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也早已做好结识美国文化的准备。如果说他的内心仍然是东方的，足以激起和满足一个波士顿人的好奇，而他的思想和举止则惊人地西化。除了他流利而地道的美国口语还能略微透露他的东方背景之外，他开朗、务实、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思维富有逻辑、进取心强，基本上已是美国商人的典范。
还有一股力量让约翰逊和蔡走到一起。年轻人一直非常像他的母亲，一个坚强而了不起的女人，有独到的商业意识，在上海市场上讨价还价是她的儿子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但相对地，他与父亲不太相似。在约翰逊身上，他毫无疑问找到了父亲的替身，爱德华·约翰逊也非常乐意而骄傲地担任了这一角色。约翰逊自己有一个儿子，一个聪明而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三世（EdwardCrosbyJohnsonIII），昵称内德（Ned），也在富达工作，可以预见的是，这将使故事的情节变得更加复杂。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标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继续前面的比喻，有时床单甚至还没有凉，他又换了下一个。约翰逊，蔡眼中的约翰逊“先生”，也是公司所有人乃至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所有人眼中的“先生”，对他非常欣赏，少有不满。几年后，蔡这样评价他的前老板：“基本上，约翰逊先生不像其他波士顿的投资人士那样保守。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并不真正喜欢传统。他总是希望让你独立思考，给你独自完成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在他让你独立思考的同时，也会给你一个索套。‘这是你的索套，’他会说，‘去干吧，但不要忘了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独立完成。两个人拉不了同一把小提琴。’”
1957年，蔡对自己在富达从事的工作已感到非常自信，他给约翰逊写了一张便条，请求—实际上近似于要求—约翰逊同意他开设自己的增长基金。“他只用了半个小时来决定，”蔡很久以后回忆说，“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我写的便条还给我，说：‘去干吧。这是你的索套。’”
蔡的索套名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Capital
Fund），是公司第一只公开投机的公众增长基金。从一开始，他就用当时被认为是彻底赌博的方式来操作。他把富达资本基金的钱集中投资于几只当时被认为过于投机和冒险、不适合共同基金的股票（比如宝丽来、施乐、利顿工业）。他会一次购入1万股或更多股票，并冷酷地告诉他的经纪商，假如他们不能在不使股价大幅上涨比如1~2点的基础上凑齐这些股票，交易就取消。经纪商们会抱怨，但通常还是能凑齐大宗股票。由于有大笔佣金，如果一个经纪商不能按照蔡的要求完成交易，自然还有别的经纪商。他的年投资组合转手率一般会超过100%，也就是说，每一股股票都会倒手一次，这在当时的机构投资圈子里是前所未闻的比率。他对市场变化猫一样的迅捷反应很快就声名远扬。“观察他的反应是一件很美的事，”约翰逊说，“多么优雅，多么及时—漂亮！要知道，如果他出现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会立即成为它的首席交易员。”随着富达资本基金净资产的上升和新资金的涌入，蔡开始与各大公司的管理者密切接触：国际电话公司的哈罗德·吉宁（Harold
Geneen）、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Foods）的内森·卡明斯（NathanCummings）以及洛伊斯公司（Loews）的劳伦斯·蒂施（LaurenceTisch）。尽管公众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已逐渐为企业圈所熟悉和惧怕。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突然抛售1万股可不是儿戏，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办到这一点的人则是值得结交的。
所有的升起之星都会遭遇挫折，这个投资界年轻的毕加索在1962年的险恶市场环境中也遭遇了一次重挫。他把重点放在成长型股票，只重仓持有少数几只股票的整个操作方式，意味着在股市崩盘时会面临巨大风险。1962年5月的浩劫过后，富达资本基金突然看上去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但蔡很快就重整旗鼓。那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突然表现出异常的乐观。6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投入了富达资本基金的2600万美元购买股票。股市飞速上扬，到年底，这只基金的资产价值在3个月内上涨了68%。
第三章 Go-Go的诞生(4)
蔡现在已经将他的手法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场环境。同时，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也获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拥有约翰逊的投资管理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ManagementandResearch）20%的股份，相当于爱德华·约翰逊持有的一半。此时他开始将自己看做约翰逊的接班人。富达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一再上涨，最终，在1965年这个股市获得丰收的年份，基金增长率达到近50%，转手率120%。
沸腾岁月到来了，对此，杰拉尔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突然间，他全国闻名。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样，他既喜欢出名，又害怕出名。富达从未聘请过公共关系公司，当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争先恐后地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既惊讶又局促。当《纽约客》的一名记者要求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专访，好登在该杂志的“城市闲谈”栏目上的时候，他让他的秘书回复：“蔡先生从不允许报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论怎样，媒体还是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谈论，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个疯狂的秋天，他已经成为股市毫无疑问的金童。曾经，三十多年前，约翰逊眼中的英雄杰西·利弗莫尔也充当过同样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希望借他发财的追捧者研究。曾经，“杰西·利弗莫尔在买入！”是人们疯狂抢购一只股票的信号，现在，它变成了“杰里·蔡在买入！”与利弗莫尔一样，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预言开始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的传奇获得了自我延续的魔力，他买入或卖出一只股票的举动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几小时内增加或减少数亿美元。利弗莫尔未曾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困扰，但现在，该法明确禁止股票操纵。但证券法能拿蔡怎么样呢？所有人都要跟着他下注难道是他的错吗？虽然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个股票操纵者。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巨星，他为监管制造了全新的问题，而华盛顿的监管者起初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爱德华·约翰逊，虽然他将杰西·利弗莫尔视为炮战中的海军司令，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另一个利弗莫尔，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顿化了。但现在，显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培养了一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蔡的种族和国籍对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贡献，又有怎样的道德含义？华尔街从未有过一位非白人的领导人，实际上，连不是纯粹盎格鲁腥隹搜费车男陆掏蕉己苌佟Ｏ衷冢辛艘桓觥；蛐恚梢宰晕野参康匾孕鼗彻憷跃印５媸钦庋穑课鞣缴缁嵩缫鸭豆饺说挠跋炝土钊艘苫蟮牡赖铝α浚凰遣祭堤亍す乇氏录永Ｄ嵫翘越鹑戎幸煜绲闹泄耍蛘呃系缬爸械谋说谩ぢ澹≒eterLorre）①，或者新电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Hayakawa）②：文雅沉着、举止礼貌、智慧过人，骨子里却非常西化，能够本能地觉察和追逐划算的买卖。一个不迂腐的波士顿受托人慧眼识珠，发现了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东方天才，并放任他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急切地追随蔡进入冒险游戏的华尔街人，以及蜂拥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并不是受到了高涨的社会情绪的指引。他们是在追随一位他们认为会让他们变富的金钱魔术师，一位他们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个人交往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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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蔡在富达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岔路口。老约翰逊现在已经年过65岁，很快就可能退休。谁会是他的继承人？蔡，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儿子内德？小约翰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英俊而富有才干，本身也拥有非凡的投机眼光。他有非常无聊的幽默感。他会对父亲说：“对于你的指挥台和试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些人有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约翰逊会开心地笑一笑。确实，作为一对父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地融洽。对杰里·蔡，内德·约翰逊很少说话，除了偶尔在会议室里与他就某只股票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东西似乎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要多。蔡现在有着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号召全美国的影响力，他再也不会在富达的会议上默默无闻了。最终，他直接向约翰逊提出了继承问题。那一定是一个对两者都很艰难的时刻，但约翰逊坦然地面对了它，没有逃避。他只是说，内德是他的儿子，他希望内德最后能够继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个永远做二把手的未来。当年晚些时候，他辞职了，将他手中的富达股份以220万美元卖给了公司，然后取道纽约，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动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管理投资资金的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的风潮。随着共同基金资产价值的上升，新的资金不断涌进来。蔡和他的同类人似乎为那些有几百或几千美元拿来投资的人发明了一种造钱机器。大约有300万人持有标准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们在这些基金里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当然，为了让蔡或他的同类人管理他们的投资资金，他们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愤怒地判定这样的佣金过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经济繁荣的刺目阳光下会枯萎，直到1965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仍然沉默无语。对此，客户们也无话可说，毫无疑问。据《韦星伯格报告》（Wiesenberger
Reports）公布，这一年，29家“业绩”最好的基金资产价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蓝筹股，如AT&T、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宝丽来和施乐这样的时下热股组成的道琼斯指数，只迟钝地上涨了15%。现在，新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好像只要随意挑一只基金，你就能在一年里赚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后放松享受那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前提是道琼斯指数每年增值15%左右，而绩优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当时的所有人确实是这样预想的。这样的假设只有在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第三章 Go-Go的诞生(5)
在蔡的周围迅速升起了一群投资之星，他们中的一些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或明或暗地发出一些光芒。纽约权益基金（SecurityEquityFund）的弗雷德·阿尔杰（FredAlger）刚刚30岁。他一半传统，一半非传统。从他父亲的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他父亲既是美国驻比利时前大使，又是一位底特律政客；他自己毕业于耶鲁大学，为经营国际共同基金的伯纳德·康菲尔德（BernardCornfeld）所喜爱；他头发凌乱，穿着宽背带裤，反应敏捷，经营一只著名的基金，1965年创下了增长77.8%的业内纪录。弗雷德·卡尔（FredCarr
），还不到35岁，是一个经历过1963年11月艾拉泻榔仗毓荆↖raHaupt）色拉油丑闻①的投资老手，后来为好莱坞式的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Bell）工作。现在，他坐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为古董家具和视觉艺术品所环绕，在人们闻所未闻的新冒出来（而且是不断冒出来）的成长型公司的股票中，进进出出，经营他的创业基金（EnterpriseFund）。“创业基金，”卡尔在一份针对他的保守派竞争者的公告中声称，“将不再靠交易那些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来赚钱。”在华尔街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那就是霍华德·斯坦（HowardStein）。他曾经是小提琴家，现在是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的大人物。他跟随杰克·德莱弗斯成长起来，在10年间让基金的资产从100万美元变成3亿美元。像德莱弗斯那样，他向人们展示，那些站在金融世界死亡中心的人—买卖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的人—也可以非常潇洒。这些人和蔡一起，成为沸腾年代早期的明星，在世界金融史上那个股票投资开始以百万计的年代，逐渐变成全美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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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金同根派生出来的，还有各种奇异的赘生物和旁支，其中最为怪异的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只对富人开放的私人共同基金，最小投资额必须达到10万美元，甚至更多。联邦法律通常禁止公共共同基金从事保证金交易，或者卖空股票。因此，它的投资杠杆是有限的，虽然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大幅增长，但市场状况不佳的时候，就只能硬撑。但对冲基金不是公共基金，也不是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从不对公众宣传或发行，实际上是合伙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它完全不受制约投资公司的联邦法律的束缚。它可以像个人投资者一样不断举债投资和卖空股票，不论市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一搏，既冒最大的风险也制造最大的获利机会。从某些方面看，它与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投资联合非常相像。当时，一些富人和名人，包括沃尔特·P·克莱斯勒（Walter
P.Chrysler）、查尔斯·M·施瓦布（CharlesM.Schwab）、约翰·拉斯科布（JohnRaskob）、珀西·洛克菲勒（PercyRockefeller）、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HerbertBayardSwope），等等，都会凑上几百万美元，交给股票市场的某个技术师，以一定的佣金或比例提成，让他通过市场操纵，以相对弱小和无知的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在几天或几周内返还他们一定的利润。1934年，市场操纵被联邦法律定为一项犯罪，但富人投资者联合不是。与30年前臭名昭著的投资联合一样，60年代的对冲基金是富人在股市中的狩猎。
