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岁月》
作者：[美]约翰·布鲁克斯
简介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狂飙突进，崩盘与兴起并存的10年!《财富》推荐语：其自信的商业写作手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本书讲述了美国金融史上一个关键时代的故事。那是发球年轻人革命、擅长和绩效理念、投资快抢手和共同基金的10年，见证了新股风潮、创造性会计、投资明星层出不穷以及联合企业的10年。关于20世纪60年代有许多著作，但很少有作品能抓住这个关键时代在华尔街真正发生的事情。
序言
“可以想见，本书或许是为‘华尔街’时代撰写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约翰·布鲁克斯这样结束了他关于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著名专著。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预言的结局。在华尔街时代，关于华尔街的书一本本不断涌现。自《沸腾的岁月》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关于华尔街的书可以填满一座小型图书馆。仅仅是过去数年，我就收到过许多关于高盛（Goldman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美林（MerrillLynch）、贝尔斯登（BearStearns）、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Steinhardt
）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Milken）的著作的手稿、大纲或出版意向书。一个名叫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Niederhoffer）的华尔街三流经纪商都发表了一本四百多页的大部头自传，取名《投机客养成教育》（EducationofaSpeculator），然后很快在投机中弄丢了饭碗。现如今，没有哪本关于钱的书会被出版商认为微不足道，或者构思糟糕。
布鲁克斯本人对这种状况也负有一定责任。他正是率先证明了一个门外汉也能进入华尔街，写出翔实的长篇故事，并让仅受过一般教育、基本上对金融一无所知的外行人也能看懂它的记者之一。《沸腾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书。
关于华尔街的书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那就是读完后你会掩卷叹息，对自己说，事物的变化越多，就越会保持不变。［或者像布鲁克斯毫无疑问会对他的《纽约客》（NewYorker）的老读者们说的，“越变，越没变”。］在本书中，有大量让你产生如此感想的描述。当股票市场一路飙升时，一些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风潮观察家所熟悉的角色登上舞台。继60年代富达基金（Fidelity）的杰拉尔德·蔡（GeraldTsai）之后，有了90年代富达基金的杰夫·维尼克（JeffVinik）。在索然离群的对冲基金经理A·W·琼斯（A.W.
Jones）之后，人们在乔治·索罗斯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在6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之后，是9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布鲁克斯写道：“在商业禀性根深蒂固的美国，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内在稳定机制，不论精神上的还是操作上的，使人们能够眼看着竞争者攥取新的生意而自己不去抓住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宁愿在一片混乱中暂时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愿意少赚一点而维持长远的秩序和理智。”
但对约翰·布鲁克斯今天的读者们来说，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与60年代市场的不同。比如，在布鲁克斯的书中没有能与今天的科技股票真正对应的东西。没有国外市场，没有债券，甚至基本上没有计算机。另一方面，所有那些在今天关于华尔街的著作中不值一提的白人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及国会—在布鲁克斯的书中却彰显了它们的作用。
下面谈谈本书的道德问题。《沸腾的岁月》从道德角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罗斯·佩罗（RossPerot）一天损失了4.5亿美元；索尔·斯坦伯格（SaulSteinberg）妄想—当然远远不敢真的尝试—收购化学银行（ChemicalBank）；埃迪·吉尔伯特（EddieGilbert）诱骗一些富人投资于他运营不佳的投机企业，最后同其他市场失败者一样消失于巴西。现在看来，他们是多么温顺啊！至少对于我来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让人吃惊的能力。很明显，作者认为他笔下的人物处于没有止尽的堕落和救赎的循环中。但当代的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谁堕落了，以及为什么他需要救赎。在本书的故事中，道德至少有一部分是缺失的。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沸腾的岁月》一书最令人奇怪的特点：它的基调。通过那些可爱的、成分复杂的长句子，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作者的眉毛弯成的漂亮曲线，布鲁克斯似乎可以感到，你，温柔的读者，是一个满腹学识、本能地反对这些……投机者……的人。布鲁克斯的声音，首先是老派堡垒的声音。布鲁克斯想象他正在对话的读者，正是在过去30年从金融世界消失的轰动一时的角色。现在，华尔街有谁会对投机大惊小怪？谁会反对大公司收购？没有人，或者，即使有，此人也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以至于股市的消息绝不会传入他的耳朵。
最后，《沸腾的岁月》是一本不应该以阅读其他华尔街经典著作的方式阅读的书。你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寻找当前在过去的影子。你读它是因为它对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事物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果说布鲁克斯的老派堡垒的终结将意味着华尔街的终结的观点使他偶尔错误地看待了事物的话，至少他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犯错。“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命运不是被改革结束，而是被机械化结束。”他在本书即将结尾时写道，“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场内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在相隔数千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前的人之间进行……华尔街将把自己转变为毫无人性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这或许会对投资者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失去大部分趣味。”
这一描述完全正确，但预言却大错特错了。在短短25年时间里，华尔街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观世界。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Lewis）
第一章 戏剧高潮(1)
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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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2日，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亨利·罗斯·佩罗（HenryRossPerot）正值40岁。尽管已是美国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但在富人阶层他仍是新人，还没能登上《普尔工商名录》（Poor誷Register），只是刚刚在《美国名人录》（Who誷WhoinAmerica）首次露面。只有他家乡的少数人听说过他。许多在飞机上碰巧坐在他身边的人，也不会发觉他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或是有趣。他身高勉强有5英尺半，眼神天真而率直，脸上挂着一丝笑容，鹰勾鼻子，一口得克萨斯东部山区口音，留着网球草坪般的海员短发，喜欢滔滔不绝，对爱国主义和童子军一类的事情抱有热情。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不错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或许正在做着推销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在佩罗身上发生了美国金融史，甚至西方金融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这件划时代的事不能说是值得羡慕，但肯定值得人们记住。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不仅在数字上，而且在实际购买力上超过了J·P·摩根（J.PierpontMorgan）1913年去世时的全部家产。就实际购买力而言，这还可能是工业革命使得私人能够大量积累财富以来，人在一天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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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地球日。环境问题最近已经成为全美的热点，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一群在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Nelson）领导下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把4月22日选做全美致力于消除一切污染的日子。（像罗斯·佩罗这样在股票市场上攫取大量账面利润的人也被视为某种污染吗？很有可能。）在华盛顿的内务部大厦前，1200名年轻人边游行边大喊：“远离石油！”“停止污染！”抗议政府给石油生产商的合约，因为他们的经营被认为带来了污染。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举行了多达25000人参加的反污染集会（后来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对此进行了监视）。在明尼苏达州的布卢明顿市，前副总统汉弗莱督促联合国建立环境机构，抗击全球污染，而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BirchBayh）号召建立国家机构来“像征服太空那样征服污染”。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WalterHickel）是位真正的环境主义英雄，很快就因为他的环境观点被职业杀手杀害了，而当时他正在他的家乡阿拉斯加州接受英雄般的欢迎。在纽约，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大群心情愉快的人在没有机动车的第五大道上欢呼；在第17大街，人们从长达一个街区的聚乙烯管中呼吸“纯净的空气”；如此等等，整个公众的舆论炮火顷刻间转向了一个政客们所不熟悉的方向。同一天，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间接提到尼克松总统不愿成为第一个输掉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的声明之后，评论道：“他可能成为第一个输掉一个星球的美国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和情绪抵抗着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发生在4月的最强的灰色情绪。对梅莱大屠杀①的揭露就在5个月前；就在同一天，4月22日，在纽黑文市即将发生支持黑豹党②
的骚乱性冲突，并将很快蔓延到东北部所有大学；骇人听闻的美军入侵柬埔寨就在8天之后，而国民警卫队杀害肯特州立大学学生案就发生在12天之后。这一波灰色情绪，与越来越近的全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起，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恐慌。虽然这次恐慌远远没有超过1929年10月的地步，但在很多方面已与之相似。1969年全年，道琼斯普通股工业平均指数几乎一直在下跌。进入1970年，继前三个月坚守阵地之后，道琼斯指数陷入严重的溃败，至4月22日已比16个月前的高峰时期下跌235点。更糟糕的是，道琼斯指数反映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利率已经上升到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这让新的房屋建设和工业扩张变得不现实。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困境，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华尔街一百多家经纪公司面临破产。至于道琼斯指数，虽然在建立之时，是由被认为能够敏感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动向的老牌蓝筹股组成的，但现在，它真实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一个更好的例证是，到1970年5月，一个包含一股纽约股票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的投资组合，价值只剩1969年年初的一半。领导1967年和1968年市场潮流的市场宠儿—大型联合企业、计算机租赁商、引领技术的电子公司、特许经营企业—从巅峰陡然滑落。它们不是像道琼斯指数一样下跌25%，而是下跌80%、90%甚或95%。这就是1929年的征候，它预示着另一次大萧条，而这种萧条不仅仅由绝望情绪导致，而是由各种经济因素促成的，因此，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萧条。
1929年商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来的征候，已经足以让人们不但赞同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观点，也就是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而且赞同普鲁斯特（Proust），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写过的一部书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不过是假象。
第一章 戏剧高潮(2)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金融界的巨头们反复强调类似1907年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在1969~1970年的大崩盘之前，又一代人持有重复的观点，认为不可能发生192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保护作用。而在这两次崩盘之前大约8年，都出现了市场暴跌（分别是1921年和1962年），然后市场进入更加大胆投机的时期。这两次，都有急于尽可能利用大众对普通股永不饱足胃口的金融家，用最少的现金建立摇摇欲坠的庞大投机金字塔。1929年之前，它们被称为投资信托公司
或控股公司；现在，它们被称做联合企业。两次都出现了市场操纵者，公众却奉他们为金融先知。20世纪20年代，被公众赋予预知未来股票价格的超自然能力的，是耶西·L·利弗莫尔（JesseL.Livermore）。
这两次，都有一些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图谋利用内部消息和市场技巧操纵股票价格，从而欺骗公众。20世纪20年代，这些市场操纵者被称为联营基金经理，到了60年代，他们被称为投资组合经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60年代的高回报基金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明显是不公平的，公众却没有对其表现出异议，只要能从中赚钱就行。）这两次，华尔街的边缘领域都出现了道德松懈，并且逐步蔓延到华尔街权力与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开始了一系列侵占他受托保管的基金的行为（而公众直到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点）；1929年，大通国家银行（ChaseNational
Bank）总裁通过卖空本银行的股票将400万美元中饱私囊。在华尔街60年代的弄潮儿身上，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行径，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现。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伙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摩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这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该股票有很大的利益关系。40年后，1966年，华尔街遭遇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人们获悉，两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GuarantyTrustCom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半个小时内买进或者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exasGulf
Sulphur）的股票，而这明显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安大略发现大量新矿的内部消息。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在许多有趣的细节上展开。两次大崩盘发生时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他们都当选于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两次大崩盘发生后，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精心计划又大肆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互相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后一次崩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美经济萧条（虽然情况确实很严重），还有性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如果将1929年的大崩盘与1969~1970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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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罗斯·佩罗的“坠落人间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军入侵柬埔寨刚刚一周，肯特州立大学案件过去仅仅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师罢课完全关闭，另有三百多所学校的学生抵制上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都计划在5月8日星期五关闭，以筹备抗议活动。在所有的学生反战游行示威计划中，有一场将在华尔街举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着白衣的医科护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来到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纳德·R·伍沃德（DonaldR.
