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百草园，那是心灵的庄园，只要守住这个庄园，就不会丢掉信仰，至少不会成为信仰的弃儿。”
“雷默，你别傻了！” 迟小牧哈哈大笑地说，“现在不是我们背叛了信仰，而是信仰欺骗了我们。曾几何时，年轻女性因为有性经验而羞耻，如今的女孩却因为缺乏性经验而害臊。时代变了，信仰值几个钱？”
我被迟小牧的话震呆了，我觉得迟小牧太可怜了，他连心灵的庄园都丢掉了，让欲火烧得精光，他连精神家园都没有了，只剩下肉欲的发泄和垂死的浪漫。
我告别了叔叔和北辛店，迟小牧开着车，我们向北滩头我姥娘家进发。北辛店与北滩头之间只有三十多里路，过去只有一条土路，小时候，我从奶奶家去姥娘家都是走这条土路，那时候，土路两边除了梨园，就是桃园，现在已经修成了柏油马路，梨园和桃园都成了房子。 过小清河大桥时，我又惊呆了，小清河好像干了好多年了，河道里长满了杂草。我小的时候过这条河要用一条大木船轮渡，河里面穿梭往来的全是汽艇，汽艇后面还拖着十几条大木船，那场面很是壮观。
我的游泳就是在这条河里学会的，那时候经常横渡到对岸叫坝子的地方偷桃，有时候也爬到汽艇拖的大木船上去偷西瓜。我母亲说，她小时候，这小清河里清得可以望见大鲤鱼。 唉，我这次回乡，奶奶家门前的溪水干了，姥娘家村头的小清河也干涸了，终于，这两条干涸的河流化作我两行涩泪滔滔而下。人生最大的精神痛苦莫过于寻找家园却感到无家可归，寻求安定却到处漂泊。
我让迟小牧把车停下，我们下车漫步在河堤上，虽无河水奔流，却有草甸芳香，我们深吸着清新空气，好不惬意！
我给迟小牧讲着小清河的历史，仿佛耳边汽笛长鸣。人生的遗憾恰恰就是一种有限了。人们除了在有限中期望无限，在过程中期盼永恒，使有限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无限的意义，还能期盼什么呢？
舅舅家的日子明显不如叔叔家过得好，舅舅为人耿直，万事不求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求人如吞三尺剑。房子还是那间老房子，只是院子里的大枣树没有了。
“大枣树太老了，砍了。”舅舅用苍老的声音说。
我记得那大枣树的树干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树叶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雨后，满院子的红枣，让人看了就兴奋。
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露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做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 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 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我为迟小牧高兴，心想这小子陪我回了一趟老家，心灵庄园里已经长出了用孝心培植的棉花。
第四章 纸醉金迷
19、傍大款(1)
回到东州以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 “什么事？”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知道什么事，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杜市长指示，一定要找到你。”值班室的人说。
我心想，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我也辞职快一年了，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转念一想，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去看看再说，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这里是“李张大案”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
我走进408房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
“是省纪委的吗？哪位是梁主任？”我问。
“你是谁？”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
“我是雷默。”
“噢，是雷秘书，我姓梁。”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
“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这位是副主任老罗。”老罗也与我握了手。