虽然直到1968年也只有很少几只对冲基金，其起源却可上溯至1949年，也就是战后无与伦比的长期繁荣开始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最令人想不到的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WinslowJones）。他不是一个蓄着连鬓胡子的强盗式人物，而是一名非常腼腆、富有学者风度的记者，学的是社会学，喜欢做善事。他于20世纪初出生于澳大利亚，父母是通用电气驻澳的美国人，192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30年代在柏林为外交部工作，40年代成为《生活》（Life）的撰稿人。从某个时候开始，他有了在股票市场赚钱的想法，说服了几位朋友之后，1949年，他离开《生活》，成立A·W·琼斯公司（A·W·Jonesand
Company）。这是一家私人投资康采恩，起始资本10万美元，他自己出资4万美元，其余为朋友出资。琼斯的想法是采用传统的投机方式用保证金交易，买入股票的同时卖空股票，实现他心目中的保守目标：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者的利润。他这种操作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①的原因是，他所做的卖空交易（至少在理论上）是用来保护在市场上涨这一预期上下的注。学者琼斯颇有个性地认为，他所发明的投资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在语法上不规范。“我最初的想法，也是正确的想法，是‘对冲的基金②。’”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对他的朋友说。这时，这一不规范的说法已经被固定沿用下来。“我仍然认为，‘对冲基金’把名词用做形容词，感觉不好。”
根据琼斯设计的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在买入股票的同时用卖空交易进行对冲，第一只对冲基金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股市一直大面积稳定上涨，使琼斯和他的合伙人总是难以找到用来卖空的股票。）基金的投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的合伙人，主要是和琼斯一样的高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等等。最早的有路易斯·费歇尔（LouisFischer），一个获奖的传记作者；后来有由医生改行做雕塑家的A·阿里·西奈可（A.ArlieSinaiko），和桥牌专家、著名的“非逼叫斯台曼”桥牌规则的发明者萨姆·斯台曼（Sam
Stayman）。琼斯从他亲自管理的这家公司抽取投资利润的20%，要价很高，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盈利，就不收取任何报酬。琼斯的合伙人基本没什么抱怨。年复一年，基金都能从交易中盈利，甚至由于能够卖空，在像1962年那样的股灾中也是如此。
第三章 Go-Go的诞生(6)
1965年，当阿尔弗雷德·琼斯的名字和“对冲基金”这一表达不当的名词，在经过了长期小心的私密保护之后，进入华尔街的通用词汇时，他的基金5年增长率为325%，10年增长率则为这一数字的两倍还多。10年间，他的合伙人的投资几乎增长为原来的6倍，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才勉强翻番。琼斯基金的平均个人投资上升至近5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自然已经成为富人或准富人，毫无例外地都比原来富有多了。人们纷纷请求加入。一个竞争的对冲基金“产业”即将出现，从事它的主要是A·W·琼斯公司的老雇员。琼斯的两个主要对冲基
金竞争者，城市联合基金（CityAssociates）和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Partners），都是由琼斯原来的合伙人经营的。
琼斯既不反对竞争，也不喜欢惹人注目。专有性和保密性从一开始对对冲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在对冲基金，尤其是琼斯的对冲基金里，基金成员就像一个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成为一名会员既能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又能显出他的精明。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会员身份，在那些注重关系的圈子里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请者不断在他的门口哀求，琼斯几乎不需要担心竞争。如果太惹人注目，就只能带来坏处。确实，对冲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到目前为止依然如此。但这样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聚集了私人资本，不需要在公开报告中披露经营状况，难道不会（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利用内部信息，操纵市场，损害其他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赚取利润吗？同样，它难道一点也不违反《证券交易法》吗？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中期，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开始“委婉致电”各家对冲基金的办公室，但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尽管相对于那些象征和代表华尔街民主的声势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来说，1965年的对冲基金是旁门左道，但它却是神秘感、专有权和特权在华尔街最后的堡垒。它是新的特快列车中的豪华专列。再恰当不过的是，它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半路出家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个优雅的业余选手，一个在追逐利润之外和之上，更喜欢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的人。阿尔弗雷德·琼斯在65岁左右已经从A·W·琼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赚够了钱，现在他可以尽情做他喜欢做的事了。他在布罗德街的办公室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贫困的梦想。认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现严重的贫困是一项国耻的他，建立了一个私人基金，用来推广社会生活技能，抵御贫困。他有时会长时间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美国和平队（Peace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给合伙人。他开始写一本书（一直没有完成），希望它能够充当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国贫困之作《另一个美国》（TheOtherAmerica）的续篇。一些华尔街人，或许出于妒嫉，称他为金融嬉皮士。只要他的基金能够每年为他少数几个走运的合伙人赚取75%~80%的利润，这样的指责便不可能长久。琼斯现在完全可以过贵族的生活，把赚钱当做一项太过简单而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把尽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润上，而是放在慈善事业上。不过，虽然对冲基金数量稀少，而且高高凌驾于市场厮杀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过华尔街的普遍原则：它也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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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末，在半梦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达的办公桌，向爱德华·约翰逊深感遗憾地说了声再见，又向内德冷冷地漫不经心地道了别，便动身前往纽约，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他在丽晶酒店要了一个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号租了一套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面铺着哔叽呢地毯，空调总是调到12摄氏度，好让里面的人保持头脑清醒，最主要的装饰物是一件公牛形状的硕大的皮革制品。他开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为新公司的初始资本，并为他赢得一些能够让他再次表演投资魔术的资产。当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术，曼哈顿基金真正的初始资产就是蔡在投资技巧上的声望。作为自己的老板，他冷静、沉着而果断。经过长期的历练，他从13年前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那个毫无经验却有潜质的年轻人走到了现在。他虽然仍然害怕名声，却已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忍受，实际上，对于名声，他有着同许多金融家一样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烫火炉”的矛盾心理。现在，他会开心而轻松地与媒体争吵，表现出明显的乐趣。那年早些时候，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总是买入宝丽来、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
Camera）这样的股票，而从来不买美国钢铁这样的权威股票。“这个，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东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说。为了保护他和家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电话号码甚至对办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顿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启动之前，到底能卖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设定的保守目标是2500万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对公众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相信，除了对蔡过去记录的理性评价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国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义只是特权和暴力的伪善掩护；即使存在救赎，那也是蕴藏在东方更加直觉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中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许曼哈顿基金的许多初始投资者，尽管有意识地对这种思想表示蔑视，却在决定将积蓄，进而他们的部分未来托付给蔡时，无意识地对之做出了反应。无论如何，支票向曼哈顿基金潮水般地涌来。那么，基金正式启动时的总数到底将是多少呢？不是2500万，而是1亿？或者，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1.5亿？
第三章 Go-Go的诞生(7)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顿基金聘请的化学银行（ChemicalBank）在派因街沉静的办公室里，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国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负责曼哈顿基金股份发行的经纪公司总裁哈罗德·L·巴奇（HaroldL.Bache），交给蔡一张代表股份销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资产的支票。支票上记录的金额是2.47亿美元。按照标准的0.5%的管理费计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ManagementandResearch），一开始的年总收入就将达到125万美元。
他已经起跑了，并将独自跑下去。正如《机构投资者》（TheInstitutionalInvestor）杂志后来报道的，
他像建立富达资本基金那样建立了曼哈顿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满了它。为了便于扩大版图，他精心装备了一间交易室，里面配备了一台TransJets牌收报机，一个Quotron牌电子板，上面显示着所有相关证券的价格，还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页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关于他持有头寸的股票的点线图和其他技术指标。交易室隔壁是一个“信息中心”，里面到处是不断变换的各种图表，就像五角大楼的战争指挥室。三名雇员全职维护数百种股票平均价格、比率、振荡幅度和指数等信息，从“价格上涨和下跌差额的10日震荡分析”，到多种政府债券的相关图表，到道琼斯指数的25、65和150日的移动平均数。“我们什么都有”，前美林分析师和信息中心老板沃尔特·迪默（Walter
Deemer）说，他的图表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园艺专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某张图一次，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在这里找到。”
讽刺无时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过去的业绩如同一个棒球手的击球率一样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这一切在蔡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男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谋求出路的时候，都是对蔡有利的因素，而现在变成了对他不利的因素。他在这里，在全美国投资者众目睽睽之下，背负着一年为客户盈利50%的期望。低于这一水平就是失败，喜怒无常的公众将把他们的英雄一夜之间贬为乞丐。而这一状况所处的时机又无可救药地糟糕，大盘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蔡办公室里供奉的皮革公牛并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个牛派，因此他需要一个上涨的市场才能不断盈利。但最大的讽刺是，他恰好在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一个再也不会达到的峰值—结束几周之后启动了自己的基金。
就这样，蔡在1966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失败之路，他的崇拜者则走向了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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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急转直下。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将燃尽。但凭借机智灵活的投资手法，蔡还是能如愿以偿。
在最初两年，曼哈顿基金以及蔡自立门户后经营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资者欢迎，尽管它们根本不值得这样追捧。没有了约翰逊慈父一样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选股眼光。继1967年表现可圈可点之后，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复杂市场环境下遭受打击。这年的头7个月，曼哈顿基金的每股资产价值下降了6.6%，在阿瑟·里普经纪公司（Arthur
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较的305只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时期，冒险之王走向错误的方向。尽管这样的业绩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资资金时丝毫不减。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资产已增至5亿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的年总管理费收入超过200万美元。他是否能够通过业绩挣到这笔管理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说蔡不再清楚何时应该将他为别人所做的投资变现的话，他却知道何时为自己变现。1968年8月，他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卖给了一家保险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FinancialCorporation），以换取C.N.A.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C.N.A.股票。
这样，蔡及时并且一击即中地跻身美国富豪行列。作为C.N.A.的执行副总裁和最大的个人股东，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专心投入C.N.A.的收购计划。作为基金经理，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美国公司的大股东，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他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拥有乡村别墅；他有一个信托基金，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一生享有丰厚的收入。
这名来自上海的移民，有着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投资家身上的最简单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来的人一样，在黄金海岸隐约光芒的吸引下，从遥远的外国城市来到这里。不过，在他通过他所选择的行业成为富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将变为非法。1971年6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兰德里（HenryJ.
