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盖住自己的屁股(2)
千万不可丧失优势
第一天我和艾拉游泳、晒太阳、打网球。他打网球时总是作弊，每次发球他的脚都严重犯规，我要他注意脚部犯规。一开始他想只当没听见我的话，但当他发现我很认真，也就照我说的做了。这让我明白两个人以后的关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了。
第二天我们谈到了业务上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同意，如果能够把细节弄清楚，那么，两家公司的合并将是天堂里的婚姻。
当天晚上，他离开我的书房，到他的客间去给他在凤凰城的妻子斯迪维打电话。南瓜中心装有内部电话，各房间可以相互通话。艾拉在他的套间曾用这个内部电话跟我谈过话。他给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忘了按“私人电话”按钮。
艾拉最后的谈话明确无误地通过我书房的扬声器广播出来，他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亲爱的，事情有办法了──我知道会有办法的。”艾拉对他妻子说，“如果我们齐心努力，事情能在6个月内全部办妥。我向你保证……艾尔人不错，但没有我行。我们会在董事会里拉拢一些人，之后我们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觉得我才是更好的首席执行官。我会赢得胜利，这是一辈子才能有一次的机会。”
后来，我和他在海浪餐厅共进晚餐，是在我平时进餐的角落里，这样便于谈话。他很兴奋，而我很镇定。听到他想攫取我的职位的目标，使我意识到他为那笔交易的完成已经流下口水了，如果能够保持镇定，那我就可以用更好的价格买下他的公司。
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下星期在图森开一个会，开始进行商谈。艾拉曾在图森上过大学，而我们却拥有《图森公民报》。我们两个人都很熟悉那个城市，可以把自己的财务班子带去而不被人发现。
我远离谈判室，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总是这样办的，这样一来，首席财务官道格·麦克柯金戴尔就可以拖延时间，说必须要和我商量。下午会间休息的时候，道格汇报说：“他们在公司的价值上乱开价，他们说什么要5亿美元。”
我告诉他要多听，不要显出急躁的样子。当天结束，他们谈崩，彼此价格相差极大。
艾拉问，他是否可以和我私下里一起吃午饭。
在午餐上，艾拉显出他的急躁情绪。
“你不觉得这笔买卖很不错吗？”他问，“我们会成为业内的重量级人物。”
“买卖当然不错，但你的价格却有问题。”我回答说，显出没有热情的样子。离开的时候，彼此都没有再次见面的安排。
1个月之后，艾拉打来电话，正如我预计的一样。他知道我要去亚特兰大参加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召开的大会。“我们能够一起去吗？”他问。
我同意我们在亚特兰大希尔顿饭店我的套间里会面。他进房间来的时候，仍然显出马不停蹄的样子。道格跟我在一起，艾拉的律师拉里·威尔逊也跟他一起进来。
艾拉说，他想了很久，仍然觉得我们应该合并。我们能够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达成交易？
我让道格告诉他说，我们愿意给他价值3.37亿美元的股票。艾拉让自己的肾上腺替自己做了决定。我们来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接受了3.62亿的价格，对我们来说捡了近1亿美元的便宜。
拉近对手
1年之后，在常规的、久拖不决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听证会之后，交易最后完成。现在，艾拉成为加内特公司的一部分，我非常清楚我在哪里需要他。
我的指导方针是从《教父》里面得来的一句西西里格言：“拉近友人，但对手要拉得更近。”
我很有信心，或者有些骄傲自大，毫不犹豫地把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一些席位让给艾拉，还给了他两个代表的名额，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代表，我还请他加入首席执行官办公室。
当时，那是加内特公司最大的一笔交易，因此我认为这是对那笔大交易的价格的一部分合理的补偿。艾拉却错误地以为那是推翻我的一个办法。
在综合传讯总公司，艾拉已经把自己确立为一流的交易者的角色，一流交易者与管理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而我两者都是，艾拉却不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从一笔交易走向下一笔交易，如同一条发情的狗。他并不关心如何管理已经拿到手的东西。
加内特公司与综合传讯总公司合并之后，艾拉留在凤凰城原来的公司总部基地。我向他建议，这样也许比较好，他也乐于接受。这样他感觉自己包括在公司之内，但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将他排除在罗切斯特的主要事件之外。
艾拉到罗切斯特来参加第一次首席执行官办公会议，我在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赞扬他，并请他谈谈自己的希望，看如何能够对公司有所补益。
他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我觉得自己可以为加内特公司完成几笔好的收购业务。我觉得我可以把大家带入现在尚且没有进入的一些领域，假如艾尔放手让我干的话。”
会议室内鸦雀无声，针头落地都能听见。艾拉把他内心里无保障的感觉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他承认自己只能够做我允许他做的事情。
艾拉认为，要想给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留下深刻印象，那就必须要完成比我更多的交易。加入公司的头3个月里，他反复不断地提出各种交易方案。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大规模交易，或者不是考虑成熟的交易，要么是不符合加内特公司整体的发展计划。他最愚蠢的一项建议是购买英国的一家广告牌公司。那家公司太小，而且麻烦不断，加内特公司根本不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但是，艾拉觉得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让董事会看出，他把加内特公司的规模扩张到了海外。
