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白石老人自述
一、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一八六三）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
我们家，穷得很哪！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肖是属猪的。那时，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我父母的长子，我出生后，我们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几间破屋，住倒不用发愁，只是不宽敞罢了。此外只有水田一亩，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叫做“麻子坵”。这一亩田，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怎么能够管饱呢？我的祖父同我父亲，只好去找零工活做。我们家乡的零工，是管饭的，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纔挣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第一、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第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第三、有的人抢着做，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第四、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刻薄鬼，不是好相处的。为了这几种原因，做零工活也就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混不饱一家的肚子。没有法子，只好上山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
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听我祖父说，早先我们祖宗，是从江苏省砀山县搬到湘潭来的，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刚搬到湘潭，住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了。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我的高祖添镒公，从晓霞峯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离我们家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烟一岭，我们的家祠在那里，逢年过节，我们姓齐的人，那去上供祭拜，我在家乡时候，是常常去的。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我高祖以上的事情，祖父在世时，对我说过一些，那时我年纪还小，又因出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我高祖一辈的坟地，是在星斗塘。现在我要说的，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我曾祖潢命公，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曾祖母的姓，我不该把她忘了。十多年前，我回到过家乡，问了几个同族的人，他们比我长的人，已没有了，存着的，辈份年纪都比我小，他们都说，出生的晚，谁都答不上来。像我这样老而胡涂的人，真够岂有此理的了。
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卽“湘军”）抢了南京的天王府，发财回家，置地买屋，美的了不得。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都有戴上红蓝顶子的资格（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他们都说：“跟着曾中堂（指曾国藩）打过长毛”，自鸣得意。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一样（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房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均畏而避之。）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老百姓要吃一些亏。那时候的官，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老百姓得罪了他们，苦头就吃得大了。不论官了私休，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辞夺理来。甚至在风平浪静，各不相扰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也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我祖父是个穷光蛋，他们打主意，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去，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无恶不作，心里总是不服气，忿忿的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说实话的。他是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八）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常说：“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他活了六十七岁，殁于同治十三年（甲戍?一八七四）的端阳节，那时我十二岁。我祖母姓马，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是温顺和平、能耐劳苦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了我，到田里去干活。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娘家的光景，跟我们差不多。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嫁给我祖父，遇到祖父生了气，总是好好的去劝解，人家都称赞她贤惠。她比我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殁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十二月十九日，那时我三十九岁。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人，有了我这个长孙，疼爱得同宝贝似的，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
我父亲贯政公，号以德，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他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人家看他像是“窝囊废”（北京俗语，意谓无用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德螺头”。他逢到有冤没处伸的时候，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真是懦弱到了极点了。我母亲的脾气却正相反，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只要自己有理，总要把理讲讲明白的。她待人却非常讲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所以不但人缘不错，外头的名声也挺好。我父亲要没有一位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帮助他，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我父亲是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岁。我母亲比他小了六岁，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已?一八四五）九月初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岁。我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丧，又因家乡兵乱，没有法子回去，说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样！
