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是罗真吾的内兄，胡立三娃沁园师的侄子，都是常常见面的好朋友。他们推举我做社长，我怎么敢当呢？他们是世家子弟，学问又比我强，叫我去当头儿，好像是存心跟我开玩笑，我是坚辞不干。王仲言对我说：「濒生，你固执了！我们是论齿，七人中，年纪是你最大，你不当，是谁当了好呢？我们那是熟人，社长不过应个名而已，你还客气什么？」他们都附和王仲言的话，说我客气得无此必要。我没法推辞，只得答允了。社外的诗友，却也很多，常常来的，有黎松安、黎薇荪、黎雨民、黄伯魁、胡石庵、吴刚存等诸人，也都是我们向来极相熟的。只有一个名叫张登寿，号叫仲扬的，是我新认识的。这位张仲扬，出身跟我一样寒微，年轻时学过铁匠，也因自己发愤用功，读书读得很有一点成就，拜了我们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绮先生做老师，轻学根柢很深，诗也做得非常工稳。乡里的一批势利鬼，背地里仍有叫他张铁匠的。这和他们在我改行以后，依旧叫我芝木匠，是一样轻视的意思。我跟他，都是学过手艺的人，一见面就很亲热，交成了知己朋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我三十三岁。黎松安家里，也组成了一个诗社。松安住在长塘，对面一里来地，有座罗山，俗称罗网山，因此，取名为「罗山诗社」。我们龙山诗社的主干七人，和其它社外诗友，也都加入，时常去做诗应课。两山相隔，有五十来里地，我们跑来跑去，并不嫌着路远，那年，我们家乡遭逢了很严重的旱灾，田里的庄稼，都枯焦得不成样子，秋收是没有把握的了，乡里的饥民，就一群一群的到有钱人家去吃饭。我们家乡的富裕人家，家里都有谷仓，存着许多稻谷，年年吃掉了旧的，再存新的，永远是满满的仓，这是古人所说积谷防饥的意思。可是富裕人家，究属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们，平日糊得上嘴，已不容易，那有力量积存稻谷，逢到灾荒，就没有饭吃，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户的一法。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并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但是他们一群去了，另一群又来，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富户存的稻谷，归根结蒂，虽没吃光，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我们这些诗友，恰巧此时陆续的来到黎松安家，本是为了罗山诗社来的，附近的人，不知底细，却造了许多谣言，说是长塘黎家，存谷太多，连一批破靴党（意指不安本分的读书人）都来吃排饭了。
那时，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寺内迁出，迁到南泉黎雨民的家里。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这其间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我们家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话，就是写诗的诗笺。两个诗社的社友，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做成了诗，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在花笺上，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的画上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王仲言常常对社友说：「这些花笺，是濒生辛幸苦苦造成的。我们写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用，不要写错。随便糟蹋了，非但是怪可惜的，也对不起濒生煞夜的辛苦！」说起这花笺，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还不甚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逼着我给他写信，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不过雨民送我的，是写信用的信笺，不是写诗用的花笺。为了谈起造花笺的事，我就想起黎雨民送我信笺的事来了。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我三十四岁。我起初写字，学的是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年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又因诗友们，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先会写字，因之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前二年，我在人家画像，遇上了一个从长沙来的人，号称篆刻名家，求他刻印的人很多，我也拿了一方寿山石，请他给我刻个名章。隔了几天，我去问他刻好了没有？他把石头还了给我，说：「磨磨平，再拿来刻！」我看这块寿山石，光滑平整，并没有什么该磨的地方，既是他这么说，我只好磨了再拿去。他看也没看，随手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再去问他，仍旧把石头扔还给我，说：「没有平，拿回去再磨磨！」我看他倨傲得厉害，好像看不起我这块寿山石。也许连我这个人，也不在他的眼中。我想：何必为了一方印章，自讨没趣。我气忿之下，把石头拿回来，当夜用修脚刀，自己把它刻了。第二天一早，给那家主人看见，很夸奖的说：「比了这位长沙来的客人刻的，大有雅俗之分。」我虽觉得高兴，但也自知，我何尝懂得篆法刀法呢！我那时刻印，还是一个门外汉，不敢在人前卖弄。朋友中间，王仲言、黎松安、黎薇荪等都喜欢刻印，拉我在一起，教我一些初步的方法，我参用了雕花的手艺，顺着笔画，一刀一刀的削去，简直是跟了他们，闹着玩儿。
沁园师的本家胡辅臣，介绍我到皋山黎桂坞家去画像。皋山黎家和长塘黎松安家是同族。黎桂坞的弟弟薇荪、铁安，都是会刻印章的，铁安尤其精深，我就向他请教：「我总刻不好，有什么方法办呢？」铁安笑着说：「南泉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四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很有至理。我于是打定主意，发愤学刻印章，从多磨多刻这句话上着想，去下功夫了。
黎松安是我最早的印友，我常到他家去，跟他切磋，一去就在他家住上几天。我刻着印章，刻了再磨，磨了又刻，弄得我住的他家客室，四面八方，满都是泥浆。他还送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刻印的拓片，我很想学他们两人的刀法。只因拓片不多，还摸不到门径。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我三十五岁。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我三十六岁。我在三十五岁以前，足迹只限于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连湘潭县城都没有去过。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由朋友介绍，到县城里去给人家画像。后来请我画像的人渐多，我就常常的进城去了。我在湘潭城内，认识了郭葆生（人漳），是个道台班子（有了道台资格还未补到实缺的人）的大少爷。又认识了一位桂阳州的名士夏寿田，号叫午诒，也是一位贵公子。这时松安家新造了一所书楼，名叫诵芬楼，罗山诗社的诗友们，就在那里集会。我们龙山诗社的人，也常去参加。次年，我三十六岁，春君生了个女孩，小名叫作阿梅。黎筱荪的儿子戬斋，交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印谱，说是他父亲从四川寄回来送给我的。前年，黎松安给过我丁黄刻印的拓片，我对于丁黄两家精密的刀法，就有了途轨可循了。
