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第一章 黑色的七月
第二章 触目惊心
第三章 救救奎河
第四章 误区·怪圈
第五章 庄严的承诺
第六章 想起了大禹治水
第七章 两堵高墙
第八章 枣庄现象
第九章 曙光
第十章 世纪末的话题
流域概况
附录
第一章
黑色的七月
一
盱眙，是我这次采访时才认识的两个汉字。这两个汉字，只是表明了江苏省中部洪泽湖边的一个小县。千里长淮奔涌而来，横穿盱眙，然后注入洪泽。当然，洪泽湖，这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并非淮河的最终归宿。经过洪泽调蓄的淮河，兵分两路，大部分向东南，由扬州市的三江营进入长江；少部分朝正东，沿着人工挖出的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流入黄海。
盱眙人至今不堪回首一九九四年七月那噩梦般的日子，黑色的日子。
其实，还没有进入七月呢，确切地说，从六月二十九日就开始了，三十五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整持续了二十八天之久!
旱魔肆虐下的庄稼地里，大片大片水稻枯黄了；秋大豆和夏玉米，远看还是青绿，实际早已干死；垄上一株株山芋苗，手指儿一捏即成粉末。洪泽湖，淮河干流末端唯一的蓄水湖，也经不住烈日的炙烤，日渐枯涸，很快逼近了死水期。
七月三日!盱眙的气温爬上了三十九点六度，为当日全国最高值。这简直不可思议。
老天爷带给盱眙的，已是六十年不遇的大旱。
然而，祸不单行。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大眼，像在怒问苍天。
这可是盱眙人民维系生命的唯一饮用水源啊!
几乎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尽管在这前一天，县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淮河遭受严重污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紧储水，县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将不能饮用，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淮河水污染的事故就时有发生，十年间已相继出现过十几起。仅一九九四年这一年，就碰到三回，每回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连发布通告的县政府官员们也大出意外：想不到"严重污染"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上上下下都措手不及。
这次下泄的两亿立方米污水，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一个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泽湖口的一百多公里长的污染团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一条河流上出现的最长的一次污染团带。
由于淮河上下游的落差不大，沿淮又久旱无雨，因此，铺天盖地的污染团带闯进处于低水位的盱眙，便几乎呈静止不动状态，久滞不去，使这个本来就是江苏省十三个财政倒挂县之一的盱眙县，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靠打鱼为生的一万一千多渔民，由于网箱养殖全军覆没，债台高筑，场面凄惨。政府机关人心惶惶，无心办公。
大家都忙着一件事：找水。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水。
一夜之间，繁华喧嚣的商业中心、娱乐场所，变得冷冷清清，死寂一般；一街两巷，不时传来的，是那手艺人赶制铁桶的丁当声。
盱眙县城建在一个被称作"第一山"的山坡上。此山，属玄武岩地质，一般不会有地下水。县供电局曾花了几十万元希望打出两口井来，且都打到了一百五十米以下，结果，钱白扔，劲白使，汗珠子洒了不少，却连水影子也没见到。
地下水源的贫乏，难以忍受的干渴，最后将群众逼向了一个个已废弃多年的土井。那些井水大都干涸，不少要下到井底去舀，尽管如此，最多时一口井也会呼啦啦围上近千人。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抢水场面，时有发生。
新闻媒体对这起突然发生的特大污染事故，报道不光滞后，而且相当谨慎。已经到了第十二天，江苏省的一张重要报纸，报道的仍是《干旱下的洪泽湖》，回避了"污染"二字。为文章配发的"万众一心抵御旱灾"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披露的仅是旱情。
这期间，南京军区某部防化团一百多名官兵，开来二十台运水车，从县城十多里外的龙王山水库运送饮用水；后来驻安徽嘉山某部六十多名官兵，分乘三十部军车，奉命星夜出发，带着输水器材，赶往盱眙，参加抗污斗争，突击铺设十五公里的输水管道，将水库水引入县城，以缓解盱城人民用水紧张的状况。但临到电视台播放这些新闻时，宣传的全成了"支援抗旱"的话题。
首先"捅出"盱眙这件事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他们在一版用照片的形式报道了盱眙遭受特大污染的事实，并且，距事故的发生也仅一周的时间。遗憾的是这张报纸的发行毕竟有限，更多的人仍不知情。
八月十三日，出乎人们的意外，《人民日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盱眙的污染事实，而且旗帜鲜明，用了这样的标题：《污水大于天灾》!
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披露淮河的特大污染事件。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同一瞬间，注视着这个洪泽湖畔的小山城。
二
盱眙曾想到过法制。
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在通过十年试行的基础上，已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颁发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盱眙人依据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走进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他们要求追究造成这起水污染事件的单位法律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省高院没有受理。因为这事你根本就不可能搞清楚谁会是被告。上游地区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说，单是这几年勃兴的乡镇企业中排污的小造纸、小皮革、小化工、小印染、小酿造就多如牛毛。整个流域每天排放污水总量就达七百万吨以上，而建成或在建的污水集中处理厂只有三家；平日，这些污水全被上千座闸坝拦蓄着，一旦倾泻而下，谁分得清都是哪些单位的责任呢?况且，还牵扯到省与省的关系。
尽管放着有关的法律法规，盱眙人也不得不寻求别的途径。
于是，盱眙县人民政府分别向市里省里作了汇报。
江苏省和淮阴市在做了充分调查之后，先后四次紧急电告中南海。
后来，我在盱眙读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他们把这起事故表述为："淮河上游蚌埠闸下泄的近两亿立方米污水，给盱眙沿淮二十万人民和工业生产带来深重灾难。"
直接原因好像来自安徽境内的蚌埠闸，这显见是不够准确的。
事实是：这事出在地跨豫皖两省的一条支流上。这是淮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支流。安徽这头称颍河；河南那边添出一个字，叫沙颖河。十多年来，这条河沿线的人口剧增，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每天，成倍增长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城镇垃圾、厂矿的废渣、医院的脏物以及农田里的农药和化肥，统统随着地沟天雨，泻入河道。仅接纳河南省上自郑州、下至项城的三十多座城市的废污水，一天就是一百六十六点二吨；安徽省阜阳地区五个县市又日排十三点八万吨。因此，这条支流在没有进入淮河主干道之前，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河段的溶解氧几近为零，丧失了河流的使用价值；再加上这些日子沿途久旱无雨，河水大量蒸发和流失，被一道又一道闸坝拦蓄着的，实际上已全是浓度很高、毒性极大的废污水。
河南沈邱县槐店闸附近，是沙颍河被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之一。十几米深，一百多米宽的水面因长期蓄积成为死水，翻着白沫，冒着气泡，散发出刺鼻的怪臭味。
最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在七月中旬。
由于河南突然连降暴雨，其境内的各河道水量陡增。七月十三日，沈邱县槐店闸为确保闸坝本身的安全，开始泄洪，以每天九百多万吨、一千一百亿个流量向安徽境内排放。
沈邱大闸公园就在大闸旁边，公园的负责人朱洗玉说，放水的那天，两岸臭气冲天，公园里的猴子眼睛被熏瞎，沿河的树木尽数枯死。
七月十四日，污水压向安徽境内的颍上闸。颍上闸出于同样的原因，开闸泄洪。
七月十五日夜，安徽凤台县河面泛起大量死鱼，船民只好用平时接下的雨水做饭。
七月十六日晨，污水流进安徽淮南市李嘴子水厂。市民如同往常一样拧开水龙头，打算刷牙洗脸，才发现流出的竟是黑水。
当日夜间，污水闯进淮南市田家庵三水厂，因厂里已有准备，为使出水达标，他们拼命加大净水剂的投放量，想方设法改变工艺，结果，每吨水的成本由原来的四角钱增加到三块钱，提高了七倍多，但制出的水仍呈黄褐色，有明显的腥臭味。很多人饮用后头昏、腹泻、恶心、乏力，有的人甚至出现肾脏损害症状，一时医院爆满。
七月十九日，已经形成长达七十公里的强大污染带，抵达蚌埠闸。这时，淮南至蚌埠近百里河段成了一条可怕的黑河。
可以想见，蚌埠闸吃紧。一九五八年建闸时，设计水位就只有十七点八米，现在拦截的污水水位已超过十八米，必须按规定打开闸门。
蚌埠和淮南一样，吃水靠的是淮河。听说污染团带已经袭来，五十万蚌埠市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门眼，透不过气来。
蚌埠三家自来水厂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派上了活性炭，却无奈此刻的自来水厂已成污水处理厂，职工个个"谈水色变。"
有资料表明：污水下泄之后，水质已经有了好转的情况下，蚌埠市自来水公司曾取了三千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去化验，结果是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首要控制污染物"一百二十九种中，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九十种和九十五种，其中，致癌物高达六十七种!