Woodward）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位富有年轻活力、热爱和平的牧师。在交流过程中，师生们建议，考虑到华尔街地区白天的庞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个午间急救中心，因为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就屹立在华尔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处在金融区的中心—尽管没有成为它的精神中心。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将负责组建急救中心，并配备志愿人员。牧师充满感激和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急救中心正式启动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星期五—回想起来，这一巧合简直是天意。
星期五，5月的纽约一个寻常的潮湿、寒冷、令人眩晕的早上，从大约7点半开始，数百名男孩和女孩从华尔街的两个主要地铁站—位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第7大道百老汇站和位于百老汇与华尔街交汇处的列克星顿大道站—涌出。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各个公立高中，这些学校在这一天都关闭了。最后，他们的人数达到1
000人，全都涌向金融区的中心广场，也就是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交汇处，在一群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示威。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打算找警察的麻烦。在细雨中，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立柱下，面对这令人生畏的摩根帝国曾在其中运筹帷幄、影响国家命运的大理石建筑，他们振作气势，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几天前纽黑文市的几个激进的青年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达成的一样，现在正在东北部数十所大学的校园里传开，这并不令人奇怪。第一，美国立即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第二，释放国内的所有“政治犯”。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因被控参与折磨和谋杀亚历克斯·拉克利（Alex
Rackley）而入狱的黑豹党成员，拉克利是一名被指为警察眼线的黑豹党成员。第三，停止一切大学资助下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与1970年春天的许多次学生游行不同的是，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实上，学生们表现得非常配合，到了中午，雨过天晴，他们的情绪更好了。大部分的游行者坐在人行道上听演讲者演讲。
第一章 戏剧高潮(3)
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四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建筑工人，就像训练有素的奇袭部队。他们许多受雇于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他们褐色的工装和橘黄色的安全帽此时看上去像某种制服。他们许多拿着美国国旗；还有的人带着建筑工具，穿着重重的靴子，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武装。后来，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行动整齐划一，是因为有两个戴灰帽穿灰色套装的人用手打信号指挥。他们差不多有200人。
当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学生人群时，人们看清了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又称国库大厦）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基座上，另一个是破坏游行，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边向雕像前行进边高喊，“向前进，美利坚！”“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少数警察的阻碍。由于在人数上对方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推到一边。国旗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为了第二个目的，建筑工人们不停地用棍子、拳头、靴子、螺丝起子和钳子殴打学生。他们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追赶尖叫的男女学生，只要够得着就拼命打。他们从三一教堂的前门撕下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空气中充满了怒吼和哀号，以及血腥暴动的气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师在自己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门，指引受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有两次，由于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恰巧是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和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参加圣礼的人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骚乱声；随着圣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流着血的学生走过或被扶着走过礼堂边上通往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的通道，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等在那里为他们处理伤口。一共有50名游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疗，另有23人由于伤势过重必须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治疗。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到处是警察，人们仿佛身处法西斯国家。
这场规模虽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乱，浓缩般地反映了全美国在那一时刻的悲剧。在这场令人沮丧的事件中，专业人士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似乎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通的人性，也许是出于阶级情感，华尔街的牛派和熊派更加同情鸽派，而不是鹰派。莱曼兄弟（LehmanBrothers）的合伙人罗伯特·A·伯恩哈德（RobertA.
Bernhard）也在交易大厦遭到袭击，他在试图保护一名被殴打的年轻人时，被一名建筑工人用钳子严重打伤头部。往北几个街区，一名年轻的华尔街律师在抗议建筑工人时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华尔街的权势人物都没有参与这场争斗，他们不在华尔街头。与1920年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著名华尔街爆炸案一样，1970年的骚乱也正好发生在邻近正午的时候：而不是午餐时间。街上出现了喧哗，高楼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职位高得拥有一扇窗户的人）都往外看。市场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们只是从高高的安全的窗口看着这场屠杀。
实际上，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即使他们冲下来，加入混战，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这一天，华尔街的精英们充当看客的做法却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面：诚然，他们同情弱者，同情手无寸铁的人，同情和平爱好者，但是，他们袖手旁观—充满惊奇和恐惧地，从俯瞰可爱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上湾地区的窗口往外看。此时的上湾地区，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来来往往的邮船穿梭其间。他们向下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那里传来受伤或受惊吓的孩子们刺耳的哭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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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就像佩罗缥缈沉浮的命运一样）让人们关注起新时代华尔街与美国的关系，或者根本缺乏这种关系的现实。华尔街还能这样大玩纸面游戏、高高在上，而不顾窗外孩子们的哭喊声吗？没有人听到远处革命的断头台发出的嘎嘎声吗？那么，无论如何，如果你是一名1970年的华尔街人，至少你不能直接从战争中赚钱了。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时代，股票市场仍坚持一种老习惯，那就是在战争新闻面前，即使不是直白的欢呼，也是暗自得意，而在和平新闻，华尔街人士称之为“和平恐慌”面前，却表现出惊慌和歇斯底里。但1967年底的某个时候，华尔街开始认为越南战争不是一桩好生意，从而打破所有先例，毅然决然地反对战争，并表现出悲观，拥抱和平。军需企业不再是蓝筹股，最大的军需企业之一洛克希德很快将面临破产的危险。1968年初的和平运动导致或帮助成就了交易量创历史水平的大牛市。这是一个人们前所未闻的现象；华尔街旧的不光彩的一面结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们舒了一口气。
或者，如果你是有良心的华尔街人，你可以对自己说，你的贡献在于为工业扩张提供融资，而这能帮助减少贫困，并最终消灭贫困。但现在你知道，或者最近才被迫反思，工业扩张并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家新的工厂，不论多么现代化，多么清洁，都将在为许多人带来财富的同时，通过污染环境而带来丑恶、痛苦和死亡。
华尔街作为政治问题久已不被提起。就连美国的老左派都早已停止攻击华尔街。“华尔街的走狗”是一个会惹来嘲笑的说法，还不如说“蒙特卡罗的走狗”。随着企业和联邦政府的影响力和势力越来越大，华尔街逐渐变成没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设施。新右派干脆忽视华尔街的影响，只是在1967年，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发奇想地从观光走廊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几个月后，交易所的管理层对雅皮士做出反应—在观光走廊周围安装防弹玻璃，意思似乎是，他们把扔进去的美钞当做致命的武器。（也许，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的。）简而言之，有人对华尔街进行了嘲讽，而华尔街大张旗鼓地接受了它。但嘲讽其实并不是指向华尔街的，华尔街已经成为商业化美国的方便的代名词。难怪霍夫曼得意地说：“向股票交易所场内扔钱是很纯粹的信息，意思不言自明。它比成百上千的反资本主义小册子或文章表达的含义更丰富。”那些防弹玻璃多么郑重地为这一信息画上了着重号啊！鄙视傻瓜的华尔街这次被耍了。
第一章 戏剧高潮(4)
在暴风骤雨般的1967年和1968年，一切看上去都在瓦解—全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美元在巴黎不能兑换的地步，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被刺，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发生丑闻，学生骚乱逐步升温—愚蠢的股票市场却一路走高，毫无顾忌地上涨，似乎一切都好，或者一切肯定会变好，就像7月无忧无虑的日本金龟子。或者说，像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享受最后的晚餐。人们不禁要问：精明的华尔街难道对现实发生的事毫无察觉吗？
除此以外，难道华尔街不正生动地象征和体现了美国人刚刚开始学会重新审视的（即使不是排斥的）一切价值观吗？—新教徒式的勤勉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中心论和拜金主义。回想起来，华尔街不正是广泛遭到质疑的旧日美国的简化和现代化版本吗？而旧美国与正努力成形的新美国毫无关系甚至格格不入。
当然，华尔街声称自己比以往更能代表美国。即使在1929年经济繁荣的顶峰，华尔街也只是老实地承认，只有400万或500万美国人参与股票市场。1970年夏天，纽约股票交易所骄傲地公布了一项调查，其结果表明美国当时有超过3000万股民。“人民资本主义”已经到来，有数字为证。但在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的股票市场并不比1929年更贴近美国人的生活；事实正相反。1929年，美国—历史上的美国，书籍、报纸、大众杂志以及学术刊物里描述的美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国家，人民的财产只有土地和金钱。人们根本不去关心他人。正如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在民主古希腊充满田园气息的历史上被忽视一样，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在临近1929年的美国社会史上同样被忽视。而到了1970年，社会各阶层在对自身的注解中都加入了民主；少数民族、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知道自己拥有进入社会生活、获得关注的权利，同时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像早先的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那样，把自己改造成白人新教徒的模样。即使在富人当中，在社交场合谈论股市已变得无聊和土气，而这在1929年是广受欢迎和赞许的风气。从全美来看，1929年的400万~500万股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1970年的3
