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经过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是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搬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有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了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采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曾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赞成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勋好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勋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勋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勋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后来，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
●罗迈的到来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勋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夫的习仲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决战争之中的习仲勋，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勋在关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上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次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而来的。此间，习仲勋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勋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退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旬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是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变，习仲勋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都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人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战争，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的第一次代笔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得模范区域。”习仲勋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你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习仲勋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影响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省委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勋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哪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们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扔向省委驻地点头镇前进。”
习仲勋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有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勋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精力，投生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系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生活，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以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个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身为敬佩。”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陕甘省委结束。四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特委新设立常委会。以强自修、张策、霍维德、张仲良为常委，习仲勋仍为书记，并以习仲勋、强自修、张策等十一人组成执委会。特为各工作部门也逐步健全。同时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建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副主席。关中特区司令部武装力量扩大，所辖淳耀第六。八、九、第十支队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新宁第二十支队等游击队、张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09章 反磨擦斗争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日了里
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地处子午岭南麓下的新正县马家堡，由于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埃政府的进驻，使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
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以东二十公里处，东北两面都筑有土城墙，西南两面环沟，由北向南呈缓坡形，是一个即易防守有利用撤退的小村寨。马家堡以东一里许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成，两村镇间时常有人员往返，双方相安无事。习仲勋同关中党政军机关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七月，已是酷暑季节，但关中特区大部分分山区因被乔木林覆盖，温带季节气候特征非常明显，常常天上出现云朵，地面就有间断阵雨。当然，平常大多仍为晴朗的天气。七月上旬的一天，在数千里之外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消息传来，立即在习仲勋和关中广大军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七月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演习，已有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继而又无理要求中国卢沟桥宛平驻军撤出防地。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忘。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七月八日晚，中共中央发表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民族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由此屡遭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
全国出现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抗日宣言的发表，使关中苏区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习仲勋紧急动员全区部队和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以此同时，在关中腹地泾阳县云阳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内更是一派繁忙紧张景象。伟大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给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七月下旬开始按国民党革命军序列改编。七月下旬，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当前工作。红军前总决定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贺龙一二0师，直接开赴华北前线杀敌。习仲勋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心挑选，确定了五百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带到富平县红二方面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驻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八路军总部和所辖三个主力师四万余名八路将士由陕西省泾阳、富平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之前，习仲勋还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拜会了即将出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的贺龙，以致在五十年后印象仍极为深刻，他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贺总是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那是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领导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和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此时，中国政治时局不断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日方向发展。九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特区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十五日，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先期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消息传到关中地区，习仲勋和广大军民无不欢喜鼓舞，更加坚定了支援前线抗战到底的信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将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十月，习仲勋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了关中分区七百多名党员。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选举习仲勋、郭炳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习仲勋仍当选为书记。