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十七年后梁
太祖暴戾*
朱全忠当上皇帝以后，改名朱晃，史称梁太祖。这一时期局势变化很快，朱全忠的头号敌人李克用在开平二年（908年）因病死亡，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李存勖继位之时，潞州已经被梁军围攻了一年有馀，形势非常危急。李存勖利用梁军以为他正忙于丧事，戒备松懈之机，亲率大军，直扑潞州，打破了梁军围攻潞州而修筑的夹寨，斩梁军统帅符道昭，梁军大败，死亡万馀人，委弃的资粮、军械，堆积如山。此战对梁晋两方关系都很大，如梁军获胜，等于打开了河东的门户，可以直攻晋的首府太原；如晋军获胜，不仅可以巩固河东的南境，而且向南可以威胁梁的统治中心——河南地区。朱全忠听到夹寨被攻破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感叹地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我子豚犬耳！”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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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李存勖着手整顿松弛的军纪，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优抚孤寡，稳定内部秩序，选用人才，整军备战，使河东境内面貌焕然一新。
这一时期后梁内部却接连发生变乱，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成德节度使王镕，因朱全忠处心积虑地削除异己而举兵反梁，并且投靠李存勖，推其为盟主，共同反梁。朱全忠听信谗言，杀死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并诛灭全族，大将刘知俊疑惧，遂在同州举兵造反，与李茂贞联合，共同讨朱。朱全忠还妒贤嫉能，借口马瘦斩杀了屡立战功的骁将邓季筠；又以违抗军令罪，处死了大将李重允、李谠；宿将氏叔琮、养子朱友恭，因参与杀害唐昭宗，朱全忠为推脱罪责，将他们处斩；朱珍是其著名的战将，朱全忠寻故杀之，诸将苦苦求饶，被朱全忠赶出；李思安本为朱全忠爱将，因故被贬后，心怀不满，也被处死。后梁内部矛盾激化，极大地削弱了实力。
开平四年（910年）十一月，朱全忠派大将王景仁率大军*成德王镕、义武王处直，晋王李存勖亲率大军增援。次年，两军在柏乡（今河北高邑县境内）相遇，后梁军队铠甲鲜明，缕金挂银，光彩耀日，晋军望见颇有惧意。晋大将周德威鼓励将士说：“梁军为汴州天武军，皆为市井之徒，衣甲虽鲜明，然战斗力极差，十不能挡汝一，希望大家努力作战，擒获一人，足可致富，此乃奇货，机不可失！”晋军斗志昂扬，士气大振。周德威先派小股部队袭扰梁军，待其疲惫困乏之时，全力出击，大败梁军，死尸蔽野，抛弃的军资器械不计其数。柏乡之战是梁晋争衡的转折点，此战之后，战略主动权转移到晋军一方。
乾化二年（912年），幽州刘守光（刘仁恭之子）进攻成德、义武，李存勖率大军赴援。刘守光担心不是敌手，遂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为报柏乡之仇，亲率大军攻晋。行至下博，讹传晋大军涌至，梁军惊慌失措，急忙逃至枣强。晋将李存审仅率少量军队，突袭后梁大军，朱全忠夜间不辨虚实，烧营而遁。情急之中，迷失方向，错走了一百五十多里。河北之民对梁军的残暴非常愤恨，纷纷拿起农具袭击梁军。朱全忠连吃败仗，羞愤交加，狼狈逃回汴梁，患病卧床不起。
朱全忠流氓出身，性情暴躁残忍，晚年由于战事不利，猜忌之心日重，除了肆无忌惮地杀戮外，便是纵欲宣淫。除了在宫中宣淫外，他还对大臣的女眷肆行*。河南尹、魏王张全义，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恢复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方面贡献颇大，朱全忠连年征伐，所需军需物资全赖张全义支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朱全忠对其家属女眷也不放过。他巡幸洛阳时，住在张全义家中，将其女儿、媳妇一一奸淫。张全义诸子气愤难忍，打算杀死朱全忠，被张全义苦苦劝阻。尤为荒淫的是，朱全忠对自己的儿媳也不放过，无论是养子或是亲子之媳，逐一召见侍寝，公然宣淫，行同禽兽。而他的那些儿子为了争宠，甘愿献出自己妻子，而毫无羞耻之心。他们利用自己妻子入宫侍寝的机会，打听消息，窃取机密，争夺储位。养子朱友文之妻，貌美灵巧，深得朱全忠宠爱，由于这个原因，朱全忠对朱友文也非常宠爱，竟然超过了自己的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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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化二年，朱全忠败回汴梁，又转至洛阳，由于病势垂危，遂打算将朱友文从汴梁召来，嘱咐后事。郢王朱友珪虽是朱全忠的亲子，但由于其母只是一个营妓（即军妓），故不为朱全忠所喜。然而朱友珪却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不甘心目前的地位，也参与到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来。这时他的妻子张氏正在朱全忠身边陪侍，探知这个消息，并且得知朱全忠要将朱友珪贬为莱州刺史，马上密告给朱友珪。朱友珪惊恐不安，顿起杀机，于是他买通禁军将校，引兵入宫，将朱全忠杀死，称帝于洛阳。为了斩草除根，他派人赶到汴梁，杀死了朱友文。庶子代位不长久
朱友珪弑父篡位，引起了朱全忠诸子的气愤与不满，他们想方设法，要取而代之。对于朱友珪的这种状况，明眼人都很清楚，知其必败无疑。宰相敬翔称病不出，朱全忠的养子朱友谦传檄诸道，问罪朱友珪，并以河中镇归降了晋王李存勖。后梁宿将杨师厚，素为朱全忠所猜忌，这时也乘机占据魏博。朱友珪不敢得罪，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其为节度使。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朱友珪当然不愿轻易接受其摆布，他令杨师厚入朝商议军情，想借机铲除，以绝后患。杨师厚率精兵万人入洛，朱友珪见状，那里还敢动手，只得厚赐遣送归镇。在这场斗争中，朱友珪非但没有得利，反倒示弱于人；杨师厚更加骄横，对于朱氏诸子视若草芥。
朱全忠的第四子朱友贞，也想夺取皇位，只是苦于没有实力。朱友珪命他杀害朱友文，他也不敢违抗，只得奉命办事。因此，朱友珪即位后，任命他为东京留守、行开封府尹、检校司徒。这时后梁的另一大臣赵岩有事来到汴梁，朱友贞设宴款待，席间言及皇位之事，朱友贞遂乘机向他请教，如何可以取而代之？赵岩说：“此事易如反掌，成败全在杨令公（指杨师厚）一人，只要得其一言，禁军立即奉命而行。”杨师厚位高权重，禁军将士多为其部下，又占据魏博重镇，精兵猛将多在其掌握之中，所以赵岩才劝朱友贞结好于杨师厚。赵岩当时也在禁军中任职，返回洛阳后，便把与朱友贞商议的内容告诉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得到了袁的支持。朱友贞又派心腹马慎交前往魏州见杨师厚，答应事成之后，赐给劳军钱五十万贯，并许愿杨师厚可以再兼领一个藩镇。杨师厚犹豫不决，对其部下说：“我与友珪君臣之分已定，今无故改图，别人又会怎么议论我？”马慎交劝喻说：“友珪以子弑父，天下人皆知，友贞是太祖至亲之子，仗义讨贼，名正言顺。如果一旦事成，令公又如何相处？”杨师厚醒悟，决意支持朱友贞。于是他派人入洛阳，密与赵岩、袁象先等商议举事计划。
得到杨师厚的支持后，朱友贞便放心大胆地行动起来。在此之前，龙骧军的一个军官在怀州反叛，搜捕其同党的行动四处进行，朱友贞派人潜入其军中，散布谣言说：“友珪因为龙骧军曾经发生过叛乱，此次把你们召到洛阳，将要全部坑杀。”当时左右龙骧军驻扎在汴梁，朱友贞伪造友珪诏书，调其入洛阳，然后借机煽动龙骧军起事。龙骧军将校闻知这个消息，非常惊恐，纷纷到朱友贞处，向他请教逃生之路。朱友贞乘机煽动他们起兵诛杀友珪，诸将校也表示愿意拥戴友贞。朱友贞掌握了龙骧军的兵权后，马上派人密告赵岩、袁象先，于是赵、袁等人率禁军突入宫中，杀死了朱友珪，然后拥立朱友贞在汴梁即皇帝位。末帝殉国无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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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友贞即位后，史称梁末帝。由于他是依靠禁军将校的拥戴当上皇帝的，所以即位之后，大肆赏赐，花费了巨额钱财。加之连年征战，军费开支浩大，使后梁财政日趋紧张。为了满足需要，梁末帝任用贪吏，搜刮民财，致使社会矛盾骤然激化。
杨师厚倚仗其拥立之功，更加骄矜不法，目无君主。梁末帝惧怕其势大，朝中事务无论巨细，皆先咨询后而施行，杨师厚俨然成了后梁的太上皇。好在杨师厚毕竟年高，不久就病死了。梁末帝得知消息后，如释重负，在宫中设宴庆贺。
但是杨师厚所在的魏博镇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魏博兵多将广，勇悍善战，地理位置又靠近汴梁，如果这一威胁不解除，梁末帝仍然难以安生。于是其亲信赵岩献计，不如趁其军中无主，将魏博一分为二，可以达到削弱其强势地位的目的。梁末帝听从其计，下诏将魏博分为天雄、昭德两镇，其府库将士对半而分。又恐魏博将士不服，遂派大将刘率大军六万渡过黄河，逼近魏州，准备弹压。
魏博将士不愿背井离乡，聚众哗变，他们纵火大掠，劫持了新任节度使贺德伦，请降于晋。李存勖喜出望外，亲率军队到魏州，接收了军政大权。这一变化对晋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仅一举占据了魏博这一军事重镇，直接威胁到后梁的统治中心汴梁，而且获得了魏博的久战之精兵，使其军事实力大大地增强了，尤其魏博银枪效节军的获得，意义更大，这支军队战斗力勇悍异常，李存勖收其为亲军，后来在灭亡后梁的战争中出力甚大。
梁末帝当然不甘心魏博就此失去，催促刘迅速进军，收复魏博。刘是后梁诸将中非常杰出的将领，多谋善断，用兵诡诈。他自知晋军兵力强大，不能正面硬拼，于是派军队间道袭击太原，妄图调动晋军主力回救，然后再攻取魏博。李存勖洞察其谋，结果没有得逞，只好退屯莘县，闭营不出。梁末帝连诏催其出战，刘因军粮不足，请求每人发给十斛粮，才可进行反攻。梁末帝大怒，下诏严责，又派人督战。刘无奈，只好勉强进兵，结果大败而回。从此，刘坚壁不战，以避晋军锋芒。贞明二年（916年），李存勖为了引诱梁军出战，留大将李存进驻守原处，扬言自己返回太原。梁末帝闻言，又一次催促刘进兵魏州，并且说：“社稷存亡，全系此战，望将军勉之！”刘只好再次进兵，在故元城（今河北大名东）西与晋军遭遇，梁军大败，仅步兵被歼的就达七万之众。这时派去袭击太原的梁军在城内守军与城外援军的夹击下，也大败溃退。晋军还乘胜进击，连下邢、洺等州，从而使河北之地尽数归于晋，与后梁形成夹河（黄河）对峙的局面。围绕着争夺魏博镇的这场战争，以晋军全胜后梁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梁末帝得知战败的消息后，哀叹说：“吾大事去矣！”
这一时期后梁皇室内部的矛盾也趋激化，朱氏诸子互相猜忌，时刻想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取皇位。贞明元年，梁末帝的张贤妃死亡，临出葬的前一夜，末帝之弟康王朱友孜遣心腹之人潜入寝宫，谋刺末帝，事泄被杀。从此以后，末帝更加疏远宗室兄弟，宠信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张汉杰等人，他们均居近密之职，军国大事，多与他们商议，每次出兵也一定派这些人前往监军。而赵岩等人也倚仗权势，卖官鬻爵，离间将相，搞得朝中乌烟瘴气，人心涣散。老臣敬翔、李振等，虽居相位，所言多不见用。李振干脆称病不出，不问政事，以避赵、张祸害。自此，后梁政事更加混乱，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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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至龙德二年（922年）期间，晋与后梁展开了夹河大战，双方你来我往，死伤惨重。总的来看，晋军胜多败少，消灭了梁军不少有生力量，但自身消耗亦很巨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契丹对晋军的牵制有极大的关系。好几次晋军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正要乘胜进兵之时，都因为契丹军队在北部边境的骚扰，而不得不分兵抵御，从而使后梁有了喘息之机，减轻了压力。
晋王李存勖是一个颇具军事才能的历史人物，但也有明显的缺点，这就是恃勇好斗，经常亲自率轻骑逼敌营挑战，也数次遇险被包围，被诸将救出，却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正因为如此，往往导致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其中最大的损失便是宿将周德威的战死。有一次李存勖侦知梁军内部发生矛盾，勇将谢彦章被杀，认为有机可乘，决定攻取洛阳。周德威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不宜过早地进行决战，李存勖不听。当晋军进抵胡柳陂时，梁军大批涌至，周德威主张先以小股骑兵袭扰敌军，待其疲惫之时，再大举进攻，李存勖仍不听。他一意孤行，亲率军队应战。混战中周德威父子战死，幸得老将李嗣昭整军反击，才使晋军反败为胜，歼灭梁军数万人，但晋军也损失惨重，得不偿失。正因为李存勖存在这样的缺点，所以后梁大将王彦章称他是“斗鸡小儿”，不足为虑。
