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义，没人知道，但表面上看，就在那天下午，斯坦伯格开始感到来自银行界的“压力”，里斯科的两家投资银行伙伴，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打电话通知他，他们将拒绝参与里斯科对化学银行的任何收购要约。
那天晚上，银行家之间进行了更多的社交活动。伦查德参加了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ReserveCityBankersAssociation）的晚宴，他后来说，他在这次晚宴上大概同300位银行家说了话。“除了大概谈论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我不记得做了什么别的。”他回忆说，否认他曾利用这次宴会进行反里斯科的宣传或者请求对化学银行的帮助。（不过，在工作时间他毫不吝啬这样的努力；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的反里斯科宣言就是因为受到化学银行的热切请求。）
第二天下午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礼堂举行的里斯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事情进展得很平静。开始，人人心中所想的话题并没有被提起，直到斯坦伯格提出，里斯科成为一家综合金融服务组织的努力包括进入银行业。“要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说，“必须进行谨慎的权衡和判断。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银行。”
全场安静下来，斯坦伯格通过提问打破了沉静。一位股东干脆问里斯科是否计划收购化学银行。斯坦伯格回答说里斯科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这家银行或任何其他银行的声明。一段时间以后，另一位股东问，里斯科是否已经与化学银行进行了收购谈判。
斯坦伯格面临考验。本来整个周末他都计划着在这一场合宣布收购化学银行的决定，但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与化学银行的管理层举行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此他已经决定暂不宣布。从策略上讲，最好是回避这一问题，但他放弃了这种做法。“我对自己说：‘咳，我不会撒谎。’”他后来回忆。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与化学银行会谈过。”就这样，他首次公开确认了至此为止只存在于传言和猜测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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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的私人会议上，斯坦伯格发现，前一天的午餐会谈打开的合作之门似乎关上了不少。防御方获得了自信。这一次，双方首领都带着各自的主要助手。斯坦伯格带着三个人，包括罗伯茨和顾问罗伯特·霍兹（Robert
Hodes），伦查德带着四个人，包括麦考尔、奥尔德里奇和特别小组总指挥麦克法登。斯坦伯格把前一天午餐会上对伦查德说的大部分内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更加强调他的友好意愿，以及对使用威胁的厌恶。（奥尔德里奇对这次会议的私人记录写着：“里斯科不喜欢恶意收购，但为了达到目的有可能实施。”）斯坦伯格还做了进一步让步。他说他不准备担任合并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里斯科的所有同事都愿意以合并后公司的利润决定他们的去留。当伦查德说他不愿意在“脑袋被枪指着”的情况下谈判时，斯坦伯格强调他并没有拔枪，这“不是一场战争”。双方后来都认为这是一次热忱的会议，只是斯坦伯格觉得它并非“极度友好”。根据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它实际上是以伦查德的发言结束：“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我们会考虑的。他们会得到我们的消息，或许周末，或许下周中。”
实际上，斯坦伯格将在2月14日那个星期五，再次获得伦查德的消息，但同时化学银行的防御团队也没有闲着，而是正准备好大枪，即那些伦查德一开始描述为“强大”的“资源”。化学银行又召开了一次全面战斗会议，会议讨论集中在修改化学银行章程的可能性上，这能使里斯科的收购即使并非不可能，在法律上也会相当困难。会上还讨论了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从而与里斯科拥有的诚信产生冲突的方案，以及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某个巨型保险公司收购化学银行的方案，表现出宁死不屈的东方情结。
实际上，这些方案都没有实施。不过，最后一个方案显然反映出银行家们强硬的不妥协态度。按照计划，化学银行请最大的两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达德利·金公司（DudleyKing）和乔治森公司（Georgeson），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伦查德打电话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向他告知情况，并且并非无意地努力说服他里斯科收购将对整个银行业不利。（马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斯科股票持续下跌。到星期五，它跌至123美元，陷入完全的溃败。或许，化学银行的各种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在立法层面。从2月14日起，化学银行的顾问之一，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西蒙斯（Richard
Simmons），开始全职投入里斯科的案子，集中精力起草专项法律，以防止或阻碍里斯科之类的公司对化学银行之类的银行进行收购，并使这些法律草案变成奥尔巴尼州议会和华盛顿国会上的提案。一项新法提案，由一个很大的相关利益方特别起草，却能够被州或联邦的立法机构毫不质疑地接受，这看上去是不是相当奇怪？无论答案是什么，州长洛克菲勒（Rockefeller）选择在这一周督促纽约州议会颁布一项法律，在本州境内停止任何非银行企业对银行的收购，只要“控制权的行使可能损害银行的安全和行为道德”。星期五，一份完全一样的直接出自西蒙斯之手的新法提案被发往奥尔巴尼，同时，一份目的类似的法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SenateBankingandCurrencyCommittee）主席，参议员约翰·J·斯巴克曼（JohnJ.
Sparkman）。显然，化学银行有理由相信，两边的草案都将提为议案，而且将不进行重大修改。
第五章 大冲突(9)
于是，伦查德怀着战争出现转折的心情，于14日星期五再次致电斯坦伯格，安排新的会面。这一次，再没有关于恶战之类事情的讨论。毫无疑问，伦查德感到再没有进行这类讨论的必要。斯坦伯格还要去度假吗？斯坦伯格说他还要去，第二天出发，19日，下个星期三，离开波多黎各，那一天他在华盛顿有安排。伦查德友好地说，“打搅你的旅行可不好”，并邀请斯坦伯格20日下周四来与他再次见面。
到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本来的攻击方变成防御方。星期一出版的一篇《华尔街日报》文章对里斯科未来的盈利前景提出了质疑。里斯科股票当天下跌8点，至115美元，第二天又下跌2.5美元。西蒙斯的反银行收购法案及时地于星期二在奥尔巴尼提出。（随后获得通过，5月中旬成为法律。）里斯科又遭受进一步打击，它收到司法部的一封信，说司法部听说了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并指出：“虽然我们并不想暗示这样一笔交易将违反反垄断法，但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尤其是《克莱顿法》（Clayton
Act）第7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些疑问。”（第7部分禁止有可能通过减少竞争来限制交易的合并，把它如当时通常解释的那样适用于里斯科与化学银行合并案，将非常值得质疑。一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司法部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发出那样一封信。）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斯坦伯格与家人正在波多黎各的剑鱼滩打网球和游泳。他后来坚持说，他只与他在大颈区的办公室通过两次电话。不过，很难想象他竟然完全没有听说《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里斯科股票的持续下跌、奥尔巴尼的法案和司法部的恐吓信。虽然好冲动，但斯坦伯格是一个擅长思考的人，也许，在剑鱼滩的游泳池边放松的时候，他自嘲地想过，自己前一周刚刚在一个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银行里召开公司年会，现在又在另一个洛克菲勒（劳伦斯·洛克菲勒）的酒店，花最高的价钱，换取从作战前线上抽身的短暂休息，而同时，第三个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敦促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旨在阻碍他从事他认为既合法又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19日，星期三，斯坦伯格在华盛顿的一天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一切现在似乎都对他不利。首先，里斯科股票价格的神秘下跌正在一天天削弱公司的收购能力，但这还不足以使情况变得毫无希望。斯坦伯格计算过，只要里斯科股票价格不低于85美元，他就能够发出对化学银行股东有吸引力的收购要约，而不会降低里斯科的每股盈余。到2月19日，里斯科股票稳定在110美元左右，因此发出诱人的收购要约仍是完全可行的，只要能够找到阻止股票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办法。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全美国的立法形势，这正是把斯坦伯格带到华盛顿来的问题，而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全美的议员们都沉浸在可怕的反联合、反收购情绪中。这一天中，斯坦伯格与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和几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谈了话。毫无例外地，他发现他的谈话对象坚决反对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而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一次又一次，他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毁掉一家银行，而是为了赋予它新生，并且，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绝不一定是坏事，而是自由企业制度下重要而且必要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积极进取的管理方式取代落后过时的管理方式的唯一途径。一次又一次，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只得到对方的沉默，他本人则被当做喜欢掠夺并不属于他的财产的商业强盗。这些简短对话的高潮部分是他与关键人物参议员斯巴克曼的对话。根据斯坦伯格的叙述，部分对话内容如下：
斯巴克曼：几周前，一个人在这里向我抱怨，说有人挤进来收购了他的银行，然后把他解雇了。现在，我们再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斯坦伯格：但是，参议员，整个经济是靠利润运转的。如果一个银行的总裁带不来利润，他就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被取代。除非你想改变整个系统—
斯巴克曼：不，不，我并不想那么做。顺便说一句，你看过我准备提交的反银行收购的法案了吗？（打电话叫他的秘书）小姐，化学银行律师发来的法案在哪儿？我想拿给斯坦伯格先生看一看。
就这样，斯坦伯格第一次知道了西蒙斯按照化学银行的要求起草，并且按照参议员斯巴克曼的亲密说法，“发来”的法案。实际上，斯巴克曼在3月底提交了这份法案。与在纽约州议会不同，它从未获得通过。但3月19日，化学银行聘请的律师显然正在充当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的某种非正式法律助理，这一消息进一步加深了斯坦伯格的绝望。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他与斯巴克曼的谈话只是一幕华盛顿高级情景剧。
“我那天晚上回到纽约，感到没有获得任何确切的消息。”斯坦伯格后来说。实际上，那一天，由于认识到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大人物都坚决一致反对他，斯坦伯格决定投降。第二天，他按计划去派恩街20号参加与化学银行顶层人员的第三次会谈。事后表明，这将是类似会谈的最后一次。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两个不同版本的描述：
斯坦伯格：“我赴会时口袋里装着一份公开声明—一份投降声明。我告诉他们，我前一天去了华盛顿，以及我见过哪些人。我说，我已经从同那些人的谈话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提出收购要约的唯一途径是获得化学银行对合并的热情支持，我甚至也不确定这是否有用。我等了一会儿。说得好听一点，化学银行没有人表达出合并热情。接着，我说，一个半小时后，我将发布一份撤退声明。我把声明从口袋中拿出来，读给化学银行的人听。你可以感到他们如释重负，几乎能够触摸到那种感觉，就像一种沉默的喧闹。所有人都握了手。我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
第五章 大冲突(10)
伦查德：“斯坦伯格与几个随从一起来的。他说他已经决定，现在不是推进收购的时机，为此他当天将发布一项公告。这是一次非常友好和令人满意的会议。”
斯坦伯格后来发布的公告在最后一部分极大否定了他此前表达过，此后将再次强调的哲学，这表明他短期内被洗脑了。公告内容如下：
纽约大颈区，1969年2月20日。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董事会主席索尔·P·斯坦伯格今天宣布，他没有收购化学银行纽约公司（ChemicalNewYorkCorporation）的计划。没有对方管理层的支持和热情，里斯科对迫使化学银行就范不感兴趣。
斯坦伯格先生认为，恶意收购重要银行会对整个经济不利，因为有可能损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声誉，削弱公众对之的信任。
罗姆尼斯、科普兰德、泰森、朗、利尔森、芬斯顿和化学银行其他董事当天下午看到下面的电报时，大概会非常满意：
很高兴告知诸位里斯科已经宣布撤销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