新的关中分委除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外还领导着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旬邑、淳化县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习仲勋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由于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起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中共关中分委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而又不让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是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习仲勋还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他常常对干部们将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下大力气做好工作，要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建设民主根据地。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止、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洪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吴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志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有一位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一些同志说这些人靠不住。习仲勋分析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他同分委秘书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落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的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一席话使这位老人身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这一时期，习仲勋还结交了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数十名各界人士，他们在抗日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做了有益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习仲勋后来在回忆在抗战时期的关中工作时曾说过，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平静和平团结抗日的气氛很快蒙上了阴云，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摩擦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愈演愈烈。
●旬邑事件前后
摩擦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矛盾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就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就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敌后作战，边区仅留少数留守部队，军事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加之日军已侵占黄河东岸的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不时炮击西岸河防阵地，威胁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既要固守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犯，又要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侵扰。因而从抗战一开始，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处于险恶环境和强敌围困威胁之下。
从关中苏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为“葫芦把”，把关中苏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军事目标，进而侵吐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当时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保安独立三营到关中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万正规军。兵力对比之悬殊、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习仲勋在一九三四年曾讲过：“山雨欲来之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敌人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出现，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列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逐我们各县办事处，继之向我们进行破坏暗杀工作。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
事实正是如此，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为由，不断向关中分区袭扰挑衅。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首先发生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公开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事件。在关中的周边一带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对苏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十月十八日，习仲勋至函郭洪涛转陕甘边区党委，就关中近年匪情向边区作出报告。这是现存档案中最早以习仲勋名义给上级党委的文字报告。报告称：
“关中近来土匪的活动又呈活跃，这虽不在苏区内，而已危机苏区边境。如中宜之双柳树一带，突窜来股匪扰害，有人、枪三十余，后又他窜，今尚不详其窜往何处；宁县也与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后槐树庄窜来一股，人二十余，枪十九支，遂经当地自卫军竭力追剿，匪又窜匿山林；在方镇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众数十人，多带短枪，常散居，且说有无线电台等物。又如在礼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仅在泾河畔一带扰乱，并有计划地派人到苏区活动，企图再组织更大的叛乱。除驱旬之际曾破坏一机关外，其他均多不敢动作。特别在苏区，近来自卫军更加活跃，而苏区人民近受匪的扰害，还算没有。我们现在已拟定剿匪计划，动员和我们关系好的友军及各县基干自卫军、保卫队，作严密清剿，特别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里。作彻底搜查，已绝匪患。”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苏区的武装进犯更加猖狂，军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也将其政策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反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有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校（残废院）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一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武装围攻八路荣校。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审时度势，及时指示荣校撤离土桥，推驻旬邑县成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从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然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折，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九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成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推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十七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军队杀害。【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习仲勋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以优势兵力向驻守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发动进攻时，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即派分委宣传部长郭炳坤、组织部长张凤歧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该营的组织指挥和正职工作。郭、张未进入城内，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已迫于兵力悬殊，撤离县城。
习仲勋主持分委紧急开会，分析研究面临的形势，做出了新的行动部署。分委认为，分区独立营坚守县城数日，顽强抗击来犯之敌，精神可贵，仗得打也是好的，只是推出县城仓促了些。鉴于敌人开始向马家堡等地发动进攻，分区党政军机关暂时撤出马家堡，到北边十多里外的长舌头驻扎。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须以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习仲勋当时得知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竟死于“友军”之手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概。撤出县城的分区保安独立一营的官兵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上级曾兵还击顽固派，夺回失地。习仲勋一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他们杀了人，夺了地，我们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细一想，以武力还击，还是利少弊多，一则，敌众我寡的态度未变，我们又不可能大举曾兵，要打，吃亏更大；二则，顽固派正是想要我们动武为借口，而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等待上级解决。
同时，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因该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此案。电文称：“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环团结、残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从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在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新正县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勋再次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勋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歧等十三名分委委员组成关中党的领导机关。九月五月，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等新当选分委领导成员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为中共关中分区历史记录了一个正规瞬间。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出席了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陕甘边区摩擦迭起、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已难以避免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四日，习仲勋和与全体代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国缺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因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他还特别讲道：“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掉了，还将什么团结？”“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习仲勋对这一深入浅出、风趣易懂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感受极为深刻。他特别感到毛泽东讲话对于正确认识形势，指导对敌斗争和工作实际，非常及时和亲切。