光褚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我三十七岁。正月，张仲扬介绍我去拜见王湘绮先生，我拿了我做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公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公说的寄禅，是我们湘潭有名的一个和尚，俗家姓黄，原名读山，是宋朝黄山谷的后裔，出家后，法名敬安，寄禅是他的法号。他又自号为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那时湘公的名声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门墙，递上一个门生帖子，就算作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扬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有答应。湘公见我这人很奇怪说高傲不像高傲，说趋附又不肯趋附，简直莫名其所以然。曾对吴劭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有铜匠衡阳人曾招吉，铁匠我同县乌石寨人张仲扬，还有一个同县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给张仲扬听到了，特来告诉我，并说：「王老师这样的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扬，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但我终觉得自己学问太浅，若怕人家说我拜入王门，是想抬高身分，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绮师挂在嘴边。不过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是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扬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诗，完全写我心头里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自己看来，也有点呆霸王那样的味儿哪！
那时，黎铁安又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茶陵州的着名绅士谭氏三兄弟，刻他们的收藏印记，这三位都是谭锺麟的公子。谭锺麟做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是赫赫有名的一品大员。他们三弟兄，大的叫谭延，号组安；次的叫谭恩，号组庚；小的叫谭泽，号瓶斋。我一共给他们刻了十多方印章。自己看着，倒还过得去。却有一个丁拔贡，名叫可钧的，自称是个金石家，指斥我的刀法太烂，说了不少坏话。谭氏兄弟听了丁拔贡的话，就把我刻的字，统都磨掉，另请这位丁拔贡去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我和丁可钧，都是摹仿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难道说，他刻的对，我就不对了么？究竟谁对谁不对，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论，我又何必跟他计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的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的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二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因为这一次画，我得了这样的高价，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了起来，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
我住的星斗塘老屋，房子本来很小，这几年，家里添了好多人口，显得更见狭窄了。我拿回了三百二十两银子，就想另外找一所住房，恰巧离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在莲花砦下面，有所梅公祠，附近还有几十亩祠堂的祭田，正在招人典租，索价八百两银子，我很想把它承典过来，只是没有这些银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种田的，他愿意典祠堂的祭田，于是我出三百二十两，典住祠堂房屋，他出四百八十两，典种祠堂祭田。事情办妥，我就同了我妻陈春君，带着我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梅公祠去住了。莲花塘离余霞岭，有二十来里地，一望都是梅花，我把住的梅花祠，取名为百梅书屋。我做过一首诗，说：「最关情是旧移家，屋角寒风香径斜，二十里中三尺雪，余霞双屐到莲花。」梅公祠边，梅花之外，还有很多木芙蓉，花开时好像铺着一大片锦绣，好看得很。梅公祠内，有一点空地，我添盖了一间书房，取名借山吟馆。房前屋后，种了几株芭蕉，到了夏天，绿荫铺阶，凉生几榻，尤其是秋风夜雨，潇潇簌簌，助人诗思。我有句云：「莲花山下窗前绿，犹有挑镫雨后思。」这一年我在借山吟馆里，读书学诗，做的诗，竟有几百首之多。
梅公祠离星斗塘，不过五里来地，并不太远。我和春君，常常回到星斗塘去看望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他们也常到梅公祠来玩儿。从梅公祠到星斗塘，沿路水塘内，种的都是荷花，到花盛开之时，在塘边行走，一路香风，沁人心胸。我有两句诗说：「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我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也种了不少荷花，夏末秋初，结的莲蓬很多，在塘边用稻草搭盖了一个棚子，嘱咐我两个儿子，轮流看守。那年，我大儿子良元，年十二岁，次儿良黼，年六岁。他们兄弟俩，平常日子，到山上去砍柴，砍柴挺卖力气，我见了心里很喜欢。有一天，中午刚过，我到门前塘边闲步，只见良黼躺在草棚之下，睡得正香。草棚是很小的，遮不了他整个身体，棚子顶上盖的稻草，又极稀薄，他穿了一件破旧的短衣，汗出的像流水一样。我看看地上的草，都给太阳晒的枯了。心想，他小小年纪，在这毒烈的太阳底下，怎么能受得了呢？就叫他道：「良黼，你睡着了吗？」他从睡梦中霍的坐了起来，怕我责备，擦了擦眼泪，对我看看，喘着气，咳了一声嗽。我看他怪可怜的，就叫他跟我进屋去，这孩子真是老实极了。
光绪二士七年（辛丑一九○一），我三十九岁。朋友问我：「你的借山吟馆，取了借山两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我就画了一幅借山吟馆图，留作纪念。有人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内阁中书李家画像。这位李中书，名叫镇藩，号翰屏，是个傲慢自大的人，向来是谁都看不起的，不料他一见我面，却谈得非常之好，而且还彬彬有礼。我倒有点奇怪了，以为这样一个有名的狂士，怎么能够跟我交上朋友了呢？经过打听，原来他有个内阁中书的同事，是湘绮师的内弟蔡枚功，名毓春，曾经对他说过：「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蔡公这样的抬举我，李翰屏也就对我另眼相看了。那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遭逢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我祖母马孺人故去了。我小时候，她背了我下地做活，在穷苦无奈之时，她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想起了以前种种情景，心理头真是痛如刀割。
六、五出五归（一九○二——一九二六）
（一九○二——一九一六），我四十岁。四月初四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第三子，取名良琨，号子如。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少则十天半月，至多三五个月。得到一点润箧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顾已足；并不作辽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诒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来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知道我是靠作画刻印的润资度日的，就把束修和旅费，都汇寄给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长信来，说：「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慕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只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转以颖敏之天实，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我经他们这样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别了春君，动身北上。
