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它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勋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拥护，是革命政府有威信。”
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上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行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因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不在乎了。”习仲勋曾回忆这件事曾说：“他的行动真的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都执行等用品，均为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的是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将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对于负责任的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过撤职处分。”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障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资基础。习仲勋主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治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的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学校主要成员是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干部参加，先后参加干部三期，月三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有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晰的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那两句话：“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很多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文明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晰的处理各种矛盾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实践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已知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权规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田、苗一起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养；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反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考收买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军政做情报工作；对牺牲战士和赤卫队员付给买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政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对极端反对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与彻底消灭；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都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布置接触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活动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发并宣传禁烟、禁赌、房租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家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不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反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通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反围剿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中心向南梁地区转移之际，国民党军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次举兵进攻南梁苏区。
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成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更重要的任务。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驻守庆阳一线仇良、王子义团和民团团总谭世麟部，以南梁地区红军为攻击目标分兵“进剿”；驻三边的陕西警备第二、三团、耀县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部所属一个团即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根据地敌我态势，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 总指挥部牵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战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部署，红军主力相继在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打击敌人，接着进入保安县蔺家砭，歼敌一个营；突击庆阳县高桥、赵梁子民团获胜。四月二日，又抓住有利战机，在合水县西华池消灭“围剿”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一个机炮连，歼敌七百余人。此后，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连胜三原里、和尚原、瓦子川战斗胜利。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围剿”斗争。
五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仇良民团一个骑兵营于谭世麟地方保安队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行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去指挥机关。习仲勋等领导人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附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夺，烧毁房屋四十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来得及转移的粮食、牛羊牲口洗劫一空。在闫家洼、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捕捉乡村苏维埃政权干部、共产党三十多人，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之后，有沿河川向上窜到保安县芦子沟，穷凶极恶地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但由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连续取胜，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于敌周转，迫使占据南梁的国民党军狼狈退出苏区。
习仲勋知道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被迫躲进深山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即和刘志丹商量说：“还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来苏区。”
“要带家属来，这个头我不能来起。”刘志丹表示不同意。
习仲勋诚恳地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生存。”
不久，习仲勋还是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来。
但是，刘志丹忙于工作，竟顾不上看望一眼。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在赌气，就开玩笑地劝慰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和孩子，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
刘志丹说：“军务实在是太忙了，待有空时一定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一到南梁，就承担起了为根据地同志缝补浆洗等项日常事务，大家都亲切地称为“刘嫂”。同桂荣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的妇女儿童事业。她亲手为毛泽东做过棉鞋，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助产。进城后毛泽东仍然感念系之，专门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她走完人生九十四个丰硕春秋后，安详地在西安居所辞世。在外在修养的习仲勋除发电唁电志哀外，还派自己的子女，到西安向这位永远的“刘嫂”做最后的道别。
十月至于一月，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军又一次发动对根据地新的“围剿”。地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粮草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先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作战获胜，十一月十六日又长途奔袭环县曲子镇，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毙国民党去长朱文成，俘民团团长李泰恒及以下人员近百名，缴获战马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支和物资弹药一批。接着红军部队攻打楼坊坪、奇袭长武城连连得手。在红军和游击队不断的打击下，迫使国民党其他各路为敌撤退，“清剿”苏区计划破产。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于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为习仲勋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爷庙的后台，隐蔽在浓密的独李叔、杨树林之中。当时发给部队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糜子放在炒锅内炒熟晒干，然后放在石碾上碾成细面，装在长布条袋，在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一袋，已被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众多，军粮供应就显得特别困难和窘迫。为了保证军粮供应，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来保障部队及后方人员吃饭问题。
至今在荔园堡还流传着习仲勋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故事。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员叫李银海、对粮食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勋即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却拦挡在粮台门口，坚决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见状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反复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勋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赦免，便觉得其中另有缘由，便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就说：“看来这人群众威信蛮高的，就给他一次悔过立功的机会。”李银海在以后工作记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进入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即四万兵力在此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打“围剿”，时程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电令其三十五师马鸿宾：“赤匪在陕甘边庆阳县，属南梁堡已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荔园堡设有红军军事委员会，任家堡设有红军军事学校，该师于令到即移防陇东地区，并指挥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协同驻陕北之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慈指挥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队，相机进剿，已绝根除。”