习仲勋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
●摩擦迭起
进入一九三九年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方针，并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务、土匪，绑架和杀害我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制造事端，并在短时间内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四个区、七个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日益严重的形势，是身处反摩擦浅显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深感焦虑和责任重大。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领导分区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安全。习仲勋还亲自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变化，适时提出斗争对策。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写了《关于关中分区反摩擦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关中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开展反摩擦斗争的行动方案。报告写道：
“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的，又在其他地方曾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之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现已全部分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之用洛（一个中队）、张洪（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耀县新曾一保安旅（一千五六百人），分驻小丘一个连（一百一十人）。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二百余保安队据守。新宁县已遭保安队的两次袭击，第二区区政府驻地襄炉镇的合作社被抢劫。后在我三八五旅警七团一营协助之下，已将早胜镇之反动武装、保甲全部摧毁。现双方相持。从表面看，顽固派属防御，实际上是准备力量图作再次进攻，我当然亦从各方面准备。除上述军队增防调动外，对方在淳化、旬邑、宁县一带之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亩者，即勒逼买枪支，增其所谓防共力量。”
习仲勋详细报告了敌人在军事上的准备情况后，有列举了顽军在政治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其军事进攻的三个特点：一是特务机关有了增强和扩大密布之势。二是由特务机关加强，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亦大为活跃，致使关中分区目前处在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三是我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他进而分析了顽固派尚未发动大举进攻的原因：首先对方的军事还为就绪，仅以现在所有兵力尚不足以“荡平”关中分区，因此还需要再走准备。其次特务工作随较前活跃，但仍未有根深蒂固之基础，所以在配合方面还不得力。再次顽固派本身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士兵的逃跑，简直使其整天手忙脚乱。习仲勋在强敌压境、条件极为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对顽固派军事政治情况的掌握和判断如此详细、准确、心中有数，实属不易，同时，他还能做到知彼知己，对关中分区自身存在的不利条件和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和估计，亦是难能可贵的。他分析说：一是关中“在地理上是一个突出部位，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是隔离而无联系的，容易受包围”。其次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在关中自有群众斗争以来，革命是发展老是沿山伸张，一些大据点至今仍在对方手中。三是“我方兵力单薄，工作还有弱点”。
习仲勋在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后，在报告提出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摆正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变事变。我们主要策略依据下面三点：
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摩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第二，反摩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础准绳。
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之过去伦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的力量，已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报告最后就是关中分区目前中心工作任务作出四项安排：
“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
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粉碎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当地政府就着该部分队伍行动。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及广泛、及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的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的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来起。最后就是动员老百姓把一些必要的据点构筑巩固，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
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调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
二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在关中周围再次大量增兵，对边区安全形成极大危险。其将驻旬邑县保九团扩编为陕西保安第三旅，进行集中训练；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的新编中央预备第三师以七个团的兵力驻近旬邑、彬县、长武等地，十五、十六两日，其中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开驻职田镇和距马家堡仅十五里远的点头，兵力达一千余人。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接替第九团一部驻进淳化。十四日晚九时和次日四时，驻职田镇顽固派两次派出数十人进入关中分委驻地马家堡北门外捞池畔图谋滋事。被我哨兵发现后，提出抗议退回职田。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一面指令分区部队、民兵积极备战，提高警惕，坚决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写信、派人迎送“友军”换防的方式，对上层军官进行统战工作。二月十六日，习仲勋顽固势力增兵和分区统战工作再次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作了书面报告。这时，他已强烈地预感到，同国民党顽固派一场摩擦与反摩擦的武装较量已不可避免。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习仲勋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党政联系会议。这是一次由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召集，有各分区书记、专员和各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总结边区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征粮和扩军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讨论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所号召的经济建设工作。三月四日，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先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指出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度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摩擦饭的等是全国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摩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们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摩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刚从反摩擦斗争前线归来的习仲勋来说，感受格外深刻和亲切。这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再次之前不久，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习仲勋及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演讲，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从切身的革命实践中感到：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地说明，使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习仲勋顿时觉得心明眼亮，有了方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苦探索，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三月五日，习仲勋在联席会议上就关中分区工作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扩军征粮工作总结；二、在扩征中联系做其他工作；三、扩征任务完成后的工作中心方向。从报告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关中分区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和重重围困之下，仍圆满地完成了九千九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超过了四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今已入库九千九百四十八石三斗四升，还有四石多未入库。扩兵原定两百人，完成六百四十二人，超过四百四十二人。这些也还好，有一百零七个党员，一百零五个乡级干部，八个区级干部，还有几个小学教员。”
