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１章 家庭(1)
第１章 家庭
１８９９年５月８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的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长期以来，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１８６７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札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穴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雪于１８７１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是一位市卫生局雇佣的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植物学，关于这一学科，他写作了大量专着。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的一位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娘家姓氏）·冯·尤拉舍克１８７５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弗里德里希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费利西塔斯得到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大半收入。哈耶克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５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工作的那种尊重，那么，我就会改变我自己的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野心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父亲生活中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的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一点清晰的想法。”①
除了父亲的学术追求之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三大鼻祖之一奥伊根·冯·庞巴威克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雪。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被奥地利民族政府雇佣。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富裕起来。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３０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着，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他的一本专着——《１８６９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德文）；其它专着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和《医用与药用植物药力图解》。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大的变化，哈耶克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有出现，他看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②。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日耳曼语世界与２０、２１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１８９９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一点都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所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既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的天堂，那儿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有些人眼里，它却是一个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和斯蒂芬·陶尔敏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Ｋａｋａｎｉａ），这个外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第一个字母Ｋ． Ｋ．或Ｋ． ｕ． Ｋ．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的幼儿语言的人说，它则表示‘大粪’（Ｅｘｃｒｅｍｅｎｔｉａ）给人的感受”③。
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义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对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它的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ｃｌｅｒｉｃａｌ）。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当然啦，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设有一个议会，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于是，就经常被关闭掉；不过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可以不经过议会就治理国家，而每一次当所有人刚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之乐趣的时候，皇帝又下令现在必须恢复到议会制了。”④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把１８９８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年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⑤，１８６６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之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战乱和流血冲突。这些年月，维也纳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
１９００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音乐的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
弗里德里希———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穴对此他不大喜欢?雪———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和学术爱好。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性笔记中，他叙述说，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
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的地区服务，他家曾搬过４次家。在他未出版的自传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他跟他们年龄相差不多，但他相信，他们多少属于另一代人，哈耶克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
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类型的才智之士》（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ｄ），他用自己的“私下谈话”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类型的心智能够牢记他曾经读过或听到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的单词。这种类型的心智是“他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陷入困惑的人”（ｐｕｚｚｌｅｒ），他们“总是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够透过获得某种新的洞见而解决。他们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而易举地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词思考的过程。他们直觉地‘看到’某种关联，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⑥。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１章 家庭(2)
这种“外显的”知识与“默会的”知识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与“知道如何”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对于他形成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自己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达的知识，而“困惑者”则具有直觉的知识。知识不是，或者说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达的。以为所有的知识在时间的任一点上都可以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达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以表达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惑型人物”，这令我们联想到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的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对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有所启发。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的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的氛围中。仿佛他进入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任何学者像维塞尔那样不受任何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了门格尔之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呢，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在他的大厦中，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智能财产，即使是对别人在他之前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⑦。
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气氛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作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他们所欠缺的这些品质，其实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交往，包括：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信任邻人的善意。”⑧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时候，做出了下面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哈耶克回忆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穴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雪。这种‘求真’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经奔走于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能宽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对每种习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对于每种传统形态，都要揭露出它是骗人的。”⑨
哈耶克不光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他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１９４５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知识传统，偏爱某种不为其它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独创性的’个性的发展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位青年学生时，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地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所有行为举止，都十分乐于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我曾经自然而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别人不一样、具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⑩
在哈耶克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准备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地方来装无数晾干的植物标本和有关植物的书籍、图片。除了小家庭的生活之外，这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与孩子们还会去走访费利西塔斯的父亲及其后妻与他所生的孩子。哈耶克的家人至今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紧密。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在外祖父家的聚会人数总是很多，好几代人共聚一堂。
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比较而言，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他的外祖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11}。他们有好几位仆人。
“冯”是奥地利帝国两级贵族中的第二级中的第四等、也是最低一等、同时也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则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
哈耶克家的姓氏以“ｅｋ”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来自布拉格的一位“Ｈａｇｅｋ”，他是著名天文学家布拉赫（１５４６－１６０１，丹麦人，其观测资料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奠定了基础———译者注）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做Ｈａｇｅｔｓｉｕｓ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Ｈａｇｅｋ”的家族，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的波希米亚?穴基本上位于今捷克共和国?雪，因而———尽管就他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说的一直是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Ｈａｊｅｋ”，意思是“碎木材”。
他的祖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地区，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样。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他上来就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在上课前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距今３７０年前，我本人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先当时担任公爵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12}。源出萨尔茨堡地区的哈耶克的很多祖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才迁居到维也纳。．
约瑟夫·哈耶克（Ｊｏｓｅｆ Ｈａｙｅｋ）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由于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而于１７８９年被册封为贵族，办工厂也让他发财致富。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弗里德里希的曾祖父，成了维也纳的政府公务员，用他的曾孙子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13}。到１８６０年代，海因里希已进入晚年，散尽家财，古斯塔夫也不得不去当教师。
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１９１８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个人都是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１９１０年前后认识他的，”哈耶克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曾经在紧邻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诺伊互尔德格郊区的一个地方，租了一间瑞士乡间村舍，住过一个春夏，他们家人经常从他们更为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14}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很近。
哈耶克跟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大约７．５万至１０万件干燥标本，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弗里德里希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了植物之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辑了一本《外国标本》，专门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弗里德里希则帮他搞一些杂务。{15}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１章 家庭(3)
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还对摄影、骑自行车、滑雪、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产生过兴趣。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入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因为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覆雪和岩石交加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是在只有一条可以通往山顶的道路的地方，寻找自己要走的路线。这“从技巧角度看未必是最艰险的，但你知道，除非你找到了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否则你就只能在原地打转”{16}。登山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在１８８０年代曾与奥伊根·冯·庞巴威克一起爬山，他们当时都任教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弗里德里希跟弟弟一起爬山，偶尔会跟父亲一起爬山。
他曾谈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说直到上大学之前，他的性格都是“十分讲究实际的”，他想成个“能干的人”{17}。一位采访过他的人引用他的话说，他“真正系统地努力追求过的”第一种兴趣是“戏剧，（他）甚至发奋写作跟暴力及具有色情色彩的主题有关的悲剧———安德洛玛刻（特洛伊王子赫克特之妻，以对丈夫忠贞而著称———译者注）、罗莎蒙德等等”{18}。哈耶克经常去看戏剧表演，阅读了从１７世纪到１８世纪的西班牙、法国戏剧和古希腊戏剧译本。他也阅读德国诗歌，尤其是歌德的作品。他认为，歌德对他早年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的哈耶克是个身体瘦高、不修边幅的男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什么宗教方面的指导。他的父母都是正式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带他上过教堂。学校中有一点宗教教育，但那只是最低限度的。春夏季节的周末，是他们家“雷打不动”{19}的全家郊游活动，他和弟弟们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半强制性弥撒，那使他们经常与学校当局闹别扭。在星期天他和父亲有时还会到森林中去漫游。
