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找到当时的厂长李逢西。李逢西却说："我们搞的是全封闭，没问题。"
村民当然不相信。他们依然设法进行阻止。这天，他们发现厂区正忙着挖坑竖线杆，十多个农民翻过沟去(当时围墙还没拉)，要放倒线杆，李逢西以"无理取闹"为由向公安局报案。公安派出所如临大敌，当即出动两辆摩托，一辆吉普，鸣着警笛，一路呼啸而来，惊得鸡飞狗跳。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十年正式被颁布于天下之时。人民公安维护的不是国家正常的秩序和人民群众起码的安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农民，特别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农村妇女，大打出手。女青年程艳，只是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身高马大的公安人员照嘴就是一拳，打得她口吐鲜血，掉出一颗板牙。张广英因为是队长的媳妇，有带头的嫌疑，不容分说地被拳打脚踢，几日之后眼角还发青。
陈衡义、胡家兰、张广英、程艳等七人当场被抓。
有公安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李逢西厂长更是有恃无恐，他对找他评理的程庄人狂妄地说道："有本事就去告，告到外国也告不赢!薰你们村还不就像薰蚊子似的!"
程庄人气得只差没吐血，却又无可奈何。
一九九年下半年，泗县硫酸厂正式投产，小程庄一百多户人家从此遭了殃。烟气一来，牛打滚，人关门，树叶落一层。晒在外面的衣服抖抖就粉了。有时，夜里睡觉鼻子上还要敷上湿毛巾。由于泗县硫酸厂使用的原料是国家禁止使用的高砷含量硫铁矿，砷旧名"砒"，因呈灰白色，又称"砒霜"，因此，含有大量砒霜和铁粉渣的废水，流到哪里哪里地上一片红，附近的井水不能饮用，牛喝了沟里的废水，甚至只是吃了沟边上的青草，也会中毒死亡。
小程庄四百七十多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巨大的威胁。
他们多次找厂里交涉，希望企业停产治理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每次厂方都推诿搪塞。直到一九九一年夏天，村子里的发病人数突然增多，家禽家畜大量死亡，农作物严重失收。村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要把硫酸厂给小程庄带来的灾难反映给各级领导。于是，一份按了七十四个手印的控告材料送到了省、地、市各有关部门。
他们相信，只要上级有关部门了解了真实情况，这事就不难解决。
宿县地区环保监测站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监测表明：泗县硫酸厂排放的废水中，砷、铜含量，PH值，均超过国家规定指标；其中化学耗氧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二十八点九一倍!每年废水排放量高达三十八万多吨。大量的废水加上烟尘污染，对周围群众及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
鉴于小程庄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宿县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遂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将人民来信和监测结果转给县局，希望县局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泗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四条处理意见是：
一、因小程庄位于硫酸厂西(最近的仅五十米，最远的三百五十米)，恰在污染物最大浓度落地范围之内，且该村常年处于污染下风向的环境中生活，确对人畜危害极大。对此，小程庄应于一月内搬迁另地安排，一切安置费用均由污染单位承担；
二、根据受害情况，由污染单位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三、对不执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单位和个人应逐级追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四、硫酸厂污染影响较大，危害严重，应于三个月内治理完毕，污染物排放应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之内。
县局的四条处理意见，合理合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报告县政府，"妥否，呈请批复"。然而，呈上的报告如石沉大海。
这叫"冷处理"。"冷处理"，就是不处理。直"冷"到你自己也丧失了要求再处理的信心和耐心，这事就算解决了。
县局的报告被县政府拖而不办，但硫酸厂的废水、废气却日复一日不停地排放，小程庄村民一忍再忍，最后不得不越级上告。在这份控告信的最后，凡是识字的村民，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甚至盖上了自己的私章，但更多的是按上了手印。许多手印按得很重，成了鲜红的一团，那分明是滴血的一颗心!因此，这份《强烈要求处理泗县硫酸厂严重污染高尤村小程庄真实情况控告材料》，注明的是"泗城镇高尤村小程庄全体群众"。他们选中了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党的诞辰的这一天。他们渴望党的阳光能照到度日如年的这块土地。
后来，我获得了这份《控告材料》。我得到的是复印件，那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手印，使我震撼。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我曾经看到过另一份按满农民手印的材料。它同样出自于安徽，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要求成为土地主人的呐喊，后来引发出中国农村一次大的变革。泗县小程庄的这份材料，尽管无法与凤阳县小岗村的那份材料同日而语，但是，它却表明了中国农民环境意识的觉醒，它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可是，直到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泗县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召开，硫酸厂依然是我行我素，甚至发展到厂内工人要戴防毒面具生产。这时，泗县城乡建设环保局局长高献英挺身而出了。他不仅借助人民的讲坛大声疾呼，而且以政协副主席的身分，在同期召开的政协会上为民请命。然而，他的这一切努力，有如石头碰到了橡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回音也没有。又是一年过去了。一九九四年夏天，"安徽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到达泗县。在这之前，泗县县委县政府没有一个主要负责人过问过这家硫酸厂的污染问题。
此时，原厂长李逢西早已荣升为县经委副主任，接替李逢西的是一位教过几天书的李前习。这位李前习在采访团采访期间一直避而不见。
首先接受采访的是一个叫李阳的厂长，事后才知道他是总厂的生产厂长。
记者单刀直入地问："贵厂有没有执行《环保法》中'建设项目与污染防治设施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
李阳说："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记者问："这么说，没有污染了?"
李阳说："我们建造了两个硫酸中和池，废水基本为中性；硫的转化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五，烟气已无污染。"
记者问地区环保监测站提供的监测数据和小程庄的控告材料如何解释，李阳语塞。
接着，厂里请来了已退休的副书记韩明，接受记者提问。记者走进厂区，发现悄然无声，问厂里停产的原因，韩明介绍说，是要进行环保项目的技术改造。说厂里即将投资一百万元，有关锅炉和厂房的话题没有说完，就被在座的分管工业的王副县长打断："问你什么说什么，不要东扯西拉!"
一句话呛得韩明半日无语。
随后，厂里又换了一位钱副厂长发言，钱副厂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除非不搞工业，搞工业就要有污染……"
直到采访结束，硫酸厂的具体负责人葛虎以及实际负责人李前习都始终没有露面。
当天晚上，采访团与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座谈时，有记者问："硫酸厂表示将投资一百万元用于环保技改，环保部门对此事是否了解?"
高献英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的沸腾炉开裂，厂房也属危房，所谓'技改'不过是维修生产设备和改造厂房，为了大干，而不是为环保。"
记者们听了，无不为之愕然。
就在"安徽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刚刚离开泗县不久，天井湖发生了一起污染事故，致使二十多万公斤家鱼死亡，损失达一百多万元。这起事故的发生，泗县硫酸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石梁河，石梁河开闸放水，这就使积聚多日的硫酸废水涌向天井湖。天井湖面积四万一千亩，其中安徽省五河县占了三万一千亩，近年来五河县沿湖农民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大面积开发，湖中出产的银鱼体姿美丽，身圆而细，光滑无鳞，素有鱼中"皇后"之称，曾被列为几朝贡品，但这一年的七月二十日，硫酸污水所到之处，鱼虾全部死光，千年贡品"金银圈"一日绝迹，渔民呼天喊地，痛不欲生。
蚌埠市委办公室向省委紧急反映，此事被刊登在这一年《安徽内参》第三十六期。
这桩没完，事端又起。八月三十日，石梁河再次开闸排放污水，天井湖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据《蚌埠日报》披露：受污染面积一万零二百五十亩，死鱼一百一十七万五千公斤，直接经济损失六百九十万元。
五河县陈固村村民陈正江含着泪说："我家多年的积蓄，加上托人办贷款，投入两万四千元，围养湖面，实指望有个好收成，谁知一夜之间死鱼十四万斤!……"
村民陈大发说："那天污水一来，我和妻子就下网捞鱼，最稠密的地方有一米深，全是死鱼，稠得抬不动脚，一时工夫捞上几小船。那天天气特别炎热，许多鱼肚子起鼓上浮，湖面白花花一层，让人看了想哭!"
村民顾祝成说："鱼死了网空了，债主天天登门讨债，我拿什么去还?只有东躲西藏，真想投湖死了干净!"
天井湖的两次污染之后，国庆前夕，安徽省副省长王秀智率环保执法检查团到了泗县。泗县县政府在汇报时历数奎河之害，但讲到本县的污染时却吞吞吐吐，对此，王副省长严肃地说："人家的污染固然要讲清楚，奎河问题我们已向国家和江苏提出要求，但以别人的污染来掩盖自己的污染，是不可取的。"在谈到泗县硫酸厂这个"钉子户"的问题时，王秀智正色道："硫酸厂的污染久拖不治，酿成严重后果，影响很坏，反应强烈，我们不能置群众健康不顾，必须马上停产治理或转产。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致富，为什么非要干这些污染项目?"
