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准确地描述了‘职业分化’的好处（亚当·斯密则用曼德维尔最早使用的‘劳动分工’一词使这种观念广为流行）”{30}。哈耶克在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篇论述休谟的演讲的结尾是这样说的：休谟“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可以承担积极的使命。与后来的亚当·斯密一样，休谟知道，多亏了政府被授予了自由支配权，才‘建起了桥梁、开通了港口；在所有地方，政府都是由具有人类的全部弱点的人士所组成的，但由于我们对政府保持着小心，我们又创造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精心、最细致的机制，正是透过这种机制，政府成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人类所有弱点影响的组织’”。{31}
哈耶克对伯纳德·曼德维尔的兴趣也很强烈，他比任何观念史专家都更强调曼德维尔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哈耶克曾这样称赞曼德维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经常迥然不同于我们最初的设想，正是根据这两点，他对惟理主义时代的自负给予了冷嘲热讽，这正他的初衷。对于曼德维尔，我想说的是，那些妙语推动他做出的那些思考，标志着在近代思想中，关于秩序进化和自发形成的两个观念，终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说到曼德维尔与休谟的关系，哈耶克说：“我并不想拔高曼德维尔，说正是他才使休谟得以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事实上，根据我的评价，在近代研究精神和社会问题的学者中，休谟或许是最伟大的，而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曼德维尔具有重要意义。”{32}
１９７６年《国富论》发表２００周年之际，哈耶克写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而在１０年前，他则写过一篇《人的行为的结果而非人设计的产物》。在早期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指出，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即“人被引导达到一个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目标———的概念，乃是自生秩序概念的核心内容。{33}在纪念《国富论》发表２００周年的场合，哈耶克写道：“亚当·斯密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人在不受他所感知到的需求的驱使，而由抽象的价格信号引导下所做的努力，能够造福于更多人，也能够从总体上满足更多的需求。借助这种方法，我们也能够最有效地克服我们对于具体事实的根本意义上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高度分散在成千上万人中的对于具体环境的知识。”{34}随着学术生涯中学术研究兴趣的转移，哈耶克对历史的兴趣也在不断变化{35}。他对斯密的评价则在不断地提高。
哈耶克最特别的历史著作，也许是他编辑的朝圣山学社会员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１９５４），该书出版的时候所引起的关注，是他所有历史著作中最广泛的。在这本书中，哈耶克与当时很多主流的学术观点唱对台戏，他争辩说，工业革命时期绝不是群众的境遇越来越悲惨的时代，相反，在这个时代，为数超过任何时代的人们的生活，获得了最大的改善。
“谁没有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灾难’这个词，”他雄辩地反问，“并留下一种印象，仿佛这种制度一出现带给人们的就是罄竹难书的新灾难？”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他指出，历史编纂具有重要意义。他写道：“公众舆论与公众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之间，一直是、并且永远将是紧密关联的。归根到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们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镜来看历史。”{36}
对于历史的解释有助于塑造未来。哈耶克之所以写作观念史著述，初衷也正是为有助于塑造他所期望的未来。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1)
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４年，哈耶克健康状况不佳，曾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心力衰竭，７０年代随后几年，他也一直遭受间歇性的心力衰竭的折磨。到１９８５年，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恶化，那年发生的一次严重心力衰竭终于击倒了他。而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心力衰竭并没有妨碍他从事研究工作。
《法、立法与自由》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它的三部分是分三卷在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９年陆续出版的。由于体弱多病，哈耶克决定各部分独立发表。而这就破坏了这部著作的整体性，因为读者不可能推测它下面会说什么。其次，《法、立法与自由》非常艰涩，是在很高的水平上写出来的。要理解这本书，就需要广泛地掌握哈耶克的其它著作，弄清哈耶克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哲学和历史学思想，而且需要读好几遍才能理解。第三，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比如根据有限的普选权分别选举产生彼此独立的立法性议会和行政性议会———看起来不大可行。
哈耶克觉得，选举权不应当像现在民主政体中那样普遍。他尤其反对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人。他也觉得，应该设立两个议会———一个是专门制订法律的立法性议会，一个是专门研究日常公共福利功能的行政性议会。只有年龄在４５岁的人士才能参加立法性议会的选举，且只能任一届，每届任期十五年，也只有年龄正好在４５岁的人才有投票资格。因此，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竞选和选举立法议会的机会，即在他们４５岁那年。每年选举产生立法性议会的十五分之一的议员。行政性议会的选举和运转则跟目前的议会差不多。
如前所述，《法、立法与自由》的写作时间，跟《自由宪章》的撰写时间是相当接近的，尽管两者的出版时间相隔较长———《自由宪章》是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而《法、立法与自由》则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间才出版。哈耶克曾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第三卷的前言中说，手稿大部分“早在１９６９年底前就接近完成了，但当时我身体状况恶化，迫使我不得不将完稿时间推迟”①。当他于１９６９年离开弗赖堡大学转赴萨尔茨堡的时候，他还没有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而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健康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哈耶克这些麻烦部分归罪于诊断失误。在１９８５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有一个时期，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有两三年时间，我都忍受着大夫所说的心力衰竭。我一直觉得这太荒唐了。我是因为没法工作而很沮丧，而不是因为我很沮丧才没法工作。现在已经出现了现代的心电图仪，可以发现我曾经遭遇的那两次心脏病，第二次曾使我有三年时间什么也干不了，只是在事后才发现了病因。大约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我什么研究也做不了。我写作《法、立法与自由》的工作也停顿下来。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完了，我活到头了。但后来我突然又恢复了。”②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说到，“由于丧失工作能力，我非常绝望、悲观”③。
他第一次遭受心力衰竭和健康恶化，是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事后才发现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他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健康问题也归罪于错误的诊断———给他看病的萨尔茨堡的医生在治疗他的糖尿病时处置不当，使他血糖水平过低。哈耶克甚至说，在７０年代这次疾病发作期，他简直成了“智力上的残疾人”④。
时光不饶人，他的听力也衰退了。早在剑桥的时候，他就有点跟不上谈话的节奏———他的左耳已经聋了，而右耳的听力也开始下降。听力衰退使他“越来越无法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几乎完全与剧院绝缘”，而过去他是“定期上剧院的。是他的主要消遣”⑤。由于性格原因，他也没有培养出别的业余爱好，到了晚年，他对此后悔不已。在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他对他的研究能力下降深表歉意。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二卷中说，“我会尽最大努力在赶在自己老死之前写完这套书”⑥。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新论》的前言中，他又说，曾有好几年时间他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完《法、立法与自由》。
有好几年时间，他都接受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疗。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约瑟夫·克罗普西回忆说，哈耶克曾在一个场合公开谈论过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哈耶克回到芝加哥访问，他提到他接受过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疗。克罗普西还说到，有一次，哈耶克到社会思想委员会，他顺便过来自我介绍一番，并跟克罗普西讨论起哲学问题。克罗普西与人一起编辑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他说，哈耶克与斯特劳斯没有过任何交往，尽管两人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塞尔登曾在１９７２年到萨尔茨堡看望过哈耶克，发现哈耶克病得很厉害，甚至不能从床上起来。塞尔登回忆说，哈耶克的精神萎靡，觉得他毕生的研究都是白费劲———他说过或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无人感兴趣。大概正是在这一次，他向塞尔登透露说，他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娶他的外甥女，部分也是由于担心遗传问题，不过后来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拉利·哈耶克回忆起这个时期他的父亲的情况时说：“我们一般是在电话中交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绝望。他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⑦哈耶克谈到病情不那么严重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间时说，他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心力衰竭”⑧。晚年他的体重从２００磅左右减轻到１６０磅左右。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2)
１９６９年，哈耶克调到萨尔茨堡，这一次照例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跟他早年去芝加哥大学、后来到弗赖堡大学一样。萨尔茨堡也离维也纳更近一些，而海伦娜的儿子一家就住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大学想购买哈耶克的藏书，而调到那里，他就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藏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一直捉襟见肘。在《自由宪章》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重要性》⑨，在那里哈耶克说：“我希望我能够具有凯恩斯勋爵晚年的那种辩才正如他在论述生活在任何良好的社会中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时所表现的。”⑩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本人无疑应该有更广泛的经济来源，不过，据他最后一任秘书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
萨尔茨堡可能比弗赖堡还要优美；它当然也更古老。萨尔察赫河从城中穿过，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有人居住在该城，因为附近有盐矿（萨尔茨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盐”）。莫扎特就是萨尔茨堡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在这里修建过打猎别墅。跟弗赖堡一样，萨尔茨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后来又修复了。
萨尔茨堡大学没有弗赖堡大学有名。它的校园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在册学生不到６０００人。哈耶克的研究助手库尔特·洛伊贝说，哈耶克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７年间在萨尔茨堡生活得“多少有点不如意”{11}。这部分是因为健康以及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萨尔茨堡大学的经济系很小———只有十几位教授，四位高级讲师。“教员和学生的素质都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12}”洛伊贝这样写道。１９７４年夏天，就在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奖之前，他接受过一次采访，有人问他，学生们是否知道他的著作，是否理解他的理论，哈耶克回答说：“我刚到的时候，学生们不了解我的思想。即使到了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上我的课的学生外，也没有多少人对我感兴趣。”{13}
在萨尔茨堡，他也没有几个朋友，他在思想上有点孤独。在１９７６年为《法、立法与自由》写的前言中他说，在萨尔茨堡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没法再那么“方便地从图书馆查到”他在写作初稿时参考过的那些书{14}。１９７７年２月，他在致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想离开萨尔茨堡的原因，他说：“人们老爱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奥地利，我必须承认，到这儿仅仅几个月后，我就开始犯嘀咕了。而一份让我联想到过去的部长令的规定，让我更为不安，这个规定是，‘大学教授在到外国旅行前必须向联邦部长报告’。不过，除此之外，我也必须提一句，萨尔茨堡大学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格。因此在这里，没有哪个学生认真研究经济学。我调到萨尔茨堡大学实在是犯了个错误。”{15}
伦敦一位记者曾记述过哈耶克在萨尔茨堡期间的一个故事。他生动地描写道，哈耶克住在一个“有点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区，两边的邻居，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消防队员，另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铁匠，从家里到市中心和大学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选择住在退休之家，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偏好，部分是由于萨尔茨堡大学购买了他的藏书，那笔钱只够买下这幢房子”{16}。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离开了萨尔茨堡大学，重返弗赖堡大学，但萨尔茨堡大学却并没有把他的藏书再卖回给他。
对哈耶克来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不光是从他的身体状况的角度说的。当时，通货膨胀肆虐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实行了工资和价格控制。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些人觉得，英国已经濒临社会、经济崩溃的边缘。反正统文化的运动正甚嚣尘上。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发展中国家也起而反抗前殖民地霸主的做法和制度。
在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年月里，他回到德语世界，由于天天说德语，他的英语写作风格也受到了影响。在１９７８年接受采访时，他开玩笑说，回到德语国家后，他已经有所收获了———他的句子“太长了”{17}。这一点在《法、立法与自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离开英语国家后，也就无法再跟以前的同道们保持密切联系了，以前他经常用英语跟他们探讨他的想法（尽管所有德国学者实际上都懂英语），现在则更多地用德语写作。１９６９年，他用德语出版了一本文集《弗赖堡研究》，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用英语发表过。他跟妻子在家里说的是德语。阿瑟·塞尔登的妻子回忆说，塞尔登夫妇１９７２年到萨尔茨堡看望哈耶克的时候，海伦娜曾说，她的英语说得不够好，所以没有跟他们交谈，尽管事实上她说得很好。
哈耶克年轻的时候曾开玩笑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大学的时候，他显然有过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当时执政的奥地利右翼总理曾问过马赫卢普，是否愿意出任国家银行行长，遭到婉拒，他又来找我，对此，我提了一个条件，‘让我请一家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核查国有企业的账目’，结果，谈话就此结束！”后来他回到奥地利生活后，奥地利左翼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曾公开对他进行过批评。
１９７１年，哈耶克参加了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庆祝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发表１００周年研讨会。他在提交的论文中宣称，“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自成门派的奥地利学派，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传统”{19}。后来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哈耶克谈到了１９７４年前自己做的其它研究，他说：“几乎有５年时间，我都无法思考任何问题，或者说不能搞任何原创性的研究。于是，我就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为意大利的一本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自由主义的历史的条目，这些工作不过是在重复我以前的知识，而由于记忆衰退，竟弄出很多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你了解我以前的著述，那当你看到我在写自由主义思想史的时候竟然漏掉了阿克顿勋爵，一定会觉得太荒唐了，因为阿克顿勋爵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但当时我竟然就干下了那样的事。”{20}
詹姆斯·布坎南曾谈到过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１９７２年度朝圣山学社会议，这个地方离朝圣山非常近，地方也比较宽敞，能够容得下人数已经大大增加的会员。会议期间，大家走访了一趟朝圣山，在那里，哈耶克“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站在召开朝圣山学社成立大会的那家旅馆的门廊，向与会者致辞。对于学社的２５周年，他既兴奋，又怀旧，他似乎忘记了时间限制，而我们大家可都站在大太阳底下”{21}。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哈耶克跟妻子住在弗赖堡的时候，他们的惬意的公寓离市中心不远，就在城区近郊。他们“特别喜欢”德国黑森林“优美的环境”{22}。到了夏季，他们会到位于蒂罗尔、坐落在阿卑斯山区的一个奥地利小村庄奥贝尔古格尔去度假，哈耶克从小到大经常去这个地方。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3)