我们拒绝了那笔交易，艾拉感觉越来越急躁了。他的游戏计划是要以闪电战的方式袭击董事会，结果却不起作用了。我知道他最后会采用日本“神风队”的战法，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艾拉加入加内特公司的5个月后，我去佛罗里达参加在古老的博卡拉顿宾馆召开的一次出版人大会。午餐之后，大部分出版人都去打高尔夫球。
我不打高尔夫球。以前当体育记者的时候，我看过别人打高尔夫球，并进行过报道。打高尔夫球的问题在于，当你把心思集中在开车、击打和轻击等动作上的时候，根本无法思考重大的事情。我喜欢不停地思考问题，慢跑、游泳或晒太阳的时候可以做到。
我在博卡拉顿海滩俱乐部的一个凉台上晒太阳，突然接到一个传呼。我去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墙上电话处打电话。接线员说，艾拉先生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
“你好啊，卡尔。”我很开心地问候他，尽管有点愠怒，刚刚抽点时间出来晒太阳他就来打搅我。
“我打电话来是想告诉你，我准备发一个新闻稿。事实上，现在稿子应该已经发出去了。”艾拉说。
“哦，说说吧。”
“新闻稿的内容是，我准备辞去加内特公司高级主管职位，因为你我在处世哲学、政策和风格上有严重分歧。”
“这可真是有趣的事情。你在新闻稿中说了详细内容没有？”
“没有。但我提到我将留任加内特公司董事职务。”
“嗯，我有点吃惊，但能够理解。你想离开我真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可以多做些贡献的。”
“哦！”艾拉补充说，“还有一件事。我的确觉得──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但我的确认为，应该由我来管理加内特公司。”
“哦，这我倒不奇怪。你曾管理过一个公司，我也管理过公司。我能理解你想管理这家公司。但是，我曾告诉过你，这个职位目前没有空缺啊。”
“嗯，我准备尝试一下。”艾拉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很镇定。
“我准备跟董事们谈一谈，告诉他们说，我觉得自己能够比你更好地管理这家公司。”
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盖住自己的屁股(3)
美人与野兽
我就这样穿着游泳短裤站在凉台的电话旁边，身边都是些穿着比基尼的姑娘，而这个家伙却在告诉我他想夺走我的职位。
我深吸一口气，保持放松状态。
“卡尔啊，你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你心里有没有具体计划，或者一个时间表？”我问。
“我准备跟每个 ‘董事’单独见个面。我会要求他们在12月18号在纽约召开的董事会上投我的票。”当时是12月12号。
艾拉很喜欢谈话。我忍住自己的脾气，根本就没有反击，因此就引诱他说出了游戏计划。说完了他的出牌计划后，我打出了自己的王牌。
“卡尔啊，我们的董事分散在全国各地，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到处都有，后勤供应可能会出问题啊。为何不坐加内特公司的飞机去呢？这样就更容易见到每个人。”
沉默，他很震惊。
“你当真是这样的意思吗？”他最后难以置信地问。
“当然。只有这样你才有时间在会前见到每一个人，他们也才有时间决定到底拿你我怎么办。”
艾拉非常惊讶，我竟然在帮他的忙。我觉得自己只是在给他足够长的一根绳子，好让他吊死自己。
之后我离开海滩，回头去忙自己的工作。
我知道，艾拉的新闻稿发出去以后，媒体会来追我。毕竟，他是加内特公司的一名董事，还是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是在与首席执行官展开公开的斗争。
我在自己的打字机上敲出了一份简单的声明，并要求我的公共关系部门立即公布：“我很遗憾地看到艾拉离开本公司，他是一位极有能力的董事。但是，他在自己的公司担任了多年的首席执行官，我明白为什么他不想在我旁边当第二提琴手。”
媒体也明白这个新闻稿的意思。他们感觉不到我这方面有任何酸葡萄的味道。我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评述。这一切都是一天之内的故事。
声明发出之后，我立即安排我的两名秘书给加内特公司所有董事打电话。我写下了字条，详细注明应该对每位董事说的话。
我的儿子丹当时就住在附近的罗德戴尔堡。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让他晚上7点到我这里来一趟，这样就可以一起吃晚饭了。等他走进我的套间，两位秘书已经在电话上忙开了，我的字条送到了所有地方。
“发生什么事情了？这里好像在搞大选似的。”丹说。
“的确如此。”我说。我让他也来打电话，找到所有董事并打完电话之后，已经是晚上11点了。之后，我和他一起吃了一顿夜宵，这期间，我们安排好了额外的战略，以瓦解这次政变企图。
我把艾拉和我在媒体上发表声明的事情对各位董事讲了。我还告诉他们要做好迎接艾拉到访的准备。我开玩笑地说到了让他坐公司飞机进行夺取我职位的竞选活动的事情。
这几乎触动了差不多所有董事的神经。如果我阻止他们与他会面，也许就会鼓励他们觉得他也许有什么好东西要拿去给他们，或者以为我有什么东西值得隐瞒的。
当时，我们的董事会一共有15名董事。我预计会有4名董事投艾拉的票，其中有他自己的1票，再加上以下几票：
►汤姆·雷诺尔茨，是芝加哥的一位律师，以前他是艾拉在综合传讯总公司时的律师，5个月前进行那笔合并交易时进入本公司董事会。
►约翰·路易斯，也是综合传讯总公司带过来的董事。他是芝加哥的富商，后来成为派驻圣詹姆斯廷的特使。
►沃伦·麦克纽尔，一个不满者，也是个不称职的董事，是我的前任推举他到董事会的，而且他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图谋夺取我的职位。
我猜想，雷诺尔茨和路易斯长期以来对艾拉忠心耿耿，我不可能很快拿下他们。而且我知道，麦克纽尔不喜欢我，因此会加入艾拉的阵营，尤其是如果艾拉给他许诺公司高级主管的职位的话，我猜想他也会这么做的。
问题在保尔·米勒那里。他对我夺走首席执行官职位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公司的规章制度允许他在75岁之前一直保持有投票权的董事。他有可能成为艾拉的第5位投票者。
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盖住自己的屁股(4)
只多两票
我的计算意味着我必须保持住自己的支持者。我只多出两票了。
艾拉帮了我，我也知道他会帮我的。他向各位董事所做的游说工作完全是业余水平。他不事先打招呼就去了各位董事的家，在机场才打电话。他的短暂到访拿不出需要替代我的明显理由，只不过是他自己认为他能够比我干得更好而已。