提起我的母亲，话可长啦！我母亲姓周，娘家住在周家湾，离我们星斗塘不太远。外祖父叫周雨若，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家境也是很寒苦的。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我母亲十七岁那年，跟我父亲结了婚。嫁过来的头一天，我们湘潭乡间的风俗，婆婆要看看儿媳妇的妆奁的，名目叫做“检箱”。因为母亲的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觉得有些寒酸。我祖母也是个穷出身而能撑起硬骨头的人，对她说：“好女不着嫁时衣，家道兴旺，全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我母亲听了很激动，嫁后三天，就下厨房做饭，粗细活儿，都干起来了。她待公公婆婆，是很讲规矩的，有了东西，总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纔轮到自己。我们家乡，做饭是烧稻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有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可惜，用捣衣的椎，一椎一椎的椎了下来。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六升了，积了差不多的数目，就拿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麻，有了绵花和麻，我母亲就春天纺棉，夏天织麻。我们家里，自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自织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边去买布。我母亲织成了布，染好了颜色，缝制成衣服，总也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后。嫁后不两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的满了一箱。我祖父祖母是过惯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喜出望外，高兴的了不得，说：“儿媳妇的一双手，真是了不起。”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也养过几口猪，鸡鸭下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贴补家用的不足。我母亲就是这样克勤克俭的过日子，因此家境虽然穷得很，日子倒过得挺和美。
我出生的那年，我祖父五十六岁，祖母五十一岁，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十九岁。我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够自己去吃东西呢？吃的全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就得由我母亲忌口了。可怜她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不问可靠不可靠，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恐怕从奶汁里过渡，对我不利。逢年过节，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打打牙祭，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的干干净净。可恨我长大了，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没有能够常依膝下，时奉甘旨，真可以说：罔极之恩，百身莫赎。
依我们齐家宗派的排法，我这一辈，排起来应该是个“纯”字，所以我派名纯芝，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叫我阿芝，后来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有的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的号、本叫渭清，祖父给我取的号，叫做兰亭。齐璜的“璜”字，是我的老师给我取的名字。老师又给我取了一个濒生的号。齐白石的“白石”二字，是我后来常用的号，这是根据白石山人而来的。离我们家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我的老师给我取了一个白石山人的别号，人家叫起我来，却把山人两字略去，光叫我齐白石，我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其它还有木居士、木人、老人、老木一，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齐大，是戏用“齐大非耦”的成语，而我在本支，恰又排行居首。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是因为我频年旅寄，同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当初取此“萍”字做别号，是从濒生的“濒”字想起的。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是表示我随遇而安的意思。三百石印富翁，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这一大堆别号，都是我作画或刻印时所用的笔名。我在中年以后，人家只知我名叫齐璜，号叫白石，连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别的名号，倒并不十分被人注意，尤其齐纯芝这个名字，除了家乡上岁数的老一辈亲友，也许提起了还记得是我，别的人却很少知道的了。
二、从识字到上学（一八六四——一八七○）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我两岁。四年（乙丑?一八六五）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的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俩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冬冬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香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化了真不算少，我的痛，还是好好坏坏的拖了不少日子。后来我慢慢的长大了，能走路说话了，不知怎的，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这就乐煞了我祖母和我母亲了。母亲听了大夫的话，怕我的病重发，不吃荤腥油腻，就忌口忌得干干净净。祖母下地干活，又怕我呆在家里，闷的难受，把我背在她背上，形影不离的来回打转。她俩常说：“自己身体委屈点，劳累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的疙瘩解消了，不担忧，那纔是好的哩！”为了我这场病，简直的把她俩闹得怕极了。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我四岁了。到了冬天，我的痛居然完全好了。这两年我闹的痛、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式，把肚子吃坏了，有的说是吹?8;了山上的怪风，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奇奇怪怪的说了好多名目，那一样名目都没有说出个道理来。所以我那时究竟闹的是什庆病，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这就难怪我祖母和我母亲，当时听了这些怪话，要胸无主宰，心乱如麻了。然而我到了四岁，病确是好了，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亲，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就连我祖父和我父亲，也各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都觉着轻松得多了。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是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他一辈子的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他怕我冷，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我睡着了，他把皮袄紧紧围住，他常说：抱了孩子在怀里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怕冷，常常拣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他抱着我，蹲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划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识，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实在说起来，我祖父认得的字，至多也不过三百来个，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认得半不认得的。但是这个“芝”字，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的，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的。这个“芝”字，是我开始识字的头一个。从此以后，我祖父每隔两三天，教我识一个字，识了一个，天天教我温习。他常对我说：“识字要记住，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会用得恰当，这纔算识得这个字了。假使贪多务博，识了转身就忘，意义也不明白这是骗骗自己，跟没有识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我小时候，资质还不算太笨，祖父教的字，认一个，识一个，识了以后，也不曾忘记。祖父见我肯用心，称赞我有出息，我祖母和我母亲听到了，也是挺喜欢的。