000万股民。而在1970年，人民社会主义仍然只是一个神话，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亚的穷苦白人、失业的劳动者和挣扎谋生的农民会告诉你这一点。
华尔街—有时候如此美丽，如此富有诗意，直可叫诗人心痛—既是迫切需要物质和精神“绿化”的地方，却又几乎是美国最先被污染的地方。在富尔顿街著名的老斯威茨餐厅（Sweets）内挂着一幅1847年的相片，那时大规模的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到来。照片几乎完整地展示了600码长的华尔街，直通向三一教堂，整幅照片中只出现了一棵树。伴随物质污染的，并且至今仍在继续着的是精神污染，即非人性化。几代人以来，华尔街的氛围就是要展现美国最无情、最冷酷、最卑鄙的东西。狡猾、吝啬、伪善的老丹尼尔·德鲁（DanielDrew）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成为华尔街传奇的，这并不是说华尔街过去（以及现在）完全是丑恶无情的。在华尔街，除了德鲁身上令人厌恶的品质以外，非凡的进取精神、慷慨大度、勇气与大奸大恶并存，成功与失败并存，有时甚至还有一种高尚气息。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仍然有一种令人鼓舞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那就是在比生活更宽阔的屏幕上凸显人性（尤其是美国式的人性）；充当舞台，这或许是以占有、统治、归属为主题的高尚、纯粹的道德剧的最后舞台。
但这是有代价的。只有很少的植物在那里生长，人也一样。当华尔街的国王们在高高的窗户后面经过过滤的空气里表演他们的经典戏剧时，华尔街的陪臣、奴仆和侍女们却连能够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微小满足感都没有。他们不能理解的数字和机器把他们变成了傻子。当人们从通往百老汇和华尔街的地铁上下来时，已经精神沮丧。男人们面部紧绷，显得全神贯注。漂亮的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胖。冬天，狂风在狭窄街道的角落回旋；夏天，这里空气沉闷、潮湿而又阴暗。聚集在信孚银行（BankersTrust）外面的神学辩论者仿佛精神病患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不是像滑稽戏小丑那样令人愉快。毫无意义的怒气，而不是贪婪，才是这里盛行的情绪。
在1970年那样的革命性年代，华尔街，这个浓缩了美国诸多传统的地方，有可能在此时此刻置身事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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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斯·佩罗来说不可能。对他而言，华尔街是清教徒的地狱，一个危险而令人着迷的地方，并且他很清楚，是他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源泉。他来到地狱，征服了它，仍然保持清白。从环境和性格来讲，他是不折不扣的西部民粹主义者，对“城里人”，包括那些华尔街人，抱有恐惧和怀疑，以及嫉妒和鄙视。他的童年在得克萨斯东部度过，父亲在一个遭受经济萧条的小城镇做棉花经纪商和马贩子，这样的生活确定了他的生活方式：10岁之前他就靠驯马来赚钱（其间多次摔断自己的鼻子），成为鹰级童子军①，学会自力更生，并信奉用诚实劳动换取诚实财富的加尔文主义信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不符合时代的人。他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相信美国不但仍存在未开发的边疆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仍是美国生活的主要部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已消失的东西，倒可以作为他精神状态的总结。他认为，在美国，对有雄心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有雄心的人的自然栖息地就是“边疆”。此时，即使他已经时来运转，在华尔街受到钦佩、羡慕或者憎恨，他仍然本能地将“西部”等同于“好”，而将“东部”等同于“坏”；坐飞机时—1970年底我曾陪同他乘坐了三天的飞机—他发现，当飞机向东飞行时，同行的乘客越来越紧张、压抑、势利和少言寡语，当飞机向西飞行时，他们则越来越大方、开朗和无忧无虑。
第一章 戏剧高潮(5)
他的祖上便有拓荒精神。他的祖父是南北战争之前从法国迁到路易斯安那的移民的儿子。在那个真正的拓荒年代，老佩罗沿河而上来到得克萨斯州的新波士顿市，在这里开辟出一块空旷地，用伐来的木头修了一间商栈和零售店。罗斯·佩罗高中毕业后在台克斯卡纳附近上了两年大专，随后混到了海军军官学校的入学资格，1953年毕业，学习期间成绩平平，但通过竞选班长展露了他的领导才华。他还展现了成为超级推销员的潜质。在海军积极服役4年之后，他成为IBM在达拉斯的计算机代理推销员。他的推销业绩卓著，以至于他升至任何一
个带薪职位都会遭到减薪，因为公司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控制他的收入。公司将他的销售提成降低了80%，并给他分配了年销售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销售将没有提成。1962年1月19日他就将配额用光了，也就是说，剩下的11个月又12天他无事可做了。考虑了一下这种尴尬的状况之后，他在这年6月离开了IBM，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从事设计、安装和运营计算机系统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ElectronicDataSystemsCorp.）—同时带走了他在IBM的两个极富才华的年轻同事，米利奇·A·哈特三世（MilledgeA.Hart，III）和托马斯·马库兹（ThomasMarquez）。他没有投资者，也没有后台；他的初始投资只有1
000美元，这是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的组建公司的最小投资额。除他自己以外，董事就只有他的妻子、母亲和姐姐。有一段时间很艰难。（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达拉斯建起自己的办公楼，并且将公司名称的缩写字母E.D.S涂于其上的时候，一些当地人还以为是一家叫做“Ed誷”的餐馆。）但他的毅力和推销才华没有白费。1965年，机会来了，这一年通过了医疗保障立法，EDS很快占领了先机。佩罗曾有一段时间在得克萨斯蓝盾公司（TexasBlue
Shield）兼职，该公司从社会安全管理局获得了一份为缴纳医疗保险金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的合约。通过这层关系，EDS从得克萨斯蓝盾公司获得了一份转包合同。这只是开始。最终，EDS获得了11个州的医疗保障或医疗补助管理系统的开发合同，包括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印第安纳。公司从这些合同赚取了大部分收入，并且如《壁垒》（Ramparts）杂志1971年所尖刻指出的，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福利业的亿万富翁”。合计起来，到1968年，EDS有23份计算机系统开发合约，323名全职员工，约1000万美元的资产，150多万美元的年度净利润，以及令投资银行家垂涎的增长曲线。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凭借我们将很快见识的手段，在1970年初打败了所有的城里人，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成为亚当·斯密笔下的“金钱游戏”的最大赢家，名下资产的账面价值达到15亿美元。他本人与华尔街的关系始于1968年初，当时股票市场正在暴涨，饥渴的投资银行家们发现，从IBM舒适的陷阱里逃出来的佩罗这一伙人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了。17位投资银行家相继拜访了佩罗，鼓动他上市。起初，他同往常一样，表示绝不会上市。他不喜欢外部因素干预公司的事务，他只想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来拜访佩罗的第17位投资银行家不同。他是来自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R.W.Pressprich）的肯尼思·兰格恩（Kenneth
Langone），这是华尔街一家备受尊敬的公司。兰格恩是一个年轻、和气的股票推销员，说话很快，有意大利城市血统。从性格、脾气和背景来讲，除了崇拜金钱这一点以外，他与佩罗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截然相反。别的投资银行家提出以目前年每股盈余30倍的价钱销售佩罗的股票，后来是50倍，再后来是70倍。而兰格恩提出100倍，甚至可能更高。佩罗犹豫了几个星期，其间，他在公司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空洞的关于像他们这样一个公司应不应该上市的讨论。可以想象，这些讨论会不过是对中层管理人员对公司将何去何从的猜想能力的一次奇异考验。但对于佩罗来说，这次精神检查真的只是自欺欺人吗？他的原则也和许多其他原则一样，是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吗？他下定决心了吗？不管怎样，他答应了兰格恩。
接下来，佩罗开始了骗术学习，而他确实是一名机敏的学生。首先，兰格恩想知道公司有哪些股东。妻子、母亲和姐姐，佩罗告诉他。兰格恩说，这是不行的。于是佩罗构造了一个更能为人接受的董事会，由哈特、马库兹和公司的其他几个主要员工组成。接下来，必须调整公司的投资结构，比方说，分成1
150万股。一家年收入仅150万美元的公司能分成这么多股么？当然可以，兰格恩解释道，前提是你想做出高市盈率，把股票卖个好价钱。也就是说，EDS将出售32.5万股股票；佩罗本人也将出售32.5万股。余下的股票由佩罗和EDS的员工持有—员工大约持有150万股（他曾以奖金的形式分给他们股份），佩罗自己持有950万股。只上市65万股是不是太危险了，因为价格的波动可能相当大，从而伤害小投资者的利益？兰格恩告诉佩罗，65万股足够了。他指出，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本身就能造市，而且肯定能够维持价格的公平和稳定。最后达成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6.5美元，是EDS每股盈余的118倍，当前股利的无穷倍，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股利。
第一章 戏剧高潮(6)
在所有的谈判中，佩罗都完完全全扮成赤脚小子，假装被华尔街纷繁复杂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实际上却在暗暗学习如何利用它们。他问兰格恩，这就是做生意的方式吗？任由一小撮大投资银行家愚弄市场？并不喜欢摩根和莱曼兄弟这类公司的兰格恩只是笑笑，耸了耸肩。佩罗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议，比如向股票的原始购买者做出90天的退款保证—当然，他也知道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上这都是不可能的—并试图模仿弗兰克·梅里威尔（FrankMerriwell）①的口吻亲自撰写招股书（“孤身一人，身处逆境，身无分文……”），但最终招股书
还是被改写成常见的法律文书形式。他非常喜欢用传统拓荒者的方式对待承销商聘请的法律顾问，大名鼎鼎的文德律师事务所（Winthrop，Stimson，Putnam&Roberts）：在纽约时，一名律师邀请佩罗在华尔街一家高级俱乐部共进午餐，后来，当这位律师来到达拉斯后，佩罗坚持要在当地一家下等餐馆回请。1968年9月12日，EDS的股票刚一上市，就很快被认购一空，堪称那个鲁莽年代最成功的新股发行之一，这个土包子在一夜之间有500万美元的现金进腰包，还拥有市价总共2亿美元的股票。所有原先忍耐着这个乡巴佬的华尔街人突然间都笑不出来了。
这个乡下人真的一直都是个超级骗子吗？也许，但肯定不是故意的。实际上，佩罗完全可以称自己为一个心灵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的行为准则体现了早期美国人的品质—节俭、早起、勤奋、崇尚竞争、个人主义—而他确实从中受益。他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找到道德支持，这是非常有用的能力，尽管对别人来说这可能令人苦恼。华尔街让他成为富人，所以华尔街或许没那么糟糕，也许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头脑简单的纸老虎式的无赖。在股票上市后的几个月里，佩罗对华尔街的兴趣增加了。他每个工作日都要从达拉斯打电话给兰格恩，一有可能就亲自拜访。每次拜访时，他都要去普莱斯普里奇公司里负责交易EDS股票的那间交易室。股票价格飞涨。投资机构开始买进它，甚至还有从日内瓦和黎巴嫩发来的奇怪订单，这让有恐外情绪的佩罗很不安。有时他会抗议：“不要把我的股票卖给他！我不想要他当股东！”但交易员只会笑他，然后还是把股票卖出去，而价格一直在涨。最后，1970年，EDS的股票卖到了160美元。现在，拥有900多万股的佩罗在账面上拥有近15亿美元，这恰好是他出生的1930年美国联邦预算的40%。
这位新晋的富有个性的亿万富翁并不把自己当大人物，而把自己视为全美青年的榜样：“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年轻男子或女子打破我的每一项财富纪录！这就是这个国家蕴藏的机会。”同样富有个性的是，他公然表达出对得克萨斯其他新贵近来行为的不满，宣称他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亿万富翁。他决定只给他的5个孩子留下很少的遗产，“这样他们会拥有和我同等的机会”。他的大部分财产都会或早或迟地用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作为开始，他为达拉斯地区的童子军捐了100万美元。他为达拉斯的公共教育系统捐献了200多万美元，用于资助黑人聚居区的试验性小学建设。他拒绝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慈善捐赠，尽管这是他的法律权利，因为他认为从道德上讲他应该向如此厚待他的国家纳税。1969年，他开始关心美军在北越的战俘的遭遇，12月，还试图亲自为他们的利益与北越当局斡旋。（他两次争取到印度支那的特许飞行，但都失败了，然而，从个人满足感的角度来讲，并非完全徒劳无功—起码能让人们相信，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现代世界，单独一个人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资本家，也是一支善良的力量，不论人们怎么说。）他本能地让自己加入道德对抗，而按照他的道德标准，他总是赢家。1969年，曾有一群西部沿海地区的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要求他（我猜，他们勉强能够说得出口）资助“革命”。他避而不见或者把他们打发走了吗？没有。相反，他趁此机会给他们上了实际的一课。他用最商人化的方式问：“革命要多长时间？要花多少钱呢？”激进分子哑口无言，因为他们没有想好答案。
