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他说：“经济系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在一起相处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串门。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经常其它人就在晚饭后去串门。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莱昂内尔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哪本书，我就会走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就走。”{12}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上午一般是在家里搞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呆到上午１１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1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教过的课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14}。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爱德温·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偶尔会在学院露一次面，西德尼·韦伯也是，而比特丽丝·韦伯则来得少一些。他跟韦伯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３０年代，他（西德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西德尼混得很熟，对西德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西德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赏心悦目。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15}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化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所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化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面的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的时候，他也没有证明，利率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16}
哈耶克２世纪３０年代的学生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17}。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18}。一家人在家的时候说德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们都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经计划搬回奥地利去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他们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研讨课外，还有自己的研讨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研讨课“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研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地、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研讨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对利率概念本身提出批评，‘荒唐’，他说：‘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它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①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它系的教师们多少有点隔膜。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别人插手他们的事。在教授评议会的讨论中发生冲突，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再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它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大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头30年，不是别人，正是爱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１９３０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一部分。”②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３０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简·迈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退休年龄，贝弗里奇却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伯在日记中写道：
?穴１９３６年?雪７月１２日，约西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贝弗里奇－迈尔的管理———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的活动。迈尔女士今年将满６０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如果不聘她，他就要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后却团结一致，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迈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会———也都反对聘用迈尔女士。我和西德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迈尔女士必须走人。③
迈尔女士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个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的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儿，他提出了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任何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有人信奉，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③。罗纳尔德·福勒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⑥。
考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人数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⑦。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５０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它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而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６０英里。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研讨班。多少有点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研讨班，就算是“大型研讨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研讨课。休伊·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经济学院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研讨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研讨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研讨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内尔、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作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收录了他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１）作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个国家，在其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的根据；（２）以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货币就可以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３）而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⑩
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１９、２０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１８１５年到１９１４年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也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也仍然发行纸币。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则应具备下列特征：
１.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
２.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
３.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而，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百分之百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
４.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
５.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11}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律的金（或其它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民族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民族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哈耶克揭示了思想将深刻影响世界的观念：
理论思考对当下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来说，它曾经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我确信，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会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德主义者。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的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2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１９３５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中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指出，庞巴威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但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①———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鄢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１９２０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米塞斯写道，“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②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光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的论证的核心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的”③。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穴社会主义的?雪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穴不同的?雪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穴由于没有货币这一计算单位?雪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⑤。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的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解决。
传统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都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的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来估价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及利润。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十年后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２０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３０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２０年代是米塞斯出战，３０年代则由我出战。”⑦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１９３７）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数十年后，一个采访他的人问到他为何会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仅搞起了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方面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⑧。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⑨。
他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它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每个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１９３３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教职的致辞《经济学思想的趋势》中部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在这篇致辞中说，“大部分人仍然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既然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产物，那么，依赖于他们的一切东西就都是他们可以刻意操纵的对象”；“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最后实现了协调，但这并不是刻意计划的产物”；人们也过于乐观地“相信，一个地方，如果无人发号施令，必然会陷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现有的状况，就一定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我们对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⑩。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个点上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秩序（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恰当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证基本上是确凿的。他认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中间的分配是一个经济问题，既是个人面临的难题，也是?穴指令计划中的?雪社会所面临的大难题”{11}。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所缺乏的，正是“价值的标准”{12}。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指令经济中，如何能做出不确定的投资决策？他指出：“具有风险的、甚至纯粹的投机性活动，?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雪重要性丝毫不下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进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通常所说的‘浪费’，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损失，是否值得去做？”{13}那么，在指令经济中，根据什么标准做出相当不确定的投资决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评社会主义时，都考虑到了激励问题。不过对于两个人来说，社会主义下的激励问题都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尽管在米塞斯看来，这个问题要重要一些。米塞斯写道：“在排斥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动力。”{14}在哈耶克看来，“问题在于，决策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与他们所管理的该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15}
哈耶克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一书中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在企业之间不断地转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是有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从效率较低的企业家手中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企业家手中，是通过前者蒙受亏损而后者获得赢利这种机制实现的。谁有资格拿资源去进行冒险，他能获得多少资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等到他成功地获得并掌握这些资源后才能揭晓。”{16}在市场经济中，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取决于谁能创造最高利润。创造了利润的人掌握着管理更多资源的财力。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面临着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同样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哈耶克形成的无人指挥的社会演进观的本质。能够创造最多利润的人，未必能够对经济进步的道理说出个子丑寅卯，他们是用实际行动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可以支配更多资源。哈耶克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即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不过是件赝品而已”{17}。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1)
在哈耶克向他学术生涯后半部分所关注的研究主题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最初是他就任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时的致辞，发表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在这里，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是正确的话———本身就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这种问题的重要性类似于、至少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然而，后者自我们的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前一个问题却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到，尽管在我看来，它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研究的真正关键的问题……经济学比任何其它社会科学都接近于找到所有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中的零散的知识之结合如何生成了看似通过深思熟虑而得到的结果？而要进行这样的深思熟虑需要发号施令的人所具备的知识，实际上是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具有的。无数个体在我们所界定的条件下自发地行动，形成某种资源分配格局，仿佛是根据某个单一的计划搞出来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搞出这么个计划。①
《经济学与知识》标志着哈耶克以前进行的方法论思考的一个突破。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前，哈耶克强调的基本上是维塞尔、米塞斯的内省的、理论的、和先验（先于经验）的方法②。而到了《经济学与知识》，哈耶克则摆脱了严格内省的知识观，走向了成熟。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的讨论，产生于经济均衡论战的过程中，这场论战涉及的是什么构成了均衡，如何界定均衡？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阐述了自己的均衡概念，“在我看来，均衡概念与静止状态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过是相当长时期中展开的过程的必然结果”③，在１９４８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的新版中则告诉读者，他在《纯粹资本理论》第二章中对此有“更进一步展开论述”④。在那里他提出，“当今各种形态的资本理论的主要缺陷都源于，这些理论都是在静止状态假设下研究出来的，在这种假设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资本问题根本就不存在”⑤。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论静止状态》一章中对静止状态概念给予了可能是最好、也最著名的表述：“政治经济学家必然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他们所说的进步状态走到终点，就是静止状态。”这时就进入了“资本与财富的静止状态”⑥。哈耶克所阐述的均衡理论与密尔的静止状态有两点区别，首先，均衡不是发生在静态经济中，而是存在于动态的经济中；其次，均衡不是发生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是存在于时间过程中。