王副省长关心小程庄的事，给小程庄村民带来莫大鼓舞。然而，王副省长离开泗县之后，眼看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五天过去了，十天半月也过去了，硫酸厂却毫无动静，毒气照放，污水照流，小程庄人民忍无可忍，决心到北京讨个公道。这天，共产党员程建民，转业军人程绪亚，和村民代表程绪广、程绪乐、张子厚、邓英一道，星夜起程。在北京，他们住在离国家环保局较近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该所负责人听说六位农民因为环境污染的纠纷进京上诉，深为同情，破例免费为他们提供住宿。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听了他们的陈述，当即表态，负责与安徽省政府联系，并且将自己的电话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一定会处理。
村民代表离京的七个月之后，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上午，世界环境日的第三天，我走进了泗县硫酸厂。我发现硫酸厂的生产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我见到了厂长李前习，他很健谈，且配以生动的手势，常常说着说着忽然起身，显得很激动。
他一下说了两个小时。
就为什么没有停产一事，他的解释是：硫酸厂的投入已经很大，先后投进去一千四百七十万元，设备一停，里面的酸雾腐蚀，不要半年就全报废。
不过解释到这儿，似又觉得不够充分，莞尔一笑，说道："何况现如今硫酸的行情翻倍上涨呢。"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利益驱动。
恐怕连李前习也感到把话说得太白，马上又强调硫酸的生产对磷肥的重要，对泗县的重要。听那口气，硫酸厂关门，泗县将为此失去平衡。
我在厂里溜达了一圈，发现遍地红粉，杂乱不堪；含有大量硫粉碴和砒霜的红水到处流淌。李前习指着一处循环水沟告诉我，他们已对污水作了初步处理。我虽是外行，但仍然看得出，这是在糊弄人。污水只是在沟里多绕了两道弯儿，水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样也不会少。
我提出要去小程庄实地调查，王副县长直言相劝，说大家都忙着麦收，去了会找不到人；李前习的意思却委婉迂回，他认真地说："去不去都一样。小程庄的老百姓现在对我们没啥意见了，而且，还十分的感激呢。他们从废水里捞的东西比种庄稼都赚钱!"说着，将一份《关于申请解决治理资金的报告》递给我，说明他治理的决心。
在地区环保部门的帮助下，我终于去了小程庄。
刚进村口，我们一行五人就被激愤的村民包围起来了。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高峰，指着场上的麦子伤心地说："八亩地的麦子全在这。没建硫酸厂前，八亩能收一千多斤，至少也打个七百多斤，现在倒好，不过两百斤!"
我抓了把麦子细看，发现麦穗大都是瘪瘪的。
我问高峰："李前习厂长说，你们从废水里捞的东西比种庄稼还赚钱。是这样吗?"
高峰骂了句脏话，"他只有去骗别人，敢到小程庄来讲吗!"
高峰的家离污水沟最近，污水就从他家猪圈边上流过。因为大气的污染，他家房子上的砖瓦已被腐蚀得蚂蚁拱过似的，坑坑凹凹；好好的房门，油漆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夜里不在鼻子上敷个湿毛巾就没法睡觉。他的气色不太好，我不忍心细问，我知道这种废水废气对人的危害，一般会有个潜伏期。
高峰正说着，话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接过去。她自报家门，说她叫程兰霞，她家下了一窝猪，一下就死了五头。接着细数村里家禽的损失：先是程绪文家一天死了两头牛，接着程先正家又死一头，因为肚子里还有一头，这就又是两头；以后程先中、程先余两家各死牛、驴一头，陈绍江家驴一头……
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一天，小程庄便死牛七头。
她说有一次厂里放气，小女孩桑青不知道跑，被呛得当场吐血；六十多岁的程张氏知道跑但跑不动，呛得吊了十几天盐水。
再接下去，张德虎、高立户、姚玉兰、桑涛、张虹、陈海燕……一个个挤到面前，咬牙切齿地控诉着。
小程庄家家户户磨豆腐，小程庄的豆腐在泗县是出了名的。如今城里人都认为小程庄的豆腐有毒，没有人敢买；小程庄种的蔬菜，打的粮食，不谎称别的村名，一概都卖不掉。
在人群中，我见到了被公安人员打落了一颗板牙的程艳。她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里透出文静和善良，说话还偏过脸去，见到生人依然害羞。我想象不出，当年那位公安人员怎么下得了毒手照脸就是一拳。
我去小程庄正是绿肥红瘦的盛夏，到处应该是蓬蓬勃勃一片生机。但映入我眼帘的，却是无边的枯黄和凄凉。
村民王晓章家栽的葡萄，成片成片的大叶子衰败了；村民程先志家门口的几棵大树，已呈残冬景象，遍地是枯死的枝叶；村民陈恒应家的山芋秧一派狼藉；站在污水沟朝程庄东队南边望去，一地庄稼长得稀稀拉拉，有黄有死，像刚刚发生过一场虫灾或兵燹。
那次，我还见到了代表大伙进京讨公道的程绪广。他的话不多，却句句掷地有声：
"只要硫酸厂存在，坑害咱村民，小程庄的人死不绝还要进北京。我不去，有人去；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孩子们接着去。我不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他的话，使我感到格外沉重。
一个区区县办企业，竟敢这样胆大妄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顶风"生产，这究竟向人们揭示了什么?
告别泗县之前，就这个问题，我走访了泗县政协副主席、泗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高献英。
高献英刚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归来，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他是个热血汉子，说话和工作一样不拖泥带水。他说："我大会小会呼吁，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省长有话，地区也有决定，可它硫酸厂该咋干照样咋干，谁都拿它没办法。问为什么?要听真话，那就因为县里有人在支持它。说官僚，便宜了；说腐败，也轻了；这是在图财害命!市场经济搞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痛心!"
一个泗县硫酸厂尚且难以治理，淮河变清就更是个沉重的话题。
如果在这之前我没有去过山东省枣庄市的台儿庄，我几乎丧失了要写出这一章的勇气。
十二
台儿庄地处苏鲁交界的古运河畔。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军队让开津浦线，诱日军一个师长驱直入，李宗仁命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狙击日军，血战一周，直到逐屋抵抗；后汤恩伯军团赶到，经三日激战，歼敌万余，创八年抗战之伟绩，扬中华民族之雄威。
台儿庄因这次血战大捷而名播天下。
半个世纪过去了，台儿庄再次引起世人注意的，是小季河沿岸八个村庄的五千多人状告六家污染工厂厂长的官司。这官司，成了山东省最大的一起民告官案件。
这条名叫小季河的河流，长不足九公里，宽不过六十米，在一九七年以前，曾造福过沿岸人民，描绘过"江南鱼米乡"的彩图。后来随着台儿庄造纸厂的兴建，清亮的河水为状如糟沫的悬浮物所替代，河床上也出现了厚达两米的沉积物。造纸厂几经扩建改造，实现了效益翻番，同时也伴以污染翻番。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区办小厂一跃而为全国同行业排序第十七位的大厂，其污染负荷亦同步上升，居枣庄市第二。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季河的污染大军迅速扩大，相继又有化肥厂、酿酒厂、柠檬酸厂、麦芽厂和烤胶厂先后建成，占地上千亩，每年排放工业废水八千四百吨。从此，这儿黑水横溢，恶臭熏天，蚊蝇成灾，每到夏天，沿岸村民吃饭也要躺到蚊帐里去；人们再看不到鱼跃，听不到蛙声，村民的健康受到损害，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因此，赵庄、孟庄、季庄、边庄、仑庙、毛良村、小赵庄、斗沟村八个村庄六千村民，自发地集资三万多元，将状纸送到了枣庄人民法院，要求六家污染企业依法赔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枣庄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经济庭庭长到台儿庄六次，分管院长也深入到小季河现场。但几次开庭均因台儿庄区政府希望行政调解而没有开成。
这事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
山东省"齐鲁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到达台儿庄，要见造纸厂厂长关普学，关与记者擦肩而过，却称不在，这惹火了记者，于是写了篇《关厂长你能躲多久?》的批评报道。
《齐鲁晚报》专门开辟了"小季河污染系列报道"，记者前去，已改任总经理但仍是造纸厂头儿的关普学，又躲开了，负责接待的冯厂长却向记者表明：一缺资金，二缺技术，能否按期完成治理任务，不敢打保票。记者以《污染大户的态度》为题，披露道："这几年造纸厂又成立了包括造纸机械厂、计算机公司等四个企业的紧密型公司，单是计算机大楼，就投资六百多万元。如此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何会在百八十万治污资金上斤斤计较呢?"