比尔·伦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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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事情在正式开始两周之后结束了。“他们”—化学银行、银行业的大部分人、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华尔街诸多方面的大人物、最大的代理权经纪公司、纽约州州长及议会、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众多或多或少相关的人物—联合起来打击里斯科的索尔·斯坦伯格，并且明显造成他在最后一刻丧失了勇气。他和里斯科那年夏天又卷土重来收购了英国出版业巨头，帕加玛出版公司（PergamonPress）。这次他表现得坚强不屈，但从财务的角度看是一场灾难。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它对美国商业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有的影响不一定是好的，有的则可以肯定是具有净化作用和启示性的。伦查德后来说：“我对整件事情的态度相当严肃，虽然我知道许多人不是这样。我们银行现在对这种事情更为警惕。我为之受到很多嘲笑。如果斯坦伯格固执己见，很有可能会导致一场战争。我不是说我们可能会被打败，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成功打败他们。不过，我非常高兴我们并没有被迫进入这一过程。”
斯坦伯格对于整件事的主要记忆是那么多人对它歇斯底里的反应。“没有人是客观的，”他说，“我想要客观的观点，却就是得不到。整整那两周，我从未见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不停地从对方阵营跳出来攻击我们，就因为我们想收购一家大银行。有些攻击相当可笑，一贯稳重的投资银行家说话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在玩弄黑手党的伎俩，而且攻击一直在持续。我们放弃计划几个月之后，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仍然打电话来激动地说：‘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你试图做的—’但他们就是说不出为什么。我们触动了某种神经中枢，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在一次聚会上，一家巨型公司的老总问我，在针对我们的行动中是否有反犹太倾向。我说，就我所知没有。确实有反犹太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但事情比这个更复杂。我现在认为，假如我们真的进行一次恶意收购，那将会是一件好事，因为会举行国会听证会，好让所有那些腐臭的情绪都在空气中曝光。”
投降后，斯坦伯格立即在悔恨中总结了自己情绪化的反应：“我一直知道存在一个老派堡垒，我曾经还以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至于老派堡垒，或许它对这件事的结论，就是一家尊贵的商业银行的一名官员，用缺乏逻辑、惜字如金而又具有误导性的老爷方式发表的经典言论：“绝不要相信一个胖子。”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1)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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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坦伯格发现自己不属于老派堡垒，而且老派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既没有绅士到也没有衰老到不能战斗的地步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革命已经接近完成，这个时代正在纵情享受它最后的投机冲刺。
到1969年，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统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60年代初，它们在这里的份额曾经不到1/3；现在，它们占公开发行股票交易量的54%，公共基金交易量的60%。投资机构中增长最快的共同基金现在持有大约500亿美元的资产，转手率为50%，也就是说每年转手它们投资组合资产的一半，而在1962年，这一比率还只有20%。
股市正开始热情地舒展。道琼斯指数继5月达到970点的高峰，只比1966年1月的历史最高值低几个点，之后进入长达三个月的急剧下滑，到7月底只勉强高于800点关口。联邦储备委员会由于担心加剧通货膨胀，继续紧缩货币供给，使利率一飞冲天，却收效甚微。同时，出现了对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的恐惧，这令古典经济学家非常困惑，因为这两者显然是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恶魔。人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以蓝筹股为主导的道琼斯指数在反映现实情况上的失败，曾经价格高涨的股市先锋已经不是像道琼斯指数那样缩水20%，而是50%~75%，或者更多。60年代初最高曾涨到60美元的全斯通，到1969年10月可以以不到10美元的价格买到。年初，国家通用公司已经从66美元的高位下跌至35美元，凌·特姆科·沃特则从135美元跌至62美元，利顿工业从100美元跌至50美元。一度以“拥有美国企业中属于你的股票”作为题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没有解释原因的情况下撤掉了它。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具体的不祥之兆是经纪公司利润的突然下降。作为经纪公司收入之源的交易量正在迅速减少。196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量比1968年下降了大约4%，美国股票交易所则下降了近15%，场外交易市场的下降幅度还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前一年交易量大增而导致的纽约下城人员和设施的庞大扩张，大大提高了经纪公司的成本。基本支出的单位成本正在暴涨；华尔街文员和行政人员的工资在10年内上涨了60%，审计师和律师的收费则上涨了约80%。在这些压力下，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部分成员公司1969年下半年都出现了赤字。
到处都显示着不祥的征兆，毁灭即将来临，全美弥漫着明天就要灭亡和滑铁卢前夜的情绪。这样的气氛对于当前的狂欢再合适不过。美国厌倦了暴乱、犯罪和自由主义，华盛顿又由新的保守主义共和党政权掌握，国家在政治上正转向右派；在经济上，这意味着将进入崭新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合并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增加，因此资本集聚也在加剧：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占全国资产的比例在短短10年里从26%增加到46%。“创造性会计”继续繁荣，会计当局则视而不见。1969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通告会计准则委员会，必须对合并会计中权益合并法的使用进行控制，但后者犹犹豫豫，一整年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没有进一步敦促此事。）同时，经纪商已经学会如何将股票市场的两大新势力—联合企业和共同基金—联合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近乎阴谋的方式欺骗大众。经纪商会提议并推动一项合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谋取合并双方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接下来，他会把股票卖给基金，同时保守合并计划的秘密。然后，当合并被公布时，会计师们将表演他们的盈亏线魔术，疯狂吹捧合并、热爱盈亏线的公众将抬高股票价格，内部人将抛出股票，最后，公众将同20世纪20年代原始的股票市场操纵的受害者一样，只剩下大而空的钱袋。
不过，这种阴谋的受害者相对来说较少。数千万的投资者或者足够幸运，或者足够精明，避开了大部分受哄抢的联合企业股票和其他交易最频繁的投机股票，正处于有利的位置。一直到1969年年中，人们都不一定要购买道琼斯蓝筹股才能发财。比如，如果你1965年初买了仙童照相，你的钱就变成原来的三倍了。如果你在1967年初买了博伊西加斯凯德公司（BoiseCascade）股票，你的资产几乎已经变为原来的四倍。就连美国家庭用品公司这样的老马自1966年底以来也翻了一番，任何一只基本面良好的其他股票也都有类似的业绩。这些可观利润中的大部分都将在第二年消失，但此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1969年年中，账面利润还美美地在那儿，使小投资者感到自信和富有，从而进入一种消费情绪。私立学校和大学正在从蜂拥而至的申请者中精心挑选录取者；昂贵的餐厅里很少有空位；在一些地方，马路上的梅赛德斯几乎和庞蒂亚克一样常见；整个夏天和秋天，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往或来自欧洲的满乘飞机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有时不得不花数小时等待跑道清空，以供起飞或降落。染上华尔街情绪的投资公众正仿佛明天不复存在一样地活着。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2)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做什么呢？它自己似乎也染上了滑铁卢前夜的情绪。它由于相关法令几乎享有对公司会计实务独断权的会计部，正沉重地迈着老式而明显不称职的步子，继续把信任交给短视而道德多变的会计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员正经历着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无可匹敌的腐败。那一刻，那将是非常短暂的一刻，似乎一切都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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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新的高风险经纪操作，大宗经纪。这时，一家大型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可能突然想购买或出售单只股票的10万股、50万股甚至100万股。过去，为这样一笔委托负责匹配买方和卖方，并且在必要时为一方或另一方先垫付资金的责任落在交易场内的专业人士身上；但现在，由于这样的巨额交易牵涉的资金过于庞大，专业人士的自有资本相对于这一艰巨任务显得少得可怜。成功而轰动一时地弥补了华尔街传统交易方式不足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Brothers），即原所罗门兄弟泄睦展荆⊿alomonBrothersandHutzler），创建于1910年，是一家多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债券而非股票机构交易商。实际上，这家公司在债券交易中的声望颇高，因而一度华尔街对可流通债券的定义就是所罗门公司愿意购买的债券。60年代中期，当高盛和贝尔斯登公司占据机构大宗股票经纪业务的最大份额时，所罗门兄弟的合伙人，以精明、说话温和的威廉·R·（比利·）所罗门［William
R.（Billy）Salomon］为代表，经历了一次醒悟。他们想到，大宗股票经纪基本上与大宗债券经纪没有什么区别。在两种情况下，你都需要认识你的客户，机构投资者。所罗门兄弟已经通过交易债券认识它们多年。你必须拥有能够承担巨大资本风险的资源和勇气。所罗门兄弟多年来都是债券市场的投机之王，那么，为什么不进入股票批发生意呢？
1964~1965年，他们开始进入，到1968年，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领导者。他们的明星股票交易员杰伊·佩里（JayPerry）是一个说话很快、极具竞争意识的30岁出头的男人，来自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以前曾是债券交易员。在所罗门兄弟位于华尔街60号的嘈杂交易室，佩里将收到一家大机构针对某只股票数十万股交易的询价，比如一笔价值3000万~4
000万美元的交易。询问公司执行委员会之后，他会在电话中喊出一个比市价稍低一点的报价，但关键是又不会太低，以至于低到假如这么多股票被直接扔给缺乏资金的场内专业人士手中会发生的那样。然后，在连接着所有美国大基金的120键电话控制台（这是场内专业人士不能享受的便利，他们被禁止直接与机构做交易），佩里和所罗门公司的其他部门将开始把这笔巨大的股票分割成小部分，分别召集买方。很多时候，他们能够召集的购买数量会比可供卖出的数量少几十万股。这就是大宗经纪的重要性所在。所罗门兄弟会好心地为自己的户头买下这些剩余股票，完成交易，同时从卖方和各个买方收取佣金。接下来是比较棘手的部分：抛掉所罗门买进的股票，因为它并不想在可能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套在上面。“我们几乎愿意买任何股票，”所罗门温和地说，“我们买了不少了。”所罗门兄弟通过稳稳地从买卖双方赚取的巨额佣金，补偿了它由于对几乎不了解的公司股票的直觉性投机而承担的风险，而且还不只是补偿。1969年头三个月，所罗门兄弟“横扫”了近600只股票，不断将自有资本置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之中。一天，它曾以5
236万美元交易了37.4万股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Data）股票，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单只普通股的最大一笔交易。
所罗门公司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额投机发生在1968年的头三个月，对象是1965年股市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股票之一，仙童照相。1967年12月21日，很明显沉浸于圣诞节挥金如土情绪之中的所罗门兄弟从一家投资机构以8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2万股仙童，投入资本大约450万美元。同一天晚些时候，该公司以905/8美元的价格卖出2.25万股，从而转眼间赚取了5.8万美元的利润。这样，所罗门还持有近3万股仙童。8天后，1967年12月29日，该公司又从另一家投资机构以881/2美元的价格买入4.1万股仙童。1968年1月22日，仙童的行情相当不好，所罗门兄弟确信此时买入相当合算，公司又以78美元的价格买入了3.1万股仙童，从而以85美元的平均价格总共买入了10.2万股，资本投入近900万美元。
日复一日，仙童没有复活。相反，它持续下跌，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知道所罗门手中有大量需要抛售的股票，因此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卖空交易。几天的下跌变成几周的下跌，仙童股票完全没有复原的迹象，最后，比尔·所罗门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承认做错了。3月1日，他们以66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00股仙童；3月2日，以591/2美元卖出1.74万股；3月6～9日，以555/8美元卖出2.55万股；最后，3月10~31日，以跌至5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剩余的股票，这一价格也正是仙童的全年最低价。所罗门兄弟在所有交易中的利润，包括12月21日的资本利得和佣金，是10.5万美元；损失为287.8万元，净损失277.3万美元。