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二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同志、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及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
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慈防线，向南向西方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继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二月，国民党“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加紧实施。据时任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的马培清回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马鸿宾到庆阳西三十里铺部署部队，分兵向庆阳以山北推进，总目标为南梁堡，推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令二〇九团至柔远堡继续向豹子川前进；二〇五团、二〇六团先后占领老爷岭、太阳坡等高地，向二将川搜索；骑兵团由正宁出发，经东华池直趋豹子川，堵截红军。马鸿宾亲临前线指挥。敌军完成部署后，其二〇六团首先冲入南梁，不料红军以事先转移到陕北地区，进攻部队完全扑空。”敌军虽然在进攻中采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但仍遭到了边区特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毡帐篷，竖立红旗，晚上满山点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队袭扰，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使敌在老爷岭以西滞留月余，未敢妄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前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四月十三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习仲勋带领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移动方向的洛河川转移。马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即派出五百兵力尾随追击。四月十四日，习仲勋率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白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再退到十里以外的乔子川时，才摆脱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既有的五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习仲勋及政府工作人员在乔子川、大东沟隐蔽数日，被敌探知，马鸿宾纠交集数十倍的兵力包抄过来，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习仲勋果断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但马部骑兵仍紧追不舍，习仲勋情急之下又连连加鞭，催马疾驰。脱离险境后，又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在严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习仲勋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蹬磨出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习仲勋对这次突围经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常常在以后的梦中出现，“嗒！嗒！嗒！”战马奔驰声曾无数次将他从酣睡中惊醒。
由于苏维埃政府从边区撤退时，有组织的坚壁清野，躲藏隐蔽，致使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他们便气急败环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烧毁，是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敌军猖狂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住习仲勋，赏洋两千块，马两匹；抓住贾生秀，赏洋一千块，马一匹。
在陕甘边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到洛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消灭国民党军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于陕北红军协同作战，在意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解放了延长、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在二十多个县的扩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是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主力军发展到五千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第07章 遭遇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讯。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勋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0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意识。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就被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都感到，事已到此，刘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延中的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勋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还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去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不要紧，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了干部全是好的’。”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审讯之时，在执行作战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坟，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实只有六岁的刘志丹的女人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法设法带着我找到那里。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错误。指出：“错铺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0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0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时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的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出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至高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位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生理发展的情况，有回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由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被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习仲勋平反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小直射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发展需要，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介绍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实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却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的人格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看见一个人穿着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指挥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一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先发动了渭南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陕北。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改革命、创建根据地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是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思想。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第08章 两下关中
●周恩来的叮嘱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实，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已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地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