这时候，民办教师王来明拍案而起了。
王来明是喝小季河的水长大的，现在家就住在深受污染之害的仑庙村。他不止一遍地研究过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对那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他终于拿起笔，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斗胆上书。
他强调：我们要获得的不过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他的要求并不过分。
国家化工部部长秦忠达受中央委托，亲赴山东。因为修路，他没能到达台儿庄，却认真听取了枣庄市委的汇报。
全国环保世纪行采访团一竿子插进台儿庄，对包括造纸厂在内的六家污染企业进行了曝光。
台儿庄新任区长李守义，严肃批评了关普学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指出造纸厂对小季河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老百姓怨声载道完全可以理解。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守义代表新一届政府表明了决心：欢迎记者们明年再来，小季河不清，他自动辞职。
这是庄严的承诺。
枣庄市政府也做出决定，将台儿庄造纸厂和酿酒厂几家污染大户的环境管理权上收市里，以从严要求。市委书记郭振山和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汪纪戎皆向记者表示，老百姓的意见就是政府的工作导向，小季河的问题一定会彻底解决。
新上任的市环保局局长李继运也向记者通报：凡限期内不能达标治理的工厂，无论经济效益多么好，绝对关门，请记者予以监督。
这同样是庄严的承诺。
我是一九九五年六月二日下午到达台儿庄的。区建委副主任奚瑞林，原是这儿的环保局长，一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老兵，他激动地向我描绘了发生在去冬今春的那场大战小季河的场面。区里投资二百万元修建排污渠，实行清污分流，采取挖河翻土压污的办法，在河内筑堤，变一河为两河，清理污物，引入清水。动工的那天，枣庄市市长秦尧基，副市长汪纪戎，带领一批政府官员开到小季河工地，和农民一道抬大筐；李守义和区政府的干部走到了最艰苦的岗位。领导动了真格的，各乡镇，各村庄，各行各业，特别是污染大户，都先后把队伍拉上了小季河第一线。
我提出去现场亲眼看一看，刚出郊外，大雨倾盆，我依然从车厢里跳出来，冒雨向河边奔去。奚主任也冲进大雨中，并跑在我前面，为我带路。
我终于看到了变清的小季河。
雨水像万千支透明的箭镞，飞射在黄绿色的水面上，在我的眼前，迸开着无数朵瞬息万变的翡翠般的雨花。我相信，那应该是台儿庄人民怒放的心花。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共产党在小季河的治理上认真了一下，小季河就大为变样。
当然，要彻底治理好小季河周围的环境，非一日之功。因为有些工作还没有去做，因此，在排污渠边，我发现渠里流淌的依然是尚未达标的废水。这废水不会再对沿岸八个村庄造成直接危害，但它汩汩而去，最后注入京杭大运河。
我感到欣慰，又生出几分忧虑。不过，我相信，他们作出的庄严的承诺不会让淮河下游的苏北人民失望太久。
第六章
想起了大禹治水
十三
《孟子·告子下》载：战国时期，魏国大臣白圭曾向孟子夸耀自己"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孟子批评他说，大禹治水是"以四海为壑"，而他"以邻国为壑"，用筑堤挡水的办法让水流到别的国家，把邻国作为排泄洪水的沟壑。
后来这故事被广为流传，"以邻为壑"的成语便由此产生。人们用这个成语比喻只图自己利益而把困难和祸害转移给别人的行为。
毛泽东同志曾严肃地批评过以邻为壑的人们。
淮河流域所以遭到严重污染，其原因之一，就是"以邻为壑"的思想在作怪。不同的是，白圭是将洪水泄到邻国，现在是把污水排到邻省、邻市或邻县、邻村。
原在污染相当严重的河南舞阳县担任经委主任，以后又干过工业副县长的刘天福，我采访他前不久调任漯河市环保局局长。他说，澧河是漯河人民的饮用水源，漯河市基本可以控制住，虽然它周围过去有过不少污染企业，但都被强行关闭。他还说，现在漯河市的这条澧河，可以说是整个淮河流域水质最好的一条河流啦。他说得很自豪。
我相信这可能是事实。不过，除澧河外，漯河市流向境外的十一条河流全都被十分严重地污染了，以致在一九九三年"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活动中，被中央电视台公开曝光，污染之严重令人瞠目。
这种反差给人的警示是深刻而痛苦的。
这样的事在淮河流域比比皆是：安徽阜阳市深受颍河和泉河之害，这两条河流的污水大都来自河南，但是，源自阜阳市的济河却又是这座城市的下水道，流向了淮南和蚌埠；靠喝淮河水的安徽淮南和蚌埠，一边埋怨上游来的污水，一边又把自己的污水给了淮河下游；现在，江苏盱眙县第二水厂已经启动，这座山城从此告别了喝污水的历史，然而，这个县又把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了洪泽湖……
因水污染引起的全流域省际之间、城市之间的矛盾和纠葛是错综复杂的。
一方面"以邻为壑"，一方面又"掩耳盗铃"。一九九四年六月，正是榴花似火杏儿黄的时节，宋健率领国家各有关部委的大员们在淮河上游执法检查，河南一家著名的污染大户，仰仗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突击稀释已被严重污染的沙颍河，居然出资数百万从水库买水。
这种弄虚作假欺骗中央的做法，理所当然受到了下游人民的抵制。
河南沙颍河的污水平日都被拦截在沈邱县的槐店闸，沈邱的老百姓听说"京官"要来，上万人自发地聚集在河南通往安徽的公路上，要拦宋健的小车。他们写了"万民折"，还迎街打出一幅大标语，上书"官清之日，水清之时!"
宋健看到了"万民折"，也看到了那幅标语。他指着标语问当地陪同的一位书记："群众这两句话是在指谁?"书记面如红云，忙说道："是批评我们，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豫皖交界的安徽省临泉县，是安徽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王静的家乡，宋健去临泉检查时的一个细节，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天，宋健看到由河南流来的泉河已是一河黑水，就叫秘书去装一瓶带回国务院，让其他领导同志也看一看淮河的污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一边生气地向人群中喊："河南的同志呢?从你们那里流来的都是什么样的水啦?"
说得在场的河南省的同志十分尴尬。
河南省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张迅告诉我："河南这几年变化很大，可是每次进京去参加淮河治理的会议，却抬不起头。"
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有个讲话，在河南各界震动很大。他说："沈邱槐店大闸我去过，很远就闻到臭气熏天，污染得实在不像样子，当地群众意见很大，确实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这个问题迟早都必须解决的，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越早越主动。我们不能干那种上游发财、下游遭殃的事情。"
他给各地市的负责人捎话："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要去掉幻想，痛下决心，根治污染，造福人民!"
十四
我是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走进沂蒙山的。
我是第一次走进这块曾经养育过几十万人民军队的革命老区。去时，那儿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刚刚撤销临沂地区，设立地级临沂市，辖三区九县，成为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这标志着具有光荣传统的沂蒙山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八百里沂蒙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其乡镇企业总产值一九九三年已达一百八十五亿元，为山东省第一，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三；一九九四年利税超过千万元的企业有四十八家，出口商品企业两千余家，完成工业总产值高达五百二十亿元!
凡是了解它过去历史的，又了解当今中国众多城市发展水准的，都会惊异于这个革命老区展翅腾飞的英姿。难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称它是"齐鲁开放城，老区第一市"。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魂牵梦萦之地，我这次走近它，却是为了另外一个主题。最初我不敢相信，可它却是不容置疑的真实，这就是：它已成了淮河流域一个十分典型的重污染区。
当临沂市环境监测站站长了解了我此行的意图，他的心情也变得十分矛盾。站长姓公，名培富，这姓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名字也似乎具有一种寓意。他在为我提供《临沂市重点工业污染源名单》的同时，赠送我一本他私人珍藏的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这部作品写的是沂蒙人民摆脱贫困与落后，"伟大的觉醒"，"庄严的涅*1"，"神奇的再生"，并创造出新的恢宏的故事。唯独没写到的，恰恰正是与这辉煌和崛起相伴相随的痛苦的代价，巨大而又沉重的代价。
沂蒙有大小河流两千多条，是山东省最多的地区，可采淡水资源亦为山东之最，然而，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该地区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超常发展，对水资源的恶性开采，地面河流趋于枯竭，地下水位日渐下降，导致全区几千个自然村，一百多万人严重缺水。缺水状况之糟糕，《沂蒙九章》第四章《水的生死轮回》作了最惊人的记述：水成了沂蒙山缺水乡村珍贵的礼物，山民走亲探友时带的是水，干部下乡扶贫车屁股上驮的是水，解放军进山支农汽车上拉的是水；
沂南县王山村有个老支农模范，耕田时，渴疯了的黄牛狼奔豕突，竟把老人活活拖死；
沂水县大崮村刘老汉，筲里的水洒在了地上，他居然扒下棉袄在地上浸了又浸，然后拧出水喂猪；高山子村会计挑一年水走的路，正好能去一趟哈尔滨，全村一百户，一年挑水的路程差不多围着地球转一圈儿……
"为搞到一点儿维系生存的水，有的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换取。"
沂蒙山缺水的故事听了让人舌头打结，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给我提供的数据却又表明：这一地区污染水质的情况，更是叫人震心摇魂!
一方面严重缺水，使多少生命在干燥中呻吟；一方面又严重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给沿岸更给下游的人民带来灾难。
截至一九九三年的资料显示：临沂所辖三区九县，除蒙阴、费县、莒南三县而外，其余各区县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都在三百万吨以上；一个郯城县就高达一千一百万吨。大量的工业废水通过白马河、浪青河、沂河、沭河、邳苍分洪道、中运河、小蓟河等十多条河道，流入江苏省邳州市和新沂市，其化学耗氧量(COD)最高值超标七百四十倍，含氧量(DO)常年出现零值现象，致使邳州、新沂两市二十条主要河道成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害河"。受到污染的地表水已渗透到附近的浅层，二十米深手压井出水已呈褐色，异味难闻，不能饮用；严重的水污染使得癌症的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四。污染范围已扩大到邳州市二十四个乡镇三百五十四个村庄八十万居民，新沂市十六个乡镇二百四十五个村庄五十五万居民。
沂蒙山区的临沭、莒南等地每年还有三千万吨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经新沭河和石门头河进入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石梁河水库，使得八万亩水面呈现棕黑色，并有明显臭味。由于石梁河灌区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依赖石梁河水库的水源补充，因此，石梁河水库一被污染，整个灌区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库污染群。
石梁河水库是连云港市十分昂贵的乔氏银鱼、短吻银鱼养殖出口基地，它更担负着连云港市区和赣榆、东海两县一百五十万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港口进口外轮供水的任务，因为水质变坏，每年给连云港市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高达一亿八千四百多万元，给人体造成的损害就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了。
沂蒙山区的工业废水严重影响了苏北受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正常秩序，江苏省环保局多次向国家环保局报告，江苏省人民政府也曾向国务院陈述实情。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受宋健和解振华委托，到达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和新沂是徐州所辖的两个县级市，王扬祖取道徐州，先从西线了解了鲁南工业废水对苏北污染的情况。
这事，鲁南方面事先得知，就在王扬祖下去之前，他们从水库放了三百万吨清水，对被污染得目不忍睹的白马河进行稀释。因为库水放得太急，水量太大，以致把江苏邳州市合沟乡段白马河河堤冲毁，并在王扬祖抵达时，组织人下河游泳，以制造河水压根儿就未被污染的假象。
这只能是掩耳盗铃。
第三天，王扬祖去了连云港。他是在江苏省环保局副局长史振华的陪同下，去考察石梁河水库水质的。
站在苏鲁交界的大兴镇桥头，巡看滔滔不断泻入湖中的污水，王扬祖沉吟良久，悲痛地说道："竟污染到了这个样子!"
他要沿河而上，亲眼看一看污染最典型的牛腿沟。
沂蒙地区临沭县南古工业区的工业废水全集中在牛腿沟，然后由新沭河进入石梁河水库。在这之前，国家水利部水政司副司长盖国英就看了积污纳垢的牛腿沟，感慨再三："一河酱油!一河酱油!"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局长金立新也到牛腿沟实地查勘过，看罢，扼腕叹息："写大字不要磨墨啦!"
牛腿沟在山东境内。得知王扬祖要去牛腿沟，山东省环保局一位总工和临沂地区一位专员，早早地就等候在大兴镇。他们接走王扬祖，却把陪同的史振华堵住，不许江苏的同志进入山东境内，且振振有词："王局长到山东，就由我们山东来安排!"