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讨论了他的均衡概念。他指出：“均衡状态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可以设想，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同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或者用不那么一般、不那么精确但更具体的话说，人们、尤其是企业家们的预期会变得越来越正确。”⑦他强调了预知（ｆｏｒ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概念，即在市场中，“所有的知识都是能让人做出预测的”。他说：“均衡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不同成员的预见是正确的。正确的预见就是判定是否属于均衡状态的基本特征。”⑧
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掌门人伊斯雷尔·柯兹纳是这样解释上面所引的哈耶克的最后一句话的：“换句话说，均衡状态就是一切行为完美协调的状态，每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都与他人严丝合缝，他可以（完全精确地）预期其它参与者会做出何种决策。均衡状态定义中所包括的知识完备性假设能够确保个人的计划实现完全的协调。”柯兹纳接着说：“从非均衡趋向均衡，乃是从不完备知识趋向完备知识、从不协调趋向协调的结果。从非均衡趋向均衡，是沟通信息的过程。”⑨
在哈耶克看来，正是价格体系促成了均衡的形成，价格和利润都是人们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工具，价格和利润克服了知识的割裂状态。哈耶克解释说，通过知识的分工和信息的交流，个人经验性因素进入经济中。在其晚年完成的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章中他指出，奥地利学派用以解释个人的行为的“纯粹选择逻辑”确实是“纯粹演绎的，然而，一旦我们要解释市场中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活动，至关重要的就是信息在个人中间传递的过程，而这则完全是经验性的”⑩。
在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在与经济学家阿克西尔·雷琼胡弗德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与米塞斯的方法论的异同之处：
问：你用了多年时间发展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在方法论问题上，你跟米塞斯有冲突吗？
答：不，没有冲突，尽管我没有能够成功地让他理解我的要旨……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的计划可以采取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把握另一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11}
哈耶克在１９８３年致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学史专家泰伦斯·哈奇森的一封信中又说，他写《经济学与知识》一文的“主要意图”是“想有礼貌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验主义”{12}。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主义的学科，因为它所讨论的决不只是个体的行为，而是要研究个体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提出一个先验的命题。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2)
写完《经济与知识》若干年后，哈耶克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大概就在我重新思考我们在维也纳那十几年一直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它让我看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性质，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全新的思路”{13}。哈耶克认识到，价格是市场社会的根本所系，而价格体系要正常运转，就需要私有产权、契约、利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界定和维系这些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哈耶克不仅从否定的方面阐述了反驳社会主义的论据：知识的分立使集中控制经济根本不可行；他还从正面对竞争性市场社会做出了论证：浮动的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乃是克服知识之分立的最好、或许是惟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透过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有效的合作。
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提到《经济学与知识》时说，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组相关的文章，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组文章“是我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14}。继《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后，他发表的另一篇也许最著名的文章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时为１９４５年，后来也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价格“传递着信息，但直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表他那篇名作《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之前，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却一直被人们忽视”{15}。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态存在，而我们所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16}正是以为所有知识对都可以收集为一体、由一个人掌握的错误假设，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半期以迄生命终结，哈耶克的所有研究都在强调：“我们说我们所提到的那种计划是非理性的，并不等于说，我们所能接受的惟一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这里有一个决不能忽视的根本的区别：稳定的制度框架与……集中指挥体系之间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所涉及的仅仅是稳定的制度框架。”{17}
几十年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又写道：“自生秩序所赖以维系之规则，确实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但未必总是如此……最后所形成之秩序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它所赖以维系的规则也是自发生成的，某个一直被视为自发性的秩序，其规则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设计的结果。”{18}他支持创建新的社会宏观制度，即“稳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对的是政府直接指挥经济。
哈耶克追求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获得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市场秩序又依靠浮动性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19}———也即分立的个人知识的问题。
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二战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岁月。高年级师生共享休息室是“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而其规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大部分人。这里始终是个热烈讨论的地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我们主要讨论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势”{20}。
哈耶克是这样形容他发表《经济学与知识》后从技术经济学转向社会人文研究其它领域的过程的：“我有时觉得，我现在准备搞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人能够胜任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确实希望，我在《资本理论》中进行的研究会有其它人继续搞下去，而这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我的《资本理论》其实是继续研究一个我已经知道答案的结果，不过是要给出证明而已，这是个很乏味的问题。而这则是一个有待搞清的问题：假如你认识到经济学是典型的某类关于复杂现象的新兴科学，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问题。”{21}
对《经济学与知识》，他还说过，它“确实是我从一个新角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不过是在发展传统的观点而已。而１９３６年的演讲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是几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的结果，包括我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在我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我曾把价格视为生产活动的指南，还有参与当时……关于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讨论———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兴奋，就写出了那篇演讲稿，我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众所周知的问题，看到那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刻，也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22}。
对于交流信息而言，价格和利润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研究和描述能使人类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识的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规则或者说法律。规则能使人们比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们最深入地彼此了解———即对未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从而具有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尽管《经济学与知识》在哈耶克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当时，全世界读过这篇文章的，也许只有几百位学院经济学家和学生。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在教学之余，哈耶克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他那部最终没有完成的研究动态资本和货币理论的专着。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极大地激发了哈耶克的创造激情。１９６４年，他在被授予东京立教大学名誉博士衔时说到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立的知识。然而，由这一点到正确地洞察到个人在其活动中所遵循的抽象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抽象的总体秩序间的关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正是由于透过重新审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源远流长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的自生秩序的性质，有了一个大体还算清晰的认识。{23}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分为二，而那些战后出生或成长的人们，一般很难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类文明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战争”而已，尽管其间还有其它方面的、不那么明显的冲突，而曾经历过这场战争并参加过战斗的那些人，几乎都已经离开人世了。经过五十多年，二战前后的关系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固定了。
现在回过头来从某种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比当时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影响还要大。尽管纳粹的邪恶当时人就有所揭露，但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人们才广泛地发现（被德国以外和高级军政官员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晓）死亡集中营，他们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才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从此纳粹政权的这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大战快结束时，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令人震惊的音符结束———发现种族灭绝和使用原子弹，那么，它的开端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在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中掌权，在那次选举中，６０％以上的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盟友。１９３３年３月议会选举后，纳粹、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获得了德国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时任总理的希特勒获得了独裁权力。除纳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成为非法。其它政党遭到查禁，共产党已经被镇压了，工会被取缔，工人被迫加入纳粹领导的德国工人阵线，工会领导人被捕，所有的德国工业、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等，都被置于纳粹的管辖之下。１９３５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１９３３年夺权后，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他制定了一个重新武装和征兵的计划，１９３６年，出兵占领莱茵兰地区（毗邻法国），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个地区应成为非军事区。在１９３６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推动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后来这个联盟又把日本包括进来。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和奥地利合并，这也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在１９３８年９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背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允许德国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接着纳粹与苏联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４日签订条约，９月１日，德国、苏联共同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１９３８年，哈耶克归化为英国公民，其后一直保留这一身份。而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可能也由于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到任何政府机构服役。他曾费了很大劲，希望能志愿到情报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说的，他觉得，他的“独特经历”对于“向德国境内进行宣传的组织会有很大帮助”①，但他的努力没有结果。
由于他持有英国护照，即使眼看战争就要爆发，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回到奥地利去拜访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已经是１９３９年７、８月份，我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是冒险，因为看起来战争随时会爆发。”不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脉，所以，即使战争爆发，被困在奥地利（当时由德国统治），他也能够“偷跑出来”②。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苏联入侵波兰后，是持续８个月的英法联军对德军所谓对峙战，偶尔也被人搞笑地称为“假战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于１９４０年４月闪电般地占领丹麦和挪威。随后德国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于５月１０日攻占法国。罗宾斯回忆说，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学院的生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败和溃退的新闻；而我们却呆在这儿，自己的潜能白白浪费，每天正常的教学活动突然间变得根本无关紧要了”③。英国与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５月１０日，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首相。５月１３日，丘吉尔对下院讲话时说，他“别无所有，只有鲜血、勤苦、泪水和汗水”④，这倒是句大实话。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１９４０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他们一家不可能再住在伦敦了。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那个学期，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不得不迁到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一直到战争结束。剑桥找住处很难，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罗宾斯一家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处村舍，而他本人则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房子中，这是凯恩斯给他搞到的。
哈耶克最后终于在剑桥找到了一处经过粗粗改建的大仓库，他们一家人就在这儿住到战争结束。他搞研究的房间有两层高，经常被用来作业余戏剧演出的礼堂。哈耶克的儿子还记得，凯恩斯在剑桥国王学院给父亲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阴冷”⑤。
按战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信奉费边主义的历史学家诺曼麦肯齐的说法，“变化太大了”。在伦敦的时候，全院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９０名教员。而到了剑桥，只剩下５００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的了），教员剩下一半，其中只有９位教授。麦肯齐说，“人也变了”。在伦敦，男女生的比例是３∶１，而在剑桥，刚开始，比例还差不多，但到了战争中期，女生是男生的两倍。“根本性的变化是，学院从一个大家要乘车上班下班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区。”⑥
重要的是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局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美几乎所有人的世界观。很少有谁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或这么可怕的战争。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指出，１９３９年９月战事爆发减少了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和学生数量，但直到１９４０年春天英国真正参战前，学院各方面的计划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法国沦陷、伦敦遭到轰炸后，政府“全面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学院剩下的教员大部分被调走了”⑦。罗宾斯、普朗特等人都进了政府机关。
战争期间，哈耶克跟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密切起来，凯恩斯在伦敦上班，周末回到剑桥休息。哈耶克记得，那时，“由于他想摆脱繁重的工作而稍事放松休息，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机密的，他的其它兴趣充分地表现出来。我尤其记得一次非常典型的情形。刚刚结束一次远赴华盛顿的官方使命，在华盛顿期间他参与讨论了很重大的问题，我以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却宴请我们一群人，畅谈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书籍收藏情况，仿佛这就是他到美国的惟一目的。”⑧拉里·哈耶克回忆说，他的父亲和凯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观看炮火消磨时间。
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是凯恩斯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写进了哈耶克的一条建议，在战后征收资本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的《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在１９４０年６月为上半部分写了前言后就搁笔了，部分是因为他本来计划在第二部分中批评凯恩斯。哈耶克解释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凯恩斯几乎是惟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⑨