贞明五年（919年），晋将李存审在德胜夹黄河修筑了南北两城，中有浮桥相连，以加强守御。为了对付晋军，梁军也在德胜上游十八里的杨刘夹河筑垒，造浮桥相连。从此双方在杨刘与德胜之间展开大战，互有胜负。龙德元年（921年），成德节度使王镕被部将所杀，李存勖闻讯急率大军*，梁军也乘机反攻，经过激战，晋军虽然平定了成德兵变，并且击败了梁军的进攻，但兵员、物资却损失惨重，老将李嗣昭、李存进等也都在此战中战死。与此同时，后梁内部也发生了内乱，陈州刺史惠王朱友能想乘梁军屡败，重兵皆在前线，后方空虚之机，举兵向汴梁进攻，虽然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后梁的实力。
龙德三年（即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因其家得到过唐朝的赐姓，故国号仍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也以唐朝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史称后唐庄宗。
李存勖即位后，决定大举攻梁，一鼓而灭之。梁末帝急命老将王彦章与段凝为大将，统兵前去抵御。王彦章勇猛善战，人称王铁枪，而段凝却无勇无谋，只是因为善于讨好权贵，才得以重用。宰相敬翔深知这两人同时为将，段凝肯定会嫉贤害能，阻挠和牵制王彦章，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于是面见末帝，要求专用王彦章。
王彦章率军至前线后，奇袭德胜，连下德胜北城和潘张、麻家口等寨，并进逼杨刘。双方在杨刘周围展开激战，均损失惨重。不久，梁军康延孝降后唐，王彦章又为赵岩、段凝等人所诬陷，罢去了兵权，改由段凝任主帅。段凝怯懦无谋，人心不附，他不敢主动进攻，竟在滑州决开黄河，东注于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后唐的进军。正在这时，后唐大将李继韬举潞州投降后梁，梁末帝急派军协助李继韬攻下了泽州，切断了后唐军队的退路，并进攻太原，直捣后唐老巢。后梁还调汝、洛之兵进攻成德，使后唐军队前后受敌，处在非常紧张的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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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李存勖听取了谋臣郭崇韬、大将李嗣源的建议，自杨刘渡过黄河，绕开梁军主力，然后向西直捣汴梁。这一路后梁没有驻扎重兵，只有王彦章率少数军队进行过阻截，结果战败被擒。唐兵轻骑兼程袭击汴梁，很快便攻到汴梁城下。守将惊恐失措，只好开城投降。梁末帝走投无路，命侍卫杀死自己。后梁百官见状，纷纷出城迎降。段凝所率的梁军主力，在前线得知其都城失守后，人心涣散，全军解甲投降。后梁至此灭亡，前后历时仅十七年。
3十三年后唐
伶人贪吏害庄宗
后唐的都城建在洛阳，是五代中疆土最大的一个王朝，不仅占据有原后梁的全部疆土，而且还占据了关中、汉中、两川等地区。由于后唐实力强盛，当它灭亡前蜀时，南方诸国无不震恐，担心会蹈前蜀覆辙。然而，事实却是后唐没有能够并吞诸国，完成统一大业，唐庄宗本人很快就身败名裂了。
唐庄宗李存勖本是出身于沙陀贵族家庭的纨绔子弟，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才能，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他在继晋王位初期，因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尚能克制自己，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虽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策，但毕竟还是有所作为的，当渡过危机后，他性格中的劣根性便表现出来了。
李存勖喜欢赌钱，也爱好歌舞戏曲，经常需要大量的钱财用于支付赌账和赏赐伶人。在建国称帝之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军事作战，河东军府政事则委于宦官张承业掌管。张承业是一个廉洁奉公、克尽职守的人，在他的惨淡经营下，晋王治内百业复兴，社会稳定，蓄积了大量的钱谷，供应战争的需要。李存勖在这方面的开支也需要通过张承业才能获得，而张承业却认为财赋应用于政事和军事，不应花在这些方面，所以常常拒绝支付。李存勖总觉不方便，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另行设立了个“酒钱库”作为自己私用，并要其子李继岌为张承业跳舞，赚取钱帛。不料张承业仍然分文不给，只用他个人的财物，如宝带、良马相赠，公家的钱物却丝毫不予支付。李存勖指着钱库说：“和哥（指继岌）乏钱，七哥（指承业）应以公钱与之，宝带、良马的价值也太小了。”张承业说：“所给郎君之物，皆出自承业的俸禄，公家之钱是大王用于养战士的，承业不敢以公物作为私礼相送！”李存勖借酒耍疯，口出恶言，逼迫张承业出钱。张承业说：“老仆这么做，非为子孙计，只是想以此库钱为大王成就霸业之用，不然大王自取之，何必问老仆。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而已！”李存勖恼羞成怒，拔剑行凶，张承业上前抓住他的衣襟，哭泣着说：“老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铲除汴贼，若以爱惜公家钱物而死于大王之手，老仆就是在地下见到先王也无愧了！今日就请大王杀了老仆吧！”就在前庭闹成一团之时，惊动了李存勖之母曹氏，遂将他唤入内室责备，李存勖大孝，于是慌忙向张承业叩头谢罪。次日，曹氏又带李存勖专门向张承业赔礼谢罪，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了下去。可见李存勖虽为恶少，但尚能顾及大局，不敢一味地胡闹下去。
登上帝位灭亡后梁后，唐庄宗李存勖便不再有所克制，开始骄傲自满起来。灭梁之初，割据荆南的高季兴闻迅后，非常惶恐，急赴洛阳朝见庄宗。返回后对部属说：“主上百战而得中原，对勋臣夸手抄《春秋》，又竖手指说‘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如此则功在一人，臣下又有什么功劳呢？且经常游猎，经旬不回，不理政事，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当时吴国得知后梁灭亡的消息后，上下震惊，而谋士严可求全不在意，从容地说：“我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必有内变。”建议卑词厚礼，保境息民，等待其变。当时人对唐庄宗的这些看法，无疑是准确的。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9)
唐庄宗灭梁以后，猜忌功臣宿将，信任宦官、伶人。从李克用时代起，这个家族就与宦官集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李克用的重新被起用，就是出于大宦官杨复光的举荐。杨复光死后，他又与其兄弟杨复恭勾结起来，杨复恭在朝中专权跋扈，称唐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两人闹翻以后，杨复恭在逃往河东的途中被杀。李克用上表为其鸣不平，并迫使唐廷为其*。朱全忠诛杀宦官，河东又成了宦官最大的避难之处。后唐建立后，庄宗颁敕要求各地将前朝宦官不论贵贱统统遣送到洛阳，致使朝中宦官人数达上千人之多。这些人在后唐又重新专断权柄，干预政事，并在各道再次设置监军使，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欺凌主帅，怙势争权，唐朝宦官专权之局再次死灰复燃，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就此点而言，后唐与后梁相比，应该说是一个倒退。
宠信并重用伶人，是唐庄宗在政治上的又一特征。庄宗喜音律，好俳优，多与伶人交往，早在其为晋王时就是如此，只是那时他忙于灭梁大事，在这方面还不突出。即皇帝位以后，自以为天下太平，做事便无所顾忌起来。比如他所宠爱的伶人周匝被梁军俘去，得到后梁教坊使陈俊、内园使储德源的保护。庄宗进入汴梁后，周匝前来谒见，庄宗大喜。周匝诉说自己在后梁多亏陈俊与储德源保护，才得以与陛下重新相见，请求授给两人刺史之职，以为报答。庄宗遂授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庄宗有时也粉墨登场，亲自表演，自取艺名“李天下”，有一次表演得兴头上时，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上前打了庄宗几个耳光，庄宗一时不知所措，左右伶人皆大惊失色，抓住敬新磨责问说：“如何敢打天子？”回答说：“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哪得二人？”李，取“理”字的谐音，理天下者即指皇帝。听到此话，左右皆大笑，庄宗也非常高兴，赏赐敬新磨甚厚。
庄宗皇后刘氏出身寒微，其父刘叟以卖药算卦为生，人称刘山人。庄宗在魏州时，刘山人前来认亲，内臣刘建丰认识这位昔日的老人正是刘氏之父。刘氏却不愿认其亲生父亲，对庄宗说：“妾离乡之日，妾父死于乱兵，当时妾环尸而哭。这位是何田舍翁？竟敢前来冒充妾父！”命人打出宫门。庄宗明知此人是皇后的亲生父亲，但是也不便说破。刘氏生性凶悍，与宫中诸嫔妃争宠，由于其出身低贱，所以特别忌讳提起自己的家世。庄宗既好俳优，遂穿上与刘叟一样的衣服，背上药囊卦筹，命其子李继岌头戴破帽相随，直入刘氏寝宫，说：“刘山人来探望女儿。”刘氏大怒，不好对庄宗如何，只好把气撒在继岌身上，将其痛笞一顿而赶出宫去。此事一时成为宫中笑乐的话题。
刘皇后不愿认亲生父亲，却自愿认张全义为养父。张全义久居洛阳，在后梁时已经封王，家富于财，庄宗入洛之后，张全义便又投靠了新朝。有一次庄宗夫妇造访其家，刘皇后贪图钱财，竟对庄宗说：“妾幼年遭遇战乱，失去父爱，愿认全义为父。”张全义自然不敢拒绝，诚惶诚恐，认了这位义女，并献出大批财宝作为见面礼，以后每年都进献大批财物，才算保住了富贵荣华。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0)
刘皇后贪婪已极，拥有大量的财富，仍不满足，又以皇后的名义经营商业，甚至樵果菜蔬也不放过，往来兴贩，乐此不疲。每年各地的贡献，先入后宫，除了写佛经、施僧尼外，靳惜不舍纤毫。同光三年（925年），发生大水灾，河南、河北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由于漕运路绝，京师供给不足，六军兵士，往往有饿死者。可是庄宗与刘后却游猎宴乐不绝，所至之处，都要当地百姓供给，甚至售卖家具什器、拆毁房屋以供之。县吏畏惧，逃窜于山谷。次年春天，新粮未收，百姓军士仍然非常困苦。国库无钱，宰相请求打开内库以供应军队之需，庄宗已经同意，而刘皇后却不肯。宰相在殿上再三论请，刘氏在屏风后窃听，遂闯至廷前，拿出了自己妆奁首饰，并推出了皇幼子满喜，对庄宗说：“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剩就这些东西了，请把它们卖了以供军，如果不够就把满喜也卖了吧！”宰相那里还敢多言，惶恐而退。后来魏州兵变，才拿出了内库之物以赏军，军士一面背负着赏赐之物，一面大骂说：“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饿死了，要这些财物又有何用处！”所以说庄宗身败国亡，其妻刘氏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庄宗宠信伶人，于是伶人出入宫掖，侮辱公卿，专权用事，收受贿赂，引起了朝臣的愤恨。伶人景进最得庄宗信任，庄宗经常命他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秉告皇帝。每次景进秉事，都要摒退左右，军机国事也经常参预决策，三司使孔谦称其为兄，呼为“八哥”。庄宗入洛之初，居于唐朝原宫殿内，由于宫室广大，显得宫人稀疏，非常冷清。于是宦官、伶人多说宫中夜见鬼怪，庄宗遂命景进等人负责选民间美女千人，以充实后宫。景进仗势弄权，无论官民军士，凡有女者皆在采选之列，致使军士妻女因此而逃亡者达数千人之多。
枢密使郭崇韬对伶人素来厌恶，常常加以抑制，因此伶人对他也非常痛恨。后来他与魏王李继岌伐蜀时，刘皇后听信宦官、伶人的谗言，指示李继岌杀死了郭崇韬。庄宗之弟李存乂是郭崇韬的女婿，郭崇韬被诛后，伶人景进进谗于庄宗说：“存乂将要谋反，为其岳丈报仇也。”于是李存乂也被杀害。梁将朱友谦以河中降于后唐，庄宗攻入洛阳后，伶人们向其索赂，朱友谦无法应付，予以拒绝。于是景进对庄宗说：“崇韬既诛，友谦不自安，必将谋反，应该早诛，以绝后患。”结果导致了朱友谦全族被杀。
伶人史彦琼任武德使，镇守邺都，魏博等六州之政皆由其掌管，自留守王正言以下官员，全都俯首听其指使。后来在邺都兵变时，史彦琼不知设法化解，反而率先逃走，致使邺都群龙无首，酿成大祸。另一伶人郭从谦，艺名门高，被庄宗任命为从马直指挥使，掌管亲军兵权。郭从谦因为姓郭，遂拜郭崇韬为叔父，又被李存乂收为养子。两人被害，郭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二人之冤。这时从马直军士王温利用宿卫宫中的时机，阴谋作乱，事泄被诛。庄宗对郭从谦说：“你与崇韬、存乂为亲戚，又指使王温造反，今欲何为？”庄宗此语本是戏言，但已使郭从谦惊恐不安。