这意外情况不免令史振华大为惊诧，他怎么也想不到，地方保护主义竟然保护到了这种地步!
当时王扬祖的秘书坐的是史振华的车，史向山东同志说明情况，希望给予放行，可是，任你怎么解释也没用，为了不让江苏环保局的人过去，古秘书也就只能留在江苏境内了。
史振华很生气，他通知司机："一定要过去!"
车强行冲了过去。
待他们撵上王扬祖乘坐的那辆车，一路上，车就再也没停过，直抵地区的首府临沂市，根本不让王扬祖看到牛腿沟。从临沂返回连云港时，山东方面甚至避开了严重污染的新沭河，从莒南、赣榆二县绕着过来。
王扬祖副局长当然也很生气。后来，连云港市安排了一条船，让王沿新沭河上溯，虽最后也没看到牛腿沟，但沿河被污染的情况已使他触目惊心。王扬祖建议宋健亲自到那个地区看一看。
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国家决定对淮河流域十九家重污染企业采取措施，十九家之中，山东占六家，其中有五家是在沂蒙山区，均为造纸企业。
在蚌埠召开的第一次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上，临到王扬祖发言时，他突然语塞，流着泪。他说："淮河流域的人民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危害，我作为这方面的国家局副局长，失职啊!……"
这是一个务实的高层领导。四十年前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以后，除做了八年团的工作，几乎就没有远离过他所热爱的专业；他一九八六年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不久就分管污染治理工作。从时间上看，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是在此之后成立的；治理淮河水污染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较大的动作也是在这期间发生。他一直为淮河的污染问题操心劳神，四处奔波。其实，淮河污染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要说失职，也绝不会是王扬祖，然而，他却主动承担责任。我想，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些本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无地自容。
十五
由此，我想到了大禹治水。
人们历来认为，禹和鲧治水的成败取决于技术上的差异。但是，国家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赵武京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鲧治水九年而失败，是败在不能从全局统一地治理，败在整体谋略上的不足，至于方法不当，至于"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只是失败的次要原因。因为，当时尧舜的势力都还很小，且部落林立，各自为政，鲧也难以去统一治理。禹则不同，禹主持治水之后，吸取了先辈失败的教训，请出四岳、后稷、皋陶、伯益等既有名望又有才干的部落首领，尔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调动了普天下的各路英雄，齐心戮力，于是，"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团结治水的结果。
治理好一个自成体系的流域来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雨雪阴晴的天气，江河湖泊的水域，凡此种种都是不受人们的意志和行政界线圈定的。至于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对水害的治理就需要大范围的相互配合和支持，需要为了整体的利益无条件地牺牲一己的奉献精神，否则，一切愿望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四十多年以来的治淮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按流域水系进行科学管理，分别成立了淮河、黄河、长江等流域机构，负责流域的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和统一管理。短短四十六年，成就显著。如：一九九四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旱，受灾面积近亿亩，由于统一调引水库水、长江水、黄河水计三百亿吨，打破了县区、市区，甚至省区之间的界限，四省同心协力，保证了大旱之年获得了较好收成。
治水如此，治污亦然。
第七章
两堵高墙
十六
资金的匮乏和治理技术的落后，常常成为不少企业的借口，但这的确也是制约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两个重要原因。
前一阵子，海内外掀起了一股庄子热，把道家思想作了一次最充分的张扬；庄子的家乡安徽省蒙城县掀起的却是黄牛热。蒙城的知名度，现在不是因为庄子而是黄牛，这不奇怪，因为涡河岸边的这个大县，已成为当今中国赫赫有名的黄牛小县，庄子的后裔正赶着黄牛奔小康呢。
其实，岂止一个蒙城，蒙城县所在的阜阳地区，就是中国有名的养牛大区。前些时，一个有关养牛的全国性会议，便是放在阜阳地区召开的。
牛多，制革业就相应地发达。宋健在蚌埠的执法检查现场会曾提到："安徽省一个小镇，就有小皮革厂五百多家。"这个小镇，就是阜阳地区临泉县的鎢城镇。
鎢城镇，因出产独一无二的鎢鱼而得名。鎢鱼是鲤鱼的一种，通体金黄灿烂，煞是名贵，近年来由于制革废水的污染，它与恐龙一样地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鎢城是临泉县的一个大镇。全县人口一百七十多万，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又是出名的贫困县。鎢城镇则是这个贫困县中最贫困的一个镇，地处豫皖两省交界处，当年刘邓大军就是从这儿杀出一条血路，挺进大别山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穷怕了的鎢城人，听说"搞皮子"能攒钱，一人带头致了富，这事就像雨后春笋，没几年工夫，鎢城便成了远近闻名的"皮革大镇"。
皮革厂多，"皮贩子"也就多，全镇的皮货商就是六百多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乡镇企业办得相当红火的地方。现在临泉县依然很穷，但鎢城镇却"鸟枪换炮"，一下暴富，富得流油，"百万富翁"就有十多家，私人企业的"坐骑"比县委书记县长的都潇洒，都有档次。经济搞得活，农民的负担就比较轻，全镇人平均提留统筹在全国都是最低的。
可是，正是由于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小制革厂泛滥成灾，大量排放污水，鎢城今天已是无水不臭。地面水不能饮用，地下水又以每年一米多的速度在下降，昔日的双龙沟成臭水沟，花了一个冬春下挖三米深的鎢河也已经干涸，庄稼种进了河沟。即使用浅井水去浇芝麻和玉米，不是被烧死，就是枯死。老百姓忍无可忍，就去堵河水沟，堵得制革的黑液遍地横流，以致过往的汽车从镇边上走，腥臭得司机三日不知肉味。
因为这种污染已直接威胁到了办厂人自己的生存条件，情况便开始有了转机。一九九二年春二月，镇里决定建一座自来水厂，解决大家的饮水问题。全镇第一个办起皮革厂的李金保，个人带头出资六万元。六年前，由于李金保的一马当先，鎢城才有了这种万马奔腾之势，但是，在他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自己的创业史，已没有了过去的那种优越感。他内疚地说道："我很对不起周围的父老乡亲。当年建厂时想得确实很简单，四户集资办厂，办的就叫'扶贫制革厂'，只想到脱贫致富，早日温饱，谁还料到环境会被破坏，厂群关系变得这么紧张，最后搞得自己一家老小也没有一口干净水喝!"
由于他带头脱贫致富，前几年又上报纸又上电视，大会小会逢会捧个奖状回来，成了整个地区有名的"大能人"，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倒好，大伙怨声载道，啥啥代表也不是，提到污染就要骂到他李金保。
大起大落，此番甘苦，全变成一个苦的笑。
他说：现在他的企业已经具有了治理的经济实力，今后的发展思路也和创业初期大不一样。他准备投资办一个牛羊综合养殖厂，一个肉类加工厂，以及皮鞋、皮带、皮箱、皮茄克、皮手套的皮件加工厂，这都是"清洁企业"；而且，他正在下决心，打算把污染严重又难以治理的"蓝湿皮"的生产砍掉不干。
物极必反。
我注意到，鎢城确实在进行大的动作，镇里拿出八十亩地，限期要求各制革企业的"蓝湿皮"工序集中到老龙窝，统一建造厂房，统一治理废水，进而组建集团公司，增强经济实力，增强统一治污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镇党委为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张海军书记告诉我，镇上先后派人到上海"东方"、"益民"，无锡"奇美"，这些大型皮革厂考察过，知道治理制革废水的技术难度很大，有的厂家花上几百万，最后也没有治理彻底；县局张克林局长也到北京咨询，了解到目前我国治理皮革污水尚没有成熟的工艺。但是，这里没有退路。不治理就得关门，只有治理才会有希望，这一点，上上下下已形成共识。现在他们已经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取得联系，热切地企望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最新技术的介入。
虽然步履维艰，毕竟已从混沌中顿悟，从痛苦的反思中迈步。
与安徽省鎢城镇相距只有几十公里的河南省丁集镇，那儿制革业之发达，更是鎢城镇不可同日而语的。
丁集，这豫东平原上的小镇，只有一条像样的街筒子，却拥有八百家制革厂!
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始则愕然，继而将信将疑，最后是不可思议。到了丁集镇，经镇党委书记徐汝芳亲口证实，居然确乎如此。
事也凑巧。徐汝芳原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八百家皮革厂"的这个数字，还是他首先向新闻界提供的，当然，那时是作为一件了不得的成绩。
这种小皮革厂用人不多，技术要求很低，见效又快，丁集镇河北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马明伦一带头，这事儿便烧野火，一引一大片，近年来的发展简直到了失控的地步。单马支书一家就办起了红星制革厂、德营皮革厂和河北毛皮制革厂三处工厂；为购买原皮，马支书先后到过新疆、西藏、内蒙，还跑过缅甸。
我去丁集镇是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在我到达的前两天，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专程来到小镇，亲自过问皮革污染的治理问题。我去时，丁集的小街上还能见到污水残留的痕迹，走上谷河桥依然闻到令人窒息的腥膻味，但全镇的皮革厂确实都已经停产了。
看来，他们是动了真格的。
在河北行政村，我找到了老支书马明伦。他家门口蹲了一群人：镇环保所所长李冠宪、镇企业委副主任王连章、镇政协参事组长李金玉和村委会主任马德良；旁边还有一个小伙子，十分年轻，后来才知道他是信阳农业高级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自愿下到丁集的科技副镇长魏筠。他们蹲在那里正研究全镇皮革厂最集中的河北行政村修建污水暗沟的事情。街的一侧已出现了一条一千五百米长的深沟，翻上来的泥土堆得老高。
马明伦说：镇党委镇政府下了一道死命令，各家皮革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建成沉淀池，皮革废水中的毛皮肉渣，一定得经过初步沉淀，然后才准许排入统一修建的暗沟，由暗沟集中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正在积极地筹建，厂址已经确定，五亩占地也已落实，目前村里添置设备的集资已凑出四十多万元。
镇政协参事组长李金玉告诉我：镇里这次下了狠心，谁不搞沉淀池，就不许再生产。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就以这个行政村来看，大小皮革厂都停了一个多月了，八十一个转鼓，一鼓一天一夜就是五百张皮子，直接损失少说也有了两千多万元。不过，他十分高兴地又说：群众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要我治到我要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像挖暗沟，集资筹建污水处理厂，这些都是村民们挑头自发搞起来的。当然，获得这个进步的代价是惨重的。
是的。代价之惨重，我是亲眼目睹了的。镇机关在小街的南头，一路问过去的时候，我碰到的尽是拉水之人。含有几十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皮革污水已使全镇所有的水井全部报废，三千多居民现在就全靠镇机关大院那一眼三百米深的机井来维系，用车拉水成为这个镇一大奇观。
人不治水，水先治人!