董事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我报告他到访的消息。很明显，那些打电话的人是在确认他们对我的支持，米勒没有打电话。
最接近米勒的董事之一是威斯·加拉格尔，米勒担任美联社主席时，他是那里的总裁。加拉格尔认为，艾拉当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带来一场灾难，因此主动站在我的立场上游说米勒。
他的报告是：“保尔向我保证，他不会投票反对你。他有可能投弃权票。但是，从现在起到董事会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不要做任何有可能触怒他的事情，否则他有可能改变立场。”
董事会召开的头天晚上，我已经可以确信能够拿到10张选票了。艾拉并不知情。他让自己的伙伴路易斯邀请所有董事出席一次非正式的宴会，但只有我本人除外，他希望在晚餐会上做宣传工作，从而使他顺利进入顶层职位。
我的支持者告诉我说，他们不想去参加晚餐会。我请求其中一位去当我的间谍，好回来告诉我有哪些人参加了，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可爱的婊子养的去了。结果，当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我知道自己已经拿到选票了。
在第二天举行的董事会上，我按照日常程序主持会议。在“其他事务”一项，我停顿了一下子，看着艾拉、雷诺尔茨、路易斯和麦克纽尔。
我知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雷诺尔茨提出建议，由艾拉接替我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由路易对该建议提出附议。但是，没有出现建议，一片沉默。
我再次提出讨论其他事务。停顿，扫了他们4个人一眼，之后朝他们微笑，仍然是沉默。之后我要求进行15分钟的休息，休息期间，我说我将参加管理层接替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会议。
加拉格尔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威斯啊，”我说，“怎么回事？你认为那几个蠢蛋明白自己只能拿到4张选票吗？”
“那当然。”他说，“休会。”
但是，我想来点搞笑的事情。我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内容是：“决议：本董事在此要求，艾尔·纽哈斯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并选举卡尔·艾拉接替他。”
我对该委员会说：“我准备拿出这份决议书解雇我自己。道格将对此提出附议。之后，我们将进行点名投票，将那4个家伙记录在案。”
威斯一脸惨白，之后脸红，然后大吼起来：“你他妈的一个傻子！你已经赢了。不要再玩游戏了。我们回家吧。”
该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是银行家比尔·克莱格和激进主义分子多罗里斯·沃顿，他们都强烈支持加拉格尔的意见，他们说服我放弃投票。
“好吧。”我大笑起来，“但是你们都体会到胜利的快乐了。”
我们再次回去开会的时候，其他董事成员都坐不住了。每个人都在猜测小委员会的会议内容。
我请董事会安静下来，再次请求商谈其他事务，沉默。
“我想把管理层接替委员会的内容报告大家。”我说，然后沉默很长时间。“我们一致同意，祝愿大家圣诞极其快乐。本次会议结束。”
众人大笑，有些人笑得神经质。
我后来得知，艾拉和他的同伙本来在休会期间猜测，我回来的时候会要求他辞职。我并不是非这么做不可，虽然艾拉没有受辱，但还是感觉脸上无光，3个月后，他辞去了董事职位，跟我猜想的一样。
他的两名支持者提供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续集。接下来在2月份召开的董事会议上，路易斯和雷诺尔茨都要求私下里与我会面。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要求辞职。麦尔纽尔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3年之后，我降低了担任过前任公司董事者的退休年龄，因此将他弄走了。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著名的“麦尔纽尔修正案”。
改造对手的艺术
我对路易斯和雷诺尔茨说，我明白他们对艾拉保持的忠心：“既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希望能够赢得对我同样的忠诚。我要求你们两位留任公司董事。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可以对公司做出贡献。”他们都深感意外，也很感激。
尽管雷诺尔茨和路易斯加入公司董事会的时候站错了队，但他们最终成为公司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杰出的董事，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足够的关心和重视。
这表明对手也是可以成为盟友的，假如你愿意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
将对手转变为朋友是有艺术的。应该假定，一个聪明人并没有非要不喜欢你的理由，自己也不要心怀嫉恨。
这个人生哲学在路易斯和雷诺尔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3年之后，作为公司补偿委员会的重要执行成员，雷诺尔茨带头提出建议，将我的基本年薪翻了一番，从45万美元增加到90万美元，一年之后又增长到100万美元。如我所预计的，雷诺尔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话直说：要给对手足够长的绳子，好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吊死。
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剥掉鲨鱼皮(1)
纽哈斯穿着鲨鱼皮制服，你不知道制服在哪里结束，艾尔在哪里开始。
──《洛杉矶时报》
1978年9月7日
新一代强盗式资本家正在美国的一些里公司幽灵一样闪现──他们是一些袭击者和交易人，专门从不细心或毫无准备的首席执行官手中偷窃上市公司。
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应对偷窃本公司的强盗。
