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
“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
“……？”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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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39)
“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结成一条完整的、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锁链，比如，有证明作案动机的，有证明作案结果的，有证明作案条件的，还有其他证明气候、证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这条锁链运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一脑袋乱麻麻的头绪似乎开解了些。看来马三耀是对的，有现场
勘查到的脚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又有盗窃前科，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当然，谁能说不可以定案呢？
“哎，”肖萌在身边又开口了，“问你，你觉得严君这人怎么样？”
“什么？严君，挺好呀，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他心里有点儿明白，可还是淡淡地问。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认识她嘛。”
“好好的，干吗问起她来了？”
“好好的就不能问啦？我看……我看她对你还挺好的。”
他装作没听懂，“她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里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她，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呢。”
“啊，是吗？”萌萌笑了。
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
“他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说话呢。”
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
“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吗？”
“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虹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
“那你说，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啦？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十一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噢！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
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
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季虹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
“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儿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儿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
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
“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儿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
“我周围是什么人，”季虹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
“你们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捺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
“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
“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虹虹，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
“哼，”季虹还是有点嘟嘟囔囔，“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
“虹虹，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
“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咣！”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
“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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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40)
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咚咚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虹的房门撒气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唧唧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
“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
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观点的，季虹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倒是为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虹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旧。他觉得季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她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她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也许，只有历史吧……
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她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她咕噜了一句：
“你姐姐是不对。”
“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
“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儿，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怎么说呢，我说是有点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阴暗的。”
“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十一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土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呐，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
“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虹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
“可不是吗，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
“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
“怎么啦？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
“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
“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
“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划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混浊的灯光。
小屋里生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儿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儿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气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汇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沉”，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五十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
“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
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傅，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
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煤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不就得了。”
“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十七号干完的，因为从十八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十七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吧？”
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
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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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41)
“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儿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
姓傅的工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
“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钉着问。
“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
他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
“夜班呀，晚上十二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六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
“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十六号夜里十二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对吗？”
“没错儿。”年轻工人说。
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十七号早晨是整六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儿是不是完得早点儿？”
“最后一天？噢，那天活儿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儿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归置归置什么的，怎么也得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这时候撤的。”
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
“啊——”周志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
“啊，谢谢你们啦，打扰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
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儿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五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
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
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十六号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们离开家是七点半，距九点钟正好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十点半他修完暖气到十二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的间隔，从９４１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一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四十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
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十点了，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
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蒙碦的声音，“啊——，是你呀，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儿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啦？”
“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十二点，不，是十七号凌晨的零点，到早上六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明家二十米远，对，这说明……”
“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哪！
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不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
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静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桌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她酣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她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轻轻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稚气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宠这张，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他下过“艾的美敦书”呢。
“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现在的。”
“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儿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她，“小姑娘，多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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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42)
“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盯问他。
“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儿……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
“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儿。”
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儿呢？”他苦笑了一下。
“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不无恼火地说。
“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
“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
“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她争辩了，“把这张给我。”
“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
他坐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
“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请半天假吧。”
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季虹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
“那你早点儿睡吧。”
萌萌哈欠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五点钟上。
闹钟在早上五点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
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宋阿姨上医院，下午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儿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
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制的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
屋子里坐了五六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
“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
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
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
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沓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
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
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
“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
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扬起来。
“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成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淋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时候踏的。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几个鞋印，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
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儿的鞋印上。”
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明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它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里吗？这说明……”
周志明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这说明杜卫东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十二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尺的时候留下的，对吗？”
“对。”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
“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
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
“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瘾。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做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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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43)
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
“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
“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
“你拿来。”
“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
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哧——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
“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
“人贵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
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
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赫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
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
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宋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
绿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
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
１１·１７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蜚声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胫而走，成为人们闲扯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
“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查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
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他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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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44)
“怎么没可能？”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声，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
“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
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
“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
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
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
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
“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
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平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进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Ｂ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呃——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准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
“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嫌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噢，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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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二部分(45)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
，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