“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题目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能够在‘李张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 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我对老梁、老罗坦诚地说，“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而且长跪不起，叫人警觉；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有一次在车上，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订三张‘东方公主号’的船票。我早就知道，‘东方公主号’是赌船，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赌侠》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宾期间，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他回国后对我说，“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胸前戴着金刚法轮，手上戴着钻戒、手链，脖子上挂着项链，嘴里叼着金烟嘴。”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东州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就是我这身在其中的人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呀。
在东州，市长秘书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办公厅领导也得礼让三分。秘书们处于“放羊”状态，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养和造化了。
像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与一般副市长的秘书还不同，张国昌揽权，人、财、物都揽在手里，大有与李国藩夺天下的意思，因此，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
张国昌主管的委、办、局、区的领导就有四百多人，这些人谁向张国昌汇报工作都要先与秘书预约，让谁见不让谁见就是秘书的事了。不让哪个领导见就得撒个谎，说什么张市长去省里开会去了，省长高远找谈话去了，下基层了等等。
秘书都是撒谎专家，而且脑子要活，撒谎要让人家信，否则就得罪人了，每天都要撒谎，人家要是不信几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张国昌在办公室，见他的人就会络绎不绝。这些人先是在我办公室等，我安排谁见谁就先见，张国昌的办公室在里屋，我的办公室在外屋，中间隔着一道门，出出进进我是可以随便听的，但是我从来不听，安排人进去后，我就把门关上，里面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一概不知。有些事知道也装不知道。
其实，即使张国昌想瞒我的事也瞒不住。有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就有多少人想巴结秘书，甚至秘书的信息网比领导还广，因为秘书可以狐假虎威，而且还有隐蔽性。比如张国昌赌博从来不对我说，特别是在香港、澳门赌博的事，我不在身边，似乎就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判断。他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在香港办不可，在东州办就可以了，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香港，然后就是去澳门赌博。他不仅在境外赌，在东州市内每周都要赌一次。
东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红星大酒店，老板叫刘阿泰，是东州市最早靠开歌厅起家的，那素质就是一个鸡头，但跟张国昌是铁哥儿们。张国昌每星期都要在红星大酒店住一宿。
刘阿泰为了伺候好这位财神爷大哥，特意装修了房间，三陪小姐一周一换，因为怕认出张国昌。张国昌爱吃鱼翅、鲍鱼，刘阿泰便从香港高薪聘请厨师。
起初当秘书的时候，张国昌每到周末就对我说，“累了一周了，去红星大酒店休息休息。”我就和司机李亮送他去，但东州人都知道红星大酒店是个鸡窝，美女如云，老去那儿的人没好人。
时间一长，连十字路口的交警也发现了张国昌总去红星大酒店的秘密，到处散布。张国昌听到后就撤了那个岗，改为自动监控。张国昌不知道这些都是掩耳盗铃，时间长了连刘阿泰在我面前说话也不提防了。
“雷默，你知道老板今晚赢了多少？”有一天刘阿泰吹牛说走了嘴。
“赢了多少？”我好奇地问。
“十多万！”我听后目瞪口呆。
东州市的副市长级以上领导谁没有几个大款铁哥儿们？与李国藩最铁的哥儿们还不是杨四，是一个叫穆丁的人。