三月下旬，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即返回关中，此时，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更是不断加剧，“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摩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
几乎在习仲勋回到关中的同时，他得到一个令人颇为震惊的消息，“淳化事件”发生。当时，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驻淳化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地势较高的北关，相距两百米左右。国民党军由时常向我哨位投掷石块，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三月下旬，胡宗南派其四十二师突然围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独立二营奋力抗击。双方对持两天后，在平时与分区有统战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独立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四月十二日下午，淳耀县三区乡乡长姚学礼赴友区小邱镇赶集返回中被顽固派分子劫走。五月八日，顽固派以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关中分区部队新正县六区，分区东、西牛坡头自卫军即组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而未能阻敌深入。顽固派军进抵敌庙城下，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三个小时后主动撤出。顽固派占据六区后，即编制保甲，印发反动宣传，并与九、十两日在东西、西牛家坡劫群众财务，强奸妇女，第三乡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眼见自己的母亲和嫂子被奸，便以死相拼跑出跳下悬崖身亡。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顽固派一个连占据新正县四区的赵庄、景家村，是日夜，遭新正县四区游击队突袭后仓皇退出。十八日晨，顽固派又以一个团兵力进攻甘家店、埝桥子等关中分区村落。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两日，毙敌十余人，伤四十多人。
国民党军在较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将目标指向了关中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马家堡。早在三月三十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时，驻职田镇之国民党军预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开进。习仲勋即令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发动大举之势，习仲勋召集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五月十六日，职田镇顽军又以猛烈火力为掩护，向马家堡进攻，习仲勋令分区部队坚决将其击退。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顽军在职田镇以火炮机枪重火器向马家堡发动袭击，以牵制关中分区首脑和部队活动，炸死我驻军通讯员一名，致使群众死伤多人。面对新的形势，习仲勋和分委同志分析认为，顽军步步逼近，武装挑衅频繁，固守马家堡，以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深入敌后寻机歼敌。遂于当日夜习仲勋率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推出驻扎了三年多的马家堡，先驻长舌头，有转刘家店，六月中旬又转至马家堡一辈的阳坡头，这里又成为关中分区领导新的驻地。
阳坡头是位于马家堡东北方向二十五公里钩弯处的小村寨，居有十多户人家，四周筑有土墙，周围地势较为平坦，是由旬邑方向通北部山区的必经之路，易于防御驻职田镇的顽军北犯，但是，由于地形原因，吃水、烧柴存粮均较为困难，关中分区机关移驻此地后，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阳坡头城内；习仲勋随关中分委、关中报社驻扎阳坡头以南二里地的雷庄。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预备三师两个营及正宁保安队二百余人向新正县一区进攻，习仲勋指示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率部抗敌，激战一整天，至黄昏时牛书申率队冲出重围。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分区之淳耀县、赤水县、新宁县也增兵千余人，不断向边区边境袭扰。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事件。仅在关中地区先后侵占正宁、宁县、旬邑、淳化四座县城和五个区四十多个乡。据一九四0年六月七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奸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五月八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十六日进攻四区，十八日以一个团进攻新正四区甘家埝子，同独立营激战二日。十八日攻，二十日占马家堡。十九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二百人进攻新政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八百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走步二百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奸……”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迎击顽固派的进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习仲勋始终保持者清醒的认识，他除亲自调查了解敌情，向是上级报告外，还根据实际领导分区军民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摩擦的斗争。他分析说：顽军这一时期的整个军事进攻计划，是在将宁县、旬邑县以西的平原地带割成若干块，然后再将由马栏门子、旬邑之线打通，筑成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分区武装活动地区，割断与延安交通；再次是打通他们某些必要联络线，如淳化、旬邑之线，以便易于联络配合，是我某些地区不易驻守。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组织边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五月十五日，关中分区驻店头之独立三营，出其不意，将顽固派驻马栏之保三旅一个营击溃，并缴枪七十余支。五月十八日，分区即派出警卫队和工作组进驻马栏，进行选举和建设巩固民主政权。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部队行动的总方针：即派部队深入敌战区侧后予以严重之打击与阻挡，以策应赤水。
六月八日，国民党保四支队郭相堂、旬邑县保安团团长李养之两部侵占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关中分区独立三营配合警备八团一部经三日血战，将侵占井村的郭相堂、李养之部全部击溃，郭带残部逃脱，李养之被击毙。六月十七日，我马兰新区又被顽固派侵占，重新收复马栏。七月底，有将侵占关中分区庙湾、柳林的国民党保二旅击溃。八月十四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侵占新正六区东牛坡堡的国米党保四支队三大队李树铭中队，歼敌二十人，俘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十六支，炸弹两百枚。九月十七日晚，有歼灭驻底庙的顽军一个中队，击毙第十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四十八名，缴获步枪六十七支，子弹三千二百发，手榴弹两百枚，并将该区失地全部收复。自三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摩擦战斗九十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四百十一支，子弹八千一百三十四发，俘敌二百四十八名。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军战争胜利的信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对分区军民反摩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他评价这些战斗业绩时说：“顽军进攻的第一期计划基本上为我所打垮，井村之役打垮了其打通淳（化）、旬（邑）线，进占赤水三区的企图，同时消灭了顽固派进攻关中的急先锋；马栏之役毁灭了他们打通从马栏到旬邑的路线与建立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我活动地区的企图，同时还使了我们部队与群众反顽固派斗争的情绪与胜利的信心。其次也振奋了周围友区的扩大群众，动摇了某些士绅对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再次是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并且还加深了地方保安队与预备第三师的矛盾，如井村战役预三师没有很好的援助郭、李二土匪部。最后是巩固了我们的后方，是我们有了进可以攻、推可以守的阵地。”习仲勋进而指出：“当然这期间的进攻计划仅只是基本上的打垮，还没有完全击溃与粉碎，如我们的新正四、六区及一、三区的各一部仍为收回。”
在反摩擦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作为关中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习仲勋，适时地提出了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指出，关中目前的形势，在玩股票则是重新布置其进攻计划，在我们则是争取时间动员一切力量，继续进行反顽固派斗争的新局面。顽军因为受到军事打击，会有直接的大规模进攻而转向采取欺骗和作出新的军事进攻的布置，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首先发动群众争取时间夏收，现除新正尚未全部收完外，其他县份多已收完。其次为了补充新兵二百二十名。
七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阳坡头主持召开了关中分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 总结一年多来的反磨擦斗争经验，布置开展新的工作以迎击顽固派的新进攻。习仲勋具体分析了各县所面临的形势，指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本身仍旧是急剧地发展着和转变着，并未因之而消沉和停止。如最近新正斗争的胶着状态，一方面是由于顽固派军队为了首先巩固利肃清所占区域、建筑碉堡工事打好基础，以作新的进攻之故。总之，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之进攻并未放松一刻，且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逼近，企图迫我于牢笼之地，已达到其一举消灭之险恶目的。根据以上分析，他提出：为了开展和坚持相当长期的反顽固派的艰苦斗争，为了完成自卫军的反磨擦斗争的战略任务，必须建立我们的新阵地，必须建立坚强巩固的后方，大好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团结和扩大进步势力，开展新区工作。
为了击退顽固的武装进攻，夺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习仲勋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仅一九四0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他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报告达二十七份，十万字之多。一场错综复杂、艰苦卓绝而旷日持久的斗争，对年轻的分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一生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但这段经历在他记忆中尤为深刻。他在调离关中分区后回顾党史曾深情地说：