P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我五岁。七年（戊辰?一八六八），我六岁。八年（己已?一八六九），我七岁。这三年，仍由我祖父教我识字。有时我自己拿着根松树枝，在地上比划着写起字来，居然也像个样子。有时又画个人脸儿，圆圆的眼珠，胖胖的脸盘，很像隔壁的胖小子，加上了胡子，又像那个开小铺的掌柜了。我五岁那年，我的二弟出生了，取名纯松，号叫效林。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不知为什么事，来到了白石铺。黄茅堆子原名黄茅岭，也是个驿站，比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白石铺更离得近了。巡检原是知县属下的小官儿，论它的品级，刚刚够得上戴个顶子。这类官，流品最杂，不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化上几百两银子，买到了手，居然走马上任，做起“老爷”来了。芝麻菉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化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的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儿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是有个谱儿，坏就坏在它的骨子里。惟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艺儿，顶不是好惹的，它虽没有权力杀人，却有权力打人的屁股，因此，它在乡里，很能吓唬人一下。那年黄茅驿的巡检，也许新上任的缘故，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嚒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的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的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来叫我一块走，母亲问我：“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亲对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三大娘走后，却笑?28;对我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我从四岁的冬天起，跟我祖父识字。到了七岁那年，祖父认为他自己识得的字，已经全部教完了，再有别的字，他老人家自己也不认得，没法再往下教。的确，我祖父肚子里的学问，已抖得光光净净的了，只好翻来覆去地教我温习已识的字。这三百来个字，我实在都识得滚瓜烂熟的了，连每个字的意义，都能讲解得清清楚楚。那年腊月初旬，祖父说：“提前放了年学吧！”一面夸奖我识的字，已和他一般多，一面那唉声叹气，好像有甚么心事似的。我母亲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知道公公的叹气，是为了没有力量供给孙子上学读书的缘故，就对我祖父说：“儿媳今年椎草椎下来的稻谷，积了四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积多一些，跟他换副银钗戴的。现在可以把四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预备阿芝上学。阿爷明年要在枫林亭坐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修是一定免了的。我想，阿芝朝去夜回，这点钱虽不多，也许够他读一年的书。让他多识几个眼门前的字，会记记帐，写写字条儿，有了这么一点挂数书的书底子，将来扶犁掌耙，也就算个好的掌作了。”我祖父听了很乐意，就决定我明年去上学了。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我八岁。外祖父周雨若公，果然在飘林亭附近的王爷殿，设了一所蒙馆。枫林亭在白石铺的北边山上，离我们家有三里来地。过了正月十五灯节，母亲给我缝了一件蓝布新大褂，包在黑市旧棉袄外面，衣冠楚楚的，由我祖父领着，到了外祖父的蒙馆。照例先在孔夫子的神牌那里，磕了几个头，再向外祖父面前拜了三拜，说是先拜至圣先师，再拜受业老师，经过这样的隆重大礼，将来纔能当上相公。我从那天起，就正式的读起书来，外祖父给我发蒙，当然不收我束修。每天清早，祖父送我去上学，傍晚又接我回家。别看这三里来地的路程，不算太远，走的却尽是些黄泥路，平常日子并不觉得什么，逢到雨季，可难走得很哪！黄泥是挺滑的，满地是泥泞，一不小心，就得跌倒下去。祖父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仔细地看准了脚步，扶着我走。有时泥塘深了，就把我背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低了头直往前走，往往一走就走了不少的路，累的他气都喘不过来。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真是难为他的。我上学之后，外祖父教我先读了一本“四言杂字”，随后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我在家里。本已识得三百来个字了，读起这些书来，一点不觉得费力，就读得烂熟了。在许多同学中间，我算是读得最好的一个。外祖父挺喜欢我，常对我祖父说：“这孩子，真不错！”祖父也翘起了花白胡子，张开着嘴，笑嘻嘻的乐了。外祖父又教我读“千家诗”，我一上口，就觉得读起来很顺溜，音调也挺好听，越读越起劲。我们家乡，把只读不写、也不讲解的书，叫做“白口子”书。我在家里识字的时候，知道一些字的意义，进了蒙馆，虽说读的都是白口子书，我用一知半解的见识，琢磨了书里头的意思，大致可以懂得一半。尤其是千家诗，因为读着顺口，就津津有味的咀嚼起来，有几首我认为最好的诗，更是常在嘴里哼着，简直的成了个小诗迷了。后来我到了二十多岁时候，读“唐诗三百首”，一读就熟，自己学做几句诗，也一学就会，都是小时候读千家诗打好的根基。
x
那时，读书是拿着书本，拚命的死读，读熟了要背书，背的时候，要顺流而出，嘴里不许打嗗嘟。读书之外，写字也算一门功课。外祖父教我写的，是那时通行的描红纸，纸上用木板印好了红色的字，写时依着它的笔姿，一竖一画的描着去写，这是我拿毛笔蘸墨写字的第一次，比用松树枝在地面上划着，有意思得多了。为了我写字，祖父把他珍藏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郑重地给了我。这是他唯一的“文房四宝”中的两件宝贝，原是预备他目己记帐所用，平日轻易不往外露的。他“文房四宝”的另一宝————毛笔，因为笔头上的毛，快掉光了，所以给我买了一枝新笔。描红纸家里没有旧存的，也是买了新的。我的书包里，笔墨纸砚，样样齐全，这们子的高兴，可不用提哪！有了这整套的工具，手边真觉方便。写字原是应做的功课，无须回避，天天在描红纸上，描呀，描呀，描个没完，有时描得也有些腻烦了，私下我就画起画来。
恰巧，住在我隔壁的同学，他婶娘生了个孩子。我们家乡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照例挂一幅雷公神像，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用的。这种神像，画得笔意很粗糙，是乡里的画匠，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画的。我在五岁时，母亲生我二弟，我家房门上也挂过这种画，是早已见过的，觉得很好玩。这一次在邻居家又见到了，越看越有趣，很想摹仿着画它几张。我跟同学商量好，放了晚学，取出我的笔墨砚台，对着他们家的房门，在写字本的描红纸上，画了起来。可是画了半天，画得总不太好。雷公的嘴脸，怪模怪样，谁都不知雷公究竟在哪儿，他长的究竟是怎样的相貌，我只依着神像上面的尖嘴薄腮，画来画去，画成了一只鹦鹉似的怪鸟脸了。自己看着，也不满意，改又改不合式。雷公像挂得挺高，取不下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搬了一只高脚木凳，蹬了上去。只因描红纸质地太厚，在同学那边找到了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画像上面，用笔勾影了出来。画好了一看，这回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同学叫我另画一张给他，我也照画了。从此我对于画画，感觉着莫大的兴趣。