他把自己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品德，而把品德变成了自己的行为。但佩罗有可能是伪君子吗？道德中的伪善行为，就像民法中的欺诈行为一样，必须有“故意”这个要素，即实施行为的人知道自己在实施侵害行为。从这一点来讲，佩罗并非故意，因此，他并不伪善。
6
4月22日，佩罗得知他身价大跌时极为漫不经心。整个早上他都闷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与EDS正在拉取的客户公司的管理人员在一起。下午1点从办公室一出来，他便拿起电话，打给办公室另一头的汤姆·马库兹。
“有什么新消息？”佩罗问。
“呃，”马库兹说,“股票跌了50~60点。”
后来，佩罗说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会说，这件事“纯粹是抽象的”。虽然喜好历史，并且到目前为止历史与他的预想吻合，但佩罗并没有立即把这件事放入历史的背景下考虑。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处世哲学有某种倾向，并且与大多数商人一样，倾向于特立独行，而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他真实的想法是，这整件事对他没什么紧要，因为他在8年间赚到的这15亿美元并不是真正的钱，并不能很快或随时变现。他还有可能想，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突然崩盘变得一贫如洗，因为，他（在账面上）仍然拥有10亿美元上下的资产。他后来说，他认为没发生什么真正大不了的事情。
第一章 戏剧高潮(7)
EDS的股票在4月22日早上到底遭遇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只股票的下跌与公司经营方面的任何坏消息无关。相反，公司传出的都是相当好的消息：1969年的每股盈余比1968年翻了一番还多，即使是1970年第一季度经济衰退总体加剧的时候，EDS的利润仍比1969年同期增长了70%。很明显，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EDS的股票是在场外交易市场①交易的。不到一年，这一长期以谣言、混乱和秘密操作为特点，因而声名狼藉的交易方式将得到革新，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技术的奇迹，一个名叫纳斯达克的系统—这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场外交易者只需要按几个按钮，看着自己桌上的屏幕，就能够知道不在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几千只股票中的任意一只股票当时哪家公司的买价最好，哪家公司的卖价最好。实际上，纳斯达克将把场外交易市场从一个低级市场，提升到一个非同一般的地位。在当时，交易员的桌子上还没有那种显示屏，要想获得EDS这样交易量稀少的股票的最好价格，就不得不打电话给十几家别的经纪公司，询问他们的报价，还要与本公司的其他交易员在喊声中讨论他们获得了什么买价和卖价，最终确定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是永远不会告诉公众的。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操纵股票的机会是无穷无尽的。由一群情绪激动的讨价还价者在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操纵着—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骨子里流着十足盗窃犯的血—由超负荷运转而又人员不足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漫不经心地监管着，20世纪60年代的场外交易市场是用基督徒喂饱狮子们的绝佳竞技场。
EDS股票的“问题”在于，当市场上所有其他股票经历恐慌时，它的价格丝毫没有下降。比较而言，大学计算公司（University
Computing），EDS所在行业的领导者，在4月22日的价格比前一年的最高价格下降了80%，而EDS的股票价格却正处于峰值。不论盈利记录如何，EDS150美元左右一股的股票从技术层面上讲，处在极度有风险的位置。同时，大部分的股票供给掌握在追求快速回报的共同基金手中，而它们一旦看到任何下跌的迹象，就会迅速抛售。市场参与者称之为“弱度持有”。上述现象不会没有人注意，例外也不会发生在4月22日。很可能，某个或某些大的投资者，或许在日内瓦，或许在黎巴嫩，或许就在纽约，看到了一个把他们前几天在其他股票上的惨重损失弥补回来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们准备对EDS股票进行大规模卖空，并首先进行测试性的卖空，来试探它的强弱。一旦股票在压力之下出现几个点的下跌（可以这样推测），他们则增大卖空的规模。突然降低的价格于是引起持有EDS股票、追求快速回报的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们的注意，他们的手指正有些发痒。凭借一流的速度和敏捷的身手，投资组合经理开始抛售。报价越来越低—145、135、120—恐慌则在继续。黑屋子里的人们果断而雷厉风行，在他们操纵的市场上，抛售恐慌能够像8月下午的暴风雨一样迅速让天空变色。
临近正午时，EDS的股票降至80~90美元，并稳定在这一水平；或许一手造成股价下跌的卖空者觉得屠杀已经完成，现在要开始优哉游哉地享受他们的猎物了。
以上情景，至少是能够从已知的情况和经验中合理推演出来的。普莱斯普利奇公司的兰格恩作为股票惨跌事件中的焦点，却宣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天塌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市场，EDS的股票处于那么高的价格，处境是很脆弱的。没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很明显，有人组织了对股票的卖空袭击。”当然，从逻辑上讲，没人能够指责普莱斯普利奇公司参与了共谋。在抛售狂潮开始之前，这家经纪公司还持有EDS的大量股票，因此毫无疑问希望维持股票的价格，那个艰难的上午对它想必是无法很快忘记的。有人说，EDS几近崩溃。但它挺住了，而且毫无疑问，罗斯·佩罗挺过来了。
7
这就是历史上单只股票在一天之内的最大下跌。但公众投资者呢？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要么直接持有，要么通过共同基金间接持有，都把他们储蓄的一部分投入了EDS的股票，他们可不仅仅是金融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中目瞪口呆的投机者。简单地说，他们是失败者，输掉的也许是上大学的学资，也许是一次休假的旅资，也许是赖以养老的部分退休金。他们中极少有人有幸以16.5美元的原始发行价格或与之接近的价格买入EDS股票。与通常受追捧的新股发行一样，尤其是在1968年那样疯狂的市场下，大部分原始股都落入了职业经纪人手中。在股票经过经纪公司的吹捧、市场简讯的渲染和急于赚取佣金的各色人等的推波助澜后，小投资者才能染指，买入股票—当然，也是在股价一飞冲天之后。在这一套早已为人们熟知的套路之下，怀揣着几千美元而不是几十亿美元的公众投资者，突然对价格正处于顶峰的热门股票产生了兴趣，纷纷在几乎是最高位购进EDS的股票。一个以150美元买入的投资者，他所投入的15000美元在一天之内变成了10000美元，或者1500美元变成了1
000美元。对他而言，在黎巴嫩或日内瓦或华尔街或佩罗的坠落人间日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抽象。从情理上讲，他所损失的实实在在而又无奈的几百或几千美元，比佩罗数百万美元的抽象损失严重得多。
第一章 戏剧高潮(8)
那么，小投资者受骗了吗？事实是，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受骗。回想起来，EDS向公众发行如此少量的股票，固然置公众投资者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但佩罗从他所咨询的17位投资银行家那里获得的专业意见是，要想维持股票在全美市场的稳定，需要30万~50万股股票，而他实际发行了65万股。因此，很明显，错在华尔街，而不在佩罗。况且，EDS与当时的许多新公司不同，不见其有任何借用高压的推销手段误导投资者，或者靠报表处理伎俩粉饰资产负债表的行为。它是一家健康的盈利公司，市场对其股票的狂热是市场的一相情愿。实际上
，即使经过4月22日的崩盘，EDS投资者的处境，仍然好于投资于其他更有名的股票的投资者，包括繁荣年代的大部分股市宠儿。截至4月22日，凌刑啬房菩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已从170美元跌至15美元；四季疗养中心（FourSeasonsNursingCenters）从91美元跌至33美元（很快将一钱不值）；数据处理公司（DataProcessing）从92美元跌至11美元；帕温卸喽荆≒arvin-Dohrmann）从142美元跌至19美元；休闲国际公司（Resorts
International）从62美元跌至7美元。与佩罗不同的是，那些自身或者身边的顾问判断力不佳，以致对这些股票进行了投资的人，并没有剩下10亿美元的财产。
EDS是一家相对健康、值得尊敬的年轻公司这一事实，凸显出其股票的突然崩盘在更大意义上的重要性，它对佩罗这样高高在上的将军是如此抽象，对小投资者这样的下士却是如此具体。如果说EDS的股票投资者被欺骗了，那么，在那个4月，数千万的其他小投资者也被骗了。
EDS股票的崩盘和佩罗令人眩晕的个人损失，代表了1970年市场恐慌的规模和荒诞。它们是那次恐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唯一事件，就像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那一天，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Whitney）在恐慌最盛的时候出现在交易所场内，代表一群联合投资的银行家，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U.S.
Steel）的股票一样。并且，EDS的崩盘所处的更大的市场灾难与40年前的情形如此相似—与智者们所说的，一遍又一遍，仿佛咒语一般，不可能再发生的情形如此相似。灾难再次发生了，这就是历史；但它是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发生（这还是历史）。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是20年代以新的不同方式的重演—不同之处在于，60年代更为复杂、狡猾、民主，或许，从根本上讲，更为有趣。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1)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
1
1962年的股市崩盘打击了1961年兴起的证券投机商号和它们的疯狂客户，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了25%，让新一代的投资者和赌徒明白了赔钱是可能的。这次崩盘是对过去的回顾，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它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偏远小镇的经纪公司以及经常光顾他们的业余玩家为主导因素的危机；最后一次发号施令的是个人投资者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和贪婪，而不是共同基金或养老金信托公司这样由计算机辅助决策的大机构。
糖尿病昏迷，一种能够预防的灾难性的人类疾病，发展得非常缓慢。它所带来的危险的疲乏感削弱了人们想要彻底消除疾病的理性警觉。股市危机也是如此。1929年的大危机在达到顶峰之前实际上在主要方面已经发展了一年，1962年的危机从各方面来讲规模都小一些，发展了5个月。继道琼斯指数在年底创下新高，接近735点以后（恰好差不多是1929年9月时的两倍），股市开始了持续稳定的下滑。一年前对投机的危险性提出谨慎警告的专家们，此时却成为投机热潮的受害者。1962年1月和2月，他们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正处于“健康的调整”，并且推荐投资者继续谨慎地购进股票。一个下滑的股票市场变成一个急剧下滑的股票市场需要的不是原因，而是借口。4月，它找到了一个借口，因为肯尼迪总统决定在价格上涨问题上与美国钢铁工业及其领头羊美国钢铁公司死抗到底。以肯尼迪一贯的豪华风格，这场对抗演变成了高级情景剧，就像6个月后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与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罗杰·M·布劳（RogerM.Blough）在白宫关起门来开了个会，联邦调查局的人拂晓时分来按门铃，会议的结果总算令人满意—钢铁业投降，价格回落。
但这花了怎样的代价呀！从前一年的“肯尼迪市场”大赚了一笔的投资者突然发现这个来自白宫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是商业的敌人。问题不在于肯尼迪是否真的在对抗最白热化时私下说过“我父亲总是告诉我商人是杂种”，而在于美国1700万股票投资者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他说过。市场连续几周下挫，5月21~25日出现了过去十多年最严重的一周下滑。接着，5月28日，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34.95点，仅次于历史上1929年10月28日38.33点的单日跌幅，后来的华尔街文献称这一天为蓝色星期一。而且，这样的下滑导致了在当时不可思议的935万股的日交易量。在后来，这样的交易量算是小的，最新的股票交易所系统处理这样的交易量的两倍都不会有问题。但是，1962年使用的股票收报机（自1930年就在华尔街11号顽固甚至声音沙哑地发出滴滴声的机器）招架不住这样的交易量，以致星期一收盘后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交易记录，收盘的钟声敲响两小时28分之后，才将当天的交易记录打印出来。这天晚上，早上还存在的200亿美元的股票价值已经灰飞烟灭。
但星期二才出现真正的混乱。对包括IBM这样的蓝筹股在内的十多只领头股票的卖出委托铺天盖地，远远超过买入委托，以致根本不能开盘。已经开盘的股票跌幅惊人，一小时后道琼斯指数已经又跌了11点。股票交易所和经纪商之间的联系由于不堪重负而彻底中断，一些场内经纪商发现，最有指望让交易所职员收到他们的交易报告的办法是用尽力气大喊。许多买卖委托干脆在这片混乱中消失了，或许他们是幸运的。那些交易委托得到执行的客户后来发现，他们支付的买入价比他们谈好的高了几个点，而收到的卖出价则低了几个点。中午前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强劲的反弹开始了，结果人们发现，反应慢了56分钟的收报机撒了华尔街最大的慌—它正在一本正经地记录前面的跌市而不是现在的涨市。下午浩劫结束时，自诩为高效率市场的华尔街已是一片狼藉。反弹持续着，到星期四晚上，所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的损失都弥补回来了。但很快，市场又以更加缓慢的速度开始下滑。到6月中旬，道琼斯指数跌至535点，肯尼迪繁荣—作为60年代晚些时候将会出现的繁荣的序曲—已经结束了。