这期间，淮南市田家庵发电厂因为水质的原因被迫停机，时间长达十多小时，它给华东电网，以及给华东地区的工矿企业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污水前锋终于到达了盱眙县境；二十八日凌晨，袭击了这座山城。接着污水便进入洪泽湖，洪泽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
江苏省政府因为事前采取了一定的紧急措施，启动国内最大的江都翻水站把长江水翻进洪泽湖，加大了洪泽湖的蓄水量和稀释能力，还及时地关闭了三河闸，将这次污水控制在洪泽与淮河的干流之间，避免污染向下游大面积扩散。否则，淮阴、盐城、连云港和扬州市的两千万人民，三千万亩耕地，都将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三
淮河下游发生的特大水污染事故，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李鹏、邹家华、宋健、陈俊生等高层领导都对淮阴市人民政府的紧急报告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及时地将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的消息公之于世，表明中国政府决心向污染开战。向污染开战，就是向我们自己开战，向我们落后的东西开战。回避，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正视污染，就是正视我们的未来。这是有信心的表现。
同年八月十九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和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受国务院委托，率领工作组飞抵江苏省省会南京。二十日到达淮阴。这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分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也都陆续到达。二十一日，大家分乘两辆"大中巴"赶往盱眙。
工作组转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受害群众的慰问，并传达了李鹏总理的指示精神。
李鹏指出：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加快，要早让淮河水变清；到一九九七年底，所有企业都要达标排放，治理不好的企业要依法关停并转，包括大企业。要完善环保法制，逐步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修订有关环保法规，要增加有关处罚条款，要抓大案要案。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要公开惩处。
我在徐州见到了参加盱眙会议采访的高杰。高杰是徐州市环保局宣教中心负责人，兼任《中国环境报》驻江苏省记者。那次他受《中国环境报》总编许正隆的邀请，和从北京赶来的胡若隐一道去的盱眙。
当时盱眙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接水的队伍，消防车用来运水，军车用来送水。高杰随大家一道看了地面水厂，看了水质数据，看了农民的鱼塘，他们还到淮河大桥察看了水情。污水已经退下去了，但桥墩上依然留有许多污染痕迹。中午回县招待所休息，洗手用的全是矿泉水。
下午，大家乘坐汽艇沿河向北，登上了洪泽湖的老子山。解振华局长刚走上岸，一个七十多岁戴了顶破草帽的渔民，不知打哪儿突然迎面走了过来，认定解振华是个大官儿，没有开口便先跪下了。
老汉的脸被太阳晒得很黑，满脸憔悴，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着悲愤。他说，他们全家贷款了两万多元，十六只网箱，两万四千多斤鱼全都死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解振华慌忙上去扶起老人，说："我们就是来看望灾民，了解情况的，回去向国务院汇报。"
老人颤巍巍地起了身，伤心地问："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吃啊!"
说着，两行泪水地要再次下跪。
解振华搀着老人，沉重地点了点头。
因为这事来得太意外，连在场的记者也都在发呆。但高杰的脑子来得快，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好镜头，他发现临湖的一边没有被人挡住，角度也不错，而且水面也不太深，便当机立断地跳下去，抢下了一张照片。
后来，他的这张照片荣获了"全国妇女·家庭·地球摄影大赛"铜奖，他却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他仅仅只是在湖水里停了分把钟，两条腿却被污水感染得奇痒难忍，以致皮都要抓烂了也不杀痒。直到回徐州请部队医院治了几天，半月之后才慢慢痊愈。
被污染的湖水实在可怕!
他说：作为一个环保工作者，有这样一回经历就够终身受用；他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看清了自己的责任。
他把这张照片赠送给我时，苦涩地笑着说："想不到自己在盱眙的特大污染中也成了受害者!"
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使人终身难忘的，又岂止一个高杰呢。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目睹了龟山村渔民的困境，会上的一席话，使与会者如闻惊雷。
他说得很动感情："渔业绝收，负债累累，生活无着，有的被迫背井离乡。我作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府官员，深感痛心!假如长此以往，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对此非常担心。其实这污水之害何止龟山一处?安徽省沿淮城乡也是这样，河南沙颍河两岸的居民更是这样。一些老干部说，我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下，却可能死于污水之害!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的基础!"
我走近盱眙时，已是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下旬，离特大污染已有十个月的时间，本以为这事早已该解决了。那天，我正同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的两位科长说着话，孙亚兴副科长忽然站起身，抱歉地说道："你们继续谈，我排到了。"
我不免感到蹊跷："……什么排到了?"
"接水。"
他不好意思地推开我面前的窗户。
窗外的画面强烈而又一目了然，我的心禁不住一沉：
窗外对面靠墙的地方，安装了一台取水泵，水的流速极小，旁边却排着一长串塑料水桶。数一数，至少有了二十几只，井然有序。我一下意识到，吃水至今仍是盱眙人最大的难题。
这是在政府机关，我想，老百姓又会是什么情况呢?尤其是那些连取水泵也买不起的山村农民，和惨遭劫难依然被污水包围着的渔民呢?
"县里供应的自来水到今天还只能洗衣服，"丁步彬科长说，"要是洗菜，还得用井水清上一遍才行。"
他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已经麻木了的无奈。
使我大为意外的，还是另一条消息：就在我去盱眙之前，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一天，淮河上游再次开闸排污，将总量高达二点二亿立方米"远超过V类水质标准的污水下泄"--上次惊动了中央的"特大污染"总量仅是将近两亿立方米--一次更大的污染团带又袭击了沿淮下游，给盱眙的伤口上撮了把盐!
一个黑色的七月。
又一个黑色的三月。
告别盱眙时，我的脑袋里全被可怕的污染所填满。一回身，我看到车站附近的场地上，站着一个一手拎了一只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水桶的儿童。他在等水。那种忧虑的眼神与年龄极不相称。他站在那，并且，永远地站在了我的记忆中，像一尊青铜雕像般的沉重。
第二章
触目惊心
四
淮河流域历史上第一次特大污染，发生在十六年前的蚌埠市。因当时的消息没有见诸报端，这事至今鲜为人知。
蚌埠，原是淮河岸边一个小渔村，它曾是"古采珠之地"，故得其名。随着淮河大铁桥和津浦铁路的出现，它成了南北大动脉和东西走向的淮河唯一的结合点，早在本世纪初叶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很快成为千里长淮第一大港，安徽省著名的北大门。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国民党称它为"徐(州)蚌(埠)会战"，足见蚌埠地理位置的重要。建国初期那场调动千军万马治理淮河的指挥部，也就设在蚌埠。
蚌埠因水而兴，因水而活，今天又因水而祸。
一九七八年十月，因遇大旱，淮河的水位很低，为确保华东电网正常运转，使淮南电厂按时发电，蚌埠闸连续关闭了二百四十七天，蚌埠船闸也停止过船，往来船只运送的货物只能先卸到岸上，然后再从闸上运过去。
封闭蚌埠闸，就意味着淮河断流。
蚌埠日排污水二十三万吨，大半年下来，几千万吨各种废污水就全集中在市区四十二公里的河槽内，浓度越来越大，红虫孳生，蚊蝇成团，鱼虾绝迹。自来水厂被迫关门，靠吃淮河水的五十万市民，被迫饮用废井水和肮脏的防空洞水。
其惨状，非前文的盱眙特大污染所可比拟。
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是刚卸去铁道部长职务的万里。他专程赶往蚌埠，布置驻蚌三二三地质队调查蚌埠的地下水，调查的结果令人绝望：市民集中居住的淮河南岸，三十米以下便是坚硬的岩层，基本无水可采。
为解几十万人民的干渴之急，安徽省水利厅成立了翻水指挥部，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将滞留在蚌埠沿线的污水翻到蚌埠闸上游去，只要把这一带的污水统统抽光，下游洪泽湖和长江的水接着就会跟过来。
于是紧急抽调了二十多部推土机，首先疏通大闸南侧的钢粮河。"钢粮河"，顾名思义，那还是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大办粮食时挖下的，已遗弃了多年的一条废河。把废河疏通之后，架上四十部大型抽水机，每一部的进水口都比水桶还粗，逼水倒流，翻过蚌埠大闸。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原想不出几天，就可把积聚在蚌埠周围的污水抽个精光，洪泽湖和长江的清水跟着便过来了，谁知弄巧成拙，囤积的污水才被抽到上边去，干净的江湖水没见面呢，河南省一场暴雨倾缸倾盆而下，沿途的闸坝跟着泄洪，蚌埠闸抵挡不住，就把上游下泄的、下游上扬的全部污水，统统又都汇流而来。于是更大量的污水留在蚌埠附近，久滞不去。结果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声势浩大的翻水工程就此告吹。
当时的市委书记黄驭，离开蚌埠闸驱车回城，一路无话。他清癯的面孔上浮现出深深的痛楚和内疚。
临下车时，他指示秘书："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人民!"
