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 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①②
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４７页。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期。
《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２９１—２９３页，１９８
５年版。
《人民周刊》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
１７１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 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
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
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 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
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 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
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 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
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
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 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①陈独
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 地发泄了出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 生多大的影响。
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９月７日攻克汉口，而 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１０月９日第
三次攻克南昌。１０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①《向 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７ 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
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 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
更具有革命意义”。①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北伐 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
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 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
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 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
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 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
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 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
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 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
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于①《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２）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 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
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 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
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 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 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
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 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
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 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
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 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
Ｃ．Ｐ．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 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
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 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
案”。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２）第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１页。 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９月２０
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 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
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 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
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 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
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 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
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 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湘区书记的 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
⑥《中央政治通信》第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６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第２
４０、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１１３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①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
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１０月中旬，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 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
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 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
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 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 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
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 Ｋ．Ｍ．Ｔ．来”。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Ｋ．Ｍ．Ｔ．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
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 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
“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①《罗易赴华使命》 第３３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 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
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
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 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
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 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
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 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
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 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
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 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
类问题”。④①②③
④《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 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
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
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 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
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
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 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
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 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 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
“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 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
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 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
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 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
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
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①《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１２８期，１９２５ 年９月７日。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
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 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
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 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 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
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 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
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
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 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
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 家命①②③《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９、１２、１５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 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
“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 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
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
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９月１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
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 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 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 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
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 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 人”。④①②③
④《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 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５页。
《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５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
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 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
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 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 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
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 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
自由，不要奢望”。④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 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
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 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
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 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３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
法捐钱”援助工人。②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 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１０月１６