１９７２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23}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哈耶克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１９６９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的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哈耶克曾说，２０年前，他“对货币问题失去了兴趣，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我彻底失望。我曾经预言，这一安排会很快失败，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恢复国际支付平衡的责任强加于债权国。这在通货紧缩的３０年代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享受着通货膨胀所催生的繁荣，这种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就得制造更多的通货膨胀。如果价格的上涨赶不上人们的预期，就会对经济产生抑制效应。我曾预期，只需要１０年时间，我们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不过事实是，我们花了２５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阶段，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导致了经济衰退。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比预料的更艰难?穴直译：一只老虎站在后面?雪：这次的通货膨胀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通货膨胀）这只老虎被放出来，就会一口吃掉我们；但如果在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它却跑得越来越快，我们也仍然会被拖死！我很高兴，这种结局我在有生之年算是看不到了?选”{24}
在《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中，谢诺伊引述凯恩斯对哈耶克１９４３年发表在《经济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在这篇题为《一种商品准备货币》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出，应当用一蓝子商品、而不单纯是黄金，确立某种国际商品本位制———它能够具备理想的金本位制所发挥的作用。凯恩斯则对哈耶克的这种想法提出反驳说，他之所以反对实行金本位制政策，主要的理由并不是其不可行（有人曾说金本位制可能会面临黄金总量的增长赶不上货币需求的情况），而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凯恩斯认为：“将国际货币方案要实现的目标予以限定的根本理由是，从外部强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可取的。金本位制的错误在于，本国的工资政策将要受制于外部力量。更明智的做法是，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应被视为本国自行决定的政策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种限制的商品本位制跟严厉的金本位制一样会垮掉。”{25}
这一答复是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政策建议的最后一次公开响应，也是凯恩斯自１９３１年对哈耶克批评他的《货币通论》书评文章做出响应以来，对哈耶克做出的少有的响应，因而，凯恩斯的上述响应值得略加讨论。凯恩斯反对哈耶克于１９４３年提出的旨在保持稳定价格的某种商品准备本位制，他说，为了避免出现通货紧缩，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能够控制其国内的货币供应，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收缩，就不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哈耶克则争辩说，国际间只有实行某种商品本位制，才能强加一种维持稳定价格的约束机制。哈耶克的这种看法从经验上看似乎是错误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实现了稳定的价格，或大致稳定的价格。而且，国际贸易也在急剧增加，与他所预测的浮动的国际汇率制度下可能出发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第二版中，谢诺伊又收入了哈耶克于１９４５年为威廉·贝弗里奇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一书所写的书评，哈耶克在这里说：“凯恩斯勋爵曾肯定地对我们说，我们都错了，说治病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痛苦，甚至是愉快的：为将就业永远保持在最高水平所要做的一切，也能够把开支总量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哈耶克在这里提到的是凯恩斯所提出的，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于实行这些政策的效果的预期，看来哈耶克更为准确。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凯恩斯提出这些政策时所处的环境———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英国经历了萧条，在当时，这些政策是最优的政策，而哈耶克提出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肯定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后果。
《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对于将哈耶克重新推向英国和欧洲公众眼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个有趣的问题。弗里茨·马赫卢普显然是提名人之一，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那年，他曾提名哈耶克。
１９７２年，哈耶克在自传笔记中写道，他“过着那种介乎于纯粹学术研究与公共活动之间的生活，临近暮年，我觉得，这或许是最令我满意的生活方式”{27}。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大老级人物，他的晚年生活极为活跃、也很高产，而随着他提出的有限政府观点及更强调竞争性市场的观点成为时尚，出乎他的意料，他终于得以同时活跃在学术和政策领域。
不过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这一切还没有发生。１９７４年，就在哈耶克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前，有人问他：“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看待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在未来的前景的？”哈耶克回答说：“我曾经预言，通货膨胀将会导致所有西方实行价格控制、从而演变为计划经济。没有人胆敢中止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不搞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因此，我们以为通货膨胀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来了。人们将发现，价格老是上涨，他们没法生活，于是，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终结，意味着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终结。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企图抑制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后果，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就会消亡。这可能会花上十年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希望在这十年中，我就会死去。”{28}十年后，在回首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４年这一段沉寂、无趣的岁月时，哈耶克感慨地说：“我有时觉得这五年是冬眠期。”{29}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名声今天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瑞典国家银行于１９６８年捐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受这一厚礼，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仅如哈耶克所说的，创立这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曾颁奖给他本人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现在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之门外了。事实上，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与哈耶克一起分享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冈纳尔·缪尔达尔后来就提议，应当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哈耶克、弗里德曼之类的反动派。（有一个笑话说到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尔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哈耶克，消息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日宣布的，这是令哈耶克返老还童的事件。他不光是三十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瑞典一直被称赞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正在形成一种“中间道路”———开始的时候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影响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一边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衰老了，已经跟不上趟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他觉得，它应当奖励那些“比较晚近完成的某项成果”①。他也坦率地承认，随着他的学术兴趣转移，他已经不再搞专业经济学研究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尔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这突出显示了两人立场的分歧②。相反，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③。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１９６０年。而自那之后，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的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钱伯林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注意到，从哈耶克获奖中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觉得，像哈耶克这样‘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④。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茨：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充分地承认你的贡献的时候，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所能抱的期望。”⑤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订下了一个规则，五年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六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授予缪尔达尔，但缪尔达尔太左了，因此———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予以证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尔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⑥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扫地。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够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配对，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⑦
理查德·埃贝凌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尔达尔，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尔达尔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⑧。
跟其它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１９６９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项都是从１９０１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分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１９７６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任尼琴也来参加１２月举行的１９７４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１９７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１９７４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１９５６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⑩。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４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７０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１９８４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穴Ｆｉｎｌａｎｄｉｚｅｄ，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雪。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认可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最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声名显赫。假如没有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1)
如今人们经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２０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着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思考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却经常引用哈耶克，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要少一些，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比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学券制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１９６２）中，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①。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为专断的”②。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他说，“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③。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④。
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每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他们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于４０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的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⑤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于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⑥，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⑦。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４６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１９７７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⑧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⑨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研究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５０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⑩
大概由于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都比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密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１９６３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穴大笑?雪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11}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１９４７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以及在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2}。１９７６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６０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穴哈耶克?雪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14}。哈耶克最后一任秘书、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也回忆道，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曾说过“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15}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在讣告中说，“７０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新获得了声望”{16}。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发秩序、知识分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在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着边际。”{17}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附带地研究研究经济学。”{1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2)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上也有区别。１９８５年，哈耶克曾与人说过下面一段话：