不过，哈耶克也记得，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有过某种“苦闷的感觉，因为他在忏悔与领受圣餐时曾违反教规”{20}。哈耶克回忆说，十三四岁那会儿，他请求他认识的每位牧师向他解释，“他们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让他信服。（大笑）这本来就是我的目的”{21}。“到１４岁那年，我确信，没有人能够对‘上帝’一词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不管是声称信仰上帝还是不信上帝，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事。”{22}他家的亲朋中没有几个人信奉宗教。
今天，他的家人讲起他在学校的生活，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叛逆的学生。这跟他的弟弟们不同。哈耶克脑瓜很聪明，但他不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孩子。除了生物学之外，他对别的课程一概提不起兴趣。１４岁那年，他的拉丁语、希腊文和数学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他换了所高级中学，而且换了两次，因为他跟老师老闹别扭。他一般是在“年终考试前突击几个星期，把几门课程一年的内容都大概学上一遍”，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用功学习”。{23}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让大部分老师恼羞成怒，他很聪明，但却没有兴趣学习。尽管他在学校表现不好，但他的伙伴们都认为他是非常聪慧的孩子。他声称自己不会绘画，于是离开他上的第一所高级中学，进了另一所专收穷人家男孩的学校（当时是男女分校）。他的大部分必修课的成绩都是班中垫底的。他对他的同龄人所学的和老师所教的大部分东西了无兴趣，而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爱不释手。
在家里，却是另一回事。他俨然成了一位小学者，帮着父亲进行植物学研究，跟父亲一道出席维也纳动植物学会的学术会议。十四五岁时，他对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越来越不满意，想获得更多理论知识。“我父亲看出这点后，把一本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交给我。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太艰深，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疏理这样的理论性论证。如果他一年后给我这本书，我可能就会被生物学吸引住。这些东西曾经激起过我强烈的兴趣。”{24}在后来全部的学术研究中，他都对进化现象保持浓厚兴趣。
在达尔文的著作刚刚发表的头十年中，进化论的地位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更为突出。适者生存的观念，与人们未曾预料到的、不是由谁指挥的演进发展的观念，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关键所在。
他的父母“彼此十分琴瑟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宁静幸福的（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25}。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全家人共同进餐，在阳光下无所不谈，我们的父母总是让我们自由地闲逛、思考甚至干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26}。
弗里德里希曾回忆说，奥古斯特是一个在德国文学领域“学问极为渊博的人”。哈耶克的家人至今还记得他曾对父亲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评价。哈耶克回忆说，父亲每天早上都冲冷水澡，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哈耶克年轻的时候，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多个晚上，都和家人一起倾听奥古斯特朗读德国的伟大戏剧和德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奥古斯特的记忆力极好，可以把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大钟之歌》从头背到尾。弗里德里希将会实现他父亲未能实现的作学者的梦想。而奥古斯特对他的长子的影响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个孩子的影响。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２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1)
引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有敌对的同盟结构、帝国的野心、国家间的不信任及日耳曼的民族自我中心心态。日耳曼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于英语世界，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哈耶克成长其间的那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罗马尽管征服了将德国和法国隔开的莱茵河西岸地区，但却从来没有能够征服居住在今天德国境内的各个部落。查理曼大帝最初是法兰克人（蹂躏了高卢也就是今天法国所在地区的日耳曼部落）的王，他于公元８００年创建了神圣罗马帝国，并成为开国皇帝。在这一年里教皇利奥三世为他加冕，这位教皇是天主教会领袖，他所统治的区域包括原来的古罗马帝国西部和日耳曼地区。在其鼎盛的１０世纪和１１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共和国、波兰西部的全部或大部。
几个世纪之后，皇帝的统治更多地只是一种礼仪，而不复是一个统治实体，日耳曼世界各个小国的公侯们是其疆域内真正的掌权者。经历了无比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后，１６４８年，位于今天奥地利境内的天主教皇帝丧失了对位于今天的德国境内信奉新教的国王们的统治权。这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徒有其表了，但它一直苟延残喘至拿破仑时代，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终于在１８０６年逊位。后来，希特勒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１０００年称为第一帝国；俾斯麦统治时代是第二帝国（持续了不到５０年），希特勒自己的统治则是第三帝国，他本来也想要统治个１０００年。
在１８世纪９０年代到１８１５年间的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中，在法国人的统治下，众多日耳曼小公侯国倒统一起来了。与此同时，法国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与民主———也传进德语民族。德国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竟然跟外国人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因而，西方及其观念在日耳曼世界中声名不佳。
在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王室一直最坚定地反对法国。根据１８１５年的维也纳和会达成的协议，在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建立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作为防波堤，以制衡法国。这之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日耳曼世界的控制权而展开内部斗争，最后只能用一场短暂的战争来决胜负，结果普鲁士获胜。在奥托·冯·俾斯麦首相的领导下，通过１８６６年的奥普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的普法战争，通过恫吓、吞并和强迫日耳曼地区的小国，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终于正式成立，时为１８７１年。
奥地利不同于德国的地方在于，它冒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衣钵传人。哈布斯堡家族以此号令整个帝国，自居为欧洲最重要的皇室，与大多数皇室通婚结欢。他们信仰罗马天主教，也以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自命。
它成了奥匈帝国，是一个跨越各个民族、胡乱拼凑而成的帝国，其疆域包括原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并且一直深深地伸展到巴尔干地区。到了它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人们一直用局势“令人绝望而不仅仅是严重”来形容其政治状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的导火索，是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假定继承人（指其继承权可因血统更接近被继承人之子嗣的诞生而失效）弗兰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弗兰茨·约瑟夫决心一劳永逸地镇压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匈帝国于７月２８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罗斯为了保卫其盟国塞尔维亚，投入战争；德国则为了支持奥匈帝国，向俄罗斯宣战。法国则是俄罗斯的盟友。因此，德国当时的计划是在攻占俄罗斯之前，先借道比利时打败它的宿敌法国，然后再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然而，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却促使英国也卷入这场混战中。
继法国入侵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基本维持的权力结构，现在被冲击得四分五裂。尽管发动战争的是奥匈帝国，但战争真的打起来，它却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德国企图在整个世界上确立它认为跟本民族之伟大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优势地位”。
当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奥地利满怀希望。后来成为哈耶克朋友的卡尔·波普当时还是一个小伙子，一战期间他在维也纳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了解哈耶克的境遇。波普说：“不管从哪方面看，战争岁月及战后岁月对我的思想发展都具有决定性作用。当然，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整个国家都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甚至那些以前跟战争贩子保持距离的人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有几个星期，在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那些无所不在的情绪的感染。１９１４年秋天，我写了一首愚蠢的诗歌‘庆祝和平’，在那首诗里，我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已经成功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当时还相信是我们遭到了攻击）……当时，我的所有堂、表兄们都加入奥地利军队打仗去了，我的很多朋友也上了战场。”①
哈耶克的家人确实都支持这场战争，哈耶克和父亲都参战了。战争爆发的时候，哈耶克还是个孩子，刚刚１５岁。由于他不到服役年龄，他有时甚至觉得没穿上军服是个难堪的事。后来他注意到，维也纳的局势也没有多大变化，到战争最后一年，甚至更糟糕了。
尽管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哈耶克对生物学感兴趣，但哈耶克也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对历史和政治事务没有兴趣。由于战争影响，他的学术兴趣才转向社会科学，其中有一段时间突然迷上心理学。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及后来奥匈帝国的解体，最终使他的兴趣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他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引路人是一门哲学原理课。老师谈到了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包括三部分：道德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听到这番话，哈耶克的反应是，“‘这些正是我想研究的’。后来的事很好笑，我回家后就对父亲说，‘我知道我以后要研究什么了。我要研究伦理学。’他非常吃惊。（大笑）当然，我所说的伦理学根本不是我告诉父亲时他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２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2)
１９１７年３月，哈耶克在离１８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参军。受训７个月后，他成了一名军官，被派往意大利前线。他当时对自己充满信心：“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向自己证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只要我愿意，那么，不用费多大劲，我就能跟军官学校中跟我一同受训的人一样出色。尽管我缺乏天资，甚至有点笨手笨脚，但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军校学员中，我总能跻身前五六名。”③比起他的同学们来说，他热衷于学术，却没有一点性经验。
他在意大利驻扎了一年多，直到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战事结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跟哈耶克共过事的埃利希·斯特雷斯雷尔回忆说，哈耶克会讲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令人伤心或滑稽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负责运输活鳗鱼，不知怎么搞的，鳗鱼跑了出来，他在湿草地中到处抓鱼”④。令人伤心的事是他儿时的好友瓦尔特·马格也参军，他们刚刚在军中见过面，马格就战死了⑤。几十年后，当哈耶克看到马格的照片的时候，仍然哭了出来。
哈耶克告诉他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些炮弹碎片弹起来，从他的头上削走了一块皮，当时他竟然不知道，“弹片撕开了他的紧身军服和衬衫的缝口，灼伤了他的皮肤，官兵们一直在拿这件事说笑，说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受伤了”⑥。几个星期后，他父亲仔细地检查他的头部，发现他头上还被削走了一点点骨头。
哈耶克记得他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１９１８年６月无功而返的反攻，到了１０月，奥匈帝国就崩溃了，然后是两波大撤退。从皮亚韦河撤退的时候，“我们先是受到意大利军队追击。我是我们团的通信官（这也就意味着我认识每一位说德语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惟一靠得住的人），团长命令我带着一支小分队去炮兵团，开始是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后卫，后来当我们通过南斯拉夫地区的时候又成了先锋部队，这里活动着一些非正规的南斯拉夫军队，他们想阻止我们，夺取我们的武器。在战场上呆了一年了，也没有打过像样的仗，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发动进攻。当天晚上，到了我该去面对机枪的时候，南斯拉夫人走了。不过，这实在不是件愉快的经历。”⑦
还有一次，他差点送了命，当时他从一个侦察气球上跳伞，却出了错，没有摘掉头上的耳机。炮弹爆炸的声音非常大，后来（也许不正确）他的听力不好可能与此有关。他谈到战争经历的时候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所畏惧的，当然，我是指肉体上。这不是指勇气。我只是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恐惧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次飞机近距离混战中，他差点被打死。一架意大利飞机从正前方向他的飞机开火，“打穿螺旋桨，他们开火的时候，我的驾驶员，一位捷克人，就控制飞机盘旋下降。我解开安全带，爬到机舱横栏上。就在飞机快要坠到地面之时，驾驶员成功地控制住了飞机。这可真是惊险的一幕。”⑧
正是在意大利打仗期间，他基本上决定了要研究经济学。他在未发表的自传草稿中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突然是一段紧张的时刻，既危险又刺激。⑨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系统地阅读了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经济学书籍。他后来说，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⑩———相反，这些书将他引入了这门学科。
他仔细地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或半吊子社会主义者写的小册子，从这些东西中，他形成了自己最早的一些经济学思想。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瓦尔特·拉特瑙的著作，战争期间，在德国，这位学者是“Ｒｏｈｓｔｏｆｆｄｉｋｔａｔｏｒ”（“原材料”———素材———导演），他当时是“迷恋计划的人士。我觉得他关于如何组织管理经济的设想，可能是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开端。那些观念明显地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11}
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也曾经休过假，有一次又回到他原来上的高级中学，花几天时间，拿到了参加战后上大学的资格证书。由于他一向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人们曾经怀疑他能否轻松拿到这个资格证书。而在这几天中，他又因为在神学课上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而惹出麻烦。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３章 维也纳大学(1)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奥地利大败之后，１９岁的哈耶克回到已经发生过变化的维也纳———而就在战事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差点成为俘虏，他也得过一次疟疾，不过，有一年半时间都没有发作过。战争结束，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旧制度遭到摧毁。１９１７年，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退位，１９１８年被处死；１９１８年，随着威廉二世皇帝退位，德国的霍亨索伦皇室也成为历史；１９１８年，哈布斯堡家族也结束了其对奥匈帝国长达７００年的统治。整座社会秩序的大厦从根基上被动摇了。除了内部的社会转型之外，外部的政治版图也经历了重组。出现了８个新国家和苏联，整个东欧、中欧、南欧的国界线都重新画了一遍。
奥匈帝国总共１５００万人口中，有１００万葬身这场战争。整个欧洲有１０００万人罹难。奥匈帝国分崩离析了，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只有其原来人口的七分之一，从面积上看，也只是古老帝国的一个角落，这个帝国曾经雄心勃勃地投入这场战争，不料战争却摧毁了它自己。
１９１８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他下不了决心。他的专业是法律，因为经济学属于法律系，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不亚于经济学。最后他不得不下决心选择他最感兴趣的学科经济学，主要是出于金钱和谋职的考虑。
他当时计划去从事同时需要法律和经济学的职业，他觉得外交部比较合适。对于自己究竟要干哪一行，他只有一些朦胧的想法。“那三年，我的学习根本没有受我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考虑所左右，”他回忆说，“当然，我们家的传统让我们觉得，当个大学教授才是人生最高成就，是你能期望的最棒的事，不过，即使是这种想法，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①他的一位朋友曾经预言，他将成为政府某部门的高级官员。