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的任何利润，不属于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属于基金的股东。这一判决是对传统理念（我们看到，爱德华·约翰逊早在1943年收购富达基金的时候就从中受益）的回归，那就是，受托人不能变卖受托物。假如这项新判决在1968年生效的话，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没有关系。弗兰德里的判决没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许多其他出售了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允许保留所得。现在，蔡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批评，因为他过早地失去了投资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正好赶在赌场大门被封之前兑现筹码的人。尽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顶峰时期，这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天才仍然是华尔街的第一位东方英雄。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1)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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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偶然地，文化和社会变革在冲击着美国华尔街的同时，也冲击着纽约的华尔街。1968年，纽约第一次在那些一向乐观的公民眼中显得难于驾驭，失去控制。热爱这座城市的人坚信，尽管它经历着短暂的混乱—迷雾、噪音、阻塞的街道、种族对抗、毒品和犯罪的致命循环、丧心病狂的反公众行为、办公室腐败—某种深层次的代表秩序和善行的文明法则之手会在无形之中掌握它，因此情况最终会好起来。但1968年，臭名昭著的教师罢工，既震惊了对关闭学校嗤之以鼻的公众，也震惊了导致它并使它持续下去的玩世不恭的政治玩弄者。也许正是因此许多市民绝望地感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消失了，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并且秩序的基础不复存在。
当然，这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并且总有一天绝望的感觉会过去。少数派发出新的尖锐声音是因为获得了新的自由，而不是遭遇到新的敌意。正如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HaroldC.Schonberg）指出的：“很快，世界上任何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艺术、最好的音乐、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餐厅、最多样的娱乐将唾手可得。”纽约勇敢而坚韧的艺术与文化之花在社会秩序的一片废墟中正在盛开。有立必先有破，我们可以不把1968年的纽约看做一座垂死之城，像许多城里的智者自信地宣称的那样，而是把它看做一座新生之城。
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化中心都首先是金融中心。纽约为这一句话提供了经典例证，但是用它作为论据必须非常谨慎。如果从中得出金融中心会自然而然地催生文化的结论，就会落入最普遍的逻辑错误。不过，这却是一个隐含的事实，尤其从1968年华尔街的角度看，因为它与百老汇戏剧界、百老汇以外的戏剧界、林肯中心、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格林尼治村屹立在同一块岩石上。在那一刻，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1965年华尔街的道德和习俗的变革是猛烈的：与后台办公室瘫痪并存的，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必不可少的对旧式权威的颠覆，以及对旧习俗的断然摈弃。但华尔街的变革，如同纽约的变革一样，并非完全不好。废墟中有新的花朵在萌芽，甚至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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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看或多或少并未被触及的老社会教条。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华尔街最邪恶又最不可或缺的，比如，它由来已久的对女人和黑人的偏见只在象征意义上减轻过。
华尔街的女人（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为争取重要地位而奋斗，但她们人数不多。到1968年，有数百名，或者数千名女性经纪商，她们主要为不断增加的女性投资者服务，而后者主要也只信任女人，这是社会改革与金钱之间达成共同利益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但在高层，纽约下城的女人则很难与华尔街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一争高下。1967年12月28日，性格坚韧、雄心勃勃而和蔼可亲的三十多岁的女经纪商穆里尔·西伯特（MurielSiebert）成为现代纽约股票交易所第一位女性成员。她曾在数家经纪公司当过股票推销员，后来决定自立门户。她第一天步入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时，从不以敏感闻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当局，要求她佩戴实习生的徽章。1970年7月，纽约的一名家庭主妇，玛德龙·泰利（Madelon
Talley），厌倦了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一些金融课程，成为德莱弗斯杠杆基金（DreyfusLeverageFund）的合伙经理人，她也是华尔街第一位女性基金经理。几扇长期紧锁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但也只是一条缝而已。
至于黑人男性（更不要说黑人女性），华尔街将1965年对他们的非象征主义歧视升级为60年代末的象征主义歧视。1968年7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ShearsonHammilland
Company）开始着手在哈勒姆区①腹地开设分支机构的计划，这是全美国在黑人聚居区开设的第一家经纪公司分支机构。认为哈勒姆区的本地人能够产生足够支持一个分支机构利润的经纪生意，是不现实的，而希尔森汉米尔公司没有进行如此堂吉诃德式的假设。人们有一个顽固的观念，那就是白人金融机构—大基金会、共同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出于慈善或公共关系的目的，愿意把一部分经纪业务从一个设在哈勒姆区的分支机构分流出去，其用心良苦的目的是把佣金收入注入贫穷的黑人社区，而不是反过来让富足的华尔街人赚取佣金收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与不同的哈勒姆区团体，尤其是当地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就具体事宜发生了争论。最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决定建立一个基金会，命名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据信这是在美国革命中第一位被杀死的美国黑人的名字。该基金会将“致力于帮助哈勒姆社区建立健康的经济”，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哈勒姆分公司总收入的7.5%作为其资金。1969年7月，分公司开业，位于哈勒姆区的主要街道，第125大街，职员主要是黑人，经理是小拉塞尔·戈英斯（Russell
Goings，Jr.），一个严厉而和善的人，三十多岁，曾在美林公司在郊区的一个分支机构干过，还当过一段时间布法罗比尔橄榄球队的球员。很多白人机构给分公司送生意，使它能够小有利润（起初，99%以上的生意都是机构生意），也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基金会带来了大量收入。用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看成是有负罪感或者恐惧感的白人向黑人献殷勤的又一个例子。不过，在华尔街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显然，在大多数时候，这是世界上最不会为负罪感驱使的一个地方。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2)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有类似进展的迹象，不是在1968年，但很快。1970年2月，约瑟夫·路易斯·瑟尔斯三世（JosephLouisSearlesIII），一名31岁的年轻黑人，纽堡勒布公司（Newburger，LoebandCompany）的一般合伙人和交易所场内经纪商，将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成员。与他之前的许多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一样，瑟尔斯是借钱购买席位；和拉塞尔·戈英斯一样，他以前也是一位明星橄榄球员—在那时，曾经参与美国人最喜爱的周末娱乐运动的记录，很明显是黑人进入经纪业实际上的先决条件。但事情有意想
不到的讽刺意味，约瑟夫·瑟尔斯在对任何肤色和种族的人而言都最糟糕的时刻进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场是残酷而公正的，到这年11月，瑟尔斯在1970年的大崩盘中输光了全部身家，很快退掉席位，离开华尔街，在别处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1970年底，纽约股票交易所将只剩下一名女性成员，而没有任何黑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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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开始，华尔街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胜利。两代人之争以一方大获全胜告终，华尔街杀死了它的父亲，完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在昙花一现之间，20世纪60年代末期变成年轻天才（蓄着连鬓胡子的快枪手）的全盛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他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上过不错的商学院；不到30岁，通常远小于30岁；穿着醒目的条纹衬衫，宽宽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近乎傲慢，嘴里不停冒着新词，“业绩”、“理念”、“创新”和“协同效应”；说话很快，干活卖力（但和后台办公室的那些人不同，他似乎很少碰毒品，包括大麻）；如果走运，他能够从他管理的资产里获得40%~50%的提成，外加每年超过5万美元的年薪。
实际上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争取“业绩”。年轻就是他交易的资本，借着华尔街文化时尚令人难以置信的陡然转向，他已经是赢家。《机构投资者》杂志介绍了一名不到30岁的股票分析师，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1968年的年轻分析师来说是很不错的），年薪2.5万美元，为了改善自身环境，他决定换工作。自我推销的两周之内，他收到15份工作邀请，其中一份年薪3万美元，实际上可能拿到5万美元，并且在两到三年内可能当上合伙人，另一份年薪3万美元外加奖金、利润分红和递延薪酬。《机构投资者》还介绍了另一位，32岁的年纪，已经年薪5万美元，收到一家招聘管理人员的共同基金的邀请，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年薪近15万美元。“你知道这一位说什么吗？”目瞪口呆的招聘者说，“他说他愿意考虑！”
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华尔街。一家波士顿的老牌投资咨询公司估计并向其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1969年的所有投资业人士中10%为45岁或以上，25%为35~45岁，余下的65%都在35岁以下。在新的环境下，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多的选择，以至于有时候他会选一个全国闻名的股市弄潮儿当一当。阿尔戈斯咨询公司（ArgusResearch）的马丁·萨斯（Martin
Sass），25岁，发现了一家处于反弹阶段的针织品公司，叫做度普兰（Duplan）。由于中意它的管理层和主要产品女性内衣，他便在1968年4月推荐了它的股票。结果，度普兰成为当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当《商业周刊》1969年初采访萨斯的时候，他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选出来的股票大约95%都是表现平平的”，一副年老政治家漫不经心的派头。接着是比尔·伯克利（Bill
Berkley）。1966年，20岁的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帅气、自信的大二学生，据说有个人到他的班上去，请所有对一年2万美元的报酬满意的学生起立。一些学生站起来。5万美元呢？更多学生站起来。那么，10万~20万美元？这时整个班都站起来，除了伯克利。1968年6月一毕业，他就与一名“老”合伙人（25岁）成立了伯克利械习补荆˙erkley，DeanandCompany），到第二年1月，他们已经管理着1500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并发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基金。
1968年，创业基金的弗莱德·卡尔已经年过37岁，权益基金一度令人畏惧的弗莱德·阿尔杰也已35岁，都是转瞬即逝的明星。（“你喜欢哪个弗莱德？”几年前华尔街人还互相询问，现在再也不了。）杰拉尔德·蔡，40岁，是值得尊敬的昔日英雄，但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相信，而且也没有出现反证，几乎任何40岁以下的人，都能本能地比40岁以上的人更能理解和预见飞快发展的新兴非传统公司的壮大。在这种新的歧视性景象面前，年龄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挣扎。“才能和判断力不光是年龄的产物。”注重传统的戴维·L·巴布森公司（DavidL.Babsonand