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将有一笔新的大宗交易，带来30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利润，正如所罗门兄弟永远令人满意的年度财务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大宗交易绝不是有助于午睡的业务，相反，它要求人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户，即投资公众，能够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杰伊·佩里这样具有钢铁意志的专业人士，他们看上去总是随时准备行动，还有比利·所罗门这种似乎永远不会慌张的人。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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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生了一些不那么有益的变化。许多共同基金本身正在利用宽松的市场环境恣意玩弄一种伎俩，使它们的资产价值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出现虚假膨胀，就像合并会计之于联合企业一样。不过这种伎俩在当时还是完全合法的。资产价值对共同基金的意义，如同每股盈余对联合企业的意义：它是它的门面，它是吸引新资本的诱饵，也是衡量它成功或失败的尺度
。这种伎俩包括使用一种叫做“存信股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曾被许多共同基金的魔术师纵情使用。在公众的印象中，一个有幸与存信股票有联系的人叫弗雷德里克·S·梅茨（FrederickS.Mates）。
有一件事大概会令人们感到矛盾，那就是1968年梅茨成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年轻基金经理之一，却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灵高尚和关心社会的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是布鲁克林学院1954届毕业生，娶了一位巴纳德学院的心理学教师，自己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犹太高等学校也做过很短时间的教师，在1967年8月成立自己的梅茨投资基金（MatesInvestmentFund）之前，在斯平加恩海涅经纪公司（SpingarnHeine）工作过几年。他的基金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使他很快就能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融入企业经营当中。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资产中，没有一只股票是生产军火、香烟或其他他认为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公司。他宣布了利用基金帮助“穷人变富”的志向，为了这一目的，他计划将基金的最低投资额降为50美元，并在贫穷地区开展特殊的销售活动。事后表明，他对穷人福利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未实施这些计划，因此使穷人幸免于成为梅茨基金的投资者。
他把他的办公室称为“威廉街上的犹太集市”，把他的年轻员工称为“花样少年”。他的公司看上去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合拍。不论是因为这些公司政策、目标和态度，还是恰恰因为排除了它们的阻碍，到1968年夏天，梅茨基金已经成为共同基金业新的轰动制造者，成立第一年，资产价值上涨了近100%，资金涌入的速度为每天150万美元，远远超过此前由弗莱德·卡尔的创业基金创下的纪录，使得梅茨不得不在6月暂时关闭销售窗口，防止他的公司不堪重负。
梅茨在1968年9月做的一项投资将使他以及基金业的大部分公司，有足够的理由后悔。一家名叫欧米加权益（Omega
Equities）的小型联合企业私下以3.25美元的价格卖给梅茨基金30万股普通股。欧米加当时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市价是24美元左右，因此这一价格看上去是一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买卖，但只是看上去而已。梅茨购买的欧米加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因此不能合法转售，直到它们经过登记为止。从操作的角度讲，它们是不可流通的。它们是通过投资存信合法地出售给梅茨的，这些条件在存信中都言明了，买者也同意在未获得登记之前不转售。于是，现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30万股欧米加股票。问题是，在计算基金资产的时候，应该赋予它们怎样的价值呢？按照当时盛行的奇怪规则，梅茨可能以经过登记的欧米加股票每股24美元的市价记账，即使这些股票并没有登记。或者，他也可能以更符合逻辑的成本价记账—3.25美元。一位终极保守的基金经理则可能鉴于它们的不可流通性只按它们的面值记账。梅茨却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方法，而采取了当时存信股票会计中的普遍做法：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减去它的1/
3以反映股票未经登记的影响，从而以每股16美元记账。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几乎是他购买成本的5倍。于是，既没有出现欧米加股票市场价值的变化，也没有关于欧米加经营前景的利好消息，梅茨基金却在他骄傲地展示给投资公众的账本上转眼间制造了近500%的利润。
外行人将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这是某种形式的欺骗。令人吃惊的不是梅茨这么做了，而是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整个1968年都这么做，并且直到1969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温和地限制共同基金的存信股票投资以及之后随意增高投资价值的做法。让梅茨成为替罪羊的，是很快降临在欧米加头上的某种不合时宜的不幸。到1968年12月初，部分由于欧米加股票的原因，梅茨基金的资产在本年上涨了令人大跌眼镜的168%，使梅茨成为几年内美国基金业业绩遥遥领先的基金。然后，12月20日，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终止所有欧米加股票的交易，原因是它的交易“是基于不完全和不准确的信息”。这立即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导致了梅茨基金的灾难。梅茨基金的许多股东要求赎回股份，但是由于所有欧米加股票都不可交易，因此这是一个梅茨基金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从技术上讲，它破产了。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不打算迫使它破产，从而给3
300名股东造成损失。梅茨匆忙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无限期中止赎回，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匆忙而温顺地答应了。
基金业震惊了。这简直毫无道理，股份赎回权是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的基本权利，是规模500亿美元的整个基金业的基石，就像银行存款客户有权从自己的账户取钱一样。现在，这一基石被打碎了，存信股票骗局突然曝光，数十家其他基金被怀疑掩藏了同样的问题。陷入绝境的梅茨尽可能地表现得勇敢和体面，他立即将持有的欧米加股票价值降为每股3.25美元的成本价，从而毁掉了梅茨基金这一年的卓越业绩记录。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尽早恢复赎回。这对他的股东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安慰，但一名华尔街的顶尖基金经理充满同情而公正地评价道：“毕竟，弗莱德·梅茨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1969年2月，一名似乎对整件事极为冷静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若有所思地说：“梅茨的情况让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那年7月，梅茨终于兑现了恢复赎回的承诺，而欧米加此时已跌至50美分一股。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把他的30万股以高一些的价格卖出去的办法，但是，到1972年初，梅茨基金仍然持有它们，这时它们的账面价值是5美分一股。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4)
梅茨基金的案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版浮士德①故事，它与1969年华尔街的核心道德氛围惊人地接近。那一年华尔街遍地都是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很快，时钟就要敲响12点，这意味着履行契约的时间到了。就连浮士德传说中的矛盾也在现代版中得到再现：与浮士德一样，梅茨并不是一个毫无良心的骗子，而是同其他人一样善良，或许还要更善良一些。他的故事或许让人们注意到一种非常棘手的两难境地，更糟糕的是它处于一个全美性的危机时刻：是做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拿投资者的钱投机，但保持高尚的投资原则，还是做一个保守的
老人，舒舒服服地把客户的钱投在蓝筹股上，而这些蓝筹股公司支持着战争，污染着河流和空气？
4
除此之外，在华尔街以外还上演着别的戏剧，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它们越远离纽约的金融区，就越不像道德剧，而越像以音乐剧和闹剧为特点的剧院保留剧目。
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出名，他就是伯尼·康菲尔德（BernieCornfeld）。他的名字在1969年开始为美国大众所熟悉：伯尼·康菲尔德曾经是布鲁克林学院（又一个毫无疑问的企业巨头孵化所）的一名社会主义者，现在是离岸基金之王（“离岸”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受证券交易所管制”）；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拥有解放全世界穷人，同时使自己致富的崇高理想，途径则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基金中的基金的事物，卖给穷人们美国共同基金的股票；他卖出了大量股票，后来证明，大部分不是卖给世界上需要解放的穷人，而是卖给贫穷国家的想要摆脱货币限制的富人，到1969年底，他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InvestorsOverseas
Services）在100多个国家拥有2万名员工和100万客户，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金，为他带来了1.5亿美元的账面财产；他把总部设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交界处的费尼蟹ò嫘Φ娜私兴嵝伏尔泰），而他自己离法律的边缘如此近，以至于他的公司总是被不同的国家驱逐出境；他向詹姆斯·罗斯福（JamesRoosevelt）和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统支付大笔报酬，作为对名誉的投资；他喜欢用“你真心实意地想当富人吗？”这种具有思想煽动性的问题考验应聘的销售人员；他在白手起家14年后，在莱蒙湖拥有一座拿破仑为约瑟芬建造的豪宅，一座有护城河和吊桥的法国城堡，一群大丹狗，一队赛马，能组成一个陆军中队的高级轿车队，一堆马屁精，一位同居的犹太母亲，还有随处可见的姑娘们。
“投资者的姑娘们在哪儿呢？”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对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提出这样的疑问，模仿20世纪20年代造访华尔街的达官显贵被展示属于经纪商的游艇时所说的老笑话：“但投资者的游艇在哪儿呢？”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没有多少卑微的小丑愿意为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投资者服务。它的投资记录相当平庸，部分是因为它对销售人员进行了过度补偿，当然，钱是由投资者出。但康菲尔德只是冰山一角。到1969年初，“离岸”基金的竞技场上有70家公司角逐，其中一些由表面上备受尊敬的华尔街大公司经营，它们在美国股市的总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表面上，它们是为身处劣势的国外投资者服务，但显然，实际上它们是为刚刚获得优势的美国企业家当中贪婪的硕鼠们服务。其中仅次于康菲尔德的公司的是大美国管理研究公司（GreatAmericanManagementandResearch），简称格莱姆克（Gramco）。
如果某个拥有无边想象力的闹剧作家把格莱姆克的故事写成小说，人们一定会批评他文笔太放纵了。除了自格莱姆克蹒跚学步起就担任引导它前进的总裁之外，格莱姆克创始人兼老板基思·巴瑞希（Keith
Barish）似乎是金融青年革命的终极体现。还是迈阿密大学一名18岁的学生时，巴瑞希就帮助在海厄利亚成立了一家银行，一举成名。由于不到法定年龄，他在董事会的席位一直由他的母亲代为掌管。1967年，他22岁，已经积攒了一小笔财富，于是创建了格莱姆克这样一家共同基金，主要投资于美国房地产，而不是美国股市。这样，他将为他的投资者带来价值似乎永远在上升的土地和房地产蕴藏的好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种基金颇不满意，因为房地产天生缺乏流动性。但没关系，巴瑞希计划“发明”一种叫做“流动房地产”的新事物。此外，他还打算通过在巴哈马群岛注册基金，只在美国以外出售股票，其中主要是卖给非美国人，来彻底逃避证券交易委员会吹毛求疵的监管。简而言之，这就是他所做的。拿骚成为格莱姆克的正式住所，伦敦是它的营运基地，巴拿马、库拉索和卢森堡大公国成为它的避税地，全世界除美国以外的地方则是它的销售领地。
巴瑞希让一个被驱逐的古巴人拉菲尔·G·纳瓦罗（RafaelG.Navarro）担任他的合伙人，后者有一点共同基金经验。他还找来一些没有这类经验的人担任其他职务。约翰·F·肯尼迪执政期间的一年夏天，十几岁的巴瑞希曾在白宫担任“暑期实习生”，并且显然在那些他发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的大人物中间过得非常愉快。为了把肯尼迪在众多远方国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神秘光环运用到格莱姆克的股票销售上，巴瑞希聘请一群老“新边疆人”担任格莱姆克的管理人员和董事，包括两名前肯尼迪大使，两名前肯尼迪助理，一名前肯尼迪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副部长，一名前肯尼迪商务部副部长，以及最引人注目的皮埃尔·塞林格（PierreSalinger），他潇洒、和蔼，是前肯尼迪新闻秘书及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5)