辛辛那提的亿万富翁卡尔·林得纳是一条披着羊皮的鲨鱼。
跟所有公司鲨鱼一样，他这人要专门对付。我用幕后操纵竞赛的传统方法征服了林得纳，只是在确信已经打败这个婊子养的时候才公开全部事件。
我用了“征服”而不是“赶跑”这两个字眼，是因为从传统的意义上说，鲨鱼是赶不走的。
如果发现有鲨鱼在你附近的商业浑水里游动，你的本能就是赶紧回击。如果这么做，你轻则会被咬伤，重则因此丧命。
我不跑走，或者也不想从鲨鱼身边游开。但是，我会小心地打量鲨鱼的体型，看清楚它的来头。因为我的诱饵使得鲨鱼来到我身边的水域，而不是我游到它们的水域。这样的话，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迅速下钩，什么时候轻松捉住。
1979年，林得纳成为加内特公司第二大股东，此时，我知道他有隐蔽的动机。
林得纳与华尔街上其他的一些公司收购者关系密切，他对他们总是亲切地称名道姓，比如伊凡（博依斯基）、卡尔（依卡恩），或者迈克（米尔肯），或布恩（皮金斯），或索尔（斯坦伯格）。
他的目标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他的风格与众不同。林得纳为人刻板，说话慢条斯理，走路慢腾腾的。不抽烟，也不喝酒，从不公开露面。他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友，经常去教堂。但是，美元才是他真正的上帝。
他通过收购进入公司，成为各公司的实力股东，拿到管理权，之后增加自己的持股数，想办法进入董事会，最终掌握公司。他在潘恩中央公司、联合品牌公司、K圈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都干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购买了艾拉的综合传讯总公司以后，林得纳拿到了他在加内特公司的筹码。他是综合传讯总公司的大股东，在我们的股票交换中，他最后拿到了加内特公司4%以上的股票。
他的目标是控制公司
兼并案之后的一年，他和他公司的总裁及跟随者、矮胖的龙恩·沃尔克来见我和道格·麦柯金戴尔。林得纳说，他很喜欢我们公司，因此想“增加我的分量”。并不必是一个天才就可以看出，他想要的是公司的控制权。
他最初的目标是加内特公司基金会，那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共有约11%的股份。我和道格都是该基金会的托管人，一共有14名托管人。
“基金会可否将它持有的加内特公司大宗股份销售给我呢？我可以按照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支付额外的一大笔费用。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适呢？”
我们针对他的所有问题的答复只有一个：我们无法代表托管人说话，我们觉得托管人对销售股份没有兴趣。但是，他可以通过基金会的主席约翰·斯哥特办成此事。
我们提醒了斯哥特。斯哥特是一位有话直说的印第安纳州人，以前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林得纳接近他的时候，斯哥特请他出去。“本基金会股票不卖。”斯哥特说，再没有别的话了。
如此一来，林得纳只好到公开市场上去下手，同时也使我们去找了一位专门从事反收购的律师。我们请了最好的一位反收购律师，是马迪·利普顿，隶属于沃奇泰尔-利普顿-罗森及卡茨律师公司的纽约公司。
利普顿提出两项针对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与其他反收购公司的修正案很类似，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接受这样的修正案，目的是要阻挡或防范投机艺术家们：
►一项所谓的公平股价修正案，目的是要在出现收购邀约的时候，确保所有股东都可以同样价格得到大笔付款。这就使得收购者必须花费相当大的资金，因为他无法在获取大股东的控制权以后，迫使较小股东以较低价格销售自己持有的股票。
►董事会分层设立。每年进行董事会重选时，只让1/3股东参与重选，这样可以防止管理层发生突然变化，同时也让公司收购者更难控制董事会。
1985年5月21日召开股东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多一点，林得纳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通知，说明自己已经获得加内特公司额外的股票，使其持股总数超过5%。凡持股超过上市公司流通股5%时，都必须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报告。林得纳的文件说，他时不时还可能增加更多持股额。
他的企图是明确的和一流的，跟任何公司收购者一样。他的企图不外以下几种：
►收购足够多的股票，强行进入董事会，最终获取管理控制权。
►要么是形成足够威胁，成为让人心烦的对象，从而迫使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使他得到大笔利润。
当我们的公司代理人将包括两个反收购修正案的文书以邮件方式送到林得纳的手上时，他马上从辛辛那提的总部给我打来电话。他平常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低调得很，这次却高了好几个8度。
“艾尔啊，我真是深感震惊。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会对我做出这等事情。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会在不事先通知我的情况下开始。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了。你能来辛辛那提吗？”
他喜欢在自己的家门前做生意，我不吃他那一套。
“我在华盛顿要开一个星期的会，脱不开身。但是，如果你有空来这边一趟，我一定相当高兴见到你。”我说。
当天下午，他在我公司驻华盛顿地区总部的大堂里打来电话，说他想上楼来拜见一下。他将所有的会面都称为“拜见”。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慢慢得知，他的风格就是像狗一样跟着你，无论是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宾馆里，事先从不打招呼。这是一种威胁的形式，他想磨垮你，或者让你生气，或者让你拿他没办法。但是，我不让他的行事方式干扰我。
我把首席财务官道格·麦克柯金戴尔叫到我办公室。
我估计林得纳会把他的助手龙恩·沃克尔带上，他真的带着他。
“我们来这里，是要作为大股东要求你们收回修正案。否则你们是在剥夺我们的公民权，那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林得纳说得直截了当。