问：芝加哥学派———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其它人，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而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米尔顿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给朝圣山学社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努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资料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资料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穴经验上的?雪关联。很有可能，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跟斯蒂格勒，你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他乐意面对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是贝克尔。就理论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想让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穴的《通论》?雪。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十分危险的。{19}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在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任上干了２５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１９４８年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在过去３０年中，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20}。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进行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等。”{21}“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人们互相对对方产生影响的，不是总量和平均数，而是个别的行为。”{22}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批评，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一个理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做出评价，那它通常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23}。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跟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某些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跟哈耶克自己的观点是相同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够对现象做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而又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的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给人深刻印象的、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情况的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于解决具体问题{24}。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它的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即讲究严格验证的方法混为一谈？
２０００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学?穴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雪的方法，即认为知识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够信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25}
１９９５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他们?穴伦敦经济学院?雪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对它没有感觉。谈到这一点，他?穴哈耶克?雪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他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ｐｒｅ?鄄ｄｉｃｔｉｏｎ）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１９７７年接受采访时他说，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也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凯恩斯?穴约翰·内维尔，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雪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研究‘应当是什么’。”{31}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就是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特定行为之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至？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因·兰德（Ａｙｎ Ｒａｎｄ），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２０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曾听哈耶克８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认为，其它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32}
兰德出版于１９５７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极受欢迎，极具影响，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她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１９４６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莱奥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所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一方宣传我们的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它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33}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１９４３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因为‘大体上’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举一个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34}
米尔顿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好几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最近几十年的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爱因·兰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了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观念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35}。
《个人自由》杂志在１９７７年对读者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０％的受调查者都说，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36}。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从１分到５分，每位受调查者都列出前五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弗里德曼对哈耶克最热情的赞扬，出现在他于１９９２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称哈耶克“无疑……是已经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之最重要的思想领袖”{3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1)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哈耶克的两项主要工作任务是完成长期搁置的《法、立法与自由》，并对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哈耶克谈到他本人和经济学家同仁们时说，由于当时正在肆虐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学界一团糟”①。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中断了差不多３０年后，哈耶克又重新捡起了专业色彩更浓的货币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货币问题，这次也一样，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又使他回到了当初曾经讨论的领域。
哈耶克仍然坚信，通货膨胀造成的主要麻烦在于，它扭曲了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在１９７４年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写道：“通货膨胀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它使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从而使我们迟早要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②在哈耶克看来，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出现了过剩。
哈耶克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１９８０年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哈耶克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更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简陋”，弗里德曼的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它“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货币，也包括对这些货币的需求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③。
１９７８年，在他晚年写的那本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不完整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第二版中，他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了批评。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由于它“强调的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它使人们一门心思只关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信贷关系的有害影响，而忽视了大量通货注入或退出流通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更重要、因而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它因此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尤其是会诱导投资投向错误的方向”④。
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按某个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哈耶克则认为，这种做法很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这种做法会导致货币流动性不足。“弗里德曼教授提出对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机构增加通货供应量速度施加法律限制，如果果真这样，那么，我不能想象，当人们得知，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快要接近上限、而增加流动性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对这段话，他有个注解：“对这种局面，沃尔特·白芝浩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说明：在英国货币市场处于敏感状态时，接近法定准备金水平，肯定会引发恐慌。”⑤
哈耶克也相信，这种做法不可能逐步地化解通货膨胀。１９８０年，他对新上任的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他觉得过于“软弱”或者说过于温和的政策发表过评论，他说，他曾经形成的“英国拯救自己的希望已经消退了那么一点点……我担心撒切尔夫人采纳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他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却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结构才导致的失业。如果我们经历过长期通货膨胀，则由于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错了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⑥。
哈耶克认为，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的幅度的做法，从政治上来说也是不可行的。相反，他认为，通货膨胀必须一劳永逸地、断然地予以中止，因为一旦启动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过程，则在被扭曲的生产结构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清算过程，从而使经济陷入危机。他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初期英国、美国等国采取的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
哈耶克对英国一鼓作气消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表示悲观，他认为，要终结通货膨胀，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他预言：“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下定决心，那索性就不要做。如果徒然地通过价格控制手段来掩盖通货膨胀，英镑最后必然会完全崩溃”⑦。他认为，不情愿通过货币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必然会采取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反过来，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接管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摧毁自由市场经济。年轻时在奥地利经历过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给他留下了太深印象。
哈耶克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都不被一般公众所理解。在很多场合他都表达过一种伤感情绪，公众不明白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已经够糟糕的了，惟一一件比这还糟糕的事是，他们太信赖这个理论了。他一直认为，货币供应不断增加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扭曲生产结构。
他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和７０年代初期的货币问题讨论产生的影响很小———至少与他所期望的相比是如此。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又成了知名人物，被认为是反凯恩斯、反通货膨胀、反大政府的象征，但他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影响。在公众心目中，他的观点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大而化之的观点本身。他的货币理论对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
终其一生，哈耶克对不少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悲观。在《自由宪章》中，他曾担心，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随着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保障项目开支不断上升，最终政府有可能把老年人关进“集中营”。在这里，他还表达过另一种担心，“这一天也许并不遥远，政府有可能通过在饮用水中添加某种合适的药物……从而可以提升或压制、刺激或麻痹全体民众的思想。”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者”，在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时，他曾请读者参考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Ｂ．Ｆ·斯金纳的《沃尔登下篇》⑧。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没有其历史上其它时期那样好：
问：……我想，您大概会同意，如果用某些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过去３０年间整个世界的经济的运转情况，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
答：我有点怀疑……⑨
哈耶克一直预言，在他认为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结束后，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其程度可能与大萧条不相上下，甚至更严重。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最终的结局正在临近，或许已经降临了。”⑩１９８３年他又说，“政治家的愚蠢极有可能导致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的那种结局。”{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他做出过很多次类似的预言。
哈耶克认为，自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初期从事货币理论研究以来，几十年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结论。１９７９年有人曾问过哈耶克：“自你开始从事商业周期理论研究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是强化了还是了弱化了你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信念？”哈耶克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强化了。”{12}哈耶克极少改变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学观点。１９８１年，在谈论自己对当时英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看法时，哈耶克说：“失业是一举终止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我已经考虑到了，达到这一目的必然出现的大量失业，但这是让英国恢复可以自我维系的秩序的惟一途径，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英国才能在未来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失业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祸根在于以前的通货膨胀……我经常觉得有点遗憾，过去没有足够的企业破产掉；如果有更多企业被清理而不是被人为地维持下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会好得多。”{13}在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之后，英国扭曲的生产结构难免会导致失业和破产。１９８１年他还说过，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英国可能会面临食品短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支付进口货。英国要进口大量原材料，尽管它生产的食品比上次大战前多，但似乎仍然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这些问题的爆发，最初会表现为短缺和定量供应。或许十年之内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14}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2)