“经济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塞林格曾经坦率地承认，但没关系。塞林格被任命为格莱姆克销售公司的名义负责人，该公司在50个国家拥有大约600名销售人员，到1969年5月他为格莱姆克吸引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资金，而这一数字到年底还将翻一番。这些钱被投资于一些美国房地产，如华盛顿特区外的美国费尔法克斯公寓（AmericanaFairfaxApartments）、纽约的克莱蒙特大厦（ClermontTowers）、芝加哥的港口大厦（HarborHouse）、达拉斯的LTV大厦（LTVTower）以及俄克拉荷马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同时，格莱姆克内部的一些
更懂经济的人正努力确保格莱姆克拿到它的那一份利润。首先，该公司照例向客户收取高昂的共同基金销售佣金和管理费，但对格莱姆克来说，首先仅仅是首先。房地产基金的经理掌握着股票基金经理无法合法利用的黄金机会，那就是，在交易中充当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并收取相应佣金。而且，房地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信用购买，而股票不能，这使他们可以收取相对于实际投入资金比例相当高的佣金。格莱姆克为每笔交易收取全价5%的佣金，当然是从客户那里收。由于是以有时占购买价格75%的抵押贷款购买，格莱姆克经常能够把它为客户投入房地产的50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格莱姆克经营的前三年半中，管理层为自己从基金中拿走了4
300万美元的利润，为投资者托管给基金的总资产的17%。同时，公司会计则尽他们的一份力量，使公司的财务状况既在所得税当局面前显得悲观，又在潜在投资者面前显得极度乐观。利用自由主义美国的房地产折旧政策，会计师们将在他们的美国纳税申报单上报告格莱姆克购买的房产发生了贬值。同时，在向股东和国外潜在投资者报告基金的资产价值时，他们将对同一时刻的相同房产报告大幅度的增值。会计师们似乎在说，对俄克拉荷马和芝加哥来说正在下跌的东西，对拿骚、巴拿马和卢森堡来说却在引人注目地上涨。
1969年5月，格莱姆克跟随潮流上市了：发行了100万股股票，每股10美元。再一次，人人都富了，除了被人们忽视的遥远的投资者，他们把信任投给了肯尼迪的神秘光环，把一大笔钱大意地投入了前肯尼迪人员的口袋。毫无疑问，老“新边疆人”确实找到了令人激动的新边疆，正是那年夏天他们在白宫就开始喜欢的年轻人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华尔街以外要上演的一出闹剧将把一切都结束，在这幕闹剧中一应俱全—经纪商、基金经理、股票赌博、以钱买名、联合企业、离岸操作、存信股票、伯尼·康菲尔德。故事主要发生在洛杉矶，或许这才是合适的，时间是1968年和1969年。情节可以概括如下：
德尔伯特·威廉·科尔曼（DelbertWilliamColeman），生于克利夫兰，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名人录》进一步保证他是哈佛校友会成员，一个轻浮的投机者，1956年收购了J·P·西博格公司（J.P.SeeburgCorporation），一家投币式自动唱机生产商。他当做朋友的人包括悉尼·R·科夏克（SidneyR.Korshak），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芝加哥百万富翁律师，据说曾是卡彭帮①
成员的顾问。不过，科夏克到1968年已经赢得了华丽的名誉，在芝加哥拥有豪华的律师事务所和一套公寓，在加利福尼亚的贝莱尔拥有一处高价房产，在纽约卡莱尔酒店拥有一个套房，还是小有名气的慈善家。知道科尔曼一直密切关注快速获利的生意机会，科夏克带他来到洛杉矶，把他介绍给阿尔伯特·帕温（AlbertParvin），一位70岁的老人，即将从他创建的帕温多尔曼公司的老板位置上退休。帕温多尔曼公司在拉斯韦加斯拥有酒店和赌场，有几个背景可疑的大股东。但那些把这归因于美国商业界阴暗面的人，会有机会想起，并且是经常想起，曾经有一段时间，阿尔伯特·帕温的私人公司的总裁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O.
Douglas），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每年从这一职位中获得1.2万美元的报酬。到底道格拉斯法官是如何被说服担任这一职位的，过去和现在都不清楚。
科夏克的介绍仿佛拥有魔力。把帕温多尔曼公司作为股票投机对象这一想法让科尔曼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部分是因为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最近在内华达州的投资为拉斯韦加斯增添了投资魅力，部分是因为投资公众明显处于赌博情绪中，还有比购买赌场股票更妙的股票赌博方式吗？时髦的洛杉矶股票经纪商和通俗艺术品收藏家伯特·科莱纳（Burt
Kleiner），帮助建立了几乎所有最先锋派的联合企业。1968年和1969年，在他位于被称为“华尔街西”的威西尔大道的办公室里，投资者经常坐在那里盯着股票收报机，并唱着“快，快，快！”这些人被找来为科尔曼的西博格股票找一个买家，好让他有钱买进帕温多尔曼股票。没问题。科莱纳说服他的老客户联邦联合公司（CommonwealthUnited），西海岸的一家小联合企业，以980万美元购买科尔曼的股票，让科尔曼手头有了现钱。科尔曼立即用它以每股35美元的价格买了30万股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控制了多数股权。科莱纳的公司科莱纳贝尔公司（Kleiner，BellandCompany），由于为这笔交易牵线搭桥而获得了768
805美元。阿尔伯特·帕温去非洲探险，科尔曼则以胜利的心情准备担任他的新舰艇帕温多尔曼公司的掌舵人。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6)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科夏克的帮助下，私下将他的30万股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通过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卖出了143200股，买方是一些机构和个人，包括伯特·科莱纳（5000股）、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81000股）、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的两位老板和女演员吉尔·圣约翰（JillSt.John）。他给了他们一个超低价（每股35美元，他自己的成本价），换取他们不会将股票转卖出去的书面保证，这样，就把这些股票方便地（对科尔曼来说）隔离在市场之外。接下来，他拿到卖出这些股票的500万美元，把其中的大部分再次投
入对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的战略购买中。这是为了买股票而买股票的毫无目的的行为吗？绝对不是。科尔曼的目的，或者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指控它的罪名，是标准的老式股票操纵，是为了人为吸引公众对帕温多尔曼股票的注意力，制造购买兴趣。同时，科尔曼在帕温多尔曼公司在拉斯韦加斯的酒店和赌场里与共同基金经理们喝酒用餐，其中一些基金经理购买了这只股票，作为对科尔曼友好盛情的回应。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投资者，科尔曼安排他的母亲在美国股票交易所购买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而他自己则在交易所外卖出相同数量的股票。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看上去就像当时最火爆的股票，因为它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交易活跃股票的名单上，而价格也一涨再涨。为了让聚光灯更加集中地对准自己，帕温多尔曼公司成功借助科夏克与西海岸人物的广大关系网，以1
500万美元收购了位于著名的韦加斯大道的星尘赌场酒店（StardustHotel-Casino）。（科夏克从中赚取了50万美元的佣金。）公众在眩晕中上钩了，急切地抢购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到1969年1月10日，股票价格上涨至68.5美元，几周后涨至110美元。
科尔曼及其同伙所做的事情，对于华尔街的政府管制时代和文明时代来说，是典型的股票操纵，技术上非常接近野蛮的20世纪20年代，只是添加了一些时新的调味品，比如赌场、时髦的联合企业、一个收藏通俗艺术品的经纪商，甚至一名好莱坞明星。而且，似乎人人都赚得盆满钵满。显然，现在人们不需要去拉斯韦加斯就能赢得赌博！
但是，一天，美国股票交易所的一台计算机开始表现异常。美国股票交易所的计算机被设定了一种程序，在任何上市股票出现矛盾和可疑的动向时，会发出警报信号。这一次，它真的奏效了。它开始对帕温多尔曼股票发出疯狂警报。美国股票交易所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3月26日，它决定暂时中止该股票的交易。第二天，该公司披露了此前卖出143200股股票的秘密交易，使华尔街以及华尔街之外的人都大跌眼镜。1969年4月4日，内华达控制赌博委员会（NevadaGamingControl）给予帕温多尔曼公司又一次打击，宣布禁止该公司在拉斯韦加斯经营赌场，除非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卖掉那81000股股票。（科尔曼之后会抱怨，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不但卖掉了股票，而且从中大赚了一笔。）
5月，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介入了。绝望中的科尔曼让科夏克找到一个名叫内森·沃洛申（NathanVoloshen）的说情者，请他安排一次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默·巴奇（HamerBudge）的会面。沃洛申安排成功，科尔曼见到了巴奇（沃洛申显然从中获得了5万美元的安排费）。但从科尔曼的角度来看，会面很不成功，因为他没能说服巴奇召回手下。于是，科尔曼和科夏克开始慌忙寻找某个他们能以140美元或150美元一股的价钱摆脱帕温多尔曼股票的人。他们最后找到丹尼餐厅（Denny誷
Restaurants），洛杉矶一家有意扩张的咖啡甜点连锁店。丹尼餐厅非常热衷于这笔交易，仅仅合并的传言就使帕温多尔曼和丹尼的股票暴涨。但丹尼餐厅不喜欢一直控制着帕温多尔曼的影子势力，主要因为它最大的股东之一曾经是司法部反暴调查的目标。1969年10月13日，与丹尼的合并化为泡影，帕温多尔曼股票跌入深渊。10月16日，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科尔曼、科夏克及其一大帮同伙，控告他们违反证券法，操纵帕温多尔曼股票。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判决书上签字认罪。
1970年春天，表演结束了。科尔曼把他的帕温多尔曼股票交给一家股权信托公司，辞去管理职务。股票已经跌至12.5美元一股，因此他以及他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损失惨重。科夏克对一名报纸记者激动地抱怨说，他从星尘收购中获得的50万美元佣金税后只剩下6.8万美元。联邦联合公司的股票下跌97%，跌至每股70美分。晴天的威西尔大道再也听不到“快，快，快”的喊声，因为科莱纳贝尔公司由于违反多项证券法，遭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封杀，突然从经纪行业消失了。所有的人，从科夏克到吉尔·圣约翰都变得更加忧伤和聪明，但对于美国股票交易所电子警察向他们发难前的那段令人激动的日子的记忆，让他们心中充满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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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折磨着1968~1969年股市痴呆症的种种症状逐一看清。最后是炙手可热的新发行股票，或者“射手”股票，它们上市的第一天就从10美元涨到20美元，或者从5美元涨到14美元，之后又涨到75美元或100美元，尽管它们所代表的公司通常既不健康也不盈利：它们就是垃圾股票，人人都能从它们上面赚钱，只要人人都能捂住鼻子，把眼睛转向一旁，假装这堆垃圾实际上既营养又美味。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7)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但投资者，无法超凡脱俗，仍旧悲哀地重复着他们的错误。当危险信号清晰可辨时，快钱的诱惑漂白了他们的记忆，驱散了他们的冷静。1929年，射手股票是阿里范尼（Alleghany）、雪兰多（S
henandoah）和联合公司（United
Corporation）这样毫无希望的投资信托公司。1961年，它们是一小撮眼睛闪亮的年轻博士们攒的小型科技公司，公司名称总是以“—电子”结尾。1968～1969年，要想发行一只新股票，除了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名足智多谋的会计师之外，只需要一个“故事”—一个容易为人们记住的概念，最好与时下某种全美性的风潮或热点相关，听上去能够带来利润。这种故事，同大多数故事一样，最好能够简单明了，又以直接蕴含在公司名称中为最佳。新的政府医疗保险和补助计划不是在将数百万美元投入老年人医疗吗？一名狡猾的投资者很有可能会购买四季疗养中心或联合疗养院的股票，好从中分一杯羹。一只名叫休闲国际的股票的出现绝非偶然。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是时下的大众热点吗？哎呀，看那儿—一只名叫互动环境（Responsive
Environments）的股票！不是兴起了减肥热潮吗？或许人们可以借助体重检测国际公司（WeightWatchersInternational）在致富的同时获得苗条的身材。最后，还应该考虑，有些投资者根本不愿意费心关注公司名称所隐含的任何特殊产品或服务，他们只想要一只名字听上去像能赚钱的股票。比如效能系统公司，更不用说财富国际（BonanzaInternational）了。
接下来是全国学生营销公司（NationalStudentMarketingCorporation），它的“故事”就是年轻人市场：美国现在一半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而这一半人口，根据专家的观点，每年支出450亿美元。那些时候，学生们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尽管更多情况下被当做商业的敌人而不是潜在消费者。然而，正当昙花一现的反传统文化盛行的时候，在登上头版的学生们占领学校大楼和破坏老师办公室的同时，校园里还出现了一种反反传统文化，那就是疯狂追求快钱，其孜孜不倦的程度堪与安德鲁·卡内基媲美。学生和新毕业生不再狂热于拯救世界，而是热衷于迅速致富。现在他们发现，通过做一些校园生意或者玩股票，就有可能在毕业之后甚至还可能在那之前很快实现目标。他们中的一名年轻人安德鲁·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这样描写1968年的普林斯顿：“一个男孩……在玩‘看涨和看跌期权’……每到午饭时间，这家伙就会沿着拿骚街走到甲乙丙丁经纪公司的本地办事处，我想他是要在Quotron上查询他的所有资产吧……还有个家伙每天接到他的经纪商打来的电话，永远是好消息……大厅的另一边是一家即将上市的小公司①，卖一种寿险和共同基金的混合品。有些晚上，蓝十字公司（BlueCross）的推销员会过来交流股票心得。他以每股50美分的价格买了一只叫做欧米加权益的股票……”
最大张旗鼓地开发年轻人市场的年轻人，或者至少让华尔街相信他在这样做的年轻人，是科尔特斯·韦斯利·兰德尔（CortesWesleyRandell）。他是华盛顿一名商业顾问的儿子，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能言善辩，笑容可掬，上过弗吉尼亚大学（他在该校写了一篇题目为“如何建立一家小企业”