穆丁是当兵出身，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李国藩当县长时，此人是李国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可谓嫡系。李国藩升任西州市副市长后，此人被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李国藩升任清江省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以后，穆丁抓住时机辞职下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仗着与李国藩的铁哥儿们关系，批地贷款，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穆丁喜欢女人，东州市搞了两次丁香小姐大赛，冠军都被穆丁揽入怀中，一个成为穆丁离婚后的妻子，一个成为婚后的“二奶”。据说，他与这两个女人处得还挺好。
我有个朋友叫文青云，也是搞房地产的，与穆丁是哥儿们。文青云与张国昌认识，但关系不铁，想通过我打开缺口。文青云知道张国昌对李国藩的行踪特别感兴趣，便经常从穆丁的嘴里套出李国藩的行踪告诉我。因为李国藩在国内只要出差，穆丁一定先行一步安排好，然后到机场迎接。
李国藩喜欢住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无论到哪里出差都是穆丁一手安排。李国藩每次与陈梅幽会，都是穆丁开车。穆丁比刘阿泰忠心，也比刘阿泰仗义。
李国藩比张国昌会识人，只要能领张国昌吃喝玩乐，张国昌都当作朋友。李国藩则不然，他交的人都是知根知底、忠心耿耿的，穆丁就是其一。
李国藩案发后证实贪了两千多万，李国藩承认，有四分之一是穆丁送的，可见穆丁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而刘阿泰只送给张国昌十几万元，刘阿泰从张国昌身上得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好处却无法计算，他借张国昌这个大伞的庇护，在红星大酒店开了一个地下大赌场，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案发后，刘阿泰主动坦白，无罪释放，而穆丁畏罪潜逃。据说，逃到了缅甸，在一家赌场当总经理。穆丁潜逃前向文青云借了一大笔钱，文青云去缅甸找过穆丁，在缅甸住了一个月，空手而归。穆丁一加入黑社会，从此只能亡命天涯了。
穆丁当总经理的那家赌场的老板姓仆，据说是东州人，在澳门赌场当过马仔，自认为是赌坛老手。回东州后，天天晚上到红星大酒店的地下赌场去赌，赢多输少，在东州赌坛有一号。
有一天晚上，仆老板遇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是个女的，两个人一叫号便赌了起来，起初他根本没瞧得起这个女的，后来越赌越输，根本不是对手，便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以后才知道这位女老板是开服装公司的，生来好赌，两个人好恶相投，再加上仆老板非常英俊，两个人异性相吸，便同居在一起。听说缅甸可以投资赌场，在那里可以发挥自己的赌技，二人便联手去了缅甸，没有几年就站稳了脚跟。
听文青云说，去缅甸赌场赌的人都是大陆的富商。我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个女孩，叫关春，他就在仆老板的赌场当会计。我们在一家叫感悟泥性的陶吧见面时，我问她在哪儿工作，她告诉我在缅甸的一家大赌场当会计。我听后根本不信。后来她说的事与文青云告诉我的基本吻合，我不信不行。
“关春，你是怎么去的缅甸赌场的？”我好奇地问。
“我是在网上招聘去的。那儿的工作条件可好了，全是现代化管理，这次回来是休假。” “关春，你爸妈能放心吗？”
“我都二十二岁了，爸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听我的。”
关春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很秀气，怎么也想不到她在缅甸黑社会的大赌场里工作。
20、同流合污(1)
省纪委研究室的老罗说话很不客气，“雷默，今天的谈话咱们开诚布公，我们是搞研究，不是找你的麻烦，你和我们说句实话，你腐没腐败过？我有点不相信你给张国昌那样的人当秘书能不腐败？常言道，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老罗的眼睛露出怀疑的目光。
“老罗，这个问题不只一个人问我。别人问我，我都不正面回答，今天你既然问了，我索性就跟你说说我的心路历程。”
我高中时就喜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波洛涅斯送儿子雷欧提斯上船时，他嘱咐儿子：“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因为借出去往往人财两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他提醒儿子警惕才能安全。这话从上高中时就在我耳边萦绕。当一个人对前程抱有巨大希望的时候，都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我当时对政治前途是非常抱有希望的，千方百计树立自己的形象，根本就没想到要腐败，怕腐败毁了得之不易的前程。
