是杨氏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他也不敢当面顶撞父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劝说。
杨受百见父亲并无欢迎的表示，只好硬着头皮说：
“爸，你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泰民安，一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拥护共产党是民心所向啊，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难道我就不拥戴共产党？要不，当初我留下来干什么？”杨粲三颇不耐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想劝我参加公私合营吗？我也想好了，要参加也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杨受百迫不及待地问。
“第一，不要国家投资，保持聚行现有资产结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银行业务仍由我主持！”杨粲三不紧不慢地说。
杨晓波开始听杨粲三说可以参加公私合营，不由一阵高兴。待听完他的三个条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五爸，您这三个条件，实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党和政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你们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安插大量人员，这不是要将我们杨家挤出聚行吗？想当年，我和刘航琛、徐堪明枪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纯商业银行的性质，保住咱们杨家的地位吗？聚行是我们杨家一手创办的，我怎么能看着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杨晓波见五爸越说越激动，赶忙说：
“五爸，我们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现在聚行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闭。未必您愿意看着聚行破产吧？”
杨粲三长叹一口气，沉默不语。
杨受百乘机赶紧又说：
“爸，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与刘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国实行公有制，搞计划经济，这是大的时代环境。聚行作为私营银行肯定难以生存。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还是应当顾全大局，顺应时势，抛弃一己之念。”
“五爸，现在上海、金城等许多私营银行都已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员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们行由于连年亏损，行员生活受到影响，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都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呢！看来，参加公私合营，依靠政府力量改变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杨晓波进一步劝道。
听着两兄弟的轮番劝说，杨粲三心乱如麻。他见杨受百还想说什么，忙说道：
“你们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还是让我再仔细想一想。你们走吧！”
杨晓波、杨受百见杨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杨粲三裹好一棵叶子烟，装在烟斗里，用火柴点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
为了打消杨粲三的顾虑，动员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人民银行西南区、重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都主动上门，给他分析新的形势，讲解党的金融政策，对比解放前官僚资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不同性质，帮助他认清国家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前途，对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杨粲三终于抛弃了“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改变了固执的态度，同意申请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杨粲三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逝世，亨年七十六岁。
（丽君）
李晓华和香港华达公司
李晓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北京工人家庭。籍贯北京。个人资产十八亿元。文革期间，下放到黑龙江，一九七八年返京后一直干杂活，因倒卖十六块电子手表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八十年代初期，独自走到广东，用三千五百元买了一台从英国进口的喷泉式冷冻果汁机，到北戴河海滨，与当地人合作设立一家冷饮合资公司，赚取十万多元。后改做放映录像带生意。一九八五年，年已三十四岁的李晓华告别妻儿，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后成为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三家代理商之一。这时，其事业走入正规，开始发展旅游、贸易、地产、纺织等业务。