话未出口，声音哽咽，两眼泪光，竟至说不下去。
蚌埠是津浦线上的重镇，每天都有八十八对列车通过，那些日子，不得不对过往的一切列车停止供水，为津浦铁路通车八十多年来所罕见。
曾以"食品城"著称于世的蚌埠，因水质严重污染，工业生产几乎陷入瘫痪；人民生活度日如年。……
据专家提供的资料看，淮河流域自一九七四年发生首次污染事故，到第二次事故的发生，相隔四年；到发生第三次，只相隔三年。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九年二月，不到七年时间，淮河就相继发生了三次大的污染，平均只隔上两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这种水污染事故便年年发生，而且，每年均在两次以上；仅一九九四年就发生了四次。现在已经发展到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隔几个月时间!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就在盱眙发生七月特大污染的一个多月之前，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蚌埠主持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水利部、国家农业部、国家化工部、国家开发银行、全国轻工总会和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云集珠城，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问题。
大家已经认识到淮河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工作的紧迫性。一致表示：必须像打击贩毒、走私那样，毫不手软地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于干扰执法，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者，要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会议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必须抓紧起草，并请国务院法制局提前参加起草工作，力争年内提交审议。
会上还把国务院许多有关部门增补为"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便今后共同协调上下游的各种关系，组织起全流域污染的联防。
经过十部委与沿淮四省讨论后决定：年内，豫、皖、苏、鲁，关、停、并、转一百九十六家企业，以减轻淮河的污染重负。
就在这次会上，宋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一定要让淮河水在本世纪末变清!"
他严肃地指出：立法时要加刑事条款。为此，他提到了马来西亚，说在那里贩卖一两海洛因就被处以绞刑。一两海洛因不过毒害十几个人，并不就会致死，却仍要判处极刑。我们呢，倒好，一条河毒害成千上万人，却没人治罪，这怎么行?有罪不诛则有恶不惧。必须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淮河流域的环境。
会前，他曾率领到会的国家各有关部委的大员们，从河南省郑州出发，一路风尘，查看淮河上游的污染点源与河段，所见所闻，他在会上痛切地概括为四个字：
"触目惊心!"
在颍上闸视察那天，天气阴沉，闷热，宋健走上大闸，望上游浊流滚滚而来，看下游黑流滔滔而去，臭气熏天，狼藉一片。不禁痛心疾首，连声嗟叹：
"触目惊心!触目惊心!"
百般感慨之余竟然只有这"触目惊心"四个字可以尽叙。
在视察了淮河污染的情况以后，宋健专门约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指出："淮河污染责任不在群众，而在领导。治好淮河污染，责任也在各级领导。"
他沉重地说，"如果再不重视治理，什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菜篮子工程，都将化为泡影。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现在淮河流域的人民连这样一点点大自然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连河上的清风和不受污染的清水都享受不了!"
他大声疾呼："再不下决心治理，就愧对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无法向历史交待!……"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宋健站过的大闸上，还想到了另一个人发表的感想。此人就是曾为淮河呕心沥血，将水害变为水利的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面对滚滚的浊流，逼人的腥臭，她一时竟搞不清是淮河还是"黄"河、"黑"河?
她伤心地含着泪，摇头惊叹："三年不治，这河就完了!"
她说这话已有三年的时间。
五
我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对母亲河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七日，我抱病奔走在母亲河养育过的儿女们中间。西起河南桐柏山，东抵江苏黄海之滨，南自安徽大别山腹地，北到山东蒙山沂水，历时一百零八天，行程一万余里，我在苦苦探寻：淮河的事何以让众多人牵肠挂肚?淮河究竟被污染到了何种程度?二十七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能否再现碧水千帆的图景?……
我的心一次次被震撼，以致坐下来撰写这篇文章，也无法让自己恢复平静。
提起豫、皖、苏、鲁，无须数字的佐证，人们都会意识到这四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京沪、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大京九"新线居中而过，陇海铁路横亘东西；除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外，千里淮河的主干道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支流，简直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四省联在一起。然而，我们面对的居然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全流域一百九十一条较大的支流中，百分之八十的河水已经变黑变臭；三分之二的河段完全丧失了使用价值。流淌在祖国肌体的大动脉中，竟是已经变质的"血液"!尽管我们早已制定出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颁发了大量的有关法律法规，可是，发生在淮河流域的事情却依然事与愿违 。我们并没有接受西方国家惨痛的教训，而是在重蹈他们"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工业的布局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完全不顾地理环境的特点，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在水源的上游，在城市的上风口，在居民区、文教区乃至风景名胜区，到处布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过去，这种现象只是突出地表现在城市，随着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采用原始的、极其落后的工艺进行生产，这就把乡镇的环境污染与城市的环境污染联成了一片，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很少出现的。
共振产生的摧毁力是惊人的，密集工业对环境产生的共振则常常是毁灭性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山东省临沂市一九九三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一百八十五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为全省榜首，撑起的岂止"半壁江山"?安徽省阜阳地区一九八三年时乡镇企业还是寥寥无几，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两年大抓了一下乡镇企业，并且，还抓出了除"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耿东模式"之外的"阜阳模式"：个人办、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合资办，"六个轮子一齐转"。于是，一九九三年这样的企业猛增到二十五万五千多家，企业总产值达一百七十九亿元；在安徽省的十强县市中，阜阳地区便占了三分之一，阜阳市和亳州市还分别夺得前两名。不必细说，江苏省沿淮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人的生存环境是无法避免重大牺牲的。
淮河源自桐柏山，处于源头的桐柏县应该说水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了，其实不然。桐柏造纸厂每天都要向淮河排放大量废水，每获得万元产值，就要排放七千四百吨造纸黑液。除了这家造纸厂，县里还有吴城碱厂、毛集铁矿等一批污染企业。
一九九三年桐柏县的工业产值仅有一亿六千五百万元，却排放了二百三十多万吨工业废水；而治理投资却只花了七千元!它在全流域一百八十二座县级以上的城镇中，不仅单位工业产值与工业废水量的比值被排在第一，其单位污染量也遥居榜首。
这是淮河的不幸。
母亲河在她刚刚走出高山大峒，尚没有从容地迈开步伐，就变得满目污秽。
一路之上，她遍体鳞伤。
就是在她同自己养育的儿女们作离前告别时，情景又将如何呢?依然没逃脱最后的杀戮。
濒临长江的扬州市，每年都要把占流域总量第七位的工业废水朝她泼去，而单位工业产值的治理投资才仅仅是全流域的第一百二十八位!
这是淮河入江口的景况。
入海处的滨海县虽只是个不大的县城，工业废水排放量却排在全流域的第二十九位!
淮河何以洁身?
豫皖苏鲁四省每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就是二十三亿五千二百万吨!
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
如此庞大的废污水，淮河的躯体何以承受?
江苏省处在流域的最下游，深受河南、安徽和山东三省下泄污水之害；可是，从全流域宏观上分析，排放工业废水最多者，恰恰又正是江苏省，每年高达五亿七千三百万吨。其次，便是河南省。但是，在排放生活的污水上，最多又是河南省，其次才是江苏省。
当然，污水排放的绝对量，从城市来看，居于前三名者，分别是河南省的郑州市、安徽省的淮南市和蚌埠市；而这三座城市在治理投资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又分别只排在一百八十二座城市的第九十位、第七十七位和九十八位!