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的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皱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见着午诒，又会到了葆生，张仲飓也在西安，还认识了长沙人徐崇立。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午诒介绍我去见陕西臬台樊樊山（增祥），他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南北闻名的大诗人。我刻了几方印章，带了去。想送给他。到了臬台衙门。因为没有递「门包」，门上不给我通报。白跑了一趟。午诒跟樊山说了。才见着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两食子。作为刻印的润资，又替我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亲笔写好了交给我。在西安的许多湖南同乡，看见臬台这样的看得起我，就认为是大好的进身之阶。张仲飓也对我说，机会不可错过，劝我直接去走臬台门路，不难弄到一个很好的差事。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见缝就钻，就算钻出了名堂，这个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飓劝我积极营谋，我反而劝他悬崖勒马。仲飓这样一个热中功名的人，当然不会受我劝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淡于名利的人，当然也不会听他话的。我和他，从此就有点小小隔阂，他的心里话，也就不跟我说了。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三），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三二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三二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我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了。
三月初，我随同午诒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到晚晌，画了一幅华山图。华山山势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样。渡了黄河，弘晨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在漳河岸边，看见水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来，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来仔细一看，却是块汉砖，铜雀台的遗物，无意间得到了稀见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后，在家乡的兵乱中，给土匪抢去了。
我进了京域，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诒家。每天教无双学画以外，应了朋友的介绍，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也到大栅栏一带去听听戏。认识了湘潭同乡张翊六，号贡吾；衡阳人曾熙，号农髯；江西人李瑞荃，号筠庵。其余还有不少的新知旧友，常在一起游燕。但是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的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得很好，当初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之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等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晢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师的门生。
到了五月，听说樊山已从西安启程，我怕他来京以后，推廌我去当内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许多麻烦。我向午诒说：「离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诒留着我，我坚决要走。他说：「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随你的便！我想，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秩，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的磨上了资格，将来署个县缺，是并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我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已。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就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章的润资，一共有了二千多两食子，可算是不虚此行了。我在北京临行之时，在李玉田笔铺，定制了画笔六十枝，每枝上面，挨次刻着号码，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画笔第几号。」当时有人说，不该自称先生，这样的刻笔，未免狂妄。实则从前金冬心就自己称过先生，我摹仿着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后不久，也到了京城，听说我已走了，对夏午诒说：「齐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却有点孤僻啊！」
我出京后，从天津坐海轮，过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回到家乡，已是六月炎天了。我从四十岁起至四十七岁止，出过远门五次，是我生平可纪念的五出五归。这次远游西安北京，绕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一出一归，也就是我出门远游的第一次。那时，同我合资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我提出四百八十两给了他，以后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统都归我承典了。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我四十二岁。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飓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绮师的寓中，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的研究。他也是湘绮师的门生，和铁匠出身的张仲飓，木匠出身的我，同称「王门三匠」。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师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飓和招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看见他们来了，就躲在一边，避不见面，并不出去招呼，所以他们认识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招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我在夏间，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给湘绮师评阅，并请他做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绮师把做成的序文给了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才回到了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做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出吟馆的「吟」字删去，只名为借山馆了。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五），我四十三岁。在黎薇家里，见到赵之让的「二金蝶堂印谱」，借了来，用朱笔钩出，倒和原本一点没有走样。从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赵擩叔的一体了。我作画，本是画工笔的，到了西安以后，渐渐改用大写意笔法。以前我写字，是学伺子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学写魏碑，他叫我临摹龙颜碑，我一直写到现在。人家说我出了两次远门，作画写字刻印章，都变了样啦，这确是我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七月中旬，汪颂年约我游桂林。颂年名诒书，长沙人，翰林出身，时任广西提学使。广西的山水，是天下著名的，我就欣然而往。进了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啦！只是桂林的气候，倏忽多变，炎凉冷暖捉摸不定，出去游览，必须把棉夹单三类衣服，带个齐全，才能应付天气的变化。我做过一首诗：「广西时候不相侔，自打衣包作小游，一日扁舟过阳朔，南风轻葛北风裘。」并不是过甚其辞。