跟大多数奥地利境内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也曾期望战争能一直打下去。服役期间，他曾下定决心想进入外交界，“不过这是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我们都觉得，战争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我不想再呆在军队，但我又不想让人家说我是个懦夫。于是，我决心自愿加入空军，为的就是证明，我不是个懦夫。在空军，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为我希望参加的外交官的录取考试做准备，而如果我在空军干上半年，我想就有资格离开军队了。”哈耶克后来接到了进入飞行学校学习的命令，但他最后没有去。“匈牙利垮了，外交学院树倒猢狲散，我也没有兴致了”②。
战后的维也纳极端贫穷，新成立的奥地利经受着饥荒、能源匮乏、通货膨胀和流行性感冒的侵袭。经济已经崩溃了。战争结束后，新兴的奥地利共和国取消了贵族封号，不允许人们的名字中再有“ｖｏｎ”字，哈耶克也不再用这个词了。不过，他的出生证上仍有“ｖｏｎ”字，若干年后，他加入英国国籍，于是，在英国，他又“突然成了冯·哈耶克。当时（１９３８年），我要到欧洲去度假，急着续签英国护照”③。
在战后的维也纳，他平生第一遭看到，有一种观念和见解汹涌而来，他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这些观念也陆续出现在其它国家，他认为这些观念为集体主义统治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革命日益临近———离维也纳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布达佩斯曾建立过一个维持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政府，曾在其中活跃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人物后来都跑到维也纳避难———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突然敬重有加，我们后来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东西在迅速扩张，当时还是新兴的‘计划经济’概念，当然，最重要的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当时所讨论的主要话题。”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
从１７岁到２３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但他“从来没有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⑤。对于他早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又评论说，社会主义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如此吸引人的社会主义计划如何能够实现呢？”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改革的要求变得极为迫切———战争已经彻底摧毁了从前的秩序，而这也意味着，经过战争的冲击，有可能建设一种社会新秩序。他想参与未来秩序的建设，他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弄清：全权计划体制是否可行？这也是他终生关注的问题，而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他形容他入学时的维也纳大学是个“极为活跃的地方”。尽管物质条件很贫乏，政治局势很混乱，但却“没有影响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水平”⑦。事实上，旧帝国各个地方的学者涌入维也纳大学，大学从中受益极大。他“沉浸”在学习和“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⑧中。他白天刻苦学习，每晚都去跳舞，尽管由于煤炭匮乏，政府实行灯火管制。他曾向一位采访他的人描述过早年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大学的舞会，’他说，‘女孩子都是教授们的亲戚。舞会相当地正式。你可以请某位女孩外出———比如，去看戏———但总是有年长的女伴跟着。’他也曾经在没有女伴的情况下跟一个女孩出去散步，这完全是因为这个女孩是他的远房外甥女，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⑨
还在上本科的时候，他就曾协助组织过一个日耳曼人的民主党，试图在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外建立起一个中间团体。他上学期间，奥地利的货币体系崩溃了，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２年８月间，物价上涨了７０倍。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３章 维也纳大学(2)
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进入了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传统的堂奥，此后他毕生都徜徉于这一传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哈耶克曾经讨论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他说，他是“维塞尔的嫡传弟子，最初他对我影响最大。我是在得到学位之后才认识米塞斯的。但我现在认识到———而当时我却并不清楚———对我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是阅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影响我的不仅仅是《原理》，还有《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他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是“如此迷人的著作———如此令人满意”⑩，他完全被经济学迷住了。
随着时间推移，门格尔在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如果不是在几乎所有领域，也是在相当多领域，因为他拥有许多杰出的思想传人，包括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１９３４年，哈耶克在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说，该学派“的基本观念完完全全出自卡尔·门格尔”{11}。１９２９年，米塞斯赞扬门格尔说，今天的“种种经济学思想都与门格尔及他所论证的学派联系在一起。１８７１年，也即门格尔发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那一年，通常被认为掀开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新时代的第一页”{12}。哈耶克也说，“历史学家恐怕没有人怀疑奥地利学派是否在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这完全因为这个人为这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
哈耶克认为门格尔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个人的行动、决策、价值和知识。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概念对哈耶克的技术经济学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７１）中提出了这种思想：
我们这门科学所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似乎应当是弄清商品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制作面包的面粉，我们磨面粉的谷物，我们生产谷物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商品。但仅仅了解到这一点，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应当像在其它经验科学中一样，致力于按照各种商品内在的性质，将其归类，了解每种商品在商品的因果链条中的位置，最后发现它们所遵守之经济规律。除了直接满足我们需求的商品（为简明起见，此后我们将称之为“第一级商品”）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在我们的经济中有大量其它东西，与我们的需求之满足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它们却同样具有商品性质，且这种性质一点也不少于第一级商品。在我们的市场中，在面包等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的商品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燃料、盐等各种东西。这些东西，确实不可能直接地满足人的需求。但是在人类经济生活中，这些东西也被认为是商品，跟第一级商品一样，这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生产第一级商品，因为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能够满足人的需求。{14}
哈耶克也受到门格尔《主要参照经济学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１８８３）一书?鄢的巨大影响，这本书的思想形成于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与经济学中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中。半个世纪后，哈耶克评论说，“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探讨》一书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讨论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时不经意中透露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15}。他后来又说：“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在社会中‘常常会实现一些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目的’，这句话说明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斯密之后一百年，卡尔·门格尔又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密之后，没有任何学者像他那样试图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想弄清楚‘那些服务于公众的福利、对于公众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在不存在创造这种制度的公众意志的情况下形成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意义重大、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16}
自生秩序问题是哈耶克所探讨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种和平的、有效率的社会如何能在无人发号施令的条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当的法律创造出———本身也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社会结构或框架。
门格尔在《探讨》中说，“有些人把一切制度归功于积极的公共意志之活动，这是错误的，”“制度乃是于不经意间形成的”。他强调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中的有机体的每个部分，相对于整体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呈现出实在令人赞叹的功能，然而，这种功能并不是人们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变化过程的产物。同样，在大量社会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整体发挥着非常显著的功能。而更深入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目的的某种意图、也即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产物。它们也是作为‘自然’的结果而出现的。我们只需要想想语言、市场的起源、共同体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就能明白这一点。”{17}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之间互相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其边界。政府不应当对经济发号施令，而只应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个人能够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因此，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
哈耶克只见过门格尔一面，时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当时门格尔已８０高龄，在维也纳大学的唱诵赞美诗行列中大步走过。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介绍门格尔生平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出错了。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极为敬畏的人物，我就把他形容成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物，后来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他也就是中等身材。”{18}门格尔去世后，人们出售他的藏书，哈耶克被邀请去充当顾问，于是，他得以看到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全部藏书。而在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去世后，他也详查过庞巴威克的书房。
奥地利学派历史上的三位主要人物除了门格尔之外，另两位是庞巴威克（他于１９１４年去世）和维塞尔，他们都跟门格尔一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塞尔是庞巴威克的妻弟，两人一辈子都是好朋友。庞巴威克强调资本和利息，强调生产的“迂回”（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形态的重要性，这也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来源。庞巴威克成为奥地利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几十年间，也是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种名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政务活动。庞巴威克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活动是他最早起而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德语世界相当盛行，后来又在英语国家大行其道。
比起门格尔和庞巴威克来，维塞尔具有明显的组合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色彩，更倾向于政府干预。哈耶克回忆说，他还是本科生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着两个传统———即庞巴威克的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沾染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19}。哈耶克在评论他与米塞斯后期的关系时说，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威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流接受的训练，他逐渐地将我从这个传统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20}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是庞巴威克的弟子，他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张灵敏的试纸，可以检验一个论点本身就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还是仍然需要大量论证予以支撑。门格尔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需要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释有关现代交换经济中一切复杂现象之基本事实。人的需求是经济机体的驱动力”{21}。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归根到底，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和欲望，还有最高生活水平，而这需要最科学的知识。
熊彼特又说，门格尔认为，“所有具体的经济事件，都可以在价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彻理解。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经济体系不过是一个价格决定体系而已。他的基本目标就是发现价格形成的规律”{22}。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前言的最后一段说，他试图“在统一的观点下，建立一种囊括一切价格现象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很多其它经济过程的重要洞见”{23}。米塞斯在反驳传统社会主义的时候，又探讨了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门格尔的其它思想后裔更深入地探讨了价格在自生秩序中的作用，尽管哈耶克的思想自成体系。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３章 维也纳大学(3)
在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段时间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时，哈耶克说：“该系一度死气沉沉，系里已经没人了。维塞尔出任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部长；庞巴威克刚刚去世；我进该系的时候，除了一位名叫卡尔·格龙贝尔格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外，没有任何老师。”后来，维塞尔回来了。哈耶克形容维塞尔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是个非常杰出的人，我对他极为敬重。我觉得，我平生头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师，这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他比我们大两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我觉得，他经常就像一位神灵，从他的学生头顶上飘过，当他对某个学生产生兴趣时，他就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正是经过他的引导，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门槛”{24}。哈耶克的外祖父认识维塞尔。
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当时他对心理学的兴致极高。他所感兴趣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这在他那里，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理解的性质。在这一领域，他受到了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很大影响，马赫在１９１６年去世之前，曾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读书期间，他的哲学思想主宰着整个维也纳的学术研究界。
大学二年级时，哈耶克投入到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对半开，在放假期间，他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的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到了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阶段，他完全转向了经济学。
自本科三年级攻读第二学位后，哈耶克开始与维塞尔有了密切的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学士学位是法律，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他拿到了这个学位。他在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正式专业是法律，那么，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惊叹，在这三年中，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专业的门门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很优异，然而，我的时间一半花在了经济学上，一半花在了心理学上。我听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课，每天晚上也都跑去跳舞。”{25}名义上，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学习法律却是他的“副业”{26}。在这方面，对他发挥重要影响的是三个学期的法律史课。