“卡尔，这是得到公司董事会认真考虑和一致通过的一项政策性举措。我们觉得这样对所有股东都是公平的。你对此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对此深表遗憾。但是，我们正准备通过这项修正案。”我彬彬有礼地说，但口气坚决。
他的口气更坚决一些了。
“我要求你对所有董事进行一番询问调查，并将我的反对意见告诉他们，看看他们是否会改变意见。你肯做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我说，“你知道，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找到他们也许需要一两天时间。但是，我会把我们此次见面的事情和你的要求告诉他们。”
“你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会支持我的观点吗？”林得纳问得很尖锐。
我微笑道：“当然不会，卡尔，是我向他们提出增加这些修正案的，我会建议他们坚守原来的立场。”
林得纳改用第二套方案：他转过身，示意龙恩接着谈下去。
身上带着2.28亿美元的支票
“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有了这些附加条件，那我们继续持有加内特公司的股票就根本没有意义了。你们是想剥夺我们的公民权。”他说，“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将我们的股票收购回去。”
我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会来这一手。我和道格已经讨论过他们的可能举动。
“这件事情当然值得一谈。”我说，“我的算术不太好，手上也没有带计算器。但是，你们拥有约400万股。按照今天57美元的股价，那是差不多2.28 亿美元吧。我们愿意在今天下午就写一张支票给你们，回购你们手上的所有股票。”
“嗯，我们并不是这么想的。”沃尔克话说得很尖锐。
他的提议是，林得纳把他的股票卖给加内特公司，每股70美元，这比市场价格多出5,000万美元。
我转身对林得纳微笑，之后是怪笑。
“卡尔啊，”我说，“这是不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所谓‘绿票讹诈’啊？”
林得纳大怒：“听到你用这么一个词我真是难过。我们并不搞‘绿票讹诈’。”
“无论你们把这称作什么，我都称它为‘绿票讹诈’，答案是不行。”我反击。
“嗯，好吧，你让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好与你们干下去了。”林得纳边说边同跟随者离开。
代表人之间的战斗就要开始了，任何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怕缠上这样的事情。
我们预计，这场战斗会十分艰难。加内特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被大型机构投资人或大公司的养老基金控制着。有越来越多的有价证券管理人都反对防收购修正案。他们希望看到收购活动，这样就可以在股价攀升中获取利润。
我和道格讨论了争讼活动的战略问题。到年度会议还有5个星期时间。我们猜想林得纳会悄悄地、私下地游说大机构的股东支持他的观点。
我们也喜欢悄不出声的私下游说活动，除非事情发展到很难办的程度。如果看起来有可能在代理人请求活动中输掉，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公开化，以求得更多人支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林得纳的“绿票讹诈”企图就有可能玩到我们手上来，假如我们掌握得当的话。
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剥掉鲨鱼皮(2)
化成正式案件的“绿票讹诈”
但是，我不想让人觉得只是因为我和他的话不合而导致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准备了一份书面陈述，将这次“绿票讹诈”中的对话都记录下来。为了让它成为可供将来使用的正式文件，我把这份书面陈述拿去公证，并以密封件的形式递交证券交易委员会。
我们准备好了一系列新闻稿和报纸广告供将来争诉之用。这些新闻稿和报纸广告分为“文争”和“武斗”两类。只需一声令下，这些东西就可以铺天盖地。
一份列为“武斗”的稿件是这么说的：“1985年4月18日递交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书面陈述列出了卡尔·林得纳针对加内特公司进行‘绿票讹诈’的大概内容，林得纳要求本公司以高出市场价格5000万美元的价格回购他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因为代理人投票的结果有利于我方，因此我们最终没有拿出这一杀手锏。
准备武斗期间，我一直与林得纳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到访的次数不断增多，他们都在玩西西里的那一套把戏，尽量把对手拉到身边。
我们的会见有很多搞笑的时候。因为林得纳并不喝酒，我和道格总是在约定见面时间之前赶到餐馆喝上一杯加冰的杜松子酒，等他来的时候，杜松子酒看上去就跟冰水一样。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纽约和平象征餐馆，林得纳和沃尔克到来约30分钟后，侍者注意到我的杯子是空的。
“您想再要一杯马爹利酒吗，纽哈斯先生？”他大声问道。
林得纳假装没有听见。但是，他从股东那里听到了一些消息：他的代理人争斗活动进行得不顺利。因此那天晚上，他试了另一种方法。
“艾尔啊，你知道，我和龙恩很欣赏你和道格管理公司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矛盾。如果你们把我们两个也放进董事会，那我们也许可以放弃代理人诉讼。”他如此提议。
我告诉他说，我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到董事会。
“你会支持这个建议吗？”他问。
“我很高兴让董事会就此进行表决。”我保证，“你并不是十分了解那些董事。我们星期二早晨就要在纽约这边开会了。你和龙恩到时可以列席参加嘛。我会把你介绍给所有人，你还可以发表讲话。之后，他们才会知道应该怎么投票。”
鲨鱼咬钩了。我早前就已经告诉了各位董事，说大家只有认识了林得纳，才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知道，如果他出面，一定会把自己给卖掉的。林得纳的动机是自私的，十分贪婪，这是任何一个聪明人都看得出来的。我知道董事会成员很快便会像我一样看出他的愚蠢。