如果说有一些同流合污的行为也是被动的。比如有一次杨儒斌请张国昌在玲珑花园吃饭，席间请了著名笑星马伟明。马伟明还带了一个关门弟子叫姜彤。姜彤擅长模仿领袖讲话，杨儒斌让姜彤表演一段。
姜彤看了看马伟明的脸色，马伟明慈祥地说：“演吧，别给我丢脸就行。”
姜彤就模仿毛主席的声音：“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屁话，一句就是一句，实际上他一句也不听。”
姜彤表演得惟妙惟肖，逗得众人哈哈大笑。酒足饭饱之后，杨儒斌请大家到他家做客，玲珑花园是杨儒斌开发的，他家就住在玲珑花园内，是座四百多平方米的小别墅。张国昌看后啧啧称赞，他心态很不平衡。
“儒斌，我们这些吃官饭的没白没黑地干，这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了。”张国昌嫉妒地说。
“大哥，玲珑花园是你给批的，这院子里的房子你随便挑。”杨儒斌大方地说。
“儒斌，即使你送给大哥，大哥也不敢住啊！”张国昌苦笑着说。
马伟明擅长书法，杨儒斌又号称儒商，平时手里就捻着佛珠，还与清江省几位颇有名望的佛教大师结交很深。张国昌和杨儒斌都要讨马老一幅字，马伟明欣然应允。杨儒斌在书房准备了文房四宝。
“雷默，咱们让马老写点什么？”张国昌脱口就问。
“就写‘为人民服务’吧。” 我顺嘴就说。
“雷默，是不是俗了点？”杨儒斌蹙着眉头问。
“不俗，不俗，张市长是父母官，心里应当谨记这几个字呀！”马老的话语重心长。
“也好，也好，如果我在办公室挂一幅‘为人民服务’，与政府官员的公仆形象很吻合。如果挂‘难得糊涂’、‘宁静致远’什么的，就太肤浅了。”张国昌附和道。
其实我很懂张国昌的心理，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又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人，他的城府让他把自己裹得很神秘，他的小聪明又往往使自己露馅。殊不知聪明永远是智慧的天敌。
我之所以让马老写这几个字，就是因为这几个字挂在墙上看不出主人是爱好书法，还是借字言志，既大众化又很中庸，极符合张国昌的心理。
马伟明挥毫泼墨写了这五个大字，杨儒斌是懂字的，我也略知一二，马老的字刚中有柔，刚柔相济，自成一体，大家无不叫好。
我正要收好字，杨儒斌拦住说：“雷默，先放我这儿吧，我裱完再送去。”
字就放在杨儒斌家，大家告辞。
在杨儒斌家门口，趁张国昌与马伟明和姜彤寒暄告别时，杨儒斌塞给我一包东西，“雷默，前些日子去美国，我给张市长带了件小礼物，你替我给他。” 杨儒斌小声说。
我接过包装十分精美的包并未多想，也不容我多想，我和张国昌就上了车。到张国昌家后，我把包送给张国昌。
“这是什么？”
“是杨儒斌从美国带给你的小礼物。”
张国昌二话没说就收下了。直到案发后，省纪委的人找我核实，我才知道那个包里根本不是什么从美国带来的小礼物，而是四万美金。
当时，省纪委和省反贪局的人就是不相信我不知道这包里装有四万美金，审了我三次，最后不得不承认，雷默这小子真不知道，是我们把他想歪了。这就是被动的同流合污，鞋湿了是因为地湿了。值得庆幸的是只弄湿了鞋底。
与老梁、老罗谈话后，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闷。每次想起与张国昌的往事都要调整自己好几天。
随着“李张大案”真相大白，一些小报的炒作也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令我不解的是，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要替李国藩说几句好话，好像李国藩是冤枉的。而对张国昌却有一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痛恨。而实际上，李国藩是主动寻找“糖弹”的典型。
我记得省委书记陆清曾经在全省厅局级领导警示会上说过：“如果把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进攻的腐败分子称为以权谋私的小人的话，那么李国藩则是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他最高的一次索贿高达二百万元。”
我着力分析了这一现象。我分析的目的是要安慰我自己，让我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时不至于仓皇。我看了很多揭露李国藩和张国昌的文章，文章一直在解释李国藩受贿两千多万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主观上并未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的地索贿，而是既来之则安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因为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