同学到蒙馆里一宣传，别的同学也都来请我画了。我就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的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就最多。雷公像那一类从来没人见过真的，我觉得有点靠不住。那年，我母亲生了我三弟，取名纯藻，号叫晓林，我家房门上，又挂了雷公神像，我就不再去画了。我专给同学们画眼门前的东西，越画越多，写字本的描红纸，却越撕越少。往往刚换上新的一本。不到几天，又撕完了。外祖父是熟读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嘴里常念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看我写字本用得这么多，留心考查，把我画画的事情，查了出来，大不谓然，以为小孩子东涂西抹，是闹着玩的，白费了纸，把写字的正事，却耽误了。屡次呵斥我：“只顾着玩的，不干正事，你看看！描红纸白费了多少？”蒙馆的学生，都是怕老师的，老师的法宝，是戒尺，常常晃动着;吓唬人，真要把他弄急了，也会用戒尺来打人手心的。我平日倒不十分淘气，没有挨过戒尺，只是为了撕写字本，好几次惹得外祖父生了气。幸而他向来是疼我的、我读书又比较用功，他光是嘴里嚷嚷要打，戒尺始终没曾落到我手心上。我的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的，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偷偷地画，却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尽量去撕写字本了。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到秋天，我正读着“论语”，田里的稻子，快要收割了，乡问的蒙馆和“子曰店”都得放“扮禾学”，这是照例的规矩。我小时候身体不健壮，恰巧又病了几天。那年的年景。不十分好，田里的收成很歉薄。我们家，平常过日子，本已是穷对付，一遇到田里收不多，日子就更不好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得连粮食都没得吃了，我母亲从早到晚的发愁。等我病好了，母亲对我说：“年头儿这么紧，糊住了嘴再说吧！”家里人手不够用，我留在家，帮着做点事，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此停止了。田里有点芋头，母亲教我去拔，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来我每逢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经题过一首诗：“一坵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芋头吃完了，又去掘野菜吃，后来我题画菜诗，也有两句说︰“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三、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一八七一——一八七七）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我九岁。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我十岁。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我十一岁。这三年，我在家，帮着挑水，种菜，扫地，打杂，闲着就带着我两个兄弟。最主要的是上山砍柴，砍了柴，自己家里有得烧了，这可以卖了钱，补助家用。我那时，不是一个光会吃饭不会做事的闲汉了，但最喜欢做的，却是砍柴。邻居的孩子们，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一起去上山的有的是，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上了山，砍满了一担柴，我们在休息时候，常常集合三个人，做“打柴叉”的玩儿。打柴叉是用砍得的柴，每人取出一捆，一头着地，一头靠在一起，这就算是“叉”了。用柴爬远远的轮流掷过去，谁能掷倒了叉，就赢得别人的一捆柴。掷不倒的算是输，也就输掉自己的一捆柴。三人都掷倒了，或是都没曾掷倒，那是没有输赢。两人掷倒，就平分输的那一捆，每人赢到半捆。最好当然是独自一人赢了，可以得到两捆柴。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的，掷倒那个柴叉，并不太容易，一捆柴的输赢，总要玩上好大半天。这是穷孩子们不用化钱的娱乐，我小时候也挺高兴玩的。后来我作客在外，有一年回到家乡，路过山上，看见一群砍柴的孩子，里头有几个相识的邻居，他们的上辈，早年和我一起砍过柴，玩过打柴叉的，我禁不住感伤起来，做了三首诗，末一首道：“来时歧路遍天涯，独到星塘认是家，我亦君年无累及，群儿欢跳打柴叉。”这诗我收在白石诗草卷一里头，诗后我又注道：“余生长于星塘老屋，儿时架柴为叉，相离数伍，以柴爬掷击之，叉倒者为赢，可得薪。”大概小时候做的事情，到老总是会回忆的。
我在家里帮着做事，又要上山砍柴，一天到晚，也帮忙的。偶或有了闲工夫，我总忘不了读书，把外祖父教过我的几本书，从头至尾，重复的温习。描红纸写完了，祖父给我买了几本黄表纸钉成的写字本子，又买了一本木版印的大楷字帖，教我临摹，我每天总要写上一页半页。只是画画。仍是背着人的，写字本上的纸，不敢去撕了，找到了一本祖父记帐的旧帐簿，把账簿拆开，页数倒是挺多，足够我画一气的，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我十一岁那年，家里因为粮食不够吃，租了人家十几亩田，种上了，人力不够，祖父出的主意，养了一头牛。祖父叫我每天上山，一边牧牛，一边砍柴，顺便检点粪，还要带着我二弟纯松一块儿去，由我照看，免得他在家碍手碍脚耽误母亲做事。祖母担忧我身体不太好，听了算命瞎子的话，说：“水星照命，孩子多灾，防防水星，就能逢凶化吉。”买了一个小铜铃，用红头绳系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阿芝！带着二弟上山去，好好儿的牧牛砍柴，到晚晌，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由远而近，知道你们回来了，煮好了饭，跟你们一块儿吃。”我母亲又取来一块小铜牌，牌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和铜铃系在一起，说：“有了这块牌，山上的豺狼虎豹，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的。”可惜这个铜铃和这块铜牌，在民国初年，家乡兵乱时去失了。后来我特地另做了一份小型的，系在裤带上，我还刻过一方印章，自称“佩铃人”。又题过一首画牛的诗道：“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东复东，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这都是纪念我祖母和母亲当初待我的一番苦心的。
我每回上山，总是带着书本的，除了看牛和照顾我二弟以外，砍柴检粪，是应做的事，温习旧读的几本书，也成了日常的功课。有一天，尽顾着读书，忘了砍柴，到天黑回家，柴没砍满一担，粪也检得很少，吃完晚饭，我又取笔写字。祖母别不住了，对我说：“阿芝！你父亲是我的独生子，没有哥哥弟弟，你母亲生了你，我有了长孙了，真把你看作夜明珠，无价宝似的。以为我们家，从此田里地里，添了个好掌作，你父亲有了个好帮手哪！你小时候多病，我和你母亲，急成个什么样子，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哪一种辛苦没有受过！现在你能砍柴了，家里等着烧用，你却天天只管写字，俗语说得好：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阿芝，你看怎么办呢？难道说，你捧了一本书，或是拿着一枝笔，就能饱了肚子吗？唉！可惜你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我听了祖母的话，知道她老人家是为了家里贫穷，盼望我多费些力气，多帮助些家用，怕我尽顾着读书写字，把家务耽误了。从此，我上山虽仍带了书去，总把书挂在牛犄角上，等检足了粪，和满满的砍足了一担柴之后，再取下书来读。我在蒙馆的时候，“论语”没有读完，有不认识的字和不明白的地方，常常趁放牛之便，绕道到外祖父那边，去请问他。这样，居然把一部“论语”，对付着;读完了。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我十二岁。我们家乡的风俗，为了家里做事的人手男孩子很小就娶亲，把儿媳妇接过门来交拜天地、祖宗、家长、名目叫做“拜堂”。儿媳妇的岁数，总要比自己的孩子略为大些，为的是能够帮着做点事。等到男女双方，都长大成人了，再拣选一个“好日子”，合卺同居，名目叫做“圆房”，在已经拜堂还没曾圆房之时，这位先进门的儿媳妇，名目叫做“童养媳”，乡里人也有叫做“养媳妇”的。在女孩子的娘家，因为人口多，家景不好，吃喝穿着，负担不起，又想到女大当嫁，早晚是夫家的人，早些嫁过去，倒省掉一条心，所以也就很小让她过门。不过这都是小门小户人家的穷打算，豪门世族是不多见的。听说，这种风俗，时无分古今，地无分南北，从古如此，遍地皆然，那么，不光是我们湘潭一地所独有的了。那年正月二十一日，由我祖父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作主，我也娶了亲啦！我妻娘家姓陈，名叫春君，她是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的，比我大一岁。她是我的同乡，娘家的光景，当然不会好的，从小就在家里操作惯了，嫁到我家当童养媳，帮助我母亲煮饭洗衣，照看小孩，既勤恳，又耐心。有了闲暇，手里不是一把剪子，就是一把铲子，从早到晚，手不休脚不停的，里里外外，跑出跑进。别着她年纪还小，只有十三岁，倒是料理家务的一把好手。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夸她能干，非常喜欢她。我也觉得她好得很，心里乐滋滋的。只因那时候不比现在开通，心里的事，不肯露在脸上，万一给人家闲话闲语，说是“疼媳妇”，那就怪难为情的了。所以我和她，常常我看看她，她看看我，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而已。