的论文），在通用电气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工作过很短的时间，1965年，年近30岁的他在华盛顿成立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网罗了一批校园兼职学生，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发就业指南、从事市场研究以及销售海报和纸制衣物之类的时髦物品。公司发展迅速，截至1966年8月的第一个财政年度的销售额是16万美元，第二年则达到72.3万美元。1968年初正好赶上全国性的投机狂热，兰德尔已拥有近600名兼职学生，并准备让公司上市。而华尔街也迫不及待地迎接它。成为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发行承销商的不是查尔斯·普恩，而是老牌经纪商奥钦科洛斯信量诵雷德帕思公司（Auchincloss，ParkerandRedpath）；法律顾问是科文顿伯林律师事务所（CovingtonandBurling）；会计师是安达信（ArthurAndersonand
Company）。在这一豪华阵容的支持下，这只1968年4月24日以6美元发行的股票在当天涨到14美元，到6月初则涨到30美元。
凭借出售公司一半股票获得的数百万美元现金收入，以及余下的一半股票，兰德尔现在是富人了，并且一点也不打算掩盖这一事实。很快，他就买下了波托马克河岸的一幢豪宅，一艘55英尺长的游艇，和一架到处炫耀的70万美元的李尔喷气式飞机。作为公司总裁，他只拿2.4万美元的年薪，原因非常巧妙：通过避免为自己和同事支付高额薪水，他能提高公司利润，而利润才是真正的财富所在，至少对大笔股票期权的持有者来说是这样。股票上市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小事，科文顿伯林和安达信突然无理由辞职。事后看来，这是兰德尔和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罪恶的先兆。但在当时，华尔街没有人在意罪恶的先兆，更加不会把它们和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这样的射手股票联系在一起。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8)
于是，凭借一只被市场捧到市盈率100的火爆股票，兰德尔开始通过收购把他的公司变成巨人：1968年进行了6次收购，1969年则更多，其中包括三家校园巴士公司、亚瑟·弗罗默（ArthurFrommer）的低价导游公司、高中学生名单汇编公司、校园电话簿出版公司以及一些甚至与年轻人市场几乎没有关系的公司。由于这些用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收购来的公司市盈率相对较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每股盈余便随着每次收购自动上升。华尔街则对这种情况做出应有的反应：随着每股盈余的上升，买方出价也越来越高，不到年底，全国学生
营销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在场外交易市场从最初的6美元暴涨到82美元。
同时，兰德尔把公司总部从华盛顿搬到纽约，来到金融活动的第一线。很大程度上，他所鼓吹的企业风格与反传统文化毫无关系。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论多么以年轻人为中心或者本身多么年轻（他们中有些还不到20岁），并不喜欢留长发和胡子，不喜欢珠饰和牛仔裤，也不抽大麻；相反，他们穿着深色套装和窄领带，皮鞋擦得锃亮。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回应校园反叛情绪的主要行动，实际上也是唯一行动，似乎就是利用它销售静坐示威时使用的专用座垫。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全国学生营销公司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向年轻人销售商品和服务，而是向华尔街销售股票。
它在这种特殊行业获得的令人吃惊的成功成为华尔街那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兰德尔会邀请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参观他的豪宅，或者从他的李尔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拨打空中电话，来奉承和征服他们。预测来年的每股盈余比前一年提高两倍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并且他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年轻人，尤其当他的听众是愿意相信他的人们时。实际上，即使他不被完全相信，在短期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在1968年和1969年的市场上，只要被人们普遍相信，假象与事实又有什么区别呢？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芝加哥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和波士顿的道富基金在买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捐赠基金、通用电气养老基金以及芝加哥大学也在买。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堡垒是兰德尔还没有攻克的。
股票经纪商呢？他们对兰德尔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现在和未来的热情鼓吹产生质疑了吗？他会安排一些事情，让他们不敢质疑。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为他工作，为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物色收购对象，从而不断提高它的每股盈余，而作为丰厚的回报，他们也将得到大笔的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以股票形式获得这种猎头回报的包括W·E·赫顿（W.E.Hutton）、哈尔西（Halsey）、斯图尔特（Stuart）和史密斯·巴尼（SmithBarney）。显然，经纪公司有时发现能够通过向他们的客户推荐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获得报酬。于是，1969年，基德衅げ┑瞎驹谝环?7页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对这只股票的评论，不到一周之后，该公司获得了4000股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时价每股120美元，就因为它富有想象力和智慧地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推荐收购一家叫做斯塔基兴蛊ざ⊿tuckeyandSpear）的生产大学戒指的公司。
因此，金钱工厂是一条封闭的链条，只要链条不断，它就不会倒闭，同时，也只有链条不断，它才能够维系。当然，链条上薄弱的一环在于兰德尔的许诺与公司实际业绩之间的差距，因为，仔细一看，人们就能发现公司业绩实在平平。预测某年每股盈余将增长两倍之后，兰德尔发现自己不得不求助于创造性的会计操作才能使预测变成现实。在人为增高了当年的每股盈余之后，他又在游戏的内在驱动之下被迫预测来年每股盈余还会继续增长两倍，从而鞭策他的会计师登上创造性会计的高峰，以实现新的预测。华尔街对他的可信度的第一轮严肃检测在1969年底来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截至当年夏季的财政年度报告显示了大约350万美元的净利润，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兰德尔的预测。但为了实现这一数字，公司的会计师被迫在其他一些创造性处理之外，将53.3万美元的产品开发和启动成本递延到下一年，尽管费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将280万美元的“未开账单应收账款”记入收入，所谓未开账单应收账款，意思是没有收到钱是因为还没有向对方开出账单；并且或许最离奇的，是把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该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未收购的子公司的300万美元利润记入收入。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报表的一条不起眼的脚注中向投资者解释道，仅刨去最后一项，该公司1969年的利润就会全军覆没。
这份年报公布之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出现短暂下跌，之后又回到100倍的市盈率。但似乎有些华尔街人注意到了年报的脚注，股票分析师和投资机构开始在1969年底首次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出尖锐的质疑。同时，兰德尔开始受到公司内部同事的挤压。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在他每次公开发表声明的时候就躲到一边，更加保守的人甚至要求他辞去总裁职务。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游戏即将结束—他没能成功地开发年轻人市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因为他从未在开发股票市场之余认真开发过这个市场；并且，现在投资者终于醒悟了。然而，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1969年11月5日，面对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YorkSocietyofSecurityAnalysts）时，他一如既往地预测1970财政年度的每股盈余将比1969年增加近两倍。股票暴涨了20点，使兰德尔的个人资产上升到650万美元。他和他的同事私下对公司却抱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该公司及其要员在12月突然抛出了32.5万股股票。1970年1月，兰德尔顶着同事的疯狂反对（其中有些人此时最想干的事就是用口塞和胶带让他们的总裁闭嘴），发表了全国性讲话，仍然不断重申他对1970年每股盈余的预测。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9)
2月初，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财务副总裁向一群目瞪口呆的公司管理人员透露了一个爆炸性消息，那就是刚刚结束的一个季度实际上是亏损的。2月17日，兰德尔的嚣张终于偃旗息鼓，至少，在这一天对圣路易斯的证券分析师的演讲中，他只是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70年第一季度将是“盈利的”。他对事实的部分承认太勉强，也太晚了。第二天，在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管理层的恐慌当中，兰德尔辞去总裁职务。一周后，公司公布第一季度亏损120万美元，两天之后，公司羞愧地承认“存在将数字从一套报表转移到另一套报表的技术性错误”
，实际亏损更接近150万美元。到这时，这只股票的市场已经毫不意外地塌陷了：每股价格在12月还是140美元，现在已跌至50美元，并且还在迅速下跌；到7月，它将跌至31/2美元，损失几个月前最高价格的97%。可以预测，到那时，投资公众，包括许多具有实力的企业公民，对贩卖拥有时髦故事的公司股票的花言巧语的年轻人的印象将会更加恶化，即使不是变得更加英明。至于科特·兰德尔，他，以及他及时抛售股票获取的数百万美元，将一起消失在他的波托马克宫殿里。年轻人的短暂时代中，又一颗股市明星坠落了。
非常不错，但问题还没有获得解答。他如何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愚弄摩根担保、银行家信托、哈佛、康奈尔、所有那些机构投资者的智囊团以及无辜的投资公众呢？答案简单得令人难过：因为他能言善辩，而他们既贪婪又轻信。因为，在疯狂投机的年代，最稳健、最清醒的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在面对一个嘴角透着笑容、眼中闪着光芒的年轻人呈上的金矿幻境时，也会歇斯底里地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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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底，总统竞选进入高潮时，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M·尼克松向一群华尔街高层管理人员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批评了民主党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过度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表达了对继续实施这种政策“可能严重损害美国获得未来经济发展资金的能力”的担忧，并且承诺在他的执政下，对证券业的监管将相对消极和宽松。
[尼克松写道］市场的自由和健康运行对投资者至关重要……我们的证券法旨在通过确保完整和完全的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我认为应该彻底实施证券法，以实现对投资者的绝对保护……然而，当前[民主党］政府的哲学是，仅仅信息披露还不够，政府能够为投资者做出比他们自己能够做出的更好决策。我反对这种哲学。
华尔街震惊了。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所反对的，当然，正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数百万人参与股票市场的时代，仅仅信息的完全披露绝不足以保护普通投资者。他正在明确而鲜明地表达取消卡里和科恩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的积极监管，以及把时钟拨回老“艾森豪威尔繁荣”时代的意图。华尔街的智者们都很疑惑，正当一场新的投机狂欢向高潮进发时，当搅拌客户投资组合的经纪商、购买存信股票的共同基金和规避法律的离岸基金正在嘲笑“完全披露”并用新的手段玩弄不谙世事的投资者时，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吗？
华尔街的一些人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显然，存放甜饼的橱柜再也不会受到看管或者被上锁了。也有人感到惊惶。“我完全被迷惑了，”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级合伙人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存在了三十多年了，一直履行着它的职责。市场需要监管。”实际上，很多务实的华尔街人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予公众对证券的信心对证券业是一个积极因素，对它或者它的权威的任何削弱都是不好的。不过，人们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是不是真的打算像他说的那样做，还存在广泛的怀疑，这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惊惶。人们普遍知道，尼克松的竞选资金大部分来自华尔街，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副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BernardJ.