“一九四0年国民党反共摩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国民党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之四区亦被占领。及至七月，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0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一九四一年二月又夺回新宁的盘客区。在一年的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顽固分子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食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破坏瓦解工作。”
●政策和策略的启迪
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及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至理名言，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必须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研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摩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一九四0年五月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回函习仲勋，讨论当时斗争的策略问题。信虽不长，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反摩擦斗争策略的准确理解和工作布置的细致入微。信中说：“关于摩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城风雨，有时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坚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还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但任何时候都不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
习仲勋及其关中分委正是这一系列策略方针的实践者。他们对边区周围有进步倾向或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武装头目、士绅，尽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如张中堂、郭相堂、李养之等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直至全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的井村、底庙、马栏、柳林等数十人反摩擦战斗，就是在劝说、警告无效，无法忍让的情况才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行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也要注意维护团结和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一九四0年八月十日，驻小邱国民党军六名士兵哗变，携枪投归分区淳耀县三区自卫军。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既让该县权劝说哗变士兵将枪送回原部。事后他即向林伯渠、高自立写信报告了此事处理经过。信中说：
“查小邱驻军平素与我方关系尚好，而此事又不能秘密往下，为顾权统一战线，以便团结起见，职已饬令该县，叫把枪送还该军，对来归之士兵以团结大义，着回原部或他往，实则留下分配工作或者往受训，因为若送回去，恐被杀害，影响不好。至于那活动哗变的自卫军连长，不懂目前党的政策，着于纠正与教育，并借以教育其他同志。”
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斗并重。“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习仲勋深知，关中分区几乎四面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军事力量与顽固派相比处于劣势。要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开展针锋的政治斗争，宣传感化、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一九四0年习仲勋在写给陕甘边区的二十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对于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消弱其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关中分区在驻地马家堡举行有分区部队和中学生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会上习仲勋同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说理斗争。习仲勋首先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后说：在全民抗战连接取得胜利之时，却有人挂羊头卖狗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站起来、阴阳怪气地向坐在会场前面的部队战士发问：“你们是拥护南京政府（汪伪政权），还是拥护重庆政府？”战士们不解其意，即随口回答说：南京政府。该县长抓住这句话不放，高声说：“究竟谁在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还拥护汪精卫。共产党嘴上喊全面抗战，这岂不是在片面抗战！”习仲勋愤怒驳斥道：“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我们派到旬邑县城的抗敌后援会被捣乱得不能活动。我独立一营也遭友军武装进攻而撤出县城。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分成两个，驻扎在边区做点线工作，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今后，我们对反磨擦做点线的人也要礼送处境。”
习仲勋讲话以是理论、掷地有声，博得全场赞同。
国民党县长虽不服气，但还是软了下来。最后无可奈何笛地说道：“今天我不走了，就住马家堡，看看谁是真抗日。”当时目睹了斗争场景的张西民回忆说：“习仲勋口才流利，讲话逻辑性强，好像国民党县长也不松火。”
习仲勋善于演讲，讲话富有激情和号召力，其时年仅二十多岁，潇洒利落，英姿勃发，讲话时常引起轰动相应。一次陕北公学和当地学校几千名学生在看花宫听习仲勋作报告。陕北工学许多外地籍的女学生争着以报告台为背景照相，引得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风趣地插话：请同学们好好听演讲，习书记几经结婚。全场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和笑声。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习仲勋特地给新正县三科科长杨辛程写了一封信要求揭露顽固派的罪恶的信，其对政治斗争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信中说：“辛程同志，当你走时，忘了一件事，就是对方侵略崔家河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兵力夺回，又不能以谈判交我，剩下的一步路只有抓紧将顽固派的罪恶公诸国人。请你就便写一通讯，送《新中华报》披露至要。
习仲勋意识到这场特殊斗争必须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将灵活性，注意斗争艺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但是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此起彼伏，因而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在不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具体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既要坚持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当顽固派残杀八路军伤残元、强占旬邑县城之时，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适时地向分区军民陈明利害，从抗日大局出发，不意气用事，必要时请求上级出面进行交涉，是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盲目进兵动武，引起更大冲突，损害统一战线大局的事情发生。当顽固派武装侵占关中分区地域，组织保甲，与分区政权相对峙时，习仲勋明确提出对顽固派保甲组织的策略是：在其有武装驻守之区，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中，保障人民已得利益，维护干部和抗工利益和财产无损，并暗中为我工作。在无武装驻守区，则严格不让其保甲成立，使其每成立后，我即派武装或以别种形式将保甲赶跑，使其无巩固之法。这些灵活多变的策略和诸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措施，应对了当时许多突变的复杂事件，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在一九四0年夏稍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暂时的平静掩藏着更大的风暴。当年冬，抗日阵营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又加紧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反共高潮。此次反共高潮重心虽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想呼应，以四十万之众的兵力加紧了军事包围，又将关中这个“宝葫芦”作为第一步夺取的目标。为了应对胡宗南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令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后警一旅兼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警一旅下关中后即同关中分区部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何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又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正宁县部分地区，至此南线的反摩擦斗争才基本平息了下来。
在严酷而复杂的反摩擦斗争岁月里，习仲勋的二女儿乾平和长子富平相隔三年降生。这对于正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紧张工作的习仲勋夫妇来说。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战时的特殊环境，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儿女情长，只好将一双儿女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儿子富平因为妈妈的乳汁不够吃，身体瘦弱，就从群众家抱了回来。但是二女儿乾平则因为关中分区首付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系，而这一分别，就是九年。待她再回到父母身边时，陕西省全境即将解放，西安已经回到人民手中。
第10章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边区第二师范首任校长
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
嗨！我们，我们，我们第二师范的青年。
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
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