Company）严厉地致信它的客户，“但在经验和评估风险的能力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枪手们对这种说法会报以怎样的嘲笑。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够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出现了人才的青黄不接，1930~1950年之间，富有才华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工作，造成人才真空。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的青年恐惧和青年崇拜的洪流；人们开始相信，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和掌握老一辈创造却不能控制的新世界；最后，人们开始排斥无意义的经验，并且不加判断地服从不经事实干预的直觉。靠梦想和风潮生存的华尔街，尽管装腔作势地摆出理性务实的样子，却正是年轻人茁壮成长的温床。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3)
华尔街提供了一个让一种趋势可以自我延续下去的氛围。华尔街成功的传统秘诀、个人关系和内部消息，现在为年轻而不是年老的基金经理或经纪商服务。一名飞速发展的特许经营公司或计算机租赁公司的30岁的总裁，愿意与一名60岁的华尔街人一起进餐或达成交易呢，还是愿意与和他一样自命不凡的30岁的时髦年轻人这样做呢？至于股市1968~1969年的热门股票，华尔街的老年政治家只有白日做梦的份儿。他们仍然可以随时搞定通用汽车或者国际电话，但那不是最令人激动的所在。
到底管用吗？年轻人的直觉和特有精神，作为证券分析的工具，对广大投资者来说管用吗？从结果上看并不管用。1970年，大部分热门股票都会跌下马，大部分吹捧过它们的年轻枪手都会离开证券业，或者，被证券业抛弃。正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70年春天所写的：“天才就是上涨的市场。”一旦上涨的股市开始下滑，鹰的眼神就会变得空洞。但年轻人的狂欢所带来的华尔街信仰和价值观的短暂变革，对于某些脆弱的习俗是一次必要的修正，是一次以后会带来统一的对立。它让华尔街明白，老人也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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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金融界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战争代表牛市、和平代表熊市的顽固观点，这还是本世纪第一次。这种实际上的鹰派观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根深蒂固，正是一战使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最大的债权国，并带来巨大的军火利润，这在新政时期曾遭到奈氏委员会（NyeCommittee）的严厉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牛市，主要是因为过重的收入税，但它显然也没有造成熊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比珍珠港事件前一周高50%。朝鲜战争，以道琼斯指数来说，稍稍有点熊气。事实上，正如艾略特·简维（EliotJaneway）在《危机经济学》（TheEconomicsof
Crisis）中所写的，“美国的战争似乎不光对大人物有好处，通常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好处”。国际冲突是很好的商业版新闻，因为战争，或者战争的可能性，让人们像机器一样繁忙。相反，国际调解或者调解的表象，会引起人们对就业不足或产能过剩的恐惧。正如共产主义者一直说的，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地靠战争繁荣。或者如果从道德而不是政治角度考虑这一问题，道琼斯指数多年来对和平与战争的反应，为市场尽管是人类心理的产物，却缺乏人类灵魂这一事实，提供了最鲜活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末，是冷战冲突、核试验竞争、各种难以想象的武器的储备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份，华尔街已经习惯于把最轻微、最短暂的国际调解，更不要说国际友好行为，当做恐慌的信号，华尔街令人心寒的态度也被带入20世纪60年代。但是，1962年10月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出现了短暂的股市下滑，显然是因为投资者在惊恐中认识到，虽然战争可能对股市有好处，但首先要能够活着才能享受这样的好处。1966年，当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首次到达华尔街时，它的反应基本上是轻蔑的。那年4月12日，一群自称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约十多个青年男孩儿和女孩儿，从观光走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投放反战传单，使交易所交易出现短暂的中断。他们被武装保安拖出了观光走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官员则说，毫无疑问是理由充分的：“我们不希望观光走廊被当成政治平台。”不用说，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两天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外面的布罗德街发生了一起小规模激战，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青年与右翼团体美国自由爱国者联盟（American
PatriotsforFreedom）拳脚相向，相互辱骂。华尔街官方完全不加理会，但对战争的公开辩论最终还是侵入了它的领地。一年多以后，艾比·霍夫曼同他的朋友朝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并招致他们预想的反应。
起初我以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扔钱只是小事一桩［霍夫曼后来写道］……我们甚至没有叫来媒体。我们大概有18个人，我们一进去，保安立即和我们对上了。“你们是到这儿来示威的嬉皮士，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生。”“谁是嬉皮士？我是犹太人，而且我们不示威，看，我们没有示威标语。”我反驳道。保安……同意放我们进去。我们与所有其他游客一起排队，互相聊天。当队伍移到角落时，我看到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搞怪，吃钱，接吻，拥抱，诸如此类……我们被引进去，并立刻开始朝栏杆里面扔钱。庞大的收报机停下来，经纪商们发出大声的欢呼。出来的时候，我又继续在媒体面前表演……我们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门前跳舞，庆祝扔钱行动的结束。我烧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
这一事件完全没有明显的反战内容，但这群嬉皮士还是被华尔街与反战行动联系起来，或许，收报机停止、经纪商为嬉皮士欢呼的那个1967年的夏日，标志着华尔街转变其战争态度的时刻的到来。无论如何，这一转变到第二年春天就彻底完成了。1968年4月头两个星期的股市表现令人惊讶，股价狂涨，交易量刷新，预示着疯狂的投机年代即将来临。这明显是市场对和平做出的反应，因为约翰逊总统在3月31日发表了退位演讲，在巴黎也即将举行越南和平会谈。事实将证明，种种和平迹象都是虚假的。但对那些如我一样碰巧在4月3日身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人来说，华尔街的反应是真心实意的，几乎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这一天创下了空前的交易量纪录，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的下午。到收盘前10分钟，这一天的交易量已经突破1
900万股大关，轻而易举地打破此前所有纪录，道琼斯指数则上涨了6点。交易场上方的荧光屏上，股票报价不断跳动。经纪商们不时地大喊和大声吹口哨。有一个人还发明了一种发射器，用它不时地把一架纸飞机发射到接近高高的天花板的高度。最后5分钟过去，场内的嘈杂声更加震耳欲聋。最后30秒，所有在场内走动的经纪商都加快脚步，几乎要跑起来。当收盘的钟声敲响时，欢呼声几乎要将它淹没，碎纸片从每个交易柜台飞起，仿佛节日里的焰火。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高兴。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4)
如果真是这样，应该认为他们的高兴不但是因为和平的前景，而且是因为每个人都毫不费力地赚了钱。当然，在1968年的华尔街还是看得出一丝真正的和平主义理想的。比如，一个名叫弗莱德·梅茨（FredMates）的年轻基金经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弗莱德—甚至拒绝投资军火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不愿意发战争财。但总的来说，华尔街即将拥有的鸽派作风不像是与年轻人胜利的意外巧合。虽然他们衣着华丽，表面上反叛，但这些时髦的年轻人总体来说不关心政治，不感情用事，潜意识里一心只追求利润。从这一点来讲，与他们的投资
技巧和个人风格相反，他们是老辈美国人的倒退，而不是同龄美国人的榜样。华尔街表现出来的反战思想主要来自老辈华尔街人，这一表现在1969年10月15日即反越南战争日达到顶峰。这一天华尔街领导人轮流朗读刻在三一教堂两个石质讲坛上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4万美军士兵名字。除极少数例外，他们都不是少壮派，而是代表责任的巨擘，比如，纽约的美国信托公司（U.S.TrustCompany）执行副总裁及前证券交易所主席J·辛克莱·阿姆斯特朗（J.SinclairArmstrong）；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合伙人及前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V·鲁萨（RobertV.Roosa）；莱曼兄弟公司的约翰·R·莱曼（JohnR.Lehman）；基德衅げ┑瞎镜陌Ｃ籽撬埂ぐＤ匪梗灰约翱死咚孤墒κ挛袼–ravath）合伙人及前国防部副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Gilpatric）。
老冷战派已经发生180度逆转，现在正领导着华尔街走向和平，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实际的。就像1910年雄辩的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领导下的英国，突然认识到帝国事业不再是一项赚钱的事业一样，1967年和1968年的华尔街领导人也突然意识到，像越战这样的战争对生意没有好处。实际的考虑因素变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联邦赤字使政府合约远远不像原来那么有利可图（如果曾经有利可图过的话），美元的大量流出使之不断在国际市场上遇到麻烦。美国人突然认识到，国外战争现在变成了国家债务。
讲求实际的头脑和疲软的美元使华尔街变成鸽派。美国人不能庆祝股市精神的转变，因为它根本没有灵魂。不过，1968年4月的疯狂日子，似乎不光是华尔街展现人们所熟悉的人性私利的日子，华尔街还展现了新的为人们所不熟悉的令人着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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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讲，华尔街的良知仍然同过去一样恶劣。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确定这一事实。
年轻英俊、精力旺盛的牧师弗朗西斯·C·亨廷顿（FrancisC.
Huntington）长相酷似纽约市长林赛（Lindsay）。1966年，他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当助理牧师。他工作得并不开心，他认为他在那里的任务，就是探索那些在紧挨着三一教堂的金融区工作的高级专业人士在工作方面的道德问题。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同经纪商、银行家、金融律师之类的人探讨问题，他会鼓励他们倾诉，用亨廷顿的话讲，“工作中什么使他们烦恼”。这一计划并没有大规模展开，因为那时的三一教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它的传统原则，也就是着重灵魂的缔造，对世俗的股市放任自流—把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把上帝的事交给上帝。受到上级冷漠态度的打击，亨廷顿离开了三一教堂。1967年1月，他和一名秘书孤零零地在自由街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成立了一个名叫华尔街牧师会的跨教派组织，继续他在三一教堂开始的计划。
不多的资金来自一些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也包括三一教堂。三一教堂虽然不愿意鼓励亨廷顿在教堂内部开展计划，却乐于把它作为独立项目来支持。华尔街牧师会立即开始定期举办华尔街专业人士的午餐论坛，鼓励他们在论坛上说出他们的内心问题。1968年，辞去高管职位的约翰·费森加盟后，它开展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后台办公室生活调查；1969年和1970年，它已处于研究市场全面崩盘对金融业员工的士气和道德的影响独一无二的位置。正如亨廷顿在组织目标中所写：“我们瞄准的是证券业内部的价值结构。”
起初，论坛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吸引到那些愿意提出亨廷顿所说的爆发性问题的人，当人们确实提出问题时，那些问题总好像是别人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除了文不对题以外，亨廷顿还发现，当他拒绝对他们的问题提供明确的道德回答时，他们会生气和失望，尤其是律师。为什么亨廷顿不能像最高法院放弃人类的法律一样，放弃上帝的法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亨廷顿会笑着否认自己神职人员的身份。但律师们仍然不满意。
牧师会的论坛和访问最富有成果的方面是股票经纪商的良心问题。与律师不同，经纪商非常急于卸下包袱。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到1967年和1968年证券经纪业为罪恶感和绝望所负累。《牛津字典》告诉我们，1377~1694年间，“经纪人”的意思是“中间商、掮客、拉皮条者；总的来讲就是中介”。从亨廷顿和他的同事听说的情况来看，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许多经纪商感到，这一解释并没有多大改变。