一九八九年，在香港设立华达投资（集团）公司，投资香港房地产、日本进出口贸易、马来西亚铁路建设等。赚取利润后，在北京、天津、山东、吉林等地不断投资，设有十多家三资企业。
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
北京自然环境雄伟壮丽，整个地势呈西北高而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西部山地，南起拒马河，北至南口附近的关沟，总称西山，属太行山脉；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著名的高峰有东灵山、百花山、妙峰山和八达岭等。向西北不远，就进入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积平原。向东一百多公里，就看见了浩瀚的渤海。古人说它负山带海，龙幡虎踞，形势险要，称为“天府“。
在北京城正中，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览。来参观的人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一天，来了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举止轻捷、态度一本正经的中年人，脸上流露着果断和自信。他有一副近乎浅黑的、光泽的肤色，一对发亮的黑眼睛，黝黑的浓眉毛和头发。那深邃的目光和彬彬有礼的儒雅风度，一看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望着展品感叹：青春不再，岁月难回。想起万千往事，他激动地哭了。他屈指算来，当年一九六八年去北大荒，今朝一九九二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现今已壮年。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一批人都有牢固的“知青情结”，一批知青作家，总是不时地冒出几部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此人也有“知青情结”，不过他不是作家，他不想用虚幻的文学之梦来代替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的生活现实。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靠自己一双手，一副头颅。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北京超级富豪李晓华。作为“北大荒人”的一员，今天特意来此参观。
一九五一年，李晓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父亲李相，在日伪时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学院，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解放后，在北京照明器材厂当工人。母亲陈淑芳是个宽厚善良、能吃苦耐劳的普通妇女。由于家境清贫，全家六口人挤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的一座没有窗户、只有一道门的七平方米小平房。
李晓华出生时，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当他刚刚懂事时，常闹着父亲带他到故宫去游玩。不知怎的，小时候的他，对那座高墙深院特别感兴趣。那红红的、高高的围墙，那大大的宫门，好像特别神秘。他常和一群孩子们结伴在故宫附近玩耍，晚上回到家里便闹着说：
“爸爸，你何时带我去那大红墙里看看呀？”
李相望着儿子那张天真的小脸，无可奈何地说：
“周日爸爸休息带你去。”
李晓华歪着头，瞪着圆圆的大眼睛，似信非信地说：
“当真，不骗我吧？”
李相笑了笑说：
“爸爸何时骗过你，快去睡觉吧。”
李晓华扑到父亲怀里，抓着父亲的手说：
“好！咱们拉钩。”
李相笑着伸出手和儿子拉钩。从那天起，李晓华天天翻着日历。好容易盼到了星期日，李相带着儿子来到故宫。李晓华高兴得连蹦带跳。他望着那城墙四角建的角楼精巧玲现，仿佛自己进了仙境一般。他拉着爸爸问：
“这些房子都叫什么名字？是给谁住的呀？”
“这是故宫。是皇帝住的地方。”
“皇帝是什么人呀？他为什么住这么大的房子呢？我们为什么住那么小的房子呢？”
李相对儿子幼稚的问话耐心地讲解着。他们走进故宫的正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有五座楼，李晓华指着楼问：
“这是什么地方？”
“这叫王凤楼。这门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午门之内，是内金水河，河上建有汉白玉石桥，叫金水桥。”
他们过河往北走，经过太和门，李相指着说：
“这是故宫最著名的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总称三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皇帝登基，颁发诏书，发布新进士黄榜以及皇帝过生日等，都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
李晓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断地提出问题，李相都一一回答。李晓华慢慢地长大了。他不再用父亲带他去游玩了。他自己和许多孩子结伴去中山公园、景山，天坛、颐和园、玉泉山、香山、西山……他最喜欢香山。对香山，他简直是了如指掌，每年四季他都要去。因为香山的自然风光，一年四季景色各异。那里山高林密，夏天来得迟，去得晚。当城里已近花稀叶放的时候，这里却正是春色满园、山花烂漫的芬芳时节；在挥汗如雨的酷夏，当他踏进香山，就会顿感凉风习习，暑气全消；秋天黄栌叶焕丹红，如火似锦，李晓华更不肯错过看看香山红叶；冬天，雪后放晴，山岭树梢一片银装，绚丽华美。李晓华望着这些景色，编织着许许多多幻想。
由于家中生活不宽裕，他和伙伴们没有钱坐车，便步行而去。有时他们累得精疲力尽，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往家挪。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马路边歇歇脚，可是一坐下就不愿再起来了。他望着马路上奔驰的小轿车，幻想着：我要是有辆小轿车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便脱口说：