哈耶克回忆说，在剑桥“教学任务很轻”⑩，上下班距离也很短，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研究。他放弃了没有完成的资本、货币理论研究，而转向对社会的更广泛研究。尽管他并不想放弃纯粹经济理论研究，但宽泛的社会理论成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同事们都被征召进入政府机关，他成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的代理编辑。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间，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６篇文章，后来收入１９５２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中。对这本新书，他曾讲过一点背景，“在英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人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做出的一种反应。于是我写了一篇探讨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后来就发表在学报上，当时，想利用战争期间写出一本篇幅巨大的论述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著作，而（《通往奴役之路》）不过是它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通俗版本而已。”{11}哈耶克之所以“那么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个如此遥远的问题，为的是克服时不时落下的炸弹导致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12}。他当时所写、后来收入《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自由与经济制度》，发表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尽管哈耶克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研究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发表后的文章标题分别是《理性的傲慢》和《有计划的社会的报应》{13}，《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高级通俗版本。数十年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第一稿中写道，《理性的滥用和衰落》打算批评整个近代思想，第一部分是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描述，而哈耶克并没有完成，第二部分———它后来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则是要分析他所描述的历史上那些观念的实际后果。哈耶克打算通过《理性的滥用和衰落》证明，对于理性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过高估计如何导致了有计划的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对理性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其根源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对于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是试图搞清楚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原则。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除了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外，我们不可能透过别的办法理解社会现象……用个人主义原则分析社会的第二步是，通过分析无数个体的行为的总体效果，我们会发现，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没有人设计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与运转的。自然人自发的协作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是单个人的头脑永远无法能充分理解的”{14}。哈耶克的观点是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因而任何以此为前提建构社会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
他在１９４１年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后来成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哈耶克之所以撰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已经让他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道路上时，是不会深入地探究其错误的”{15}。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他发现，大力提倡这些馊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显然渗透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念是热情奔放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要实现进步，就不能靠演进的试错过程，而只能靠革命性的设计和思想建构。
哈耶克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法国的唯理主义与正确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笛卡尔在《方法论对话》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的话，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正确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笛卡尔说，‘很多分立的人所做出的东西，几乎永远都没有单独一位大师完成的东西更完美’。”{16}错误的个人主义过高估计了单个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确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更为谦逊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的崛起归罪于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建立（据信）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的方案荒诞不经，该组织的具体形态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则属于异想天开———比如，要搞一个由２１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牛顿委员会”来指导整个世界。不管怎样，圣西门为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多遗产。他组织管理人类的方式尽管很搞笑，但他的那套管理社会的观念本身却流传了下来。哈耶克提到了圣西门特别具有影响的一个观念：“人人都要工作；他们都将被视为附属于某个工场的劳动者，要有人指挥他们，指引人的聪明才智按照我的神圣的预见发展。至高无上的牛顿委员会将指挥他们劳动。”{17}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将被他人视为动物”{18}。
圣西门主义绝不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社会主义体制“从一开始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极权主义。那些为现代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的法国学者无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过强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理念才能变成现实。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有意识地打乱社会层次制度，强加某种强制性的‘精神权力’，从而‘彻底终结革命’”。{19}圣西门的追随者从来不支持个人权利。这场运动说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却要按照一个天才、一个意志、根据独裁的原则，组织管理整个社会。而且据说，这个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哈耶克认为，孔德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在实证主义哲学领域，当孔德还是圣西门主义的信徒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一研究，后来他本人抛弃了圣西门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就是用科学来研究历史。历史与其说是由神意或偶然事件所决定的，不如说是按照统一的、恒定的规律在发展，而个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这些规律的。孔德的想法是，从在系统地研究自然时所发现的科学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社会。
孔德相信，历史要经过三个阶段，宗教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就是最后、最完满的阶段。与圣西门一样，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用处。孔德认为：“‘关于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了大众对个人采取行动’，是‘与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相背离的’。”{20}
哈耶克对黑格尔的看法类似于他对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尔和孔德相提并论有点反常，因为黑格尔通常被认为属于唯心主义，而孔德则被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但这两人都认为，历史是在个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剔除了个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错误地相信，存在着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根据自身的定义，历史决定论完全不承认任何道德标准，因为它不承认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源于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反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21}，在根本不存在规律的地方贩卖决定论。而在哈耶克看来，未来要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5章 方法论
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１９３１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家的整个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这里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某个职位对他“最具吸引力”①。他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５０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搞到房间的教员们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皮特豪斯所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②。他在英国———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经济学院流亡剑桥时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自己成了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对面的?穴指导?雪，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顿大街兔子窝般的校园的时候，这种情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③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无尽无头，剑桥却是快要被毁灭的世界上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是适合进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作派，受到伦敦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迷人的优美景色，而根本不管———尽管我们都看到了———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④伊安·吉尔伯特曾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让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⑤。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们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领导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对他有点害怕。据我所知，他总是穿著短统靴，大步从大伙儿中间走过”。⑥哈耶克在剑桥教过的一位学生埃利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得懂他说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ｔｈｅ Ｐｅｔｅｒ－Ｏｕｔｅｒ）。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影响了课程的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的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了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减少，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可怜的几个外国留学生。
方法论（科学或哲学方法）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问题之一。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源于参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从那时起，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在没有发号施令者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会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提出来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核心论点：它没有政府的具体指挥，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来说，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却更高。
哈耶克方法论的根本是个人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解个体的人的行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的行为。在一篇为《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做准备的一篇文章———后来扩充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要发展，都是在持续运用主观主义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⑧。根据行为效用最大化假设，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的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光知道个人是自利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所能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透过法律所确立之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所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耶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思想中强调了复杂性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只可能进行“模式预测”（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他写过一篇《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本来准备收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这篇文章论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错误“信念，就是在谈到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时，人们普遍地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或‘共和国时期’（１６４９年至１６６０年间，克伦威尔父子曾建立英伦三岛共和政体）之类的说法，用以描述明确给定的对象，在这里，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被当做一个独特的个体，就如同于我们描述生物样本或星体时这种自然界的单位一样”⑨。他的这一评论的意思是说，社会事件要比物理学要复杂得多。
哈耶克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是“合成的”⑩。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样的事实，与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界的样本有质的区别，而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量的区别，不能看成一回事。因为在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有多得多的因素，只有可能做出模式预测，同样，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我们只能预测大致的方向和框架的规则。几十年后，他在《复杂现象理论》（１９６１）一文的《社会结构的诸理论》一节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事件经常依赖那么多具体环境，因而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它们；因而，预测并控制这些事件的理想，肯定是我们所无法达到的。”{11}归根到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并没有区别，区别仅在于其构成，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此，就不要企图从一个点上集中组织管理社会。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1)
《通往奴役之路》（１９４４）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
哈耶克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样的观念的演变过程”①。年轻的时候，他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奥地利，在那个时候，人们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对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都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这些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了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英国也可能会滑向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这些观念的书。哈耶克则认为，一本书是否获得公众的认可，与该书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能证明哈耶克这种想法的一件事是，在《自由宪章》出版前，他曾认为这本书应该获得公众认可。从根本上看，哈耶克相信观念的力量。因而，一本书的读者的范围是与其影响有关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惟一一本对于塑造当时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影响的著作，这种影响或许不是立刻就能看出来，而是相当深远的，并且也非常宽广。这本书是站在旷野上的大声疾呼：全权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了将会带来政治、道德和经济上奴役。这在现在只是常识而已，但在他提出这种观念的时候，却根本无人知晓。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结论，也来自于其内在的价值。可以认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的深化。它不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点。在１９４１年的一篇评论，即他在社会主义计算论战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关乎经济效率，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这样重大的问题。”②
《通往奴役之路》不仅仅是写给一般经济学家的，而是写给更广泛的读者的，写给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看的。他下笔的时候，不知道它会扩散到多大范围，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对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总是与人们合理地期待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是让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们能读懂，并且影响他们，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哈耶克就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复德国命运的危险”③。在当时那一代的大多数人看来，甚至在后来的一代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怎么能认为２０世纪４０代年初的英国有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的危险呢？而他的看法是，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及其后，这种措施获得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
《通往奴役之路》中，凯恩斯只被提到了两次———一次是在注释中，一次则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凯恩斯本人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击的目标不是凯恩斯。他在该书１９７６年版的前言中专门做了澄清，“这几十年间，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东西可能被人误解。当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毫不含糊地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使之得以实现、并成为必不可少的中央经济计划”④。这本书所驳斥的也不是威廉·贝弗里奇或他于１９４２年发表的《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报告》。《通往奴役之路》即没有提贝弗里奇，也没有提贝弗里奇报告。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０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它来得恰到好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它都拨动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传统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的发展方向？
英国自由主义领导人威廉·哈尔科特爵士曾在１８８４年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则写道，“如果说今天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时髦了，这可能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已然太明显了。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不会有谁竟然质疑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其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考虑，而努力地引导其发展的方向。”⑤人们、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这样。
这本书写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３年间，“主要写于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⑥。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之路，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换成了现在的‘ｓｅｒｆｄｏｍ’，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⑦导言和前两三章，也特别讲究文字风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反复进行修改”。“整本书花了他好几年时间”。他觉得，开头那几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⑧。