首先，该如何回答投资与投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一永恒的问题呢？一名经纪商到底在什么时候鼓励客户购买一只明显有风险的股票是符合道德的，什么时候又是不符合的呢？投机提供了经济增长从而为国家造福这一老式论调，是一个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观点，还是伪善的狡辩呢？投机的习惯，就像肆无忌惮的赌博习惯一样，会令一个来到股市想要养成这一习惯的投资者丧失道德吗？或者，会令鼓励他这样做，好赚取佣金的经纪商丧失道德吗？“事实是，”亨廷顿后来写道，“一个敏感而有思想的销售商将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1967~1968年的华尔街又有多少股票销售商是敏感而有思想，或者有足够丰富的体验从而有时间把敏感和思想运用到这些问题上呢？“许多销售商，”亨廷顿又写道，“没有给这些问题他们愿意给予的思考，或许为了他们的心灵健康必须给予。”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5)
华尔街牧师会发现，令经纪商最为良心不安的，并且触动他们的员工最为脆弱的神经的，是经纪商为了增加佣金，对客户的投资组合进行的“搅拌”，即过度交易。虽然这既不符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也不符合行业道德，但是过度交易到60年代后半期已经成为经纪行业的习惯。人们在上帝和财神之间的选择再也没有比在华尔街更残酷的了。选择上帝的经纪商坐在桌前，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相信，自己为客户所做的投资好得不能再好了。旁边的桌前坐着选择财神的经纪商，他永远在打电话说服客户，把投资从Zenith转为摩托罗拉或者
从泛美转为克莱斯勒的时机到了，尽管他或者他的客户也许都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客户被说服了，佣金滚滚而来。财神的经纪商一年赚得4万~5万美元，上帝的经纪商赚了1.5万美元，以及虽败犹荣的声誉。
直白地说，亨廷顿发现，许多经纪商感到一种为了增加自己和公司的利润，不得不损害客户利益的压力。再多针对投机或不经调查的投资的正式管理规则，也不可能掩盖根本的利益冲突，它交织在现实商业之中。“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让我烦恼，”一名经纪商告诉亨廷顿，“那就是我让一位客户抛掉通用汽车，吃进克莱斯勒，而我内心觉得他或许根本不该持有任何汽车股票。”
经纪商的另外一个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是亨廷顿称之为商业的职业危险—他们的财务状况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有在60年代的股票经纪业中，一个人才不需要换工作，也不需要改变工作方式，而第一年挣2.5万美元，第二年挣8万~10万美元，第三年却只挣1.5万美元。姑且不谈实际的考虑，单单这样的起伏就会经常让他感到困惑和沮丧。运气好的年份，他会感到获得了过多的报酬，从而产生负罪感。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经济上的成功是对努力工作直接而量化的奖赏，因而这样的年度起伏使他身心交疲。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了经济和地位的过山车，它通常会使他们的生活和婚姻都一团糟。
就这样，华尔街牧师会用谦逊的方式履行着一开始就降临到它头上的职责，看到了牛市普遍欢欣背后的精神倦怠。它的工作绝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它公布在经纪商负罪感方面的发现之后，一位之前支持这一事业的某公司高级合伙人打电话给亨廷顿说：“如果这就是你要干的事情，那么你没有我的支持也一样。”还有一些类似的人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但是，华尔街牧师会—1971年它更名为平淡无奇的华尔街中心，因为“牧师会”一词在许多华尔街人听来太有刺激性—还是找到了足够的支持者，它仍然是喧哗的股市中一抹微弱而平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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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漠然对待亨廷顿努力的三一教堂正在随时代而变。它甚至走在时代的前面，试图改变华尔街的放纵情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
首先是教堂管理的改变。自1952年就担任教区长的约翰·豪伊斯（JohnHeuss）是一个坚守三一教堂老式传统的人：从他自己和教堂的角度来讲，他都是一个虔诚的人，在社会和教会问题上都很保守，习惯墨守成规，不喜欢新奇事物；一个亲英派；一个特罗洛普（Trollope）①笔下人物的世俗翻版，安于自己的避风港和俱乐部，喜欢户外生活。在《美国名人录》关于豪伊斯的条目中，列出了10所俱乐部：大英午餐会（BritishLuncheon）、世纪俱乐部（Century）、下城体育俱乐部（DowntownAthletic）、下城联合会（DownTownAssociation）、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PilgrimsofAmerica）、新移民协会（Newcomer
Society）、圣乔治协会（St.George誷Society）、码头港湾游艇俱乐部（StageHarborYacht）、查塔姆海滩俱乐部（ChathamBeach）。他统治下的三一教堂与他之前的三一教堂一样，看上去过于世俗化，相当清楚自己的财富、地位和名望，急于同世俗社会的大人物保持关系，只对生活在教堂尖塔的阴影下，有着各种信仰或者根本没有信仰的男女大众的生活，抱有漫不经心的兴趣。
表面上，他1966年去世后的继任者约翰·V·巴特勒（JohnV.Butler）与他是同一类人。确实，他当时加入了4家俱乐部—大英午餐会、哥伦比亚男子俱乐部（ColumbiaMen誷Facul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和圣乔治协会。但他拥有纯粹的圣公会背景，毕业于主教神学院（GeneralTheologicalSeminary），自1960年就担任坐落于第111大街的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ofSt.Johnthe
Divine）主教。他也不是莽撞的年轻人，接任三一教堂教区长时，他已经年过六旬。不过，他是一个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必要性非常敏感的人。1968年，他聘来了唐纳德·伍沃德，这位勇敢的牧师在1970年5月8日的暴乱中不顾危险地守在教堂前门。与伍沃德一起来的还有三十多岁的约翰·华莱士·穆迪（JohnWallaceMoody），他此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了14年的牧师，还抽时间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绘画和雕塑硕士学位。穆迪是一个热情外露的人，留着中等长发，具有艺术气质，喜欢用“优雅”的方式表达热情。
穆迪是负责“特殊教堂服务”的助理牧师，被指派为当地金融业员工，尤其是低层次员工，开设工作日午餐时段服务项目，不是要让他们进入教堂生活，从而像传统做法那样改造他们，而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丰富他们的生活。穆迪认为，华尔街虽然富有，却是某种意义上的贫民窟，一个由于致力于赚钱而将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排除在外，因而与任何其他赤贫地区一样需要丰富文化生活的地方。在巴特勒和伍沃德的帮助下，同时借助拥有大量房产的三一教堂提供的人员招募资金，穆迪和他由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午间项目委员会很快放开手脚干起来。他们所做的与改造异教徒相距十万八千里。不多不少，这只是一次把华尔街的午间愁容转变为笑容的尝试。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6)
1969年6月初，新计划在华尔街横空出世，那是三一教堂的第一个夏季节日。计划启动的那一天，一个名叫沟通工厂（CommunicationWorkshop）的摇滚乐队为聚集在三一教堂前院的一大群人表演节目。在此后的午餐时间，有著名民歌手的演唱，有古典音乐会和免费戏法课程，气球从教堂烟熏的塔楼飞下，围墙周围的标语上写着“三一正在狂欢！”
为什么而狂欢？就为生活本身，就为这个在华尔街最不会得到欢呼的事物。更令人吃惊
的是，按照传统教堂的标准，三一教堂内部的狂欢一点也不逊色于外面。教堂南翼的牧师休息室举办着展览，还提供咖啡和三明治。关于滥用毒品的小册子开始出现在原先专门用来举行教堂活动的教堂后半部的架子上。每周有一天，在礼拜堂的前厅，会举行“非正式膜拜”—人们用穆迪所说的“祈祷的方式”朗读诗歌或弹奏吉他。在一般的午间服务过后，在这庄严的教堂里，有时会出现与祈祷毫不搭调的音乐或舞蹈表演。最开始的某一天，林恩·莱文（LynnLevine）和雷蒙德·约翰逊（RaymondJohnson）这两位衣着稀少的现代职业舞蹈家，为一群目瞪口呆的牧师观众献上了一场表演，连圣坛都被搬离本来的位置，为表演腾出地方。
光是午间节目的新奇和大张旗鼓就足以吸引众多的人群。不到一周，每天就有四五百个华尔街人涌入教堂和它的墓地。为了鼓励人们主动参与，穆迪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墓地边的场地上安放了涂鸦板，供华尔街人以办公室机器或股票转移单不能允许的自由方式宣泄情绪。
起初，涂鸦板使用得少而谨慎。为了打破坚冰，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员开始每天早上在涂鸦板上写下不完整的启发性句子，让来访者在中午完成：“你害怕什么？____________”“今天的城市生活是__________。”这一招奏效了，空格在中午被填满，很快来访者就会自己写下完整的句子。杂志撰稿人玛丽·科尔·汉纳（MaryColeHanna）摘录了其中的一些：
爱是人类唯一始终拥有的力量—爱的缺乏可能令一个人毁灭。
和平是爱的终极结果。
华尔街，它的手跟随金钱的声音而动。
你在大通曼哈顿或许能够找到魔鬼。
这并非思想或文字表达的惊人之作，但对笨嘴拙舌、循规蹈矩、单调无趣的华尔街人来说，这却是新鲜事物。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脸、花朵、树木、旗帜、和平符号和“要生活！”之类的醒目标语表达原始而由衷的情绪。
凭借最初的新意，午间计划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只有极少数面貌严厉的人从百老汇对面的高大建筑物探出身子，对这一新事物大喊着发表诅咒。“上帝将在坟墓中辗转”，一个人在第一周听说教堂中的现代舞之后对穆迪说，但他是笑着说的。然而，到第二周周末，笑容便逐渐消失了，一次严厉的大规模声讨即将开始。一些午间来访者大声谈论着神灵亵渎，还有人悄悄向教堂投诉。一天，一个人走到涂鸦板前，一言不发，从架子上拿过一支画笔，将它折断了。另一个华尔街人站在院子里默默地听两个年轻女孩儿热切地讨论爱、和平和人类。然后，他突然大叫道：“你们令人恶心！如果你们想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应该被杀掉！”同时，三一教堂的决策者几乎被攻击新午间计划的商人淹没。于是，他们迫于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到7月1日，计划进行到一个月时，教堂当局决定所有午间活动在实施之前都要经过预审。由于这项命令，由耶鲁剧院（Yale
Theatre）全体演员表演的戏剧“华尔街组曲”（WallSuite）被取消，因为对话中有脏字，导致午间计划的一名领导工作人员抗议辞职。至于涂鸦板，它得以在某种形式的审查之下继续存在。从此以后，只有在一名手拿黑板擦的三一教堂工作人员自始至终的陪同下，人们才能在上面涂鸦，只要出现任何被认为超越传统或者良好品位的华尔街心理发泄，就会被当场抹去。
最后，声讨声渐渐消失，三一教堂午间计划得以幸存，并领导了1969年11月的和平游行计划。在接下来的两个夏季，它繁荣扩大。1971年，又与毕克曼市中心医院合作，增加了药物咨询和美沙酮康复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1969年突然出现的午间计划，它每天为被数字折磨得麻木的华尔街人增添两个小时快乐、色彩和乐趣，使即使最麻木的神经也受到触动，正面抨击了即使不说是刻板，也应说是过于严肃的华尔街生活方式。每天两小时的歌唱、舞蹈、写作和绘画，人们感受着、微笑着、谈论着，仿佛身处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这样评价午间计划，“但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他又神情黯然地解释道：“我把那些小孩子玩艺儿都抛弃了。”他确实抛弃了，但为了什么呢？
于是，在一种微妙的美国式矛盾中，儿童式的单纯每天会在华尔街的水泥峡谷底部出现一两个小时。与此同时，在高空的办公室里，人们被困在成人交易中，种种迹象表明灾难即将来临，而灾难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脱离了具体而单纯的世界，脱离了快乐和好奇。
第五章 大冲突(1)
截至1968年12月，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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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1969年春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加浪漫的时代的一部分，对商业世界来说是大卫们和哥利亚们①的时代：受人尊崇的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和古德里奇轮胎橡胶公司（GoodrichTireandRubber）分别受到公司中的暴发户休闲国际和西北工业的收购威胁。我们已经看到，股票市场对快速增长的新公司股票的短暂但普遍的欢迎，使得新登场而野心勃勃的公司向历史悠久而强大的公司发出厚颜无耻的挑衅成为可能。到底收购威胁是促使既定势力合理化的建设性努力，还是贪婪的掠食者无缘无故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然而，毫无疑问，1969年初最出乎人们意料的大卫懈缋鞘录浅さ捍缶鼻闪⒔?年的公司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LeascoDataProcessingEquipmentCorporation，资产仅4亿美元），对拥有长达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ChemicalBankNewYorkTrust