我在桂林，卖画刻印为生，樊樊山在西安给我定的刻印润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润格挂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那时，宝庆人蔡锷，新从日本回国，在桂林创办巡警学堂。看我赋闲无事，托人来说：「巡警学堂的学生，每逢星期日放假常到外边去闹事，想请我在星期那天，去教学生们作画，每月送我薪资三十两银子。」我说：「学生在外边会闹事，在里头也会闹事，万一闹出轰教员的事，把我轰了出来，颜面何存，这是不去的好。」三十两银子请个教员，在那时是很丰厚的薪资，何况一个月只教四天的课，这是再优惠没有的了。我坚辞不就，人都以为我是个怪人。松坡又有意自己跟我学画，我也婉辞谢绝。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四条屏，送了我二十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着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眛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黄先生始终没曾再见过。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六），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正想动身的时候，忽接我父亲来信，说是四弟纯培，和我的长子良元，从军到了广东，家里很不放心，叫我赶快去追寻。我就取道梧州，到了广州，住在祇园寺庙内。探得他们跟了郭葆生，到钦州去了。原来现任两广总督袁海观，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亲戚。葆生是个候补道，指省广东不久，就放了钦廉兵备道。道台是驻在钦州的。纯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们怕家里不放远行，瞒了人，偷偷的到了广东。我打听到确讯，赶到了钦州。葆生笑着说：「我叫他们叔侄来到这里，连你这位齐山人也请到了！」我说：「我是找他们来的，既已见到，家里也就放心了。」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留我住了几个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学画。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的画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官场中本没有真正的是非，求他画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后，应酬画件，葆生就叫我代为捉刀，送了我一笔润资。他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
我回家后不久，周之美师傅于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听得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得很。回想当初跟我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视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绝技，全套教给了我。出师后，我虽常去看他，只因连年在外奔波，相见的日子，并不甚多。不料此次远游归来，竟成长别。师傅又没有后嗣，身后凄凉，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场，又做了一篇「大匠墓志」去追悼他。凭我这一点微薄的意思，怎能报答我师傅当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时，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届满，另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茹家在白石铺的南面，相隔二十来里。西北到晓霞山，也不过三十来里。东西是枫树，上有大枫树百十来棵，都是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西北是老坝，又名老溪，是条小河，岸的两边，古松很多。我们房屋的前面和旁边，各有一口水井，井边种了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这一带在四山围拘之中，风景很是优美。我把破旧的房屋，翻盖一新，取名为寄萍堂，堂内造一书室，取名为八砚楼，名虽为楼，并非楼房，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置在室中，所以题了此名。这座房子，是我画了图样盖的，前后窗户，安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细铁丝纱，我把它称作「碧纱橱」。布置妥当，于十一月同春君带着儿女们，从梅公祠旧居，搬到了茹家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说是借山，此刻置地盖房，才可算是买山了。十二月初七日，大儿媳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长孙，取名秉灵，号叫近衡。因他生在搬进新宅不到一月，故又取号移孙。邻居们看我新修了住宅，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来祝贺说：「人兴财旺」！我的心境，确比前几年舒展得多了。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七），我四十五岁。上年在钦州，与郭葆生话别，订约今年再去。过了年，我就动身了。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到了钦州，葆生仍旧叫我教他如夫人学画，兼给葆生代笔。住不多久，随同葆生到了肇庆。游鼎湖山，观飞泉潭。又往高要县，游端溪，竭包公祠。钦州辖界，跟越南接壤，那年边疆不靖，兵备道是要派兵去巡逻的。我趁此机会，随军到达东兴。这东兴在北仑河北岸，对面是越南的芒街，过了铁桥，到了北仑河南岸，游览越南山水。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我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
回到钦州，正值荔枝上市，沿路我看了田里的荔枝树，结着累累的荔枝，倒也非常好看，从此我把荔枝也入了我的画了。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换了我的画去，这倒可算是一椿风雅的事。还有一位歌女，我捧过她的场，她常常剥了荔枝肉给我吃。我做了一首纪事诗：「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钦州城外，有所天涯亭，我每次登亭游眺，总不免有点游子之思。到了冬月，动身回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八），我四十六岁。罗醒吾在广东提学使衙门任事，叫我到广州去玩玩。我于二月间到了广州，本想小住几天，转道往钦州，醒吾劝我多留些时，我就在广州住下，仍以卖画刻印为生。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求我画的人很少。惟独非常夸奖我的刀法，求我刻印的人，每天总有十来起。因此卖艺生涯，亦不落寞。醒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他跟我同是龙山诗社七子之一，彼此无话不谈。此番在广州见面，他悄悄地把革命党的内容，和他工作的状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帮他做点事，替他们传递文件。