我敬佩李国藩平时善于利用媒体做秀的惯性影响，让一些善良的人不愿意接受残酷的事实。而张国昌在忏悔书中却说：“李国藩在东州当市长，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明目张胆以权谋私的恶劣行径，直接诱发助长了我的贪欲和犯罪的胆量。”
老百姓痛恨赌博的贪官，称张国昌为纸醉金迷的赌徒，赌徒赌场疯狂，弹指间千金散尽。而李国藩何尝不是一个赌徒，他自己都承认：“我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私心和贪欲，不惜昧着良心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丑行，不惜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冒险赌博。”
我在梦中不再是一块石头，而是孙悟空身上的毫毛，被风一吹，我就变成了新我。新我的血液是火焰，眼睛放着月亮的光。这种目光可以透过黑夜，可以看见心灵的庄园。
心灵不是神，他是一个巫师，可以让精神出轨，但我的血液可以燃烧心灵，让心灵的庄园成为伊甸园的圣殿。
我站在圣殿上长发若白云，肉体已经被我的血液烧成信仰去滋补心灵的庄园。我发现我的前生不过是一个脆弱的梦境，梦魇过后，生命就像个易碎的笑容。梦魇是华丽而惊心动魄的，我在坚硬的现实里崩溃之后，又在虚无中重生。这虚无填满了我的胸腔，让心灵一阵阵剧痛，每一次剧痛都在心灵的庄园如同地震般产生深深的裂痕。这裂痕有时化作一幕幕的回忆，影子手舞长剑，化作簌簌黄叶飘落。我独自站在心灵深处，任无边落木萧萧而下，一地落叶，彻眼金黄。
我在梦里是英雄，是侠客，拥有整个心灵的庄园。我成了梦幻之王，血管里流淌的是熊熊火焰。
21、警觉(1)
市委书记魏正隆居然失眠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失眠。都下半夜了，他还在辗转反侧。高淑萍本来睡着了，但是，魏正隆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终于把妻子折腾醒了。
起初高淑萍以为丈夫不舒服，打开床头灯，把手探在魏正隆的额头上摸了摸，不热，两口子相濡以沫一辈子了，高淑萍知道丈夫有心事。
“正隆，炒股的事我不是和你说清楚了嘛，一万块钱本金撤回，挣的钱一分不要，你怎么还放在心上？”
这几天，魏正隆发现妻子的情绪反常，每天都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晚饭时再三追问才知道，高淑萍背着自己，炒起了股票，而且不出一个月就赚了十万块。
魏正隆心知肚明，自己的妻子根本不懂股票，一万块钱，不出一个月赚了十万块钱，这里面大有文章。
经过耐心询问才得知，妻子是在胡艳丽的怂恿下，才去炒股的，而且根本没有独立开户，一万块钱的本金直接打到了胡艳丽的账户里。
这些天胡艳丽几乎每天都与高淑萍通电话，高淑萍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股票涨了的好消息。直到昨天，胡艳丽要把挣的十万块钱送给高淑萍，高淑萍才猛然在心里画了个回儿，胡艳丽是冯浩的爱人，冯浩是薛市长的秘书，这里面会不会有文章？
高淑萍跟魏正隆一辈子了，政治上不糊涂，她并未答应胡艳丽让她把钱送来，而是请胡艳丽把钱继续投在股票里，利滚利，其实，高淑萍这是缓兵之计，她是想搞清楚这钱拿得拿不得再说。当然，有一点高淑萍很清楚，这钱拿得拿不得都不能让丈夫知道，因为一旦魏正隆知道，即使拿得也拿不得了。
高淑萍背地里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把炒股的经过说了一遍，儿子劝母亲三思而后行，最好跟爸爸商量一下。就在高淑萍迟迟疑疑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自己的心思居然被丈夫看破了。
高淑萍不糊涂也不贪婪，经过丈夫耐心地开导，她顿时明白了股票背后的文章，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睡觉前，高淑萍就答应丈夫，从明天开始就撤出本金，从此以后，再也不瞎折腾了，到社区参加合唱团，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魏正隆听罢，很是欣慰。可是，高淑萍不知道为什么从不失眠的丈夫怎么就失眠了。
“正隆，有什么心事和我说说吧，或许说出来会好些。”高淑萍温柔地说。
“淑萍，我琢磨胡艳丽拉你炒股这件事并不简单哪，恐怕与薛元清有关，如果这真是薛元清指使的，那么他就成了第二个张国昌了。”魏正隆若有所思地说。
“你是说他想扳倒你好取而代之？”高淑萍惊异地问。
“当年李国藩就是怀疑张国昌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才痛下杀手，最终引火烧身的。”
“到头来还不是害人先害己！”
“淑萍，薛元清不同于张国昌，更不同于李国藩，这个人不光野心大，而且心胸小，常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从胡艳丽拉你炒股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薛元清已经坐不住了，我真担心东州再发生一次‘李张大案’啊！”
“正隆，有这么严重吗？”