据估计，一九九三年淮河流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为两千一百亿元，较"七五"期间平均水平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仅是两亿两千一百万元，比照"七五"平均水平只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这些数字表明，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改变了环境，而是加重了环境的污染，这就说明，我们发展经济的政策上有了重大失误。这种失误突出表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上，忽视包括环境在内的增长的质量；我们的一些市长、县长、镇长和企业的厂长们，在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中，很少甚至根本不去兼顾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该发生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六
淮河上游有一条不大的小洪河，它流经河南省的舞钢市和舞阳县，这两处有五家造纸厂，据了解到的情况推算，五家一年的利润加起来不过一千多万元，但它们排放的污水给下游的西平县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每年农业收入至少减少一个亿!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间，中国华东水灾曾震惊世界。淮河流域灾情最重，处于淮河干道中段的安徽省，为减轻江、浙、沪一带的压力，炸坝行洪，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的经济损失不亚于唐山大地震。但是，当中央拨巨款治理淮河时，豫皖交界的安徽人虽深受洪水之苦，却拒绝疏通河道。理由又似乎可以放到桌面上去的：因为上游老下污水!
我们对母亲河的不孝和伤害，其恶果已等不到子孙后代来"品尝"。我们再要付出比发展经济更大代价的日子已经临头了。
黑河，原来并不黑，它是淮河上游数百条中一条极其普通的二级支流。但由于污染严重，它已经成为一条害河。河南医科大学教授刘华莲曾带领学生，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二年期间，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带人群死亡率比一般水平高出三分之一；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脾肿大；十个孩子有九个肝不正常；百分之六的新生儿患有先天畸形；沿河许多村庄连续数年没有一个人符合参军入伍的条件。
因为水污染，什么事都是可以发生的。
你听说过水可以燃烧，而且可以爆炸的吗?
河南省开封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短短五年时间，由于树脂厂和日用化工厂把含苯及石油的废水直接排入惠济河，引起九次河面起火，火焰窜出十多米高，河边柳树、电杆、高压线都被烧坏，着火的电线还殃及沿路的建筑；坚硬的石板也被烧裂，先后造成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一九七六年八月，山东省枣庄市十里泉秦柚河湾，由于化肥厂、发电厂等单位排放含油的废水，因小孩点火玩耍，引起水面着火，火焰高达五米，烧死岸边柳树十一棵；同年秋，再度起火，因抢救及时，仍烧死大树三棵。
被污染的地面水严重影响到地下水。
江苏淮阴市近年来对部分水井进行过水质监测，吃惊地发现：浅层乃至中深层地下水均严重污染；山东菏泽地区十个县的城关区，半数地下水查出了剧毒砷(As)；河南开封市周围一百平方公里的地下水，砷、氰、酚及三氮均有检出，百分之五十七的浅层地下水和百分之十三的中深层地下水都不能饮用。
安徽省阜阳市坐落在颍河与泉河的交会之处，本来在用水上是得天独厚的，却因为河水严重的污染，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的水质好坏且不去说它，由于长期恶性的超采，已导致地面下沉，十年居然下沉了一点一米，就是说，整座城市，十年"矮"了一米一!
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
城东郊的颍河大闸也因地面的沉降，造成左岸闸体错位，假如一旦发生大的洪水，闸门打开就十分困难。
更可怕的是，地下水长期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阜阳的地下水已经形成一个一千平方公里范围的"锅底状"，其后果不堪设想。
更令人困惑的是，污染问题如此严峻的一个地区，繁重的环境保护工作竟只是由城建局里面的一个科室来管理，全科仅有四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从下面监测站借来的，担任副科长的一个同志竟兼任监察室副主任，实际就只有两个半人。这与担负着三市七县的环保任务极不适应。而且，局里长期没有一个分管环保的局长，这项业务全由一位土建工程师兼管了五六年，环保科的管理工作差不多是停留在走走形式这个层面上，环保机构几近虚设。
我在阜阳采访期间，正值省里在阜阳召开现场办公会，邀来了一大批厅局长和各地市的要员，戮力共商振兴阜阳的大计。因为"大京九"铁路的修建，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提供了可以"跳跃式"、"超常规"大发展的机会。也许出乎组织者的意外，许多同志考察后不无忧虑地指出，水成了阜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的缺水，可能会使许多美好的计划化为泡影。
阜阳人自豪地告诉我：当今一百个中国人中间，就有一个是阜阳人。算一算，也是，全国十二亿，阜阳地区正是一千二百万!但问题的严重也许正在这里。七县三市的河水又黑又臭，又都只能长期恶性地超采地下水，别说今后有个大的发展，我真担心，有一天，阜阳人将发生一次大的迁徙。
这并非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
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有过一座盛极一时的绿洲芳城：楼兰城。后来因为缺水而日趋凋零，终成一片废墟。举出楼兰城的例子也许是言重了，可是在"缺水"二字上，不能不令人万分忧虑。
谁能够想到，近年来，同样因为地下水的急剧下降，梁山周围的农民已经把庄稼种到了山坡上，水泊梁山没有了水。今天的孩子还能去想象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水浒"的地方吗?
在阜阳城一个极难摸到的地方，我找到了行署水产管理站。毕业于四川水产学校的渔政科长丁图强，谈起颍河和涡河的污染，像憋了一肚子话要往外掏。他旁边没放材料，大脑却比电脑还管用。"水产部门是第一受害者!"他说着，一边有力地竖起右手的食指。
他说，虾，螃蟹，河蚌，这些甲壳类的水生动物对水的污染最为敏感，最容易死亡，因此，被称作环境保护的"指标生物"。一九八年渔业调查时，这个地区还有七目十五科五十四属六十九种水生物，二级保护动物吻虾*%和背瘤丽蚌，到处都是。而现在，泉河无鱼可捕，河水已不能灌溉，颍河也废了。著名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河道里基本绝种。
他说从前这地方推广网箱养鱼，总面积曾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一，占了全省一半；涡阳县有"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之说，被国家列入"星火计划"。现在呢，计划跟不上变化，一九八八年一月至一九九二年六月，四年半时间竟发生了大大小小死鱼事故六百多起，渔业损失逾亿元，超过该地区利辛、阜阳、太和、临泉四个县市全年财政的总收入。
世世代代靠涡河为生的亳州渔民，无数次遭受河南省流来的污水的侵扰，这一天，忍无可忍了，终于同河南那边的有关方面对簿公堂。结果掉了一层皮，又破费二十多万元，最后还是把官司打赢了：对方赔偿了五千元。
渔民们为此激动得放了一整夜炮仗。那是高兴啊。有人却不理解。因为，鱼的损失且不去说，又贴进去了二十多万，人家仅是赔出五千元，这官司，划算不划算?
渔民却笑了，不过那笑最后冻结在脸上，仍硬气地说："讨回一个公道!"
丁图强的话结束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望着渔政科整整一面墙上挂着的彩色渔类图，耳边老是响起豫皖边界时下流行的那首新渔歌--
吃水有污染，
洗澡身起癣；
大鱼光，
小鱼完，
青蛙老鳖爬上岸。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从山东济宁去邳县的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条蛇因为受惊吓窜入氵光氵府河。那蛇刚落水，便像跌进开水锅被烫了似的，身子扭作一团，挣扎了几下子，就被河水摄走了魂魄。
一个多么凄惨的画面。
在由曲阜开往兖州的长途汽车上，曲阜师范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何树凯给我讲述了他的一次奇遇。那是一九九五年春上，一群要好的同学相邀到泗水边上去游玩，那可是被孔夫子咏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一条著名的河啊，经历了数千年的人世兴衰，它在这些学子的心目中不啻是条圣河。但它现在也被严重污染了。偏偏有个叫杜春梅的女同学，不甘心就这样扫兴而归，因为她原就准备去钓鱼，尽管水面又黑又腥又臭，她却一定要试一试。一试，还真的钓出一条草鱼。可那草鱼通体散发着酸臭，扒开腮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诧：鱼腮内有一股强烈的恶臭如子弹射出。
大伙无论如何想不通，在这严重污染了的河水里会有鱼，会有这种污水鱼。
我惊呼淮河流域出现了如此怪物。是呀，它还应该叫鱼吗?
转而一想，生活在淮河两岸的亿万父老乡亲，不也正在不知不觉地适应着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吗?