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 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
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２４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 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
干了”，号称拥有１０００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 队也只有２００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２５日，罗亦农在区委临 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
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 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１１月２日，他在全体区委会
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 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
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１１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
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①②
③活动分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
卿（是）民众领袖”。 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体战期。陈独秀指示区
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①同时，由于奉鲁 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
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 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
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 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
拒绝奉鲁军南下”。②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 的三省联合会③，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
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 动。④
２８日，上海４００余团体５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 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
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 各界组织自治政府。①②③
④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
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
等）三团体组成。
《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７９、９７页。
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
会自动启封。 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
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 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①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
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 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 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１９２７年
１月３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 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令诸
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２月２１日，他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 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羽
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 学联。此后在九江、安庆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事件。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到日
本与外务省次官密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奔走于南北之间，撮合蒋介石与张作 霖相妥协，以致报界一时盛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这位权势炙手可
热的人物，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戒备与批驳。
①《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７日。
演说，所谓共产党员排挤国民党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事实恰正相 反”，蒋介石“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对“共产党员却防闲、
排挤，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出于何项动机”？①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
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提醒人们“留 心着！
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
②蒋介石演说开口“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 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
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③指责蒋介石对盛传两个月之久的南北妥 协共同讨赤的言论，“无一字声辩”。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较委婉和
含蓄的，但关心时事的人一眼便可看出指的蒋介石。
在中共上海区委内部讨论时，却无所顾忌的表明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恨 和戒备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即明确指出中外反赤联合战线的危
险性。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 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Ｃ．Ｐ．，而爆发直接冲突。”④区委决定
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①②
③
④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 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周报》第１９１期，１９２７年３月
１２日。 实（即陈独秀）：《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周报》第１８８期，
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
《向导周报》第１９２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 表示民众的力量”。蒋介石来到上海，“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
主（义）妥协”。现在就要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但在“宣传时， 只用口头不用文字”。①这是区委第一次讨论反蒋问题，也是第一次把工人
武装起义的作用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方针。区委依据中央的通告于１７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
—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分析了１９２７年２月间的国内斗争形势，指出“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
之伸长”，迫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变换压迫民众的手法，“不由外面进 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
问题”，政府迁移南昌之说，工农运动受摧残，“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 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
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中央决定斗争的方针及对目前工作的意见是：
“１．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Ｃ．Ｐ．与Ｋ．Ｍ．Ｔ．的争斗，无论在任 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２．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
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 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
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①
②《“六大”以前》第７２１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５、１１８页。
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Ｃ．Ｐ．与Ｋ．Ｍ．反对蒋
之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只能在口头上宣 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要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蒋 介石”。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２）点，它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在同国
民党左派联合时，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就 是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改变“以往在Ｋ．Ｍ．Ｔ．中斗争，
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共产党“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 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①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
央对革命领导权和同左派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独秀是中共 中央总书记，这个指示如果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
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个指示的精神相吻合的。 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指示也反映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
少表现在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转变，并自我批判了他过去的一些观 点。例如，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一些观点：共产党员
包办国民党，“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留领袖隔离， 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②现在他主张共产党应当立在主体地位，使左
派来帮助共产党。也纠正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８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了他在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的幻想——钮永健 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
起责任去冲锋”。１９２７年的二、三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处于明显地向上 发展期，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抛弃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这同即将爆发第二、
三次起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区委下达第十一号通讯的同一天（２月１７日），北伐军攻打杭州，
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工人斗志昂扬。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始同北伐战争的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北伐军的东进，为
起义提供了条件，起义的口号之一是响应北伐军。１８日，上海总工会发布 总同盟罢工通告，号召全市工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并郑重声明
这次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 资本家”。①次日，又发布罢工宣言，提出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
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力等１７项要求，到２２日罢工人数增至３６万余 人。
但是，在罢工之前没有向工人广泛地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 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罢工以后，也没有迅速地转入武装起义，直到
２１日区委才下达起义的命令，宣布成立由１１人（其中共产党员４名）组 成的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以及由于准备不周等等的原因，这次起义除了闸
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大多没有发动起 来。因此中共中央和区委在２３日晚便立即决定停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２３页。
止起义。 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却充分地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而
资产阶级在罢工和起义时畏首畏尾，拒绝宣布罢市；大资本家虞洽卿甚至“不 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①国民党钮永健的命令“毫
无效力”：②三省联合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受到通缉早已逃之夭夭，事实证 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充当起义的主角。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１９２
７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显得骚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规模的斗争即 将呼啸而起。
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果断地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 工，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
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或特 务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
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８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 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③特别委员会从１９２７年２月
２４日至３月３０日，共召开了３１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 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北伐军的进军以