“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一台这样的小轿车。你们愿意到哪里去玩，我都拉你们去。”
另一个孩子不眼气地说：。
“到那时，还用你的车？我一定买台奔驰，那才气派呢！”
李晓华闻听，不服气地说：
“奔驰算什么，我买世界名牌法拉利。”
自从有了弟弟，家庭生活更加拮据。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每天早晨是玉米面粥，到学校刚上完一节课，肚子就咕咕叫，饿得难受。中午每人一个菜团子，：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她的一份尽量分给孩子们吃，每人只分得一点点儿。李晓华饿得饥肠辘辘，瘦得一身皮包骨。弟弟太小，父亲想方设法买几个苹果，每天给小儿子吃一个。每当这时，四个孩子都围上来，眼巴巴的望着父亲拿着红红的苹果打皮、李相打皮的水平很高明，直到整个苹果打完，皮才掉下来，三个孩子立刻伸手抢过去，塞到嘴里，感到非常香甜。
李相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他绝不许孩子们往家里捡东西。每天晚上，孩子们都要把作业摆在桌子上，等待着父亲下班回来检查。李晓华爱耍小聪明，总想投机取巧，为此不知挨过多少次打。
虽然李相每天忙于工厂里的工作，但望子成龙，希望孩子们长大事业有成，还从十分桔据的家庭生活费用中抽出一点钱为四个孩子请了家庭教师，并对他们严加管教。
艰苦的少年生活使李晓华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品德，永远不忘那些贫困的人，
李晓华在吉祥胡同小学毕业后，到北京二十二中读书。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前门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人，李晓华出于好奇心，也挤上去看热闹。只见有些人拦着路上的行人，查看脚上穿的鞋底，说是鞋底上的花纹有的是“毛”字，有的是“共”字，不许穿。见路上有的人拎着鞋光着脚走路，李晓华感到很新奇，也随着人群寻找着。后来，他参加了红卫兵，造反、上街游行、写大字报，有时忙到深夜。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和同代人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一九六七年，他在北京二十二中读初中，可是没有学到什么文化。
一九六九年，他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浩大洪流，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的那天，贫穷的父亲在离别的时候跟有钱的父亲不同，他对儿子说：
“好，你去吧，去挣自己的口粮吧！我对你再不能有什么帮助，你应该去开辟自己的路，而且要常常记着我们！”
但是，他们是否还能够重新相见，年仅十七岁的儿子离家去那人烟稀少的北大荒，是否可以靠自己活下去，这一切还覆盖在漆黑而沉重的帷幔下。父亲想多给儿子一点路费，但是没有可能。他从手边仅有的十八元钱之中究竟应该分多少给儿子，几乎反来复会计算了十来次，觉得全给了儿子还太少。做母亲的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包裹上不住地滴着眼泪，她连自己顶顶需要的东西都放在里头了，但是知道实在还不够，同时也明白再要放点东西进去是无法办到的了。
李晓华奔赴北大荒，在虎林沼泽地开荒种地。那时，李晓华只有十七岁，面对这里的一切都叫人想起世界的起源。这座无路可通、神秘莫测的森林，像时间一样古老，在这帮孩子们的心目中，成为最可怕的幽灵的住宅、吃人的妖魔的家和避难所了。他们认为，这些巨大无比的森林是不可思议的谜。站在它的脚下，自己显得多么渺小，真像一群受了惊的小动物！森林深处传来种种怪叫。然而，最可怕的还得数头顶上那片漆黑的天空，当暴风雨发作的时候，那儿竟没有一颗星星用星光来欢迎这批刚到的客人。当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干革命大事业。他和大家一样住在帐篷和土坯盖的房子里，一块干庄稼活、当炊事员、开拖拉机，一起在寒冷的北大荒洒下思乡的泪水……
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进森林想找点吃的。走着，走着，觉得有股凉风。他们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个同学喊道：
“不好！我听说这种凉风预示有野兽出现……”
没等他说完，便听见一声吼。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向他们走来，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快跑！”
大家这才拔腿跑。两条腿怎能跑过四条腿呢，有人灵机一动，喊道：
“分开跑。”
就这样，几个同学总算死里逃生。可是，他们迷路了。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望着遮天盖地的大森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森林中乱问。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寒风掠过树顶，森林立刻苏醒了，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百年的古松用惊慌的、带着丝丝声的低语互相呼应了一阵，于是干霜就带着柔和的簌簌声从被骚扰的树枝上洒下来。
风像刮来时那样突然停止了。树木冷得麻木而僵硬了。立刻就可以听见破晓前树林里的种种声音：附近林中空地上的群狼贪婪的争吵声，狐狸小心的吠叫声和醒来的啄木鸟的初次的、还没有把握的啄木声。啄木声在林间的静谧中那样美妙悦耳地鸣响着，仿佛它啄的不是木质的树干，而是小提琴空心的琴身。
风又在树梢上浓密的针叶丛中猛烈地喧哗一阵。最后的几颗星星在发白的天空中悄悄地熄灭了。天空本身变得更紧密了，缩小了。森林坚决地抖掉身上残余的夜的黑暗，浑身苍绿，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看到松树卷曲的树梢和枞树的尖顶怎样变成了紫红色，后来又闪闪地发起光来，就可以猜测得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这一天一定是晴朗、清新的。