他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上各种各样的课，其中也包括解剖。“因为我弟弟就在解剖学系，所以我偶尔可以混入课堂，甚至还进过解剖室。”{27}
２０世纪最初十年和２０年代上半叶，日耳曼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于当时美国或其它地方。“授课几乎完全只限于正式的讲座。除了三项主要考试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测验，这三项考试也基本上是在学习结束时进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检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我们确实完全自由自在，只要应付了口头考试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学习期间，我们都没有书面作业，更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书面作业。法律专业有一些实践考试，我们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在学校露面，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这些私人教师会辅导他们应付毕业考试。”{28}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对学术感兴趣。大部分学生想的只是混过考试即可。这一小群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当然不会只专攻一门学科。我宁愿去听生物学讲座、艺术史讲座、哲学讲座……我到处乱转。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那么，你就会老是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乱跑”{29}。
在当时的日耳曼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严格要求与大学的自由放任之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不得不“学会自己探索自己的路子，具有学术兴趣的人都学会了自己进行研究，而不指望能得到老师的多少指导和鼓励”{30}。哈耶克获得了第一个学位，他的大学教育是充实而短暂的。
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那些拔尖的学生在自己所修的专业领域中，也基本上是应付考试而已。那些自愿跑去参加本专业之外的其它学科的研讨课的学生，大部分的兴趣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有更广泛的兴趣。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细分专业的好处，而你和当时最聪明的学生那样认真地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做法又有何好处呢？
答：我们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有益。我觉得，我们更有可能提出问题，也时刻准备提出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学生扎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某门学科。我觉得，如果就我们对自己所学专业进行能力测试，我们可能确实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训练有素。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保有一颗开放的心灵；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兴致盎然。我们确实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去掌握某门学科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专业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士，也不知道如果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新专业，该如何下手。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根本不成问题。我们本来就在不断地学习新专业。我们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门专业，你就得掌握如何学习有关知识的技巧。{31}
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叶那样激动人心”{32}。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２０万人之多，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只残存８０００人。２０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２００万。
哈耶克最初与犹太人的交往是泛泛而交。进大学之前，他没有交到一位犹太人朋友。上大学后，在当时的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属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队伍，开始与犹太人往来。他与很多犹太学生、教师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学术关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规的大学教员外，那里还实行“私人讲师”（Ｄｏｚｅｎｔｅｎ）制度。私人讲师都获得了教大学学生的资格，不过大学却并不向其付薪，而是由学生向其支付非常微薄的报酬。很多私人讲师是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哈耶克回忆说，“每个讲师，差不多每一位，都才华出众，”或者已经作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根本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33}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后一个群体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哈耶克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他“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光顾记笔记，就没法去理解了。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对我听到的东西或读到的东西，我没法完整地复述，而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34}。他说，在有的情况下，按照这种方法，“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的时候已经将其融合进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过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完全视而不见”{35}。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出众创造性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它思想家的全部思想，这导致他对这些学者的看法不很准确。由于具有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够对反事实的（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理论给出有力的证明。跟一些伟大学者一样，哈耶克的书面表述有时要比他的灵机一动的想法更准确。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４章 纽 约(1)
哈耶克本来打算学完法律之后，能够在德国的某所大学，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学呆上一年。不过，韦伯于１９２０年去世了，而且，奥地利的通货膨胀使得哈耶克的父亲掏不起儿子到德国念一年书的费用。１９２３年，哈耶克从维也纳获得了第二学位——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这时离他获得第一学位还不到一年半。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１９２４年５月，哈耶克住在美国。此时的他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使他觉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国，并流利地掌握英语。
跟后来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国，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帮助。哈耶克回忆说：“后来游学美国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处旅行参观，而我却没有这种条件。我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冒险，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钱花，在整整１５个月时间中，我每周只有６０美元。当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知道，我可以给父母发封电报说，‘请给我汇来返程路费’，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会更悲惨了。不过除了这种实际上派不上用场的最后保证之外，我的生活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贫穷、最悲惨的了。”①
哈耶克是在纽约大学教授耶里米亚·扬克斯的两次邀请下，获得到美国学习的机会的。这位教授供职于一个国际性经济学家委员会，充当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的顾问，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１９２２年，扬克斯访问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见到了他，说自己“渴望到美国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他向我保证说，‘我想写一本论述中欧的书，如果你去美国，到时我会让你作我的研究助手。’当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刚刚结束；要筹集到一笔够我学费的钱，非常困难。为了省钱，我甚至没有拍电报告诉对方我快到了。结果，当我到达纽约的时候，我发现，扬克斯教授正在休假，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②。
哈耶克到纽约的时候，“兜里只剩下２５美元了。当然，２５美元在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荐信……但除了换来一顿午餐，什么结果也没有。午餐后，不知是谁把５美元偷偷塞进一个香烟盒中交给我，用这些钱，我挨过了两周。我的雄心越来越小了，最后，我只好屈尊接受一份工作：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馆刷盘子。谈好了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这时刻，大救星终于出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也对自己没有去刷盘子感到遗憾。（大笑）那天晚上，来了一个电话，扬克斯教授回来了，他答应雇我。”③
替他写信向美国经济学家推荐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当时正在维也纳担任一家银行的行长。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回忆说，维塞尔曾请熊彼特“写信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推荐我。于是，我就去拜访熊彼特，进了他那豪华的办公室———你越往东方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越豪华，熊彼特的办公室不像在维也纳，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给我写了好几封措词非常诚恳的推荐信，纸张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专门拿了一个夹子装这些信，免得折皱巴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信确实是‘芝麻开门’的魔咒，我到处受到款待，简直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④。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国之行加速了他与他的外甥女关系的中断，尽管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伦敦和芝加哥教过的一个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有一次，哈耶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维也纳，他和他的外甥女海伦娜年轻的时候，“我太不机灵了，没有说‘咱们结婚吧’。”⑤他离开维也纳到美国有一年多时间，当他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跟别人好上了。据《哈耶克文集》的总编辑斯蒂芬·克莱斯吉说，哈耶克的儿子曾经说过，由于“误解了哈耶克的想法，”⑥哈耶克的外甥女嫁给了别人。
哈耶克开始在美国准备他那篇直到最后也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货币稳定。据克莱斯吉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纽约）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相遇，影响了哈耶克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⑦。米歇尔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一职长达２５年之久。跟哈耶克师从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米歇尔手下进行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很多，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在１９２６年曾写信给米歇尔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在美国的）那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理论偏好并没有改变，但我现在认识到了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主要是由于你的指导，我认识到了，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够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个环节。”⑧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经验研究方向是受米歇尔和他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影响，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对他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４章 纽 约(2)
他在纽约大学最初准备研究的课题是《货币的运行与人为稳定其购买力之间能否兼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一直就是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哈耶克从来就不是“稳定论者”（而凯恩斯则属于这类人）。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安排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早年所青睐的则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而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而他在纽约大学准备撰写的论文则更进了一步，他相信，稳定物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生产的紊乱。
在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学理论中，商业周期问题要比后来更受关注。在１９世纪最后几十年和２０世纪头十年，经济活动的波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商业周期，是因为利率没有反映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失调。
哈耶克发现，在美国，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经济署对货币政策及控制产业波动的效果的研究，还有新成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试验。他发现，在美国，纯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根本就无人关注。这次留学，将他的兴趣“从纯粹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多少转向了市场经济中的操纵过程。从那时起，我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让市场的引导功能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辛勤劳动确实是有效的，就必须要求货币需求与真实需求相吻合，市场所需求和供应的，与其说是总量，不如说是不同商品的相对比例”⑨。他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概念，其基础是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思想和庞巴威克提出的生产之迂回性或周期性观念。
在美国的时候，哈耶克设想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计划是撰写一本论述联邦储备委员会演变的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写出来，但他的研究却为他最初发表的两三篇学术论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发表的《从１９２０年危机中复苏后的美国货币政策》和《１９１４年改革以来的美国货币发行体系》。早年的美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了，而这一点大大有助于他在１９３１年获得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教职，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刚刚发展出来的美国统计方法，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得以被任命为１９２７年在维也纳成立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所长。
除了纽约大学的研究之外，他还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他听了米歇尔的经济史课，参加了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主持的讨论课。
哈耶克还写过一封题为《德国的金融》的读者来信，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这封信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论述了德国的“贫困化现象”⑩。日耳曼国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哈耶克青壮年时期经济思考的中心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东西。好多年中他一直认为，某种金本位制是维持一种健全而平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
哈耶克本来希望申请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在美国再呆上一年，维塞尔写信向基金会推荐了他，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奥地利申请者。然而，就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却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行程。他本来还曾打算再返回美国，用这笔奖学金再留学几年，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结婚了，并担任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这就让他根本无法长时间离开奥地利。在美国期间，他留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对美国学生讲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５０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的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起了胡子———’（大笑）”{11}。