哈耶克几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的这本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这种那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适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将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⑨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Ｃ．Ｈ． 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所向往的是这样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⑩。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论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今天看来也有点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他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地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做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了，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将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既能实现经济效率，又能维护相对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哈耶克坚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尽管他要比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右得多；尽管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这么自称。
然而，哈耶克的成就在于正确地抓住了要害，而当时的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却搞错了：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最后总是极权主义的。
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哈耶克写作时的英国的背景———从思想和历史两方面的背景。跟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长足发展，其水平远远超过美国，于是，有人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这种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样，从思想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似乎蛮不错的。从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学者也一直强调物质的欢愉、痛苦和幸福，从而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手段来实现物质上的幸福。
然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尽管是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但却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与欧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直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全球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根本是不可能想象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实施这种控制的技术。工业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没有电报和公路的社会，是很难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的。工业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尽管也是暴君或独裁者，但他们一般都让臣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把这些事交给地方、教会、行会，他们本人则基本上仅限于向臣民征税。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赫尔曼·芬纳为了反击《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通往反动之路》，最集中地体现了那种流行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让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经面临着最为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11}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12}。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传统社会主义肯定会、也必须得束缚人的心灵。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2)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13}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战争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发出的最关键的信息是：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不能兼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他把对全权计划体制失灵的讨论的论点从经济效益的低下拓展到它与自由的势不两立。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它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逆向运动，尽管在１８４８年的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也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能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一般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信奉基督教。马克思作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几乎、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摩尔１５１６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１７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被称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命，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却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１７７１年，卒于１８５８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１９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密尔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最后，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了。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托马斯·希尔·格林是牛津大学导师，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１９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２０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１８８３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而，有那么多２０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华莱士、托尼、达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内尔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其经济秩序，而是改变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也吸引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进行控制。１９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一种休克状态。
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社会主义会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其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对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进行直接控制。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16}。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惟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全权计划体制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强调的重点是，他不是在搞民主崇拜，他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的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度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17}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而多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一百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能够控制它自身。”{18}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可取，问题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地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秩序、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19}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兼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而建成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后来扩充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去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导着独裁者的理想的一种工具。”{20}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道，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21}。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2}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会被满足，哪个目标不能满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决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以与其它方面相分离的的一个方面，而是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2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的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被看成关系到自由的问题，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论辩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经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而，从自由的角度反驳传统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为切合时弊。
如果传统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形形色色的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前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这种常识是正确的，那就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简直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它的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结语”中说，写这本的目的并不是“勾勒出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秩序的细节”{24}。尽管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哈耶克所向往的秩序的大概。首先，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他曾评论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赞扬过“把每个人当人那样尊重”{25}的观念。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本质都在于对人的重视，对每个人倾注了最大的关注。两者决不认为，个人只能在集体性整体中发现其最大的善，这个整体总要比构成它的个人的分量更重。杰里米·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１７８９）一书中的说法依然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好论述：“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之个人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而已。”{26}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认为，当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时，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并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和个人的效率。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及把价格、利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融为一体的竞争性市场。哈耶克注意到，“社会从严格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体系逐渐地演变为人们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生活的制度，这一过程与商业的发育有密切的关系”{27}。历史记载也表明，对个人权利的相对尊重和民主制度，都是最早在那些竞争性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形成并成长壮大的。哈耶克尽管并不相信民主制度永远不会出错，但他也认为，民主制度最容易在市场社会中正常运转。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都突出了个人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人被认为有自己的价值、且值得尊重的地方，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才能找到其活动的空间。如果社会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则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就面临危险了。
哈耶克注意到，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所有人都是上帝平等的孩子的概念，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点，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基督爱每个人的观点，一直到罗马人提出的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不同并优于其它文明的地方，正是它突出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从古代的起源一直到文艺复兴，又从文艺复兴到近代，哈耶克追溯了西方尊重个人的观念的演变过程。“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新的生活观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向西、向北传播，在那些没有专制的政治权力窒息的地方扎下了根。”{28}个人主义在英国和荷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自由地生长发育，并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29}。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这样的地方，广泛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与法治》一章的开头，哈耶克指出：“将一个自由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清楚地区别开来的特征莫过于，前者遵循我们称之为法治的那一伟大原则。撇开种种技术性细节不谈，法治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之约束———这种规则能使人们比较确切地预见，在具体的情况下政府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力，也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30}这就是哈耶克所向往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一个守法的社会。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他心目中的最优社会秩序并不是基于下面的观念：即使没有政府和法律，社会也可以维持。事实上，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过：“对自由主义事业损害最严重的，可能莫过于顽固地坚持某种僵硬的经验法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原则。”{31}他认为，政府并不是生来即为恶，问题在于需要引导它，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像某些鼓吹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错误地坚持的那样不要国家。从哈耶克身上，我们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一点。自由最大化的社会并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国家到底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自由放任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也是对自由政体之基础性原则的误导性描述”。“每个国家当然必须采取行动，而国家的每一行动都会涉及到这样那样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如果国家真的无所作为，则根本不可能合理地捍卫任何制度。”{32}有些形态的组织机构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事实上，它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更进一步，他并不反对制订新的造用于政府和社会的规则和规范，以建立或巩固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权，而正是这一点，人们一直有所误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就清楚地阐释过这一思想：
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如何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体系，给予个人发挥其主动性以尽可能广阔的空间，并能最有利于个人实现有效的协调。创造法律框架的这项任务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无法完成的。他们从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证明了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的正当性，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的财产、契约法律。然而，下面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像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3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同样提出：“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充分地让竞争力量充当协调人们活动的手段，而并没有主张听之任之。其依据在于，自由主义者坚信，如果能够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引导个人的最好的办法。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甚至要强调，为使竞争能正常地运转，也需要对法律框架进行仔细的深思熟虑，不管是现存的法律规则还是过去的法律规则，都难免有严重的缺陷。”{34}
哈耶克强调说：“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教条。组织我们的事务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这条原则在具体应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深思熟虑地创造某种可以使竞争发挥有益作用的体系，与被动地接受现有的制度，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5}
哈耶克的看法是，政府不能被动地接受社会中存在的随便什么规则。在他看来，政府应当改造社会的规则，以使之能创造出更广泛的竞争和自由。１９４５年，芝加哥大学组织他与两位与他唱反调的专题讨论组成员，就《通往奴役之路》进行了一场全国广播讨论，在这里，哈耶克最精当地阐述了他这方面的看法：
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的方法———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政府指令。我反对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让竞争发挥作用……你在这次讨论中使用的“制订计划”一词，太含糊了，近乎毫无意义。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制订计划，并以为有人在反对一切政府活动。确实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制订计划，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要政府。他们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职能上……这里的讨论跟别的场合一样，一直非常混乱。我想指出的是，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有两种基本的、非此既彼的方法，一种是依靠竞争的方法，而它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从事大量活动以使其正常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要弥补其缺陷……我要强调的是，在你能够创造出竞争的环境的地方，你就应当依靠竞争。我一直都在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当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没有说过，竞争制度可以在法律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并被明智地制订出来的情况下照样正常运转。{36}