我想，这倒不是难办的事，只须机警地不露破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当下也就答允了。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醒吾都交我去办理。我是假借卖画的名义，把活页夹杂在画件之内，传递得十分稳妥。好在这样的传递，每月并没有多少次，所以始终没露痕迹。秋间，我父亲来信叫我回去，我在家住了没有多久，父亲叫我往钦州接我四弟和我长子回家，又动身到了广东。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九），我四十七岁，在广州过了年，正月到钦州，葆生留我住过了夏天，我才带着我四弟和我长子，经广州往香港。到了香港，换乘海轮，直达上海。住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就携同纯培和良元，坐火车往苏州，乘夜去游虎丘。第二天，我们到了南京。我想去见李梅庵，他往上海去了，没有见着。梅庵名瑞清，是筠庵的哥哥，是当时的一位有名书法家。我刻了几方印章，留在他家。在南京，忽忽逛了几处名胜，就坐江轮西行。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九月，回到了家。这是我五出五归末一次回来。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我四十八岁。回家以后，自觉书底子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不肯苟且。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言拟了二十四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图。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立，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黎薇孙自从四川辞官归来，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别墅，取名听叶庵，叫我去玩。我到了长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里。王仲言在石庵家坐馆，沁园师的长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孙那时是湖南高等学堂的监督，高等学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学府，在岳麓书院的旧址，张仲飓在里头当教务长，都是熟人。我同薇孙、仲飓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非常欢畅。我刻印的刀法，有了变化，把汉印的格局，融会到赵撝叔一体之内，薇孙说我古朴耐人寻味。茶陵州的谭氏兄弟，十年前听了丁拔贡的话，把我刻的印章磨平了。现在他们懂得些刻印的门径，知道丁拔贡的话并不可靠，因此，把从前要刻的收藏印记，又请我去补刻了。同时，湘绮师也叫我刻了几方印章。省城里的人，顿时哄传起来，求我刻印的人，接连不断，我曾经有过一句诗：「姓名人识鬓成丝」。人情世态，就是这样的势利啊！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我四十九岁。春二月，听说湘绮师来到长沙，我进省去拜访他，并面恳给我祖母做墓志铭。这篇铭文，后来由我自己动手刻石。谭组安约我到荷花池上，给他们先人画像。他的四弟组庚，于前年八月故去，也叫我画了一幅遗像。我用细笔在纱衣里面，画出袍褂的团龙花纹，并在地毯右角，画上一方「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这是我近年来给人画像的记识。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燕，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祖同（泽闿）等。瞿子玖名鸿禨，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号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瞿子玖做了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做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做了诗。我不便推辞，只好献丑，过了好多日子，才补做了一首看海棠的七言绝句。诗道：「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三公楼上文人酒，带醉扶栏看海棠。」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我五十岁。二年（癸丑一九一三），我五十一岁。我自五出五归以后，希望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住的茹家新宅，经我连年布置，略有可观。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在我五十一岁那年的九月，我把一点微薄的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活。那时，长子良元年二十五岁，次子良辅年二十岁，三子良琨年十二岁。良琨年纪尚小，由春君留在身边，跟随我们夫妇度日。长次两子，虽仍住在一起，但各自分炊，独立门户。良元在外面做工，收入比较多些，餬口并不为难。良辅只靠打猎为生，天天愁穷。十月初一日得了病，初三日曳了一双破鞋，手里拿着火笼，还踱到我这边来，坐在柴灶前面，烤着松柴小火，向他母亲诉说窘况。当时我和春君，以为他是在父母面前撒娇，并不在意。不料纔隔五天，到初八日死了，这真是意外的不幸。春君哭之甚恸，我也深悔不该急于分炊，致他忧愁而死。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我五十二岁。雨水节前四天，我在寄萍堂旁边，亲手种了三十多株梨树。苏东坡致程全父的信说：「太大则难活，小则老人不能待。」我读了这篇文章，心想：我已五十二岁的人了，种这梨树，也怕等不到吃果子，人已没了。但我后来，还幸见它结实，每只重达一斤，而且味甜如蜜，总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种的梨了。夏四月，我的六弟纯楚死了，享年二十七岁。纯楚一向在外边做工，当戊申年他二十一岁时，我曾戏为了他画一幅小像。前年冬，他因病回家，病了一年多而死。父亲母亲，老年丧子，非常伤心，我也十分难过，做了两首诗悼他。纯楚死后没几天，正是端阳节，我派人送信到韶塘给胡沁园师，送信人忽忽回报说：他老人家故去已七天了。我听了，心里头顿时像小刀子乱扎似的，说不出有多大痛苦。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做了七言绝诗十四首，又做了一篇祭文，一副挽联，联道：「衣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功名应无分，一生长笑折腰卑。」这副联语虽说挽的是沁园师，实在是我的自况。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我五十三岁。五年（丙辰一九一六），我五十四岁。乙卯冬天，胡廉石把我前几年给他画的石门二十四景图送来，叫我题诗。我看黎薇孙已有诗题在前面，也技痒起来，每景补题了一诗。正在那时，忽得消息，湘绮师故去了，享年八十五岁。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刺激！我专程去哭奠了一场。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那年，还有一桩扫兴的事，谈起来也是很可气的。我作诗，向来不求藻饰，自主灵性，尤其反对摹仿他人，学这学那，搔首弄姿。但这十年来，喜读宋人的诗，爱他们轻朗闲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时偶用他们的格调，随便哼上几句。只因不是去摹仿，就没有去做全首的诗，所做的不过是断字残联。日子多了，积得有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我有诗道：「料汝他年夸好句，老夫已死是非无。」做诗原是雅事，到了偷袭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的太俗了。
七、定居北京（一九一七——一九三六）
民国六年（丁已一九一七），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蠡起。官逼捐税，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的茍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