１９７５年，朝圣山学社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来庆祝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出于谦逊，哈耶克没有赴会。但当宣读他发来的一封信，告诉大家他已经完成《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二卷时，与会者发出了热烈的欢呼。１９７５年，他还曾在美国的新闻访谈节目“与新闻界会面”中露面。
一位记者曾描述过那个时候的哈耶克夫妇，当时哈耶克刚刚获得诺贝尔奖：
这些天，他每天上午都用来写作、阅读严肃的东西。他得为论述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专着做准备。然后，他活动活动身体，一般都是在倒映着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的田园诗般的湖畔散步。回来后读点轻松休闲的东西，基本上是躺在床上。他喜欢读特罗洛普的小说?穴Ａｎｔｈｏｎｙ Ｔｒｏｌｌｏｐｅ，１８１５－１８８２，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著称，还写有几本政治小说———译者注?雪。然后打开唱机，听听音乐，而他夫人比他更喜欢音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莫扎特。瓦格纳呢？“不怎么经常听。太闹了。他的很多曲子也太长了。”
他正准备在屋里拍照时，他夫人弗劳·哈耶克散步回家。哈耶克离开，两人在别的屋里用德语交谈。然后他过来解释说，弗劳·哈耶克将跟我们一起去拍他的照片，不过她不能出现在照片中。我们同意了。然后她就出来了，她是一位比哈耶克小两岁的优雅的女士。
她跟她丈夫的爱好一模一样。我们问她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她说：“我喜欢那一长串伟大的古典音乐，从莫扎特到勃拉姆斯。”马勒呢？“不喜欢，他不在这条线上。他是勃拉姆斯之后的。”那么舒伯特呢？“当然，他在莫扎特和勃拉姆斯之间，因此，我喜欢他，我上面已经说过原因了。”{15}
哈耶克于１９７７年离开萨尔茨堡又回到弗赖堡的时候，他和海伦娜又搬到他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住过的那栋公寓。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差不多就是他们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惟一条件。
哈耶克晚年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提出了允许货币之间进行竞争的思想。他在１９７５年的一篇讲话《货币选择：终止通货膨胀之道》中第一次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除了实行金本位制的两个世纪之外，他觉得，“实际上，每个政府一直都在使用其对货币发行的独占权力来榨取和掠夺人民……最危险的、因而也最应当剥夺的，不是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而是其发行货币的独占性权利，以及他们强迫人民使用他们发行的货币并按他们单方面确定的价格接受这种货币的权力”{16}。
哈耶克提出的让各国货币竞争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他写道，我“对最近的将来所提出的建议是，欧洲共同市场各国，最初可以由欧洲的中立国家（然后可以包括北美国家），签署一项正式条约，彼此约束自己不对货币的跨境自由交易设置任何障碍，也不对合法地在其境内创办的任何机构自行地发行货币设置任何障碍”{17}。这就需要取消外汇控制，取消对货币在各国间流动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管制，创造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一种货币的自由。
在他所提出的上述短期计划“背后所隐含的普遍原则”可以概括为，如果“我们打算否定在一国境内不应只能使用由该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并承认别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同样可以在本国流通，那么，我们立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完全取消政府在供应货币方面的垄断权、允许私人企业可以向公众供应他们可能更喜欢的交换媒介，这难道不是同样可取的吗？现在大家都普遍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其实，这种格局并非是必需的，甚至并没有多少好处”{18}。
哈耶克晚年在好几个场合说过，他做出了一个发现和两项“发明”，这个发现就是发现了知识分工，而这两项发明则分别是他关于代议政府的设想和他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他对货币改革提出的设想超出了他的时代。阿瑟·塞尔登引用“英国银行系统的一位大人物”的话说，这些建议可能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哈耶克最初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仅仅允许各国货币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这是允许私人发行货币的第一步）———曾被撒切尔政府应用在欧洲货币改革讨论中。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回忆说，１９８９年，他和撒切尔夫人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欧洲货币问题会谈中“我们将提出替代欧洲货币联盟的一种方案，即以哈耶克提出的互相竞争的货币思想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仍然保留在各国中央银行手中……而允许货币完全自由地兑换，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这样，正好跟格里兴法则（Ｇｒｅｓｈａｗ＇ｓ ｌａｗ）相反，良币会逐渐驱除劣币，最后，从理论上说，欧洲会通过自由选择而形成单一货币。”{20}
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同意尼格尔在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即将就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举行的会谈上将采取的方针。尼格尔已经形成了一个巧妙的思路，其基础是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不应该由政府而应当由市场来充当货币联盟发展的动力。（不幸的是，这一建议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原因部分在于，它绝不是国家统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模式，而这才是我们的欧洲共同体伙伴们所偏爱的东西。）”{21}
哈耶克没有能够继续发挥他晚年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思想，没有继续呼吁货币竞争和私人发行货币。不久他就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他认为，这是他的生命和思想的总结———《致命的自负》。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6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的口述史项目组织的一系列访谈。他开始形成一个想法：他不只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也可能成为影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这些访谈是由艾智仁组织的，他是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这样形容哈耶克的性格和特点：“文静，沉着，有条不紊，喜欢寻根问底，绝不妥协，明晰，从容。”①
还有人描述过这个时期的哈耶克，其中包括设在伦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所长艾蒙·巴特勒，哈耶克时任该研究所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不管是在作品中还是在为人上，哈耶克都是无可挑剔的”，巴特勒在１９８３年这样写道。哈耶克相信：“性格中细微之处对于改进人际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对于自由社会之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与人为善、幽默感、性格温和、尊重他人的良好愿望，所有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加上守时和守信两条；而哈耶克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模范：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在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处世中，他都接近于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学者的形象；当然，人性的脆弱有时也在所难免。”②
１９８１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乔治·沙克尔形容他“出身贵族，具有贵族气质，不管是在身体、道德还是思想方面，他都无所畏惧；他的思想清晰而敏锐；他坚持原则，严格地遵守原则本身的逻辑；他具有学术的正直诚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的一位重要塑造者”③。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评论说：“在他的几乎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哈耶克那些令人难忘的特征：他对待批评和争论所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和宽容精神，他在承认他的思想先驱的贡献、以及在反驳他的思想论敌的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谦恭和谦虚。”④
１９７６年，哈耶克参加了人文研究所在温德塞尔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间旨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最基本的分析框架的三次会议中的一次，这一系列会议推动了最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哈耶克在１９７６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米塞斯是“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真正的创始人。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学派”⑤。他还跟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因此，在最近这些年来，在美国，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又复苏了———
答：其实是米塞斯学派……人们现在把我跟米塞斯相提并论，但我想，他们主要是米塞斯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些人勉强地承认我是第二代的领袖，但我觉得，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最近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恐怕对这种说法，肯定会不以为然。⑥
１９７６年，塞尔登在为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罗宾斯和哈耶克“积极推动，使英国的研究者和教师们了解了门格尔、维塞尔、庞巴威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但我们一直没有听说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发展，直到最近一两年，情况才有所改观”⑦。哈耶克于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在年轻一代中普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哈耶克影响下成立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ＩＥＡ）。正是它，推动形成了撒切尔夫人自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０执政１１年间所奉行的观念，“如果没有ＩＥＡ，我非常怀疑是否会发生那场撒切尔主义革命”⑧。
哈耶克曾讲过ＩＥＡ的创立经过。他回忆说：“就在我正在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同时，跟它坚持同样路线的另一个机构也在筹备成立。一位挣了一大笔钱的英国年轻飞行员来找我，他问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遏制社会主义的不祥的发展。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相信，向大众搞宣传收效甚微，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说服知识分子。我说服他用安东尼·费舍尔的名义去创办一个研究机构，最后的成果就是经济事务研究所。开始的时候，它的发展很缓慢，但今天?穴１９８３年?雪，它不仅具有极大影响力，也成了分散在大半个世界的大批同类研究机构的榜样，正是这些机构正向世界传播着健康的观念。”⑨
ＩＥＡ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阿瑟·塞尔登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８年间一直担任ＩＥＡ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１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念书，后来又担任助教。他为人热情、讲话慢声细语、乐于助人，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读过爱德温·坎南的书。开始他是普朗特的学生；“随着我的兴趣从经济学理论转到政策应用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成了哈耶克”，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进行了深刻论述”⑩。在这篇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４０周年的文章中，塞尔登接着说，“哈耶克从知识上对集体主义经济的批判，极大地振奋了五位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度的研究生，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讨论驳倒集体主义经济学邪说的办法。但战争阻碍了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类似ＩＥＡ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组织”{11}。
英国政治史专家丹尼斯·卡瓦纳曾经非常准确地描述过ＩＥＡ的哲学和发展历程。该所刚成立的时候是“作为一家‘研究与教育信托基金’，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和表达人们的偏好方面的作用。它是由阿瑟·塞尔登和拉尔夫·哈里斯经营管理的。ＩＥＡ最开始时进行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塑造舆论气氛，影响政治家们的思想。它没有致力于说服某个政党或政治家，它相信，影响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舆论，可以更有效地增进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赖”。截止到１９９７年，ＩＥＡ已经发表过五百多篇论文，出版着一份月刊，定期举办有政治、企业、舆论领袖参加的午餐会和研讨会。根据卡瓦纳的研究：“到１９９７年，ＩＥＡ已经稳固地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和货币主义在英国的思想大本营。他发表了哈耶克的大量文章。通过出版哈耶克的著作，ＩＥＡ对于恢复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12}
哈耶克曾说过，他自己晚年声望最高的时候，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的兴奋期之后那段时期。１９８５年有人曾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反应？”他回答说：“诺贝尔奖只有很小影响。从１９７４年一直到１９８０年，有一些表面的效果。不过，我不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激发起了年轻一代对我的兴趣。而在过去五年中，却出现了一股潮流，我都有点跟不上趟了。我觉得我没怎么夸大———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接到一本研究我的新书。而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不可能阅读这些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哈耶克追随者写的书籍的洪流，我自己是不能主宰它的。”{13}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有些人的推崇。人们认为，他关于凯恩斯、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后来，人们又认为，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由集体、政府控制社会中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浪费和专制政权。而在思想界，一直以来，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有这种看法的人多了起来。哈耶克开始被人认为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后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哈耶克开始“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讲课”{14}。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论》中收录了他在全世界十二个地方的演讲：日本东京的立教大学，弗赖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朝圣山学社，英国的剑桥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城市学院，萨尔茨堡大学，伦敦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西德的基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出行得更为频繁了，尽管他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巴特勒引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回忆起身体闹病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说，‘几年前，我曾努力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但我现在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样子’。”{15}巴特勒又说，１９７３年，哈耶克曾被提名成为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名誉校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荣膺这个职位，但却遭到否决，投票者觉得哈耶克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了。然而，九年之后，该校却宣布，哈耶克是该荣衔惟一的候任者，听到这消息，哈耶克捧腹大笑。