我娶了亲，虽说还是小孩子脾气，倒也觉得挺高兴。不料端阳节那天，我祖父故去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想起了祖父用炉钳子划着炉灰教我识字，用黑羊皮袄围抱了我在他怀里暖睡，早送晚接的陪我去上学，这一切情景，都在眼前晃漾。心里头的难过，到了极点，几乎把这颗心，在胸膛子里，要往外蹦出来了。越想越伤心，眼睛鼻子，一阵一阵的酸痛，眼泪止不住了，像泉水似的直往下流。足足的哭了三天三宵，什么东西，都没有下肚。祖母原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天天在哭泣，看见我这个样子，抽抽噎噎的，反而来劝我：“别这么哭了！你身体单薄，哭坏了，怎对得起你祖父呢！”父亲母亲也得含着两泡眼泪，对我说：“三天不吃东西，怎么能顶得下去？祖父疼你，你是知道的，你这样糟踏自己身体，祖父也不会心安的。”他们的话，都有理，只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仍是哭个不停。后来哭得累极了，纔呼呼地睡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之事。当时我们家，东凑西挪，能够张罗得出的钱，仅仅不过六十千文，合那时的银圆价，也就是六十来块钱。没有法子，穷人不敢往好处想，只能尽着这六十千文钱，把我祖父身后的大事，从棺殓到埋葬，总算对付过去了。
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我十三岁。二年（丙子?一八七六），我十四岁。这两年，在我祖父故去之后，经过这回丧事，家里的光景，更显得窘迫异常。田里的事情，只有我父亲一人操作，也显得劳累不堪。母亲常对我说：“阿芝呀！我恨不得你们哥儿几个，快快长大了，身长七尺，能够帮助你父亲，糊得住一家人的嘴啊！”我们家乡，煮饭是烧柴灶的，我十三岁那年，春夏之交，雨水特多，我不能上山砍柴，家里米又吃完了只好掘些野菜用积存的干牛粪煨着吃，柴灶好久没用，雨水灌进灶内，生了许多青蛙，灶内生蛙，可算得一桩奇闻了。我母亲支撑这样一个门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十四岁那年，母亲又生了我四弟纯培，号叫云林。我妻春君帮着料理家务，侍奉我祖母和我父亲母亲煮饭洗衣和照看我弟弟，都由她独自担当起来。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祖父在世之时，我不过砍砍柴，牧牧牛检检粪，在家里打打杂田里的事，一概没有动手过。此刻父亲对我说：“你岁数不小了，学学田里的事吧！”他就教我扶犁。我学了几天，顾得了犁，却顾不了牛，顾着牛，又顾不着犁了，来回的折磨，弄得满身是汗，也没有把犁扶好。父亲又叫我跟着他下田，插秧耘稻，整天的弯着腰，在水田里泡，比扶犁更难受。有一次，干了一天，够我累的，傍晚时候，我坐在星斗塘岸边洗脚，忽然间，脚上痛得像小钳子乱铗，急忙从水里拔起脚来一看，脚趾头上已出了不少的血。父亲说：“这是草虾欺侮了我儿啦！”星斗塘里草虾很多，以后我就不敢在塘里洗脚了。
光褚三年（丁丑?一八七七），我十五岁。父亲看我身体弱，力气小，田里的事，实在累不了，就想叫我学一门手艺，预备将来可以餬口养家。但是，究竟学哪一门手艺呢？父亲跟我祖母和我母亲商量过好几次，都没曾决定出一个准主意来。那年年初，有一个乡里人那称他为“齐满木匠”的，是我的本家叔祖，他的名字叫齐仙佑，我的祖母，是他的堂嫂，他到我家来，向我祖母拜年。我父亲请他喝酒。在喝酒的时候，父亲跟他说妥，我去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手艺。隔了几天，拣了个好日子，父亲领我到仙佑叔祖的家里，行了拜师礼，吃了进师酒，我就算他的正式徒弟了。仙佑叔祖的手艺，是个粗木作，又名大器作，盖房子立木架是本行，粗糙的桌椅床凳和种田用的犁耙之类，也能做得出来。我就天天拿了斧子锯子这些东西，跟着他学。刚过了清明节，逢到人家盖房子，仙佑叔祖带了我去给他们立木架，我力气不够，一根大檩子，我不但抗不动，扶也扶不起，仙佑叔祖说我太不中用了，就把我送回家来。父亲跟他说了许多好话，千恳万托的求他收留，他执意不肯，只得罢了。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我在家里，耽了不到一个月。父亲托了人情，又找到了一位粗木作的木匠，名叫齐长龄，领我去拜师。这位齐师傅，也是我们远房的本家，倒能体恤我，看我力气差得很，就说：“你好好的练罢！什么事都是练出来的，常练练，就能把力气练出来了。”记得那年秋天我跟着齐师傅做完工回来，在乡里的田塍上，远远的看见对面过来三个人，肩上有的背了木箱，有的背着很坚实的粗布大口袋，箱里袋里装的，也都是些斧锯钻凿这一类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木匠，当然是我们的同行了，我并不在意。想不到走到近身，我的齐师傅垂下了双手，侧着身体，站在旁边，满面堆着笑意，问他们好。他们三个人，却倨傲得很，略微的点了一点头，爱理不理的搭讪着：“从哪里来？”齐师傅很恭敬的答道：“刚给人家做了几件粗糙家具回来”。交谈了不多几句话，他们头也不回的走了。齐师傅等他们走远，才拉着我往前走。我觉得很诧异，问道：“我们是木匠，他们也木匠，师傅为什么要这样恭敬？”齐师傅拉长了脸说：“小孩子不懂得规矩！我们是大器作，做的是粗活，他们是小器作，做的是细活。他们能做精致小巧的东西，还会雕花，这种手艺，不是聪明人，一辈子也学不成的，我们大器作的人，怎敢和他们并起并坐呢？”我听了，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他们能学，难道我就学不成！”因此，我就决心要去学小器作了。
%
四、从雕花匠到画匠（一八七八——一八八九）
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我十六岁。祖母因为大器作木匠，非但要用很大力气，有时还要爬高上房，怕我干不了。母亲也顾虑到，万一手艺没曾学成，先弄出了一身的病来。她们跟父亲商量，想叫我换一行别的手艺，照顾我的身体，能够轻松点的才好。我把愿意去学小器作的意思，说了出来，他们都认为可以，就由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名叫周之美的，要领个徒弟。这是好机会，托人去说，一说就成功了。我辞了齐师傅。到周师傅那边去学手艺。这位周师傅，住在周家洞，离我们家，也不太远，那年他三十八岁。他的雕花手艺，在白石铺一带，是很出名的，他用平刀法，雕刻人物，尤其是他的绝技。我跟着他学，他肯耐心地教。说也奇怪，我们师徒二人，真是有缘，处得非常之好。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又喜欢这门手艺，学得很有兴味。他说我聪明，肯用心，觉得我这个徒弟，比任何人都可爱。他是没有儿子，简直的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看待。他又常常对人说：“我这个徒弟，学成了手艺，一定是我们这一行的能手，我做了一辈子的工，将来面子上沾着些光彩，就靠在他的身上啦！”人家听了他的话，都说周师傅名下有个有出息的好徒弟，后来我出师后，人家都很看得起，这是我师傅提拔我的一番好意，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
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我十七岁。六年（庚辰?一八八○），我十八岁。七年（辛巳?一八八一），我十九岁。照我们小器作的行规，学徒期是三年零一节，我因为在学徒期中，生了一场大病，耽误了不少日子，所以到十九岁的下半年，才满期出师。我生这场大病，是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病得非常危险，又吐过几口血，只剩得一口气了。祖母和我父亲，急得没了主意直打转。我母亲恰巧生了我五弟纯隽，号叫佑五，正在产期，也急得东西都咽不下口。我妻陈春君，嘴里不好意思说，背地里淌了不少的眼泪。后来请到了一位姓张的大夫，一剂“以寒伏火”的药，吃下肚去，立刻就见了效，连服几剂调理的药，病就好了。病好之后，仍到周师傅处学手艺，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师傅看我手艺学得很不错，许我出师了。出师是一桩喜事，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祖母跟我父亲母亲商量好，拣了一个好日子，请了几桌客，我和陈春君“圆房”了，从此，我和她才是正式的夫妻。那年我是十九岁，春君是二十岁。
我出师后，仍是跟着周师傅出外做活。雕花工是计件论工的，必须完成了这一件，才能去做那一件。周师傅的好手艺。白石铺附近一百来里地的范围内，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因此，我的名字，也跟着他，人人都知道了。人家都称我“芝木匠”，当着面，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因家里光景不好，挣到的钱，一个都不敢用掉，完工回了家，就全部交给我母亲。母亲常常笑着说：“阿芝能挣钱了，钱虽不多，总比空手好得多。”那时，我们师徒常去的地方，是陈家垄胡家和竹黎家。胡黎两姓，都是有钱的财主人家，他们家里有了婚嫁的事情，男家做床橱，女家做妆奁，件数做得很多，那是由我们师徒去做的。有时师傅不去，就由我一人单独去了，还有我的本家齐伯常的家里，我也是常去的。伯常名叫敦元，是湘潭的一位绅士，我到他家，总在他们稻谷仓前做活，和伯常的儿子公甫相识。论岁数，公甫比我小得多，可是我们很谈得来，成了知己朋友。后来我给他画了一张秋姜馆填词图，题了三首诗，其中一首道：“稻梁仓外见君小，草莽声中并我衰。放下斧斤作知己，前身应作蠹鱼来。”就是记的这件事。