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又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着见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做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把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纔印出了「借山吟馆诗草」，樊山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我这次到京，除了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文渊）、广东顺德罗瘿公（惇曧）、敷庵（惇晏）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吉麟）、江西丰城王梦白（云）、四川三台萧龙友（方骏）、浙江绍兴陈半丁（年）、贵州息烽姚茫父（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罗氏兄弟是诗人兼书法家，萧为名医，也是诗人。尊公（辑者按：指本文笔录者张次溪的父亲，下同。）沧海先生，跟我同是受业于湘绮师的，神交已久，在易实甫家晤见，真是如逢故人，欢苦平生。（次溪按：先君墓溪公，讳伯桢，尝刊沧海丛书，别署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后来拜我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飓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不过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虽也虚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就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的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讲到诗的一道，又岂是易事，有人说，自鸣天籁，这天籁两字，是不读书人装门面的话，试问自古至今，究竟谁是天籁的诗家呢？」我明知他的话是针对着我说的。文人相轻，是古今通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分。我认识的科甲中人，也很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并不觉得物稀为贵。况且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长短，显得气度不广。当时我做的「题椶树」，有两句说：「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偏体轻。」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而已。到了九月底，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家里人避兵在外，尚未回来，茹家宅内，已被抢劫一空。
民国七年（戊午 一九一八），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票！」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我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惟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纔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我趁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离家之时，我父亲年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定居北京，以后回来，把家乡反倒变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嘱，希望时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一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说：她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我在京谋生，站稳脚跟，她就往来湘京，也能时时见面。并说：我只身在外，一定感觉不很方便，劝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无人照料。春君处处为我设想，体贴入微，我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哪！
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计。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亲戚朋友，远隔千里，不能聚首一处，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她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节生的，小名叫做桂子，时年十八岁。原籍四川邓都县转斗桥胡家。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起程之时，我做了一首，中有句云：「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刬难平。」那时，我们家乡，兵匪不分，群盗如毛，我的诗，虽是志感，也是纪实。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镫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镫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带着良琨、秉灵，一同去住。帅府园离东交民巷不远，东交民巷有各国公使馆，附近一带，号称保卫界。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镫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比石镫庵更加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南三道栅栏六号，纔住得安定些。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杨补之（无咎），同乡尹和伯（金阳），在湖南画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学的杨补之，我也参酌他的笔意。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变画法。同乡易蔚儒（宗瓮），是众议院的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圆扇，给林琴南看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我的同乡老友黎松安，因他儿子劭西在教育部任职，也来到北京，和我时常见面。
我跟梅兰芳认识，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记得在九月初的一天，齐如山来约我同去的。兰芳兴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那时他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见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当天兰芳叫我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人：一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李释堪（宣倜），是教他做诗词的，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大官家里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们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的寒喧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纔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的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岁。夏午贻在保定，来信邀我去过端阳节，同游莲花池，是清末莲花书院旧址，内有朱藤，十分茂盛。我对花写照，画了一张长幅，住了三天回京。