在1962年的“小崩盘”中，谁遭受了损失，或者谁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很明显，是那些追捧新股的人，那些廉价股票爱好者，那些1961年靠投机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用最少的保证金购买波动最大的股票来赚钱，要么在5月28日之前，要么在那灾难性一天的头一个小时，他们被逐出了市场。而那些相对保守的人呢？他们用较高比例的保证金购买比较受尊敬的公司的股票。为其硬件上的技术崩溃而懊悔不已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当年晚些时候做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在5月底的事件中哪些人做了哪些事。结果是很有启发性的。美国金融界正在崛起的巨人，共同基金，赢得了光荣。资金雄厚、管理谨慎、坚持诚信传统的共同基金在星期一市场下跌的时候主要买进股票，而在星期四市场上涨的时候主要卖出股票。因此，除了保护它们的投资者不冒过大风险之外，它们实际上稳定了市场。恐慌主要来自个人投资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和新来的各色移民。这是一次个人危机，是由突然横扫百老汇到利特尔福尔斯、苏黎世到大章克申市的大众情绪引起的。如果说1962年5月的危机是最后一次由个人而不是机构控制的股市大事件，那么，昔日的传奇人物爱德华·M·吉尔伯特（Edward
M.Gilbert）成为它的最大受害者，也就很正常了。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2)
2
吉尔伯特出生于1922年，当时的纽约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居住着大大小小的百万富翁和准百万富翁。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帝国木业公司（EmpireMillworkCompany）的主要持股人和管理者，这是他们的父亲创建的一家稳健的小木材企业，该公司的第一次壮大是借着1920年9月华尔街的一次神秘而可怕的爆炸带来的合同。很久以后，埃迪·吉尔伯特的父亲哈里这
样形容他：“小时候去任何地方他都是跑着的。”但巴德·舒尔伯格（BuddSchulberg）①笔下的萨米·格里克（SammyGlick）②只是埃迪·吉尔伯特的一个侧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梦想比成为好莱坞的统治者更加复杂和宏大。最开始，他是一个聪明却偷懒的学生，对数学情有独钟，也是一个天才而狂热的运动员，一个被宠坏了的宝贝。父亲的纵容让他金钱无忧而道德薄弱。在贺瑞斯曼男子学校读书时，在一群有钱人的公子哥当中，他是一个可怕的网球手，获得过跳水冠军，也是长跑运动员。在缅因州的温尼贝哥营，他连续四个夏季被评为最佳运动员。
二战初期他被康奈尔大学录取，靠网球和拳击成名，得过宿舍的象棋冠军，是有名的恶作剧者，却一如既往地忽视学业。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他离校参加了美国空军。他先被派往北非，后来是意大利，为军方报纸工作，对学习外国语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分。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美国人，当然会在这群说话结结巴巴的农村人中间脱颖而出，但此时的吉尔伯特显然在不止一个方面表现出众。服役期间，他继续保持对身体强健的追求，精通了更多的体育项目，包括滑水和板球。他一如既往地全力参加比赛，仿佛比赛是工作而不是游戏一样。
战争结束回国后，他回到康奈尔待了一阵，但并不长久。很快，他进入父亲的公司。在初学经商期间，他自己进行了一系列投资，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他资助了一名职业拳击手，结果那人也失败了。他当上了百老汇戏剧《离夏天有多远》（HowLongTillSummer）的联合制片人，该剧请黑人民歌手乔希·怀特（JoshWhite）的儿子主演，是倡导“全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先锋剧目，曾得到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夫人的公开赞许。但《离夏天有多远》要么太超前了，要么不合时宜，于1949年12月27日在剧场剧院首演时，遭遇票房惨败，一周以后停演。吉尔伯特还涉足股市，却没有获得值得注意的成绩。在验证了成功商人的后代通常缺乏商业天赋这句老话的同时，他对音乐，尤其是歌剧，产生了深厚的热爱。在他身上，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无实际能力而喜欢搞艺术的第二代的影子，而这一印象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他在帝国木业的工作很快出现危机。该公司在战后建筑业的繁荣发展中壮大起来，并向公众发行了股票，股票发行为哈里·吉尔伯特带来了约800万美元的现金。他和以往一样任由儿子挥霍，多年以来总是如此。这就像父子二人之间无声的交易。哈里·吉尔伯特从未担任帝国木业的首脑，他是一个继承了大笔家业的和蔼可亲的人。从来没能在业界呼风唤雨的他，渴望在他的朋友和同事面前做一个重要、有魄力而有趣的人。靠着父亲的钱，儿子才能做那些生意，并且把办公室电气化。毫无疑问，有时候父亲根本不明白儿子一再提起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生意是在干什么—债券呀收购呀之类的。但承认这一点是丢脸的，而且在鸡尾酒会上说“我们正在做一桩大买卖，但现在还不能说”却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哈里·吉尔伯特一次又一次地出钱，从儿子那里买到了商业上的虚荣。
早在1948年，埃迪·吉尔伯特就觉得家里的公司小得容不下他，于是开始梦想把它当做工具，通过与其他公司合并，建立一个真正配得上它的宏伟名字的公司—一个真正的帝国。1951年，28岁时，他要求他父亲赋予他更大的责任，让他成为董事。哈里·吉尔伯特拒绝他后，埃迪·吉尔伯特自行离开了这个做硬木地板的企业。
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一步。对于小吉尔伯特独立建立的公司，有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版本于1962年发表，说他的公司成功了，4年后被哈里·吉尔伯特收购，从而把儿子带回帝国，并支付给儿子2万股帝国的股票。另一个说，埃迪企图通过自己的公司垄断木材市场，结果失败了，损失了一大笔钱，被父亲所救，才弥补了他的巨大错误。无论如何，1955年，埃迪又回到帝国，拥有了新的行动权力和自由。早在1948年，他在田纳西州为帝国办事时就与美国最大的硬木地板公司E·L·布鲁斯公司（E.L.BruceandCompany）相熟了。自那以后，他就梦想着收购布鲁斯公司，把它作为献给帝国皇冠的一枚宝石。布鲁斯公司当时每年的净销售额是大约2
500万美元，比帝国大得多，但它是一家呆板的公司，管理保守，控股的家族死气沉沉，是有野心的捕食者经典的猎物。1955年，埃迪·吉尔伯特说服他父亲将自己和公司的大部分资源用于收购布鲁斯公司的计划。
现在，埃迪终于要大展拳脚了。他开始与华尔街的重要人物交朋友—他的胆识令经纪商欣赏，他们也乐得从他那里赚取可观的佣金。他的有些朋友来自金融界的最高层。很明显，他通过承诺向勒布罗兹公司（Loeb，Rhoades）的老约翰·勒布（JohnLoeb，Sr.）钟爱的哈佛大学捐赠10万美元获得了他的青睐；以后，他会自称为拉扎德·弗雷尔公司（LazardFr弐es）害羞的大人物安德烈·迈耶（Andr?Meyer）的重要客户，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KennedyOnassis）夫人的密友。同时，吉尔伯特开始在自己周围聚集一些社会名流，他们会向他索要一些股市消息，反过来，他也可以利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获得上流社会的承认。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3)
3
这些新朋友的关键作用在于“社交”。与19世纪美国绝大部分大金融家，还有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笔下的杰伊·盖茨比（JayGatsby）①，这名贩酒商渴望着戴西·布坎南（DaisyBuchanan）的码头通行证，而布坎南的话就等于金钱—一样，吉尔伯特相信富人身上具有特殊的品质。对他而言，他的渴望是进入复杂的美国版的宫廷
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流社会。有趣的是，对以财产继承和盎格鲁腥隹搜费澄〉恼嬲纳狭魃缁幔托碌摹⒐夤致嚼氲摹⒉荒敲磁磐獾挠槔质澜纾此降目Х裙萆狭魃缁幔飨圆患忧帧Ｋ粤秸咄非螅徊还欠挚非蟆?960年，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或者仅仅是税赋对传统财富的瓦解，真正的上流社会迁往乡村，在中产阶级上层中消失，而产生于疯狂娱乐的萧条和战争年代的咖啡馆上流社会，则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放纵和挥霍的本质，失去了它的地位。
但是，即便吉尔伯特相信上流社会丧失了世纪初的形式，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相反，看上去他相信它的生命力，并谋求借助它进行自我实现。实际上，他可以为他的新朋友提供很多东西。他此时30岁出头，身材矮小精瘦，长着黯淡的蓝色眼睛，稀少的头发下是一张精明的脸，一种直接的个人魅力遮掩了他的虚荣和极端的好胜心。有时候他的新朋友会在背后嘲笑他爱在社交中装腔作势和卖弄，不过他们仍然参加他的派对，并且利用他的市场消息。有人指责他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他们原谅他是因为他看上去真的相信自己的谎话，尤其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过去的谎话。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赌徒，好笑的是，却是一个糟糕的赌徒。运气好的时候，他会将赌注翻番，直到将赢来的钱输光，或者玩赌注更大的纸牌游戏，运气差的时候他往往会孤注一掷。不过，他似乎总能非常轻松地接受大笔损失，仿佛这样能够显示他是个输得起的人，而金钱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人们提到他时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为那些喜欢追逐和传播闲话的人提供了谈资。
在他的不断怂恿下，他的新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姐妹、表亲、姑妈以及所有禁不起他说服的人，纷纷购买了布鲁斯公司的股票。1958年3月，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收购进入高潮阶段，当时这只股票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卖到大约25美元一股。整个春季，吉尔伯特父子和他们的亲戚以及埃迪的朋友都在买进这只股票，直到6月，它涨到70多美元，并开始了每时每刻的剧烈波动。布鲁斯公司的股票此时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囤积，这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随着价格的上涨，布鲁斯公司的家族管理层终于迟钝地认识到股票正面临偷袭。他们的防御措施就是自己买进股票，从而加大股票上涨的压力。与此同时，主要由投机者构成的第三方一直关注着股票剧烈而且明显不合理的上涨，并且看到了卖空的机会—即先借入股票用来出售，待泡沫破裂后，再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交割给借出方。于是，到了5月和6月初，布鲁斯公司一方和吉尔伯特一方购买的大部分股票都是来自那些手里根本没有这只股票的人。这些股票来自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的“虚拟供给”，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6月，股票涨到77美元，敌对的双方总共拥有的股票，或者说有文件表明他们拥有的股票，超过了该股票的实际发行量。卖空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股票借出方要求他们交割那些他们一借入即卖出的股票，他们是办不到的，而股票的拥有者有可能逼迫他们以此时奇高的价格买入所欠的股票。
囤积在华尔街有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老“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在19世纪60年代就发起过三次，让那些中了他的圈套的卖空者和股票被他操纵的公司都遭遇了灭顶之灾。1901年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Pacific）的崩盘，正是因为遭遇了布鲁斯公司所遭遇的囤积—对控制权的争夺。其结果是全国性的恐慌，以及世界股市的震荡。纽约股票交易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囤积发生在1922年，是针对皮格利威格利公司（PigglyWiggly
Stores）股票的。就布鲁斯公司事件而言，恐怕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都没想过囤积，它只是控制权争夺的意外副产品。而且，由于布鲁斯公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造成全国性恐慌的危险。不过，那些没有卷入这场争斗的布鲁斯公司股东却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而且，在华尔街，包括1958年的美国股票交易所，“囤积”一词代表着不光彩的过去，令人提之而色变。于是，6月中旬，美国股票交易所采取行动，中止了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交易，以保护无辜者。人们立即开始在场外市场交易这只股票，那些慌忙争夺其少得可怜的供应量以完成交割的卖空者，让股票疯狂涨至188美元。（股票供给来自无辜的股票持有者，有些也可能来自吉尔伯特言而无信的朋友，他们出卖自己的忠诚以换取迅速的利润。）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介入，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开始谈判和相互指责，你来我往，最后终于达成相互妥协。9月尘埃落定之时，吉尔伯特持有布鲁斯公司50%的股票，并成为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主席。帝国改名为国家帝国（EmpireNational），作为对其地位提升的彰显。1961年，国家帝国与布鲁斯公司正式合并，取名为E·L·布鲁斯公司（E.L.BruceandCompany）。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4)
1958年秋，从混战中走出来的埃迪·吉尔伯特终于获得了成功。很明显，凭借他所拥有的布鲁斯公司高价股票，他在账面上已经是个富人，同时，他也赢得了社交圈中的支持者的尊重，并且，由于参与了由他所引起的囤积，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由于此次囤积事件与1901年那一次相似，他被媒体拿来与昔日的巨人J·P·摩根和E·H·哈里曼（E.H.Harriman）相提并论。这名新晋巨头的真正目标可能会遭到老派贵族人士的嘲笑：成为实际上由寄生虫组成的上流社会的领导人。这个上流社会是个国际性的偏激而鼓吹艺术的社交圈子，当时