q
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祖师传下来的一种花篮形式，更是陈陈相因，人家看得很熟。雕的人物，也无非是些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一类东西。我以为这些老一套的玩艺儿，雕来雕去，雕个没完。终究人要看得腻烦的。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李杏等果子，或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等花木。人物从绣像小说的插图里，勾摹出来，都是些历史故事。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草木虫鱼，加些布景，构成图稿。我运用脑子里所想得到的，造出许多新的花样，雕成之后，果然人都夸奖说好。我高兴极了，益发的大胆创造起来。那时，我刚出师不久，跟着师傅东跑西转，倒也一天没有闲过。只因年纪还轻，名声不大，挣的钱也就不会太多。家里的光景，比较头二年，略为好些，但因历年积迭的亏空，短时间还弥补不上，仍显得很不宽裕。我妻陈春君一面在家料理家务，一面又在屋边空地，亲手种了许多蔬菜，天天提了木桶，到井边汲水。有时肚子饿得难受，没有东西可吃，鱿喝点水，算是搪搪饥肠。娘家来人问她；“生活得怎样？”她总是说：“很好！”不肯露出丝毫穷相。他真是一个挺得起脊梁顾得住面子的人！可是我们家的实情，瞒不过隔壁的邻居们，有一个惯于挑拨是非的邻居女人，曾对春君说过：“何必在此吃辛吃苦，凭你这样一个人，还找不到有钱的丈夫！”春君笑着说：“有钱的人，会要有夫之妇？我只知命该如此，你也不必为我妄想！”春君就是这样甘熬穷受苦，没有一点怨言的。
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我二十岁。仍是肩上背了个木箱，箱里装着雕花匠应用的全套工具，跟着师傅，出去做活。在一个主顾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五彩套印，初二三集，可惜中间短了一本。虽是残缺不全，但从第一笔画起，直到画成全幅，逐步指说，非常切合实用。我仔细看了一遍，才觉着我以前画的东西，实在要不得，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画花草，不是花肥了。就是叶瘦了，较起真来，似乎都有点小毛病，有了这部画谱，好像是检到了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它个几十遍。转念又想：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买新的，湘潭没处买，长沙也许有，价码可不知道，怕有也买不起。只有先借到手，用早年勾影电公像的方法，先勾影下来，再仔细琢磨。想准了主意，就向主顾家借了来，跟母亲商量，在我挣来的工资里，匀出些钱，买了点薄竹纸和颜料毛笔，在晚上收工回家的时候，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的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钉成了十六本。从此，我做雕花木活，就用“芥子园画谱”做根据，花样既推陈出新，不是死板板的老一套，画也合乎规格，没有不相匀称的毛病了。
我雕花得来的工资，贴补家用，还是微薄得很。家里缺米少柴的，时常闹着穷。我母亲为了开门七件事，竟天的愁眉不展。祖母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我是个长子，又是出了师学过手艺的人，不另想想办法，实在看不下去。只得在晚上闲暇之时，匀出功夫，凭我一双手，做些小巧玲珑的玩艺儿，第二天一清早，送到白石铺街上的杂货店里，许了他们一点利益，托他们替我代卖。我常做的，是一种能装旱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子，用牛角磨光了，配着能活动开关的盖子，用起来很方便，买的人倒也不少。大概两三个晚上，我能做成一个，除了给杂货店掌柜二成的经手费以外，每个我还能得到一斗多米的钱。那时，乡里流行的，旱烟吸叶子烟，水烟吸条丝烟。我旱烟水烟，都学会吸了，而且吸得有了瘾。我卖掉了自己做的牛角烟盒子，吸烟的钱，就有了着落啦，连烧料烟嘴的旱烟管，和吸水烟用的铜烟袋，都赚了出来。剩余的钱，给了我母亲，多少济一些急，但是还救不了根本的穷，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光绪九年（癸未?一八八三），我二十一岁。那年，春君怀了孕，怀的是头一胎。恰巧家里缺柴烧，我们星斗塘老屋，后面是靠着紫云山，她拿了把厨刀，跑到山上去砍松枝。她这时，快要生产了，拖着笨重的身子，上山很费力，就用两手在地上爬着走，总算把柴砍得了，拿回来烧。到了九月，生了个女孩，这是我们的长女，取名菊如，后来嫁给了姓邓的女壻。我在早先上山砍柴时候，交上一个朋友，名叫左仁满，是白石铺胡家垄的人，离我们家很近。他岁数跟我差不多，我学做木匠那年，他也从师学做篾匠手艺，他出师比我早几个月，现在我们都长大了，他也娶了老婆，有了孩子，我们歇工回来，仍是常常见面，交情倒越交越深。他学成了一手编竹器的好手艺，家庭负担比较轻，生活上比我略微好一些。他是喜欢吹吹弹弹的，能拉胡琴，能吹笛子，能弹琵琶，能打板鼓。还会唱几句花鼓戏，几段小曲儿。我们常在一起玩，他吹弹拉唱，我就画画写字。有时他叫我教他画画，他也教我弹唱。乡里有钱的人，常往城里跑，去找玩儿的，我们是穷孩子出身，闲暇时候，只能做这样不化钱的消遣。我后来喜欢听戏，也会唱几支小曲，都是那时受了左仁满的影响。
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我二十二岁。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我二十三岁。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我二十四岁。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我二十五岁。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我二十六岁。这五年，我仍是做着雕花活为生，有时也还做些烟盒子一类的东西。我自从有了一部自己勾影出来的“芥子园画谱”，翻来覆去的临摹了好几遍，画稿积存了不少。乡里熟识的人知道我会画，常常拿了纸，到我家来请我画。在雕花的主顾家里，雕花活做完以后，也有留着;我不放我走，请我画的，凡是请我画的，多少都有点报酬，送钱的也有，送礼物的也有。我画画的名声，跟做雕花活的名声，一样的在白石铺一带传开了去。人家提到了芝木匠，都说是画得挺不错。我平日常说：“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我早先画过雷公像，那是小孩子的淘气。闹着着玩的。知道了雷公是虚造出来的，就此不画了。但是我画人物，却喜欢画古装，这是“芥子园画谱”里有的，古人确是穿着过这样衣服，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我就照它画了出来。我的画在乡里出了点名，来请我画的，大部份是神像功对，每一堂功对，少则四幅，多的有到二十幅的。画的是玉皇、老君、财神、火神、灶君、阎王、龙王、灵官、雷公、电母、雨师、风伯、牛头、马面和四大金刚、哼哈二将之类。这些位神仙圣佛，谁都没见过他们的本来面目，我原是不喜欢画的，因为画成了一幅，他们送我一千来个钱，合银元块把钱，在那时的价码，不算少了，我为了挣钱吃饭，又却不过乡亲们的面子，只好答应下来，以意为之。有的画成一团和气，有的画成满脸煞气。和气好画，可以采用“芥子园”的笔法。煞气可麻烦了，决不能都画成雷公似的，只得在熟识的人中间，挑选几位生有异相的人，作为蓝本，画成以后，自己看着，也觉可笑。我在枫林亭上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生得怪头怪脑的，现在虽说都已长大了，面貌究竟改变不了多少，我就不问他们同意不同意，偷偷地都把他们画上去了。
t
我在二十六岁那年的正月，我母亲生了我六弟纯楚，号叫宝林。我们家乡，把最小的叫做“满”，纯楚是我最小的兄弟，我就叫他满弟。我母亲一共生了我弟兄六人，又生了我三个妹妹，我们家，连同我祖母，我父亲母亲，和春君，我的长女菊如，老老小小，十四口人了。父亲同我二弟纯松下田耕作，我在外边做工，三弟纯藻在一所道士观里给人家烧煮茶饭，别的弟妹，大一些的，也牧牛的牧牛，砍柴的砍柴，倒是没有一个闲着的。祖母已是七十七岁的人，只能在家里看看孩子，做些轻微的事情。春君整天忙着家务，忙里偷闲，养了一羣鸡鸭，又种了许多瓜荳蔬菜，有时还帮着我母亲纺纱织布。她夏天纺纱，总是在葡萄架下阴凉的地方，我有时回家，也喜欢在那里写字画画，听了她纺纱的声音，觉得聒耳可厌。后来我常常远游他乡，老来回忆，想听这种声音，已是不可再得。因此我前几年写过一首诗道：“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阴下纺纱声”。我母亲纺纱织布，向来是一刻不闲。尤其使她为难的，是全家的生活重担，都由她双肩挑着，天天移东补西，调排用度，把这点微薄的收入，糊住十四个嗷嗷待哺的嘴，真够她累心累力的。