他的名声传遍整个世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就由凯恩斯推荐，当选为英国研究院（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院士。１９６４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４年他７５岁生日的时候，又被授予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１年，维也纳大学聘请他为荣誉理事。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在１９７７年，陆续获得危地马拉、阿根廷、智利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８年，他又获得达拉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长期担任他的助手的威廉·哈特当时正在该校任教（他是《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在危地马拉，有一所大学就以哈耶克的名字来命名。不过，１９７８年，他曾对一位采访他的人士说，尽管“我已经———一般来说这总是不可避免的———自从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荣誉学位，但没有一个是来自你们所说的名校。这些所谓的名校依旧把我看成一位反动分子，他们仍然觉得，我的思想声誉不那么好”{17}。
新观念的发展几乎必然是缓慢的，一开始，经常会遭到冷嘲热讽。哈耶克曾经很精辟地强调说，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尽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但却很少有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认识到，他们自以为客观正确的看法，最后将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被证明是错误的，最起码也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推测性的、假说性的，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得不断地接受人们的审查、检测、修正甚至拒绝。探索真理就是一个不断用新经验评估旧假说、新假说的过程。真理并不是有待于我们去征服的固定不变的山峰，而是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的一次无尽的征程。每次发现新的知识，都开辟了无知的新范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和现实，他越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多少。
我们可能会从理论上举手同意这些原则，但将其付诸自己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以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新观念，如果想为人们接受，就得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因此，理解（德语中的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把握住；这之后，新的理解才有可能被用语言表达出来，供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来认同或领会。
当哈耶克和米塞斯最早提出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可行性的新观念的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这种观念似乎是怪异的、错误的，因为这与大家普遍接受的想法太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当然会比资本主义运转得更平稳，效率也更高。经济的有计划发展，难道没有变幻莫测的竞争、撞大运的结果更好？怎么能花言巧语宣称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
对此，哈耶克的响应是：不管这些话语乍看起来是多么地令人信服，但他们所反映的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是某种错误理解。他提出了一种他认为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知识上的分工，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如何将这些知识收集到一处，而是如何使社会形成一种让这些零散、分立的知识和信息得以最有效利用的秩序。
在很多年中，这些思想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很多政治家、公民或思想领袖看不出这些说法有多正确，看起来它倒像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认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的低效率开始暴露，再加上其政治上的暴虐，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哈耶克的思想的社会条件。比起传统社会主义来说，哈耶克对世界是什么样的及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认识，看起来要更为准确。古怪的哈耶克，变成了重要的社会哲学家哈耶克。过去，没有人听他在说什么，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阿瑟·塞尔登在ＩＥＡ的作用，在维持人们对于哈耶克的兴趣方面的作用，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非常关键性的。塞尔登在谈到ＩＥＡ与哈耶克的著作的关系时说，《自由宪章》出版后，“我们邀请了十位学者来讨论这部哈耶克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著作。他们的赞赏和批评最后结集为一本ＩＥＡ专着《自由社会的议程》（１９６１）。哈耶克很早以前就离开英国去了美国。我的印象是，英国对他的著作的了解太少了。而我发现，涉及面那么广泛的《自由宪章》非常权威，也很深刻，其学术功底很深厚，其见解极为卓越”{19}。
理查德·考奇特写道，在“阿瑟·塞尔登的指导下，ＩＥＡ努力地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中，并非常在意所探讨的问题能引起社会关注。ＩＥＡ实现了它的目标，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这证明了阿瑟·塞尔登作为一名编辑的才华。塞尔登选择ＩＥＡ出版物的作者时非常仔细，ＩＥＡ也几乎完全依托学院经济学家，这些都保证了它能获得较高声望。毫无疑问，ＩＥＡ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英国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创造了讲坛”。考奇特也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也有助于赢得人们从学术上和思想上对ＩＥＡ的工作的信赖，而长期以来，这也正是ＩＥＡ的一笔最宝贵财富”{20}。
塞尔登回忆说，他第一次听说哈耶克的大名，是在１９３２年上中学六年级（即中学最后一年）时，当时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新来了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名字很好笑（哈克？海克？哈耶科？）。“终于，到１９３４年，我见到了他，当时我考入伦敦经济学院。一直到１９８７年，我还在弗赖堡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我们这些学生———有些是新生———看到，哈耶克是个个子瘦高、表情严肃的奥地利‘绅士教授’，他讲授专业经济学课程，带有德语口音……我记得他是学术诚实的典范。ＩＥＡ是他的精神家园。学者们总是在启蒙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有些还启蒙着更久远的时代。哈耶克就是这么一位具有长远影响的学者。”{21}
塞尔登编辑了哈耶克在ＩＥＡ出版的那些著作。哈耶克一度曾怀疑自己还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法、立法与自由》全部出版，因而他留下遗言，如果他去世，将由塞尔登完成该著作。塞尔登评论说，１９７２年，由ＩＥＡ出版的哈耶克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使哈耶克“再次成为名人”{22}。如果没有塞尔登和ＩＥＡ，哈耶克能否获得诺贝尔奖，还真是个问题。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7章 撒切尔夫人(1)
哈耶克的名声传播得最广的国家，是英国，这主要是由于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哈耶克为她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１９７５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而当她于１９７９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是《通往奴役之路》①。她也受到哈耶克其它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她称这些著作为“杰作”②。
理查德·考奇特这样描述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的初次会晤：“１９７５年她当选反对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ＩＥＡ）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第一次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ＩＥＡ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在会议室与哈耶克举行私人谈话，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工作人员围到出乎寻常地陷入沈思的哈耶克周围，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她可真美’。”③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就把手伸进她的提包，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这本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并把哈耶克的书‘啪’地掷到桌子上。”④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间私人和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前一年，即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我从来不会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于思考我觉得正确、而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也应该干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就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⑤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经想就实际的政治问题给她顾问顾问，尤其是在她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有时在寄他的访谈记录或演讲文本的时候附上一封信。１９７９年８月，他写信给撒切尔夫人，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⑥。１９７９年《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的时候，他送给撒切尔夫人一本，还把１９８４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第一的那本送给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受到哈耶克多大影响。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中，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大老。１９７６年，《每日镜报》的一个大字标题是，《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依然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⑦。四年后《镜报》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⑧，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⑨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１９７８）中讲到过“７０年代哈耶克的声望再次上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他又是如何比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拥趸”⑩。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响亮，比他在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声望也大得多。１９７８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福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11}，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住了，这种指责跟三十多年前艾德礼对丘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是通过撒切尔夫人介绍而结识罗纳德·里根的。１９８２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从中受益匪浅”{12}。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书。”{13}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埃诺奇·鲍威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伊、约翰·比芬、尼格尔·劳森，还有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４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他曾在１９５３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7章 撒切尔夫人(2)
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尤其是１９７８年的一封来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14}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响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为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写道，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15}。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无知。”{16}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卡尔多（当时已是勋爵）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响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到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有关种族的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有意谈到过捷克人在１９１４年前移居维也纳后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20}”
哈耶克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拘守陈规{21}。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它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当的吗？”{22}在《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隐含着他的一个看法，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秉赋之差异。
１９６１年，在南非接受采访、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眼在《自由宪章》中?演的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政府可以运用强制予以执行的那些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该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兼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跟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在美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儿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24}。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25}。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他说，“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穴也即政府出资的?雪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他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他们的本分。而如果他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英国大为出名。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可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家，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生活在那里。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６日，哈耶克在伦敦的“星期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１９８４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所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钱伯林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３０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共产党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１９８４年的剑桥已经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欢迎他回家了。”{28}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曾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29}
１９８２年，哈耶克给撒切尔夫人写过一封信，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８０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她写道，“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得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30}
１９８９年哈耶克９０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31}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8章 祖 父(1)
尽管在孩子们处于青少年、尤其是在刚刚成人的那段时间，哈耶克没有花太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到他年老之后，他跟孩子们，尤其是跟儿子的感情又亲密起来。在１９７８年的访谈中，哈耶克说，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结婚了，他是个医生，现在则是个细菌学家。他住在德文郡，境遇很好，生有三个孩子，妻子是个英国姑娘。女儿则是伦敦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的昆虫学家”①。
哈耶克的儿子叫拉利，儿媳妇叫爱丝卡，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英格兰南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初，哈耶克定期去探望他们，一般一年有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手头比较宽裕了。他常独自一个前往英格兰。一般呆上个一周左右。他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跟出版商谈判，访问经济事务研究所，顺便去趟改良俱乐部，也许还会跟一两位政治家窃窃私语一番。然后他就到德文郡住上几天，他儿子在紧邻乡村的地方有一处优美的住宅。爱丝卡·哈耶克回忆说，他的公公是个“顾家的男人———他热爱他的家人，非常喜欢他的孙子孙女”②。孩子们叫他“Ｏｐａ”，相当于英语中“祖父”的意思。他给孙子们读故事，吃晚餐的时候，跟家人闲聊。爱丝卡回忆说：“他非常喜欢在这里到处转悠，到高地街上去漫步。他常说，‘如果我的朋友们只看到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他的一个秘密。”③