秋返湘潭，重阳到家，父母双亲都康健，心颇安慰。九月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回到北京，秉灵的病好了。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取名良迟，号子长，这是宝珠的头一胎，我的第四儿子。那年宝珠纔二十岁，春君因她年纪尚轻，生了孩子，怕她不善抚育，就接了过来，亲自照料。夜间专心护理，不辞辛劳，孩子饿了，抱到宝珠身边喂乳，喂饱了又领去同睡。冬令夜长，一宵之间，冒着寒威，起身好多次。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不但宝珠知恩，我也感激不尽。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应工艺馆的中日联合会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就卖了几幅花卉山水，交他带去。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初八那天，在同族逊园家里，见到我的次女阿梅，可怜四年不见，她憔悴得不成样子。她自嫁到宾氏，同夫婿不很和睦，逃避打骂，时常住在娘家，有时住在娘家的同族或亲戚处。听说她的夫婿，竟发了疯，拿着刀想杀害她，幸而跑得快，躲在邻居家，纔保住性命。她屡次望我回到家乡来住，我始终没有答允她。此番相见，说不出有许多愁闷，我做了两首诗，有句说：「赤绳勿太坚，休误此华年！」我是婉劝她另谋出路，除此别无他法。那时张仲飓已先在省城，尚有旧友胡石庵、黎戬斋等人，阳皙子的胞弟重子，名钧，能写隶书，也在一起。我给他们作画刻印，盘桓了十来天，就回到北京。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个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学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人很多。琉玛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长孙秉灵，肄业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成绩常列优等，去年病后，本年五月又得了病，于是十一月初一日死了，年十七岁。回想在家乡时，他纔十岁左右，我在借山馆前后，移花接木，他拿着刀凿，跟在我身后，很高兴的帮着我，当初种的梨树，他尤出力不少。我悼他的诗有云：「梨花若是多情种，应忆相随种树人。」秉灵的死，使我伤感得很。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百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隔着好几天，纔记上一回。中秋节后，我从三道栅栏迁至太平桥高岔拉一号，把早先湘绮师给我写的「寄萍堂」横额，挂在屋内。附近有条胡同，名叫鬼门关，听说明朝时候，那里是刑人地方。我做的寄萍堂诗，有两句：「马面牛头都见惯，寄萍堂外鬼门关。」当我在三道栅栏迁出之先，陈师曾来，说他要到大连去。不久得到消息：师曾在大连接家信，奔继母丧，到南京去，得痢疾死了。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觉得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的改变了。他也很虚心的采纳了我的浅见，我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两句诗，可以概见我们两人的交谊。可惜他只活了四十八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那年十一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良已，号子泷，小名迟迟。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我六十二岁。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我六十三岁。良琨这几年跟我学画，在南纸铺里也挂上了笔单，卖画收入的润资，倒也不少，足可自立谋生。儿娘张紫环能画梅花，倒也很有点笔力。乙丑年的正月，同乡宾恺南先生从湘潭到北京，我在家里请他吃饭，邀了几位同乡作陪。恺南名玉瓒，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来喜欢研究佛学。席间，有位同乡对我说：「你的画名，已是传遍国外，日本是你的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番，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我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京时的门罗可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恺南听了，笑着对我说：「濒生这几句话，大可以学佛了！」他就跟我谈了许多禅理。二月底，我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省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纔能起坐。当我病亟时，自己忽发痴想：「六十三岁的火坑，从此就算过去了吗？」幸而没有死，又活到了现在。那年，梅兰芳正式跟我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他已画得非常生动。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我六十四岁。春初，回南探视双亲，到了长沙，听说家乡一带，正有战事，道路阻不得通。只得折回，从汉口坐江轮到南京，乘津浦车经天津回到北京，已是二月底了。隔不了十几天，忽接我长子良元来信，说我母亲病重，恐不易治，要我汇款济急。我打算立刻南行，到家去看看，听得湘鄂一带，战火弥漫，比了上月，形势更紧，我不能插翅飞去，心里焦急如焚，不得已于十六日汇了一百元给良元。我定居北京以来，天天作画刻印，从未间断，这次因汇款之后，一直没有再接良元来信，心乱如麻，不耐伏案，任何事都停顿下了。到四月十九日，纔接良元来信，说母亲于三月初得病，延至二十三日巳时故去，享年八十二岁。弥留时还再三的问：「纯芝回来了没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没有看见纯芝，死了还悬悬于心的啊！」我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既是无法奔丧，只可立即设了灵位，在京成服。这样痛心的事，岂是几句话说得尽的。总而言之，我飘流在外，不能回去亲视含殓，简直不成为人子，不孝至极了。
我母亲一生，忧患之日多，欢乐之日少。年轻时，家境困苦，天天为着柴米油盐发愁，里里外外，熬尽辛劳。年将老，我纔得成立，虚名传播，生活略见宽裕，母亲心里高兴了些，体气渐渐转强。后因我祖母逝世，接着我六弟纯俊，我长妹和我长孙，先后夭亡，母亲连年哭泣，哭得两眼眶里，都流出了血，从此身体又见衰弱了。七十岁后，家乡兵匪作乱，几乎没有一天过的安靖日子。我飘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心悬两地，望眼欲穿。今年春初，我到了长沙，离家只有百里，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见父母，痛心之极。我做了一篇「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一文，也没有说得详尽。
七夕那天，又接良元来信说我父亲病得非常危险，急欲回家去看看。只因湘鄂两省正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激战的地方，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要想绕道广东，再进湖南。探听得广东方面，大举北伐，沿途兵军拥挤，亦难通行。心里头同油煎似的，干巴巴的着急。八月初三夜间，良元又寄来快信，我猜想消息不一定是好的，眼泪就止不住的直淌下来。急忙拆信细看，我的父亲已于七月初五日申时逝世。当时脑袋一阵发晕，耳朵嗡嗡的直响，几乎晕了过去。也就在京布置灵堂，成服守制。在这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次大故，真觉得活着也无甚兴趣。我亲到樊樊山那里，求他给我父母，各写墓碑一纸，又各做赞一篇，按照他的画文润格，送了他一百二十多元的笔资。我这为子的，对于父母，只尽了这么一点心力，还能算得是个人吗？想起来，心头非旦惨痛，而且也惭愧得很哪！那年冬天，我在跨车胡同十五号，买了一所住房。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老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的了不得，我眞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的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的教下去了。