我还猜想，如果他看出有希望进入董事会，那他就会把代理人争诉的事情搁置几天。
林得纳并没有让我失望。他不仅与沃尔克一起参加了董事会，而且还带上了他25岁的儿子基斯。我向所有成员介绍他们，之后邀请林得纳讲话。他为自己和沃尔克当董事做了10分钟的宣传讲演，他还邀请人们提问，但没有一个人提问。
他们离开之后，一位董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把儿子也带来？”
真是完美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个完美的回答。“如此一来，如果你们选他做董事，下次他会请求将他的儿子也选进来。”我说，“也许是下一个首席执行官。”
给他儿子的玩具
我还加上了这么一句实在话：“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晚饭，席间他对我说，如果有朝一日能够给他的哪个儿子弄一个媒体公司来管理一下，那一定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反对林得纳进入董事会的情绪十分强烈，我们根本就没有就此进行投票。
在那3天里，林得纳整天都在考虑董事会的事情，而麦克柯金戴尔和他的代理争诉小组却在加快脚步。他们得到了超过50%的票数。代理人争诉已经赢了。而我们最终也没有让那几个王八蛋进入董事会。
赢得胜利后，我决定将事情公开。我们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当然还有《今日美国》上登出了多篇整版广告。
广告感谢加内特公司各位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反击了“可笑的货币金融家”们展开的“媒体兼并狂潮”，给垃圾债券收购伎俩重重一击。
广告里面并没有提到人名。但是，很快就因此接到两通电话。一个是林得纳打来的，另一个是弗莱德·约瑟夫打来的。约瑟夫是垃圾债券公司德雷塞尔伯恩哈姆公司的头领。两个人很是反感，因为我们的广告引起人们广泛注意他们这一类型的人。
约瑟夫邀请我和麦克柯金戴尔去他在德累塞尔的私人餐厅里共进午餐。
“你们如何能够对我们的公司说那样的话？”约瑟夫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与他会面。
我笑着说：“我并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啊？”
“但人人都知道我们是垃圾债券王。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在将来利用垃圾债券交易资助恶意的媒体收购。
“有人请我们这么干，但我们否决了。泰德·特纳要吃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候，想要我们跟他联手，但我们没有同意。你们弄媒体的人根本没有必要攻击我们，也没有必要害怕我们。”约瑟夫说。
“这在你那边听起来很不错，但是，迈克·米尔肯呢？你能控制他吗？”我问。
“当然，我是首席执行官嘛。”约瑟夫回答。
4年之后，约瑟夫同意让德雷塞尔公司支付6.5亿美元的罚款，并开除了那个迈克·米尔肯，因为他明显失控了。
林得纳的电话采取的是同样过敏的方法。
“艾尔啊，你如何能够对我说那样难听的话？”他问。
“我说，卡尔啊，我甚至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我答道。之后，我以并不是十分友好的口气补充说：“如果你再提这些牛屎话题，或者再谈什么大宗回购的奖金事宜，那我就只好指名道姓了。”我把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绿票讹诈书面陈述的事情对他说了。他一句话不说就挂上了电话。
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做老好人了。我只是想让自己的公司摆脱一个贪婪的婊子养的。已经到了从文争到武斗的时候了。
林得纳抽出加内特公司的股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把加内特公司的全部股份都以市场价处理掉了。
这条鲨鱼急于从我身边游走。
有话直说：警惕披着羊皮的鲨鱼。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1)
成者为王，赢了什么都是对的。
──乔·纳玛斯
人生是一场游戏。这可不是无往而不胜的季节。有时候你赢，有时候却会输。要充分地享受人生，人就必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重在求胜。
求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有回报的事情。跟品尝胜利的滋味比较起来，别的一切都淡而无味。道理都是一样的，无论赢的是：
►女童子军饼干销售比赛
►小棒球联盟赛
►一生的所爱
►办公室里凑的基金
►教堂的“宾果”游戏
►梦想中的工作
►你计划中的商业交易
目标应该是百发百中，每赌必赢。但是，别做这样的指望。即使没有赢，也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什么都赢，那意味着你没有冒足够大的风险，这就使生活中的乐趣少了很多。
在如何渡过人生的成绩单上，成败纪录是最重要的内容。百分之百是太高了。百分之九十九很不错，但不太可能实现。百分之九十五相当不错，低于90%就不好了。
虽然成功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但是，失败也不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失败应该成为一次教训，使人以后谋取更多成功。我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越是失败，就越是让我更想成功。
最让人满意的胜利，就是胜算机会不太大的时候获得的胜利。但是，长期的不利并不一定会让你想完成的事情更加困难。
事实上，人们越是告诉你某件事情难得办成，那你得到胜算把握的机会就越是大。这通常意味着你明白他们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意味着你的思想与众不同，你的胆识大过别人，因而使人无法理解。
如果看准了确定的目标，别人说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并不应该成为让你放慢速度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你加速前进的动力。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胜利。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一、再创报纸：实现梦想