哈耶克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并不总是那么开心。他曾经拿自己在维也纳和纽约的生活作过对比：在维也纳，他可以享受丰富多彩的学术和社交活动，而他在纽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当然，在美国，我也非常贫穷，所以，什么也干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根本没有闲钱到处乱跑”。在纽约，他也没有“知交。我是个正规的学生。我经常到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四五个人跟我同坐一张大桌子，于是就相识了，而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全部了解了”。他遇到过几个奥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国人的交往实在非常贫乏。我太穷了，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穿了两双袜子，两双套着穿的，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着遮掩一下”{12}。１９２４年５月，在２４岁生日到来之前，哈耶克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1)
２０００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１８８１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鄢（１９１２）。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１９２１年帮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工作职位，该职位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①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１９２１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大笑）”②“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③“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④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⑤。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和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Ｊ．赫伯特·冯·费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Ｇｅｉｓｔｋｒｅｉｓ（“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一次进行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和约哈内兹·韦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讨论小组中的不少人也是米塞斯讨论会的成员，有的一开始就是，有的则是后来加入的。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⑥。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⑦。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⑧。小组的讨论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１０位、１１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那儿的动向”⑨。由于排斥女性，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过个讨论组。
１９２３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在３月他去了美国。这个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学专业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很恼怒。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2)
１９２４年５月自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响，但在这之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会，并受到了较大影响。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１９２３年３月他去美国之前，哈耶克仍然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1}。米塞斯影响过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精确的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12}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观察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13}
米塞斯在别的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下面一些领域：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为政治而争论。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14}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们。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15}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16}
哲学
文明开化的人类是会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还是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是一个应该为命中注定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行动起来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正是他们的行动背后的观念。{17}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8}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鄢（１９４９）一书中列举出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因应之道只有一条：持之以恒地寻求真理”{19}。
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当属１９２２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20}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力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我见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去搞学术研究。{21}
在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就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转变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过程，甚至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的看法，仍然要比他后来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曾经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的时候，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出，他见到米塞斯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受到训练的，他逐渐地把我拉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完全拉过去”{22}。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１６个月，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产业波动期间发展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哈耶克后来回忆说，“正是在描述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我发展出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23}。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过，当他“在２４岁那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最终会爆发危机。我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贝尔勒却对我说，‘那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自己解释产业波动的一份大纲”{24}。在为重版早年经济学文章而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我利用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讨论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所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25}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个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他们的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又说，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商品”———也即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会畸形发展”{26}。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3)
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１９３１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１９２０年，从当年１０月到次年６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７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１０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加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１１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这总得到了凌晨１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９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１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他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１９２６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的研究所，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１９２７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他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供职于内政部任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１９２９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和生于１９３４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 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些东西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如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来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１７世纪到１８世纪”{40}。
哈耶克的父亲于１９２８年因肾病去世，年仅５７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１９２９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１９３１年，哈耶克成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要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才可能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他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Ｈａｎｓ Ｍａｙｅｒ）“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将是他永远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９２岁高龄在１９７３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１９２７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１９３２年９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１２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1)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ＬＳＥ———是２０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认为，在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复兴的“反集体主义”的思想运动①中，涌现了５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贝弗里奇都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经济学院对２０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西德尼·韦伯等等，也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开始阐述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中的一篇《储蓄的“悖论”》?鄢（１９２９）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了威廉·特鲁凡·佛斯特和瓦蒂尔·凯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下降。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佛斯特和凯钦斯悬赏让大家来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５０００美元的赏金。１９２５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来自２５个国家的五十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４３５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４０位着有经济学专着，５５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及“大英帝国最富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②。
哈耶克虽然没有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假说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的速度。到了一定时间，就无法继续支撑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因为在经济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了一定时期，通货膨胀会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从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威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低到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间形成的比率之下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经济结构就会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时间被清除。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爱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间的往来”③。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里高利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于是，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忘却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坎南发挥了无人可以比拟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经济学院创办于１８９５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西德尼·韦伯的设想创建的，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华莱士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中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１９５１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④
在坎南于１９３５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和同事鲍利撰文指出， “在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象一直就呆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⑤。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最重要的的系?穴指经济系———译者注?雪的思想环境”。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而坎南却更愿意做个异端，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的思想与哈耶克本人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演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⑦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位伟大的经济史家。
坎南对政府的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开化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绝对需要存在一个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的权威。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⑧因而，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道路、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国家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国家也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⑨。他属于亚当·斯密（他也是位大学者）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相当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的传统建立了密切关系。我曾经对他的著作写过书评，也非常喜欢那些书，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我会更自在。”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的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11}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跨国界的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因此而坚定地拒绝谈论什么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不提国家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本能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拒绝经济民族主义”{12}。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2)