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幸。
第三章
救救奎河
七
奎河，是淮河流域污染得最严重的一条河流。
它源于江苏省徐州市的云龙湖，流经安徽宿州、灵璧、泗县三县市，最后在江苏泗洪县汇入洪泽湖。全长一百八十多公里。虽然它的两头都在江苏省，却有一百三十六公里处于安徽境内。
它原本是一条十分清澈的小河，但自从云龙湖被徐州辟为风景游览区，切断了它与下游的联系，奎河便成了无源之水。本来徐州市区黄河故道以北的许多工厂，像造纸、肠衣这样的污染大户，按照原分水岭自然的流向，应该向北排放，可是徐州有关方面却铺设起了地下管道，从废黄河的下面穿过，调头朝南，也全都被引入奎河。这样，奎河就已经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河流，而成了徐州市地地道道的一条总的下水道。
这种情况在整个淮河流域是并不多见的。
据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徐州每天有一百二十四家工厂的工业废水、三十万市民的生活污水，累计八万余吨排向奎河。奎河氨氮的最高含量超标八十倍，化学耗氧量最高含量超标一百二十五倍，致癌物亚硝酸盐氮最高含量超标二百倍。
如此惊人的超标在全国亦属罕见。
河水不仅不能饮用，一九八四年安徽即停止农灌。
早在六十年代，安徽宿县(今改宿州市)就多次向省里呈递报告，也几番派人去江苏省和徐州市进行交涉，并向国家水电部和国家环保部门反映人民的疾苦。国务院环保办公室曾专门发文指出："两年内要重点治理徐州市的工业污水"。这事还惊动过李先念副总理，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六日明确批示："抓住不放，做出成绩，一直到解决问题。"可是，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抓住不放"的不可能会是别的，只有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李先念的指示没谁去落实。
直到粉碎"四人帮"，直到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许多历史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奎河的事情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越演越烈，以致成了难解的死结。
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奎河导致泗洪县死鱼事故，受害者和被害者均在江苏，江苏省环保局出面下达了一个文件，提出六点处理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徐州市区往奎河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其治理工作限期于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完成。然而，到了一九八二年的下半年，奎河水质没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
在那期间，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水电部的联合调查报告披露：安徽省宿县受害最严重的农村大队，癌症死亡率已经高达十万分之一千六百!这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癌症死亡率的平均值十万分之八至十，居然高出一百六十倍至二百倍!
我得到了宿县地区过去的一份调查材料，他们曾认真地调查过宿县段沿途的三个区、三个乡、十四个自然村、一千四百零三户、六千七百三十二人，结果是：发病二百三十一人，癌症病人六十九人，占发病人数三成。其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还出现了血癌、肠癌、子宫癌和膀胱癌。受污染区人口明显出现了负增长现象。
这已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
破坏性是巨大的。奎河的污染给宿县地区农、林、水利及畜禽养殖等方面造成的损失，每年都是上亿元；还因为停灌，贾桥、草坝、浍塘沟、八里桥四座节制闸，装机七千多马力的五十二座电灌站，以及大量的引水渠道、涵洞等水利设施全部闲置以致坏死。
安徽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向国务院写出《关于请求解决奎河污染问题的报告》，希望国务院责令江苏徐州市争取在一两年内解决问题。
受害地区的人民代表也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三次会议上，分别作出专门的提案，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强烈要求"尽早拯救两岸人民"。
中南海被惊动了。
"国办发(1983)27号文件"严肃指出："要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奎河的主要污染源，争取奎河水质在今年内有所好转。"这样就为徐州市划出了一条时间线："今年内"，即一九八三年年内。且强调："污染物的排放量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规定得斩钉截铁，"只能"或"不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年年底的形势是喜人的。《淮河水质保护简报》作了及时反馈，说徐州市人民政府"贯彻是认真的，行动是快的，两位副市长亲自抓"，由于"市领导同志重视"，奎河水质状况"开始向好方向转化"。
然而，这种好转仅仅是几个月，一阵花拳绣腿过去，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国家环保局调查组目测奎河杨庄闸的污水流量高达每秒五立方米，据此估算，徐州排入奎河的污水每天已超过二十五万吨。这就是说，十年里，污水总数非但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两倍!
安徽因有切肤之痛，当年国办发(1983)27号文件一下达便拨款三十万，对省内奎河两岸地下水水质污染的范围展开了调查，并据此制定出《奎河严重污染区人畜饮用水工程规划》。如何在污染区发展农业、林业、副业和渔业，统统顾不上或没法顾了，拯救百姓保护牲畜成了头等要事。后来，省政府又以皖政(1985)99号文上报国务院，请求解决打井经费。
安徽认为污染是江苏省徐州市造成的，安徽不应承担此项费用。
为加速奎河问题的解决，安徽还由建设厅、水利厅和宿县地区组成汇报小组，多次进京汇报。
然而，好事多磨。
直到七年后的一九九二年，用于解决奎河宿县段人畜饮水的五百万元打井经费才最后到位。而且，五百万中，国家计委拿了一百七十万，江苏拿了两百万，其余的仍由安徽拿。
当然，这七年中间是可以用"由于种种原因"予以解释的，可是，七年过去，因为物价上涨的因素，原可以解决十万人的饮水问题，现在仅能解决其中的一半；更何况，也只能限于宿县段，这时的灵璧和泗县段污染面变得更大了，而两县需要的一千万元的打井经费，等到的只是一个"组织论证"。
其实，这种论证，从县里到行署，从行署到省，安徽已经不知组织过多少回。那些用血泪填写的调查材料，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的就是六个字：时间就是生命!
在对奎河两岸安徽段实测的一百零八眼浅井中，令人震惊地发现：受污染的井水占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好的或一般水质的，一眼井没有。地下水受污染范围扩大到了沿岸两侧纵深五华里，总面积七百三十六平方公里，严重地区已达四百九十七平方公里，涉及到三县，十四区，四十三乡，四百九十九个自然村，四万余户，三十万人。
受害的人口之巨令人震惊。
奎河的污水中大肠菌群不计其数，所谓水污染中的"五毒"：氰、汞、铬、砷、酚，奎河里全有，已是"五毒俱全"。氰化物进入人体后，可直接进入血液，造成人体组织严重缺氧，直至呼吸衰竭而死。汞是对人体健康危害极严重的一种重金属污染物，属累积性毒物，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并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尤其是肝和肾，还进入大脑，致脑损伤是不可逆转的，迄今尚无有效疗法。而铬、砷、酚都是强致癌和促癌物质。工业废水中挥发性酚的最高容许排放浓度仅为每升零点五毫克，而奎河最高含量已达每升七百五十毫克，超标一千五百倍!
如果说，一九八三年之前仅有宿县段的癌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一千六百三十，如今，这种灾难已扩展到了灵璧和泗县的几十个村庄。这些村庄的年癌症死亡率均在十万分之八百以上。灵璧县的少程村年平均癌症死亡率竟为十万分之五千，有一个六口之家两年死亡三人，闻之令人心惊胆战。
这次，我去了奎河下游的灵璧和泗县，两县受害地区的打井经费至今没有着落。灵璧尹集镇离河只有一华里，水面很宽，很黑，岸边上蚊蝇成团，寸草不长。去时正是盛夏，水边幸存的树木全被霜打了似的，枯黄，苍白，萎蘼不振；地里的小麦已到了收割的季节，却矮小得像一把韭菜，长得奇形怪状，农民说它是"该大的不大，该小的不小"，不留神竟连麦穗儿都发现不了。一九九三年以来，这个镇受损失的树木就有五十六万多株，平均每天损失七十七株；死亡大牲畜八百六十九头，每天摊上一头；全镇六万五千一百七十三人，发病人数一万一千零七十五人，两年死亡六百六十五人，其中三百三十人死于癌症。
浍沟中学距奎河南岸五百米处，六十多名教职工和一千多名学生在校就餐，饮水全靠一口八米多深的土井，井水发黑，带有臭味，四年时间就有四名教师相继死于癌症，其中最大的四十九岁，最小的才二十四岁。
在奎河沿岸那些农舍的土墙或砖墙上，我注意到有大大小小的"标语"。利用农舍刷写中心工作的标语口号，这几乎成了中国农村见怪不怪的一种风景。可是，这些"标语"却属于另一种性质，字写得并不规范，甚至经不起文字上的推敲，有明显的错别字，但透过无言的墙壁，我却听到了来自这块土地痛苦的呐喊：
"还我碧水良田!"
"还我丰收富足!"
"还我强健身体!"
"还我生存权利!"