哈耶克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们应当享受尽可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跟他进行讨论的是两位分别查尔斯·梅里亚姆，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梅纳德·克鲁格，曾是美国社会党副总统候选人。梅里亚姆的传记作者是这样形容这场讨论的：“听众们一定被讨论者之间这么快就形成了敌意弄胡涂了……他们不了解的是，在那天晚上录制节目之前进行的６个小时的准备性讨论，就比平常的讨论火爆得多，节目一开始，梅里亚姆和哈耶克都没怎么遵守讲话时间规定。”{37}
在辩论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后，哈耶克做出了响应：“对你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谈论那个古老的争论话题———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还是应当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种新的区分来替代这种古老而愚蠢的区分。我已经认识到，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而，我的整个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为此，我曾经说过，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予以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38}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竞争最大化的秩序，必须具备价格、利润、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契约、法治等等。
哈耶克充满激情地说，创造社会的中庸而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个人“有机会和平而自由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他的目标不是比构成它的个人更高级的集体性整体，而是“至高无上的自由理想和个人的幸福”。{39}
在１９７６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哈耶克说，在写完这本书后，虽然他“费了很大劲要回到经济学领域”，但他却“身不由己”。他觉得，比起以前研究的专业经济学理论来，他“不期而然地触及的这个问题更具有挑战性，也更为重要”。而且，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的很多话也需要“澄清和详尽阐述”{40}。他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7章 成 名(1)
１９４４年３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获得了好评。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纳粹德国被打败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能否被打败的问题了。哈耶克后来描述过这本书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形，他说：“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成功，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心满意足。”尽管英国人的反应跟美国人的反应“大相径庭”，但“发行量却不比美国少……总的来说，这本书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关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读者们也确实认真地思考着我提出的观点”①。哈耶克这本书让他在英国出了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书评。首版２０００本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研究英国思想史的专家理查德·科奇特说，出版这本书的儒特里奇出版公司决定立刻加印１０００本，在“随后的两年中，公众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读者的需求”②。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儒特里奇不能一下子印那么多本。到了当年夏天，哈耶克曾经抱怨说这本书成了“奇货可居”③。
有一个小问题，他到底希望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０日，他写信给儒特里奇说：他已经写完了一本“半通俗的”④作品；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的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说，“我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让这本书早一点面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迹象显示，社会风气正在发生变化，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⑤不过，这可能更多地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词而已。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不错了。⑥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他给儒特里奇发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１２条要点”，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提要的观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⑦这些提要写的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之为全权社会主义论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努力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因此而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⑧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女士的反应最典型地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哈耶克回忆说，伍顿女士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经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⑨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⑩在英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给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在读到之后。第一封信写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４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11}。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８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您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实在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划在哪里的问题。你同意，必须得划出一条线来，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划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根据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划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你却划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12}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威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看法，他说：“哈耶克教授做出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下面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起码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不是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样暴虐的少数做梦都想不到的权力。”{13}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阅读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书籍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所触动，更不会有谁读完这本书后，竟然对这位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和同情。”{14}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无可怀疑的。”{15}
哈耶克曾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截然不同……”{16}《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经过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印象是很有趣的。在１９５６年版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能够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最后一次在美国生活，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我是个研究生，而这二十多年间，我对美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怎么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士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仅是由于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17}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支持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威廉·米勒的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Ｔ．考奇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在１９４９年出版的《书籍工业》一书中，米勒谈到了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不仅面向学术界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引起轰动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它，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18}
几年后，考奇写了一篇论述《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说，米勒正在调查在《书籍工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响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我的暗示。当时，我自己凑巧有机会向那家大出版社说，我正在读那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卖得不错。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他们却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会这样，结果果然应验了。”{19}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是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１９５６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再版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０年甚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舆论氛围。我自己就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１９６２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那已经是１７年以后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之外，美国的报刊没有一家对它做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它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而一本跟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20}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工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赢利多少，没有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它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赔钱。”{21}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泼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22}。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7章 成 名(2)
１９４４年４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美国其它几家出版社的谈判是在几个月前进行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在英国出版，因而，它在美国是否会受到欢迎，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而且，跟英国一样，美国战时实行的纸张定量供应也限制了出版社作出出版决策。
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委托审稿的人士是这样说的：
１．……精湛的论述……整个探讨都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水准……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视野有一些局限性，有点一边倒。我怀疑它在我国是否会有广阔的市场，或者是否能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
２．迄今为止，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会在我国掀起一场具有更高学术水平的大论战……这本书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而缺乏建设性。它的论证思路是非此即彼。没有妥协的余地。作者写作时充满激情，本书具有伟大的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别人持有某种危险的观念，而这些人却没有察觉。他怀着充满爱意的焦灼心情，对他的同胞们发出了警告。{23}
研究自由史的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简单描述过《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出版过程，他说：“哈耶克授权当时在华盛顿任职的弗里茨·马赫卢普去找一家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份儒特里奇出的校样给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阿伦·迪莱克特教授（是弗里德曼的妻兄），他在１９４３年结识了哈耶克，当时两人都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迪莱克特把校样转给弗兰克·奈特……显然，奈特又把它给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考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他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出的是战时的小开本，４－７／８英寸乘以６－３／４英寸。”{24}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８日，《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版出版了，时为英国版出版后半年。跟在英国一样，首版开印也是２０００册，而英国的幅员要比美国小得多，英国人也没有美国人富裕。１９４５年《哈泼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这“清楚地说明了，出版社最初预期它是一本面向学者的严肃的学术性著作”。{25}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学术性著作，是针对英国读者写的，讨论的是英国的问题，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的奥地利学者之手。
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约翰·斯库恩回忆说，出版社准备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向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采取“特定的办法让它看起来适用于美国，而不能只是一本读者范围局限于英国的书”{26}。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请约翰·钱伯林写了一篇序言，他是美国著名学者，经常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写书评。在美国版的第一版上，钱伯林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经跟１９４０年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联系过，希望他为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序言，但遭到他的拒绝。{27}
钱伯林在序言中赞扬了这本书。他说：“在迟疑不决的时代，哈耶克的这本书是一个警告，是一声呐喊。它是对英国人说的，也对美国人有意义：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静的、严肃的，具有逻辑的力量。它不想讨读者的欢心，但它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只能是那种解放个人自由的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社会’和‘整体的利益’成了判断国家活动的惟一的试金石，个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了。”钱伯林最后说，“我们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惟一的期望，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28}
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主题。亨利·哈兹利特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在《新闻周刊》开有专栏，他不惜笔墨赞美《通往奴役之路》。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写的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本书”，书评的整个内容都是这种赞美之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为他那一代人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则以强有力的、严密论证，为我们这个时代重申了这个主题。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过去５０年中，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危险的方向，开始还比较缓慢，现在却越来越加速了。它对所有出于好心的计划人员和全权计划体制者是一声当头棒喝。若非通读全书，就无法领略到它那巨大的魅力和强大的说服力。作者即使不是生于非英语国家，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英文文彩出众非常，他的文风高贵、节制而又恰到好处。”跟钱伯林一样，哈兹利特也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大不列颠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就是洛克、密尔顿的传统、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传统，麦考莱、密尔和莫利的传统、阿克顿和戴雪的传统，这一传统当代最杰出的捍卫者，不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是一位奥地利流亡人士”{29}。
哈兹利特的书评发表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意识到，它这回可要发财了。它立刻下令加印５０００册，几天后，又第三次加印５０００册，没过几天，增加到１万册。出版社编辑斯库恩回忆说，１０月份的第一周，“很多书店都断货了，我们都忙得一塌糊涂，印刷、包装、发运、配送，把大量书送到美国和加拿大读者手中”{30}。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7章 成 名(3)
在英国和美国，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这本书和哈耶克的名声是很重要的。在这两个国家，第一阶段的反应出现在本书刚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书评，《通往奴役之路》被当做一本大众关注的学术著作。哈耶克出名了。到了第二阶段，这本书和哈耶克则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因为１９４５年４月，《读者文摘》在美国发表了一个缩写本，并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著名的一本书”，而一个月后，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又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一种象征。
哈耶克本人经历了并且帮助推动了第二阶段的成功，１９４５年春天，他赴美国作了一次巡回演讲。最初是计划到五所重要的大学去作一系列演讲，而在乘轮船横渡大西洋时，《读者文摘》版面世了，形势完全改变了。当时《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接近１０００万份，在电视出现之前的时代，它可是美国文化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媒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改变了哈耶克的行程安排，不让他进行学术巡回演讲了，而与一家商业代理机构合作，为他安排了一次通俗的巡回演讲。
自１９２４年游学美国之后，哈耶克第一次游遍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在他进行巡回演讲的同时，他也不停地撰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广播谈话。关于他的第一次演讲活动，他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