已经开始被人们戏称为“喷气机富豪”。但吉尔伯特不这么看这个圈子。他喜欢把布鲁斯公司称为建筑材料工业中的蒂凡尼（Tiffany），这个他在与布鲁斯公司的长期争夺中所使用的戏称显示了他的雄心。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他开始宣传自己的形象。他在大都会歌剧院长期定下一个星期一的包厢。虽然并非所有的包厢拥有者都是音乐爱好者，他却是一个，而且，他也喜欢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结识了咖啡馆上流社会的两大显赫人物，埃尔莎·麦克斯韦尔（ElsaMaxwell）和伊戈·卡西尼（IgorCassini）。有时候吉尔伯特会自我陶醉地问卡西尼是否认识与他年纪相仿而又比他更有钱、更举足轻重的人，卡西尼会圆滑地一笑，然后摇头。他聘请卡西尼的马提雅尔公司（MartialandCompany）担任布鲁斯公司的公共关系顾问。出现在卡西尼的报纸专栏上的、关于吉尔伯特近况的文章，是由卡西尼自己作为布鲁斯公司的媒体代理人提供的，而这实际意味着，对于卡西尼的专栏版面，卡西尼愿卖，吉尔伯特愿买。他让他的妻子罗达，一个漂亮的布鲁克林女孩，接受语言障碍治疗和仪态训练。最终，他把股票交易交给一个叫弗朗西斯·法尔（FrancisFarr）的经纪商打理，后者也是一个经常出入俱乐部的人，他的兄弟在著名的怀特和卡斯律师事务所（WhiteandCase）任职，还是圣詹姆斯主教教堂的教区会员。他为乐俱乐部（Le
Club）提供地板装修，以换取特许会员资格，这是纽约一个邀请会员制的迪斯科精英俱乐部。他在第五大道买了一套大公寓，并用法国古董填满了它，其中大部分是一流画作，还请了四名佣人。有时候他住在位于棕榈滩的豪宅里，典型的20世纪初照片中的上流社会派头。他在法国蓝色海岸的马丁角买了一幢大别墅，一有空就与玛丽亚·卡拉斯（MariaCallas）①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Onassis）之类的人聚在一起，或者在奥运规格的游泳池边举办室外派对，旁边还有乐队伴奏。在派对上，埃迪总是用热情好客交换指挥的权利，他会充当乐队指挥，给出奇怪的指示。“大家都去打保龄球吧！”午饭过后，他会对他的宾客们大喊着说，于是四五十名有钱而时髦的或者准有钱和准时髦的宾客，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会老老实实地跳进他们的轿车或者由他安排等候一旁的豪华轿车，奔赴摩纳哥豪华的四道保龄球馆。他生活在梦想中，一步步实现它的细节，并且像盖茨比一样，等待在下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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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真正有钱。除1961年外，他大概都是入不敷出。据说他的账面净资产最高曾达到1000万美元，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账面利润来自借款，他的资产抵押水平总是维持在极限状态。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资产抵押水平，完全是因为他签订了信贷条款。1959年，他在没有通知公司董事会的情况下从国家帝国公司账上借钱。这显然是不当行为，但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之前就连本带息偿还了借款，因而未被追究。他总是缺现金，每年1月1日他都会一次性地预支他在帝国全年的工资。到1960年夏天，他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国家帝国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吉尔伯特的经纪商要求他增加保证金①，而吉尔伯特在纽约已经处处举债了。他欠数十位艺术品经纪商一大笔钱。有消息说，把他欠他父亲的私人债务算在内，他那时至少身负100万美元的债务。但他还是挺住了。当朋友劝他卖掉一些艺术收藏品时，他拒绝了。他说，卖掉它们就等于丢脸。
在那个特殊时刻挽救他的是1961年的牛市，以及恰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的人们精神上的振奋。遵照朋友的建议，他打算聘请杰利·芬克尔斯坦（Jerry
Finkelstein）为顾问，后者是商界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民主党主席），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最佳的金融公共关系人选。虽然不抱希望，吉尔伯特还是向芬克尔斯坦发出邀请，预备遭到拒绝。但令他惊喜的是，芬克尔斯坦接受了，条件是布鲁斯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期权。接下来的事就很奇怪了：仅仅由于芬克尔斯坦的同意加盟，吉尔伯特就重拾自信，变成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开始自己做他本来聘请芬克尔斯坦来做的事情。聘请大师的结果是解放了大师，芬克尔斯坦基本上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要在布鲁斯公司股票大涨的时候数钱就行了。现在，吉尔伯特与他父亲相比占了明显的先机。当布鲁斯公司与国家帝国公司合并时，埃迪·吉尔伯特成为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而哈里·吉尔伯特成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头衔的实际意思是—通常如此—“被踢出局的高层”。现在，他第一次成为商界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他在布鲁斯公司的成功，使得两年前几乎不会让他进门的投资银行家现在找上门来，希望他同意由他们帮助他为以后的投资提供融资。吉尔伯特在股票市场上的购买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手中的股票价值提高了，而且因为他的“朋友”数量在短时间内有了令人瞠目的增加，他们会非常高兴地把钱投向他指出的方向。这导致了危险的新一轮的乐观情绪。到1961年5月，吉尔伯特得意异常，扩张的欲望又一次抓住了他，他开始了为他招致毁灭的冒险。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5)
他想为他的名叫布鲁斯的帝国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CelotexCorporation），这是一家大型建筑绝缘材料制造企业，总部设在芝加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开始，他以大约30美元买进它的股票，后来趁它正好跌到24美元的时候，加大了买入力度，并一路追购，直到1962年初它涨至42美元。但他这一次的收购被迫中断，因为赛璐特克斯公司比布鲁斯公司大得多，其发行量是布鲁斯公司的三倍多，交易量则多一半。但此时的吉尔伯特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他持有差不多50万股布鲁斯公司股票，分别抵押给孟菲斯、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债
权人，这让他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购买力。他开始动用这笔钱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让他的朋友（以及表亲和姑妈们）尽最大可能地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又从父亲那里借钱，同样投入了赛璐特克斯。就连他的宿敌，布鲁斯家族，也受到这个从他们手里夺走公司控制权的人的蛊惑。1962年初，他们批准他动用公司的40万美元用于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后来又增加了约100万美元的赌注。3月，吉尔伯特亮牌了。他宣布，他拥有赛璐特克斯公司10%的股票，要求进入董事会。赛璐特克斯公司总裁亨利·柯林斯（HenryCollins）起初拒绝了，但拒绝得犹疑不决，很明显他只是在使用缓兵之计。吉尔伯特眼看着就要大获成功了。
接着，连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公事一件私事，加速了他的命运进程。市场开始不满肯尼迪与钢铁业的对抗，而吉尔伯特的婚姻也在前一年11月出了岔子，他只得飞回拉斯韦加斯，因为在内华达州必须居住满6个星期才能提出离婚诉讼。毫无疑问，以他的赌徒本性，他以为赛璐特克斯一役胜利在望，他可以通过电话下达远程命令，来完成最后的进攻。或者，在这个看上去即将胜利的时刻，他或许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吓得逃离了恐慌的现场。不知为何，4月底，他突然离开自与妻子几个月前分居后在沃尔多夫居住的住所，飞往拉斯韦加斯完成居住期。
吉尔伯特采取了严密的安全防范，防止他的离开可能导致的布鲁斯公司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任何市场恐慌。布鲁斯公司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去向，他们被要求发誓保密。他使用了假名—爱德华·西顿（EdwardHeaton）。（斗志昂扬的爱德华①，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吉尔伯特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安装了私人电话线路，可以直拨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总机，这样，来电者可以立即转接给他，就好像他仍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一样。他的对外信件首先发到纽约或者布鲁斯公司在孟菲斯的总部，然后转发给相应的收件人。
吉尔伯特的个人习惯和地球的转动使他在拉斯韦加斯陷入奇怪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时间表。3小时的时差意味着纽约股市在内华达时间早上7点开盘。因此，每天早上，吉尔伯特必须在沙漠拂晓时分起床，接通电话线，从经纪商那里获得纽约的早间报价。股市开盘时，他打电话的频率不得不加强，一直到拉斯韦加斯中午时分，东部股市收盘的时候，他的电话线都无法停歇。下午，他会去赌场逛一逛，一直玩到晚上。他梦到过完美赌局吗，让他赢得一大笔钱从而将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的赌局？即使有，也是徒劳的。后来他承认，他在拉斯韦加斯赌博确实输了很多钱。
有时，他像一只机警的蜘蛛，在真实世界中展开迅速的掠夺，然后快速退守。内华达州离婚法规的苛刻性使得他必须这样做。要想成为内华达州居民，他必须证明自己在6周的时间内在每天的某一时刻待在州边境以内。他请一名内华达州永久居民做他的证人，恰巧他的保镖符合这一条件。这名证人会在下午陪他去机场，并在第二天下午去机场接他，正式记录他的存在。5月初，他以这种方式去了两次纽约，去寻找更多的资金。但股票市场此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下滑，使吉尔伯特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他的债权人不愿再借钱给他。实际上，他从内华达赶来不但没有任何用处，还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谣言很快在放款人当中传开，说吉尔伯特遇到麻烦，处境艰难。5月中旬，他去芝加哥会见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午夜起飞，翌日在内华达的土地上留下脚印，穿过去机场的路上沿路店铺闪烁的灯光，凌晨1点30分再次起飞）。在芝加哥，柯林斯现在同意在赛璐特克斯公司给吉尔伯特一个董事会席位以及另选一名董事的权利。吉尔伯特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信誉状况，必须立刻得到董事会席位，但柯林斯坚持等到赛璐特克斯公司6月20日召开下一次董事会议时再宣布，因此，吉尔伯特带回他在沙漠中的藏身之所的胜利是虚有其表的。
吉尔伯特持有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已达15万股，股市每跌一点，他就必须再找15万美元增加保证金，或者冒被经纪商卖掉股票的危险。遵照他的建议而持有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现在有差不多50人，由于他们大多数也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随着股票的不断下跌，他们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中的许多还持有布鲁斯公司的股票。他们有三个选择：卖掉赛璐特克斯的股票；卖掉布鲁斯的股票来支撑赛璐特克斯股票的头寸，这会进一步压低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价格，对吉尔伯特同样不利；或者找来更多的现金支付保证金。吉尔伯特的购买力已经枯竭了。他欠经纪商、朋友、瑞士的银行以及纽约黑社会放高利贷者的钱，这些债务现在通通压向他，而股票市场仍在不停地下跌，每天把他越抛越远。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6)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成了吉尔伯特的噩梦，他不停地打电话求助，求债主借给他新的钱，求经纪商保持耐心不卖掉他的股票，求朋友再坚持一下与他同舟共济。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不停地被拒绝。绝望中，吉尔伯特重操旧业，赌了最后一把—为了避免必然的破产，他不惜冒犯罪的危险。吉尔伯特命令布鲁斯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分别向名为罗德斯实业公司（RhodesEnterprises）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EmpireHardwoodFlooring）的两家公司开具由布鲁斯公司账户负责支付的支票，它们实为吉尔伯特制造的假公司，他用这些钱支付了保证金
。支票金额高达200万美元，这一举动已构成重大盗窃罪。
这是冒险的一击，当然，它是基于吉尔伯特的渺茫希望，那就是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能够突然上涨，从而减少吉尔伯特必须缴纳的保证金数目，让他能够抽回盗用的支票金额，偿还给布鲁斯公司。按他自己的计算—当然没有考虑欠他父亲的巨额债务—如果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高于31美元而布鲁斯公司股票高于32美元，他就有能力偿还债务。5月25日星期五，两只股票均出现上涨，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以31美元收盘，布鲁斯股票则收于323/8美元。这让他有了一线生机。但吉尔伯特第一次表现出了悲观。那一天，他曾对一名兼职秘书说：“按照今天的形势，星期一将有一场杀戮。”后来，他对《纽约时报》的M·J·罗森特（M.J.