正因为庄宗宠任伶人而最后死于伶人之手，所以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专门创立了《伶官传》一门，并在序言中以此为鉴，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警诫。他总结这一历史经验说：“《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欧阳修的这一番话，可谓至理名言。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1)
唐庄宗还重用贪浊之吏以敛财，早在他称帝之前，就重用孔谦为他筹措军费。称帝后任命孔谦为租庸使，掌管全国财赋的征收。孔谦为了讨好皇帝与皇后，不断地加重赋税额，即使皇帝有时发布赦令蠲免一些地区的赋税，孔谦仍然照征不误，自此每有诏令颁布，人皆不信。按照当时的制度，地方赋税收入，两税三分，即一份留州，一份送镇，一份上贡，可是孔谦却以租庸使的公文直下州县催征赋税，而不经过藩镇。这本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财权的一种措施，然其本意却不是如此，而是一种横征暴敛、多多敛财的措施。实施的结果，一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生产；二是引起了广大藩镇的不满，使庄宗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孔谦还通过地方政府强制放高利贷来敛财，致使不少百姓因此而破产，有人因此弹劾孔谦，庄宗却置之不理。
同光四年（926年），魏博镇驻守瓦桥关的军队期满返乡，到达贝州时却突然接到敕令，不许他们返回。于是流言四起，兵士皇甫晖趁机发动兵变，推赵在礼为首，攻入邺都。庄宗闻讯，急命元行钦率兵*，结果战败而退。
这一时期后唐的宿将或被庄宗杀害，或老病而死，不得已庄宗只好令自己并不信任的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往*。李嗣源本无异志，但是此时军心已乱，难于驾御，当其行至邺都城下时，当晚就发生了兵变。乱兵劫持李嗣源入城，与邺都的魏博军联合，共同拥李嗣源为主。李嗣源设法逃出，向庄宗上表，表*迹，然其表章却被元行钦扣下，不能上达天子。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趁机劝其起兵，先入汴梁，再下洛阳，利用庄宗人心丧尽之机，夺取帝位。当李嗣源决计南下之际，河北藩镇纷纷拥戴，因此得以顺利渡过黄河，并且迅速进入汴梁。庄宗闻变，急率军向汴梁进军，途中得知李嗣源已入汴梁，仓皇退回洛阳，行至半途，兵士已逃亡过半。他再三好言抚慰士卒，并许愿给与厚赏，兵士们回答说：“陛下赏赐太晚了，大家也不会感谢圣恩！”回到洛阳后，伶人郭从谦率亲军从马直叛乱，庄宗与其激战，中流矢而死，左右逃散，只有五坊伶人善友聚乐器于其尸之上，焚而烧之。
李嗣源入洛后，获得唐庄宗骨灰，葬于新安，名曰雍陵。随后李嗣源即皇帝位，史称唐明宗。明宗新局太短暂
李嗣源，也是沙陀人，无姓氏，小名邈佶烈。其父曾任雁门都将，因此他年轻时从军，在李克用帐下当兵。由于他厚重寡言，办事谨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取名嗣源。李嗣源跟随李克用东征西讨，建立了许多功劳，逐渐升任天平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军副都总管。庄宗攻汴梁时，李嗣源率前锋军队率先进入汴梁，庄宗后至，见到李嗣源后，抓住其衣襟，以头撞之，说：“所得天下我与你共同分享之。”因此功拜中书令，赐以铁券，后又兼任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移镇成德。由于李嗣源功高望重，宦官伶人经常中伤，引起了庄宗的猜忌，庄宗巡幸邺都时，他请求朝见，不许；太后患病，又请求入洛探问，又不许。当魏博军叛乱时，群臣皆请求派李嗣源平叛，庄宗不许，后来元行钦兵败，群臣再三恳请，这才允许李嗣源统军前往。可见李嗣源在庄宗统治时期的日子也不好过。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2)
唐明宗即位时，已经年届六旬，虽然不识文字，但却饱经风霜，深知民间疾苦，因此在位期间采取了一些有益措施，在他统治时期一度出现了新局面。
首先，他革除了同光时期弊政，斩杀了民愤极大的孔谦，废除了苛敛之法；对于盗掘唐朝诸帝陵墓的温韬，庄宗本要严惩，因为他贿赂皇后、内官，得以逃脱惩罚，明宗即位后遂将其诛杀；罢去了诸道监军使，驱逐宦官、伶人；下诏禁止各地进献鹰犬珍玩，大量遣散宫女，撤消诸司有名无实者；分遣诸军就食近畿州县，以减少军需运送之劳；惩治贪官污吏，或贬或杀，使贪官有所惧，对改变吏风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明宗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加上其统治期间基本没有大的战争，使得同光时期残破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百姓流离失所的状况得了较大的改善。
明宗直到晚年仍不立太子，大臣们请求立太子，他就以为迫使自己让位下台而声泪俱下，使得大家再也不敢提起此事。而其嫡子秦王李从荣却是轻狂昏庸，信任谄佞之人，排挤老臣旧将，收揽一些无耻的文人，经常附庸风雅，吟诗弄文。明宗病重，他也不入宫探望。当明宗病危时，数日不见臣下，他误以为其父已经病死，自感素无人望，担心难以继位，遂采取主动，引兵入宫。枢密使朱弘昭、冯赟闻变，以讨逆为名，派兵攻杀了李从荣。此时明宗正在弥留之际，得知这一消息，悲痛过度，很快死去。闵帝在位仅数月
明宗死后，众臣立其第五子李从厚为帝，史称唐闵帝。闵帝身形肥大，做事优柔寡断，宠信朱弘昭、冯赟二人，由其专断朝政，排斥异己。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勇猛善战，时任凤翔节度使，被朱、冯二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李从珂之子李重吉掌典禁军，任控鹤指挥使，闵帝即位后，遂罢去其军职，外任亳州团练使。又调李从珂任北京留守，以洋王李从璋代他任凤翔节度使。当年枢密使安重诲被贬为河中帅，就是以李从璋代他为帅的，随后安重诲就被诛杀。因此李从珂非常疑虑，不愿受代，聚将商议，决定举兵反抗。得知李从珂起兵的消息，闵帝遂以王思同为帅，率禁军及六镇大军*凤翔，并包围了凤翔城。李从珂登城哭诉，言其无罪，被奸人所害。禁军将领杨思权为了升官发财，遂煽动禁军兵变，率诸军投降了李从珂。李从珂尽出凤翔所有用来赏军，并许诺攻下洛阳后，再给予重赏。潞王大军很快攻下长安、华州、陕州，侍卫亲军纷纷归顺潞王。闵帝无奈，只好仓皇向魏州逃去，途经卫州，遇到姐丈石敬瑭，石敬瑭尽杀闵帝亲随，置闵帝于不顾，被潞王追获而缢杀。唐闵帝即位不过数月，便被推翻，随后潞王即皇帝位，史称唐末帝。末帝失位石敬瑭
唐末帝，本姓王，镇州平山（今河北平山）人，家世微贱。其母魏氏，年轻守寡，李嗣源为骑将时，途经平山，将魏氏掳掠而去，魏氏有子名阿三，年已十几岁，被李嗣源收为养子，取名李从珂。后唐皇室从李存勖始，至李嗣源，再到李（王）从珂，国号未变，但却已经换了三姓。李从珂形貌雄伟，谨信寡言，但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深为明宗所爱。明宗即位后，历任河中、凤翔节度使，封潞王。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3)
唐末帝是依靠兵变而获得帝位的，因此在其统治期间，兵骄将悍，百姓罹祸，生活悲惨。这种节帅通过兵变而夺取帝位的事例，对一些野心家来说等于是一个鼓励，使得后唐的统治更加不稳。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野心家就是唐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对此唐末帝也有所觉察，于是下诏调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石敬瑭不从，遂勾结契丹举兵反叛。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任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杨光远为副使，率大军*石敬瑭。后唐大军包围了太原，筑长围以困城中。
但是后唐君臣对契丹的来援却毫无戒备，没有及早截断雁门诸通道，致使契丹主耶律德光所率的军队顺利度过险要，进抵太原，大败后唐军队，将后唐五万大军包围于晋安寨。唐末帝派大将范延光、赵德钧分道进援，赵德钧心怀异志，向后唐朝廷讨价还价，要求任命其子赵延寿为镇定节度使，并要求将范延光部划归他统属。他还派人厚贿契丹主，要求立自己为帝。面对这样的将帅，末帝无奈，在群臣的劝说下，决定率军亲征，但又畏敌如虎，精神颓废，形神惨沮，不敢前进。
在这一时期内，不少后唐将领纷纷归降石敬瑭，如先锋指挥使安审信、振武守将安重荣、彰圣指挥使张万迪等，后唐统治岌岌可危，处于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夕。被围于晋安寨的后唐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心已乱，副使杨光远、大将安审琦劝主帅张敬达投降，遭到拒绝，索性将他杀害，举全军投降了石敬瑭。末帝闻讯，急忙逃回洛阳，在石敬瑭军逼近洛阳时，*而死。
至此后唐彻底灭亡，历时十三年，有四帝三姓。
4十一年后晋
儿皇帝难服众
石敬瑭即皇帝位，国号晋，史称后晋，石敬瑭被称为晋高祖。石敬瑭也是沙陀人，家世贫寒，连姓氏也没有，至于石姓，也不知其来源。石敬瑭的父亲早年跟从李克用征伐，以功授洺州刺史。石敬瑭为人沉默寡言，稳重沉厚，李嗣源爱之，遂将其女嫁给了他。
由于这个原因，使他得以在李嗣源帐下为将。李嗣源称帝后，历任保义、宣武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明宗晚年转任河东节度使。为了能够得到契丹的支持，他不惜答应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又与耶律德光约为父子，甘当儿皇帝，简直无耻之尤，尤其是割让燕云地区的行为，对以后的中国历史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使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异族的威胁之下。
石敬瑭依靠契丹自藩帅而夺得帝位，所以每年除了向契丹贡奉大量的财物外，吉凶庆吊，从未遗忘，使者相望于道，奉表称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其实他比耶律德光还要大九岁，契丹太后、太子、诸王、元帅以及重要大臣韩延徽等，也都有贿赂相送。每有契丹使者至，必于别殿拜受诏敕，契丹使者小不如意，多出不逊之语。对于这一切石敬瑭都忍受下来了，但朝野上下咸以为耻，有的大臣也因此而拒绝出使契丹。如兵部尚书王权就是如此，石敬瑭派他出使契丹，向其主献徽号，王权耻于向契丹主跪拜，宁愿丢官，也不愿充使。
后晋的将帅们也多有不服石敬瑭者，他们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夺取天子之位。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是这样一个跋扈的武夫，他常对人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此话虽出自安重荣之口，却反映了当时藩帅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此人虽是野心勃勃的武夫，但比起石敬瑭来，多少还有些民族气节，史书记载说：他每见契丹使者，必指着鼻子大声谩骂。他不服石敬瑭，遂收聚亡命，收市战马，屯积粮草，准备将来起事。又联合契丹境内的吐谷浑等族以为援，招纳吐谷浑首领白承福等率本族三万馀帐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契丹的实力。他还公然上书，指斥石敬瑭向契丹奉表称臣，贡献中国珍异财宝，并将此书散发给朝中大臣及诸镇藩帅，使得石敬瑭十分恼火。契丹对大批吐谷浑人的内迁也十分不满，接连遣使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内外交困，焦虑万分，亲自跑到邺都，连下诏书劝谕安重荣，却毫无效果。天福六年（941年）冬，安重荣大集境内军民，众至数万，向后晋的都城汴梁进军，由于石敬瑭收买了其部将，导致战败。安重荣兵败被杀后，石敬瑭为讨好契丹，竟将安重荣的头颅送给了契丹，表示自己的一片顺服之心。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4)
其实早在安重荣起兵之前，后晋的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就已经举兵反叛过了，时在天福二年（937年）。当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东都巡检使张从宾等，皆举兵响应。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相互协调不够，才被石敬瑭各个击破。在安重荣举兵的同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利用后晋王朝全力对付安重荣之机，起兵于襄州，并进攻邓州，久攻不克，后来兵败身亡。