到达纽约后，他才知道，计划已经取消了，他将到全国进行一次面向公众的巡回演讲。我说，“上帝，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干不了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给公众讲过话。”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你已经迟到了。我们已经安排明天，星期天上午，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一次会议。”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我住的旅馆来接我，我问，“今天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听众？”“大厅能装进３０００人，肯定会装得满满的。”天哪，我还没想清楚我要讲什么呢，“你们订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国际事务中的法治》。”上帝，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坐上主席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陌生设备———当时用的还是口述记录机———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问主席，我只讲４５分钟行不行，那位主席说，“不行，你必须讲满一个小时，因为广播要进行转播”。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站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下面要说什么。但还是用坚定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尽管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而事实证明，美国公众是非常大度、也非常随和的听众。我就那样熬过了那一个小时。在美国的那五个星期，我天天都在搞这种惊险表演。{31}
这之后，通过每月好书俱乐部，《通往奴役之路》又卖出了６０万本《读者文摘》版。
当时的时机无疑也有利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尽管罗斯福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去世，但当年的４月、５月，美国人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希特勒于４月３０日自杀身亡，八天后德国投降，当然，对日战争仍在非常激烈。还没有投放原子弹，美、苏关系也没有破裂。丘吉尔仍然是英国首相。在英国、在美国，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下一步会走向哪儿？”
１９４５年５月，劳伦斯·弗兰克在《周末文学评论》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论述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他说：“去年秋天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当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书，近几周来骤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被美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捧为先知。他成了１９２９年前盛行、但此后不再有那么多人信奉的那种经济学信念的代言人。形形色色的组织，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在大力推介哈耶克博士的书。上月，《读者文摘》出版了一个内容更为尖锐的缩写本，而每月好书俱乐部现在正要出重印本。《财富》杂志已经盛赞了哈耶克博士。与此同时，哈耶克博士又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巡回演讲。几乎没有过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虚构作品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走红。”{32}
１９４５年４、５月间，《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当时，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畅销书排行榜，相反是由几家大销售商逐个城市报告销量。５月２０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的销量排在第二，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排在第三。６月２４日那周，它在芝加哥和圣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也进入了前五名。
《新共和》杂志１９４５年４月号上的社论撰写人的看法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那些利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学理论来论证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企业活动的人士中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他?穴哈耶克?雪很快就成了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他受到商会、广告公司和大企业的吹捧。”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评过的学者斯图亚特·柴斯在１９４５年５月号的《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文章，题为《回归老祖父：哈耶克博士指引我们回到战前时代》。
在美国，该书遭到的最激烈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在前言中说，他想证明，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35}
政治学家威廉·艾本斯坦则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另一种反应，他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观念》一书中写道：“最著名的反计划论着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们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卓越，《读者文摘》发表了缩写本，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地发售这本着作……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残酷压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完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教授他的反全权计划体制的经济学，他就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公路上。”{36}
就在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英国举行了大选，丘吉尔被工党的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丘吉尔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对工党发起了攻击，他说：“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可以到哪儿，他们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地呼吸的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据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丘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了很多启发”{38}。
丘吉尔的讲话、尤其是他提到盖世太保，结果却事与愿违，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最可怕的新闻，即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新闻。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丘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39}。
“盖世太保”讲话无疑有损于丘吉尔，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替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讲话让丘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丘吉尔非常不利，整个那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害处。”{40}当然，将丘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英国人在战时支持丘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路。
艾德礼讲话后次日，《曼彻斯特卫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是《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艾德礼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肯定的惟一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42}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还发表了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出来的段落。两周后《星期日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43}。
这个时候刚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１９４５年的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丘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得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44}
丘吉尔和保守派的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丘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局势现在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胡涂了。他告诉我们大家，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社会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社会党执委会来决定。”{45}拉斯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说：“丘吉尔决定把全权计划体制等同于盖世太保，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象社会主义”{46}。１９４５年６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是反方。
在１９４５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答应提供一吨半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一本删节本。不过，直到投票之前，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哈耶克最初对他的观点在选战中发挥作用很满意。考奇特说，他“在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为得意”。{47}这时，《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已经一年了。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1)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归根到底，他之所以进行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３日，他在剑桥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发表讲话《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应当直接追求当下的轰动和对公众的影响”，而为了“做好事”“企图”通过权势“获得影响力”，这正“是思想上妥协的根源之一”。从这段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对如何最有效地获得影响力的技术性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深切地希望获得伟大的影响力。他相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如果致力于创造知识而不去从政，他们做出的贡献将会最大。①
早在１９３３年春天的一份备忘录②中，哈耶克就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本来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这一想法就是来自于利用自己的知识的力量去实现美好目标的决心。战时他也通过罗宾斯满怀信心地向英国政府建议，战后应当创建一所社会研究学院，用来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③不过，他的建议无人考虑。
哈耶克开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德国，像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本书是将纳粹德国与苏联相提并论的。事实上，在本书四年后再版时的一篇后记中哈耶克就提到，他最初写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要反映纳粹德国、苏联（当时两国是策略性盟友）这些东方的极权主义强国，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斗争。不过，由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入侵俄国，俄国后来与英国结盟，他就没有怎么从负面涉及苏联。由于苏联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哈耶克认为，苏联比纳粹德国还恶劣。④
在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宣读《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五天———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两周———哈耶克又对国王学院政治学会宣读了另一篇论文《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讨论了历史学家在“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历史学家是指“一切认真研究社会的人士”⑤。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会重新走向极权主义，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他将这篇论文广泛散发给很多学者及其它方面的人士，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学会，让德国学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中来，跟他想成立一个学院重新教育德国领导人的想法同出一辙。拟议中的这个团体的伦理标准是决心“献身于真理”，坚持“普遍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从德国的经验看，这些信条可决不是陈词滥调。哈耶克也提出，这个团体应该对“最广泛的政治理想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态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条形式，最后，要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还是源于左翼”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说，他的目的不是“恳请让大家对一项明确的设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批评”⑦。
在随后的三年中，设想中的这个学会的具体结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的没有变，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动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⑧。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战时旅行受到限制，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联系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１９３８年４月，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⑨。这次聚会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李普曼在１９３７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好社会》，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２３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或许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会议结束的时候，计划成立一个“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１９３８年８月，成了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计划泡汤了。
战争结束后，还有其它一些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要想搞某种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结出了果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让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的目的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明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就，因为这“多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⑩。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奥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奥伊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成员，该学派对于西德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穴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ｖａ?雪，３０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跟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散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了定期举行会议外，还应该出版一本自由主义学报———这件事后来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而要实现他的计划，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理查德·考奇特的记载，跟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有关系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博士邀请哈耶克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给苏黎世大学学生发表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并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个星期以讨论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许诺从财政上支持这个计划，决定把原来准备给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划成本太高了。１９４６年一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在胡诺尔德的财政和道义支持下，他决定于１９４７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11}。
会议于４月１日到１０日在瑞士靠近韦维市?穴Ｖｅｖｅｙ?雪的朝圣山?鄢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在会前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识努力。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支为自由而战的军队。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导舆论，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决不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优势”{12}。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推进他们的愿望，人类就必然要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一个被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实现这一将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会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则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斗。”{13}
来自１０个国家的３９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１７人来自美国，８人来自英国，４人来自瑞士，４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１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这群人的多样性，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他这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欧。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士，后来有４人———占到与会者人数的１０％以上———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14}
一篇纪念朝圣山学社成立５０周年的文章这样描绘朝圣山周围的景色：“凡是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被这里令人屏息的壮丽景色所陶醉。从广阔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迪米迪山?穴Ｄｅｎｔｓ ｄｕ Ｍｉｄｉ，意为‘最高峰上的齿形山’?雪。湖的对岸就是法国的厄维昂勒斯－贝恩?穴Ｅｖｉａｎｌｅｓ－Ｂａｉｎ?雪，一个矿泉疗养地，以其瓶装水闻名于世。临近的一个度假胜地就是蒙特殊。有一条铁路从韦维经过山腰穿行到达朝圣山，这里是个宁静的半农业地区，不仅适合于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15}
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是哈耶克对这次会议的目的作了一份报告。在开幕致辞中他特别强调指出：“在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对你们大家的强烈的感激之情却变得有点缓和了，一方面是因为，我竟然鲁莽地将这一切付诸实施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另一方面又因为，让你们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你们可能觉得过于荒唐的试验，由此带来的责任，也让我惊恐。指导我从事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认为将我们团结一致的信念———即自由主义，尽管这个词已经遭到太多歪曲，但仍然没有比这更好的词———要想获得复兴，我们就必须承担起一项艰巨的知识使命。”{16}跟平常一样，他强调的仍是知识人士。