哈耶克的孩子们回忆说，哈耶克的“生活就是搞研究”④。家人曾送给他一件礼物———一只自动表———但他用不动，因为他活动太少，根本不足以带动这只表。他戴着一只图章戒指，上面刻着家族的纹章———一个海军图样———这个图案现在已经成了《哈耶克文集》扉页和封面上方的饰章。住在他儿子家的时候，他会坐在一只舒适的椅子上，烤着火，腿上趴着一只猫。他过了８０岁之后无法旅行了，他儿子一家人就到德国来看望他。他很喜欢孙子们，孙子们也跟他很亲近。
有一次，莱昂内尔·罗宾斯（现在已经是勋爵了）赶到德文郡跟哈耶克聚会。哈耶克在１９７８年说过，１９３１年他第一次到英国时，罗宾斯就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也是，尽管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⑤。罗宾斯总是能给哈耶克一家人带来上议院的最新动态和出自上院的种种内幕消息。在１９８３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回忆了他跟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交谈，哈耶克刚刚看望过他。当被问及罗宾斯状况怎么样时，哈耶克回答说：“不是很好，让人沮丧。从某些方面看，甚至比我在他中风后第一次看望他时还糟糕。他费了很大劲说出来的话，确实非常清晰，但显然，他得花费很大努力才能集中起精神，才能说清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非常疲惫的人，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的面部表情变化很大。我对此非常伤心。”⑥
与罗宾斯最后一次愉快的交谈是在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７日（罗宾斯中风之前），当时哈耶克最后一次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此时距他第一次登上伦敦经济学院讲台已经有５０个年头了。半个世纪前，罗宾斯是经济系主任。屋里挤满了听众，哈耶克的家人也来了。他教过的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仅仅又一次听到哈耶克讲课，就是让人高兴的事”⑦。还有更多人想挤进来，可惜没有空位了。哈耶克在正式讲话前首先说到，１９３１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是他首次利用了一种观念———价格传递信号的功能———这成为他晚年多数研究的最重要的概念。
晚年哈耶克也跟海伦娜一起探访过海伦娜的儿子一家。一般都是在夏天，一去就是一周左右。在这里，他也很愉快，他被尊称为“弗里茨叔叔”。他的后妻的儿子是维也纳大学物理学教授，他回忆说，哈耶克很有“吸引力”，是他见过的“最实在的人”。在他讲述他正在研究的东西的时候，哈耶克也听得很认真。⑧哈耶克的思想每年都会有所发展，追踪他的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不管是对这家人，还是对哈耶克自己儿子一家，他给他们的印象都一样，他们都认为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为追求真理而生，他自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哈耶克和海伦娜两人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初期，哈耶克满世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座谈会，除了经常去西德、奥地利、英国和美国之外，还去过冰岛、葡萄牙、南美（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韩国、香港等等一般人少去的地方。１９７８年，他访问过南非。１９６３年，他曾去过这个国家一趟。那次旅行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结果就是这次旅行。在那里，他逗留了２８天，发表了十一场演讲，参加过两次研讨会，在其它一些场合也发表过比较简短的讲话。在邀请他访问的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该基金会执行董事赖昂·路说，哈耶克“是２１场演讲、晚餐会、宴会或招待会的贵宾，共有４８０名南非杰出人士参加过这些活动，包括南非最著名的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学者和财经编辑、记者”⑨。他还接受过两次电视专访，两次广播访谈，参加过两场新闻发布会，还有几次接受报刊专访。访问结束后，赖昂·路写信给此时已７５岁的哈耶克说，“尽管行程安排很紧，您还是莅临南非，非常非常感谢您”，“最后，我还想说一遍，您二位（哈耶克与妻子）的人品和您二位的精力———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及您对于这么多学科的熟稔、洞见，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概括哈耶克对南非政治局势的看法时，路说：“尽管他本人不赞成南非的很多政策，但他也认为，国际社会的双重标准、敌意和干预是‘令人反感的’。毫不奇怪，很多南非人因此而支持政府，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是不会这么做的。”⑩就在他起程赴南非之前，他曾在日本跟日本首相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大臣谈过话。西德和智利政府也曾经向他咨询过意见。
哈耶克的有些演讲是有偿的。１９８１年，他在维萨国际（信用卡）年会上发表题为《未来的价值单位》的讲话，维萨在跟他联系时，要求他讲讲跟私人机构发行货币有关的问题，他为此获得了１.５万美元的报酬，外加报销他自己和海伦娜两人的旅行和游玩费用。
在参加１９８１年委内瑞拉举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论坛时，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复兴；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那根本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主义”{11}。他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那种社会的前景，确实变得更为乐观了。在１９８５年为一本书写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一直到７０年代初期，我还觉得，不会有谁愿意聆听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观点。但在最近这五年甚至十年，我看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料到过的变化。”{12}委内瑞拉一位记者曾就拉美“极权主义”政权的问题采访他，哈耶克回答说：“不要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我不觉得拉美有什么极权主义政府。惟一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在前总统萨尔瓦德·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现在的智利已经进了一大步。整个世界都将把智利的崛起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一。”{13}
１９８０年，他给伦敦《泰晤士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以《解救德黑兰的人质》为题发表，这封信体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他写道：“真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在我看来，假如美国政府立刻就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政府表明，除非在４８小时之内，使馆每个工作人员都被毫发无损地交还给美国政府的代表，否则，炸弹就将降落在伊朗政府的头上，并且会越来越多；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前景和人们在外国的安全会有保障得多。”{14}
１９８３年，在福克兰（即阿根廷人所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在阿根廷遭到批评，在这封信中，他写道：“人们或许应当提醒阿根廷，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英国对自己已经行使了１５０年管辖权的岛屿诉诸一次武力，以击退由于另一个国家仅仅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而发动的一次好战行动。”{15}他本来希望这封信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但最后几乎没有多大反响，让他觉得失望。
１９８３年初，哈耶克曾评论过里根经济学和里根的国防政策：
问：世界经济已经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中，而我们实行的是本来以为能够克服这种衰退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模式。你如何看待里根的市场经济模式？
答：这位美国总统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那么，美国的进展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我对那个通过降低税率而增加税收的著名理论深表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数量因素是很难把握的。里根曾宣布，他能够通过降低税率而实现预算平衡，我怀疑，你们据此而形成的期望可能从一开始就过于乐观了。
问：过高的军费开支难道不是一个影响因素？
答：我确信，里根拒绝削减军费开支的做法是正确的。整个世界的和平有赖于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处于苏联人可以恐吓我们、令我们完全屈服的境地。我们西方必须保持在跟苏联一样强大的水平。我不相信哪个俄国人会愚蠢到发动核战争的地步。但如果苏联有一天有能力用他们的军事优势来恐吓我们，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毫不手软。{16}
哈耶克极为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问题。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写道：“先生，如果你用大写字母写下下面的基本事实，那你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美国政府把世界上一大半储蓄借来维持自己目前的开支，那么，世界其它地方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就会变得短缺、昂贵。”{17}给报纸写信，建议他们用大写字母印刷他的话，对于哈耶克这并不是第一次。１９７８年，他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写道：“你们能否在每期报纸的头版用大写字母印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可真是一件善事。”尽管他在剪报资料簿上注明，他的信只发表了一次，而且还是用小字号。{18}
１９８３年，《经济学家》杂志邀请哈耶克在凯恩斯百岁冥诞之际对他予以批评。哈耶克关于这位剑桥老友的评论，发表在该杂志６月１１日那一期上。他写道：“尽管我要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碰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地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是完全错误的。”{19}在较早的一次报纸专访中，他的评价似乎要温和一些，当时记者问他，“你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哈耶克回答说：“没有。我觉得，凯恩斯基本上也是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是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但附加了很多保留和限定。他从来都不够彻底。从私交说，我们是朋友，但在经济学上很少有意见相同的时候。”{20}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哈耶克作为谒见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１２位信奉天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一员，与教皇谈话，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探讨天主教教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让教皇也来关注诺贝尔奖得主们依据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认为当代人所应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21}。哈耶克就这次谒见发表过一个声明，他说，他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们对于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惟科学主义的谬误对人的价值的逐渐侵蚀。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约束我们的欲望的那些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从来不是我们为满足自己已知的享乐欲望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使得人的行为有可能形成秩序的，乃是行为之扩展，它是人的心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把这一点告诉人类，在我看来，乃是今日之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义务，而人类曾对这些科学家给予了特殊的优遇”{22}。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8章 祖 父(2)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大红大紫的时候，哈耶克的境遇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报纸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人物评介文章中说，你希望一位“８３岁的维也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是什么样，哈耶克就是什么样。高个子，衣服皱皱巴巴。领带上有一枚珍珠别针。马甲上挂着表链，尽管带着一只电子手表。他的口音经常把德语的Ｚ和英语的Ｏ搞混”{23}。
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里尼在１９８５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过哈耶克过８６岁生日时的情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住宅位于黑森林中的弗赖堡市景色优美的平原上，他的书房墙上挂着５０年前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时收到的两幅充满深情的漫画。第一张画上的他站着，轻松愉快，题词是“为什么这个人像个巨人一样横跨在这个世界之上，而我却这么琐屑……”第二幅画上，他摇摇欲坠，肩上扛着整个保守党内阁。他指着这两幅画咯咯地笑着，不过一般都是暗笑，并且立刻就加上一句，“当然，我并不真的是撒切尔夫人的顾问。”
他是个个子较高、满有风度的人，甚至有点太瘦了，一只耳朵也聋了。“这倒有一个好处，”他指指助听器俏皮地说，“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听别人唠叨。”
?穴谈到诺贝尔奖?雪“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同意给经济学家设立什么诺贝尔奖—当然，到他们给我发奖为止。”他大笑起来。“当然，这非常有助于我成名：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他饶有兴味地说个不听，一个趣闻接着一个趣闻，常常拿自己开玩笑，而很少拿别人开玩笑。{24}
晚年的哈耶克最爱开一个玩笑，说马克思是右耳聋了，而他自己却是左耳聋了。
晚年他吸起鼻烟来。他曾跟人说过这么一段话：
问：我忍不住还是要说到鼻烟的事。你说在伦敦有一家鼻烟商店。
答：是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鼻烟。它是个很古老的店铺，弗里堡与特里尔，看起来像个英格兰人开的店铺，从１８世纪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使用这个商号。我找到它，试过了它里面的３６种鼻烟。有一种我认为是最棒的，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詹姆斯·罗伯逊法官的混合型?鄢。
问：听起来很好。
答：非常之好。
问：为什么你要吸鼻烟？
答：是这样，医生建议我戒烟，这对于吸烟时间很长的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是个大烟鬼，以前主要抽雪茄。我曾经吸过鼻烟，于是，戒烟之后，立刻就想起了鼻烟。于是，我就开始吸起来，然后就完全入迷了。这其实就是个习惯的问题，吸鼻烟，也能得到我想要的尼古丁。吸烟对人体最不好的东西是焦油，而吸鼻烟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是，我既可以享受到我的乐趣，又没有多大危险。{25}
哈耶克曾在这个场合谈到过生活的乐趣问题：
问：你是在哪儿掌握这些葡萄酒知识的？
答：除了?穴法国?雪勃艮第产的葡萄酒之外，我对别的地方的葡萄酒并不怎么了解。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勃艮第葡萄酒，只要可能，都喝这种酒。
问：你的父母每天吃晚饭都喝葡萄酒吗？
答：不。如果说他们喝什么酒的话，那也是喝啤酒而不是葡萄酒。我不很喜欢维也纳产的葡萄酒。一般来说，直到不久之前，我喜欢喝的一直是红葡萄酒。只是到了最近，有幸到了弗赖堡，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些很小的葡萄园，酿造的白葡萄酒都是上等的，所以现在我就喝上了白葡萄酒。{26}
哈耶克也说过他晚年的工作习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早到晚一直进行研究，但现在，他在晚上没法再进行创造性研究了———到了晚上，他只能读点东西。早上，他的精力大概能保持两个来小时。“如果没有事情打扰，我一般是读完报纸后就坐下来搞研究。”有时喝上一杯咖啡能够让他多干上一点时间，“但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问：你搞研究的时候，是不是趴在书桌上写作，你是不是边走边思考？
答：我一般坐在一张休闲椅上，靠着椅背，在膝盖上写作。我要说，我有自己的阅读周期和写作周期。如果我想读得多一点，我就没法再写作了。有时，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只能读书，这可真是个问题。我随时都在做笔记，不过，我并没有有意识地追求思想的系统性。而一旦我决定坐下来写东西，我也会找参考书，但我就不再系统地看书了，起码不看跟写作的主题有关的书。晚上，我会读点别的东西。{27}
哈耶克一般的写作方法是先用卡片记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开始“写呀写呀写呀”。他先做卡片；他总是随身带着卡片纸，这样就能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我的所有想法都是先以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然后，我会根据这些卡片动笔写作，这是耗时最长的阶段。然后，我会自己打字，打出我自己认为很清楚的初稿。然后就是进行修改，再将修改稿给打字员打出来，然后再改一遍；因此，我觉得，我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写了三四遍。”{28}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哈耶克说，这一辈子，他的身体都比较健康，尽管晚年一度身体闹毛病。但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都不错。
在１９７８年的一次访谈中，记者问哈耶克，他的观点一生中有没有什么不同，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哈耶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所思考的，依旧更多地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我们恐怕很难知道某一活动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所有的演进过程基本上是偶然事件的产物。我很难说我自己的某一决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对生活总的看法是，我们都在玩一种撞大运的游戏，而总的来说，我在这场游戏中还是挺走运的。”{29}
１９８４年，在撒切尔夫人的举荐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哈耶克英国最低级爵士勋位，以表彰他为“经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说，哈耶克一度期望自己能够得到准男爵爵位。曾被授予最低级爵士勋位的人士有丘吉尔、艾德礼和罗宾斯。在获得这一勋位后，他曾给几位朋友写信请大家用“弗里德里希”在英文中的对应名“弗里德里克”来称呼他，但没有几个人理睬这个。{30}