Lasker）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主要出资人，狄龙欣锏鹿荆―illonRead）的彼得·M·弗兰尼根（PeterM.Flanigan，后来是白宫富有争议的高级助理）是竞选的关键人物。人们推测，或许尼克松只是以政治竞选中的巧言令色精神，试图只拣他认为华尔街喜欢听的说。甚至有传言说，那封信不经候选人过目就被发了出去，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支持者大力推动了这一传言。
这种推测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当中忠于职守和富有才干的成员和员工毫无安慰作用。假如尼克松当选，他们所面临的，毫无疑问，是在一个要么反对他们的一切努力，要么做出反对的样子的总统手下工作。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不令他们的士气受到打击。科恩担任主席的四年期间，证券交易委员会着重实施监管，而轻于纸面工作，但起码它既富想象力又富进取性，使大部分员工既充满干劲又感到愉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内部人都明白，在这里表现出众的人都既坚持原则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华尔街和律师事务所总有更高薪水的职位等着他们。现在，尼克松的这封信使这样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这封信公开后几周之内，一小部分人才从证券交易委员会流失。11月，尼克松当选后，人才开始大规模流失。
一群富有才干、经验和动力的中坚分子留了下来，进入新政府领导下的新的一年。他们仍然从事着审批新股票登记的日常工作，等着看尼克松将任命谁为科恩的继任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中的激进主义者来说，尼克松2月任命的人选绝非令人愉快的人选。哈默·H·巴奇是一个身材矮小、秃顶的前国会议员，来自爱达荷州，在政治上受到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保护，后者曾在1964年作为共和党人受约翰逊总统的指派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巴奇法官—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曾在爱达荷州担任过很短时间的联邦法官，或许还因为这样称呼很好听—碰巧曾坐在科恩的左边，科恩曾多次嘲笑这一称呼。从政治上讲，巴奇法官绝不比科恩左。相反，他是一个有着中庸共和党人思想的和蔼可亲的共和党人，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角色和职责，他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10)
上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天，巴奇出乎人们意料地强烈公开攻击了联合企业和它们在股票市场上与共同基金勾结的行为，标志着尼克松执政运动的开始。最终，大法官理查德·W·麦克拉伦（RichardW.
McLaren）的办公室将成为这一运动的指挥中心。但巴奇最初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只是昙花一现。与司法部不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限制联合企业的势力。当1969年夏季到来，华尔街到处盛行的投机泡沫即将撑破时，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现出昏昏欲睡的迹象。按照尼克松的承诺，“过度监管”消失了；证券交易委
员会没有制定任何管理计划的迹象；有传言（后来被证实）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自1968年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的大规模研究逐渐停止；甚至有证据显示，反股票市场欺诈的基本监管活动也被放松。最令人吃惊的是，7月，公众不慎了解到，巴奇法官虽然担任着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却坦然地接受了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InvestorsDiversifiedServices）年薪8万美元的一个职位，该公司正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范围内的一家大型共同基金。
考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正在与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就其经营方式展开讨论这一事实，巴奇的行为已构成丑闻，至少对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来说是这样。巴奇法官对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出了令其满意的解释。但即使按照最宽容的解释，巴奇在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职务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他上任才6个月的时候，接受高薪业界职务的草率行为，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树立了最糟糕、最打击士气的榜样。可以预见，他们效仿了这一榜样。到5月，对如此多出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辞职，巴奇法官开始表现出惊恐和疑惑。
到1969年秋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才储备和士气都达到最低点。尼克松任命的两名新委员，一个纽约州北部来的会计师和一个保守的毫无证券业背景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加强了放任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的对股票经纪收费的听证会仍然悬而未决。巴奇法官欢欣鼓舞地向华尔街保证，它将进入“自我监管”，从他的办公室不会发出对它的干预。一名醒悟过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员工发出听天由命的保守评论：“监管正在放缓。”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并未放缓。从证券登记、颁布新法规而不是实施现有法规的意义上讲，证券交易委员会比以前更繁忙了，新的股票和证券登记申请滚滚而来—7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有1
000项申请，金额达到120亿美元—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办理申请的商人们需要领取号码来确定顺序，就像拥挤的肉铺门前的消费者。与其他登记机构一样，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前来登记新发行证券的公司收取费用。收费的目的是弥补员工成本，并为委员会的执法、监管和计划等其他活动提供资金。196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收费颇丰，而支出颇低。于是，本应该由于其对华尔街的监管工作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报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这一年年终，自己的盈亏线却显示—盈利。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1)
一年半内3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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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20年代的相似性来讲，1970年年初与1929年春末非常相似。这两个时期，全美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甚至全面萧条的迹象，共和党都刚刚步履蹒跚地执政一年左右，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政治客户—商业界。这两个时期，二流股票都出现了陡然下跌—一种隐性崩盘，因为流行的股票指数无法使之显现出来。这两个时期，投机情绪都继续高涨，银根却出现历史性的紧缩；这两个时期，政府一方面试图压制投机和通货膨胀，一方面试图带领经济走出衰退，联邦储备委员会都疯狂地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却收效甚微。
但至少二者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1929年，股票市场空前绝后地成为全国性狂热，随着它的瓦解，人们对它的兴趣反而上升；而在1970年，投资者的情绪却是一种宿命的情绪，华尔街在遭受股票价格下跌的同时，还遭受了交易量的下跌。
道琼斯指数年初为800点左右，比1969年年初下降了大约15%。整个1月，市场都在缓慢而无情地下跌，到29日，道琼斯指数降至768点，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2月和3月，出现微弱反弹，但交易量仍然很低。以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例，交易量日复一日地创下本年最低纪录，尤其是3月纽约市邮递员罢工期间。终于适应了1968年和1969年每天数百万股交易量的经纪公司，由于成本高昂，现在需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到1200万股才能赚取足以弥补成本的佣金。现在他们正在快速亏损，到4月的第一周，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得不同意对所有1000股以下的交易征收15美元的附加佣金。有的人，比如汉斯·瑞尼西（HansReinisch），一个自诩为证券业的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①的年轻人，认为在大机构投资者近来被允许支付较低佣金的情况下，为了无法盈利的经纪公司这样惩罚小投资者，既荒谬又不公平。但必须迅速采取某种措施，而这就是华尔街领导层和尼克松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应该做的。
几乎就在同时，股价下跌的速度突然加快。4月22日，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股票出现突然而神秘的崩盘，罗斯·佩罗遭受历史性的损失。两天后，道琼斯指数缩水至750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中大约1/4都跌至全年最低点。到4月27日，道琼斯指数跌至735点，经济分析家艾略特·简维（有人称他为“灾难简维”，因为他是华尔街最热衷于预测灾难的人）认为，它必然会跌至700点以下，甚至大幅低于这一水平。28日，道琼斯指数落至724点，尼克松总统试图力挽狂澜，他说，假如他有闲钱，他会立即购买股票。
（请注意：1929年10月25日，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胡佛总统说：“全国经济基础……仍然坚实，并且前景良好。”胡佛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有钱投资于股票，但5天之后，也即股市出现进一步灾难性下滑之后，老约翰·D·洛克菲勒说：“我和我的儿子几天来一直在购买基本情况良好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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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970年的主席，注定要成为华尔街毁灭性动荡中的关键人物。他就是伯纳德·J·拉斯克，他一直被叫做班尼，是个高个子，外表像运动员，59岁，有一种正规军高级军官敏感而半疏离的奇怪领导气质。从性格和背景来讲，他与他1929年的同任，人们忌讳提起的理查德·惠特尼，形成鲜明的对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比。惠特尼的出身对这个国家来说高贵得无可挑剔—17世纪马萨诸塞州定居者的后代，父亲是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叔叔曾经是摩根的合伙人，毕业于格罗顿和哈佛，岳父是联合俱乐部总裁；而拉斯克的父亲是海狸街一名海绵和海羚羊的犹太进口商，那是一个蜷缩在高贵的华尔街的影子下的一个古老而破旧的商业区。惠特尼毋庸置疑的领导能力来自他对于他认为比他低等的人们的傲慢和轻蔑；而拉斯克非常平易近人，他的领导能力来自一个雄心勃勃而心胸广阔的商人无可比拟的执著，当然，惠特尼会称之为“顽固”。最后，拥有出众外表和美国圣公会教徒气质的惠特尼最终被曝是一个惯盗，而举止直率的拉斯克则绝对是一个有坚定的责任感和正直的职业操守的人。
拉斯克1910年出生于纽约市，在西区大道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上过私立走读学校。老拉斯克在儿子14岁时去世，海绵生意几年后就被杜邦的人造海绵摧毁，家里再没有钱供拉斯克上大学。于是，17岁时，他在华尔街当了赫施欣龆荆℉irsch，LilienthalandCompany）的一名送信员。他按部就班地往上爬—买卖部、订单室、客户经理、分公司副经理—193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最终，他成为拉斯克兴雇ㄐ斯特恩公司（Lasker，Stoneand
Stern）的合伙人，后来成为高级合伙人。这是家专业公司，成员几乎都从事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业务，从事套利、股票经纪和场内交易，从不直接与公众做交易。按照事情的自然进展，拉斯克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管理层：1965年进入管理委员会，1967年成为副主席，1969年春天当选为主席，接替古斯塔夫·利维。拉斯克毫不掩饰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以及自己在这个权威机构中的职位的热爱，全心全意地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中心。他立即投入到没有酬劳的主席职务当中，在履行志愿职责的同时，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司事务（实际上，惠特尼也曾如此）。但他上任之时，并不清楚这些职责会有多么繁重，它们所要求的精力和能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具备，也不知道它们会如何依赖于他与理查德·M·尼克松的长期私人友谊。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2)
与许多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人一样，直率的班尼·拉斯克是一个好战的保守派，总是热切地赞美慷慨培育了他的自由企业制度，每当有人批评它时，他总是立即跳起来反击或者进行耐心的解释。实际上，人们很容易把他看做本能上甚至信仰上的共和党人。如果遇见一个共和党人，拉斯克会自动把他当成朋友；相反，如果发现他本能喜欢的某个人不是共和党人，他会觉得很奇怪。有时，这种原始的信仰形式会导致失望。比如，1965年，拉斯克（虽然心怀疑虑）曾担任纽约市共和党市长候选人约翰·林赛的财务主席，但竞选胜利几个月后，
当林赛市长决定增加华尔街的证券交易税时，拉斯克对林赛的好感顿时消失殆尽。总体而言，他对共和党及其成员的信仰似乎对他大有好处。在他与尼克松的关系当中，则绝对如此。他最初是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出资人与尼克松建立了联系。第二年，当这位失利的候选人造访纽约时，他拜访了拉斯克，感谢他在竞选中的努力，并提议从未碰面的他们现在见一面。两人在广场饭店见面，一见如故。尼克松从未去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于是拉斯克带他去了。前总统候选人对眼前的景象非常着迷，于是留下来吃了一顿很长的午饭。然后，当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利，跌至政治生涯的最低谷，并暂时放弃政治，来到纽约从事法律工作时，拉斯克夫妇或多或少地照顾了这位新来纽约的人：他们帮助尼克松一家找到了一处公寓，拉斯克夫人则帮助尼克松夫人找到了一个裁缝，两家人还经常一起吃饭。然而，拉斯克1964年才在无意之中让未来的总统欠下他最大的人情。尼克松后来说，正是拉斯克说服他放弃在那个民主党大行其道的年份再次竞选总统，才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
于是，当拉斯克196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时，交易所在政府拥有了一位朋友，这从总统为拉斯克的当选发来的电报可以看出来，拉斯克后来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亲爱的班尼，我昨天已经说过，我非常高兴你当选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领导人。你的领导能力和品质使你成为此时当选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我和帕特都祝贺你，并向你致以热切的问候。理查德·尼克松。”同时，他对共和党的信仰开始出现新的异常。拉斯克无法回避在管理工作中最亲密合作的人，交易所的带薪总裁罗伯特·哈克，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一个性格与拉斯克大相径庭的人。另一方面，和蔼可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巴奇法官是共和党人，因此也是拉斯克感到亲近的人，据说这种亲近与证券交易委员会1970年4月同意那15美元的附加佣金大有关系。于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没有与他逻辑上的朋友，交易所的行政长官，保持良好的关系，反而与他逻辑上的敌人，执华尔街牛耳的监管机构的领导人，发展了异常良好的关系。使事情进一步复杂从而达到完全讽刺地步的是，哈克与巴奇合不来，原因非常奇怪，那就是这位华尔街人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太右了，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认为华尔街人太左了。