１９３１年１月底到２月初，哈耶克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刺儿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它领袖人物，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大可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13}。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拉奇当时撰文指出，１９３１年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发表，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14}。１９３１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正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哈耶克的演讲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得“恰到好处———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了解有关经济波动的新知识”{15}。
１９３１年初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让哈耶克得以进入该院执教，就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也在凯恩斯所控制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发表了一次单篇演讲。理查德·卡恩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凯恩斯的遗稿管理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哈耶克的演讲“有很多学生来听，系里最好的教员们也来听。（而凯恩斯当时在伦敦。）听众们———无一例外———完全迷惑不解。在马歇尔学会举行的活动中，一般演讲者讲完后会有一场热烈而漫长的讨论和提问，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得打破这种静寂，于是我站起来问：‘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就会增加失业？’‘是的，’哈耶克说，‘不过，’他指着黑板上画的三角关系示意图说，‘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得费很长时间进行数学上的论证。’”{16}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搞清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说：“我从来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总需求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函数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个生产活动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部分与下游河口部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几乎让凯恩斯明白了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我拼命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因为这时重要的是迅速产出以获取利润，即使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而在需求下降的时候却会迫使企业增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因而这里的关系也许是，需求减少会刺激投资，而需求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当时，他对我的论证非常感兴趣，他说，‘但这与就业取决于最终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于这条公理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须坚持最终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因而与此相反的任何理论在他看来都是荒唐的，他都视而不见。”{17}
哈耶克的要旨是，短时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投资，转向短期投资，于是长期投资只能得到较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哈耶克指出，人们对生产过程的错误认识与资本的性质有关。他在纯技术性经济学理论领域的根本观点是，人为压低利率会刺激时间较近的资本品的生产，从而扭曲生产的结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庞巴威克的资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活动会通过越来越多的“迂回”或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来进行。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在于，该经济体维持拉长了的资本生产过程之发展的能力，与其生产即期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失衡。在这样的失衡状态下，每购买一件消费品，都导致了较远的资本生产过程无法完成，从而导致浪费。在《储蓄的“悖论”》中他指出：“一旦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被开启，那么，除非通过发生一场以失业及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经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需要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是不可能完工的。”{18}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一步。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评论哈耶克１９３１年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时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５先令，就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19}。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3)
哈耶克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伦敦演讲让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道，“我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一天”，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体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21}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合作愉快”{22}。
哈耶克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开始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１９３１年５月份，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哈耶克这篇文章的译文发表在《经济学》的头条位置上。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２期即８月号的二条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霍布豪斯的短文。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号上，头条是凯恩斯响应哈耶克８月号那篇批评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１９３２年２月号，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二条位置上。在差不多一年时间内，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上半叶，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３０％，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２０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十倍。
鼓舞人们建设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年长６岁。１９２０年，拉斯基进入伦敦经济学院，１９２６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受教于拉斯基，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24}。后来当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课，他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穴是?雪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25}。１９５５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呆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主宰”{26}。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本着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道，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好多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上过伦敦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儿得到了灵感。{27}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能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潜在性质。与其它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所有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也是持久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２０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整个世界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对他也非常厌恶。１９８４年，哈耶克在对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出响应而写的读者来信中，对拉斯基盖棺论定：“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在１９３９年８月，晚饭后，拉斯基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９点钟的ＢＢＣ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俄国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二十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惜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28}
哈耶克在另一个地方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相信，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来的”{29}。拉斯基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有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言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什么中间道路，”他这样宣称，但跟哈耶克的意思却完全相反，“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了奴役”。
根据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说法，“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31}。１９５０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１９２０到１９５０年这段时间称为‘拉斯基时代’”{32}。尽管去世之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了，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时，属于左翼政治光谱的重要人物还有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理查德·托尼、西德尼·韦伯。跟坎南一样，华莱士一开始也是学院的讲师。罗宾斯写道，作为教师，华莱士“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33}。哈耶克在１９４５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形容华莱士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是１８８９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穴韦伯和华莱士?雪的努力，他们的学科才加进了学院的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穴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称应为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雪”{34}。华莱士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１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内，休伊·达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跟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达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科尔（Ｇ．Ｄ．Ｈ． Ｃｏｌｅ）一起，是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身处大萧条时期，英国学术思想界有一小批人物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权，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着有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１９２０）、《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６）等。哈耶克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有点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惟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人。”{35}
西德尼·韦伯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１９世纪最后几年和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尤其明显。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伯夫妇和费边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积极行动的国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党１９１８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也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内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本身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７年，他是学院院长。３０年代，哈耶克和系里的很多教员都跟他长期不和。贝弗里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１９４２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战后基本上被采纳了。跟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即使是贝弗里奇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一位筹钱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系科都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日制教员人数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时，“全院的全日制教师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只有一位高级讲师，另有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经有了１９位教授，１５位高级讲师，２１位讲师，还有２１位助教和助理———总共７６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４名非全职教员”{37}。他当院长时，伦敦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在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贝弗里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1)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哈耶克的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２９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１９２７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①，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３０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储蓄的“悖论”》一文中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感兴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凯恩斯的看法是，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②。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对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③。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着“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为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的说法提供一些依据”；“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觉得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的说法”④。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投书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为了制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作出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有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在没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后也对剑桥大为不满。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⑤。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首相麦克唐纳于１９３０年任命了一个５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却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发生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胡涂。”⑥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８月号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下一期发表的过激的响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就称赞“作者在书中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⑦，而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很显然，本书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词……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⑧