三弟纯藻，也是为了糊住自己的嘴，多少还想挣些钱来，贴补家用，急于出外做工。他托了一位远房本家，名叫齐铁珊的，荐到一所道士观中。给他们煮饭打杂。齐铁珊是齐伯常的弟弟，我的好朋友齐公甫的叔叔，他那时正同几个朋友，在道士观内读书。我因为三弟的缘故，常到道士观去闲聊，和铁珊谈得很投机。我画神像功对，铁珊是知道的，每次见了我面，总是先问我：“最近又画了多少，画的是什么？”我做雕花活，他倒不十分关心，他好像专门关心我的画。有一次，他对我说：“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我也素知这位萧芗陔的大名，只是没有会见过，听了铁珊这么一说，我倒动了心啦。不多几天，萧芗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我画了一幅李铁拐像，送给他看，并托铁珊、公甫叔侄俩，代我去说，愿意拜他为师。居然一说就合，等他完工回去，我就到他家去，正式拜师。这位萧师傅，名叫传鑫，芗陔是他的号，住在朱亭花钿，离我们家有一百来里地，相当的远。他是纸扎匠出身，自己发奋用功，经书读得烂熟，也会做诗，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物。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我得他的益处不少。他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和我相识，也是个画像名手，家住在小花石。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他的得意手法，都端给我看，指点得很明白。我对于文少可，也很佩服，只是没有拜他为师。我认识了他们二位，画像这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
那年冬天，我到赖家垄衙里去做雕花活。赖家垄离我们家，有四十多里地，路程不算近，晚上就住在主顾家里。赖家垄在佛祖岭的山脚下，那边住的人家，都是姓赖的。衙里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就是聚族而居的意思。我每到晚上，照例要画画的，赖家的灯火，比我家里的松油柴火，光亮得多，我就着灯盏画了几幅花鸟，给赖家的人看见了，都说：“芝师傅不是光会画神像功对的，花鸟也画的生动得很。”于是就有人来请我给他女人画鞋头上的花样，预备画好了去绣的。又有人说：“我们请寿三爷画个帐檐，往往等了一年半载，还没曾画出来，何不把我们的竹布取回来，就请芝师傅画画呢？”我光知道我们杏子坞有个绅士，名叫马迪轩，号叫少开，他的连襟姓胡，人家都称他寿三爷，听说是竹韶塘的人，离赖家垄不过两里多地，他们所说的，大概就是此人。我听了他们的话，当时却并未在意。到了年底，雕花活没有做完，留着明年再做，我就辞别了赖家，回家过年。
文章来自艺术中国
光绪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我二十七岁。过了年，我仍到赖家垄去做活。有一天，我正在雕花，赖家的人来叫我，说：“寿三爷来了，要见见你！”我想：“这有什么事呢？”但又不能不去。见了寿三爷，我照家乡规矩，叫了他一声“三相公”。寿三爷倒也挺客气，对我说：“我是常到你们杏子坞去的，你的邻居马家，是我的亲戚，常说起你：人很聪明，又能用功。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从没有见到过，今天在这里遇上了，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又问我：“家里有什么人？读过书没有？”还问我：“愿不愿再读读书，学学画？”我一一的回答，最后说：“读书学画，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你如愿意的话等这里的活做完了，就到我家来谈谈！”我看他对我很诚恳，也就答应了。
i
这位寿三爷，名叫胡自倬，号叫沁园，又号汉槎。性情很慷慨，喜欢交朋友，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他目己能写汉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做诗也做得很清丽。他家附近，有个藕花池，他的书房就取名为“藕花吟馆”，时常邀集朋友，在内举行诗会，人家把他比作孔北海，说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他们韶塘胡姓，原是有名的财主，但是寿三爷这一房，因为他提倡风雅，素广交游，景况并不太富裕，可见他的人品，确是很高的。我在赖家垄完工之后，回家说了情形，就到韶塘胡家。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并介绍我见了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这位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叫少蕃，是上田的人，学问很好，湘潭的名士。吃饭的时候，寿三爷又问我：“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我说：“父母倒也愿意叫我听三相公的话，就是穷……”话还没说完，寿三爷拦住了我，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就卖画养家！你的画，可以卖出钱来，别担忧！”我说：“只怕我岁数大了，来不及。”寿三爷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陈老夫子也接着说：“你如果愿意读书，我不收你的学俸钱。”同席的人都说：“读书拜陈老夫子，学画拜寿三爷，拜了这两位老师，还怕不能成名！”我说：“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我是感激不尽。”寿三爷说：“别三相公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当下，就决定了。吃过了午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我拜师之后，就在胡家住下。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单名叫作“璜”，又取了一个号，叫作“濒生”，因为我住家与白石铺相近，又取了个别号，叫做“白石山人”，预备题画所用。少蕃师对我说：“你来读书，不比小孩子上蒙馆了，也不是考秀才赶科举的，画画总要会题诗纔好，你就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这部书，雅俗共赏，从浅的说，入门很容易，从深的说，也可以钻研下去，俗话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做，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诗的一道，本是易学难工，你能专心用功，一定很有成就。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又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事的难不难，就看你约有心没心了！”从那天起，我就读“唐诗三百首”了。我小时候读过“千家诗”，几乎全部都能背出来，读了“唐诗三百首”，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读得很有味。只是我识字不多，有很多生字，不容易记熟，我想起一个笨法子，用同音的字，注在书页下端的后面，温习时候，一看就认得了。这种法子，我们家乡叫作“白眼字”，初上学的人，常有这么用的。过了两个来月，少蕃师问我：“读熟几首了？”我说：“差不多都读熟了。”他有些不信，随意抽问了几首，我都一字不遗的背了出来。他说：“你的天分，真了不起！”实在说来，是他的教法好，讲了读，读了背，背了写，循序而进，所以读熟一首，就明白一首的意思，这样既不会忘掉，又懂得好处在哪里。“唐诗三百首”读完之后，接着读了“孟子”。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唐宋八家的古文。我觉得这样的读书，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我跟陈少蕃老师读书的同时，又跟胡沁园老师学画，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沁园师常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手要熟。立意、布局，用笔，设色，式式要有法度，处处要合规矩，纔能画成一幅好画。”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叫我仔细观摹。又介绍了一位谭荔生，叫我跟他学画山水。这位谭先生，单名一个“溥”字，别号瓮塘居士，是他的朋友。我常常画了画，拿给沁园师看，他都给我题上了诗。他还对我说：“你学学做诗吧！光会画，不会做诗，总是美中不足。”那时正是三月天气，藕花吟馆前面，牡丹盛开。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赏花赋诗，他也叫我加入。我放大了胆子，做了一首七绝，交了上去，恐怕做得太不象样，给人笑话，心里有些跳动。沁园师看了，即面带笑容，点着头说：“做得还不错！有寄托。”说着，又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甘字韵，也押得很稳。”说得很多诗友都围拢上来，大家看了，都说：“濒生是有聪明笔路的，别看他根基差，却有性灵。诗有别才，一点儿不错！”这一炮，居然放响，是我料想不到的。从此，我摸索得了做诗的诀窍，常常做了，向两位老师请教。