人们很难想象，假如拉斯克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而华盛顿政府是民主党政府，在1970年大危机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与政府的关系将会怎样。事实证明，尼克松是对的。从华尔街的角度看，拉斯克确实是此时此刻的不二人选，因为他获得了总统的欣赏和信任，总统在电报中向主席表达的信任将不证自明。4月29日，美军入侵柬埔寨，这一天股票价格继续下跌。拉斯克开始动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在拉斯克的建议和尼克松的准许下，他和一批华尔街其他领导人在白宫会见了一些顶级政府官员，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McCracken）。双方相互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美林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里根（DonaldRegan）后来说：“会议的基调令人沮丧。”不过，它开通了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在未来的几周将发挥关键作用。
5月初，华尔街的情况进一步恶化。5月3日，曾经专门撰书研究1929年大崩盘的加尔布雷思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与1929年的一系列惊人相似之处：过度投机，控股公司过度负债，投资基金过度膨胀，有些基金只投资于其他基金，等等。4日，道琼斯指数遭遇7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于714点。第二天，政府首次采取主动措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购买股票的最低现金保证金比率从80%降至65%。但市场下跌的势头太强了，仅仅放宽信用不足以扭转它，5月1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700点，收于694点。交易量仍然相对较低。这不是恐慌，而是恐惧—“一种神经衰弱症”，尼克松的管理预算局的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说。舒尔茨没有说的是，这种恐惧，或者神经衰弱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尼克松政府在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导致的。其他的不说，单是美军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已让全美震惊。展望未来，人们只能看到更多徒劳无益的海外战争和国内暴力。此时，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购买股票。
庞大的股票蚁丘和信用网络正在崩塌，与它们一起毁灭的是它们的建造者。康菲尔德的迅速陨落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在6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投资和贷款不慎损失了7500万美元，1969年底还是20多美元一股的股票，现在只卖2美元；5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气氛激烈的董事会上，董事们迫使康菲尔德辞去董事长职务。5月17日的达拉斯，詹姆斯·凌的凌·特姆科·沃特公司正遭受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深陷于巨额债务之中，连利息都支付不起，股票从最高的170美元一股跌至16美元左右。凌在公司债权人的压力下，默默辞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职务。就这样，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联合企业之王和共同基金之王双双从王位跌落。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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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克知道现在是使出最后一招的时候了。他想与尼克松进行一次私人会面，他认为尼克松完全把股票市场及其造成的影响放在国际事务和通货膨胀之后。5月20日下午，他被通知总统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接见他。拉斯克几乎整晚没睡，把他要说的内容记下来，在搭早班飞机奔赴华盛顿的路上，他还在做笔记。他8点15分到达白宫，来到总统秘书罗斯·伍兹（
RoseWoods）的办公室，在那里对他的笔记又做了一个小时的最后修改。然后，他来到街对面的行政大楼，拜访了他的朋友副总统阿格纽（Agnew）。在这次拜访中，他收到了副总统秘书爱丽斯·弗林格（AliceFringer）的急切求救。她对他说，她把大部分积蓄都投入了一只共同基金，却发现它的价格已经跌得低于她购买时的价钱。“告诉我该怎么做，”她请求着，“我不能损失这笔钱。”大吃一惊的拉斯克并没有立即给她答复。
“像和巴奇在一起时一样放松！”拉斯克在长达5页的笔记的第一页顶端这样提醒自己。“自1929年以来最糟糕的市场崩盘，现在还没有减轻的迹象。信心是最大的问题。”拉斯克后面的笔记主要是经济分析、关于工资和价格控制及政府采购政策的具体建议，以及另一次1929年大崩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最后被引进总统办公室时，问候和寒暄过后，拉斯克立即打开手提箱，拿出他的笔记。“那是什么？”尼克松问。拉斯克用纽约股票交易所式的幽默回答说他带来了他的午餐，因为他再也吃不起餐馆了。他得到了总统的开怀大笑。他接着说，美国“离另一次1929大崩盘的午夜只有5分钟”，要想避免这样的灾难，总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突然，拉斯克发现，他可以抛弃他所准备的事实和数字，用具体到个人的方式最好地表达出形势的严峻性。于是，他把精心准备的笔记扔到一边，以戏剧化的强调方式复述了阿格纽秘书的事，以及她对于她在共同基金投资的担忧。
“告诉她不要卖掉股份。”尼克松立即说。
“你来告诉她，总统先生。”拉斯克恢复了高级军官的语气。
尼克松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个人达成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组织并宣传一次大型白宫宴会，邀请政府、华尔街和商界的高级官员参加，向全美显示政府是真正关心股市形势，并准备尽可能挽救它的。（1929年3月，临近大崩盘之时，理查德·惠特尼来到白宫向胡佛总统报告了股市形势。之后投资者信心出现短暂的提升。）
拉斯克同一天回到华尔街，对他在白宫的听众非常满意。这天下午，他与把握债券市场命脉的比利·所罗门（BillySalomon）会谈。后者告诉他，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天突然开始通过购买债券为经济注入货币供给，拉斯克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成功警告尼克松的第一个成果。白宫宴会计划还没有向公众宣布，但是正在进行。股市继续下跌，拉斯克所说的最后5分钟正在慢慢消逝。5月22日，道琼斯指数达到1963年以来的新低，美林不得不要求其以部分信用方式购买股票的客户追加1150万美元的保证金。周末的休市没能阻止市场的下滑，5月25日，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20.81点，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盘时勉强高于640点。简维开始预测股市跌破500点大关了。
午夜的钟声似乎就要敲响，恐慌即将爆发。星期一下午，股市收盘之后，经纪投资界从道琼斯新闻报道中得知了计划中的白宫宴会的消息。宴会将在27日星期三举行，六十多名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将参加宴会。然而，人们对总统对华尔街命运的关心的领会没有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天，星期二，道琼斯指数又下跌9点，跌至631点。接着，在星期二的晚间电视新闻和星期三的早间报纸报道和评论中，这一即将到来的盛事的巨大影响似乎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在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总统宴会和具有惊人经济意义的鸡尾酒会之后，道琼斯指数星期三上跃32.04点，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
宣布之时就已经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宴会本身则有些虎头蛇尾，甚至有些闹剧色彩。（没有记者在场，没有关于宴会进程的正式报道。但是，我们有不同参与者的叙述为据，尤其是美林的唐纳德·里根，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白宫的国家宴会厅，政府、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悉数到场。政府这边，除总统以外，还有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Burns）、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Stans）、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Mitchell），以及总统特别助理彼得·弗兰尼根、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Colson）和威廉·撒费尔（WilliamSafire）。商界人士有通用汽车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洛希（JamesRoche）、美国电话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哈罗德·吉宁、保诚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麦克诺顿（Donald
MacNaughton），以及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Richfield）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安德森（RobertAnderson）。华尔街的代表除里根和拉斯克外，还有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哈克、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索尔，以及几家最大经纪公司的老板。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4)
龙虾鸡尾酒、威灵顿牛排、罗斯柴尔德拉菲堡1962年红酒—在白宫的股票市场之夜除了喝一杯罗斯柴尔德拉菲堡红酒之外还有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严肃而怪异，甚至有些可怕。总统最先发言。他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东南亚地图，把三个星期前入侵柬埔寨说成自麦克阿瑟1950年登陆朝鲜仁川以来美国最成功的军事行动。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把这样一次国家胜利看成抛售股票的契机？他说，其实它应该被当做极大的利好消息。他预测，国内经济将恢复增长，下半年通货膨胀将放缓。拉斯克接下来发言，他心急如焚地强调，股
市的大面积复苏有赖于政府的三项措施：美军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划从柬埔寨撤军，美联储明确表现出对政府债券价格的支持，以及美联储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货币供给。下一个发言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向在座的人保证，美联储完全了解华尔街当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明确而令人满意地表示，美联储准备履行最后放款人的职责。实际上，这是整个晚上政府做出的对建设性经济措施的唯一具体保证。
伯恩斯讲话之后，尼克松号召大家提问。有人问总统打算如何对待美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校园反叛行为。总统回答，对于抗议学生，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显然这一回答令所有人满意。据里根叙述：“他说，他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看到所有同盟国的破产，或者看到我们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从能够获得的记录来看，宴会最后变成了某种疯狂的茶话会，不同的出席者表达着自己的优先利益，而对别人的考虑漠不关心，他们的观点不比国家宴会厅以外的普通市民更加接近事实。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一位几乎所有在场人士都不认识的名叫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Cohen）的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使形势很快演变成对政府政策长达10分钟的鞭笞—经济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伯恩斯博士对总统提出的糟糕的经济建议（发言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按里根的话说，“在过多的领域表达过多的建议”。随着科恩继续激烈而不留情面地发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商界、金融界和政府共同参加的宴会上，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普遍的恐惧和惊慌。里根碰巧坐在科恩旁边，他不断拉他的衣摆，试图让他坐下，但都没有用，科恩顽固地站着发表讲话。当科恩终于结束长篇演说坐回座位上时，总统冷静地接着他的话往下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几分钟后，总统就赢得了普遍的掌声。
这是怎么回事？伊西·科恩是谁，他去那儿干什么？“他要在那儿干什么？”班尼·拉斯克后来问，委婉地表达出他的愤怒。“他是民主党人！”至少，科恩绝不是一个地位可与其他在场者相比的商人。实际上，他是约瑟夫·科恩父子公司（JosephCohenandSons）的一位领导人，这家公司在纽约和费城生产男装，最近刚与飞速美国公司合并。读者可能还记得，后者是风光一时的以色列人梅苏莱姆·里克里斯领导下的联合企业。简言之，科恩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某个参与准备宴会的人的疏忽大意。我们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疏忽大意者，以及科恩本人，因为他们使总统的宴会变得比任何人计划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代表美国人的心声。
历史充满了讽刺，托这次白宫虚张声势的宴会的福，美国勉强幸免于“另一次1929年”。（“如果市场跌破了600点，它也有可能跌破400点。”拉斯克后来说。）这次宴会在许多方面与理查德·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恐慌最盛的时候，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股票的著名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华尔街第二天流传的关于宴会的报道着重于伯恩斯的保证，而不是科恩的质疑，市场出现上涨。当天，道琼斯指数上升21点，第二天，星期五，突破700点。6月初，市场又出现新一轮的下滑，并且21日人们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CentralRailroad