要艰苦的学习，艰苦地锻炼！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这是成仿吾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写作的校歌歌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这嘹亮的歌声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脚步打破了关中川山、马栏河畔百年沉寂，为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奠祭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是应边区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诞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习仲勋就是第二师范的创建者之一，并兼任该校首任校长。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在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设立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也将鲁迅师范由延长县迁至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马家堡。这两所学校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和分区领导给予很大支持。在陕北公学和鲁迅师范先后撤离关中后，一九三九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分别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并明确规定办学校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育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第二师范存续十年间，又相继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在国民党军封锁、包围不断侵扰的环境中七进七出马栏，辗转陕甘晋，搬迁十多次，在数千里征途上留下了二师师生艰苦船创业、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摩擦斗争的习仲勋在马家堡驻地迎来刘端棻、王伯勋、安已未等人。他们一行是受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关中筹建第二师范，并帮助指导分区开展各学校教育的。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
“一九三八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对发展边区党政的群众是十分留恋他们的。今天成立地方性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建设。”
他还宣布筹建小组的人员分工，在筹备学校的同时，结合分区冬学为二师招生。二师选定在马家堡西边沟畔上鲁迅师范旧址建校，同时置备了图书教育，调派教育员工。结合冬学招生六十九名，编为师范队和预备队，按军事建制编为一个大队。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下设教务、生活指导、事物三个处。学校有党支部、学生会。
一九四0年三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马家堡校园内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二师在范摩擦斗争中诞生了！习仲勋此时正在延安出席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但他对二师的顺利建成并兼任二师校长高兴和欣慰，因为在他的少年时代毕竟有一段不寻常的师范生经历。尽管他担负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重任，战事频仍，公务繁忙，但仍以极高的热忱为二师乃至全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三月三十日，第二师范师生在参加分区召开的反王拥蒋大会时，因遭顽固派炮火袭击返回学校。习仲勋等分区领导在决定分区党政机关撤出马家堡的同时，也首先考虑到二师师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师向新正县二区三甲原的索罗村转移。次日晨，二师师生及附小高年级学生安全到达目的地。建校初期处于战争环境，习仲勋非常关心二师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巩固学校，即增强干部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保卫关中，即学校要积极协助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习仲勋还特别叮嘱二师领导同志说：“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的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学校在生产劳动中工具问题，习仲勋提出学校是收拾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即解决了学校的困难，锻炼了学生，有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五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分区的武装摩擦，二师的安全受到威胁。习仲勋找刘瑞棻说：“顽军要进攻分区，逼迫我们退到山里去。二师在三甲原不安全，可以迁到新正县去。再不行，还可以迁到南梁老家去。”他还特别说：“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好要准备接受分区顽军侵占区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学会在反摩擦斗争中办学。”五月下旬，三甲原群众用二十多头牲口托驮着图书、教育和日用品送二师到二百多公里外的新正县二区傅家山。
八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胜利，关中分区形势也相对平静了一些。习仲勋指示二师又搬回了离分区领导机关驻地较劲的新正县后掌村，十一月下旬，形势有趋紧张，习仲勋以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名义指示二师：一、学校要加强集中领导；二、学校组织要简单灵便；三、学校要实行办军事化；四、学校党组织要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党员要起核心作用，去巩固学生情绪。指示下达不久，顽军有进犯边区，二师遂从原上的后掌村迅速转移到东山沟的马栏川悟空洞。翌年十月，鉴于分区党政军机关要迁往马栏，习仲勋建议二师搬迁到马兰镇以西八里地的黑牛窝。至一九四三年处，又与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调换，移址马兰镇。
第二师范诞生于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炮火之中，短短时间内就经历了七次建校，六次搬迁。如何适应特殊的历史环境，如何在饥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一新的校风，保证吃饭、住宿和教学不间断进行，成为习仲勋和其他校领导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提出“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每迁徒到一地，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一九四一年十月，学校迁至黑牛窝后，即开展了“十月劳动建校节”活动，一个月内就打成窑洞八孔，整修旧窑洞十二孔，基本满足了住宿、教学、办公及生产生活需要。有时在搬迁的过程中，走到哪就在那里教学。没有教师就利用牛窑或露天上课；没有教材，教师自己编写；为了节省灯油、纸张，还采取晚上上音乐课，改写书面试卷为课堂问答、沙盘练字、演算等，因地制宜、因陋就间地坚持教学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符合实际和自己特点的教学秩序。到一九四二年底共招收学生五个队，举办了小学教师集训会、冬学教师训练班各一次。
习仲勋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有粉笔，用黏土快制作土粉笔；没有纸，利用桦树皮和旧书报；没桌凳，做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防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过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两年多，以很大精力进行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0年九月下旬，学校在后掌村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民主大会，习仲勋自适自终参加会议。学校领导认为，这次大会。首创了集思广益的民主方法，是二师创建以来所没有过的，他充分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总结了经验，改进了工作，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在学校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的缺点是对民主的理解有片面性，过分强调民主，搞极端民主化，有人甚至认为学生会与行政领导是平行的。习仲勋对此次大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在全校大会上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习仲勋讲话后，类似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向社会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二师师生对这一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认识不一，议论纷纷。六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带《关中报》主编胡炎骑马感到悟空洞，在校门沟前口的大树下为师生们作专场实时报告。他概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式，论述了苏德战争性质与前景。他以浓重的关中口音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年来，战火越烧越旺，战争越大越升级。这次希特勒倾巢出动，入侵苏联，标志着战争规模的空前空大，战争的性质也起了根本行变化。在此之前，除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外，主要是德、意、日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此后，即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侵略奴役的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奴役的民族保卫与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性质的战争。德国入侵苏联与日本侵略中国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都是正义的卫国战争。正义战争是人民直接参加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非正义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必将遭到包括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当前的任务是要动员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意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习仲勋的报告澄清了二师师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还注意和教师、学生交朋友，耐心细致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原二师学生张西民曾回忆起习仲勋五十八年前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教诲：“一九四0年，彬县一位叫何治中的学生对我说，彬县师范条件好，第二师范师资好。二师流动性大，还要打柴、帮灶，吃黄米多，条件的确艰苦，当时我的思想上有些动摇，想到彬县师范上学。我的想法被指导员石大康知道了，他又报告刘端棻副校长。那是石大康同志每周要来一次二师，给学生做时事报告，将抗日局势，鼓励学生不要怕艰苦，刻苦学习。一次他来学校后，让人找我。我心里嘀咕，这么大的官找一个学生干啥？我去了以后，刘端棻老师介绍说，这是要去彬县师范的张西民。仲勋同志亲切地拉起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小反动分子’，怎么想离开这里？