镇党委书记徐汝芳的一席谈，至今令人难忘。
这位书记当过兵，种过地，教过书，蹲过机关，有过多种的人生体验。给人的印象是：活得比较真实。他不回避矛盾，话也说得很坦率："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楼盖得很多，家里搞得很漂亮，要说小康标准，啥标准?家家超过!可是，小康，小康，首先得健康吧，一个镇污染成了这个样子，别去说淮河下游，就这一片的空气污染，水污染，老百姓已经无法生存!"
他一九九四年春天下到丁集镇，那时的丁集，就乡镇企业这一块来说，无论在项城市，在周口地区，即便就是在河南省，也是当当响的一面红旗。
徐汝芳说当今丁集成了新闻热点，谈"皮"色变。"现在面临的，尽是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陷入四面楚歌，报上点名，屏幕上曝光，几乎无一日安宁。"
我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坦荡，开门见山亮出了主题："你采访丁集，这文章的题目应该是--《红旗还能打多久?》。"
我掂出此话的分量。如若丁集的皮革厂全停了，对丁集那将是灭顶之灾；要想治理，又谈何容易!压在他肩上的担子确是太沉了。
"我到丁集工作，是给丁集人民多造点福，不想成为罪人。"他耸着肩，笑中含几分诙谐。他说离此镇只有两公里的袁寨，就出过一个袁世凯。"丁集因为污染垮下去了，我将是罪人。每天我考虑得最多的，就是这儿曾是一面红旗，在我手中，红旗还能打多久?致富的路没有错，但继续发展，健康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当日下午，徐汝芳带我去见三位客人，见面之后，方知是三位学者。这是项城市委书记毛凤兰请来的，女书记是其中一位学者的学生，因此，丁集镇得了风气之光。三位学者带来了一项最新技术："制革铬鞣废液的回收与循环利用"。三位学者分别是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贺永方、副院长刘太恒和这项新技术的主要研究者唐克勇。
贺永方院长告诉我，这天上午，制革铬鞣废液治理的新技术，在丁集关庄的张恒制革厂演示获得成功。
贺院长指着站在我面前的唐克勇说：他很年轻，但他钻研这项新技术已耗费了八年心血。正因为他在制革废液的治理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被成都科技大学录取为皮革工程博士研究生。这是他最后一次到丁集进行试验。
贺院长说："河南为制革大省之一，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制革废液流经渗透之处，水不能浇地，更不能饮用，树木枯死，寸草不长。由于这种废液含有太多的有毒有害物质，混在一起治理，神仙也没办法下手。"他说新技术采用的是分段治理，先把研究的目标放在最重要的铬鞣废水上。制革鞣皮时必须使用"红矾"，这是剧毒品，产生的铬鞣废液不仅使大量的主要依靠进口的"铬"白白排掉，增加了制革的成本，更严重的是对动植物造成的危害。
"人体只要摄入零点五克以上，便会致癌，致死。"他说，"因此，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都将'铬'列入剧毒污染物而严禁排放的。"
他介绍道：这种新技术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铬鞣废液可以循环，不再排放，除可节省百分之三十的"红矾"，还可节省大量的硫酸、工业糖、蒙囿剂等化工原料，仅此一项，一个年产十万张牛皮的制革厂每年增收三十万元左右；一个年产五百万张羊皮的制革厂每年增收五十万元左右。而且，由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成品革粒面平整细致，柔软丰满，质量较其他成品有明显提高。
贺永方是个报喜又报忧的人，他也谈到该技术的缺点，说制革废液成分复杂，其中危害最大也是最难治理的，还有硫污染。此项技术仅是解决了铬污染问题，尚不能解决硫污染和全部废液的净化处理，摆在面前的困难还是十分艰巨的。
十七
与以上情况恰恰相反的，蚌埠酒精厂显然是又一种典型。这就是：治理的技术上已经毫无问题，独独缺少资金。
酒精糟液中含有大量的营养元素，极易引起水质的富营养化，造成厌氧条件，使好氧性微生物大量死亡，导致水域发腥、发臭；还由于排放的高温酒精糟液会造成有害化合物质毒性的增加，这种水体热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目前，治理酒精糟液的技术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相当成熟。蚌埠酒精厂技术厂长赵德炎，还是安徽省酒精工业协作组秘书长，他不光熟悉国内这方面技术的运用情况，境外诸如美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治理技术的进展，也是了如指掌。
蚌埠酒精厂对酒精废液的治理，远在十年之前就已起步。仅在调研和前期工作上，便花去几十万元，不可谓决心不大，当时，还抽出一九六一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的蒋玉瑶，请蚌埠市第一批被批准的这位高级工程师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蒋玉瑶堪称尽心尽职，为此事，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查阅过可以阅读到的所有国外资料，潜心研究各种技术的优劣利弊，最后确定一种叫"DDGS路线"，即可溶性蒸馏干物资，它可以把酒精糟液中所有的有机物变成饲料，这样就能够化废为宝，而这种饲料在市场上又是十分走俏。正因为能把酒精糟液彻底治理，且有着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这种技术在国际上被广泛地采用着。
治理的效果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但采用这种技术的最大困难就是投资太大，匡算须七千四百六十五万元。在利用补偿贸易和中外合资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为争取到外汇贷款，蒋玉瑶付出了十年的心血。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他为此整整跑了十年。
十年，三千六百多天呐!
蒋玉瑶无法说清十年里他究竟去省城、去首都多少次。只记得一次到省里去办理财政担保，三百多里的路程，一天之间就来来回回跑了四趟，厂长也跟着跑，"三过家门而不入"，北京去的单位就更多了，国家轻工部、国家计委、国家对外经贸部、国家进出口银行……有时一个部门得跑上十趟八趟。为给自己企业省下点经费，他常常得委屈自己，去睡北京小街胡同里的大通铺，钻条件最差的地下室。去合肥、去北京的回数太多了，他说，合肥和北京发生的细微变化，他比合肥人、北京人都更清楚。
厂里请蒋玉瑶出来跑项目，最初考虑的就是他的机械专业，希望在他的手里把这套设备完成，可是，十年的酸甜苦辣，实在与他的学有所长风马牛不相及。所幸的是，他的汗水没有白洒，挪威六百万美元的外汇贷款毕竟落实，还是最优惠的，利率为零，年限又长，十年为期；而且，这笔贷款就占了整个项目总投资的百分之七十四。可是，他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这尚且并不太叫人忧悒，临分手时，他忽然忧心忡忡地对我苦笑道："假如'内配'的百分之二十六的资金再解决不了，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那就真太可惜!"
我的心一震。
从国家环保局得知：整个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资金需要一百零七个亿!
数额之巨，如高墙耸立!
我们要把清白的淮河交给下一个世纪，那么，解决治理资金的时间就已经相当严峻。
我们能够在已经有限的时间内同时越过技术和资金这两堵高墙吗?
第八章
枣庄现象
十八
在山东省济宁市环保局，我和宣教科的张建军偶尔谈到了环境保护工作还没有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张无奈地耸耸肩，不过，他又马上认真地提醒我：
"你应该去枣庄，拜访一个人。"
"谁?"
"戴业成!"
离开济宁时，他再次建议我，一定要去枣庄看看，可以看出，他对几百里外的这位同行充满钦佩之情。
他介绍道：枣庄有一家企业严重地污染了微山湖，在评选先进单位时，两级环保部门都投了否定票，那 家企业却仍被评上了先进。戴业成把这事捅到了《中国环境报》，在全国产生不小的影响。
张建军的建议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决定走一趟枣庄。
到了枣庄，一路看去，竟寻不到一点"煤城"的痕迹，干净的街面，整齐的建筑，茂密的树木，鲜艳的花草，热情礼貌而又充满着自信的行人。
在枣庄市环保局，我终于见到了戴业成。
戴业成现任环保局宣教科科长。是五十五岁的中年汉子，言谈举止十分平静。听人说，一次他去桂林开会，发现船员把污物都冲入江中，他不仅拍下这个场面，还慎重其事地把照片寄给了《桂林日报》。据说，那张照片被登出后，在桂林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老戴自一九七八年从部队回到地方，一直就在环保局工作。他喜欢往下跑，经常深入一线去搞调查研究，爱动脑筋，笔头又勤，十多年来先后撰写的理论文章、热点透视、新闻报道多达两千余篇，这数字很吓人，称得上殚精竭虑，忠于职守了。
谈及四年前那篇产生过轰动的"来信"，他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平静。
事情发生在枣庄所辖的滕州市，有个生产白酒、酒精和果脯等多种产品的滕州酿造总厂，这个厂每年都把一百一十万吨的工业废水排入微山湖，污染湖面两万余亩。早在一九八五年，山东省委、省政府为解决包括微山湖在内的"南四湖"水质污染问题，就确定过一个综合整治的目标，滕州酿造总厂在三十五家重点污染源中算是一个典型。
这家工厂非但不去治理污染，反而把省市有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污染的专用资金私自挪用，去扩建新厂；又在没有治污设施的情况下强行投产，进一步扩大了污染源。
戴业成随新闻记者参加了一九九年度的环保执法大检查，他问厂长连峰："你知道不知道《环保法》?"