多年以后，纽哈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有百万潜在的读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看已经存在着的很多种报纸。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样的问题已经问过好多次了。加内特公司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像《今日美国》这么一项成本高昂、风险也高的新事业？
1981年，当我们宣布此事的时候，大部分评论人都说我们疯了。我们还没有出生，讣告就已经写好了。
1982年，我们在9月15号出版了第一期第一版，许多人说，我们在发射台上就已经失败了。
对于报业俱乐部和新闻评论人来说，这个想法太大胆，规模太庞大，使他们无法接受。
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纽哈斯庞大的野心，这一该公司的浪漫之举，说白了就是愚蠢行为。
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今日美国》是再次付诸现实的一个梦想。30年来，我一直都梦想着创办一份新报。这个梦想让我噩梦不断，也让我看到新的远景：
►1952年，那个梦想变成《南达体育》，结果成为失败者。
►1966年在佛罗里达创办了《今日》，成为成功者。
跟大部分梦想或远景规划一样，一份全国性新报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计划的。但是，一旦想到了这个点子，就再也没有办法摆脱了。
过去1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酝酿这个点子。我宠它、放纵它、滋养它。在接下来的3年里，我与其他人分享这个点子。我们一起筹划，一起算计。
一个夙愿以大规模的新方式展现出来，5年之后，《今日美国》成为全美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一家全国性的大报从梦想变成现实的理由和答案如下——理由分成两大类：
►职业上的原因
►个人因素
到1979年的时候，我已经握住世界的尾巴了。
当时我已经55岁，是美国最大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年薪100多万美元。无论想去哪里，公司的喷汽式飞机都可以供我使用，这是一种免去了地面交通拥堵麻烦的高级轿车。
我有相当豪华的办公室，在纽约市、华盛顿特区、佛罗里达的可可阿海滩和内华达州的塔霍湖都有奢华的私宅。凡有加内特公司派驻机构的地方，都有员工照顾我的衣食住行，无论是大西洋上的维京群岛，还是太平洋上的关岛，还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
总统和政要、体育和娱乐界男女大腕都是我的朋友或熟人。无论是超级杯赛还是世界杯赛，最好的座位总是为我留着。
加内特公司已经搬上了自动机，一年比一年赚取更大利润，甚至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获取更大利润，在当时，已经是连续46个季度盈利了。
我有一份长期雇用合同。如果愿意，我可以慢慢滑行10年，然后到1989年退休，拿到相当丰富的一笔养老金和额外补贴，之后安度晚年。
有两件事情让我远离了大部分人走过的人生道路：
►我对自己的职业──新闻和报业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
►我又开始烦了，因为生活太优裕。
有很多评论者认为，我的沸点太低，这是一种性情。事实上，我的厌烦点比沸点更低，这也许是我最明显的特点。
一个目标一旦实现，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重复或按部就班的生活就会弄得我心烦意乱。事情一旦得到控制，我就会让别人去看店子，我自己再去找新的冒险机会。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2)
一个更新的白日梦
到1979年，我已经掌握了足够大的资金，可以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远景的白日梦付诸实施了。有些人认为那是一种痴狂而不是梦想。我曾对自己早年的一些伙伴透露过主要的目标：
►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信息量大、娱乐性强，值得一看，可以抓住千百万读者，包括当时并不看报纸、在电视中长大的一代人。
►如此不同的一份报纸，其版面和外表以及内容都十分高级，会拉着报业内的其他报纸一起进入21世纪，哪怕需要敲打与呵斥。
“我们将重新改造报纸业。”我以常有的谦逊口吻说。
我知道事情办起来不会容易，但是，我猜想应该有相当合理的机会存在。应该有比别的任何人更大的机会，而且我知道那一定会产生很大乐趣。
1979年我付诸实施的那项远景规划，跟我1952年的那个白日梦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当时，在《南达体育》亏得肚皮朝天的最后那些日子，来自南达科他州米歇尔市的一位体育记者，叫杰里·迪本斯的一位朋友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顺道过来看我。
他希望我也许能够给他找一份工作。我对他讲了老实话，说《南达体育》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西乌克斯瀑布西郊的霍尔酒巴喝杜松子酒的时候，大家为那个已经破灭的小梦想干杯，也谈到了更大的梦想。
“如果我们找到资助它的办法，并且找到一个发行方法，我觉得创办类似《体育消息》的全国性周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说。
迪本斯也是一位体育迷，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们的技术专长甚至比我们的融资能力更差，因此，我们并没有想出一个神奇的办法来及时发送任何一种在日报基础上的全国性刊物。
只是一个白日梦而已。20年过去后，卫星的魔力意味着那种梦想以及其他许多种传闻梦想都可以变成现实了，假如那些梦想者同时还是现实主义者的话。
我渴望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出版物，随着加内特公司挣脱其在东北偏远地区的羁绊，这种梦想就越来越强烈了。1966年，我在佛罗里达成功创办《今日》报，其后，1969年又收购了加利福尼亚的《圣贝尔纳丁诺太阳电讯报》。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并且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基础。