后晋诸镇藩帅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使得石敬瑭十分不安。武力*，显然实力不足，于是只好采取姑息政策，以保住石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后晋统治时期，各地藩帅中骄恣残暴者有之，残酷克剥者有之，专横跋扈者有之，致使当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晋昌节度使赵在礼，靠兵变起家，聚敛财富，不遗馀力。他先后历任十馀镇，所到之处，开设邸店，经营商业，积财巨万。他在宋州任上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不久有诏移镇永兴，百姓听到后，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说：“此人若去，可谓眼中拔钉子，何快哉！”赵在礼听到后，恼怒异常，特意上表请求再留任一年，昏庸的后晋王朝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下令境内按户每年增收一千文钱，谓之“拔钉钱”，并且严令各地官吏催督，如不按数交纳，严刑拷打。
泾州节度使张彦骄横不法，憎恨慕僚张式的直言相劝，欲加杀害，张式逃走，朝廷为安其心，竟将张式判处流刑。但张彦还不满足，公然威胁说：“若不得张式，恐致不测。”言下之意，如不按其意办，将会举兵造反。后晋朝廷姑息藩镇，全然不顾朝廷颜面，竟将张式押回送给张彦，结果导致了张式被以“决口、割心、断手足”等非常残酷的手段杀害了。
石敬瑭外有契丹的不断索取和指责，内有不法藩镇的压力，终日处于紧张惶恐之中，郁郁寡欢，最终忧病而亡了。出帝终不敌契丹
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石重贵的亲生父亲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兄长，早年在唐庄宗部下为将，早死，所以被石敬瑭收养为子。由于石敬瑭的五个儿子早死，而石重睿年纪尚幼，所以只好立石重贵为帝，史称晋出帝。
石重贵虽为皇帝，朝中大权却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掌控。景延广无勇无谋，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权以来，改变了石敬瑭对契丹的一贯政策，拘禁其使者，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货物。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的不满，战争一触即发。景延广不做好战争准备，却口出狂言，声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天下笑，当成后悔矣！”契丹主闻言大怒，连年进兵侵扰中原。而后晋王朝内部却有不少野心家也想乘乱夺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乱，如石敬瑭的儿女亲家杨光远，原后晋大将赵延寿、北面都招讨使杜重威、李守贞等，无不是此类人物。在契丹与后晋的战争中，幸赖广大军民的拼死奋战，才使契丹军屡次受挫而退，有时还败得很惨。但是由于后晋内部有这些只图个*位，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人的存在，最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开运三年（94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再次发动对后晋的战争。他指示降将赵延寿与瀛州刺史诈降，送假情报给后晋。出帝不辨真假，急于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为统帅，统领大军北上抗击。杜重威此次出征是有个人打算的，他想仿效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帝。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石重贵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要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受其裹胁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耶律德光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欲想获得全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5)
杜重威投降后，耶律德光让他穿上赭黄袍，由于他早已许立赵延寿为帝，于是也让延寿同样穿上赭黄袍，将两个卖国贼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实际上根本无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皇帝。这一回他本人要过当中原皇帝的瘾了。
由于晋军主力已经投降契丹，所以耶律德光很快便进入了汴梁，俘获了石重贵及其全家，将他们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耶律德光于次年，即公元947年，在汴梁后晋宫中即位。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耶律德光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军北撤，途中一病而亡。
后晋共历二帝，统治了十一年时间。
5三年后汉
后汉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所建。刘知远，也是沙陀人，家世贫寒，冒姓刘氏。早年与石敬瑭均在唐明宗部下为偏将，因为在战争中救过石敬瑭的命，遂被引为亲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任刘知远为节度押衙。石敬瑭勾结契丹密谋造反时，刘知远也参与了。由于刘知远被石敬瑭视为亲信，所以后晋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节度使，后来又很快升任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天福六年（941年），任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石敬瑭死后，刘知远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所以着意经营太原。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他处死了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及数千匹良马。契丹军进犯汴梁时，刘知远既不出兵救援，也不抗击契丹，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其变的态度。契丹攻占汴梁，灭亡后晋后，他也曾派人奉表于契丹主，耶律德光呼其为儿，并赐与木拐，相当于中原王朝赐给重要大臣的几杖。在中原人民纷纷起来打击契丹时，诸将劝其发兵攻取汴梁，他却不愿与契丹硬碰，以免削弱自己的实力。待到契丹军队无法在中原立足而北撤时，刘知远看准时机在太原称帝，时在公元947年，为了掩人耳目，他仍用天福年号而不改元，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当晋帝石重贵一行被押北上时，他假装悲愤，率亲兵以迎晋帝，实际上走到寿阳便又转回太原。然后他亲率大军乘中原空虚之际，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便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李从益母子，以绝人望。
刘知远因为冒姓刘氏，故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称他为后汉高祖。后汉的都城仍在汴梁，刘知远的旧日僚佐均成为朝廷重臣，占据了各种要害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任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在这些人中除郭威外，其馀均为蛮横无知、贪暴残酷之徒。如宰相苏逢吉，早在河东为慕僚时，刘知远命其静狱以祈福，实际上是要他释放囚犯，而他却把全部囚徒统统处死，号曰“净狱”。当了宰相以后，仍后唐不改旧习，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驳斥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不得已，才勉强删去“全族”二字。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6)
至于史弘肇更是残暴绝伦，他掌握禁军兵权，警卫都邑，只要稍有违犯法纪，不问罪之轻重，便处以极刑。甚至太白星白昼出现，因为有人仰观，就被处以腰斩。有一百姓因酒醉与一军士发生冲突，也被诬以妖言惑众而斩首。至于断舌、决口、抽筋、折足等酷刑，几乎每日不断。
王章任三司使负责理财，惟知暴敛，致使百姓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旧制，两税征粮时，每一斛加收二升，称之为“鼠雀耗”，而王章命令加收二斗，相当于以往的十倍；旧制，官库出纳钱物，每贯只给八百文，百姓交税也是如此，每百文只交八十文，称之为“短陌钱”，而王章规定官库给钱每百文只给七十七文，但百姓交税每百文仍交八十文。后汉还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不论数量多少，统统处以死罪。
中央大员如此，上行下效，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执法残酷，行刑时，双杖齐下，谓之“合欢杖”；他还根据犯人年龄的大小决定杖数，而不问罪之轻重，谓之“随年杖”。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时，往往将普通平民当成盗贼杀戮，或挑断脚筋，抛弃山谷，致使这些人“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西京留守王守恩为了聚敛钱财，胡乱收税，税目之多，包括上厕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也不准出城埋葬。有时还放纵部下，强抢或偷盗人家钱财。因此，在五代各朝中以后汉的统治最为残暴，百姓困苦，卖儿贴妇，仍不能度日。
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仅一年便患病死去了，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隐帝年幼无知，在朝中这些重臣眼中更是无足轻重。这些武夫悍将，个个专横跋扈，议论朝政时，吵吵嚷嚷，大呼小叫，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使隐帝难于忍受。这些人只知舞枪弄刀，却根本不懂安邦定国的道理，有时争吵起来，甚至动刀动剑，几乎杀人。这些跋扈行为使汉隐帝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和亲信商议，伏兵殿门，趁杨、史、王三人上朝之时，一举将他们杀死，尽灭其族。又密谋杀死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闻讯，遂举兵反抗，率领大军杀奔汴梁，击败了后汉禁军。汉隐帝落荒而逃，途中被杀。
郭威进入汴梁后，请太后临朝称制，并决定迎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在刘赟尚未到达时，郭威指使人假报契丹入寇，自己率大军出京迎敌，行至中途，兵士哗变，将黄袍加于郭威之身，拥立为帝，然后转回汴梁。刘赟行至宋州时，被人杀害。公元951年，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皇帝。
后汉仅历二帝，前后三年多时间，为五代寿命最为短暂的一个王朝。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中，后唐、后晋、后汉等三个王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其重要大臣多为沙陀人，所以历史上将这三个王朝称之为沙陀三王朝。
6十年后周
太祖躬俭
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尧城）人。有的记载说，他本姓常，幼随其母改嫁郭氏，遂冒其姓。年轻时，郭威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十八岁应募从军。曾经负气杀人，被关入监狱。潞州留后李继韬因他有勇力，遂秘密纵他逃走，待事情平息后又召置麾下。郭威少年时曾在其颈上黥有一飞雀，故人称郭雀儿。李继韬被唐庄宗杀死后，其军队被编入从马直，郭威因能书会算而被任为军吏。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时，特别器重郭威；后调任河东节度使，也将郭威带到任上。刘知远当了皇帝，任命他为枢密副使，隐帝时升任正使。郭威多次统兵征伐，皆有功勋。他在军中穿幅巾短衣，与军士无异，皇帝所赐钱财，多分与诸将与军士，因此在军中威信很高，士卒乐为其用。正因为郭威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才使他一举成功，夺取了帝位。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7)