八
就在安徽省组成汇报小组进京陈述奎河问题的时候，在江苏省徐州市，却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然，这事起初并没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这事发生在徐州矿务局。
徐州矿务局是具有百年开采史的国家特大型企业，纵横百里的煤田上，分布着二十多所中学。在局机关负责中学语文教研工作的高级教师周美恩，策划和组织了"徐州矿务局中学生环保小记者团"，引导孩子们去爱山，爱水，爱祖国的天空，爱自己的家乡，乃至整个人类的"地球村"。
她组织小记者团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对奎河污染现状的调查。
一九三八年，周美恩出生在徐州市奎河边一个就叫"奎河巷"的小街上。那时的奎河，水特别的清，她常常拎着个竹篮儿，步下石阶，走到水边，去捞水边上的小鱼。那时的鱼很多，来回地游弋，竹篮儿迎着水流兜下去，河水泛着耀眼的波光，小鱼在透明的涟漪中也透明了似的，每次都能捞上许多提回家。
一九七七年因为母亲瘫痪需要照料，她调回家乡。
回到徐州，她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母亲病倒了；曾经像母亲一样养育过她的奎河，也变得面目全非了。记忆中的大柳树不见了，奎河巷也在徐州的版图上消失了。关于奎河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恍若隔世。
一九八六年一月，周美恩尚未从丧母的悲恸之中解脱出来，就面临着小记者寒假要开展的第一次活动。一切就这么偶然而又必然地，周美恩从自己的母亲想到了奎河；从失去母亲的悲哀想到了奎河的悲哀。"要救救奎河!"因此，小记者团首次活动的主题就这样产生了。
这天，西北风打着呼啸，从融着残雪的云龙湖水面上卷过来。周美恩率领十多名小记者，从徐州市的奎河源头出发，踏着淮海的冻土，沿河道往下游考察。去察看水质，走访居民，寻找排污口，昼行夜宿，前前后后访问了十多个污染厂家，指名道姓要厂长解释，为何要糟蹋这条河流。
在那种环境意识还相当淡薄的时日，周美恩组织的这种考察遇到冷漠和刁难，正像当时的天气一样令人心寒。厂长大发脾气，传达室的老头粗暴地将他们赶出大门，说这是找祸添乱狗咬耗子无理取闹，在三堡镇还险些遭到殴打。
一次受挫，二次再去。周美恩和她的小记者团历经千辛万苦，两次徒步上百里，终于绘制出十分详细的"奎河流域污染图"。首届团长郝晓雯和王劲松，在周美恩老师的指导下，又写出洋洋万言的考察报告，在徐州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救救奎河》。
她们闯进了徐州市环保局，以祖国未来的名义恳求："快快救救奎河吧!"
时至今日，经过锻炼的一千多名"环保天使"已经离团，就像一千多颗种子撒向了祖国大地。他们的心里都有着一笔丰厚的财富，那就是环境保护意识。由于周美恩在环保工作上突出的贡献，她被有十二万职工的徐州矿务局评为"十大新闻人物"。
第四章
误区·怪圈
九
一九九一年立项，一九九二年启动，花费三年多时间，国家环保局与国家化工部、国家冶金部等七个有关部门投入上百万元巨资，搞了个"工业污染控制研究"。这种大规模的联合研究，在中国环保科技的发展计划中还是头一遭。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国家轻工部环保研究所的一间报告厅里，《轻工业污染源控制研究》通过了专家评议，这样，继化工、钢铁、建材、纺织、有色金属、电子工业等六个方面污染源控制的研究之后，将最后一颗"桃子"也收进了篮子。
这是在从头清算我国工业污染的总账。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占我国轻工系统排污总负荷量百分之八十的，是制浆造纸。
淮河流域排污总负荷量比例最大的，也是制浆造纸。
为防止江苏盱眙那样的特大污染再次发生，在北京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对四省十九家重污染源采取断然措施，十九家中，除河南周口味精厂、安徽蚌埠酒精厂、蚌埠和河南许昌柠檬酸厂四家而外，其余均为造纸厂。
河南省淮河流域的郑州、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平顶山和驻马店八个地市，一九九五年决定"关停并转"的五十五家严重污染企业，四十六家为造纸企业，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造纸成为淮河流域经济振兴的重要支柱；同时又是葬送淮河的主要元凶!
造纸，本来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中国的造纸业，当然包括淮河流域的造纸业，绝对具有中国特色。广袤数千里的淮河大平原，是我国著名的小麦产区，有麦秸作为造纸制浆的原料。既方便，又经济，特别是草浆造纸的生产技术并不复杂，而经济效益却炙手可热，一家小型造纸厂只需投资二十多万就能运转，半年收回全部投资，当年便可盈利，所以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造纸厂如洪水决堤，一时席卷中原大地，以至泛滥成灾。
一面是落后的工艺和设备，一面又是较低的消费水平，要想在造纸上获得经济效益，似乎只得走草浆造纸的道路。结果，偌大个淮河流域，竟没有一家像国外造纸业那样去使用木浆，因为利用木材制浆成本高，对工艺和装备的要求也都高，这对中国绝大多数造纸厂来讲，不仅望而生畏，根本谈不上效益。因此，非木浆造纸造成的巨大污染，这是西方的纸品工业所不曾发生过的。
草浆造纸，其废水、废气、废渣和噪音污染无一不具。废水排放量大，是难以治理的原因之一，诚如前面已经写到，河南桐柏县造纸厂每获万元产值就要排放七千多吨废水。大量的废水不仅含有大量的原料悬浮物，还有大量的化学药品和杂质，成分复杂，它含有的汞、砷、苯酚都对人体的健康危害甚大。
说到淮河流域的造纸业，就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漯河市。
位于豫中地区的漯河市，境内有沙河、黑河、柳河、吴公渠、黄龙渠、骂子河、甘江河十多条河流，均遭到污染；尤以黑河、柳河、黄龙渠等河严重，基本上成了这座城市工业废水的走道，最后都由沙颍河和洪河注入淮河。而工业废水最主要的，就是草浆造纸的黑液。
漯河市造纸有名，造纸黑液造成的污染更是出了名。
市环保局法制科长李长坤给我算过一笔账：漯河市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三个亿，但要落实国务院的决定，即污染企业都必须达标排放工业废水，治理起来就要六个亿。足见漯河市流向境外、最后汇入淮河的造纸黑液数量之大。
漯河市是一九八六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省辖市的。成为省辖市的第二年，就曾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联合完成了一个《漯河市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研究》，市政府鉴于市区几家造纸厂都各自拥有一套独立的草浆造纸系统，就决定以第一造纸厂为依托，统一建设一个年产三万五千吨商品纸浆基地，再配以碱回收装置，从而实现"集中制浆、集中治理、分散造纸、解决污染"的最佳格局。
漯河市第一造纸厂于一九七一年投产，投产十一年，十年亏损，几乎亏掉了一个同等规模的造纸厂，成为河南省有名的"老大难"。自从形成了"集中制浆"的技改项目，企业的实力大大增强，造纸设备也脱胎换骨，引进了新技术，采用了新工艺，其产量之突飞猛进是可以想见的。昔日的亏损大户一跃而成全省最大的造纸企业，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被轻工部命名为"经济效益显著单位"，被省政府命名为"改革先进单位"、"企业管理优秀单位"。
一荣俱荣。
可是"集中制浆"的初衷，原是为"集中治理"。直到我去漯河采访时，这个厂的碱回收工程只是搞了点"土建"。结果是：产量的扩大，导致污水排放量进一步增大。保守地说，现在这个厂每天综合排污量就是一万五千吨!
厂里一份材料毫不回避地承认："由于没有根本治理，污染了河流，给沿岸人民造成了很大困难。"
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韩国忠解释道："由于我们管理不当，向上级汇报不及时，致使项目中间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脱档'，以致延误了工期，实感内心有愧。"
且不说真正症结是否在此，一句"内心有愧"的遁辞便可文过饰非吗?