1970年，我成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我和董事会主席一起参与竞争。大家几乎在所有现实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我们在远期目标上有不同看法。
►他是一位买家，仅此而已。
►我也喜欢收购，但我更喜欢自己建造。
在整个70年代，我们收购了46家日报，每家日报自身都是相当好的投资。但是，自从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以后，任何一家在地理方位上能够满足我建造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印刷基地和发行系统的愿望的报纸，都是值得要的，也要求我们的出价越来越高。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1982年创办《今日美国》的时候，我们处在了极好的地位，我们有现代的胶印厂，不仅仅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报纸提供印刷服务，而且还使我们的报纸很容易进入大部分大都会市场。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今日美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驾驶时间就可以把报纸送往主要的市场：纽约、费城、匹兹堡、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丹佛、印第安纳波利斯、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
这个网络并没有覆盖到全国，因此，在别的市场上，我们必须跟印刷厂签订合同。但是，这个网络已经是足够大的了，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优势，胜过了任何一家想架设全国网络的报业集团。
常识击败了战略策划
有些首席执行官称此为战略策划，并雇用一大堆MBA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或者一般来说为什么不这么干。我从来都不干这样的事情。
反过来，我依靠常识。首席执行官应该有提前计划的聪明和直觉，之后雇用一批专家来帮助他揣测“如何”实现他的“什么样的”梦想。
对加内特公司来说，这种“什么样的”梦想就是一种新的全国性日报，能够吸引普通人的兴趣。到1978和1979年的时候，这样的梦想已经相当明晰了。
此前，我并不能肯定，我们创办全国性的印刷网络和发行系统最后到底会走到哪一地步。我看出了3种可能性：
►一家独立的全国性体育日报，按照《体育消息》、《体育画报》和我那份已经流产的《南达体育》的方式。
►日报副刊，或者是星期天增版，或者是供我公司所有报纸使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版面，上面有严格的全国性消息和广告。
►一份完整和独立、供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3)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4)
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3.62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10.65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1.35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上升19%。
麦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柯金戴尔总是会紧张起来，别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要么感到无聊了，要么是在想什么事情，要么是准备突然之间向他们发问。
无论是哪一种会议，我很少一气坐到底的。我站着的时候思想更清晰，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包括伸展腿脚的时候。活动身体不仅仅让我头脑清晰敏锐，而且还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一些人，更容易明白人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的业务在发生变化，”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这么无休止地收购别人留下的破烂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在前沿位置，那就必须要更多地有所建设，要么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建设好，要么平地再建高楼。”
麦柯金戴尔跟平常一样总是明白我的意思，他发问：“您在想什么事情？”
“不能肯定，”我答道，“但是，我们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得想个办法控制卫星，让它帮助我们把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能够制造的东西发送和销售出去。也许来一个超级电视，也许来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增刊，也许再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要多少钱？”道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只是在考虑，明年要花上百万美元做研究。”我很低调地回答。
道格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明白，花百万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小菜一碟，哪怕大部分传媒公司根本不在这样的领域里这么做，或者根本不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