连峰很坦率："知道。"
"那么，什么是'三同时'?"老戴跟着又问。
连峰依然很坦然。"'三同时'就是环保设施同生产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老戴有些诧异。
在场的记者也都有些吃惊。
一位记者严肃地责问："你既然什么都清楚，为什么明知故犯?"
连峰无言以对。
就是这样一家工厂，一九九年度的企业考核中，滕州、枣庄两级环保部门反对，还是被市里评为先进单位。
这显然是件怪事。可是，想想，又并不奇怪。经济效益好的，便一俊遮百丑。尽管国务院颁布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文指出："有关部门应将保护环境作为考核企业升级和评先进文明单位的必备条件之一"，说得明明白白，环保乃"必备条件"，但到了实际工作中，没有多少人把这事当真。
市环保局参加研究的同志，都了解滕州酿造总厂，因此，枣庄和滕州两级环保部门持否决态度这一点是一致的。为慎重起见，还把否定的理由归纳出几点，呈了上去。结果，酿造总厂不仅被评上市级先进，以后又被报到省里，评上了省级先进企业。
照讲，这样的事，在今天已算不得新鲜。征求意见，按章办事，有时不过是走走形式，真正的决定权，很可能就在一个或几个人那里。
他告诉我，当他给《中国环境报》写"来信"的时候，他只想到自己曾是一个军人，人民需要，就挺身而上。
署名"星光"的"来信"很快见报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环境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辟了"省市长信箱"，并注明此期"发往山东"。该报不仅全文刊登了戴业成的"来信"，且配了一个十分醒目又相对工整的大标题：
两级环保部门否决票一再失灵
一家酿造总厂污染重照当先进
同期还配发了一篇严肃的评论：《"枣庄现象"说明了什么?》。
这天的报纸在山东，尤其是在枣庄，引起了强烈的震荡。滕州就更热闹了，从市区到农村，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大小标语：有向"星光"表示致意的；有强烈要求治理微山湖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不作些联想便难解深意的标语：
看看微山湖，难以展歌喉!
但凡看过《铁道游击队》影片的人，都不会不熟悉那支曾风靡全国的电影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脍炙人口的歌词被巧妙地借用，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悲愤之情。
当人们知道"星光"就是枣庄市环保局的戴业成科长，老戴也一下成了这座煤城无人不晓的名人。
当然，对于老戴这样的"来信"，枣庄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事也引起枣庄市委和市政府的反思。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汪纪戎公开表示：对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中的难度、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大胆披露，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她强调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提高环境意识，不讲环境效益的企业不宜作表扬性报道，尤其对污染严重的企业，经济效益再好也不予报道。"
女市长这精彩的一席谈，被新闻媒介披露后，这则消息被评为当年山东省环保十大新闻之首。
坏事变好事。
一时间，环保的旋风席卷了枣庄。
戴业成"来信"一个直接后果是：环保局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环保局的有关决定有了权威。枣庄成了豫皖苏鲁四省淮河流域第一个真正将"一票否决权"还给了环保部门的城市。
这成了真正的"枣庄现象"。
滕州市委和市政府几次召开治理微山湖的专题会议，委托张振玉市长进驻酿造总厂现场办公，当众责令厂长摘掉先进企业的牌匾，并对厂里的领导班子作了大的调整。新厂长在企业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把挪用的环保设置资金返还出来，确保专款专用，认认真真为摆脱企业环保工作被动的局面做几件实事。
薛城啤酒厂同滕州酿造总厂一样，也是严重危害微山湖的污染大户。由于污染的问题没有解决，环保部门一票否决，企业非但没评上先进，厂长劳动模范的荣誉也"不翼而飞"；特别是环保执法检查穷追不舍，冷不防杀个"回马枪"，事先不通知，突然进行复查，查得厂长无处躲藏。
环保局下达"最后通牒"：欠缴的排污费，必须补齐；限期不能达标排放，企业必须停产治理。没有商量的余地。
环保局作出的决定，市政府跟着支持。薛城啤酒厂不得不缴出四十万排污费，并且，坐下来研究治污的措施。
这边缴上去四十万排污费，环保局那边就慷慨地拨下来七十万，支持啤酒厂上一套治污设备。这对王道水厂长触动极大："再不主动，不像话了!"当年年底上了一套"干式去糟"设施。湿糟变干糟，啤酒厂流出的水由浑变清，污染减少了，却增加了酒糟的回收量，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尝到了甜头。厂里又投入五百万元，建起万头猪场，利用酒糟的优势，猪场一年就获利四百万元；一九九五年厂里再投资三百五十万元，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站，彻底解决啤酒糟液的污染。
"一票否决"和"杀回马枪"，使枣庄市的环保工作如虎添翼。市政府为全力支持环保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监督、管理、处罚的职责，定期召开全市性的环保执法检查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对那些阳奉阴违，特别是拒不执行环保部门决定的企业和单位，公开曝光和处分，使得枣庄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深入人心。
戴业成高兴地告诉我：如今的枣庄市，环保工作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与市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近两年，全市就有七家经济效益相当好的企业，十四位十分出色的厂长和经理在评选先进和劳模当中，名落孙山。
他建议我见一见市委书记。
现任市委书记郭振山，是戴业成发表了那封著名的"来信"之后调入枣庄的。约见的那天，谁也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带着秘书，不声不响微服私访一家水泥厂去了。听说那家水泥厂弄虚作假，平日闲置着治污设施不用，赶到上面检查了才启动，他给他们来了个"防不胜防"。
一道去市委书记那儿的环保局长李守义说：环保部门一次两次解决不了的，郭书记有时就自己去处理。郭书记的办法是："一把"抓，抓"一把"；反复抓，抓反复。爱挂在他嘴上的两句话就是："不能借子孙的地球发今天的财!""不能就环保谈环保，全社会要配合!"
约见前，我打听了一下郭振山的简单经历，不由使人肃然起敬。他曾亲手将陷入困境的济南第二拖拉机厂改造成洗衣机厂，创出了中国名牌"小鸭圣吉奥"；后来出任省乡镇企业局局长，在他这段时间，山东省乡镇企业产值由一百二十三亿六千万元，跃到两千两百七十亿元，提高十八倍。他在从事三十年经济工作之后，调入枣庄。
见面时，我刚把三天来对枣庄环保工作的印象谈开了头，郭振山就笑道："不，不，不是市委支持环保局工作，这是环保局支持市委工作!"
他把一个司空见惯的结论颠倒过来了。何等精辟!
他说，"要赋予环保局绝对权威"，"环保不光表明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表明这个地区是否全心全意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关心人民的疾苦；也不光是个百年大计，给子孙创造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不单单是这些。"
他的谈话，以一个崭新的视野，从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诸多方面，阐明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我们这一代人应给后代留些什么?
第九章 曙光
十九
淮河的污染是个沉重的话题。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一九九四年五月召开的蚌埠会议，是这部气势恢宏将载入史册的治淮交响乐，一个有力的序曲；发生在盱眙的七月特大污染，又意外地使它加快了节奏；到了一九九五年，这走向高潮的乐章便悄然出现了沸腾人心的旋律。
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日子里，安徽新任省长回良玉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办公会议，安排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听取环保工作的汇报。这在安徽省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九九五年一开春，安徽省单独设立了环保局；紧接着，发布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态度很坚决。
安徽方面的治理任务是艰巨而紧迫的。分管这一工作的王秀智副省长，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地处淮河中游，对于上游来水的水质，我们无法选择，虽多年遭受惨痛损失，励精图治，又不得不隐忍下游的指责，感到十分被动。"
他认为应建立省际责任制，分河段实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省界设国控水质监测断面，由国家环保局实施监测，地市间设省控水质监测哨，由各省自行安排，所需投资纳入国家和地方基建投资计划；制定总量控制管理办法，对超总量排污实行重罚；对事故性排放造成的损失，要承担经济责任。他请求国务院尽快批准实施安徽省江淮运河工程。该项工程五十年代初就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提出方案，历经三十多年的反复论证，条件完全成熟，八年前由安徽省计委已正式上报工程项目建议书。该项工程由长江抽水入巢湖，穿越江淮分水岭最后进入淮河，全长二百八十三公里，其中利用天然河道、湖泊二百零三公里，人工运河仅有八十公里，工程量不大，且部分抽水工程已经建成，极易配套。这一计划不仅有助于巢湖水量的交换，利用防洪、灌溉、航运，而且可补充淮河枯水期径流不足，特别是改善淮河的水质。
安徽省近些年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毕竟底子太薄，加上淮北地区受灾较重，为解决治理污染资金的短缺，积极参加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活动，不仅借鉴和吸收国际环保管理经验，更注意引进资金和技术，改变以往治理资金投入的增加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但是，要真正使环保规划目标最终实现，仅靠自身筹集是远远不够的，安徽省渴望得到国家的支持。
河南省处在淮河上游，对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承担着重大责任，形势最为严峻。在北京召开的治淮紧急会议期间，到会的副省长张洪华就坐不住了，会刚散，人没离开京城，他就叫省环保局孔照英局长挂电话回河南，通知周日加班开会研究具体措施。孔照英笑了，婉言道："还是让大家过个礼拜天吧。"
从北京回到郑州，星期一一上班，张洪华就组织人起草提纲，接着，召开了省政府常务专题会议；紧接着，便召开了郑州会议。接下来，省环保监测站集中全站力量，对省界、市界，对这次排查出来的重点关停并转企业的排污口，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地监测；接着，督查的队伍出动了，迅速赶赴各地，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明察暗访。
用河南老话说：这位张副省长个子不高，穿戴朴素，却实在，较真。河南省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张迅，是河南大学政治系一九八五年毕业的年轻人，和我谈起这位副省长，他很动感情。
"下去检查污染企业，有时，当地政府都不知道。"他说，"直接进厂，等厂长知道时，张省长在全厂已转了一圈，该看的全看了。安排他去视察一个地方，他会突然中途要求下车，他要了解真正的下情。"
"跟他一道下去，一天得不到安生。"张迅说到这，激动地甩了一下头。"睡到半夜也能突然打来电话，找你去汇报，研究问题，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材料是一个字一个字'抠'，谁也别想糊弄过去。"