如此等等。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作出答复，他说：“面对如此重重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的阐述，从而为下一步的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⑨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也发起了还击。在这篇１１页的响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２／３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他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以为我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４５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景，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使读者去思考他头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⑩
尽管哈耶克不时抱怨凯恩斯在响应他写的《通论》书评中是如何地对他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响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去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的论述中的含混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他的论敌的办法，使读者不去注意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11}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12}。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要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13}。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2)
罗宾斯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更出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欣费尔德曾就职于伦敦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比得上罗宾斯明亮的行星”{14}。希克斯在１９３９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15}。几十年后，希克斯为他的文集中所收录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16}。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尔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7}。后来长期担任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职位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的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8}。１９５１年，哈耶克写道：罗宾斯成为“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崛起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人物”{19}。
除了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后来纷纷成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约翰·希克斯、罗纳尔德·科斯、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诺德·普朗特及阿瑟·塞尔登。希克斯于１９７２年与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跻身于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院经济学家之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５年，希克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的名声源于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工资理论》，尤其是《价值与资本》（１９３９）。尽管他不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但他却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科斯赢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断言，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资格或产权的最初配置，并不会影响其最后的效用。也就是说，完全竞争性市场最终总会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总会流向更高、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确定产权及其形态，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它们决定着市场交易的内容。与哈耶克一样，科斯的学术生涯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度过，在伦敦经济学院一直呆到１９５１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１９７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１９３３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呆到１９４８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如何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这就是成为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它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教诲，我恐怕既不会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的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但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点麻烦，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20}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２０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受到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很大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的早年著作翻译成了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了，下课以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穴说?雪，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知道它。’大家都大笑起来”。{21}１９２７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１９４７年，这一年他调到剑桥大学，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内尔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逐渐地转向了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是相互尊重的。大萧条爆发的时候，勒内尔成为伦敦经济学院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希望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沟通。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内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22}。勒内尔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他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的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８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道，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23}。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１９３５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24}科斯又回忆说，１９３１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5}。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26}。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方面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穴经济系和商业系?雪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27}。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的兴趣。我很高兴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注意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的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时，他是多么地兴奋”。{28}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29}，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经意识到了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的这些才俊之外，伦敦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尔梯尔·奥赫林和拉格纳·弗里奇（两人后来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以及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麦加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她“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他又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经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30}。
１９３１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经济学院大约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１２５０名是全日制学生，包括２００名研究生；１２５０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５００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研究生、２００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还有更多实用专业及其它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课。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样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班热情地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的内容，更多地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讨论一个一个题目，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31}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这些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要的话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会多少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来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经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穴还有?雪助教和初级讲师。”{32}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有影响力的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33}在这里，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它成员的作品。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起步发展了，而我们则正在投入此一积极活动中。
活着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则就是天堂！{34}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为２０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１８８３年，信奉１９世纪、甚至１８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１９４６年去世，３０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①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鄢（１９１９），该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儿，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②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穴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雪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③１９３５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穴马克思?雪，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２０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１０％之下，这一年就是１９２７年，失业率为９．７％。为什么会这样？ 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动迟钝的巨兽。“１９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⑤，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的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就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１９１９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⑥。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鄢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１０％。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１９２６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３０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2)
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的第一卷开头是这样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那个权势集团的一员精英分子。他几乎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它人。”⑦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１９２８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他的《货币论》所作的评论时之所以对哈耶克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他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１９２７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Ｆ．Ｙ．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又曾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德文写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选“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⑧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提到，“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⑨———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对德文的了解不是这么贫乏，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⑩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保存下来的他看过的期刊上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２６页的书评文章中，有３４处凯恩斯用铅笔做了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11}