几个知青围坐在篝火旁，熬过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篝火也灭了。
回到驻地，他们整整睡了一天。下午醒来，大家聚集在一起回忆着昨天那惊险的情景，无不后怕。一个战友说：
“咱们也够幸运的，前些天有知青进山碰上了熊。他们没有经验，顺风逃跑，而且朝着一个方向。人与熊赛跑，谈何容易！熊不用费劲就追上了，将舌头一伸就把一个知青的脸舔去半面……”
说到这里，李晓华的心笃笃跳着，眼皮直哆嗦，脸烧得像烤着火，手冷冰冰的。他直僵僵地坐在那里，好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形象，给怔住了；他脸上的皮肤都收缩了，他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抑制着正要发出来的叫唤。
他真的觉得人生有些空虚。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似的，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见不到自己的一个亲人，凄凄凉凉地在许多陌生的面孔、陌生人的眼光中行走。他觉得世界太空虚了，正如自己坠在大海之中，什么依靠也没有。他想哭，但又哭不出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真的能够游过这陌生的人海，回到自己亲人的眼前，他会哇的一声哭起来的。他要这样的一哭，他要这样的哭才觉得痛快，才能清滤他的积闷，净化他的灵魂。
就这样，李晓华一干就是八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作业。他开过拖拉机，和战友们一起扑灭熊熊的山火，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他经历着各种血与火的考验，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抛洒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当一九九二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大规模的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时，李晓华应邀前来参观。这个已经拥有十亿以上资产的北京富豪，这个历尽人生艰辛的老知青，站在展览大厅凝视着那锈迹斑斑的镰刀、当年知青穿过的流行草绿军装、北京车站父母挥泪送别孩子的照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朋友说：
“当时我还小，不懂那些城里来的知青们为什么会半夜三更地在一起痛哭。以后，我长到十七八岁，离开农场、离开父母进城上大学后，这才明白思乡是什么滋味，明白了乡下对城里人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了一代知青纯洁狂热之后的失落感……”
当人们问起李晓华这段经历的感受时，他却很豁达：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谁都无法摆脱的经历，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没啥。在北大荒，那里的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说句笑话，从北大荒活过来的人，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他费尽周折转到了与北京为邻的河北省涿县农村插队。当他一踏进自家的大门，就一面跑一面喊：
“妈妈！”
母亲在屋子里听见了他的声音，悲哀地哭起来，一面抹着泪一面慌忙地奔出房间。看见儿子，母亲带着哭声呼唤着：
“儿子回来了啦！真的回来了！”
晓华冲到母亲面前，扑到母亲的身上，眼圈红了。母亲用左手紧紧地搂着他，用右手乱摸着他的脸颊、下颏、耳朵、胳膊和手，还摸脊背，一面摸一面哭着说：
“你真的回来了，你到底回到妈妈的身边了！……”
幸运之神光临了这个清贫的家庭。
北大荒之行磨练了他的意志，使他在未来的商海中能够不屈不挠地劈浪前进。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晓华在涿县农村插队干农活。但没有多久，也许是当地农村干部认为他是北京人有门路，也许是他们认为李晓华有文化、头脑灵活，反正，让他当上了推销员。如果说起他经商的经历，倒可以从这时候算起。但李晓华自己连作梦也不会想到：爱神却静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李晓华的父亲病了，他急急忙忙赶回北京。经人介绍，他要到西直门外的海军医院去找人买药。当时他穷，在农村插队能有几个钱？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为舍不得掏五分钱买张车票，被售票员当场查获。正当李晓华尴尬难堪之时，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说：
“他的票在这里。”
说着，递上五分钱。李晓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他不由自主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只见一个态度亲切、仪容妩媚、目光十分温柔的年轻姑娘向他示意地点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车外。只那一眼便使李晓华的心怦然一动。她神态非常高雅，尽管她不能称作美人，然而她那清亮的、抑扬有力的声音，娴静、安详而轻柔的动作，却能讨每个人的欢心和信任。
当他风尘扑扑地赶到医院抓药时，要找的人就是车上为他解围的姑娘。两人一见面，李晓华的脸立刻红到了脖子根。他结结巴巴地说：
“实在不好意思，我，我……”
没等李晓华说出口，姑娘便说：
“没关系，谁都有忘带钱的时候，何必认真呢。”
李晓华听了姑娘的话，心里明白，她是为自己圆场。心想：既然如此，也不必解释了。于是，他便自我介绍说：
“我叫李晓华，是知青，在涿县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