周太祖即位之后，能够躬行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巧纤奇、山珍海味，又将宫中原有的金银玉器、镂宝床几、饮食之具，砸碎于殿廷，表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决心。面对晋汉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他又下诏奖励耕殖，招抚流亡，平均赋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针对当时轻视发展文化，轻视文士的现象，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措施，力图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比如周太祖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以表示对儒学的重视；他还重用文士，重视科举选士，表现出了与五代其他各帝不同的一些风范。面对当时的骄兵悍将和败坏的吏风，周太祖首先从中央做起。枢密使王峻专横跋扈，居功骄矜，排斥异己，就连周太祖的养子柴荣请求入觐，由于担心会被留下而予以拒绝。王峻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得逞后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另行起用自己推荐的人选，周太祖婉言推却，王峻马上出言不逊。周太祖忍无可忍，遂下令拘押王峻，将他贬死。对于敢于反叛的藩镇则采取坚决*的措施，限制藩镇对州县的权力，实行民政、军事分工管理。为了改变吏风，周太祖对贪浊的官吏实行严厉惩治的政策，处死了一批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吏风。
周太祖郭威死于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在位四年。郭威诸子早在其起兵邺都时，就被后汉杀害于汴梁，所以只能由养子柴荣继位。柴荣是其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幼年即随其姑母长于郭威家，遂被收为养子。
关于郭威与柴氏的结合也有一段佳话，据宋人所撰的《东都事略》记载：柴氏本为唐庄宗的嫔御，庄宗死后，明宗将大批宫人遣散归家，柴氏也在其中。行至黄河岸边，其父母来迎，恰遇大风雨，只好暂住于旅舍。有一天，见一身躯伟岸的男子从其门前经过，衣服破旧，不能蔽体。柴氏问道：“此是何人？”旅店主人回答说：“此乃马步军吏郭雀儿也。”柴氏见其形貌不凡，产生了爱怜之心，想要嫁给他。其父母坚决反对，说：“你是皇帝左右之人，归家后当嫁给节度使，为什么却要嫁与此人呢？”柴氏说：“此乃贵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将所带行李财物分一半给其父母，另一半作为嫁妆。柴氏父母见其意志坚定，知道不可改变，也就只好同意了。于是柴氏在旅舍之中与郭威成亲，并且以金帛资助，使郭威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他们夫妇结合于患难之中，所以感情一直很好，郭威即皇帝位时，柴氏已经死亡，遂追册为皇后，谥号圣穆。此后郭威虽有嫔妃，却再也没有册立过皇后，并且立柴氏之侄为嗣君，可见他与柴氏感情之深厚。
柴荣也是邢州尧山人，在郭威诸子中年龄最长，郭威在后汉任枢密使时，他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后历任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等，由于跟在郭威身边，所以才免于被害。郭威即皇帝位后，柴荣任澶州刺史、镇宁节度使，由于王峻作梗，他一直在外任职而不能留在京师。王峻死后，才得以回京任开封尹，封晋王。乱世辉煌在世宗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8)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遇到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抵御北汉的进攻。北汉主刘旻利用周太祖新丧，世宗刚刚即位，人心不稳之际，联合契丹发兵，妄图一举灭亡后周。当时朝中许多人反对用兵，只有宰相王溥一人支持世宗，世宗力排各种干扰，决定亲率禁军出征。双方在高平相遇，刘旻见周军兵少，遂不等契丹军到便发动了进攻。两军交锋，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率右军溃退，一路杀掠百姓，并造谣言说：“官军大败，馀众已降。”这一情况的突然出现，使得周军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周世宗屹然不动，率领亲兵，临阵督战。禁军主将张永德等率偏将赵匡胤冲锋陷阵，拼死奋战，双方血战至傍晚，北汉军队支持不住，开始后退，万馀人被赶至山涧边，死伤惨重，死尸弃甲，填满山涧。刘旻仅率亲骑百馀狼狈逃走。夜间迷路，寻找一村民引路。由于北汉统治残暴，百姓恨之入骨，走了百馀里路，才发现走向了晋州，遂将引路村民杀死，另外找路逃回太原。到达沁州时，当地官吏前来献食，尚未举筷，听说周军追到，又仓皇逃窜。此战之后，北汉再也不敢轻言伐周了。
高平之战周世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骄兵悍将难以驾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世宗决意改变五代诸朝对骄兵悍将纵容姑息的政策，他召集诸将，当众宣布樊爱能等将校七十多人罪状，并立即斩首。此举使骄兵悍将有所畏惧，初步整顿了败坏的军纪。周世宗深知仅靠杀若干个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改变五代军队长期遗留下来的积习，提高战斗力，必须从整顿禁军入手。返回汴梁后，周世宗任用年轻将领，裁汰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召募天下豪杰，精选骁勇，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周世宗甚至亲自试阅武艺，选拔人才。经过此次整顿后，旧史记载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只能说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等于完全具备了统一的条件。于是周世宗又从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五代以来，社会生产发展迟缓，除了战争的破坏因素外，赋税沉重，负担不均，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尤其是各种杂税，能免则免，能减则减。他还颁发《均田图》，要求各地均定田赋，虽显贵之家也不能免。如历代王朝对曲阜孔氏，因为是圣人之后，从来都不承担赋税，但是周世宗却不允许其家族成为特殊阶层，照样得与普通编户齐民一样承担赋税。对于朝中的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如窦贞固，在后汉时任宰相，后周时授司徒，致仕居于洛阳，当地官府将其家与普通百姓同样看待，赋税徭役皆未免除。周世宗的这种气概在历代帝王中还是不多见的。
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俗传此钱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治病助产，人们得到后珍惜而不舍得用于流通，所以后世很少有“周元通宝”钱存世，至今已经非常珍贵了。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9)
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
在整顿吏风方面，也体现了周世宗雷厉风行的作风，他采用严厉的手段打击不法官吏，有时犯轻罪也要处以重刑，如重修永福殿时，主持工程的内供奉官孙延希克扣工食，虐待役夫，周世宗视察时，发现役夫在瓦中吃饭，大怒，立斩孙延希；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官钱五十万、丝绵二千两，也被赐死；右拾遗赵守微品行不端，不学无术，为其岳父所讼，被处杖刑一百，流放沙门岛。因此，宋人认为周世宗轻率杀人，用刑严刻。其实周世宗本意是想以严刑峻法纠正败坏的吏风，当吏风有所改变时，他用刑也就减轻了不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周世宗采取了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商业与手工业的政策，使得后周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平稳，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了这些成就后，周世宗于是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
周世宗曾经命近臣各撰一篇《安边策》，实际上就是征询大家有关统一全国的方略，其中王朴献“先易后难”之策，也就是先平定南方诸国，积蓄人力财力，然后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失地，从而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个方略在北宋影响很大，北宋后来统一全国时，就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但是周世宗并没有采纳这个方略，而是制定了首先碰契丹这个硬钉子，收复燕云失地，然后再席卷南方诸国，可以称得上是“先难后易”之策。
为达此目的，周世宗首先对后蜀用兵。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将，率军伐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轻动兵端，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于夺取淮南富庶之地。从显德二年冬开始，至显德五年，世宗前后三次亲征，终于击败南唐，完全占据了淮南十四州，饮马长江。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扩大了疆土，达到了削弱南唐，使其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的目的。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后周形势更加稳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北伐了。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正式对契丹用兵，他亲率大军自汴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契丹境内，大军一路顺利，契丹军非逃即降，势如破竹，兵不血刃，连下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正当周世宗准备向幽州进军时，由于身染重病，只得班师回朝。这年夏天，周世宗病逝于汴梁，终年三十九岁。
陈桥兵变遗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世宗虽然最后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制定的正确策略，却是后人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所难以企及的。宋太祖不敢对契丹用兵，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对燕云失地他积蓄巨额钱财，只想通过赎买的办法来解决，结果终其世一无所成，致使其后世子孙两度亡国，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燕云这一战略要地的丧失，使中原以北无险可守，抵不住骑射的游牧民族铁骑的驰突，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反观周世宗把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暂不贪图富庶的南方地区，利用这一时期契丹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之机，毅然北伐，其决策之英明，令后世史家赞叹不已。同时他所开创的这种强盛的局面，为日后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
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20)