Company，资产高达90亿美元）的收购企图。在商业界，任何既对计算机租赁（里斯科1968之前的主营业务）也对证券市场（里斯科股票在此大放异彩）不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在这次收购竞赛中，化学银行的威廉·施赖奥克·伦查德（WilliamShryockRenchard）和里斯科的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SaulPhillipSteinberg）分别尽情演绎了哥利亚和大卫的角色。如果把他们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冲突称为经典悲剧，似乎有些过分，但其中确实不乏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元素，另兼有闹剧成分。它向人们展示了，华尔街仍然能够充当有趣而动人的人间戏剧（不仅仅是生活，而是某种比生活更大的东西）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的寿命不会太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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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银行的领导人威廉·伦查德成长于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父亲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YorkLifeInsuranceCompany）在当地的代理经理。20世纪20年代，伦查德少年时的特伦顿市是一个典型的老东部海滨城市，新移民已经在人数上占多数，轻工业主导这里的经济，但真正的权势仍然掌握在对过去念念不忘的美国乡绅手中，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自鸣得意（特拉华河对岸的华盛顿；特伦顿战役中被击溃的黑森人；向普林斯顿的进发）。这座城市念旧的一面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庄严的老横排砖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它向前看的一面，则展示于生机勃勃的新工厂、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之中。它是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誋ara）笔下一座典型的城市，这里的特权阶级沉溺于乡村俱乐部僵硬的享乐生活。或许，它最大的品质就是狭隘：特伦顿一直由于它立在特拉华河大桥上的巨幅标语“特伦顿创造，全世界接受”而受到嘲笑，但出于顽固的骄傲，它年复一年地保留着这个标语。精美的瓷器和橡胶避孕套是由它创造而由全世界接受的主要产品。即使在小康人士和大富之家居住的西州街，以及更为谦逊的伦查德们居住的州长大道，每天早上仍然是由马拉的货车运送牛奶。毕业于特伦顿高中之后，比尔·伦查德和许多富裕的特伦顿男孩一样，向往普林斯顿这座位于新泽西东北方向12英里以外的著名大学。虽然当时的普林斯顿强烈倾向于招收预科学校的毕业生而不是高中毕业生，但伦查德还是成功了。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他的兄弟约翰合住一个校内房间。他安静地学习，加入了众多饮食俱乐部中的一个，完全不参加被认为是校园生活必需品的课外活动—体育、《普林斯顿日报》、三角俱乐部或幽默杂志《老虎》。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着“伦查德还没有决定未来的职业”。
或许伦查德兄弟二人在普林斯顿或多或少感到自卑，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确实，他们应该自卑。虽然他们仪表体面，又是新教徒，但是第一，他们是高中毕业生；第二，他们来自特伦顿，而当时普林斯顿的学生普遍认为特伦顿是一座只适合酗酒的城市。无论如何，从任何方面来讲普林斯顿期间的伦查德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生，他的同学大概认为他不像什么大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如果他们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们错了。不论怎样自我封闭，伦查德都是一个机敏的高个子年轻人，有一种明显的领导者气质。他是一个大器晚成者，成年以后的他令他那些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大学同学黯然失色。1928年毕业后，他来到纽约，成为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Bankof
Commerce）的一名职员。1930年，他来到化学银行信托公司。他在那里先后担任文员、助理秘书和助理副总裁。1946年38岁时，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副总裁；1955年，他成为执行副总裁；1960年，他被任命为总裁；1966年成为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时公司已更名为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由合并带来的名称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公司的名望或尊崇地位。公司始创于1824年，到南北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全美国银行业的领头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几年，它成为海蒂·格林的银行，银行为她准备了一个专用房间，她喜欢四肢伸开躺在地板上，周围堆放着她的债权凭证和股票权证。后来，当她错误地以为化学银行有人试图毒害她之后，便离开了）。1966年伦查德成为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之时，银行拥有90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最大的资本库之一，并且是全美第6大商业银行。
第五章 大冲突(2)
伦查德之所以能登上美国银行业的塔尖，得益于以下事实：他与一位漂亮而擅长社交的女士结了婚；搬到纽约银行界人士最喜欢的居住区，长岛的北部海滨；在6家大公司担任董事；充当多家医院和市民组织的受托人；是一系列显赫的都市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包括蝗虫谷著名的克里克俱乐部（CreekClub），他还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主席。1969年，地位显赫的伦查德61岁，高大潇洒，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五官平平，眼睛既透着冷峻的权威，又透着慈父般的和蔼。他浑身散发着户外的气息—由精心维护的草坪和经过修剪的女贞树构成的户外
。他很容易大笑，而且笑得自然，他喜欢短小的笑话，而不是冗长的冷笑话。他看上去获得了内心完全的平静，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在社会剧烈变迁时期享受的财富和成功感到不安，也不为之自鸣得意地炫耀。有一次，他不但与妻子一起出现在上层社会秀—400名社会名流在广场饭店举办的年度钻石舞会（当然，是为国际教育协会进行慈善捐款），而且凭借三枚硬币大小的钻石别针—明显都是假钻石—获得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闪亮着装奖”。这或许是一种恶劣的玩笑？但如果说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玩笑的话，那就是比尔·伦查德。他看上去已经变成典型的老普林斯顿人，散发着咄咄逼人的绅士气质和富有教养的个人和职业魅力。
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与著名的罗马尼亚裔美国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Steinberg）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背景与伦查德只有一点相似—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美国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首先，他比伦查德小了三十多岁。他1939年8月出生于布鲁克林，父亲朱利叶斯·斯坦伯格（JuliusSteinberg）拥有一家生产厨具的小型公司，叫理想橡胶制品公司（IdealRubber
Products）。在长岛的劳伦斯上高中的斯坦伯格是一个并不惹眼的男孩儿，学习成绩一般，积极地与女孩子约会，擅长体育但并不热衷。早熟的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订阅者，这使他与同班同学显得格格不入。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在沃顿，19岁已上大四，少年老成，性格傲慢，长着圆圆的娃娃脸的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商业领悟。他的一位老师建议他的大四论文以“IBM的衰落和失败”为题。这是个相当古怪的主意，因为到1959年，IBM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众神殿中的阿波罗，盟友和竞争者通常都将之视为组织杰作。“我的老师确信IBM是某种怪胎，”斯坦伯格在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的十多年以后对作家克里斯·韦尔斯（Chris
Welles）说，“他想让我来证实这一点。我是那种习惯于相信任何坏事的学生，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我发现……IBM是一家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妙而伟大的公司，有着非常乐观的未来。但当我告诉他时，他不愿意相信。他甚至不愿意看一眼我的研究。于是我不得不改写另一个题目。”
斯坦伯格遭到蔑视和抛弃的研究使他深信，IBM做生意的方式为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提供了大赚一笔的光明机会，而他就是那个年轻人。关键问题是工业计算机报废之前的有效寿命有多长，而机会就在于根本没有人知道答案。统治计算机制造业的IBM对此持有处于潮头的巨型公司典型的保守观点。由于假设计算机会被尽早而不是尽迟报废，IRM为客户提供高价短期租赁，而且通常可以随时取消。斯坦伯格能够为使用计算机的公司提供省钱的机会，因为他相信IBM计算机的使用寿命比IBM自己设想的更长。他会干脆借钱买下IBM昂贵的计算机，然后将它们租出去，而且是不可撤销的长期租赁，租金大大低于IBM的租金，但仍然足够高，能够弥补长期不可撤销条款下的大部分或全部计算机成本。于是，用最简单的话说，斯坦伯格既能收回购买计算机的钱，又能拥有可供他出售或再次出租的计算机。
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巧妙。凭借在沃顿获得的聪明才智，斯坦伯格创造了一个新行业，独立的计算机租赁业—一个不生产产品的行业；一个IBM会很乐于通过改变租赁方式将之扼杀的行业；一个被顶尖投资分析师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Westergaard）后来蔑称为“会计花招”的行业；一个它的创造者本身索尔·斯坦伯格后来半开玩笑地评价为“计算机租赁？它只是免费获得计算机的一种方式”的行业。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将在60年代结束前动摇美国金融和银行业根基的行业。
1959年从沃顿毕业后，斯坦伯格花了两年时间为父亲工作。同时，他进一步研究了计算机租赁这个想法，又在街角报亭做了一点别的小生意。1961年，他靠父亲提供的2.5万美元，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阁楼开始了他的计算机租赁生意，他的父亲和叔叔担任名义上的合伙人，公司的名字理想租赁公司（IdealLeasing
Company）则来自父亲的橡胶制品公司。银行虽然对他太过年轻和活泼的学校男孩儿气质怀有戒心，却仍然喜欢他的计划，并愿意为他提供购买计算机的资金，只要他能够找到租赁客户。但真正找到客户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花了三个月才找到第一个租户，他甚至为此中断了蜜月旅行回家签合同。理想租赁公司成立于1962年。成立第一年，总收入为180万美元，净利润5.5万美元。1964年，利润上涨到25.5万美元，收入达到800万美元，于是斯坦伯格决定上市。1965年6月，公司更名为里斯科数据处理公司，公司股票的公开发售带来了75万美元的现金。
第五章 大冲突(3)
计算机业正在飞速发展，IBM继续提供高价可撤销的租赁服务，里斯科公司的资产从1965年的800万美元跃升至1966年的2100万美元，而1967年的利润比1966年高出7倍还多。同时，先是在场外市场后来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该公司股票大幅上涨。里斯科公司开始被华尔街人作为有趣的小故事谈论。毫不例外地，作为一家雄心勃勃、急需资金和拥有很高市盈率的新公司，里斯科开始打收购的主意。1966年，斯坦伯格聘请博思管理咨询公司（Booz，AllenandHamilton）的年轻专家迈克尔·A·吉布斯（MichaelA.Gibbs）担任负责企划的
副总裁，并交给他寻找合并对象的特殊任务。1966和1967年，里斯科通过收购几家或多或少与计算机或租赁业相关的小公司壮大了自己，包括卡特汽车运输服务公司（CarterAutoTransportandServiceCorporation）、文件管理公司（Documentation，Inc.）和福克斯计算机服务公司（FoxComputerServices）。这些收购使里斯科公司的资产达到7400万美元，员工人数超过800人，获得了位于长岛大颈区的更大的新总部，以及通过合并进一步扩张的巨大胃口。
使里斯科在全美企业界牢牢立足，使产业哥利亚们开始注意这个极度自信的布鲁克林大卫的一次收购，源于在1967年8月发生的几件事。当时，卡特胁值滦威尔经纪公司（Carter，BerlindandWeill）的爱德华·内特（Edward
Netter）发表了一份题为“金融服务控股公司”的报告，其中描述了金融服务公司，比如里斯科公司，与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进行合并对于合并双方的有利前景。内特的核心论点是，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极度保守的公司政策在很多情况下使它们拥有大量现金储备，远远超过法律要求的覆盖保单风险所需的数量。内特把这些过度储备形象地称为“冗余资本”或“过剩的剩余资本”。州法律禁止随意动用这些储备，只要它们还属于一家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但是，内特指出，如果保险公司与一家不受管制的控股公司合并，就可以规避这些法律，而冗余资本将获得解放，被用于其他用途。也就是说，内特隐晦地指出（为了他自己的公司能够赚取合并中间人佣金和股票经纪佣金），野心勃勃的多样化经营公司正在错过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那就是与火灾和意外保险公司联姻，为了它们的冗余资本，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了钱。许多多样化经营公司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收购保险公司，其中最大的一笔收购（实际上，也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是1970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Hartford
Fire）的著名而有争议的收购。