在他获得的荣誉中，他最看重成为一名最低级爵士，他因此而有幸觐见女王陛下２０分钟。他的家人回忆他在准备觐见的时候，并没有指望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他已经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爱丝卡·哈耶克说，但他回来之后，心态却大不相同了。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他觉得她是他见过的最仁慈、最博学、最有见识的人。第二年他还在说：“她让我大为惊奇。那种平易和娴熟，仿佛她了解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32}
觐见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经济事务研究所举行了一个晚宴。晚宴结束后已是深夜，他的儿媳妇又送他到改良俱乐部，她回忆说，他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拄着他的雨伞，满脸笑容地说：“我度过了平生最幸福的一天。”{33}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1)
哈耶克学术生涯最后几年进行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撰写《致命的自负》，副题为《社会主义的谬误》。我们不应该认为，哈耶克晚年把时间都花在旅行或参加各种不重要的活动上，相反，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他积极地为写作《致命的自负》做准备，他在写作期间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①
哈耶克最初设想，《致命的自负》将是他毕生研究社会哲学的一个总结。年轻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价格的信号传递功能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在《经济学与知识》中，他发挥了这一概念，解释了价格是如何帮助人们克服知识的分工问题的。在《理性的滥用与衰落》中，他本来想疏理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但由于它耗时过长，他就决定写一本比较通俗的书———《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后果。而这本书又使他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于是，他就撰写了《自由宪章》以补救这些时弊。然后是《法、立法与自由》，他试图超越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阐明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最后，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将阐述他自己的整个研究工作的要旨———从演进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文明的成长。
哈耶克高度推崇西方文明。他认为，人类透过西方传统的观念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希望，要比透过其它的传统大得多。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也是在未知的、不可预见的方向上演进着，这样的事并不是独此一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为社会创造出能使物质进步持续下去的规则。
尽管如此，哈耶克最看重的还是精神因素。尽管他用物质水平作为衡量社会成功的标准，实际上他认为，男男女女们所奉行的规则，总的来说是内生的。社会的秩序乃是一种抽象的秩序。它是社会成员们对于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人际关系模式导致的物质结果将会什么样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所持的愿望。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历史上的道德规范的一种外在表现。
而且，人们根据经验而相信的东西，与他们的规范性的、伦理性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相信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个人，与相信这种控制不可能有效率的个人，所偏爱的规则和法律肯定是不一样的。人们根据经验而形成的信念，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而，哈耶克的哲学致力于追求真理。人类只有从真理中———即尽可能准确地评估事物是什么样的、能够是什么样的———得到好运道。
《致命的自负》的立意源于《法、立法与自由》跋文《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这是他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７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Ｌ．Ｔ．霍布豪斯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当初有些思虑不周。哈耶克经过几年沉寂之后，终于出齐了《法、立法与自由》。这之后，他又回头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问题———即探讨社会主义的规范性陈述背后的经验性命题。他认为，这些经验性命题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甚嚣尘上，他要竭尽全力透过他的著述挫败这些论断。
哈耶克坦率地承认，在这个时代，由法律、产权、交换、契约和传统的家庭、性伦理构成的西方自由传统所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左翼。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贩卖不合乎西方传统价值之观念的人士的厌恶，因为这些传统价值是历史地演进形成的，而这些家伙却想用建立在下列经验命题之上的最优社会取而代之：他们声称，由政府随心所欲进行控制而形成的社会，要比透过适用于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所形成的社会，更为可取。他追求的是透过法律而形成的秩序。
反过来，只有形成秩序，才有可能实现物质的最大进步。只有当人们能够基本上确信他们的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才能有效地与他人发生交往———从而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进步。规则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社会是否繁荣兴旺，关键在于规则是什么样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的时候，他以为，这将是他的收山之作，他不愿意让这本书在没有指出———“最起码是暗示”———他的思想发展的“方向”的情况下就仓促出版。所以，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跋，也就是这篇霍布豪斯演讲，它“较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指导我整个研究工作的一般的道德和政治演进观”②。由于认为，《法、立法与自由》将是他最后一本着作，因此他在这本书上投入的时间，比以前所有著作都长。
哈耶克从１９６２年起进行《法、立法与自由》的研究，到１９７８年全部写完，前后共花了十六年时间。在《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他的自由至上主义色彩更浓了。在最后一节《把制订对内政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第三段，他赞成将“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务性功能下放给区域性或地方性当局”。他认为：“这样一来，地方性政府、甚至区域性政府将转型为准商业性公司?鄢，为争取公民而展开竞争。”③
哈耶克预言说，如果切实贯彻自由至上主义的原则，就将形成一种社群主义的前景。目前流行的“社群主义”理论强调地方价值和地方制度的优先性，强调各社群之间的多样性。社群主义不强调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奉行统一的价值、实行统一的制度。社群主义强调不同社群间的多样性，而未必肯定社群内部的多样性。社群主义的多样性是诸社群的多样性。多样性就是差异。而社群自身的特征则是统一的，而不能是多样的。
相反，真正的社群主义并不会仅仅因为过去的社会规范和组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一味地维护它们。哈耶克曾雄辩地说，允许过去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消逝，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整体而言，都是可取的，他说：“如果我们允许某种生活方式完全消逝，而不是将其作为某种历史标本而保护下来，则应当是我们对人的尊严的更为尊重的体现。”④在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中形成的社群，应该是其成年成员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选择的社群。
在《法、立法与自由》倒数第二节《取消政府对服务的垄断权》中，哈耶克表现了他一生中最强烈的自由至上主义色彩。他说：“当然不需要中央政府来决定谁有资格提供各种服务，政府如果拥有这种强制权力，则是极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如果某些人愿意以其它方式获得某种服务，则曾获准使用其征税权维持这些服务的政府部门，应当退还他们为此服务而交纳的税款。”⑤由于他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下面广泛的政府服务领域，因此这一原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原则“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政府具有法律赋予的垄断权的所有服务领域，从教育到交通再到通信等所有领域，包括邮政、电报、电话、广播服务，所有的所谓‘公共品’，形形色色的‘社会’保障，还最重要的的货币发行，惟一的例外是维护和执行法律及为此目的而维持一支武装力量”。到１９７９年出版的《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几页，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变成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哈耶克。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2)
哈耶克曾在１９７９年２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致命的自负》的来龙去脉：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有十二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愿意出面作为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激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跟我们公开辩论。
但这却不大行得通，有两个理由。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无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请我用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给我们这边的十二位队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⑦
哈耶克形成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紧接着又写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那会儿。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关键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开辩论的想法，这一关键看法就是他在将那篇演讲收为《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跋文时在最后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话：“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⑧———“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⑨资本主义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开放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Ｐ．Ｔ．鲍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拉尔夫·哈里斯、埃米尔·金格、加斯东·莱杜奇、沃伦·纳特尔、约阿奎因·里格、本·罗基、阿瑟·申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泽克·科拉考斯基、阿瑟·刘易斯、冈纳尔·缪尔达尔，迈克尔·哈灵顿，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阿隆则已经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详尽提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来参与其事。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于正专心于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而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最不可缺少的人，并强烈呼吁弗里德曼来帮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无法参加的原因，显示了他的尊敬、谦逊和远见：
我当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对质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这套片子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１９７９年秋天之前，录完这套节目。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话解释我们的情况，是要让您清楚，我之所以无法去参加那个活动，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更重要，但离了我却更加无法继续下去。⑩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１９７９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帝是否会假我以时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与自由》的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曾在结尾说过，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作《致命的自负》，但最后的定稿却一直未能让他称心如意。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提纲发展成为一本专着的，跟《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经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的，《过分的自负》（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ｅ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ｉｔ），他认为，斯密用这个词形容的是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13}
《致命的自负》的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经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由自由基金会资助，在离哈耶克３０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贝尔古尔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１９８２年８月举行，我们有十五个人与会，包括皮特·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负》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在１９８２年后半年及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５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却是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的，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认可写作自己传记的学者，是他的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上的作用，就远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１９９０年２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成为文集的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Ｆ．Ａ．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3)
《致命的自负》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时候，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尽管人们满怀敬意提到其中的智能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认为，《致命的自负》并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到《致命的自负》出版的时候，哈耶克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学术生涯已经结束了。
从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写作演讲稿《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到１９８５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上大概花了七年时间。从他获得诺贝尔奖，到他最终彻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这中间大概有十年多一点点时间，是他生命中“夕阳无限好”的一段时期。而当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努力写作《致命的自负》的第二稿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开始出毛病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也曾数度遭遇疾病困扰。
哈耶克最初对《致命的自负》很投入，但他的秘书库比特回忆说，慢慢地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写出整本书，甚至只完成大部分，是否能跟别的书一样好，这本书是否重复得还不是太厉害。哈耶克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这本书感到很失望。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传递出的最终的道德箴言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15}”生命的目的就是变得繁荣，富足，多样，快乐。《致命的自负》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导论和第一章中：人的生命的发展是与知识、技术和物质创造物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凡是这些得到最顺利的发展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而且，贸易的发展与文明的成长根本就是一回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哈耶克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的进展情况。１９７９年他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现在正在写的书讲的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反动性”。我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的本能是在面对面的小社会中形成的，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满足的是他人看得见的需求。而现在，?穴开放?雪社会的基础则是，我们得观察那些信号，借此我们才能服务于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利用那些我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资源。然而，我们的本能却依然如故，我们想亲眼看见我们所造福的那些人，我们想跟眼前的伙伴们一起追求某个共同的目标。而这在?穴开放?雪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只有当我们不再只是满足我们熟悉的人们的已知的需求，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的指引，社会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你才能有真正的演进发展。如果你的共同体完全听命于一个专制体系，它就不可能有演进。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有演进，而在不自由的体制下，你之所以无法演进，是因为比现在好的东西受到阻碍，无法出现。