周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由于他年仅七岁，不能理政，显德七年（960年），大将赵匡胤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演出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取代了后周的统治，建立了北宋王朝。五代至此结束。后周共历三帝，前后不过十年时间。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1)
1士族的衰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等级的国度，所谓门阀士族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要想成为门阀士族，除了要求这些家族的祖先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家学与礼法方面亦有特异之处，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诗礼传家往往是这类家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衰落不堪，旧士族已经丧失了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其崇高社会地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着，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一些旧士族赖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或者与皇室联姻，继续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得以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之中，还有一些旧士族则利用科举制度作为进身之阶。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好说明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获得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凭借门阀世资，这一条的丧失，就标志着门阀制度的没落。
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他们通常也都以门第而自高，而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体现。隋唐两朝的统治者有意压抑山东旧士族，正好说明他们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在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凭其门阀世资获取高位的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然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些旧士族得以继续维持很高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由于门第观念的作祟，社会上婚姻尚阀阅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唐太宗禁令的存在，一些朝廷大员，如房玄龄、魏徵等，仍然乐于与山东士族联姻。直到唐朝后期，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唐文宗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这些旧士族社会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
正因为在唐代仍然存在着浓烈的门第观念，所以先有唐太宗修《氏族志》，后有武则天修《姓氏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凡收入其中的家族则算是士族，否则就不再是士族。想通过官修谱牒的办法，以新士族代替旧士族，从而达到甄别士庶，压抑旧士族的目的。尽管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士大夫们并不承认，甚至讥讽为“勋格”，但是从唐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看，说明他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浓厚的门第观念，也没有放下想成为高门大族的情结，尤其是出身于庶族的武氏家族，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唐代的统治阶层称之为士族与庶族合流的势官地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唐末农民战争，所谓衣冠缙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韦庄诗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馀的势官地主，在朱全忠篡夺唐朝政权的过程中，被彻底扫荡殆尽了。自天祐二年（905年）以来，对所谓门胄高华，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所谓“衣冠宿望”，在白马驿事件中，屠戮殆尽。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2)
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
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
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
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
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
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
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3)
后唐明宗之妻魏氏，是明宗早年抢掠得来的，魏氏当时已嫁给平山平民王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年已十岁。后来魏氏之子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这时魏氏早已死亡，遂追尊为皇太后。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陪伴明宗时间最久，本是邠州饼家女，出身于卖饼之家。幼年时卖给梁将刘为奴婢，刘死后，因其貌美，经枢密使安重诲的建议，遂纳为妃。王氏贤惠，本可立为皇后，因其谦让，遂封为淑妃。
至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为唐明宗之女，也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只不过是沙陀军人之女罢了。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其父为定州小吏，因为贿赂枢密使安重诲，得以充任邺都副留守，石敬瑭任邺都留守时，两人关系密切，遂为其弟石重胤娶其女为妻，石重胤早亡，冯氏守寡，因为貌美，被晋出帝纳为皇后。实际上晋出帝所娶的乃是其叔母，后来契丹进攻后晋时，揭露晋出帝的罪恶时说：“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皇后李氏，家世为农。刘知远为士卒时，在太原牧马，夜入其家强抢为妻。刘知远即皇帝位，遂立李氏为皇后，生后汉隐帝。
后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其出身前已论及，不再重复。郭威共一后三妃，全是再嫁的寡妇。其淑妃杨氏，年轻时以貌美而入选赵王王镕宫中，王镕死后，杨氏流落民间，可见其并非出身于高门大族。后来又嫁给了真定平民石光辅，数年后，石光辅又死去了。这时郭威的妻子柴氏新丧，闻听杨氏美而贤，遂娶为继室。杨氏死后葬于太原，后周建国后，追封为淑妃。
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已亡，而郭威因其妻杨氏已亡，遂娶张氏为继室。后来郭威起兵邺都，张氏与诸子皆居于汴梁，被后汉所杀，郭威即位后，追封为贵妃。
郭威的德妃董氏，其祖父在唐末当过州录事参军，其父当过县尉，均为小官。七岁时，因为镇州兵乱，董氏走失，被潞州牙将所获，收为养女。后来嫁给了小吏刘进超，刘进超在契丹灭亡后晋的战乱中死亡，董氏寡居于洛阳。郭威率兵路经洛阳时，娶为己妻，即位后封为德妃。
由此可见，五代诸朝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室中的其他人，在婚娶时皆不计门第高低，至于其卿相将帅在这方面更是无所要求，他们在考虑婚配时，或出于政治需求，或出于钱财需求，根本不考虑门第之高下。
如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为儿女姻亲，皇甫遇出身低贱，其父早年流落太原，无法生活，遂投军当兵，后来升至军使。皇甫遇也是行伍出身，以功渐至节度使。其亲家安重荣，也是世代军官出身。
武夫嫁娶时如此，文臣又是如何呢？
冯道是五代时著名的人物，历仕诸朝，数次拜相。他与另一宰相刘昫结为亲家，旧史说其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也就是说，其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充其量也就是所谓耕读之家而已，因此有的史籍干脆记载为“世本田家”。冯道早年生活困苦，“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可见也是一个穷书生。冯道当了宰相以后，朝士中看不起他的人仍然不少。有一次，他上早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走在其后，看见冯道数次回顾，任赞问刘岳：“冯道回顾所为何事？”刘岳回答说：“恐怕遗落了《兔园策》吧！”《兔园策》乃是乡间村塾用来教农村小孩子读的书，刘岳有意以此讥讽冯道，从而也证明冯道确是来自农村的穷书生，说不定他还真的在乡间教过书。冯道是幕僚出身，后来才官至高位。至于其亲家刘昫也是幕僚出身，并非衣冠缙绅，可见即使文臣在婚娶中也没有崇尚阀阅的旧习。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4)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刘岳，《旧五代史》记其为名家之子，唐初户部尚书刘政会之八代孙。刘政会此人，在隋末只是一个鹰扬府司马，是一种很小的官职，后来投靠李渊，参与了太原起兵，因此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政会是河南滑州人，其祖父倒是在北齐当过中书侍郎，但是滑州刘氏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唐代，均属于庶族，与门阀士族无缘。这样的家族到了五代竟然成了“名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名门大族的观念已经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差别。
再如杨涉，后梁时任宰相，号称名家。杨涉的祖父是唐懿宗时的宰相杨收，而杨氏家族自杨收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也只担任过丞尉、参军之类的小官，从未做过高官，杨收之父后来以教书为业。只是到了杨收时，依靠大宦官神策中尉杨玄价之力，才得以升任宰相，后来又因为得罪了杨玄价被罢相，并被赐死。因为这个家族在唐代曾有人当过宰相，于是便在五代被视为名门高族。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已经彻底灭亡，加之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上的人物多出身于社会下层，重门第、尚阀阅的思想非常淡薄，遂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婚姻不尚阀阅，而且崇尚暴力，重武轻文，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直到北宋以后才有所改观。
2武夫的天堂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即每逢乱世，必是武夫当道，文人受压，五代十国时期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罢了，其中以中原王朝为最。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诸国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各个政权延续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些，而地处北方的中原王朝，统治时间都非常短暂，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经过一场腥风血雨式的杀戮，加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契丹内侵，致使武夫势力坐大。