并非偶然地，被内特的报告横扫的无数办公桌中，有一张属于里斯科公司。邻近1967年底，内特与吉布斯会面，讨论报告中的观点。内特显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为1968年1月初，吉布斯就向斯坦伯格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陈述了里斯科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的巨大好处，但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公司。同一天，卡特胁值滦威尔经纪公司的亚瑟·卡特（ArthurCarter）致信里斯科公司，列出该经纪公司帮助以善意收购的方式收购一家这样的公司（仍然没有指明具体公司）的条件。条件包括向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支付75万美元的佣金，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如此大费周章地谋求充当媒人的角色。
之后，同样明了的是，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心目中那家未指名的公司就是诚信保险公司（RelianceInsuranceCompany），一家设在费城的沉寂的老火灾和意外保险商，拥有5000多名员工，年收入近3.5亿美元，冗余资本超过1亿美元。不过，一切必须严格保密，避免惊动诚信公司的股票价格，导致该公司管理层采取防御措施。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并且享受阴谋的乐趣，里斯科公司的人在内部交流时会用拉奎尔来指代诚信公司。斯坦伯格后来向一个国会委员会透露，这个代号是借用女演员拉奎尔·韦尔奇（RaquelWelch）的名字。
1968年3月，里斯科公司用泽西市第一国民银行的一个数字账户做掩护，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诚信股票，每日购买量从100股到7000股不等。到4月初，里斯科公司已经持有13.26万股诚信股票，占总发行量的3%，完成了收购的第一步。第二步包括筹备提交给诚信股东的收购要约，并策划如何对付诚信管理层有可能采取的任何抵抗措施。5月，里斯科为其收购要约准备了登记声明。这是一个把事情公开的举动，因为登记声明是公开性文件，这样一来公众和诚信管理层终于明白里斯科打的什么主意了。诚信的第一个反应是宣布该公司正与另一家计算机租赁公司进行合并磋商，即数据处理金融通用公司（DataProcessingFinancialandGeneral）。这或许会让里斯科公司明白它遇到了对手，致使它要么终止收购企图，要么提出更好的条件。6月13日，斯坦伯格和诚信公司总裁A·阿狄森·罗伯茨（A.Addison
Roberts）首次见面，罗伯茨用再明白不过的语言说明，诚信将不会接受里斯科的收购。但是，6月21日，里斯科还是发出了收购要约，致信诚信股东，为他们献上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交换他们的诚信股票。我们已经听说过的被贬损为“企业内衣”的可疑证券的典型组合，但也是一个当前市场价值远高于立场坚定的诚信公司当前股价的组合，因为里斯科发行的全部证券市价都很高。三天后，仍不服输的罗伯茨致信他的股东，强烈要求他们“不要对你们的股票采取匆忙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进一步对里斯科及其经纪商提起诉讼（后来撤回了），控告他们违反证券法。
第五章 大冲突(4)
表面上，这俨然是公司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回顾起来，罗伯茨虽然对里斯科表现出顽强抵抗，但似乎并不完全反对合并，那些看上去像强烈的自我保护的举动实际上更像一种讨价还价。罗伯茨与内特和里斯科一样，似乎完全明白通过合并将全部冗余资本从法律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好处。实际上，早在1967年12月他就曾与内特讨论过这个话题，这正是内特第一次与里斯科联系的时间。然后，内特告诉罗伯茨，他相信能帮他通过合并—或许与海湾西部公司这样的联合企业合并—使时价30美元一股的诚信股票变为45美元一股。（这次会面中
没有具体提到里斯科的名字。）虽然这样的价钱在1967年非常诱人，但罗伯茨对于任由他稳健的老公司被某家暴发户联合企业吞食并不热衷。因此，他并非完全反对任何合并，只是他认为诚信应该是收购方，而不是被收购方。
现在，鉴于里斯科显然已经准备开展收购努力，而不管意中人愿意与否。罗伯茨认识到，里斯科股票相对于诚信股票的强大股市表现，使他成为收购者的梦想破灭了。整个7月，他都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摇摆。犹豫着是否应该接受里斯科收购要约的诚信股东，从他这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建议。然后，8月1日，罗伯茨表明立场。他给股东们（他们的脑袋一定已经晕了）写信说，里斯科已经大大优化了收购条件，诚信管理层“同意停止任何干预行动”。这是一次向不可抗力的屈服。大部分诚信股东实际上已经预备无论如何都会接受收购要约，不论诚信管理层如何决定，里斯科都将获得它的控制权。到9月中旬，里斯科已持有诚信超过80%的股票；11月中旬，超过96%。收购已经完成。
实际上，那个常用的比喻需要改一改—这是一个小鱼吞下巨鲸的案例。诚信规模几乎是里斯科的10倍，而幸存下来的里斯科突然发现，自己超过80%的业务是保险，只有不到20%的业务是计算机租赁。被吞食的巨鲸似乎也没有受到伤害。实际上，乍一看上去，每个相关人的处境都毫无疑问变好了。虽然受里斯科的控制，但罗伯茨仍然是诚信的老板，获得了新的5年雇用合约，前4年的年薪仍为8万美元，第5年将涨到10万美元，外加一大笔非常有利可图的里斯科股票期权。索尔·斯坦伯格则在29岁上成为千万富翁，据《福布斯》称，他比任何30岁以下的美国公民自力更生赚的钱都多—账面价值超过5
000万美元。他的父亲朱利叶斯，他最早的支持者，以及他的叔叔梅耶，都与他担任公司秘书的弟弟罗伯特一样，因为持有里斯科股票而身价数百万美元。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除了75万美元的收购佣金之外，还通过为里斯科购买诚信股票赚取了近5万美元佣金，通过收购要约赚取了23万美元佣金，总体加起来超过100万美元。诚信股东手中里斯科的企业内衣假如被立即卖掉的话，能为他们带来盛装的报酬（尽管他们在企业证券的意义上讲已经赤裸裸了）。至于里斯科，由于享受了盛宴，它突然拥有4亿美元而不是7400万美元的资产，2700万而不是140万美元的年净收入，分布于50个国家的8
500名员工，而不是只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的800名员工。从股市表现来讲，截至1968年12月31日，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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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7年12月，里斯科就开始研究收购一家大银行的可能性。银行股票和保险公司股票一样，市盈率通常很低，为里斯科这样的股市野心家收购大于自己的公司创造了条件。并且，斯坦伯格感到，根据商业原则，把里斯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一家拥有国际背景的处于纽约金融中心地位的大银行联合起来，将是非常有利的。1968年，正当诚信收购处于进行中的同时，吉布斯的里斯科企划部似乎就在选择目标银行，就像轰炸机指挥员仔细瞄准敌方的弹药库一样。面对目标银行的规模和实力，他们同样没表现出任何胆怯。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Trust）、欧文信托公司（Irving
Trust）、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这些美国银行业的全部精英，似乎都成为里斯科为了筛选合并候选人而进行的秘密而厚颜无耻的研究的对象。
到了秋天，诚信收购即将完成的时候，来自大颈区的盯着伦查德90亿美元的化学银行的贪婪目光被曝光。和收购诚信时一样，里斯科公司内部又起用了一个代号，这一次是借用菲·杜纳威（Faye
Dunaway）的“菲”。作为行动的第一步，里斯科对目标的历史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菲起初是纽约菲制造公司旗下的银行机构”，诸如此类。（任何看过这些备忘录的外部人以及对银行业有任何了解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从上下文推断出“菲”指的就是“化学”。这再一次显示出，里斯科在企业袭击中所使用代号的娱乐性起码不亚于隐蔽性。）《美国名人录》中关于“菲”公司董事的条目连同注解一起被复制下来，以供随时参考。在这些董事中，包括美国商业界的一系列显赫人物，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H.I.Romnes）；杜邦公司总裁拉莫特·杜邦·科普兰德（LammotduPontCopeland）；美国钢铁财务主席罗伯特·C·泰森（RobertC.
Tyson）；德士古公司董事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古斯塔斯·C·朗（AugustusC.Long）；IBM总裁T·文森特·利尔森（T.VincentLearson）；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前总裁基思·芬斯顿。实际上，“菲”的所有董事在《美国名人录》中都有长长的条目，而里斯科当时没有一名董事登上《名人录》。这对里斯科来说相当方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双方的不同。在无意的讽刺当中，美国统治阶级的标准花名册充当了一帮反叛者的瞄准器。
第五章 大冲突(5)
诚信收购中产生实效的每一个情景都被尽可能再现。11月，里斯科开始收购化学银行股票，这一次还是通过第一泽西国民银行。几天之内，里斯科就以350多万美元的成本默默购买了5万股，而没有引起外部谣言或市场混乱。同时，现在是里斯科子公司的诚信持有10万多股普通股，使里斯科控制的股票大大超过化学银行全部股票发行量的1%。1969年1月，事情仍然严格保密，并且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这时里斯科开始为化学银行股东准备一份模拟收购要约。和收购诚信时一样，它包括按当时的市价计算价值远远超过化
学银行股票的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或许，曾经奏效的将再次奏效。当1月的最后一天，化学银行通过它的日常情报渠道终于获得确定的消息，得知里斯科正在筹备收购时，里斯科还没有决定进入下一步收购计划。
这一消息并没有完全出乎伦查德的意料。早在1967年12月，化学银行就开始不时谨慎地跟踪里斯科的收购行为，次年秋天伦查德就开始听到“一家租赁公司”想收购化学银行的传言。令人吃惊的是，11月对化学银行股票的收购竟然完全没有被察觉，化学银行甚至没人听说过“菲”这一代号，传言似乎也消失了。然而，当1月31日收到确定消息时，伦查德对化学银行应该采取何种反应没有任何迟疑。他和他的银行将全力迎战里斯科。确实，正如收购诚信一样，合并能够为双方股东立即带来经济利益。但对伦查德和他的同事来说，事情不是股东短期利益那样简单。拥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会沦为名不见经传的暴发户里斯科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子部门？董事会成员罗姆尼斯、拉莫特·杜邦·科普兰德、罗伯特·C·泰森、奥古斯塔斯·C·朗、T·文森特·
利尔森和基思·芬斯顿会听命于29岁的索尔·P·斯坦伯格？在高级银行圈子，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亵渎，因此，伦查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不出意料地打电话给一位银行家朋友，一个最有可能为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的人：小托马斯·J·斯坦顿（ThomasJ.Stanton，Jr.），第一泽西国民银行总裁兼里斯科董事。这是怎么了？伦查德要知道。“我会给你回电话。”斯坦顿回答。很有可能他接下来与斯坦伯格敲定了应该告诉伦查德什么信息。他并不掩饰地告诉化学银行老板，在里斯科下一次也就是2月11日年度股东大会之前的董事会议上，将讨论收购“一家大商业银行”的可能性。
收到这样的警告，伦查德开始采取积极的亡羊补牢行动。他成立了一个11人特别小组，谋划抵御任何收购企图的策略，总指挥为化学银行首席贷款官J·A·麦克法登（J.A.McFadden）—“一个聪明的家伙，对数字很拿手”，伦查德后来这样评价他，“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打倒的人”。他任命另一名银行官员罗伯特·I·李普（RobertI.Lipp）准备一份备忘录，列出化学银行所有可能采取的防御策略，2月3日，李普完成了一份包括7种不同措施的报告。（远在大颈区，几乎在同一时刻，里斯科完成了收购要约的起草，并进一步大幅买进化学银行股票。准确地说，以1422207美元买入了19
700股。）伦查德在很久以后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持有我们多少股票，或者他们准备在收购要约中塞给我们的股东多少废纸。我们猜测，他们会为我们的每股股票提供市场价值110美元的交换条件，而我们的股票当时市价为72美元。因此，我们相当清楚要说服股东拒绝会是非常困难的。”
2月5日，伦查德采取行动，而且是激烈而危险的行动。他决定向媒体泄漏一条消息，迫使里斯科的企图曝光。这天下午，《纽约时报》金融版的银行专家H·埃里希·海涅曼（H.ErichHeinemann）打电话给他，说他听到了即将发生收购的传言，想求证一下是否属实。伦查德并没有照往常一样否认，相反，他回答说，传言确实有点影子。他又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有针对性的评论，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署名为“海涅曼的同事罗伯特·梅茨”的文章，摘录如下：
刚刚在商业剧中露面的约翰尼能够挤进大牌人物的圈子，俘获眼前最大的战利品吗？
看上去，这正是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在下一次野心勃勃的收购行动中希望做到的。传言中的收购目标是美国最有名望的银行之一，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该银行成立于1824年……
如果你想确定有事情正在发生……你将什么也确定不了。实际上，里斯科的公关人员已经打电话来希望从记者这里得到声明。
化学银行是囊中之物吗？可能性很小。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威廉·S·伦查德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海军上校演示着他确信将会得到良好执行的作战计划……他说：“我们决心采取一些手段抵御这类事情，而我们的手段将是强大的。”
可以理解，这篇文章成了当天银行界谈论的话题。伦查德继续执行他的计划，召开了新的战略会议，根据麦克法登为其中一次会议草拟的备忘录，会议讨论的一项措施是：
对于里斯科股票的市场广度还存在一些疑问，如果需要的话，打击它的价格或许是可能的。
