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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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1)
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 “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谑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Ｑ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
“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护士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 “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
“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
“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
“嗬，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逗个小孩玩。
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
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
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博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
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
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娶，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作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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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2)
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
“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笤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
“那我是什么？”
“什么，”萌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
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笤帚又在背上响起来。
“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
“唔。”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
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踵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
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查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
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工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一下子蹿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
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
“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
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
“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
“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
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吗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
“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
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谁了呢。
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宋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
“萌萌，小周，”宋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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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3)
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
听着宋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蛮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
还是卢援朝嘟囔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熏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
“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
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
“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
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旧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
“小周明天来吧。”宋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
“好吧，我明天来。”他说。
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齐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
记不清他们从这里走过多少次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
他的心咚咚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嗫嚅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
“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
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
“你看，那边过来人了。”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剐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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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4)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９４１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９４１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９４１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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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
“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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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6)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沓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３１１。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３１１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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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一部分(7)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
来电话人：李代远。
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