在同样一份材料中，韩国忠满怀豪情地表示：碱回收投运后，生产机制纸将由三万一千吨扩大到八万三千吨，翻一番还要多!读罢，我的心怦然一跳。
由于该企业根本不去进行污染的治理，已经给淮河带来了很大灾难，看不出他们将要如何根治造纸黑液的污染，却有这样庞大的生产计划，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若干年之后，该厂会不会由于治污管理不当，再次出现"脱档"?还能用"内心有愧"四个字来掩饰过关吗?我想，到了那时，就绝对不会这样简单了。
一九九五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治淮紧急会议之前，宋健就曾严肃地指出："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与各省打招呼，要关闭或整治一批大的污染源。"特地点到了漯河市这家造纸厂，"如果不能在限期内治好，应当让它停产治理!"并指出："抓几个类似这样的企业，对淮河的治理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我后来听到徐州造纸厂碱回收设施"泡汤"的故事时，我的心情就变得更加沉重。
一九九五年八月中旬，天正热，徐州市由李仁副市长带队，突击抽查了本市几家重点污染企业，发现徐州造纸厂成套的"造纸黑液碱回收"装置在静悄悄地睡大觉。这种情况，在徐州酿造总厂和铜山县植物油厂等企业都明显地存在着。这不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忧心忡忡。
徐州造纸厂一九七二年便开始立项对草浆造纸黑液进行治理。这在国内的同行业中显然是较早的。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把国外木浆碱回收的技术"移植"到国内的草浆造纸黑液的治理上，曾派生出十五套碱回收样板设备，徐州造纸厂有幸拿到了其中的一套。由于设备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安装调试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碱回收设备上马后，造纸黑液的提取率却一直上不去，有时烧掉三四吨柴油才能回收一吨烧碱，成本之高，令人咋舌。这只是一个方面。污染治理的效果更是事与愿违：碱回收设备最好的年份，造纸黑液也只处理到百分之十五，绝大部分污水依然流进奎河。一九八七年，他们对碱回收中卡"脖子"的蒸发工序进行改造，又砸进去一百九十万元，但扔进水里也听不到声音。以后，两批专家就蹲在碱回收车间，力图让它"起死回生"，希望在解决草浆造纸污染中创造出个奇迹。又折腾了一两年，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失败告终。
回收一吨碱的成本高达上万元，而购买一吨纯碱不过一千五百元，这么昂贵的运转费，企业怎么吃得消?况且，处理的造纸黑液微乎其微，只好让它睡大觉。
但是，"污染大户"的帽子又压得徐州造纸厂抬不起头，也捆住了企业发展的手脚，造纸产量就一直在万吨徘徊。这几年，厂里只要听说有治理草浆黑液的灵丹妙药，就马上派人前往取经。前前后后，他们已经跑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四川等地，也试着去摸索新蒸煮工艺，什么物理化学法，离子膜和黑液生产酚醛，以及提取木素等等，摸来摸去，不是人家也正试验，就是跟治理黑液相去甚远。
后来同行们传来消息，当年安装的那其余十四套装置，命运也是如此。
我从山东枣庄再次路过徐州时，又特地去了解徐州造纸厂最新的动态。我得知的情况是：他们找到了新"婆家"，成了中国包装公司的新成员。在改换门庭之际，准备投资一亿五千万元，用商品浆和再生浆为原料，彻底告别陈旧的草浆生产工艺，到徐州市郊外新建一个年产五万吨的白板纸厂，并力争一九九六年底迁出市区。
我默默地祝愿徐州造纸厂心想事成。可是，又不由自主地想：改用商品浆和再生浆就真的是那么可靠吗?迁出徐州市区，就等于迁出淮河流域，迁出中国，迁出地球了吗?
十
安徽省萧县杜楼镇的造纸群是远近闻了名的，宿县地区把它捧成"宝贝"，发展乡镇企业的现场会就放在那开，又是动员，又是学习，把杜楼镇的干部忙得不成了样子，各县县委书记、县长都到了，号召全地区要像它那样办企业；地区连续两年的县、乡、村三干会，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大家到杜楼参观；省委书记卢荣景也去看过，这事给杜楼的老少爷们鼓舞更大。
全镇五十多家造纸厂，大都集中在郝庄，集中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各家纸厂排列有序，道路也是认真规划了的。远看，一家连着一家，气势很大，蔚为壮观；近瞅，红砖灰瓦，房齐路平，十分受看。陪我一道去的宿州市环境监理所陈林阁所长感叹道："宿州可是地委所在地，但十家纸厂竟没一家有这村办纸厂成气候。"
别看杜楼位于黄河故道一隅，交通谈不上方便，它却以群体的力量，较好的质量，将产品"挤"入上海，"打"进常州、苏州、镇江、无锡，在那块著名的"金三角"占有一席之地，并有相当好的声誉；在黄河故道的盐碱地上"种"出了一片辉煌。
分管工业的余德广镇长介绍说：杜楼一度冒得很高，可它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一九九二年春天，拆区并乡时，它才从属于赵庄、王寨和龙城两区一镇周边的地区单独划出，建成这个新镇。可想而知，这一带是很穷的，穷得就像河边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则思变。带头致富在全镇办起第一家造纸厂的，是原大队干部张忠义，他像一只领头雁，呼啦啦带飞了一大片。现在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找门子托关系来杜楼打工的，起码有六千人；日产各类纸品高达二百余吨。
余德广镇长上任时，财政收入仅是九十万元，第二年就跃到二百三十五万元。"今年实现四百万元不成问题!"余镇长报出这个数字时，语调中充满着自信和自豪。当我问及省里要杜楼造纸群停产治理，镇领导有些什么打算时，余镇长突然变得沉默了，望着窗外毫无云彩的天空，好一会才恢复他原先的神采。
几乎就在杜楼造纸群起步的同时，岱河下游孙圩子乡程山村就把状纸送到了县里。程山村的农民利用岱河水面的优势，集体集资网箱养鱼，先后投入三十多万元，却因为一次瓦子口开闸泄洪，将杜楼造纸群造纸的黑液倾泻而下，使程山村的渔业损失殆尽。当时鱼已长到三四两，大的有半斤，望着一河死鱼，一村人欲哭无泪。他们去找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找了一圈子，没见到一个当家的。说来并不复杂，谁都知道杜楼在地委和县委心中的位置，听说是反映杜楼的乡镇企业问题，不少人就朝一边躲。最后还好，经明白人指点，总算找到了环保部门。
萧县没有环保局，只有设在城建局的一个环保股。股长李超算是个人物，给一份职权就敢担一份责任，为这事没少去杜楼和程山村调查，回来并专题向县委汇报，还同有关方面交涉过。但是，谁都不愿涉及到杜楼，因此就只有"环保"在"孤军作战"，还是搁了浅。况且，杜楼也是可以找出搪塞理由的，比如：将工业废水排入岱河的，还有木集的乡镇企业，人家虽然只有一两家，污水不多，总也还有；比如：杜楼造纸群产生在先，你程山村网箱养鱼毕竟在后，明知水被污染，为什么还放鱼养鱼，咎由自取。
程山村的农民把县里的几大班子找了个遍，只得告到法院。
县法院同样由于"种种原因"，没予受理。也觉得这是敏感的问题。
别无选择，程山村农民这才把状纸递到地区法院，决心将这场官司打到底。
现如今为官仕途有句流行的话："不怕'上帝'，就怕上级。"县政府见程山村农民急了眼，把这事往上捅，才感到不好办。于是有了态度：想在本县范围协调解决。如何协调，"球"又踢给了环保部门。于是李超再去杜楼，再去程山村，再去找有关部门共同协商，说到底，还是他一个人在跳独脚戏，再就是县城建局分管局长吴书平给他点支持。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调解，前前后后三个年头，才算基本解决。杜楼赔偿程山村五万三千元，抵不上程山村全部损失一个零头，李超却已经筋疲力尽。
问题是：调解的这三年，正是杜楼造纸群大发展的三年；程山村讨回个公道，但今天遭受到的污染却更加严重了。
直到我走进黄河故道的杜楼镇，大多数造纸厂才停产没有几日。开始，我还以为这种停产是来自省里的行政干预，因为省环保局办公室程文明主任告诉过我，他曾带着省里的一批新闻记者到杜楼曝过光。
李超却说："不。因为污染原因被停的，一家没有；主要因为麦收，或缺麦草等原材料。否则，不仅干还要大干呢。"
我一怔。原来是这样的事情。
李超还告诉我：杜楼不光造纸，还建有二十五家纸箱厂；纸厂一停，纸箱厂跟着就要停。说啥也停不下来的，除非上边下达命令，不停就得法办。
我问在家的镇党委副书记牛太洲："有什么退一步的想法吗?"
牛太洲快人快语："那没往这上想。这不是一家两家，转，往哪转?这都是群众自发的。"
牛太洲接着谈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说：去年全镇的财政收入是二百三十五万元，造纸占了其中大半，农业收入不过七十万元。今年上边下达的财政任务就是四百万元，假如造纸停了，财政收入肯定完不成。他说，镇这一块是财政包干的，完不成，镇干部就没办法发工资；离退休干部就没生活来源；镇属四十八所小学，五所初级中学，公办教师三百六十多人，民办教师二百五十多人，统统跟着发不出工资。现在不是搞"希望工程"么，希望没钱的孩子回校读书，如果教师发不出工资，学校就得关门，这肯定比孩子读不上书更是个问题。再说这两年上马的造纸厂，大都用的国家贷款，上百万贷款就要沉淀，没办法往回收；吸收的这些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也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掉头问余镇长："上面叫停，这是大势所趋，你们下一步就没有一点打算?"