由于五代各王朝的皇帝均起自藩帅，当了皇帝以后，无一例外地均重用在藩时的部将、幕僚，而这些人或世代行伍，或杀牛屠狗出身，或投靠藩镇起家，为其主子卖命而获取功名利禄，崇尚武功，大都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在这些政权中，上自朝廷权臣，下至节镇、州县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夫，他们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人事诸权，为政残暴不法，擅杀妄为，比唐末强藩武夫骄横跋扈之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界把五代的这种状况，称之为“武人政治”。
在武夫控制政权的情况下，他们大都迷信武力，崇尚暴力，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戟，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在朝廷任将相者多为武人，他们根本不懂经邦治国的道理，只知一味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杀戮政策。
杨师厚，早年投靠朱全忠，屡立战功，历任诸镇节度使、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此人虽然战功卓著，但却残暴好杀，所过之处，焚荡闾舍，卷地而空。他奉命攻打枣强时，由于受到坚决的抵抗，所以克城后，将全城人口屠杀殆尽。梁末帝时，官至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中书令，封邺王，骄横跋扈，干预朝政，萌生不轨之意。他为了巩固权势，选拔骁勇之士，组成了银枪效节军，作为自己的亲军。杨师厚自以为功勋卓著，遂于黎阳采巨石，作为制造德政碑的材料，用铁车装载，以数百头牛牵引，所过之处，丘墓庐舍皆被摧毁。为了粉饰太平，他还命令在元宵节时，每户皆要张灯结彩，彩画舟舫，布于御河，歌舞欢饮，通宵达旦，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5)
安重诲，在唐明宗时任枢密使，独揽朝政，凡朝中宰相、贵戚、诸将等，没有敢于干预朝政者。他督诸军*东川节度使董璋时，日驰数百里，西方诸镇，闻风惶恐，押送本处粮草，星夜搬运，人马牲畜毙踣于山路者不计其数，给百姓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
安重诲出身于代北豪酋之家，世代为将，不知礼仪，不识文字，也不懂韬晦之计，锋芒毕露，刚愎自用，在朝中不仅宰相对其退避三舍，不敢相争，即使对皇帝的态度也非常生硬。唐明宗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旧人也，应该选一重镇，让他去当节度使。”安重诲以没有空缺而予以拒绝。他日明宗又说起此事，安重诲遂不耐烦地说：“臣数次告知没有缺位，陛下不信，可以替代的只有枢密使而已。”华温琪知道此事后，担心得罪权臣，竟然忧惧成疾，数月称病不出。
安重诲还频频干预司法工作。安重荣早年在振武节度使高行周部下任偏将，因为犯罪而下狱，高行周因其罪重，欲将其诛杀，其母赴京求于安重诲，遂被无罪释放。史圭因得到安重诲的赏识，竟然自尚书郎连升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并且有拜相的希望。安重诲一意孤行，置皇权于不顾，明宗实在忍无可忍，后来遂设法将其处死。
后汉枢密使杨邠，不喜文士，与宰相苏逢吉互相倾轧，矛盾非常激烈。苏逢吉欲罢杨邠的官，遂指使另一宰相李涛出面奏请，结果非但没有得逞，反而导致了李涛被罢相，而杨邠又被加上了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官衔，既是枢密使，又是宰相，权势更加炽热。自从杨邠拜相以后，事无大小，必先请示，杨邠认为可行，才能上奏汉帝。杨邠不学无术，不识大体，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府库充实，甲兵强盛，“礼乐文物皆虚器也”。因此，对文化教育不闻不问，只知聚敛财货。
杨邠专权跋扈，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与三司使王章在汉隐帝前论事，隐帝说：“施行政事，一定要慎重，不要使外人说三道四。”杨邠没等隐帝说完便打断话头说：“陛下不要说话，一切有臣在。”在场的官员闻听此言，个个颤栗不安，而杨邠却神态自若。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要求担任宣徽使，隐帝与太后私下征求杨邠的意见，杨邠认为不可。隐帝打算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也因杨邠认为不可而作罢。耿夫人死后，隐帝想采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又一次进行阻止。后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如此激化，所以血腥屠杀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必要手段。杨邠等人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后汉政权也覆亡了。
在中原王朝的将相中，有许多人不识文字。如安叔千，沙陀人，后唐时任振武节度使，后晋建立后，加同平章事，历任四镇节度使，也是所谓使相。他相貌堂堂，却不通文字，当时人称其为“安没字”。后来契丹攻入中原，安叔千也随同其他臣僚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见到安叔千，说：“你就是安没字吧，请放心，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吃饭处。”后来任命他为镇国节度使。可见其“大名远扬”，连契丹人都知晓。
后唐的太常卿崔协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唐明宗时，韦说、豆卢革罢相，枢密使安重诲推荐崔协为宰相，另一宰相任圜不同意，对明宗说：“安重诲不识朝中人物，为他人所卖。天下人皆知崔协不通诗书，虚有其表，人称‘没字碑’。陛下误用臣一人，遭人嘲笑尚不要紧，宰相之位能有几个，岂容再添笑端！”“没字碑”是说他好比高大的碑石，但上面却没有任何文字，虚有其表。然而安重诲毕竟权重，最终崔协还是被任命为宰相。他在相位数年，无所作为，遭到人们的耻笑。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6)
如果说安叔千不识字尚不足为奇，因为他毕竟是少数民族人物，然而崔协据载是北朝以来著名大士族清河崔氏后裔，家学深厚，竟然如此浅薄，实在令人难解。据载，崔协还是进士出身，早年任御史中丞时，因为章奏中文字错讹颇多，屡次受到责罚。以这等人才，后来竟然升任太常卿。太常卿是主管国家礼乐、祭祀的大臣，通常均由饱学之士充任，崔协不通文墨，竟能充任此职，可见五代时期用人混乱到何种程度。
在这一历史时期，即使文士中也有不少人感染了武夫行事的风格，变得暴虐残酷。如李振为朱全忠谋主，在梁朝曾任崇政院使，崇政院乃枢密院的改名，掌握朝中大权。此人虽为文士，可是也感染了嗜杀的恶习，一手导演了“白马驿之祸”的悲剧，被当时的士人们视为“鸱枭”。
后汉宰相苏逢吉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后，将后晋宰相李崧的宅第赐给了苏逢吉，宅中所有财物也皆归其所有。李崧不敢违抗，主动把房契献给了苏逢吉，苏逢吉认为轻己，反而不悦。李崧的两个弟弟对此愤愤不平，有一次与苏逢吉、杨邠的子弟一同饮酒，席间言及苏氏夺占其家宅第。苏逢吉知道后，借故陷害李崧，将其全家老小全部处死，并且曝尸街市。
苏逢吉还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乱用人，颇违旧制，甚至有自白身而任以官职，从小吏而辄升令录等职，如此之类，不可胜数，舆论纷然，而苏逢吉全不在意。他还非常贪财，凡求官之士，只要家中稍有积蓄的，他都会派人暗示输钱，并许以美官。直到杨邠拜相后，这种行径才暂时告一段落。
后汉由于统治残暴，因此盗贼横行，社会秩序混乱，朝廷不知安抚百姓，反而派军四处*。苏逢吉草诏规定凡有贼盗，其亲属、四邻皆受连坐。后来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杀死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全部村民，就是按照他所草拟并颁布的这道诏书干的。
在这一历史时期，地方藩帅与刺史们同样残酷贪浊，使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如后唐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出身行伍，在任期间多不遵守法度，胡作非为，判官谭善达屡次劝谏，西方邺非但不听，反而心生怨恨，派人诬告胡善达接受贿赂，然后将他逮捕下狱，竟使他冤死狱中。
后晋末年，白再荣任恒州节度留后，贪财枉法，曾派兵逼迫宰相李崧、和凝出钱赏军，两人无奈，各出家财以给。恒州曾被契丹大将满达勒占据过，白再荣遂将汉人中曾被契丹驱使者尽数拘禁，强行夺取了他们的家财。后汉建立后，白再荣任镇州节度留后，为政贪暴，当地人称其为“白满达勒”。不久，又调任滑州节度使，仍旧贪浊不法，大肆盘剥百姓，民不聊生。后汉末年，白再荣被调回京师任职，郭威率军攻入汴梁时，乱兵知其家财产丰厚，遂攻入其家，强夺其财，并将白再荣杀死，携其首级而去。人们不但不同情，反而拍手称快。
像这样贪图钱财、草菅人命的事例还很多。如襄州节度使刘训与副使胡装不和，为了泄私愤，竟然杀死了胡装；相州节度使王继弘所为不法，判官张易屡次劝谏，王继弘恼怒，将张易杀死；安远节度使高行珪因节度副使范延策对其不法行为多有劝谏，即诬告范延策谋反，连同其子一同杀害。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7)
最为荒唐残暴的是刘仁恭父子，他们先后在唐末任幽州节度使，残酷贪浊，令人发指。刘仁恭为了对付朱全忠的进攻，将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强行征入军中，而且要求自备兵器粮饷，致使乡里为之一空。为了防止士卒逃亡，他还下令将军中将士，不分贵贱，一律在脸上刺了“定霸都”的字样，又在文士的臂上刺了“一心事主”的字样，搞得境内怨声载道。
刘仁恭好色无度，在山中大兴土木，修筑了豪华的楼台亭阁，广聚美女于其中。他还招聘僧道，炼制长生丹药。他将境内铜钱尽数聚敛，凿窟于山中埋藏，为了防止泄密，又把施工的石匠全部杀死，另以瑾泥制钱，行使于境内。他见江淮茶商获利颇厚，遂下令禁止南方茶商入境，由于当地不产茶叶，他下令采山中草叶晒干为茶，强令售卖，以聚钱财。
其子刘守光比其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其父之妾通奸，发觉后被贬谪，其后他乘其父不备，率兵囚禁了刘仁恭。其兄刘守文闻讯来救，被击败，但刘守文不忍对其弟痛下杀手，反被刘守光所乘。刘守光乘胜进军，将其兄之子刘延祚包围在沧州城中，城中缺食，一斗米卖三万钱，人头一级售价一万钱，军士公然杀人而食。
刘守光攻下沧州后，为了杜绝后患，遂将其兄及侄子全部杀死。这时的刘守光得意忘形，自以为强大，遂自称大燕皇帝。刘守光愚蠢无知，自我孤立，后梁乾化二年（914年），被晋王李存勖攻破，连同刘仁恭一块俘获，押回太原向李克用庙告捷献俘后，父子双双被斩于街市，留下了千古骂名。
由于武夫控制了朝廷与地方的大权，文士受到排挤和压制，许多皇帝和大臣、藩帅公开表示不喜文人。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就说：“朝廷大事不可与书生商议，这些人胆小怯懦，往往误事！”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不喜文士，其境内武夫充斥，以狗马驰射博弈为乐。燕帅刘守光也是一个不喜儒生的人，其境内习武之气甚盛，文人动辄被杀。后汉三司使王章更是歧视文臣，他说：“此等之人若给一把算盘，连倒顺都不知道，养他们何益于事！”他主管财政，好钱好物，用来供军，对文臣的月俸则百般克扣，甚至以不堪供军的朽烂之物充其俸料。后唐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喜爱结交文士，引起了武夫们的极大不满，史载：“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大将康知训等人私下议论说：“秦王好文，交游者多为文人词客，此人一旦即位当了皇帝，则我等必然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后来秦王果然被害。至于藩帅们随意屠杀文士的事更是举不胜举。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随口戏称柳木可以制作车毂，随从的几个文人宾客急忙顺口逢迎。朱全忠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车毂须用榆木，柳木岂可使用！”下令将左右数十宾客全部杀死。他当了皇帝后，更是任情乱杀，散骑常侍张允、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因为迟到，竟被当场扑杀。后晋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性格粗犷，行止无礼，经常纵容左右排斥羞辱宾僚。有的节度使还随意虐待甚至处死幕僚。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宋太祖赵匡胤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