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有《“自由”企业还是竞争秩序》、《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政治教育》、《德国的前景》、《欧洲联邦的问题与机遇》及《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据后来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并为朝圣山学社撰写历史的马克斯·哈特威尔说，哈耶克“觉得有必要解决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嫌隙”{17}。
弗里德曼被选入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执委会，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第一次到欧洲的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与会者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家等等（不过哈耶克后来觉得，朝圣山学社中经济学家太多了）。他坚持，会议一般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他相信，向社会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这种政策导致《芝加哥论坛报》在会议开幕第三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国秘密会谈筹划自由之战》。文章报道说：“在开幕式上，曾经就是否向外界公开的问题进行过辩论。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后，会议决定谢绝媒体采访，并指定一个六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将其交给到处打探消息的记者。哈耶克博士谈到会议的时候非常谨慎，根本没有任何信息。至于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原因无人知晓。”{18}这篇文章错误地说，哈耶克曾担任过“丘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一段的标题是《丘吉尔的顾问作出解释》———这是因为，艾德礼曾经提到过哈耶克，到现在，人们还记得那档子事。
阿伦·迪莱克特回忆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罗宾斯起草了《目标的声明》，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被接纳为本学社的指导方针。弗里德曼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谁能比罗宾斯更好地和那些负责起草声明的人们中间的分歧了。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起草一份声明，后来此事莱昂内尔接手，结果很快就起草出了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声明。”{20}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2)
目标的声明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它公共事务研究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的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它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的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之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之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欲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合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某种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准的历史观的发展及种种质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学社不会进行宣传，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何一个或多个政党结盟。其惟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之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之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21}
第一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与会者同意，应该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于是就创建了一个常设学会。应当强调的是，学社的目的并不仅仅提供思想上的交往，哈耶克曾说过，“我们更得彼此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同方向努力推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22}。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曾经反对哈耶克将这个即将成立的学会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回忆到这件事，哈耶克说：“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跟奈特有关。当我决定召集朝圣山的这次会议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永久性社团，我提出建议，可以用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将其称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弗兰克·奈特最坚定地表示反对，‘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而他最终彻底驳倒了我的想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行。”{23}考奇特报道说：“只有很少几个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来命名。”{24}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学社正式成立，就简单地称为朝圣山学社。哈耶克担任主席，瓦尔特·奥伊根（西德人）、约翰·朱克斯（英国）{25}、弗兰克·奈特（美国）、Ｗ．Ｅ·拉帕尔德（瑞士）、雅克·吕厄夫（法国）任副主席。胡诺尔德是秘书，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筹措资金、组织管理等工作。他后来与哈耶克及学社中的其它成员、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生了分歧。学社决定两年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来在瑞士的塞利斯堡?穴Ｓｅｅｌｉｓｂｅｒｇ?雪举行。
尤其是在学社成立初期，英国的与会者中，大部分来自伦敦经济学院，而美国会员则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学有密切关系。在英国，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会员人数也格外地多，而在美国，设在纽约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ＦＥＥ）有四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除了胡诺尔德的企业协会之外，美国的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它后来资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岗位）和英国的国际自由主义交流网络?鄢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视为一项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后来曾经以非常少见的自豪口吻说，“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和第一次会议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会议和学社的创建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自由观念的活动，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26}，即１９４７年。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1)
哈耶克的心理学论着是他的著作中最艰涩的部分，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早年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从来都没有消减过。他在写完《通往奴役之路》后，决定回头再去“履行一项使命”①，但他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而只想干他一度最喜欢的事，即阐述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这时候的他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②，同时也挣了一笔钱。他希望集中精力搞上一段抽象的纯粹理论研究。
关于《感觉秩序》的研究在伦敦和芝加哥持续了五年。在这段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转折，他离婚了，他又创建了朝圣山学社。比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他集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承担了更多行政管理和教学任务。
不管如何艰难，哈耶克认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是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１９７８年，他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谈过一次话：
问：你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
答：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知识贡献。那本书出版已经２５年了，而我是在五十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问：你能不能概括一下大意。
答：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时真正重要的、而我又不能弄清的问题是，阐述清楚我试图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其答案。什么决定着不同的基本感觉属性之间的差异？我是要将其归结为某种因果连结或关联，在这里，某种具体的感觉———比如蓝颜色等等———实际上是它在引导人们采取行动的可能的连结体系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说，你可以画出某种图谱，描绘一个刺激如何调动起另一个刺激，以及其它更多刺激，从原则上说，你可以重现整个精神现象的过程。③
在另一个场合，他这样说到他的心理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解释心理过程如何生成我们的感觉所反映的如此繁复的属性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纲要。（这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解释它据以运转的原则，但我们不可能对细节作出解释，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分类机构。每种分类机构都要比它所要分类的对象更复杂；因此，它永远不能对自己进行归类。人脑不可能解释自己的细节”④。
在研究哈耶克的心理学著作的时候，考察一下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是有益的。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创建于１９２５年，由莫里茨·施利克创建，他继承了恩斯特·马赫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教授职位。这个小组完全是施利克组织的私人讨论组，其成员都是应他本人邀请而来。哈耶克听过施利克的课，尽管他从来不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也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
不应将逻辑实证主义与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所批评的法国１９世纪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混为一谈，但孔德的实证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２０世纪的实证主义。孔德所说的实证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ｅ）一词源于法语的ｐｏｓｉｔｉｆ，在法语中，这个词比起英语中对应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一词，更多地意指物质现实。法语中实证主义一词的词源更多地指有形的物质，这可以解释这个术语后来的哲学词源学。孔德试图构建一门以严格的物质———与形而上学或神学相对立———知识为基础的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一点都不关心真理或知识本身的性质，而２０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则对此比较关心。它关心的是它的理论的社会意义。
在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中最关注的问题包括：验证对于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数学、逻辑、科学才具有知识的意义；（从知识的角度）拒斥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知识的根据：何以某些东西是真理，或者说，真理是如何与相应的感官印象／感受对应的？他们从大卫·休谟这样的英国早期经验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休谟相信，知识最终必须可以化约为感官印象；他们也汲取了维特根斯坦、罗素等晚近的数学、逻辑、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施利克的一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证明它的方法。”⑤证明是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所在。只有能在经验上获得证明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
哈耶克反对逻辑证实主义，其理由可以部分地从《自由宪章》中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他“不想低估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的人们与事实证明为错误的种种信仰进行不懈而顽强的斗争的功绩，但把迷信概念扩大使用到所有不能证明为真的信仰上，则缺乏同样的正当性，并且通常是有害的。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相信可以被证明为真的东西”⑥。
哈耶克所理解的知识比逻辑实证主义更模糊，但也更宽泛。哈耶克相信，真理并不仅限于能被经验证明的东西。事实上，他跟波普和弗里德曼一样，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明这回事；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那些真理，总是要不断地进行修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比较含糊的真理观与他的其它观点是相关联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言词来表述，社会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发演进发展的。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2)
哈耶克在他的自传笔记中评论说，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主要是由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著作激发出来的。正是在阅读马赫的哲学著作过程中，哈耶克“形成了一些想法，１９２０年他曾想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进行解释，但这篇论文最后没有完成，最终过了３２年后，才在《感觉秩序》中表达出来”⑦。
逻辑实证主义和哈耶克的心理学观点都是从马赫的著作中衍生出来的。哈耶克在１９７７年某篇文章中谈到马赫的《感觉的分析》：
他（马赫）精辟地分析了，具体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他视为基本的纯粹感觉，是如何又由通过经验所获得的局部信号之类的已经获得的属性进一步予以组织，这种分析让我突然灵光一闪，形成了一个想法，认为感觉的核心可以追溯到传入的刺激，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感觉经验的所有属性（很快我就又更进一步认为所有的基本感官属性），其实都可以根据它们在连结体系中的位置来进行解释。我逐渐明白了，在我们心目中的那同一组事件中，其实存在着两种秩序———这两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但准确地说，它们是不同的，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图像，与我们对其科学的认识之间，是彼此不同的。
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基本感官属性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不怎么完备的分类地图，它自己的每个单位都只能存在于心理获得的系统中，但却能指导我们在具体环境中做出比较成功的反应。这一结论使我对物理和感觉领域的关系形成了某种哲学观点，当时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刚刚复兴了这一观点，其实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在１６２３年他就写道：“我认为，这些味道、气味、颜色等等，无非是一些纯粹的名词而已，只存在于具有感受能力的身体之中，因此，如果失去了生命，这些基本感官属性就没有用处了。”
因此，我最初得到的结论就是，心理活动是某种独特的生理活动秩序，其中，生理领域的子系统将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体的更大范围的子系统（它们是它的组成部分）与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该有机体能够存活。⑧
他的研究也受到康德传统的影响，康德认为，感觉经验乃存在于有机体中，而不拥有独立的形而上学地位。
《感觉秩序》中最有趣的、也最重要的部分，也许是最后一章，哈耶克所起的标题是《哲学后果》。哈耶克写道，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个体对其感知世界的了解存在着某种限度，同样，个人对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的了解，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局限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归根到底，我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根本就一无所知。
不管是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中，还是在哈耶克的心理学思想中，知识的有限性，都是其关键所在。感觉领域与社会领域一样，也是复杂的。在哈耶克看来，在感觉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意识到其复杂性都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做出详尽的预测，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
哈耶克相信，知觉是由演进的过程所决定的。在《感觉秩序》中，哈耶克指出：“我们藉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构（心理）是某种经验的产物。”⑨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他又写道：“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对刺激的分类可能是高度‘实用的’，也即它突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身体间的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那些在进化的过程中已被证明对于种的生存。”⑩演进（进化）贯穿在他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秩序理论中。哈耶克强调说，《感觉秩序》“唤醒了我对生物进化领域的兴趣”{11}，随后他就将此观念用于社会秩序研究。
哈耶克一直想重新着手进行他的心理学问题研究，完成二十多年前学生时代那篇论文。他在《感觉秩序》的导论中说：“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先放开几年，结果，却放了这么长时间。”这本书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蹦出来的一个想法结出的成果”{12}。
哈耶克觉得，他的心理学著作没有得到正确评价，除了极少数学院心理学家之外，一直没有人赏识。但在他看来，“我先是在２０年代、后来又在４０年代两度获得的对心理学的洞见，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令人激动的研究，也塑造了我本人的思想”{13}。对他来说，这些洞见对“除了在具体的几门学科中给了我很大教益外，也给了我科学的方法论方面的教益。我论述复杂现象的理论著作，得益于心理学研究的与经济学研究的一样多”{14}。
哈耶克在１９７７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他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上说，在这“两门学科中，我们碰到的都是复杂现象，所需要的都是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的方法”{15}。以为每个人在心理中能够形成关于物理世界的一般概念，与希望获得指导社会的普遍规则，这两种想法同出一辙。个人不管是欲详尽了解外部世界，还是欲全面地控制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在哈耶克看来，我们所能指望获得的，在前者充其量就是了解物理世界的形式，在后者则是建构某种个人可以藉以进行决策的法律框架。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还存在另一种联系。海因里希·克吕维尔在《感觉秩序》的导论中说：“从宽泛的角度看，他的理论可以说是具体论证了歌德的名言：‘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感知总是一种阐释。”{16}哈耶克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中也强调，理论先于经验观察。
知识是分立的、不完整的和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断都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复杂度提高，惟一能够做出的预测就是越来越一般性的预测，这种观念是与下面的观念相一致的：在社会系统中，只能确立某种最宽泛的标尺。法律就是为了克服社会的复杂性。在１９４８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他的心理学研究“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17}；一年后他又说“迄今尚无人理解它”{18}。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3)
哈耶克晚年几次表达过这种看法：在“４０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就是我本人。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穴１９４６年４月?雪了，成了一位圣人；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19}。哈耶克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凯恩斯只要还活着，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有争议———但他去世后，则被吹捧为圣人。大约有二十多年时间，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对我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１０天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穴大笑?雪。那个时候，凯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渐渐地，没有人还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20}