及军阀部队在市区的兵力部署和对敌军策反等各方面的情况，①②
③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５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１０页。 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再去分头执行。现由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
丰富的三次起义档案史料，有力地证明了特别委员会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 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 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工作千头万绪，却
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
特别委员会开了３１次会，陈独秀出席了３０次，他到会必发言。如果 把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上海区委会议、区委主席团会议、各部产总联
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会议记录，以及区委的《每日通讯》，对照起来阅 读，便不难发现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得到了及时贯
彻的。３月５日，特别委员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 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
（秀）”４人负责。①因此，如果说第一、二次起义陈独秀是作为中央总书 记间接地对区委进行指
导的话：那末在第三次起义中，他是作为直接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 中的一位为首的成员。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总周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
陈独秀在２４日的特委会上，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①上海市档案 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武装的野心”。在２６日的会议上又提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 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无
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方各 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
力量的”。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
（罢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事先要 组织广大的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①３月４日的
晚上，陈独秀还关心地询问：“罢工后工人能跑到街市上去”吗？罗亦农回 答说：“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②根据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经过集体讨论，会议做出决议：总同盟罢工以后，工人 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为建立
市政权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正是根据这个纲领性的决策而举行的。
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
秀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 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
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
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他们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６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来后，再“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①市民代表会
“代表人数，至少一千，工人占一半。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名单学联 负责”，“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②
当时，上海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先是说市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后又 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市民代表大会。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
不能实行代表会议。如果要选举的话，他们主张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样有 选举资格。
陈独秀反对这些意见。他明确提出要同国民党“争持三点”：一、立法 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二、得经过群众选举：三、选
举人与被选举人要发生联系。“不赞同”地方团体有选举资格，“即照中 山国民会议的办法，也只限于职业团体”有选举资格。
如果以训政为借口，“我们因（应）指出中山以训政为手段，民权为目 的”。③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和解释了上述三点，并
着重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众的直接政权，“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此
“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反对以地方区域为单位的选举，防止无职业的 流氓、土豪劣绅当选。代表大会“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应该是随
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我们“必须做到”这三点，“不能让步与妥协”④ 共产党一面与国民党争论这些问题，一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２７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０２、３０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２７页。 面积极准备选举，国民党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了。
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 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５日晚９时，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关于起义“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 中力量在闸北。”①这时会议集中讨论起义日期问题。第一次起义是在
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的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的 第三天才发动的，时间选择都不确当。而起义时间的选择与起义的胜负有着
密切的关系。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 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因为“我
们武力单薄，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呢。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
“必可”发动。会议经过讨论以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 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②根
据以上三方面的作用，将陈独秀评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该 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愈是逼近上海，共产党人也愈是加紧起义的准备 工作，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向
活动分子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新右派“领袖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 包围，根本丢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６５、２８１页。
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 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如果共产党“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
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 力量的发展”，防止蒋介石到来上海出现反动局面。为此，共产党“应完全
取得”对罢工、暴动以及市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 革命成功之保障”。①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
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及其根本的目的。如果说在第三次起义时还不得不保留 了响应北伐军这个口号，那末隐匿在这个口号之下的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
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蒋介石将来一踏进上海便面临
着既成的革命局面，而受到抵制。 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
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
２０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午夜１２时，上海 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议于２１日正午１２时开始总
同盟罢工。各工会因经过长久的准备和普遍的宣传，在接到命令的三小时内 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不下８０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
②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①
②《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１９、３２２、３２
３页。 开了，到会的有千余团体，４０００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
时市政府执行委员１９名，其中共产党员９名。当日下午６时，上海工人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２８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
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３月２５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首先讲话，说我们今 天得到了自由，是我们忠实勇敢的同志和几十万工人奋斗出来的。现在全体
起立静默３分钟，追悼在武装起义中死难的同志。默哀毕，由陈独秀作报告， 他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公开的开会，这不是官府或哪个阶级给的，是我们
工人“用热血换来的”。上海这个最难打下的城市，“实在是革命的（群）众 与勇敢的工人打下来的”。这次斗争的胜利，证明我们党“已经能开始武装
暴动了，这使我（们）的同（志）有了自信”，使我们“看清楚了无（产） 阶级的力量。
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 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小资产阶级虽赞成革命，“但没有
工人来领导，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是胜利了，但还是争斗的开始，因（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 者已经由恐慌而向我们进攻了。所以（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
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帝国主义，（二） 军阀、右派”。
“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
友”。① 陈独秀发言完了以后，由罗亦农代表区委做报告，其中谈到“独秀同志
已告诉我们重要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讲话和区委的报告“以后要尽 量宣传，使所有一切
群众明白”。最后由帅朝伶（吟）发言：“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 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
尹宽“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②中结束。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恐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
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伫不前了。
{{困惑中的思索起草《汪陈宣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
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 在第三次起义之前夕，陈独秀曾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据《扩大活动
分子大会记录》，但该《记录》缺会议召开的日期。据《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档案史料一书第３９４—４０３页载有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
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该书编者注“原文无第一页”，该《记 录》缺第一部分。据笔者查阅三次起义档案史料，并核对两份《记录》的原
文，可确定所谓“原文无第一页”缺的第一部分，就是罗亦农和陈独秀讲话 的内容。
①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流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４、３９６、
４０３页。 介石，民众是Ｃ．Ｐ．，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现在
我们要有很大的群众来威胁武力，使他让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扩 充市民代表会议”，团结小资产阶级，拉住资产阶级；二、迅速地发展国民
党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三、
“尽量扩充Ｃ．Ｐ．，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①这三条措 施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第一条。现在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
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 反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 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作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因此，在第三次起义和
市民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他们原有的一点革命热情也丧失了。当北伐军 逼近上海的时候，钮永健说暴动已“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民族资
本家也认为北伐军就要占领上海了，犯不着再去冒偌大的风险，搞什么起义。 他们左顾右盼，离他们不远的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站在他们身边的是
已经动员起来的不怕任何牺牲的工人队伍。于是，资本家不得不敷衍应酬工 人，“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甚至“自动”地给工人增加工
资。②实际上他们并不赞成工人起义。
各马路商联会董“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③南市总商会①②
③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５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９、３２５、３２
９页。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７日。