当时常在一起的，除了姓胡的几个人，其余都是胡家的亲戚，一共有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人，不是胡家的亲故，他们倒都跟我处得很好。他们大部份是财主人家的子弟，至不济的也是小康之家，比我的家景，总要强上十倍，他们并不嫌我出身寒微，一点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那年七月十一日，春君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长子，取名良元，号叫伯邦，又号子贞。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想起了家里的光景，决不能像在胡家认识的一般朋友的胸无牵挂。干雕花手艺，本是很费事的，每一件总得雕上好多日子。把身子困住了，别的事就不能再做。画画却不一定有什么限制。可以自由自在地，有闲暇就画。没闲暇就罢，画起来，也比雕花省事得多。就觉得沁园师所说的“卖画养家”这句话，确实是既方便，又实惠。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手艺，生意是很好的。画像，我们家乡叫做描容，是描画人的容貌的意思。有钱的人，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玩玩，死了也要画一幅遗容，留作纪念。我从萧芗陔师傅和文少可那里，学会了这行手艺，还没有给人画过，听说画像的收入，比画别的来得多，就想开始干这一行了。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到处给我吹嘘，韶塘附近一带的人，都来请我去画，一开始，生意就很不错。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二两银子，价码不算大少，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往往在画像之外，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甚至叫我画幅中堂，画堂屏条，算是白饶。好在这些东西，我随便画上几笔，倒也并不十分费事。我们湘潭风俗，新丧之家，归女们穿的孝衣，都把袖头翻起，画上些花样，算做装饰。这种零碎玩艺儿，更是画遗容时必须附带着画的，我也总是照办了。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而且还省事，因此，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五、诗画篆刻渐渐成名（一八九○——一九○一）
光褚十六年（庚寅一八九○），我二十八岁。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我二十九岁。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我三十岁。十九年（癸已一八九三），我三十一岁。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我三十二岁。这五年，我仍靠着卖画为生，来往于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在我刚开始画像的时候，家景还是不很宽裕，常常为了灯盏缺油，一家子摸黑上床。有位朋友黎丹，号叫雨民，是沁园师的外甥，到我家来看我，留他住下，夜无油橙，烧了松枝，和他谈诗。另一位朋友王训，也是沁园师的外甥，号叫仲言，他的家里有一部白香山「长庆集」，我借了来，白天没有闲暇，只有晚上回了家，纔能阅读，也因家里没有灯油，烧了松柴，借着柴火的光亮，对付着把它读完。后来我到了七十岁时，想起了这件事，做过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说：「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没有读书的环境，偏有读书的嗜好，你说，穷人读一点书。容易不容易？
我三十岁以后，画像画了几年，附近百来里地的范围以内，我差不多跑遍了东西南北。乡里的人，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画匠，说我画的画，比雕的花还好。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丰，家里靠我这门手艺，光景就有了转机。母亲紧皱了半辈子的眉毛，到这时纔慢慢的放开了。祖母也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枝笔，从前我说过，摇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我知道祖母是说的高兴话，就画了几幅画，挂在屋里，又写了一张横幅，题了「甑屋」两个大字，意思是：「可以吃得饱啦，不致于像以前锅里空空的了。」那时我已并不专搞画像，山水人物，花鸟草虫，人家叫我画的很多，送我的钱，也不比画像少。尤其是仕女，几乎三天两朝有人要我画的，我常给他们画些西施，洛神之类。也有人点景要画细致的，像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等，他们都说我画得很美，开玩笑似的叫我「齐美人」。老实说，我那时画的美人，论笔法，并不十分高明，不过乡人光知道表面好看，家乡又没有比我画得好的人，我就算独步一时了。常言这：「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他们这样抬举我，说起来，真是惭愧得很。但是，也有一批势利鬼，看不起我是木匠出身，画是要我画了，却不要题款。好像是：画是风雅的东西，我是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题风雅画。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觉得很可笑，本来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只是为了挣钱吃饭，也就不去计较这些。他们既不少给我钱，题不题款，我倒并不在意。
我们家乡，向来是没有裱画铺的，只有几个会裱画的人，在四乡各处，来来往往，应活做工，萧芗陔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人。我在沁园师家读书的时候，沁园师曾把萧师傅闹到家里，一方面叫他裱画，一方面叫大公子仙逋，跟他学做这门手艺。特地匀出了三间大厅，屋内中间，放着一张尺码很长很大的红漆桌子，四壁墙上，钉着平整干净的木板格子，所有轴干、轴头、别子、绫绢、丝绦、宣纸、以及排笔、浆糊之类，置备得齐齐备备，应有尽有。沁园师对我说：「濒生，你也可以学学！你是一个画家，学会了，装裱自己的东西，就透着方便些。给人家做做活，也可以作为副业谋生。」沁园师处处为我打算，真是无微不至。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同仙逋，跟着萧师傅，从托纸到上轴，一层一层的手续，都学会了。乡里裱画，全绫挖嵌的很少，讲究的，也不过「绫栏圈」、「绫镶边」而已，普通的那是纸裱。我反复琢磨，认为不论绫裱纸裱，关键全在托纸，托得匀整平贴，挂起来，纔不会有卷边抽缩，弯腰驼背等毛病。比较难的，是旧画揭裱。揭要揭得原件不伤分毫，裱要裱得清新悦目，遇有残破的地方，更要补得天衣无缝。一般裱画，只会裱新的，不会揭裱旧画，萧师傅是个全才，裱新画是小试其技，揭裱旧画是他的拿手本领。我跟他学了不少日子，把揭裱旧画的手艺也学会了。
我三十二岁那年，二月二十一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次子，取名良黼，号叫子仁。我自从在沁园师家读书以后，由于沁园师的吹嘘，朋友们的介绍，认识的人，渐渐地多了。住在长塘的黎松安，名培銮，又名德恂，是黎雨民的本家。那年春天，松安请我去画他父亲的遗像，他父亲是上年故去的。王仲言在他们家教家馆，彼此都是熟人，我就在松安家住了好多时候。长塘在罗山的山脚下，杉溪的后面，溪水从自竹来，风景很幽美。那时，松安的祖父还在世。他老先生是会画几笔山水的，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画，都拿了出来给我看，我就临摹了几幅。朋友们知道我和王仲言都在黎松安家，他们常来相叙，仲言发起组织了一个诗会，约定集会地点，在白泉棠花村罗真吾、醒吾弟兄家里。真吾名天用，他的弟弟醒吾名天觉，是沁园师的侄壻，我们时常在一起，都是很相好的。讲实在的话，他们的书底子，都比我强得多，做诗的功夫，也比我深得多。不过那时是科举时代，他们多少有点弋取功名的心理，试场里用得着的是试帖诗，他们为了应试起见，都对试帖诗有相当研究，而且都曾下了苦功揣摹过的。试帖诗虽是工稳妥贴，又要圆转得体，做起来确是不容易，但过于拘泥板滞，一点儿不见生气。我是反对死板板无生气的东西的，做诗讲究性灵，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因此，各有所长，也就各做一派。他们能用典故，讲究声律，这是我比不上的，若说做些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我们的诗会，起初本是四五个人，随时集在一起，谈诗论文，兼及字画篆刻，音乐歌唱，倒也兴趣很浓。只是没有一定日期，也没有一定规程。到了夏天，经过大家讨论，正式组成了一个诗社，借了五龙山的大杰寺内几间房子，作为社址，就取名为龙山诗社。五龙山在中路铺白泉的北边，离罗真吾、醒吾弟兄所住的棠花村很近。大杰寺是明朝就有的，里边有很多棵银杏树，地方清静幽雅，是最适宜避暑的地方。诗社的主干，除了我和王仲言、罗真吾、醒吾弟兄，还有陈茯根、谭子荃、胡立三，一共是七个人，人家称我们为龙山七子。陈茯根名节，板桥人，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