这样的“打击”通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抛售或卖空里斯科股票来实行，将正中里斯科的要害，因为高股票价格正是它的力量之源，并且最重要的是，是收购一家像化学银行这样规模数倍于里斯科的公司的可能性来源。困难在于，卖空袭击这样的打击将构成股票操纵，违反证券法，有可能遭受罚款和牢狱之灾。由于明显的原因，没人愿意承认化学银行2月6日的战略会议采纳了这一行动建议。然而，令人吃惊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同一天，一直盘旋在140美元高空的里斯科股票，突然开始以很大的交易量出现下跌。第二天收盘时，里斯科股票下跌了将近7点，在接下来的三周，它残酷地跌至100美元以下。关于即将发生合并的传言，尤其是巨人之间合并的传言，通常会使一家公司的股价上涨，而不是下跌。很久以后，斯坦伯格谈起发出化学银行收购要约和里斯科股票下跌之间的时间巧合时说：“这很奇怪，太怪了，就连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但我们从没有机会阻止任何事情。”至于伦查德，他后来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他认为股票下跌仅仅是机构投资者开始对里斯科失去信心的结果。但晚些时候，他又泛泛地指出，化学银行的战略会议上讨论的防御技巧之一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叫做“多重打击”。在当时的背景下，“多重打击”只是老式卖空袭击的一个奇异的新名字。通过运用各种掩盖手段，从理论上讲，实施卖空袭击而不被当局发现是可能的。至少，有证据显示，在2月6日，有某个身份不详的人开始大量抛售里斯科股票。
第五章 大冲突(6)
4
斯坦伯格对《纽约时报》文章的反应与伦查德预料中的完全一样。虽然斯坦伯格并没有做好提出收购要约的准备，并且实际上正在考虑推迟几个月，因为以他的观点看，时机还未成熟，但他现在决定，除了立即行动以外别无选择。而作为第一步，他决定下周一或周二与伦查德举行一次试探性会谈。
2月7日，星期五，《纽约时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斯坦伯格与海涅曼共进午餐。按照斯坦伯格的说法，这一时机纯粹是巧合，因为这次午餐几周前就安排好了。然而，这对海涅曼来说显然是意外的收获，因为当斯坦伯格这位如流星般划过金融天空的神奇小子出现在美国最大的金融童话的舞台中央时，这位记者充当了见证。午餐中间，斯坦伯格坚定地指出，双方都很清楚，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得对外透露。然后，他开始自由地，即使不是轻率地，讨论里斯科的计划。结束后，他问海涅曼，作为一个了解银行业的人，他有什么看法。根据斯坦伯格的说法，海涅曼回答说，他有一刻相信斯坦伯格有可能放弃收购化学银行，因此斯坦伯格表现得像一个“无辜者”。无论如何，斯坦伯格后来确信，他对海涅曼才是无知的。那天下午，海涅曼打电话给化学银行，与公关负责人通了话，并对后者详细讲述了他从斯坦伯格那里听到的消息。同一天下午，这位公关负责人发给伦查德一份备忘录，部分内容如下：
海涅曼刚刚从与斯坦伯格的午餐会谈回来，并传达了如下信息。
他们说他们开始感到压力。他们知道将受到绝对抵制，并完全相信当他们提出收购意向时，将遭到拒绝……
埃里希说，里斯科在下周的年会上宣布收购意向和计划的可能性超过50%。斯坦伯格认为他们的收购条件将对我们非常有利……斯坦伯格明白地说我们处理国际业务的方式……是错的，将被改变。
（关于这一插曲，海涅曼的版本与斯坦伯格的版本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不同。首先，他后来说，这次与斯坦伯格的午餐会谈并不是几周前安排的，而是4天前安排的，是出于斯坦伯格公关顾问的紧急要求。并且更重要的是，海涅曼断言，在午餐中他没有被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保证，所说的内容将被保密，他后来本着良心给化学银行打电话提供情报，是为了引出有可能成为新故事的更多信息。）
斯坦伯格后来说，这份备忘录基本上准确地记录了他在午餐中说的话，只有一个大的例外，那就是他并没有提到压力。实际上，他当时没有感到来自银行的压力，尽管他在后来有了足够多的感受。截至2月7日，里斯科感到最接近压力的是这一天斯坦伯格与大陆伊利诺伊银行信托公司（ContinentalIllinoisBankandTrustCompany）董事会主席唐纳德·M·格雷厄姆（DonaldM.Graham）的谈话，该银行是里斯科的大债权人。在谈话中，格雷厄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企图对银行业将不是一件好事，并且补充说，他的银行高度重视与里斯科的合作关系，并且希望它继续下去。（伦查德实际上找格雷厄姆谈过话，并敦促他打消斯坦伯格的积极性。）这份备忘录似乎给化学银行带来了瞬间的优势。掌握主动后，这家银行采取了相对较大的行动，准备第二天在派恩街20号召开全面战略会议，虽然这一天是星期六。
这是一个佯攻和反佯攻的疯狂周末。斯坦伯格忙着参加里斯科地区经理的半年大会，由于这个缘故，他待在市内的丽晶饭店（RegencyHotel）。另一个巧合是，同一个周末，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BankersAssociation）正在召开年会，因此纽约聚集了来自全美的数百位重要银行家。化学银行的战略会议不但有化学银行的内部特别小组参加，而且支持化学银行的其他华尔街大机构，包括第一波士顿、库恩勒布和霍恩布洛尔·威克斯公司（Hornblower
Weeks）也参加了。该会议研究采纳了一整套防御措施，包括组织电话小组与化学银行的股东取得联系；拉拢最大的几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让他们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化学银行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进行与另一家计算机租赁公司快速合并，给里斯科设置反垄断障碍；以及可能通过在奥尔巴尼①和华盛顿的朋友寻求州和联邦政府的立法干预，使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为非法。虽然拥有这些武器，但在场的人似乎认为里斯科的冒险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会上弥漫着背水一战、穷途末路和倒计时的感觉。对这次会议的报告当天晚上慢慢在聚在城中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晚宴的银行家们中间传开。其中一份报告说，一位与会者最后向上挥舞着双手说：“噢，让这小子把银行拿去吧。我们可以创建一家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轻浮。
星期日，纽约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为数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结果，机场关闭，道路阻塞，铁路运输中断，银行家们被困在了城里。他们除了待着聊天以外无事可做，主要是聊里斯科和化学银行。银行家们与这一话题仿佛进入了一个高压锅。这天晚上，化学银行为来访的银行家们在广场饭店举行了招待会。（斯坦伯格，所有这些讨论的对象，则正在4个街区以外的丽晶饭店。由于并非银行家，他没有被邀请。）在招待会上，伦查德遭受了极大的愚弄。与他谈话的银行家似乎普遍认为整件事情相当可笑，对这种态度伦查德感到几乎没有赞同的理由。“别开玩笑了。”他会说，“如果他成功了，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
第五章 大冲突(7)
星期一，纽约仍困在雪中，伦查德与斯坦伯格这两个之前甚至未通过电话的人，终于见面了。这天早上，斯坦伯格按照计划往伦查德办公室打电话，问他能否与他见面。伦查德说：“当然。我会为你的午餐买单，但之后我马上要开一个会。你有自己的车吗？”斯坦伯格说没有。“我会派我的车去接你。”伦查德回答说。于是伦查德派他的车去丽晶饭店，斯坦伯格上了车，舒舒服服地穿过泥泞来到下城，伦查德为他“买单”的午餐就在化学银行的私人餐厅里。人们不禁会想象这两名仇敌对对方的最初反应是什么。一个身形偏瘦，铁灰色的
头发，有着特有的军人气质；在长岛的北部海滨拥有房产，非常了解他身后的帝国不可动摇的实力，是一个少言寡语而言词犀利的人。另一个圆圆的脸，爱笑，健谈，看上去比他荒唐的29岁的年龄小得多，说话时，喜欢挥舞双臂，或者触电般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长岛南部海滨拥有房产（29个房间，网球场，两间桑拿室，毕加索和康定斯基的画。斯坦伯格自己富有个性的描述是：“一座同任何其他29岁的成功人士拥有的一样的现代建筑”）；一个生活充满能量和乐趣的年轻人。（与媒体反复报道的相反，他并不肥胖，只是有些魁梧；他胖胖的脸部照片欺骗了大众。）现在，以当年的悲喜剧风格，他就像一个公司版的校园激进分子，以混合着娱乐和同情的态度告诉大学校长，时代已经变了，年轻人掌握了天下。
两个人几年后向我对接下来的会谈进行的描述，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别，不过更大和更有趣的差别在于描述的风格和着重点。
伦查德：“斯坦伯格竭尽全力地阐述了他关于商业银行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如何发生变革的思想。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听着，我的同事总裁霍华德·麦考尔（HowardMcCall）和董事会副主席赫尔伯特·奥尔德里奇（HulbertAldrich）也是，他们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整个银行业都会受益，斯坦伯格说。我问他为什么单单选择化学银行，他说他喜欢我们的经营哲学，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单一银行控股公司，从而能够进行多元化经营，因此显示出我们信奉银行多元化经营的原则。显然，他放弃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是因为它们太大了。银行家信托公司和欧文公司被剔除则是因为技术性原因，摩根则大概因为它经营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发业务。他看上去对我们比对汉华实业银行更感兴趣。
“我说，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明白，当一个没有银行经验的人通过收购挤进来时，会对我们的经营产生什么影响。董事和管理人员可能会离开。我明确说，我认为我不会留下来。在信托行业，要想让人们把资产交给银行管理，你需要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我说，遗产安排业务将会大批减少，不是因为他本身的任何原因，而是因为他是通过收购进来的。因此人们会担心某个喜欢收购的人掌握了我们的股东名单。银行家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将受到危害。
“我认为这对他产生了一点影响。斯坦伯格说他并不想进行一次恶意收购，换句话说，他不想，但也许会。这是某种威胁的暗示。我说：‘如果你想挑起战争，我是相当善于打恶战的。’他说他想在他公司的年会结束后，第二天下午把里斯科的计划完整地演示一遍，并希望化学银行能够改变主意，愿意合作。我很享受这顿午饭。当然，其问也有些好笑之处。”
斯坦伯格说：“那天上午到达派恩街20号后，我走出伦查德的车，进入这家银行。那天因为暴风雪，人不多。伦查德的秘书非常友好地说：‘噢，你好，斯坦伯格先生，见到你很高兴。’伦查德走出来，与我握手，说：‘你好，索尔。叫我比尔。能带你四处走走吗？’其实，我当时并不对那座建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边走边说，先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去银行的餐厅。
“我们先开了一会儿玩笑。他问我为什么想成为银行家，我回答说：‘上帝眷顾醉汉和银行家，而我不想成为醉汉。’接着，我开始实话实说。我告诉他里斯科拥有多少股化学银行股票—超过30万股。我说，我们并不打算买进更多，因为太贵了。我坦白地告诉他，《纽约时报》的文章打乱了里斯科的计划。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新法律通过之后再行动，那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1年。现在，我们受到胁迫，我主动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时机并不成熟。
“我开始讲我的哲学，那就是，化学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的管理，都应该表现出对股东和客户更加积极的回应，以及我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认为，在银行的普通职能之上增添一大批新的服务将增加其资金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一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他开始谈论一次恶意收购可能对银行经营造成的损害。他说，高级管理人员很可能会辞职。他提到会失去客户，我说他们在那样一个货币紧缺的时候匆忙退出的可能性很小。他谈论了信托业务的损失。我问：‘它赚钱吗？’他笑了，说他不确定。他说如果我想挑起战争，他是很善于打恶战的。我说我打恶战的记录也相当不错，至少相对于我的年纪而言如此。但接着我说，我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虽然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4天之后我将和妻子和孩子去波多黎各度假，孩子们正放寒假。而我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士，假如我企图进行恶意收购的话，是不会安排这次度假的。他看上去很惊奇，问：‘你真的要去波多黎各？’我说是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变得很轻松。我想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一切都很友好。不过最后，当麦考尔和奥尔德里奇进来的时候，气氛变得压抑起来。麦考尔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奥尔德里奇则即将吃完。麦考尔看上去根本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奥尔德里奇干脆表现出敌意。但伦查德打断他们说：‘看，索尔说了他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麦考尔的脸色亮起来，他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提议在我从波多黎各度假回来之后，他和伦查德说：‘噢，最好在那之前吧。’然后我们安排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公司股东大会之后。我出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只是奥尔德里奇仍然很冷淡。等一下，我刚刚想到，他对伦查德也不是很热情。”
第五章 大冲突(8)
于是，敌对双方首领的第一次会谈打成平局。那天下午，伦查德接到诚信保险公司的罗伯茨打来的电话。从里斯科前一次征服行动中显然获得了满足的被征服者说，他认为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的合并对银行将是一件好事。“我对他说他疯了，”伦查德后来说，“我说计算机租赁与银行毫无关系。他说里斯科跟诚信合并并没有伤害诚信。我对他很失望。”同一天下午，麦考尔让化学银行的人为他准备一份里斯科债权银行的清单，后来一个国会委员会拿到这份清单时，发现上面一些银行名字的旁边打上了标记。这份清单的目的，以及那些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