……在面对面的小团体中存在的、决定着我们的生物遗传本能的道德规范，仍然盘踞在我们心中。我觉得，所有的文明都是依靠遏制这些本能才获得成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就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但他憎恨这样。个人从中获益了，但要他抛弃这些天生的本能，而调整自己去遵守那些他不理解的形式化的规则，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现在依旧不喜欢那些规则……
政府的作用更经常地是妨碍了进步。{16}
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夏天谈到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说：“整个观念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的基础，并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刻意的设计，而是一些传统，遵守这些传统的人能比遵守其它传统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某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但它跟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区别在于，进化过程不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穴传统?雪只能体现在群体的整体成功上。为此，我现在使用了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概念。扩展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我们的视野的秩序。我们所有人都是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人而劳作，我们也得靠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才能维持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说明了，我们赖以维持生存的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17}
１９８４年哈耶克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识，能够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加以利用。这种想法忽视了下面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仅仅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可以最准确地表述这一点：社会反对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进行生产，因而它就使扩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些什么。我们正是透过追求利润而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的身上。”{18}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对于谁应当掌握物质的、有形的资源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看谁能创造最大利润。哈耶克在公开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惟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够扩展他们视野的望远镜。”将这一思想予以扩展，哈耶克又写道，在“人的活动的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收益也是一个信号，引导人们做出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最为有利可图的活动，能使人繁荣富裕，因为人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19}。利润和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0章 去 世
１９８５年之后，哈耶克几乎很少搞研究了。库比特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要自己完成《致命的自负》，他是不会购买文字处理机的。他逐渐地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会保存下来。同样，在社会中，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会会维持下去。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这样的戒律？”哈耶克对此做出的回答反映了他对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从前来，我们恐怕必须将邻人的概念的范围加以限制。事实上，圣经中的这句话所说的邻人就是名副其实的邻人———那些我们养活的人，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极为了解的人。但一旦到了我们是为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劳作的现时代，这种戒律就不大适应了……
这些?穴宗教?雪规则是为指导小群体中彼此熟知的人们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一旦我们脱离了这种原始群落状态，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与最亲密的几个人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①
只知道我们应当爱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去爱他们。哈耶克的要旨在于，只有遵守那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规则———这种规则有时会排斥我们做一些当下就看得见的好事，有时甚至似乎要我们违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人们彼此相爱的可能才可能最大，人们才能达到最幸福的状态。
１９８７年，他曾出席过弗赖堡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午的时候还比较敏捷、清醒，到下午就打起盹儿来了。随后哈耶克在发给１９８７年一次朝圣山学社地区会议的贺信中说：“朝圣山学社存在４０年之后，我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没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尽管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没病了，但过去两年的疾病已经使我垂垂老矣。今年夏天，我到蒂罗尔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门了，而到了８８岁高龄，我对自己还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已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仅限于向全体与会者发去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会议取得成功，也祝愿学社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②
１９８９年，一篇杂志文章描述过他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福布斯》杂志在哈耶克位于西德弗赖堡的Ｕｒａｃｈｓｔｒｅ?鄄ａｓｓｅ的一栋拉毛粉饰的大宅中采访了哈耶克。他的身体，一直没有从最近一次肺炎发作中恢复过来，这次发作相当严重，他住了六个星期医院。但他很高兴接受本刊的采访。他是一个瘦高个，他的胡子让我回想起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官时的样子，哈耶克站在到处是书、装饰雅致的三层楼欢迎本刊。他拄着一根拐杖，请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日光浴室，从这间房子的窗户，能够眺望到覆盖着松林的肖因斯兰山。
哈耶克告诉《福布斯》，比起十年前来，他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更为乐观了。他相信，公众已经逐渐明白了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整个世界———从阿尔及利亚到缅甸，从中国到南斯拉夫———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已经宣告破产。哈耶克特别注意到年轻一代人对于市场经济有着特别的青睐。今天，阿尔及尔或仰光城内失业的年轻人发动的抗议，不是要求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要求得到机会：得到按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买卖———牛仔裤、汽车等等东西———的自由。
哈耶克现在相信，西方将有可能赢得与集体主义战斗的胜利———尽管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他把一张毯子盖到自己腿上，评论说：“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了。”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及其发起的反对政府控制经济的战斗呢？哈耶克对此的看法倒有点令人惊讶。哈耶克并不是不赞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但他对现代政治家总体的评价就不高。不过他也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③。
他的公寓前门的门牌上标明这里的主人是“弗里德里希·Ａ．冯·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标准，这栋公寓算不上特别高档。他的书房收藏了大约４０００册书，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哲学。家具不是新的，屋子很久也没有粉刷过。天花板很高，厨房已经有点陈旧破败，据最后几年曾帮助照料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说，哈耶克曾骄傲地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厨房一步。多年来，他的书桌上方墙上都挂着一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书桌上，他摆了一张第二任妻子年轻时在维也纳拍摄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终于活着看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及１９９１年在苏联的崩溃。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爱德·克兰恩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赠送给后来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哈耶克写信给克兰恩说：“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我想我们这边的完全胜利，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象征了……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在晚年本人亲眼看到公开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最好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市场的道德准则》中，哈耶克可能最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１９３６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的时候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活动方向———然后在经济学的其它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的认识的启发。
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之上的：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最重要的思想。
而说服“舆论领袖”相信这种观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我花费了差不多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够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⑥。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他最后一次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当时一位记者对他进行书面采访，他儿子向他读了那些提问。哈耶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因为社会主义一词有那么多含义。收入的不平等可以被大大减少，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政治中致力于实现公平分配的种种做法，所体现的都不过是对于何为公正的多少有些随意的认识而已，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合理化改革，也因为其从技术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抛弃了。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来，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更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⑦此诚所谓黄钟大吕。
在度过了非常糟糕的最后几年后，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３日，哈耶克逝世，此时，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他９３岁生日。唁电、慰问信、悼词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或者说是“惨淡经营”（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他的遗体埋葬在维也纳北郊的纽斯推夫－安－瓦德（Ｎｅｕｓｔｉｆｔ ａｍ Ｗａｌｄ）公墓。
哈耶克的葬礼于４月４日星期六举行。约有一百位家庭成员和受邀的客人参加。这一天早上有风，天气阴沉，但太阳后来还是破云而出。墓地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和花圈。纽斯推夫－安－瓦德公墓位于一处山丘上，由此可以眺望到葡萄园和长眠不醒的哈耶克儿时嬉戏过的维也纳森林。葬礼因为等候当时的捷克财政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瓦尔拉夫·克劳斯而推迟了一会儿。
约翰内斯·沙申神父主持宗教仪式，并按罗马天主教教规举行葬礼。他用德语布道说：
在奥地利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刻，有那么多伟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到其它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继续努力，为人类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多么感人的事情。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我们来纪念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曾努力帮助欧洲从废墟中重建家园，详尽地阐述了欧洲重建应该面对的使命。其中一项就是，欧洲需要某种制度和力量，鼓励人民自由地———而不是集体地———为公共之善做贡献。
哈耶克也一直探寻信仰问题的答案，他内心深处一直在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观念进行着搏斗。他一向拒绝位格化的上帝。他不愿接受一个仅仅比人强一点的上帝。
他一向致力于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他希望能找到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
我相信，经过了一生充满激情的研究和内心的搏斗之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已经进入了我们称之为永恒和上帝的光明与和平之中。
葬礼结束后，沙申神父划过十字，然后指挥将棺材安放到墓旁，随后是默哀。墓穴的黑色泥土已经翻了上来，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小树根。沙申神父为坟墓祈福。棺材被放下去。沙申神父把一锨泥土填进墓穴，然后是哈耶克的妻子填了一锨土，随后是孩子们，接下来是亲朋好友。万籁俱寂，只有泥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
刻制他的墓碑的石头，来自蒂罗尔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那是他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粗糙的碑面上，在十字架下，刻着这么几个字：
Ｆ．Ａ．哈耶克
１８９９－１９９２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自由至上主义的时代已近在眼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伟大贡献也在于他设想了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他所阐发的自生秩序理论，乃是他本人构想出来的，尽管他将此概念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卡尔·门格尔那里。他努力地论证了，即使没有一个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也仍然能够实现高度发达的秩序。为了建成某种最佳社会，我们不需要政府非得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限仁慈的；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政府试图成为这个样子时，恰恰发挥了相反的作用，２０世纪的现实已经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点。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最准确地描述了他的和平共处世界的理想：
隐含在开放社会背后的理想?穴是?雪：应当把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我希望我们继续不断趋近于这个理想，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
遵守某些正当行为之规则的义务扩展至越来越广阔的范围，最终扩展至所有人，这必将导致人们对于小群体内之同伴的义务弱化……
这些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行为规则只能缓慢而逐渐地取代那些允许个人为了追求群体的利益而伤害陌生人的特殊规则。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使开放社会之崛起成为可能，并使普遍和平秩序之依稀希望或可实现。①
贯穿于哈耶克的普遍和平理想中的，是哈耶克对法律的关注。最终出现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②在这一理念背后的理想乃是，一切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从哈耶克的著作中可以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各个社会的法律所体现的，无非是个人之间的法律。归根到底，理应存在之惟一的法律，乃是个人在不存在政府的情况下可以将其适用于所有他人的法律。他在《法、立法与自由》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是在讨论其它问题时说到的，他说：“只有透过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之中，而与此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之强制性，这样，我们才能逼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③他的著述仍将是照亮未来世纪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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