习仲勋在走不间关中前夕，日里万机的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致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问题。周恩来亲切而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曙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习仲勋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勋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的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派，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好地方工作。”习仲勋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舍的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经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总忘所归的领袖同志和战友而万分悲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隆冬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们又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仲勋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月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七八百里，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路封锁线，大陆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勋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其实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习仲勋到关中后，又进行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地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以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近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武装据点，只有新宁的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人骚扰。国民加紧进行请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是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消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撒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随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峰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连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习仲勋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难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哗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人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一般的力量并掉。”
五月，习仲勋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习仲勋离开关中后，汪峰和张凤歧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
●随军西征前后
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是因为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发动西征战役，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辟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匆匆赶回陕甘宁省委常驻地吴起镇，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进的漫漫征途。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东征回陕北未来得及休整补给之际，即以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进行外线作战。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还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却寒风阵阵，温差较大。
习仲勋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订地区，部队只能坚持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原野，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烟。习仲勋虽然从小投身革命，又长期组织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红军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带来的疲劳的困乏，是他兴奋不已。
五月三十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特区特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与东北军正式作战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后归环县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处于甘肃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仗许。国民党军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名骑兵驻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军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击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战斗结束，左路军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师乘胜北上，于四日攻占环县。五日进驻环县以北的洪德城。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环曲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勋任书记。习仲勋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但他对这人生旅程中的短暂一瞬记忆颇深：“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习仲勋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致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即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虏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西方野战军解放环县后继续挥师西进。习仲勋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新成立的环县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的杏儿铺，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有变动。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地以南土十里地的河连湾是陕甘宁省委驻地。习仲勋及县委的工作随时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勋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狄荣昌、狄荣华、杨满川、杨福川、陈汉帮、张德仁、张德录、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六个区党委，三十九个乡支部。”
习仲勋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便打开了局面。他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军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意识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是习仲勋在环县工作期间的中心任务。环县因为处于甘肃和宁县两省交界地带，故社情十分复杂。当时有土匪、哥老会等十几股数百人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勋以大量精力投入群众武装的组织和领导。他要求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了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四十多人，配备长短枪三十余支。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从而有效地遏止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优良作风，这一特点在他早期革命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有结交广泛。习仲勋和这位店掌柜很快建立联系，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习仲勋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七月二十日，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表扬了环县、庆阳、苏安。豫固四县完成了初步赤工作。“完成赤化的标志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斗争，消灭封建剥削与分配土地；（二）普遍地建立群众的武装，以发展游击战争，肃清苏区之内的一切反动武装；（三）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四）高度地把群众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普遍建立政权及党的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五）从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策略中，使苏区的人民极少数民族，消灭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地在苏区安居乐业。”
八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去河连湾向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正式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另外分配工作。习仲勋接受任务后回到县委交代工作，便离开了两个多月的县委书记工作岗位，匆匆启程返回陕北。
习仲勋此次工作的变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认为对这批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的李维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宁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习仲勋就此事评赞李维汉说：“罗迈自我批评精神好得很。他到陕北去就一直讲‘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习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里去作县委书记’。罗迈就是李维汉嘛！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习仲勋随军西进陇东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心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新安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达保安县。保安由此成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一个立足地。
环县距保安不过三百华里，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沟壑纵横，习仲勋返回保安还是饶了不少弯路，费了许多时日。当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个通知，中央决定他参加近日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十七日结束，共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可寻，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相应有大的转变，从而完成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过程的形势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和回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习仲勋记得当时只有他和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两个地方干部列席了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列席会议的还有刚刚由关中地区回到中央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峰。