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8)
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基本上是武夫的天堂，文士的地狱，他们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命运十分悲惨。为了躲避灾祸，包括韩熙载在内的大批士人，只好背井离乡，南下另谋生路。
动荡：夜宴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1)
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北方前后有五个王朝统治外，在南方各地前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南平、前蜀、后蜀，加上割据于今山西的北汉，共计十个政权，史称十国。其中吴国与南唐为前后替代关系，前后蜀为替代关系，北汉建立于后周统治初期，出现较晚，因此这一历史时期虽称五代十国时期，长期并存的实为八个政权。
1闭门称帝的吴越钱氏
吴越是钱镠创建的割据于今浙江地区的一个小国。关于钱镠其人，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杭州临安县（今浙江临安北）人，世代以种田打鱼为生。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与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砍柴时，凭借自己身强力大，强迫别的孩子为自己砍柴，多交者赏，少交者罚。长到十几岁时，为人无赖，不愿从事生产，遂走上了贩盐谋生的道路。
唐朝后期实行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对走私食盐打击颇严，但是由于有厚利可图，因此私盐贩卖活动非常猖獗。为了对付官军的打击与查禁，私盐贩子往往也组织武装团伙，进行武装对抗。据说钱镠贩盐时，每担盐重二百馀斤，他却可以行走如飞，可见其气力确实不小。旧史又说他“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说明他少年时就有一身好武艺，喜爱抱打不平，颇具号召力。钱镠早年的这种生活经历，对增长其见识，结识各方人士有很大的益处。二十多岁时，由于唐末社会大乱，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钱镠便散尽贩盐所得的财产，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他投奔石镜镇将董昌，以战功逐渐升为都知兵马使、刺史。以后他翦除了刘汉宏、薛朗、董昌，占据了两浙十三州地区，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实力的割据者。
钱镠据有两浙后，身兼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把镇海军的治所从润州移到杭州，从此杭州便成为其统治中心。唐天复二年（902年），唐廷封他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吴越王。学术界通常将钱镠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这一年，即公元893年视为吴越国建立之年。
钱镠在创建吴越前后，与吴国的杨行密争夺江南诸州，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互有胜负。南唐建立以后，双方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对峙，但在军事上却比较缓和，除了援闽一役规模较大外，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基本不存在了。钱镠因为国小力弱，自知实力不足，为了能在群雄割据中生存下去，遂采用了向中原王朝称臣的策略，以牵制周围的邻国，尤其是吴及南唐，从唐朝末年历五代直到北宋，这种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过。中原王朝为了拉拢钱镠，也前后授与他很高的官衔，如后梁授他尚父、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等官衔；后唐除了授他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封吴越国王外，还赐给玉册金印，以示宠渥。
但是钱镠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也想和其他割据小国一样称帝，只是自知自己的实力还不强大，所在的两浙地区周围潜伏着强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他只好关起门来过皇帝的瘾了。他将自己所住之处称为宫殿，将办公的府署称为朝廷，令其部下称臣。从公元908年起，他三次改元，其中“天宝”年号共用了十六年（908—923年），“宝大”年号用了二年（924—925年），“宝正”年号用了六年（926—931年）。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时，方改用中原王朝年号。钱镠虽然未公然称帝，但以上这些行为却与称帝无异。
动荡：夜宴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2)
因为钱镠的这种作为是严重的“非臣”行为，是不“恪守臣节”的表现，所以其子孙都对此极力否认。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钱镠的确改过元。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吴越濒海的便利，与新罗、渤海以及居于海岛的部落建立了臣属关系，派遣使者对其“行制册”，“加封爵”，这些都是钱镠“僭越”不臣的表现。在唐末、后梁时期，中原王朝无力制约，只好隐忍不发。后唐统一了中国北方后，实力强大，遂对吴越采取了制约措施。后唐明宗时，在枢密使安重诲的坚决主张下，下诏削去了钱镠的尚父、元帅、国王之号，勒令他以太师致仕，也就是退休。后来由于其子钱元瓘上表请罪，言辞恳切，明宗遂又恢复了他的官爵。
钱镠富贵以后，将其故乡改为衣锦里，并兴造第舍，穷极壮丽。他还经常回归故里，大会故老宾客，车马雄壮，万夫罗列，场面十分宏大。山林树木，全都以锦幄覆盖，以表示衣锦归乡之荣。他受封吴越国王后，“悉起台榭”，扩建杭州城，周长达三十多里。其晚年更加奢侈，《五代史补》说他：“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但是也有不同的记载，说钱镠生活节俭，衣服被褥皆用细布，未尝用锦缎；非公宴，所用器皿惟瓷樽漆器而已。他所用旧寝帐已经破旧不堪，其子媳要用青绢帐换下，他执意不肯，说：“虽然我提倡节俭，仍担心后世子孙生活奢侈。此帐虽旧，还可以挡风，为什么要换下呢？”他还用小圆木为枕，上面缀有小铃，熟睡后枕动则铃响，由是而醒，取名曰“警枕”。他还担心夜晚守卫者睡着，常用弹弓射弹丸于城外，使守卫者不能入睡，当时人称他为“南方不睡龙”。这种记载也不能说不真实，多是其早年所为。至于其自制“警枕”，夜晚不敢深睡，则是总结了多年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经验的结果，深恐有人暗算于他。
钱镠统治两浙期间，赋税徭役非常繁重，其税额比唐朝统治时期增加了数倍。南唐曾派遣汤悦、徐铉出使过吴越，亲眼目睹了其盘剥百姓的情况，说：两浙之民，只要欠斗升之税，便要受到严刑拷打，乃至于处以徒刑。曾在夜晚闻听有人号叫，惨痛之声若獐麂悲鸣，等天明询问，才知是官吏吊打欠税之民。由于负担过重，下民贫困，这里的百姓多穿不起衣服而裸行，或者以篾竹系于腰间以*。
自从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以来，五代十国多沿袭此制。两税法规定将一切杂税包括身丁钱并入其中，不再另行征收，而吴越却规定每丁交三百六十文钱，这种现象就是一税两征，而且在当时诸国中税额最重。由于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有些人便通过隐瞒年龄的办法来逃税，以致“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通常男子满二十岁为成丁，便要负担赋税，这个年龄也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所谓“不冠者”就是没有举行成年的冠礼，隐瞒年龄，以逃避交纳丁税。
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所谓“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收算，就是收税。甚至连西湖捕鱼也要收税，规定必须每日交纳数斤，称之为“使宅鱼”。有些渔民终日劳作，也打不够应交之数，只好花钱到市场买鱼交纳。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只对酒曲实行专卖，而吴越则对酒也实行专卖，与民争利。此外，吴越百姓的徭役也很沉重。有人曾利用夜暗之机，在钱镠府门上大书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意思是说吴越的徭役没完没了，每天清晨出去服役，直到夜幕降临才能回家。以表示对繁重徭役的不满怨愤情绪。
动荡：夜宴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3)
在这些重负之下，百姓纷纷破产，贫乏之家，生子不能赡养，或弃于襁褓之时，或卖为奴婢，也有寄养于佛寺道观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说，吴越统治期间，米粟谷帛之价比旧日上涨了三倍，鸡豚菜茹薪炭之价上涨了五倍，田宅价格上涨了十倍，肥沃良田及其他珍稀之物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在这种重负的压榨下，以至于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家也负债累千金。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千百年来，古今不少学者却对吴越钱氏的统治多有溢美之词，说钱镠“自奉节俭”，钱氏子孙能“轻徭薄赋，奖励垦殖”云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钱氏归宋后，世代高官，声誉颇佳，因此宋人自然不便揭其祖上之短。另外，有些钱姓之人写书撰文竭力美化钱氏在吴越的统治，也掩盖了不少事实。当然也有正直学者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可是却引来了一些诽谤之词。
首先敢于站出来批评钱氏重敛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谴责了钱氏在吴越的严刑酷法、重税盘剥的政策。于是有一个名叫钱世昭的人在其所撰的《钱氏私志》毁谤说：欧阳修早年在钱镠的子孙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时，在其手下任推官，曾经对一*非常亲昵，然此女却被其上司钱惟演占有，欧阳修因为不能染指，心怀怨恨，后来撰《新五代史》时，便对其祖上进行诽谤，诬其重税盘剥。后来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便采录了钱世昭的这种说法，遂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只要查一下宋人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欧阳修在洛阳任推官时与钱惟演相处甚欢，两人关系亲密，时常聚会，赋诗游乐，并无交恶之事。欧阳修后来写了一部名曰《归田录》的书，其中涉及到钱惟演的共有三件事，均为宣扬其美德之事，反倒对他书批评钱惟演之事只字未提。如同是宋人所撰的《东坡志林》、《清波杂志》等书，记有钱惟演依附丁谓，毁谤寇准，进贡洛阳之花以求宠等事，《归田录》虽然多记当年洛阳之事，但却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并且还对钱氏归宋之举多有褒奖。可见挟私毁谤的是钱氏子孙，而非欧阳修。
其实记载钱氏重税的典籍还很多，只是撰者没有欧阳修声誉高、名气大，加之《新五代史》又是所谓正史，此说一提出来影响很大，所以钱氏子孙自然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欧阳修。
需要说明的是，钱氏统治两浙期间，在修筑捍海石塘，兴修水利，发展商业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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