Rossant）说：“我突然感到不可能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一次吉尔伯特对市场的预感如此正确，但是由于欠下了累累债务并盗用了资金，他将自己紧紧地套在了网中，使他徒然拥有先知而束手无策。读者可能还记得，他所说的将有一场“杀戮”的星期一就是“蓝色星期一”，20世纪截至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跌幅第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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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致命的星期一的早上，吉尔伯特蜷缩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不停地打电话，一刻不停地盯着远在3000英里之外的华尔街的下跌态势。整个上午，布鲁斯公司股票在30美元上下摇摆不定。打击于纽约时间正午时分到来，一名经纪商告诉吉尔伯特，布鲁斯公司股票现在是23美元一股。他无法相信，挂了电话又打给另一名经纪商，后者确认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顷刻间，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都是他的惊惶的债权人从纽约和瑞士打来的。
吉尔伯特现在对自己承认失败了。他后来说，星期一余下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手”。布鲁斯公司股票这天收于23美元，下跌了93/8美元，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收于25美元，下跌6美元。吉尔伯特这个星期一的个人损失达到500万美元。除了应付债权人以外，他整个下午还要应付那些听从他的建议购买了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他们也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星期二形势出现了大的好转，布鲁斯公司股票涨了53/8美元，但上涨幅度太小也太短暂，根本救不了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完全没有好转，而他还有其他无法偿还的债务，包括从毫无防备的布鲁斯公司那里盗用的200万美元。
星期二晚上，吉尔伯特尽可能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很明显，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美梦完结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建立或者保住一个帝国，而是避免破产，并且有可能的话，避免牢狱之灾。他认为，他的希望在于找到一个能够一次买下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买家，用所得的钱偿还他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他记起一家名叫路宝来（Ruberoid）的建筑材料公司曾经表达过持股赛璐特克斯公司的兴趣。不论达成这笔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他必须能够在纽约待一天以上。于是，尽管离他在内华达州的居住期满只有一两个星期，他还是放弃了离婚的梦想，于星期三阵亡将士纪念日飞到纽约，回到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
星期四，他陷入更大的风暴。吉尔伯特发现他能获得的与路宝来管理层见面的最早时间是下个星期一，6月4日。整个星期四白天，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围满了他的债权人，有些人甚至从瑞士远道而来。他无法满足他们，只希望能够卖掉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星期五，知道他的处境以及他不得以采取的犯罪行为的朋友们劝他立即宣告破产。悔恨交加却顽固的他拒绝了。
实际上，吉尔伯特还有一点时间—准确地说，是6个工作日。6月12日，星期二，是预先定好举行布鲁斯公司下一次董事会议的日子，到时候向罗德斯实业公司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贷款200万美元一事一定躲不过。因此他必须在那之前拿出解决办法，不然事情就要败露。他最后能够争取到的贷款只是6天的时间—这一次贷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6月4日星期一—第一天—他按计划与路宝来公司的管理层见面，坦率地向他们承认自己处于危机，并建议，既然无论如何他们都想购买大量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那么还不如利用他此时的困境接手他持有的股票。路宝来公司的人看上去很感兴趣，但还没有给他明确的承诺就结束了会谈。第二天，处境仍然绝望的他将整个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在谢尔曼斯特林律师事务所（Shearman
andSterling）的律师。可以理解地，他们感到吃惊，并着手采取可能的防御措施。为了避免吉尔伯特在恐慌中加重罪行，他们告知布鲁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要再在任何情况下照他的指示签署支票。作为弥补他承认所犯罪行的第一步，他们要求他向公司出具个人借据，并以个人财产做担保。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7)
第三天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但在第四天—6月7日星期四—突然出现了希望之光，路宝来的执行副总裁告诉吉尔伯特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那就是他的公司愿意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购买30万股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这笔交易即使完成，也不会让他免于破产，但他将能够挽救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且摆脱盗用布鲁斯公司款项的罪名。
吉尔伯特用星期四余下的全部时间和星期五从朋友那里收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准备
好交割。6月11日星期一，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之前的最后一天，由于股票已稳稳地拿在手里，他花了几个小时享受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可能在一切结束之后仍保留某种荣耀，他或许不会失去一切—他的别墅、他的追随者以及他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布鲁斯公司的董事会在星期二早上10点30分召开。吉尔伯特抽着雪茄，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和黑色矮帮休闲鞋出现在那里。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其他董事讲述—有人已经知道或差不多知道了—他从事的疯狂而复杂的交易，以及它们如何最终导致他未经批准动用了在座的所有人受托共同看管的资金。接下来是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希望吉尔伯特立即辞职，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或者至少等当天股市收盘后再辞职，以防止再次出现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紧张而压抑的讨论当中，路宝来公司向吉尔伯特传来消息，说该公司撤回向他购买大笔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这是对吉尔伯特致命的一击。午饭时会议中断，他没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到他的银行保险箱取了8000美元现金，订了晚上7点30分飞往巴西的机票。既然他最后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决定开始真正的流亡。巴西当时已经成为走入歧途的美国金融家们的长期避难所。已经来到这里浪费时间、吹嘘过去、玩纸牌和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买卖的有：出身富贵的公司窃贼洛厄尔·比勒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大盗窃犯本杰克·凯奇（BenJackCage）；出身贫寒、专门贩卖虚发银行股的年轻股票经纪人厄尔·贝尔（EarleBelle）。吉尔伯特肯定不愿意与这些滑稽透顶的无耻之徒混在一起，后来他一直骄傲于一点，那就是他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还是与他们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让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与巴西这样与美国没有有效引渡协议的国家建立司法关系。
下午2点30分，布鲁斯公司董事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吉尔伯特又回来了，冷静而自信。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说服董事会推迟公开宣布他的辞职，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离开美国。只要推迟到7点半！他乞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他解释说他正好需要5个小时联系最后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经过另一轮冗长而激烈的争论后，董事会同意了，吉尔伯特又松了一口气。当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虚构的。他大约5点30分离开他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假装去见作为他最后希望的放款人，并说将在7点左右带着最后消息回来。在其他董事紧张地等待时，吉尔伯特雇了一辆豪华轿车，接上他的父母，他们陪他到了艾德威尔德机场。哈里·吉尔伯特说，在车里，埃迪“歇斯底里地发疯”。但到达机场后，他冷静地支付了机票钱，毫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飞往里约热内卢的班机。飞机因为某种原因推迟起飞，让他最后害怕了一次，但8点刚过就起飞了。
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里，董事们越来越担心。8点15分，他们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打电话，报告他们了解的一切情况。已经太晚了。8点30分，埃迪·吉尔伯特的飞机到达飞行高度向南飞去，哈里·吉尔伯特给布鲁斯公司的董事打电话，遗憾地告诉他们，他的儿子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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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巴西生活得相对平静，只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巴卡巴纳区找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公寓，经常不刮胡子，避免去夜总会和赌场，有时写写信，做点当地生意，还学习葡萄牙语锻炼语言技能。（他没有为自己配备有司机的卡迪拉克。）永远爱他的父母时不时给他寄钱。“我无法面对别人。”他对去他那里拜访他的《纽约时报》的罗森特说。他还坚定地说：“我会用整个余生偿还一切。”同时，人们有时听到他把他的彻底失败归罪于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和所有人：拉扎德、勒布、罗兹、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言而无信的朋友以及肯尼迪总统。他对一个国内来的拜访者抱怨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叫我天才，但我不是。如果不是他们告发我，一切本来都可以避免。”
这就是他的逻辑，也是那些继续忠诚于他的朋友的逻辑：如果不是他的债权人不合时宜的不耐烦，以及股市5月的崩盘，吉尔伯特就能够把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在被揭发之前偿还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并成为英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符的逻辑。实际上，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债务超过资产大约1400万~1500万美元。不论是最宽大的债权人，还是最风调雨顺的股票市场，大概都不能永远保证他不因过度的野心遭受惩罚。可以肯定的是，5月的崩盘只是加剧了他的陷落。
同时，在国内正进行着毫无意外的揭发和毫无体面的争吵，竟然成就了一种虚假的体面，与孤独地流落在外、把时间花在葡萄牙语语法上的吉尔伯特形成强烈反差。6月底，布鲁斯公司谋求并获得了法院的禁令，以防止吉尔伯特夫人私自处置他们夫妇二人拥有的家具和艺术收藏品：尤其是布歇（Boucher）①的《维纳斯梳妆》（LaToilettedeVenus）和《丘比特与普续克》（PsycheandCupid），它们在禁令申请中价值9.5万美元；莫奈（Monet）的《花》（Flowers），价值7.5万美元；和弗拉戈纳尔（Fragonard）①的《少妇的画像》（PortraitofaYoung
Woman），价值9.2万美元。与此同时，司法部对吉尔伯特的15项证券欺诈提起诉讼，国内收入署则提出对他的税务置留权的申请，一直上溯到1958年，总额达300多万美元。7月中旬，纽约方面因为他盗用布鲁斯公司公款以重大盗窃罪再次对他提起诉讼。他的朋友当中有的仍然忠于他，他们坚持认为他被误解了，而且他从来没有有意做坏事；有的则不愿再承认认识这个人。他那些在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上赔了钱的老朋友及商业伙伴伊戈·卡西尼，现在觉得称他为“骗子”一点不过分。到了11月，所有加在吉尔伯特身上的联邦和州诉讼总共可判他194年监禁，而此时，他突然回国了。他一下抵达纽约的飞机，就被联邦司法官围住。他被逮捕，又很快被保释。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8)
他说他回来是因为他厌倦了无所事事和拉丁美洲的慵懒风格，显然这是真的。（他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5个月是犹太孩子能够离家在外的最长的日子。）但还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吉尔伯特的父亲在他不在的时候为他聘请的纽约刑事犯罪辩护律师阿诺德·鲍曼（ArnoldBauman）已经告诉他，危险扫除了。确实如此。吉尔伯特因保释而获得了至少4年半的自由，其间他与他的律师不断向不同的检察官保证供出其他的犯罪分子。他说他可以供出好多人，他在拉扎德和勒布罗兹公司那里有东西。这些保证没有得到履行。1963年5月，他和罗达·
吉尔伯特终于离婚，一周以后，他娶了一位名叫图丽德（Turid）的挪威空姐。别墅、艺术收藏品和池边派对已成过眼烟云，但吉尔伯特和他的新娘很过了一段好日子。他们穿着体面；住在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里；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还去波多黎各度假。同往常一样，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新公司，名叫诺瑟林公司（NortherlinCompany），经营地板。他仍然是一名好商人。诺瑟林第一年赚了20多万美元，吉尔伯特按照承诺偿还一些小债权人的债务—欠他第五大道公寓的油漆工2300美元，欠F·A·O·施瓦茨公司（F.A.O.