哈耶克觉得，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是两大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但其它人可不这么看。科斯说，在英国，“其它人都不这么想”{21}。据弗里德曼说：“在美国也没有人这么想。据我所知，在美国，从来没有人把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一档次的。事实上，我倒宁愿说，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把凯恩斯与罗宾斯相提并论。”{22}哈耶克一生中获得的最广泛的关注是１９４５年春天在美国和英国。他自己无疑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对他早期的研究的一种自然延续，但不管是他的论敌还是朋友都不这么看。在工党以压倒一切赢得１９４５年的大选后———在美国巡回演讲和英国选战期间遭受批评之后———用一些“比他左一些的熟人”的话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23}。１９４５年工党在英国获胜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视为某种教条的象征。
哈耶克当时的书信似乎显示，他后来觉得战后继续留在英国是个失误。他跟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的关系也疏远了。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早期，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自１９４６年２月号上发表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后，他在伦敦的最后四年，竟然没有在《经济学》上再发表一篇文章。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他写信给政府研究局的Ｌ．Ｂ· 米勒说，他觉得在英国不受重用，无用武之地，教的课又太多，他的观点被认为太极端，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听———然后又说，他当初应当接受美国提供的职位。{24}
１９４８年，哈耶克考虑给《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后记，谈一下自它发表以来的变化。他对战后工党政府的种种做法，尤其是政府对英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部门实行国有化和严厉管制，深恶痛绝。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来打算用一段阿克顿爵士的话作为这篇后记的题记，他最终用了《自由宪章》的《跋》的题记：“在任何时代，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罕见的，自由的胜利靠的是少数人，他们又是靠与盟友们的合作而取得胜利的，尽管他们跟这些盟友的目标存在差异；而这种合作总是危险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25}他晚年的著作的结构这时候可能已经初步形成了。
《哈耶克文集》的第九、第十卷编者布鲁斯·卡尔德威尔写道：“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结局令人伤感。在政治上，他曾反对的一切东西都逐个登场了。”{26}随后的变化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在人们回顾历史时才被记起来。工党第一次组成多数政府反映了、同时也导致了某种新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通往奴役之路》不再那么吸引人，而是有点反动了。英国和美国一般公众发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也使人们觉得这本书太极端了。与苏联的战时联盟终结，战后进入经济繁荣期，这些都使它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哈耶克逐渐被人看成一位昙花一现的保守分子。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几种欧洲语言，随后译为全世界二十多种语言。哈耶克注意到，“纳粹后那一代德国人特别热情地接受”{27}这本书。战后在德国的一次研究是他“最感动的一次经历”。他发现当德国还没有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时候，人们在传阅手抄本。他还曾到欧洲大陆其它国家讲过课。
１９４６年，哈耶克战后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看望他未来的夫人和其它亲戚。他一般都是一个人旅行。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时，他被安排住在一间很大的公共宿舍中的一个铺位，他猜想是行政管理人员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而故意冷落他。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20章 波 普(1)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了婚，这件事让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战时致卡尔·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曾形容罗宾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视他的意见”①。但这种愉快的状态没有持续下去。１９４９年，哈耶克离开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赫拉，１９５０年在阿肯色州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他娶了第二位妻子海伦娜。
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１９５０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二十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②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个人才开始寻求和解。１９６１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他们两人才重归于好了。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５０、６０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了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消退了。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３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５０、６０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担任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惟一一家继续宣传他和他的著作的机构。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惟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其它人那样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给他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波普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与弗里茨·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１９３５年９月或１０月份，当时，我在他在本学院的研究室门口认识了他。他只比我大３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籍籍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头一次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一年前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回来，他就会读完。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非常认真……在这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研讨课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③
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道，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④。几天后他又写道，“没有谁会比我更感激哈耶克”⑤。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两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⑥
波普能在战后保住高级讲师的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⑦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１９６３）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不大情愿称为哲学———我觉得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领域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关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诺伊拉特思想传统的科学专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太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摆脱它确实费了很长时间。我是在离开维也纳并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贝尔勒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经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家、经济理论家泰伦斯·哈奇逊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发展历程。哈奇逊把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１９３６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第二期哈耶克”则始于１９３７年，融会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给定的。经验发现可以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乃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逊引用过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乃是我们共同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⑨
哈奇逊说到，在１９３５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所写的导论中，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即：“１．‘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驳斥不倒的；２．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⑩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逊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11}。哈耶克１９３７年写的《经济学与知识》就是打算解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然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起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自己进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忆他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的那篇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叙述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说什么。但对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兴趣转向这个方向发挥了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12}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５０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逐渐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热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占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大战刚结束那几年，占有整个世界的领土的将近一半。
战后，哈耶克到吉尔布拉塔（Ｇｉｌｂｒａｌｔａｒ）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了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将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从前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１９４７到１９４８年间：
我有幸听了哈耶克的一门课，讲授“经济学史导论”。在讲课的时候，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很吸引人。他讲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分２０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他的书目的作者有亚历山大·格雷，爱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瑞斯特。他也向我们推荐埃利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用了八堂多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哈耶克总是强调早期的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赖丝·哈钦森也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的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于哈耶克的亨利·托奇回忆说，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他听了哈耶克开设的《储蓄与投资》课，当时学院的“气氛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学生都接受了工党政府的资助，而休伊·达尔顿后来成了内阁部长。我记得哈耶克教授在他那门课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些话，‘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试时就这么回答，但你们一定要给出自己完整的论证，因为我的看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你的论证不有力，就要丢分。’学生们大声叫好，这种事可不多见”。托奇也回忆说，１９４９年，哈耶克出席了罗宾斯的研究生研讨课，他的评论性发言“简短，直中要害，非常精彩”{15}。显然，哈耶克与罗宾斯的关系正在恶化。这时候的研讨课已经不复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盛况了。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20章 波 普(2)
在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两人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请哈耶克帮忙，想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则要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１９４３年年中到１９４５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战时通信中，他们从来没有彼此直呼名字。
１９４３年２月，波普写完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６月份，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１９４４年５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样的。”{17}
据曾担任过八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席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18}。席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波普私下有点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地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19}哈耶克提出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一篇前言，但波普在１９４５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他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20}
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对波普的思想发展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考恩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在学校的时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当时则是个共产主义者。哈耶克是天主教徒，波普则是犹太后裔。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惟一的问题是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一直到１９３８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争相离开维也纳。
波普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观念的，尽管波普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写道，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的（波普）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最后两章发挥了较大影响。不过哈考恩也证实，尽管“哈耶克曾试图打消（波普的）社会主义信念”，波普仍然在政治上比哈耶克左得多。{21}
１９４４年，波普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一位当世的思想家那儿学到的都要多，也许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是个例外。”{22}４０年后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说，对他来说，哈耶克已经成为“某种父辈人物”{23}，尽管他只比哈耶克小３岁。尽管如此，哈靠恩指出，波普“从来不认为哈耶克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热情地感谢和赞颂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它人是他的权威”{24}。哈耶克从来没有与波普发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种亲密的思想关系。
杰里米·席尔默也提到了波普与哈耶克的思想关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他在《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１９９６）中评论说：“波普在新西兰的时候，确实读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在他的著作中也对哈耶克表示过谢意，后来他在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时候，也确实受到了哈耶克思想观点的影响，但他们两人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此，波普在写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发现哈耶克也得出了跟他多少有点相近的结论，觉得特别惊讶……哈耶克的思想后来对波普的社会哲学产生过一些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强调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对个人的自由裁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雪。但在我看来，在新西兰的时候，及在这之后，波普并没有太多地关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而这一点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的关键。”{25}
政治思想史家迈克尔·莱斯诺夫也证实了这样一种说法。他在论述到哈耶克和波普时说：“两人互相赞美对方的思想。然而，尽管他们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彼此也互有影响，但这种相通之处却没有双方说的那样多。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无疑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处。”{26}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哈耶克以前在经济学圈子中的朋友，最著名的如罗宾斯，都跟他彻底闹翻了。这不可能让他心情愉快。
１９６６年哈耶克在为自己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读过他以前的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在讨论他所说的“惟科学主义”———意指错误地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归功于波普，是波普让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干了些什么，也没有强求别的学科的人去模仿他们。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27}。波普在这里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的实际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是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１９４４年写给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里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说到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的自由主义者的话———的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１９４５年，在一次讨论《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方法搞错了”{29}。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的英国费边社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30}。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尽管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