他还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和家中情况，又拉家常似地启发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有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以后他又连续叫了我七八次，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最后一次，他问我，你这个‘小反动分子’转变过来了没有？我说，转过来了。他才满意地笑了。”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全校九十多名师生患伤寒，刘端棻副校长也卧床不起。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请来雷家庄老中医张质平到学校为师生治病，他还把自己保存的两支针剂送到学校，用于危重病好。后来张质平精心治疗下，病员们恢复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刘端棻奉调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师范（延安师范）工作，刘对二师怀有感情，留恋不舍。习仲勋也对这位创建二师付出心血并在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已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建立了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愿分离。但是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一员，要听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的调动。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总结二师的工作，并把总结交代给学校新的领导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习仲勋带分区宣传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二师召开的校务扩大会议，在刘端棻总结二师总结后，习仲勋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二师两年来工作所得的成绩，确认了将一九四二年定为“二师建设年”的工作设想和正在实施的六项任务，即：精简机构和行政人员，曾产节约勤俭办校；贯彻《师范学校规程》，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常规制度，开展工作研究；减少学生繁多的劳动负担；加强学校环保卫生；添置校产，改善物质条件。这一年，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建设年”的六项任务基本得以实现。
是年夏，二师一班二十九名学生学生毕业，学校为他们颁发了由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和校长习仲勋、副校长邹锦城署名的毕业证书。二十九名同学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学因革命斗争需要提前离校，已工作在不同岗位。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只是他负责全局工作的一个方面，但他对这段经历极为珍视。四十八年后，但他得知在编写二师校史时，编写下了一段关于二师的文字，感情之深，溢于笔端：
“我离开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将近半个世纪了。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开办边区第二师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说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树立纪念革命旧址石碑，原二师在马栏的校史，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环境里，个中等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谈不上有什么设备，大致是按抗战初期延安的陕北公学之类的办学路子进行的。特别是二师，常因国民党对关中分区的不断袭扰，因难频添，不能按正规化的要求办学，不受旧教育框框的束缚，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从实际出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辗转陕甘，依托农村，因陋就简，因材施教，坚持办学。以后历届的校长也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写自炮火和硝烟的自传
习仲勋守护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六年间，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屡次挫败了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区党、政权和武装组织，同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发作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粮食和兵员。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实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九四0年六月，观众分区还燃烧着反磨擦斗阵的战火，顽固派武装进攻的炮声时紧时松。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回忆与思考的思绪不断拨动着他感情的波澜，因为这时党中央有一个要求，即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自传》。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黄土地的人民，包括父亲、母亲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知识真理的痴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许多在此期间倒下的先烈和战友。曾有好几天他时而低头踱步，时而凝神沉思，辗转反侧，夜难成眠。六月十九日，习仲勋在阳坡头关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窑洞，写成一份《自传》。
《自传》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贫苦，当我幼年时，家境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中别人田地。当民国八九年时才算中农。父母俱以农为业，全家生活都是靠种田维持。斯时，已有天地百亩，耕牛三头，房子六间，我不欠人债，人也不向我借贷，全年自己劳动收获，除交纳粮捐款税外，以将就过活，但每年很少剩余。民国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狱，双亲患疾亡故。斯年后陕西大旱，整两年未收，吃用短少，东挪西借，竟累得一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贫穷不堪，后经家族艰苦经营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转。”
他在简述了家庭后来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小学经历后，特别写到了在立城学校时革命形势对自己的影响：
“我这时的处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个学校我县最进步的革命堡垒，所以不仅在教师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导者，而且全校学生早就结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参加在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进步正是由于当时这种革命环境给予我以极大推动，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动外，也开始走进农村活动，每逢革命节日及星期日我们都分队下乡工作。而主要的是广泛地宣传与组织农村，发动运动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与地主剥削，是学生与农村运动结合起来，整齐步调，共同奋斗。我就是在时加入青年社（民国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经宋春梅、武之镇介绍加入共产党主义青年团。由斯时起，我就过着有斗争意义的生活。当时革命环境允许有各种革命书报阅读，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读而多不能领会。惟有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但不懂，年龄太小，而记忆的总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不懂共产主义如何正确解释。总之，我这时认识共产党好，反正要干他到低。”
习仲勋在这份《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因参加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潮，因遭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在狱中入党，领导士兵暴动，渭北陕甘宁边边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在错误肃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战军西征等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份《自传》给人以重要启示，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锤炼意志、曾长才干，要经得起严酷环境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从《自传》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群众做好每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习仲勋这份写于炮火与硝烟中的《自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赤子之心，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印证。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之时，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成为萦绕在习仲勋脑际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习仲勋兼任县长的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开办农场，每年产粮八十于石，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分委驻地的杨坡头村三十六户典型调查，原来的十五户贫雇农，三户便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水平。同时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贸易单位，拥有股金二十一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五万元。纺织厂年纺纱四百五十四斤，织布九百十五丈，解决了全区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额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额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众还自主给政府余粮八千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七点七二万元。六百二十四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一百五十五人参加地方游击队。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勋尊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村的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勋体贴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了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人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流行病，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大事。