作出决议，告诫“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
加入”。①有些商人“不敢（做）市代表”，②如果要做，也“俟党军来后做， 否则恐引起误会”，③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Ｃ．Ｐ．的”，“北伐军来时要
解散的”。④有的当上了代表，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心里既“快 活”
又害怕，⑤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因此，总罢工以后，商界宣布
“休业”，而不说是罢市。罢市，是政治行动；而休业呢？巷战打起来，商 店老板只好打烊，免得财产受损失。罢市和休业，这两个不同的词语反映了
资产阶级对第三次起义的微妙态度。资产阶级是最讲究实惠的，你没有足够 的实力，又没有具体的工商政策，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陈独秀想通过市民
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这个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有一支２０００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站在资产阶级 身边，这使他们胆战心惊。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
商会及银钱两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 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⑥显
然，在推翻军阀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且 不说还威胁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于是资产阶级人士对刚①②③④⑤
⑥《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５日。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６日。
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３日。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日。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６日。 刚诞生的市政府采取了拆台的手法。２３日，第一次市政府委员会议竟
然召开不成，后经总工会代表以“不上工为威胁，终算开一谈话会”。①到
３月底，先后有钮永健及资产阶级代表六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 有杨杏佛这样的进步人士。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退出市政府，无非是向北伐
军总司令蒋介石公开表白自己是“清白”人家，与共产党决无瓜葛，请“党 军”切勿误会。种种迹象证明，赢得了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犹如在
五卅运动的后期那样，又一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 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Ｃ．Ｐ．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
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共产党人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等问题。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 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
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
②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２５日晚８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 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 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
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６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２页。
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
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 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
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 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北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
的意义。①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高昂激越的气氛，又有隐忍的 苦楚。陈独秀察觉到斗争形势的险恶，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
的武装解除问题”，并决心“要马上动作”，进行“决斗”。决斗的对手也是 明确的，即蒋介石。但这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对手，他不是北伐军所要打倒的
对象——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而是一个要打倒旧军阀的北伐军总司令； 他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一位重要成员。自从“三二○事件”以后，他既
限制、排斥，又联络、利用共产党，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旧军阀，同时又 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
就是陈独秀对他也了解不深，“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 走”，②惟恐“失掉联合战线”。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
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之后，陈独秀指出“帝国主①
②《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９８期，１９２７年６ 月１１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８９页。 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可见
所谓决斗，其实质不过是防御而已。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 且不说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
负，未卜先知，陈独秀不会不明白的。于是他在３月２６日上午的区委会议
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 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
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①可见在 决斗之前，已经是主意不定，步伐乱套了。
以几分疑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本人对沪租界 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②沪上商界希望他“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
当与合作到底”。他回答说有关护商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 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③“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
完全负责。”蒋介石确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 人纠察队，蒋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④所谓“军事
当轴”舍蒋氏之外，还能是谁呢！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①②③
④《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２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４８页。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２页。 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
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 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
①可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而且老蒋也决不会同意反英的。
“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
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 公。”②这当然是封恐吓信，但是出自于手握重兵的总司令之手的恐吓信。
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东南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 鼾睡。他一定要把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惟一的
武装支柱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
３０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 冲突”。③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是“中夜徨徨，莫知所适”，还怎能
“与老蒋冲突”呢！ 从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开始，蒋介石就像个鬼魂似的一直纠缠着共产党
人，陈独秀和特委会的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着 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
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地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 动群众向他作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还拥有相①②
③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２８页。 当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还没有完全撕开他的假面具。陈独秀害怕因公开
的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他面对着一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 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
策了。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于３月３１日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 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
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①罗亦农“看了这个电 报，很愤怒地把他摔在地下”。②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 心情。
在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地位，工人纠察队更 是完全公开的。
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藏起来的，可数千名纠察 队员藏到哪儿呢？！
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４个月之后，武汉工人纠察队不是主动 地交了枪的吗，结果又如何呢？秘密的零星的持续不断的搜捕与屠杀，未见
得比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要仁慈宽厚些。罗亦农把收藏武器斥之为“自杀的 政策”，是符合当时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的。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汪精 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４月１日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是主张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的，并已得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罗易赴华使命》第５８页。 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三次全
会，通过了若干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是极力反对汪精卫复职的，反对不成功，便接过
迎汪的口号，欢迎他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并连 日举行会谈。他们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
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造成不可解的纠纷。蒋介石提出两件事 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
汪精卫是在“三二○事件”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孤身一人在沪，不 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
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因此对蒋表示等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 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这两件事。①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 于中央”。②这个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
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本来是希望缓和与蒋的矛盾的，现 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随着汪精卫的回国而到来了。因此，当汪精卫与陈独秀
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①
②《申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５日。 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
“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①据郑超麟回忆，宣言草成之后，陈独秀把自己 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还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
名字了。可见他这时的心情是兴奋和舒畅的，是很相信宣言能起作用的。《汪 陈联合宣言》于５日见报。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郑重声明“中
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
民党的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 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
党，使敌人称快”。这段声明表示中共是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的，在政治上是 有利的。
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 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
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
谋。 三、但是，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
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 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 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因此，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 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①汪精卫：
《武汉分共之经过》。 事事协商，开诚进行”，①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 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