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我六十六岁。北京官僚，暮气沉沉，比着前清末年，更是变本加厉。每天午后纔能起床，怱怱到署坐一会儿，谓之上衙门，没有多大功夫，就纷纷散了。晚间，酒食征逐之外，继以嫖赌，不到天明不归，最早亦须过了午夜，方能兴尽。我看他们白天不办正事，竟睡懒觉，画了两幅鸡，题有诗句：「天下鸡声君听否？长鸣过午快黄昏。」「佳禽最好三缄口，啼醒诸君日又西。」像这样的腐败习气，岂能有持久不败的道理，所以那年初夏，北洋军阀，整个儿垮了台，这般懒虫似的旧官僚，也就跟着树倒猴儿散了。广东搞出来的北伐军事，大获胜利，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为教授。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扬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九月初一日，宝珠生了个女孩，取名良欢，乳名小乖。我长子良元，从家乡来到北京，探问我起居，并报告了许多家乡消息，我五弟纯隽，在这次匪乱中死去，年五十岁，听了很觉凄然。我的「借山吟馆诗章」，是那年秋天印行的。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我六十七岁。十九年（庚午一九三○），我六十八岁。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我六十九岁。在我六十八岁时，二弟纯松在家乡死了，他比我小四岁，享年六十四岁。老年弟兄，又去了一个。同胞弟兄六人，现存三弟纯藻四弟纯培两人，连我仅剩半数了，伤哉！辛未正月二十六日，樊樊山逝世于北平，我又少了一位谈诗的知己，悲愤之怀，也是难以形容。三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个女孩，取名良止，乳名小小乖。她的姊姊良欢，原来乳名小乖，添了良止，就叫做大小乖了。
那年九月十八日，是阴历八月初七日，日本军阀，偷袭沈阳，大规模的发动侵略，我气愤万分。心想：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现驻北平，一定会率领他的部队，打回关外，收复失土的。谁知他并不抵抗，报纸登载的东北消息，一天坏似一天，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人家都说，华北处在国防最前线，平津一带，岌岌可危，很多人劝我避地南行。但是大好河山，万方一概，究竟哪里是乐土呢？我这个七十老翁，草间偷活，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得过且过，苟延残喘了。重阳那天，黎松安来，邀我去登高。我们在此时候，本没有这种闲情逸兴，却因古人登高，原是为了避灾，我们盼望国难早日解除，倒也可以牵缀上登高的意义。那时宣武门拆除瓮城，我们登上了宣武门城楼，东望炊烟四起，好像遍地是烽火，两人都有说不出的感慨。游览了一会，算是应了重阳登高的节景。我做了两首诗，有句说：「莫愁天倒无撑着，犹峙西山在眼前。」因为有许多人，妄想倚赖国联调查团的力量，抑制日本军阀的侵略，我知道这是与虎谋皮，怎能靠得住呢，所以做了这两句诗，去讽刺他们的。
那年，我长子良元，得了孙子，是他次子次生所生的孩子，取名耕夫，那是我的曾孙，我的家庭，已是四代同堂的了。我自担任艺术学院教授，除了艺院学生之外，以个人名义拜我为师的也很不少。门人瑞光和尚，他画的山水，学大涤子很得神髓，在我们弟子中，确是一个杰出人才，人都说他是我的高足，我也认他是我最得意的门人。同时，尚有两人拜我为师：一是赵羡渔，名铭箴，山西太谷人，是个诗家，书底子深得很。一是方问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他的祖父方星樵，名秉忠，和我是朋友，是个很著名的昆曲家。问溪家学渊源，也是个戏曲家兼音乐家，年纪不过二十来岁。他的姑丈是京剧名伶杨隆寿之子长喜，梅兰芳的母亲，是杨长喜的胞妹，问溪和兰芳是同辈的姻亲，可算得是梨园世家。
你（编者按：此段以后多为白石老人亲笔所记，你系指笔录者而言。）家的张园，在左安门内新西里三号，原是明朝袁督师崇焕的故居，有听雨楼古迹。尊公篁溪学长在世时，餍次约我去玩，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虽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坛的森森古柏，一片苍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天气晴和的时候，还能看到翠微山峯，高耸云际。远山近林，简直是天开画屏，百观不厌。有时雨过天晴，落照残虹，映得天半朱霞，绚烂成绮。附近小溪环绕，点缀着几个池塘，绿水涟漪，游鱼可数。溪上阡陌纵横，稻梁蔬果之外，豆棚瓜架，触目皆是。叱犊呼耕，戽水耘田，俨然江南水乡风景，北地实所少见，何况在这万人如海的大都市里呢？我到了夏天，常去避暑。记得辛未那年，你同尊公特把后跨院西屋三间，让给我住，又划了几丈空地，让我莳花种菜，我写了一张「借山居」横额，挂在屋内。我在那里绘画消夏，得气之清，大可以洗涤身心，神思自然就健旺了。那时令弟仲葛、仲麦，还不到二十岁，暑期放假，常常陪伴着我，活泼可喜。我看他们扑蝴蝶，捉蜻蜓，扑捉到了，都给我做了绘画的标本。清晨和傍晚，又同他们观察草丛里虫豸跳跃，池塘里鱼虾游动，种种姿态，也都成我笔下的资料。我当时画了十多幅草虫鱼虾，都是在那里实地取材的。还画过一幅多虾图，挂在借山居的墙壁上面，这是我生平画虾最得意的一幅。（次溪按：袁督师故宅，清末废为民居，墙垣欹侧，屋宇毁败，萧条之景，不堪寓目。民国初元，先君出资购置，修治整理，置种许多花木，附近的人，称之为张园。先君逝世后，时局多故，庭园又渐见荒芜。我为保存古迹起见，征得舍弟同意，把这房地捐献给龙潭公园管理。）
袁督师故居内，有他一幅遗像，画得很好，我曾临摹了一幅。离故居的北面不远，有袁督师庙，听说也是尊公出资修建的，庙址相传是督师当年驻兵之所。东面是池塘，池边有篁溪钓台，是尊公守庙时游息的地方，我和尊公在那里钓过鱼。庙的邻近，原有一座法塔寺，寺已废圯，塔尚存在。再北为太阳宫，内祀太阳星君，据说三月十九为太阳生日，早先到了那天，用糕祭他，名为太阳糕。我所知道的：三月十九是明朝崇祯皇帝殉国的日子，明朝的遗老，在清朝初年，身处异族统治之下，怀念故国旧君，不敢明言，只好托名太阳，太阳是暗切明朗的「明」字意思。相沿了二百多年，到民初纔罢祀，最近连太阳糕也很少有人知道的了。太阳宫的东北，是袁宵师墓，每年春秋两祭，广东同乡照例去扫墓。我在张园住的时候，不但袁督师的遗迹，都已胆仰过了，就连附近万柳堂、夕照寺、卧佛寺等许多名胜，也都游览无遗，贤父子招待殷勤，我也是很感谢的。我在张园春色图和后来画的葛园耕隐图上题的诗句，都是我由衷之言，不是说着空话，随便恭维的。我还把照像留在张园借山居墙上，示后裔的诗说：「后裔倘肾寻旧迹，张园留像葬西山。」这首诗，也可算作我的预嘱哪！（次溪按：张园春色图和钓虾图，今存中央历史博物馆，葛园耕隐图今存广东省博物馆。）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我七十岁。正月初五日，惊悉我的得意门人瑞光和尚死了，享年五十五岁。他的画，一生专摹大涤子，拜我为师后，常来和我谈画，自称学我的笔法，纔能画出大涤子的精意。我题他的画，有句说：「画水钩山用意同，老僧自道学萍翁。」他死了，我觉得可惜得很，到莲花寺里去哭了他一场，回来仍是郁郁不乐。我想，人是早晚要死的，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这几年，卖画教书，刻印写字，进款却也不少，风烛残年，很可以不必再为衣食劳累了，就自己画了一幅息肩图，题诗说：「眼看朋侪归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钱，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可是画了此图，始终没曾息肩，我劳累了一生，靠着双手，餬上了嘴，看来，我是要劳累到死的啦！
自辽渖沦陷后，锦州又告失守，战火迫近了榆关，平津一带，人心浮动，富有之家，纷纷南迁。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有的送我些礼物，有的约我去吃饭，还有请我去照相，目的是想白使唤我，替他们拚命去画，好让他们带回国去赚钱发财。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七十岁的年纪了。因此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把大门紧紧的关上，门里头加上一把大锁，有人来叫门，我先在门缝中看清是谁，能见的开门请进，不愿见的，命我的女仆，回说「主人不在家」，不去开门，他们也就无法进来，只好扫兴地走了。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在他们没有见着我之时，先给他们一闭门羹，否则，他们见着了我，当面不便下逐客令，那就脱不掉许多麻烦了。冬，因谣言甚炽，门人纪友梅在东交民巷租有房子，邀我去住，我住了几天，听得局势略见缓和，纔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