他即派专人赴延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习仲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观众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有匹马，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位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勋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了十颗鸡蛋。习仲勋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食房，让给病人补充营养。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他连尝不尝一口，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大衣。习仲勋知道后，并找到管理员张桂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勋特别注重党政机关和部队的自重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人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苗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去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通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表示亲热和热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的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咋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咋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碧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阵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勋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有老有习仲勋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勋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勋以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红超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杨捕捉，押回边去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勋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也没有出现过习仲勋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
一九四二七月，习仲勋经历八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委划归陕西省委。习仲勋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关中首付驻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经水之中。习仲勋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悠然而生。马栏河西坡上有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三万多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但眼前的景象却勾起了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旬邑到姚曲河，到马家堡，又到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一九四二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注意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风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风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加会议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西北局中啊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回忆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议题是：痛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天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勋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去的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赞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下之口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勋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加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勋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做自我检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身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讨论，因此在所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是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习仲勋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极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再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提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幕原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和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信，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区，创造谓华苏区。强调谓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系，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采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同志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则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复和壮大起来，，把几十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勋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及革命遭到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北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稍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重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稍山主义不错呀！没有稍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稍山主义。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勋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是小代表团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变成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的问题搞清楚，是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这就会使得边区党在今后的建设上受到很大损失。今天要使全党同志进步，特别是犯了错误在今天还表现不诚恳，不坦白的同志，因在这次大会上老老实实下决心诚恳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样才是我们个人之幸，全党之幸，！
在习仲勋发言前后，围绕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振、高岗、马文瑞、祝理治、郭洪涛等七十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做了结论。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哦，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的报告。毛泽东生动地指出，要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向会议作了报告，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分别作了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习仲勋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理解和领会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月八日，习仲勋以《关于党史简述》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从大革命时期在关中旬邑县前义村建立的农村支部谈起。分析了在此期间发生的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接着又谈到刘志丹领导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以及在五倾塬、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关中党的历史经验说：（一）关中党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的斗争（大革命、苏维埃、统一战线），它具有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丰富斗争经验，领导着关中广大群众，并和他们密切地结合着，进行了保卫关中、保卫边区的各种残酷斗争。（二）关中党的产生，始于大革命时代，但它的发展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给关中党发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关中党的发展，其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从它的历史全过程看，没有一天是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是表现在关中的党里。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习仲勋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当习仲勋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