哈耶克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可能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的时候，是凯恩斯和罗宾斯在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之后{12}。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他在１月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讲后，伦敦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他的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露脸。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作出响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进行了私下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复，他们你来我往各写了五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很满意，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写来信，哈耶克才写回信。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１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六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穴最后?雪一封信对于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经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的时候，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经过简化的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然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13}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凯恩斯写信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14}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很厌烦。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９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时，凯恩斯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穴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雪”———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个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经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１９３２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16}；在写于１９３３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呆在这儿?穴剑桥?雪。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17}；在１９３５年的一封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18}据罗伯特·斯克德尔斯基的说法，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发现”{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他的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20}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有能够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脚注中， “获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埃罗·斯拉发对他的批评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发先生的观点……这个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实是，斯拉发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作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发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21}
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２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间的往来被人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都不像是大论战。”{22}双方都对对方给予猛烈抨击，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23}。哈耶克的追随者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多，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几年前曾经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都纷纷投奔到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跟从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25}。
在１９５２年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哈耶克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受着一种强烈的直觉的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地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26}
哈耶克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27}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据科斯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哈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28}。
哈耶克在３０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他想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1)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１９３１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二十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三十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我刚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又高兴，又有点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１９３２年，哈耶克到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的无礼”①。
西奥多·德拉敏于１９３２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他说的一句话。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②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清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③。
本·希金斯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关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道，有一个“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险的无益之事。我们都知道，那个具有风度、智能、魅力的人?穴指凯恩斯?雪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会成功地说服有些人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又说，“哈耶克用一张三维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像工程领域中的东西”④。
Ｐ．Ｔ．汤姆斯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６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５０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刚三十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薄花呢外套，还有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⑤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１９３６年开始上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⑥。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邪归正得非常彻底，他“在１９３５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让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⑦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竞争性制度，不受政府或垄断性集团———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对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的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⑧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2)
２０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的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４０年这八十年时间中，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失业会大幅度增加，而产出会急剧地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失业和产出会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期。经济就是这样停停走走。
哈耶克经济理论中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着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活动就是利用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出现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最清楚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象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⑨。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要的资本品也已经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一定时间，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就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是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⑩“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会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11}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１９３２年６月为他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我们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货币当局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的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12}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２年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经不再被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１９３４年４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不正确地坚持，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的时候，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１９２９年最终爆发的时候，在两年多的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地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0章 资 本
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①，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经被人遗忘了。尽管在１９３５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的兴趣，但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被引用得最多的前十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可在下表中看到（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②
显然，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１９４４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从来就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１０００万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９００万都有工作可干，那就没有理由说这９００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９００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说，剩下的那１００万人也应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毛病。
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斯特制度”?穴经济学中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及巴斯夏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济———译者注?雪，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生产的全部潜能，就必须指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的性质。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集中控制当然要求大幅度扩张政府的传统职能。而且，现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可能需要约束或者引导，但这里仍会为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承担责任留下宽广的空间。在这一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依然会得以发挥。
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部分是效率优势———分立的优势，自私自利发挥作用的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清除掉其缺陷，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与其它制度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拓宽个人进行选择的范围。③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由国家管理商业活动———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由国家管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环境———即民主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诚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所说：“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的管理，就能够比我们迄今所能想象的任何经济制度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标。”④他想在面临着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时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另一方面，《通往奴役之路》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穴在政治理论方面?雪的著作是最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自己恰当的专业。”⑤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初期，哈耶克共发表了四部重要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第一部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的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１９２９年先用德文出版，１９３３年用英文再版；《价格与生产》，是他１９３１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１９３１年首版，１９３５年再版；《利润、利息与投资》，１９３９年出版，是一本论述工业波动的论文集；《纯粹资本理论》，原计划写两卷，以总结他的资本和货币理论，但１９４０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１９４１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论述国际金本位制的讲演结集为《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年出版。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像６０年前的马克思一样，是来自德语国家而生活在伦敦的流亡者主要在大英博物馆搞研究，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论述资本的书。哈耶克也在《纯粹资本理论》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说：“资本理论当然是超过一切其它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⑥在导论中他又说：“一开始，可能会有人有点惊慌失措地对我们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而这套理论需要几乎完全推倒重写。”⑦———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个能够重写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经济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罗宾斯一家，“他们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⑧，还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年薪是１０００英镑，５年后涨到１２５０英镑。１９３６年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他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⑨的业余爱好———是加入位于泡尔商城的“改良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终被怀念的地方。几十年后，他称这个俱乐部是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中所住过的惟一的“家”⑩。改良俱乐部是一家典型的伦敦会所，是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聚会、吃饭的地方。与它的名字相应，在历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当然，其实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凡尔纳在小说《环游地球八十天》中将旅行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这里，１９世纪有一位会员是当时的首相威廉·格拉斯通。
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一位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