"治理。"余答。
我十分怀疑："有能力治理好草浆造纸的黑液吗?"
余想了想，避开我的话锋，依然答非所问："我们会治理。"
我这又问牛书记。牛十分爽快："这也直接牵涉到我自己的利益，愁得不轻。"
他叹了口气。说他们多次召开过党政联席会，研究办法，最后决定：抓紧治理。至于如何治理，显然不是镇党委和镇政府能够敲定的。总之，还没想到停，决心继续干，要干，就要有个大的发展。最现实的，就是今年拿下四百万的财政包干任务，别的不谈。
我对农村工作不甚了了，因此，离开杜楼的一路上，脑子里乱极了。我知道，责令萧县杜楼造纸群停下来的，是省政府的决定，宿县行署专员陈维席也下了决心，在地区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的会上，县长、镇长、厂长们都去了，而且，都是表明了态度的。新闻媒体已经把这件事令人振奋地张扬开来，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这离实际解决问题还有着天大的距离。
"砍了骨头连着筋"，这是淮北平原一句俚言俗语。样子像"砍"，其实，并没触及；何况还"连着筋"--何况有那么多事情还没去做呢。
需要治理的，岂止仅仅是淮河的水质污染呢!
在安徽省灵璧县，我还碰到这样一件怪事。
沿淮四省大张旗鼓"关停并转"草浆造纸企业时，在灵璧，一个大上快上造纸厂的计划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原因无非是纸价居高不下，纸厂行情见涨，再加上包装业迅速发展，而各地造纸企业纷纷受挫，几近关闭，这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灵璧县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
就这样，这个县顶风而上了。
据统计，灵璧县投入生产的造纸厂已有十三家，正在积极筹备的还有数十家，县里也准备亲自抓出一家有相当规模的造纸厂。县委和县政府明确的态度，如火上添油，全县遂成蜂拥而上之势。
如果这些造纸厂全都上马，其后果不堪设想。那时的这片楚汉相争之地，势必变得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造纸黑液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侵蚀，对水利设施及广大乡镇的损害，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惨不忍睹。
刚刚就任灵璧县环保局长的汤道仁，甚为不安。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事业使然他不可能听而不闻。于是，他组织人员，下乡，下厂，对这件事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和检查。
结论是显然的，他坐立不安了。
他发现：全县近期内要上造纸厂的至少有三十家，每天所排废水就是上万吨；人畜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很快就会出现危机。黄湾就是明显的一例。该镇供销社造纸厂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投产到一九九五年三月，短短时间，周围一里路十来个饮水井因干涸无水可提，百姓怨声载道，给政府出了难题，而该镇却又在筹建两个纸厂，今后人民何以生存?再就是，一个纸厂污染一方土地，从县城看，东部和北部已有虞姬乡两家纸厂；南边有灵城镇和县二轻两家纸厂；西边不仅有灵西乡两家纸厂，还有个麻纺厂造纸厂……不要很久，多则一两年，县城四周将被污水包围，几万居民无水可饮。特别是，像灵西财政所办的造纸厂，污水就经过人民小学校园；大路乡造纸厂就与该乡联中一路之隔，严重污染学堂，冲击集镇，其后患无穷。灵璧的护城河，八年前还有老翁傍岸垂钓，四年前才投入上千万元加以修整，而今护城河水中已无一生物存在，再过几年又会如何?
这等于在葬送自己的明天，造孽于后代的子孙!
汤道仁痛苦地失眠了。
县委县政府的决策已经形成，该不该把调查研究的意见报上去，唱个"反调"呢?
是的。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也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就是保留意见的一种最佳方法。
当然也可以违心地迎合几句，这样反倒会落个"服从组织"、"尊重领导"、"组织纪律性强"、"党性强"的好名声。
可是，明知不对，大家都躲着走，碰到损害人民利益的事都不去问，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在县环保局桌椅板凳都还并不齐整的办公室里，我访问汤道仁，希望知道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还想到了什么?他黑黑的脸上，扯动了一下，淡然笑道："做不了英雄，但连一个人也做不了吗?"
他说得很朴素，也很地道。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一个介于清明和谷雨之间的周末，大家都正在以各种形式轻松着自己，他却托着一颗沉重的心，起草给县委县政府的送阅材料：《造纸行业的发展与环保对策分析》。开门见山：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蜂拥而上的隐患"。
他坦率陈词，认为发展造纸既是好项目，新机遇，也是缺乏生命力，无发展前途的行当，因为由它带来的大量的污染问题无法解决。他建议县政府近期召开一次造纸行业的专题会议，会务由环保局办理，各乡镇至少要有一名副职参加，各造纸厂(包括正在酝酿筹建的)厂长一定参加，学习一下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议县人大近期开展一次《环保法》执法检查，侧重造纸企业。
我得到了他的这份送阅材料。我为他的深明大义、忠于职守、为民请命的精神所感动。只是不知道本文提及于此，是否会给他带来意料不到的麻烦。不过，我见到过灵璧县县长吴贞堂于国际地球日在《宿县地区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上的亲笔签字，他的这种庄严的许诺，与汤道仁局长所要表明的，毫无疑问是一致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会给汤局长带去麻烦的不安应该是多余的。
我注意到，国务院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是早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就公布了的。那上面明确指出：乡镇、街道企业不准从事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其中就列出"造纸制浆"；并严肃指出：由此造成污染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可是，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的"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对法律法规熟视无睹，甚至不屑一顾?
且不说，我们早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仅安徽制定的关于淮河的文件就有三十多个，其他各省也为数不少。《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被称为淮河流域第一个条例，就在其颁布实施的同时，该省界首市的一个纸板厂居然严重违反条例规定上马了。早在五年之前，由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水利部会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人民政府共同颁布的《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可以说它是具有较大权威性的决定了，但是，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它竟那样苍白，从下达之日起就没有对任何方面产生过约束力。
我仔细地研究了该《决定》全文四章十五条，我发现通篇用的全是"不应"、"不得"、"尽量"、"尽力"、"尽可能"、"必要时"以及"结合实际情况"等等这些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的模糊概念；它留给执法者的空间太广阔，太灵活，以致给以身试法者留下了太多的机会。
翻阅前几年四省有关环保执法检查的文件，我又发现。"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这两个词常常同时出现。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蔚然成风，引发出许多负面效应。
几乎有关淮河的一切法律法规条例决定，都写有"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但是，这无比神圣又本该具有震慑力的一句话，已经被使用得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法律没有阻挡住我们的淮河走向毁灭，这尚不是中国法律最可悲的命运；真正可悲的是我们的法律本身就并不具有高于一切的属性。
在灵璧县环保局，我还谈到舆论监督。旁边一位同志忽然冒了一句："舆论也需要监督!"他很快从报堆里翻出一张近日的《拂晓报》，递了过来。《拂晓报》是当年新四军在苏北老区创办的一张战报，社址几度迁移，现在成了安徽省宿县地委的机关报。原来，在《拂晓报》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的第二版上，醒目地登了一条《马良凯投资百万元建造纸厂》的消息，鼓吹的是个体户兴办造纸厂。这使我像吞了一只苍蝇。
如此是非不清，乃至背离有关法律规定的舆论导向，只能搞乱人们的思想。
从宿县地区刚回到省城合肥，忽又从安徽省环保局听到一则新闻：阜阳地区一位市委书记，竟然十分隆重地跑去为一家违法开业的造纸厂剪彩。市委书记的光临，无疑是一种鼓舞，更是一次动员，这就具备了闹剧的色彩。这些消息和新闻，常使我陷入深思：我会不会有一天也将变得混混沌沌，麻木不仁?……
第五章
庄严的承诺
十一
安徽省泗县硫酸厂打从建厂时期，就没有平静过。
泗县硫酸厂的设备是南京几位退休的老同志捣鼓的，设计上就不过关；安装是从扬州请来的工人，也只是把它当成试验品。因此，建厂伊始便埋下了隐患。
硫酸厂与城郊高尤村小程庄仅一沟之隔。厂在沟东，小程庄在沟西，一百多户人家就处在下风头。筹建这个硫酸厂往省里打的报告上，把征用的麦茬地写成了"乱坟地"。这样的化工厂建在人口密集的群众中间，连帮助安装设备的扬州工人也不免吃惊，他们出于对硫酸生产一无所知的农民的关心，告诉小程庄人，这个厂投产后会不断放出毒气，不断排出大量污水，对人畜健康和农作物生长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这消息使小程庄人大为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