Schwartz）138美元。此外，他又开始以10万美元一年的花销过起了以往的生活。他又开始在股票市场投机，不过是以他妻子的名义。一些上流社会不那么无能的子弟又开始试探性地留意他。
有些美国人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埃迪·吉尔伯特没有。以他的性格，他重返股市不可能成功，但即便是这样，他也确实赚了不少钱。背负多项指控、靠保释获得自由、欠债1
000多万美元的他在1963~1967年之间有两次成为“有钱人”，有两次“陷入绝境”，还有一次甚至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他在诺瑟林公司的经营中有太多投机取巧，这家本来很有前途的新公司开始亏损，最终为了扣减税负被卖掉了。而他借助从未履行的承诺从民政当局那里争取来的时间已经用完了。1964年，他承认了12项重大盗窃罪和3项证券欺诈罪。每一项罪行都设定了判决日，但每个判决日到来时，判决都被推迟了。眼看着他似乎将无止尽地逃避监禁，但1967年，当局终于对一再拿不出有效证据的他失去了耐心。这年4月，他只偿还了1962年全部债务的极小部分，而且还增添了新债，联邦监狱的门终于为他打开。他两年以后获得假释，而此时他的盖茨比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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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不能算是金融家。在赌桌上和股票市场上，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循着世界上最古老而确定的失败轨迹—如果不断将赌注翻番，平均法则最终将会打败你，那时你便出局了。他对华尔街的改革也没有什么催化作用，他的投机方式和最后的犯罪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原创，而这些罪行的暴露也没有导致新的防范性法律或证券交易委员会法规的出台。而且，除了盲目相信他的亲戚朋友之外，也没有很多无辜的投资者受到他的行为的严重伤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留意他呢？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不论是垮掉的一代还是生于镀金时代的美国人，不论漂亮的还是丑陋的，都随着大萧条和二战成为过去。但吉尔伯特不知道这些。他很早就在潜意识中形成了特有的野心，一直不肯放弃，最终让他的野心毁了他。由于生得太晚，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开始用华丽的方式进行自我毁灭。
或许，所有那些抱着很高希望的人都曾和他一样—尽管赌注可能不及他押得大—把积蓄押在1961年大量出炉的新股票上，并在1962年被打翻在地。60年代末，1968~1970年之间，将出现一次更大的投机风潮和泡沫破裂。但那一次将是由机构主导的，到那时，美国的股票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个人和小部分自我经营的投资者无法操纵的地步，类似吉尔伯特和他的那一小帮追随者的行为将无法撼动它。
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统治股票市场前夕，即1961~1962年的投资环境，对吉尔伯特而言是完美的，他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疯狂追求虚荣的他渴望借助财富和声誉实现个人身份的改变。而60年代晚些时候的金钱追逐者将给自己设定更加务实的目标—他们要通过加入统治者来报复统治者，要推动国家进步，要藐视整个世界；他们将懂得吉尔伯特所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拥有金钱并不能让生活变成奇迹。他是1962年典型的失败者，体现了股票市场对空想的毁灭，同时他也成为对未来的预言。
第三章 Go-Go的诞生(1)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的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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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出版的《韦氏新国际词典第3版》（Webster誷Third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将“go-go”定义为“发现于菲律宾的一种藤蔓”，或者，指“班图人”。1966年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RandomHous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摈弃了这些生僻的语义，在“go-go”词条下注明参见“agogo”，后者被定义为“随心所欲；内心的满足；丰富热烈（多用于舞蹈表演、迪斯科舞蹈等的名称）”。1969年出版的《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ftheEnglish
Language）则提供了这一词条最古老和有学术意义的来源。它说，“agogo”意思是“快而活泼地；自由地。主要用做副词：活泼地跳舞（dancingago-go）；也可用做形容词：活泼的舞蹈（ago-godance）”。它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短语来自法语，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快乐地”，有可能源于古法语的“gogue”一词，意思是欢乐或喧闹，由它派生出英语（最早是中世纪英语）中的“agog”一词。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大概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个短语在美国获得了一种含义，但直到它所描述的现象结束以后，这一含义才为字典所收录。“go-go”一词开始特指股票市场中的一种操作方式，当然，这是一种自由、迅速、灵活，有时候甚至掺杂着喜悦、快乐和喧闹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迅速买进卖出大宗股票，专门赚取快速利润，特指一些共同基金的操作方式，而这些基金此前从来没有以如此自由、快速、灵活的方式对任何事物进行过操作。
这种投资情绪和操作方式似乎首先诞生于美国信托公司的发源地波士顿。在美国，为其他人代管资金的行业开始于波士顿这个美国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时的金融中心。信托的初衷是保存资本，其本质是保守的，它在波士顿所吸引的从业者也是如此。约翰·P·马昆德（JohnP.
Marquand）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波士顿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代表最无懈可击的正直和庄严的受托人形象：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但又不是过度整齐；蓝色的美国人的眼睛一眨不眨，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皱纹从鼻子延伸到嘴角，形成令人信赖的几何等腰三角；嘴唇只在每天设定好的时刻沾酒，而且以精确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剂量；打扮无可挑剔（衣着上最夸张的举动是系一个小巧、整洁的蝴蝶结），只有一个明显的瑕疵—他在整个成年生活中只戴同一顶灰色的扁帽；他每天的必修课如此有助于养生，以至于他的生命很少会在85~90岁之前结束。
然而，波士顿的受托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他是外向的雅典人，而不是经常被误认为的内向的斯巴达人。早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的塞缪尔·普特南（SamuelPutnam）法官曾写下了著名的观点：
人们唯一能要求受托人的是，他能够保证行为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应该观察那些谨慎、思虑周详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务的，不是看他们如何投机，而是看他们如何永久地保住资金，学会考虑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及投资资本的安全。
这种源于波士顿的“审慎原则”是信托法的一次重要法律自由化，并且是一项生命力持久的原则，直到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受托人信奉的基本准则。1924年的波士顿是美国投资管理业另一次划时代创新的发源地，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两家共同基金，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MassachusettsInvestorsTrust）和道富投资公司（StateStreetInvestingCompany）。二战后，一个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EdwardCrosbyJohnsonII）的波士顿人在比肯山麓默默无闻而又漫不经心地开创了冒险投资文化的先河。
虽然从来不是职业受托人，但约翰逊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波士顿受托人的化身。20世纪60年代，他正好60多岁，是一个充满活力、身材矮小精干的人，得意于自己在拉格尔斯乡村俱乐部一杆进洞的纪录。与传统的受托人一样，他喜欢戴扁帽和领结。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好像温和的教育和舒适的生活让他免受时间的苛责。他用他特有的富有魅力的声调谈论“任何事”和“任何人”，但他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他说话就像放连珠炮，听上去有些口齿不清，因为他的舌头无法胜任地传达他跳跃的思维。
他1898年出生在波士顿郊区，父亲是波士顿一家老纺织品公司C·F·哈比公司（C.F.Hubby）的合伙人，祖先是17世纪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约翰·约翰逊（JohnJohnson）的清教徒自由公民。他继承了另一个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联邦军长官的祖先的名字。他先进入米尔顿学院，又毫无悬念地进入哈佛，后来与门当户对的表妹埃尔希·利文斯顿（ElsieLivingston）成亲。他又顺从父亲让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进入哈佛法学院，然后加入波士顿有名的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and
Gray）。1925~1939年，他在那里工作了14年，专攻公司重组与合并。但一直以来他的心思都在股票市场。
第三章 Go-Go的诞生(2)
他最先对股市着迷是在1924年，当时他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上看到埃德温·勒弗尔（EdwinLefevre）的《股票操盘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ofaStockMarketOperator）的长篇连载，讲述的是著名投机商杰西·利弗莫尔的职业生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激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对朋友说，“一切都写在那里，或者以隐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人人靠自己的世界，没人请求帮助，也没人施与帮助。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利弗莫尔，多了不起的人，总是那
么自信！当然，他肯定会输，但关键在于他多么热爱这一切。在股市中操盘的他，就像在炮战中坐在军舰指挥室里的德雷克（Drake）①。漂亮！”在利弗莫尔这本书的影响下，这位年轻的浪漫商人，这位被生活眷顾，险些由于他是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成为他后来成为的人，开始在他的法律工作之余涉足股市。他的同事嘲笑他在事务所办公室的墙上贴股市趋势图。在1929年的大崩盘中，他和其他人一样赔了钱。但是，和许多人不同，他幸存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股市陷入深渊，他还是赚到了第一笔钱。“我注意到一系列信号，当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大崩盘就在前面。”约翰逊很久以后说，“我看到了信号，预见到1931~1932年的股市下跌。我坐在我的小船板上划开了，我的资金完好无损。天哪，干得太漂亮了！”
1935年，约翰逊成为投资者公司（IncorporatedInvestors）的法律顾问，该公司是波士顿一家小型老式共同基金。渐渐地，他的爱好让他离金融越来越近，离法律越来越远。1939年，他离开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成为投资者公司的全职副总裁和财务主管。4年后，他获得了接管富达基金（FidelityFund）的机会。富达基金是波士顿的另一家共同基金，当时只管理着不起眼的300万美元资产。此时，约翰逊已经有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接手富达基金的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的利益，因为在波士顿的传统理念中，受托人职责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而不是可以买卖的利益。
在当时的华尔街，“共同基金就是信托”这一概念根深蒂固，并一直维持到1955年，尽管共同基金实际上根本没有信托性质。信托是指，一方依法为了另一方的利益持有资产—主要是年长的人为了作为继承人的年轻人的利益而持有继承财产。受益人并没有选择受托人，甚至也没有选择信托，因此可能对受托人和受托关系都没有控制权。而共同基金的持股人，或者受益人，是主动选择他想投资的基金，继而向基金经理授权对他的资金进行再投资，并支付佣金。基金经理不是受托人，而是投资顾问，因此不受制于与受托人有关的法规的制约，而受制于有关投资顾问的法规的制约。然而，1955年前，不论在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受托人，或者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尽管一身受托人气质，却明显有着爱冒险的背景和脾性。毕竟，他的股市偶像是最大的投机家之一。一开始，他对富达的资金采用的投资方法是非传统的，他后来对之做了极富个性的生动描述：“当我们买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不想弄得好像我们是要娶它。你可以说，我们更喜欢把我们和它的关系看成‘试婚’。但这还不够。有时候我们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极少的情况下，想要‘一夜情’。”
他作为富达首脑的特立独行风格虽然远不至于成为华尔街丑闻，但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谈论。爱德华·约翰逊是一个波士顿和哈佛造就的好人。到底中了什么邪？但他所做的一切还只是开始，富达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将从约翰逊第一次遇见小杰拉尔德·蔡（GeraldTsai，Jr.）开始。
这次见面源于1952年初，约翰逊接到斯卡德惺返傥乃剐克拉克投资咨询公司（Scudder，StevensandClark）一个朋友的电话。“我这儿有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我们好像暂时无法安排他。”这位朋友说，“你能帮上忙吗？”约翰逊告诉朋友让这个年轻人过来。当蔡出现时，约翰逊很喜欢他的样子，当场就雇他当初级股票分析师。
这名当时24岁的年轻人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福特汽车公司上海区的经理。1947年，战争终于结束了，年轻的蔡被送往美国上大学。他先就读于韦斯利恩大学。由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市的土气令喜欢上海灯红酒绿的他不适应，他转学到波士顿大学。在那里，他感到生活自如，于是非常勤奋地学习，提前6个月完成了经济学本科课程，将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用来撰写一篇题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的硕士论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连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纽约的证券业巨头巴奇公司（Bacheand
Company）工作了约一年，其间娶了一名美籍华人女孩。然后，他回到波士顿，已经下定决心从事股票投资的他拜访了约翰逊，进入富达。“我喜欢股市，”他几年后说,“我感到作为外国人我在那里没有竞争劣势，但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如果你以40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而它涨到50美元，不论你是东方人、韩国人还是佛教徒都不会有什么不同。”读者很容易注意到蔡喜欢股市的原因与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十分相似，他曾说“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一个是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一个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却同样欣赏股市冷酷的客观性，这让他们两人有机会逃过偏见的束缚。而不同的偏见千差万别，实际上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一点则无关紧要了。
第三章 Go-Go的诞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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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手段
和惯施的骗术
异乡的中国人轻车熟路
杰拉尔德·蔡的东方面孔和背景，加上布莱特·哈特（BretHarte）1870年对东方人擅长黑暗手段和惯施骗术的漫不经心的描写，最终成功地把他以天才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让他与爱德华·约翰逊走到一起的，是比对股票市场的共同爱好更加深刻的原因。
约翰逊可以说是一个东方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传统，一是个人喜好。他的祖先，早年的美国商人，是东方迷，原因非常实际—东方是他们财富的大部分来源。绕过合恩角①搭载着快速帆船到来的东方文化与东方货物一起，影响了波士顿的建筑和室内装饰以及思想，甚至它的社会价值构成。在曾经为劳伦斯家族和洛厄尔家族（theLawrencesandtheLowells）所有的波士顿公园旁边，是占据两间房屋的联合俱乐部（UnionClub），里面除了挂着19世纪长着络腮胡子的旧时美国大人物的画像之外，还有两幅中国商人庄严的画像。约翰逊本人有一个坚持一生的爱好，一个难得的继承于他父亲的爱好—研究东方宗教。对远东的亲近感来得那样自然，就像他一定会去哈佛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