张洪华原是抓计划生育的，他自己讲："这两个都是国策，两个难度都很大，但相比较，这个更难。计划生育与千家万户紧密联系，阻力来自群众中的旧传统和旧观念；环保工作难在阻力来于各级领导层和大小企业负责人，来自局部利益和短期行为，影响到一些人的'政绩'。"为此，他提出要用"五铁"精神治淮。"在对污染问题上，要敢于做铁人，办铁事，要有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他说，"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最深受污染之害的，还是农民。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今天走到这个位子上，不能就忘了去维护农民的利益，要切切实实为农民办点实事。"他提醒大家，不能搞愚民政策，要把情况告诉人民，让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盱眙特大污染后，张洪华组织河南五家污染大户和有的地市环保局的负责人，从项城市出发，沿着污染最严重的沙颍河，直到淮河干流，途经河南沈邱，安徽界首、阜阳、蒙城、怀远、蚌埠，亲临现场，体察民情。遗憾的是，时间不对，污水已经下泄，但听到受害地区触目惊心的介绍，大家还是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河南省根据水环境功能区划和近期编制的省辖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除须关停一大批企业外，还要完成对二百多家污染企业的限期治理，建立二十三个城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设施)，这就约需三十六亿元人民币。可是，河南省淮河流域地区相当多的县财政困难，甚至还未脱贫，张洪华说到要筹措这样一笔巨资，话的底气显然感到不足，希望得到资金上的重点支持。"我不是叫苦，有畏难情绪，"他说，"希望上面体谅我们的难处，也就是沿淮各省的经济技术支撑能力。"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几分悲壮。
山东省淮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南四湖流域：微山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南阳湖；二是两河流域：沂河和沭河。
"南四湖"的治理涉及到周围往里排放污水的四省三十二条河流，难度极大，要全面恢复和充分发挥其多种功能，这一流域污染综合治理就需要投资五十多亿元。沂沭河流域面积达一万三千平方公里，所辖三个地市十二个县市，基本上覆盖了沂蒙山区。
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决心是大的。蚌埠会议以后，先后十几次召开会议，省政府还分别召开了有各市、地、县分管市长、专员、县长和政府十多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当时，姜春云还在担任省委书记，他提出党委、人大、政府"三个一把手抓环保"的要求，因为这里不仅有个观念认识上的问题，还有资金和治理技术上的问题，三个一把手围绕三大难题一起做工作，难事就容易办。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省里规定：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有关部门都要在各自掌握的资金中，每年拿出一块用于这项工作。还改革了现行自来水收费办法，在工业和居民的供水水费中，增收百分之三十的治污费，集中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为鼓励造纸、酿酒行为治理污染，设立专用资金，按企业生产一吨草浆一百元、一吨酒精五十元提取污染治理资金，列入成本，作为企业自筹资金和偿还污染治理贷款，如果企业不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污染治理，财政部门予以收回，直到企业完成污染治理，这项政策才不再执行。
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强调环保部门的"一票否决权"。在评价工作、政绩考核和干部任免工作中，摈弃以产值论英雄、以速度比高低的做法，坚持有效益的速度，可持续的发展；对那些以牺牲为代价换取短时发展、表面繁荣和个人政绩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降职处分，问题严重的还要绳之以法。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江苏省接受历次污染事故的教训，比较清醒地把苏北水环境保护的立足点放在整个淮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遵循水量和水质统一的原则，通盘考虑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与抗洪抗旱、航运、水产、灌溉、工农业用水及城乡生活供水等功能的整体效益，尤其注意解决好饮用水，维护社会稳定。
他们从区域整体上考虑修建北、中、南三个污水渠网以及收集苏北大多数城镇污水并输送到黄海海涂，兴建大型海涂生态工程，将污水资源转化为生物产品，改善和塑造海涂环境。
这是一项宏大的跨世纪的生态工程，它已被列入《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首批实施项目的计划。
根据豫、皖、苏、鲁四省的治理计划，二年之前，淮河流域共安排点源治理项目六百八十八个，耗资一百多亿元。尽快治理淮河水污染，还其原本清秀的面容，正在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愿望，而愿望的实现无疑在于行动的坚决和有效……
大量的资料表明，水体一旦被污染，要恢复到原有的清洁程度，需要花费相当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英国的泰晤士河用去二十五年，花了五亿英镑才使这条死河恢复生机；美国的芝加哥河前后花了八十年时间和六亿美元的治理费用，才使河流水质得到改善，要使河道达到可游览的水平，还要投资二十二亿美元。
无论泰晤士河还是芝加哥河，它都无法与淮河同日而语。淮河是由一百多条跨省河流组成的庞大水系，要想在世纪末短短的几年通过治理彻底变清，其难度是太大了。
据说，有权威人士评论，如果按照中国政府和各省的治理计划认真地落实，淮河变清是有希望的。问题是，必须坚决落实，而且，不折不扣，特别是全民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和参与，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二十
这次，在我途经的四十八座城市中，唯一两次逗留的只有徐州。不光因为我从河南和山东回来后，徐州都是必经之道，还因为它在环保工作上确有值得一看的地方。
像枣庄的环保部门一样，徐州环保局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市政府做出过决定，将市属及其下属污染企业的限期治理权授予了环保部门，因此，徐州市环保局在全流域首开下达污染企业停产决定的先河。
"过去我们是去找市长，现在成了市长在找我们。"徐州市环保局局长黄昌云由衷地感慨。
这种变化确实是令人高兴的。由"上找"变为"下找"，意味着环保工作已在这座城市决策层心目中有了相当的位置。诚如《中国环境报》所称道的：徐州市环保工作真正升格，并且，"好戏连台"。
根治云龙湖便是"好戏"之一。
我敢说， 在淮河流域的所有水面中，最使人赏心悦目者，当推徐州的云龙湖了。早在北宋年间，大文豪苏东坡任徐州知府时，就曾对云龙湖突发奇想："如能引上游之水灌入此湖，则此湖风光可与西湖媲美，而徐州俨若杭州。"如今云龙湖现有的水面比西湖还要大二百余亩，比西湖水更清澈。每到冬季，十万只凫雁栖居水面，激起水花片片，令人叹为观止。沿湖而行，三春桃红柳绿，仲夏榴花如火，深秋枫林尽染，严冬红梅傲雪，四时风光鲜明。湖心建起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淡水鱼水族馆，湖北岸开辟出亚洲最大、面积为十五万平方米的淡水游泳场。如果把水质清澈的云龙湖比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倒映其中的不光是岸柳、远山，更多的是徐州市委、市政府开发水资源、利用水资源的宏伟气魄。
当然，这迷人的景致是以牺牲奎河作代价的。于是，徐州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大动作"，这就是，在市南郊奎山乡姚庄奎河东岸，拔地而起一座大型的污水处理厂。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随着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按下中心控制室的启动电钮，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正式运转了。
这座大型的污水处理厂显然是一种标志，它表明淮河污染的治理进入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这个厂采用奥地利全套先进的自动化控制手段，通过电脑控制的模拟显示屏，对运行情况总体监控，污浊的奎河水就是通过这套设备使耗氧细菌在曝气室充氧，使其最充分地繁殖，吃掉污水中的有机物，最后泥水脱离净化水质。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污水处理厂，看得就十分仔细。陪我参观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厂长助理耿德强。他介绍说，建设如此大型的环保工程只用了二十二个月，比计划工期还缩短了二十四个月，因此，奥地利普哈夸公司总经理梦德先生认为，这是他合作的亚洲几十家污水处理厂中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也是质量最好的一个。他十分满意。国家环保局王扬祖副局长来徐检查工作，认为这在全国环境保护工程建设中创造了奇迹，为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工作带了一个好头。
当然，这项工程还只是成功的试行运转，市内污水管道设施尚待进一步配置，要彻底解决污水中有毒有害的全部物资，还需要市区所有的污染企业切实做到对工业废水的达标排放，我们还没有理由过早地乐观。
不过，在千里长淮的中段，在苏东坡留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诗篇的地方，却粲然出现了一块"淮北平原上的绿洲"，它就像一颗深藏的珍珠，一旦被人们发现，就是那样的晃眼。
这就是安徽省颍上县谢桥镇小张庄。
这是一个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住着七百多户三千多人口的村庄。在这时，所有的农田都被茂密的树木、五彩的果园、成片的竹林围绕着；村舍、池塘、沟渠和道路的两旁，无不芳草萋萋，鲜花盛开。在这儿，农田林网化，村庄园林化，道路林荫化；在这儿，人畜粪便用来制成沼气，残渣用来养鱼，鱼塘的污泥用于肥田，物尽其用，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链使小张庄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全村十三家乡镇企业没有一家有污染。在整治沟渠的过程中，他们把深挖的泥土堆成了一个张庄公园，种满了雪松、龙柏、水杉、桂花、腊梅、牡丹、杜鹃等上百种花卉，既可观赏，又可出售，绿色工程也成了绿色的产业。小张庄的碧水清风，引来了远近的鸟群，鸟类的增多，又减少了虫害，又少用了农药，保护了农业的生态环境。
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称赞它是"艰苦奋斗新天地，生态农业第一家"。
联合国副秘书长托尔巴博士到了小张庄，他简直不敢相信在受到严重污染的淮河流域，居然有这么一块"世外桃源"。赞扬道："小张庄在保护、改善和发展生态环境方面，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九一年五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小张庄为"全球环境五百佳"称号；第二年六月，小张庄带头人张家顺也被评为"全球环境五百佳"先进个人。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张家顺同李鹏总理一道出席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会上领奖。
小张庄成功的经验，圆了中国农民的一个梦。
无独有偶。就在小张庄一箭之地的凤台县新集，正在崛起一座现代化、高效率、花园式的大型矿区。李鹏总理称它是"新集经验"，国家煤炭部号召全国煤矿要推行"新集模式"。每一个到过新集的人，都被眼前的风光所吸引。这里的一切楼堂馆所，每一条道路，哪怕是每一块空地，都经过精心设计。虽不见莺歌燕舞，却有潺潺流水，鱼翔浅底；建筑物都是白色的，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圣洁而又整齐。
我走进新集，竟怀疑它是矿区。因为煤矿留给我的那种灰暗的印象，在这儿荡然无存。
这是中国第一座完全按照环境设施与生产建设"三同时"建成的新型矿区 。它的出现，犹如一匹跃然而起的"黑马"，给中国煤炭工业带来全新的风景。
令人欣慰的是，不仅是新集矿区，在淮河两岸成千上万个工矿企业中，还涌现出了一批以环保为己任的"中国青年优秀环保企业家"。他们的出现，虽寥若晨星，却代表着一种希望。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原因，我没有一一去采访他们，但面对这些熟悉的或陌生的名字，我油然生出几分敬意：阜阳化工总厂的厂长王显义、淮北矿务局岱河煤矿的矿长陆春华，淮南洛河发电厂的厂长鲍定赏，登封电厂水泥厂的厂长郑启龙，平顶山矿务局一矿的矿长聂光国，盐城耐丽思集团的总经理卞传贵，徐州毛纺厂的厂长李新生……