Company）由于事后看来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管理层的原因，突然破产，这时市场大有崩盘之势。这一次，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信心，而是更加触及经济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商业票据市场”的生存。这个市场是企业间的信贷系统，各企业在其中相互进行无担保的短期借款，1970年6月，该系统的借贷总额为400亿美元。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商业票据的失效，那些不幸借给它数千万美元的公司本身也将有可能无法履行自己的偿债义务，而它们的商业票据放款人又可能突然拒绝将贷款展期，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典型的全国性货币公司恐慌，当然，还有股市崩盘。但这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备采取行动。它事先就获得了警告，于是针对这种典型的困境采取了经典的补救方法，大大敞开了通常严格控制的贷款窗口，暂停对各银行的最高利率加以限制，从而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供给，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连锁反应的发生。平时动作迟缓的美联储这一次反应迅捷，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的破产成为个别悲剧，而非全国性灾难。7月初，道琼斯指数开始了长期稳定的上涨，并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终突破84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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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比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变和人们对事件演变的态度，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客观数据。从1929年9月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从1968年12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5月的最低点，该指数从985点跌至631点，跌幅约36%。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与1929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光看这个标准是不够的。道琼斯指数准确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场，那时，不论是油漆匠还是办公室女孩都大笔买进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车和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但很遗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场，因为人们大笔买进的是控制数据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个名叫马克斯·夏皮罗（MaxShapiro）的金融分析师在1971年1月的《邓氏评论》（Dun誷
Review）上撰文，试图构造一个更适应新形势的市场标准。作为代表老时代的道琼斯指数的现代版，夏皮罗列出了一份20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单—10只最大的联合企业股票，包括利顿、海湾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计算机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5)
里欣嫉拢?0只技术股票，包括宝丽来、施乐和仙童照相。夏皮罗发现，1969~1970年之间，其中10只联合企业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6%，10只计算机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0%，10只技术股票的平均跌幅是77%。全部30只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1%。即使刨去夏皮罗事后诸葛亮才能选对股票的事实，他的分析仍然有力地显示，以新手投资者最有可能大笔投资的股票的表现来衡量，1969~1970年的大崩盘完全可以与1929年相提并论
并且，按照受影响的人数和他们的总损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盘比1929~1932年严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万美国人拥有股票；1970年，按照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骄傲统计，美国有3100万股民。至于股民的总损失，1929年9~11月，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丧失了大约30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则损失了数十亿美元；1969~1970年的这一损失，包括在最大两家交易所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总共超过3000亿美元，是前一个数字的10倍。
一年半内3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共同基金为了获得短期业绩虚增未登记的存信股票的价值酿成的苦果。不过，后一次大崩盘造成的人性和社会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实。这时的美国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场失败者能够更好地消化他们的损失，而且此时更富智慧和责任感的国家监管也保护了投资者，使他们免受轻信和贪婪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惩罚。1929年，政府对借钱购买股票没有任何限制，人们可以随意以10%或20%的保证金把积蓄投入股票，从而面临市场下跌10%~20%就赔个精光的自杀性风险。美联储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高达80%）使得投资者，除少数人发现了极端高明的规避方法外，必须提供相对于他们的风险而言充足得多的现金，这正是防止1929年大规模个人悲剧重复上演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资者很难彻底赔光。实际的结果只不过是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生活出现困苦，而不是遭遇灾难。如果说人们在1970年只会听说股票投资者生活困难，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杀的话，大部分功劳都归于罗斯福新政的一项关键改革性法规，《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Actof1934），它（以及许多别的因素）赋予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理股票市场信贷的权利。在老式自由主义遭到辱骂和耻笑的同时，虽然不为人注意或欣赏，仍然存在的大量老式自由主义卑微却显著地证明，40年来，美国毕竟获得了一些教训。
当然，与其说是由于更加英明的政府政策，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工业力量的强大，与1929年不同，1970年的大崩盘之后没有发生灾难性的萧条。不过，也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萧条。1932年，曾有高达1/4的全美劳工失业，而在1971年最糟糕的日子里，失业率也只是刚刚超过6%。但这已足够糟糕了，尤其是（与1932年不同）大部分失业集中于大城市的黑人区。而在这些区域，失业率有时确实超过了25%。总统1970年的经济报告含糊其辞：它提到“放缓”、“产出减少”、“很多方面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表现，却只字不提“衰退”，更不要说“萧条”。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试图将形势粉饰得光明一些时竟然使用了“增长衰退”这个自曝其短的词。
但对外行人士来说，1970年处处明白显示着衰退的迹象。10月，劳工统计局报告说，全国劳工失业率为5.2%，年龄不到20岁的城市男性黑人失业率为34.9%。同时，衰退开始向经济阶梯的上层蔓延。经济衰退的潮水从未打湿过富人的衣裳，更不要说把他们浸透—公司老总们凭借天文数字的薪水过得好好的，银行则由于持续紧缩的银根飞黄腾达—但在1970年的秋天，经济衰退的潮水吞没了中产阶级。一名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Steelworkers）的组织者曾对撰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编年史的作家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说：“一个在家附近的银行兑现半月一张的薪水支票的人，前几年拿出的支票都是每张300~400美元，现在他只能拿回家150~170美元。”一名22岁的年轻人则这样描述年轻人反传统文化年代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大部分留着长发的人都不得不为狗一样低贱的工资工作。没多少地方能雇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你知道，每小时1.75美元。就像黑人一样。”
10月，航空公司由于预计全年总损失至少为1亿美元，削减了奢侈服务：用三明治取代牛排，用纸巾取代毛巾，减少空中电影，不再供应昂贵的澳大利亚坚果制成的小吃。同月，劳工部确定了35个有“严重或持续”失业问题的主要劳工区；优化商务局理事会（CouncilofBetterBusinessBureaus）估计当前有40万名失业的管理人员；大公司开始大幅削减管理人员和白领员工的工资。例如，马萨诸塞诺顿公司（NortonCompanyofMassachusetts）削减了5000名经理和白领员工15%的薪水，这意味着，一名年薪2.5万美元的员工每周少领取72美元。到11月，在纽约显而易见的是，申请福利救济的非波多黎各白人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增加得更快。在纽约州就业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士就业中心，要求领取失业救济的专业和管理人士在一年内增加了100%还多。人们开始听说股票经纪商开出租车，艺术总监从事版面设计，会计师接受锐减的工资并有生以来第一次支付中介费。这年冬天的曼哈顿，供出租的豪华轿车供过于求；许多歌剧赞助商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几乎每场大都会歌剧院演出都有空座的情况；许多以前光顾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FifthAvenue）①
的消费者现在选择光顾Klein’s或Alexander’s，许多原来的出租车乘客现在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12月，大学里的就业指导员开始向毕业生告知职位的大幅减少，并警告他们对第一份工作挑挑拣拣的日子结束了。大部分大工业公司开始大幅减少校园招聘，有的削减幅度达到一半。高学历就业市场变成小型灾区，新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找到工作的比率只有前一年的一半。习惯于看着有钱的家长们为子女的就读发愁的城市私立学校，突然间互相展开竞争，争夺稀少的申请者。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6)
诸如此类。没有出现排队领取面包的情况，但人们现在吃的是面包，而不是蛋糕，苹果而不是火焰冰山。而忧虑的政客们对不断恶化的形势的反应则更加讽刺地重演了历史。1970年即将结束，国民生产总值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全国工业只实现了生产能力的3/
4，经国会同意，总统开始运用赫伯特·胡佛的应急点滴投资理论，试图通过国家向商界的转移支付，保住旧有工作职位，并创造新的职位。到年底，国会已经投票通过了赋予洛克希德飞机公司2.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试图以经济援助使该公司免于破产，从而保住6万名员工的工
作；破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即将获得1.2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使它的火车能够继续运行，它的员工能够继续工作；一家新的政府公司美国铁路（Amtrak）正在组建，它将经营全美所有的城际铁路；政府的造船部门也将迅速扩大。一切都很像胡佛的著名商业救济之举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的再现，不同在于复兴金融公司与请求帮助者之间展开了比现在的尼克松政府更为艰难的讨价还价。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两个时期新的相似之处不断出现。1971年，尼克松不断否定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计划，就像胡佛1930年和1931年所做的那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疲软。当美国1933年4月18日最终被迫放弃美元兑黄金的承诺时，离1929年股市崩盘正好过去了三年半。这一次，政治需要战胜国家荣誉的一幕降临得更快。当1933年美元失去与黄金的兑换能力的旧事于1971年8月重现时，距离1970年大崩盘只有一年。
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似乎变成了不断重复的噩梦，而美国就是不能从中醒来。但对华尔街来说，这一次噩梦有了新的内容。1970年下半年，华尔街，与其不幸的投资者不同，表现出陷入不可逆转的破产迹象，美国证券市场即将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
第八章 沸腾的岁月(1)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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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沸腾岁月的墓志铭：
1970年10月中旬，格莱姆克公司管理层中止其濒临崩溃的离岸基金的赎回和销售的前一周，皮埃尔·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伦敦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亲切地对一名记者说：“离岸业务是一只死鸭。”于是，曾经38美元一股的格莱姆克公司股票以1.5美元就能买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尔德（更准确地说，曾经的伯尼·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一大笔优先股在日内瓦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转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间，28家最大对冲基金的资产下降了70%，合7.5亿美元。（理论上讲，在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对冲基金的组合能够帮助它从市场崩盘中幸存，或许还能从中牟利。但只是理论上。组合不是天才，即使对高高在上的对冲基金来说，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涨的市场。实际上，它们的经理与其他人一样被沸腾的情绪左右，干脆忘记了及时对冲风险。他们中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碰到极佳的运气，或者说做出了极佳的判断，在1970年5月27日市场转向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卖空，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一家1971年倒闭的对冲基金的严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板劳伦斯·蒂施、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andCompany）的合伙人利昂·利维（LeonLevy）、华纳兄弟公司（WarnerBrothersSevenArts）前老板艾略特·海曼（EliotHyman）以及唐纳森、卢弗金和简莱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卢弗金（DanLufkin）。愚蠢的投资者可以在一起落马的最聪明的投资者，或者说前投资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纪基金》（TwentiethCenturyFund）发表了沃顿商学院教师欧文·弗兰德（IrwinFriend）、吉恩·克罗基特（JeanCrockett）和马歇尔·布鲁姆（MarshallBlume）撰写的关于共同基金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权或非加权投资带来的收益率，高于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间的总体收益率。”简单地说，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亦步亦趋地选择股票比把自己的钱交给专业投资组合经理更加有效。
如果说这一结论暗示着快枪手基金经理们的投资业绩不过是大众的疯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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