这是习仲勋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因而他的心情即为兴奋和激动。毛泽东看到刚刚二十出头、年轻英俊的习仲勋来到会场，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习仲勋，习仲勋。
使习仲勋终身难以难忘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众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他曾回忆：“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又李克农、叶剑英、罗瑞卿、林老，还有博古，博古弄了许多书。”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使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习仲勋仔细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反复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话的含义。他尤其对毛泽东批评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问题是的神态和话语留下深刻记忆。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谈话时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什么叫罗明路线？凡是游击区都是罗明路线，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心区就没有罗明主义？”
习仲勋还是对张闻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感触颇深，引发了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许多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革命长者、后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发言和平易宽厚的风范使他受益匪浅。五十年后，在纪念林伯渠百年诞辰时，习仲勋撰写了《革命长着和良师益友》的文章，深情回忆这段久远的往事：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好榜样。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求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错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当时看来时“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干部的悉心培养和高瞻远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已经考虑到让习仲勋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责任。
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习仲勋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发着重要影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的文章，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在保安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泽东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是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多大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他们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自然是错误，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自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守边去南大门
习仲勋曾说过，他一生两次受伤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下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他四十二年后衔命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要领导责任。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自己住的一孔窑洞约见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党的特委书记的决定，继而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行前，细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又特意会见习仲勋等人，交代说，你们要路经的地区，敌人正在扫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多加小心。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行军除了走山路、钻梢林外，还因为沿途有国民党设卡搜查而艰险异常。习仲勋曾回忆说，第二次下关中，和我同行的有曾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工作过的郭炳坤、张策、陈学鼎、黄罗武及牛汉山、于建军、赵子修、贾生才等十余人。途中每天都会遇到敌人，要经过敌人封锁线。是在下关中的路上过的八月十五。同行的张策在六十年后写的《我的历史回顾》中也生动描述了他们在赴关中途中发生的险情和趣事。他写道：
“我们一行十余人，大部分时间夜行昼宿。一天夜晚，行至连家砭的山上时，我与交通队的负责人再走那条路上发生分歧。他说连家砭可能有敌人，要沿山岭西行。我想敌人是活动的，昨天在，今天可能不在，而且我们是夜行，如果真是有敌人，我们即退回去也不迟，估计无大危险。后来争得异常激烈，他把枪都掏出来了，但最终还是按照我的意见走。到了连家砭，果然没有敌人，这一下少走许多冤枉路。次日，我们到了宁县一个山沟村子里休息吃饭，突然闯进来数十名徒手的国名党军。我们判定，敌人就在附近，为了脱离险境，饭不能吃了，当即决定进山。正在此时，对面的塬畔上出现了数百名国民党军，潮涌般向我们冲来，我们迅速钻进山林，敌人无可奈何退了回去。我们在沟内深处遇到一独户农民，吃了一顿羊肉糊汤，有向南前进。后半夜，我走到了正宁县五倾原子休息，天快明时又听到周围山上有人说话和走动。 大家有赶紧转移，从村的后山腰绕过去。我与习仲勋等人一直撤到石底子村。可郭炳坤等走在后面就和敌人叫上了火，第二天才在刘家店与我们会合。又经过一个夜晚的路程，我们到了旬邑县的七界石子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这次历时七八天，行程五六百里，由于思想上有准备，终于安全完成，沿途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十月初，习仲勋一行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张凤歧取得联系，并在深山中的桐树庄石门关开会交换情况。张凤歧向习仲勋报告了关中临时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况。张凤歧特别说，由于东北军进攻边区，这里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形势严紧。但是我们还是恢复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开展一些秘密活动。习仲勋简要介绍了自己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环县工作的经过后说，现在中央派我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主持关中特区工作。特委分工张凤歧负责组织，张策负责宣传、统战，郭炳坤负责军事，陈学鼎身体多病随习仲勋活动。习仲勋强调说：无论组织、宣传、统战都要围绕战争活动进行。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歧到北线开展工作。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变化了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民主政权内部进行瓦解破坏。为了应付这一特殊形式，十月中旬，习仲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队战争问题。会议决定：
一、县为单位整理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去、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灯等。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等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习仲勋主持下的关中特委工作的有效开展，立即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意识到革命力量没有被“围剿”消灭掉，反而更加活跃起来，于是有变换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带实行“搜剿”于“并村”的反动政策，妄图再次扑灭革命烈火。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遭到关中党组织领导的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和斗争。六年后，习仲勋曾撰文记述道：
“关中党坚决地执行了九月会议的决议，到了四月间，既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马原、淳耀让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的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阳三区淳耀小乔、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
在我们工作的新形势下，敌人有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开展对敌人士兵的政治工作，尽量扩大游击队。这是赤水即有四个支队，淳耀有两个及第十九支队，新正四个大队，新宁第一、二、三支队，计十四个支队，近五百之众。革命的新潮有向上高涨了。
双十二事变后，党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十天之内，整个关中苏区都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到中央红军南下，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关中苏区的斗争生活，他写道：
“关中地区包括苏区新设的新宁、新正和赤水、淳耀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歌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样到了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建立发展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令已进入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但是在古都西安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犹如惊雷响彻天际，强烈震撼着神州大地。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以“兵谏”形式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关中特区离陕西县城并不遥远，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勋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一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勋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勋同志去安吴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勋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因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和耀县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个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只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部分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致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个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各县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延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