在中国青年环境论坛首届学术年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作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失去耐心的地球》。其实，淮河早已失去了耐心，尽管她曾经默默无言、忍气吞声地承受了我们对她的侵害。正因为如此，寥若晨星的上列这些温馨的名字，才显得黄金珍珠般的宝贵。
第十章
世纪末的话题
二十一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九日，为使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有法可依，依法治污，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国家环保局、国家水利部和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一个调研组，由国务院法制局农林城建司司长史敏带队，对淮河流域水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历时十七天的调查研究。
这期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就在史敏结束调研返京的当天，北京牡丹宾馆里，《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
曲格平说，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环境论述与以往有所不同，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坚决"上，即：坚决执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坚决治理污染。提出两个"坚决"，令人鼓舞。这显示了中央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坚决态度。
他说提出两个"坚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已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二是，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认识不足，没有按照要求，把环境保护真正摆在基本国策的位置，致使环保事业很少有大的发展。他指出，全国每天废水排放量近亿吨，北方城市缺水有一半以上是因为水污染造成，已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治理水污染应摆在首位。分散的、单个的、小规模的治理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必须强调在城市、工业区实行污水集中控制、集约化治理。
"如果这个《水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能获通过，"曲格平高兴地告诉记者，"那将是环境管理二十年来新的发展，是环境立法上的重大突破。"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大会共收到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议案、建议一百二十九件，是建国以来历届全国人大会议收到这方面议案和建议最多的一次。立法和水污染防治成了这次大会的一个热点，尤其是淮河污染治理问题，更是代表们争相议论的焦点。
默默流淌了无数个世纪的淮河，现在突然成了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这是淮河的希望，也是淮河的不幸。
宋希焕等三十一位代表建议：国家应设立淮河流域城市污水治理基金，对淮河流域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有偿给予扶持，且抓紧制定一项配套政策，除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外，允许向排污户征收污水处理厂建设费和处理费；国务院要促成有关部门尽快编制污水集中处理厂设施的产业政策，加速设备国产化率。
李振华等三十二位代表的议案指出，治淮国家要加强上下游协调，统筹考虑；在治理问题上，国家要拿出具体方案，有个统一的规划和意见，还要有投入。
台湾代表团在《关于修改(环境保护法)的议案》中指出：责令企业停产、关闭的决定需由各级政府批准的规定，束缚了环保执法力度，建议取消"需要政府批准的规定"；法律责任中要增加因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应处以三年至五年的有期徒刑。
会议上沸沸扬扬，依法治污已势在必行。是的，不该建的就不能建，不该排的就不能排，该关就得关，该停的就得停，哪一级领导说情也不行。过去搞的一套行政管理办法，喊了许多年，也喊得比较凶，污染物排放总量却有增无减；许多企业不惜以牺牲环境，损人利己来创造"财富"，而且有恃无恐。为了杜绝这种犯罪行为，只有依法办事。
可是，要让受害地区的人民自觉地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基本生产、生存权，就必须正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执法队伍。
于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题凸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在呼唤自己的"环保警察"。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拥有数量可观的环保警察，而且设备极为优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能摄的，能照的，都有，几乎武装到了牙齿。
在我国，尽管每年各地都投入了巨资用于污染治理，环保设施上了千百套，然而，在"转圈"方面却令人忧虑。花巨资辛辛苦苦添置起来的设备，不是开开停停，就是在那"趴窝"。要让环保设施真正管好开足，就必须在现场监督检查上下工夫。那么，谁去监督呢?
在江苏省，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环保设施也有了数百套，但环保部门承担现场检查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要把所有的设施巡回检查一遍，少说需要一个月，而且，他管得了局部，管不了全局；管得了白天，管不了夜晚。
这几年，"三同时"项目挤破了环保部门的门槛。但是，审批过关的项目，谁来监督检查它的最后一个"同时"呢?本来，"三同时"的推行，是为了避免新污染源的产生，由于环保部门缺少现场监督检查执行率的力量，结果，"欠款"没还，又欠下了"新账"。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迅速改变了许多地方的经济结构，那么，乡镇环保管理仅靠一名在编或尚不在编的环保员跳"独舞"，是不是显得力不从心?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正在悄悄相传：我们的"环保警察"正在走上中国的大舞台。目前已有六十个城市和一百多个县开始了环境监理试点，江苏是唯一试点的省。据高层环保官员介绍，中国专门从事现场执法的"环保警察"已达两万人，到本世纪末将发展到十万人，一个像模像样的"集团军"。
淮河流域的江苏盐城市政府率先作出规定：凡亿万元产值的乡镇应建立单独的环保"派出所"，并先在射阳县建立一个所试点，打算取得经验后在全市范围铺开。
我在采访中也听到了这些"环保警察"的苦衷。尽管从职责的实质上看，他们同公安巡警、交通警察以及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执法人员一样，都是从事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但由于"环保警察"的统一着装问题仍在搁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现场执法的效果。有的下去被视为"冒充者"、"乱收费者"被扣押；有在深夜对污染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时被拒之门外，甚至放出狼狗恐吓驱赶凌辱，有的还遭到围攻谩骂殴打。
为给自己，更给子孙后代留一片净土、碧水、蓝天，中国的确需要增加一顶有关环境保护的"大盖帽"!
谈到执法，就不能不谈到为"环保警察"提供科学"武器"的"监测哨"。想到我拜访过的那许多监测，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位中年科学工作者。她叫郑秀珍，一九六九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她以数以万计的监测数据，主编了具有权威性的《阜阳地区环境质量报告书》，并执笔撰写了书中最庞杂也是最有价值的地面水、地下水部分。五年中间，一千八百多个朝朝暮暮，风风雨雨，她对这一地区的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作了悉心的研究，由此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环境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改善环境质量的相应对策。技术性之强，涉及面之广，其意义远远超出阜阳地区，为制定淮河流域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强化环境管理，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把水质的每一点变化都记录在案，这个地区的十个县市，谁也说不清留下了她多少足迹。每一个县市在河水的半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一期要做两次"平行样"，采样的时间很靠近，三天两次；每一个县市河水的入口、出口，都要分别选个点位；每一条河流的断面，还要做不同水期的采样。如果不把下泄污染团算在内，每年例行公事，她都必须跑上六七千公里。
她是综合技术室负责人，她只带两个"兵"。她使用的监测设备还是一九七九年建站时添置的，最好的一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还是一九九一年安徽大水期间人家算救灾品支援来的，与周围监测站相比，已经落后了，已经很难准确地监测出实际环境的质量。
站长告诉我：因为经费奇缺，设备无法更新，站里上上下下已有一年不见奖金。
问及此事，郑秀珍感到几分羞涩，说：她们还是比较好的，宿县地区的监测站更困难，出不起会议费，会也几乎不参加，省里也拿他们没办法。
郑秀珍手下分来一个叫曹磊的大学毕业生，那天下去采样正下雨，他背着瓶子，提着测量桶，挤公共汽车先到县里，因阴雨天三轮车不出城，他要去的范台孜监测点离县城还有四公里土路，没办法就走着去。风大，伞打不住，索性光着头淋，要到河中心取样，又没船。他在雨里一身泥水到处去找船，不少人把他当成了疯子。
据说，日本经济的腾飞成了当今世界一大奇迹，那里的一位专家泄露了"天机"：搞经济需要一批疯子。
我看到的那许多战斗在监测岗位上的环保卫士，就是这样一批"疯子"。在商品狂潮的冲击面前，他们依然保持一颗平常心，甘于寂寞和清贫，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但是，我们除了对他们表示敬意、理解之外，不还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是呀，为了让淮河变清，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
二十二
说起来，这也算是前所未有：当仆仆风尘奔赴各地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数百名记者陆续回到北京时，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这些无冕之王们把酒接风。
祝酒辞是少不了的。但这一次，田纪云副委员长的祝辞开门见山，说得大家热血沸腾。
他说："对那些敢于向环境污染宣战，甘受委屈，不畏困难，战斗在环境保护第一线的记者，人民将永世不忘!"
他说得慷慨激昂。
他的话在大厅回响，人人掂出了话中的分量。这是鼓舞，期待，更是承诺。瞬间出奇的宁静，随后，整个大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水的星球。乍一看，地球表面虽然百分之七十是水，但是，淡水储量只占全球水资源总储量的百分之二点五三，而这少得可怜的淡水，绝大部分又很难为人类利用，不是两极的冰盖，就是高山的冰川，可使用的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只占全球淡水储量的百分之零点三四!
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世界人均水量的一万零八百立方米，我国不足两千七百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与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水资源只有我国的六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均水量又只相当于他们的四分之三。
严重的缺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排放总量每年高达三百四十亿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密如繁星稠如树叶的乡镇企业。
三百四十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