“淑萍，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决不允许某些人打着发展东州经济的旗号，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搞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是腐败工程，哪怕再发生一次‘李张大案’也再所不惜！”
高淑萍望着情绪有些激动的丈夫，脑海中浮现出东州城刚刚发生‘李张大案’时，魏正隆痛心疾首的表情，当时也是这样一个夜晚，魏正隆失眠了，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如今想起来，真可谓是大江东去，木落萧萧，高淑萍情不自禁地把头埋在了丈夫的怀里……
22、挂羊头(1)
林大勇把我从梦中骂醒，亲自开车把我送到了澳洲生态园。这是一个有着纯正澳大利亚风情的巨大庄园，一望无际，老板是华裔澳大利亚人叫何进。据说他有一个让东州成为“日本菜篮子”的宏大计划，何进就是用这个计划说服了薛元清而投资东州的。
澳洲生态园的土地都是东州最好的菜地，三千多亩地有二千多亩是东州市政府划拨的，据说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
林大勇的车一进澳洲生态园，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本来是一个高科技农业庄园，却盖了成片的具有澳洲风情的小别墅，还有十几座高层公寓，房地产开发的面积足足占据了澳洲生态园的一半，而属于主业的高科技农业只有六十多亩的温室。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澳洲生态园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日本菜篮子”是羊头，房地产开发是狗肉。薛元清上当了。很显然澳洲生态园改变了用地性质，何进的房地产开发是违法的。
我把想法告诉了林大勇，他却说：“雷默，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这可是薛元清市长上任后主抓的第一个大项目，是引进外资的成功典范，你来是挣钱吃饭，又不是法人代表，澳洲生态园不黄更好，黄了咱们再换地儿。”
为了不让林大勇失望，我决定见见何进这个人后再说。林大勇着急上班，一个人开车走了，把我扔在澳洲生态园办公大楼下，我独自上了五楼。
“请问先生你找谁？”一个保安拦住我问。
“找你们何总。”我说。
“先生有预约吗？”
“有。”
“先生是哪个单位的？”
“市政府办公厅的。”
保安一听是市政府办公厅的，连忙前边引路，我跟在保安后边顺着幽深的走廊往前走，高大的欧式门上写着副总经理，一连过了十几个副总经理的办公室，终于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这位是市政府办公厅的，找何总。”
保安对一位漂亮的女秘书说完，转身走了。
“先生贵姓？”女秘书冲我莞尔一笑问。
“我姓雷。”
“与何总有预约吗？”
“有。”
“何总在与几位副总谈话，请稍等。”
“好的。”
我坐在沙发上。女秘书给我倒了一杯茶。我谢了她。在这间办公室里，办公的人有七八个，女秘书好像是头儿。
何进的办公室在里屋，高大的欧式门嵌了个缝儿，里面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少英雄，只缺少伟人。伟人是用来统治英雄的，有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不敢苟同，从古到今的皇帝有几个是得民心的，不照样坐天下？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英雄是时代的缩影。时代造就英雄，伟人造就时代。澳洲生态园是时代的产物，是应运而生，你们是澳洲生态园造就的英雄，而我造就了澳洲生态园。”我听着从门缝儿里传出来的高论，心里不自觉地发紧。我听着像新版的《狂人日记》。
“里面说话的人是谁？”我问女秘书。
“这就是我们的何总。”
我从心里有些冒寒气。这个何进是个怎样的人？我听他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这时又有人说：“何总，上次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才招聘会请人事部的人吃饭，花了两千多，这是发票，你给签个字报了吧。”看来，如此大的一个集团，一个副总两千元的权限都没有。 “报发票的人是谁？”我又问女秘书。
“是主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
这时，何进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六七个人，女秘书赶紧对何进说：“何总，这位是市政府办公厅的雷先生，等您很长时间了。”
“何总，你好，我叫雷默。”我站起身与他握手。
“啊，我知道了，是林大勇介绍来的。到我办公室吧，我听说你给张国昌当过秘书？” 何进既热情又傲慢地说。
在何进办公室，我一边应酬着说话，一边环顾四周。墙上挂满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头像。我心想，看来，何进把自己当成澳洲生态园的土皇帝了。
“看来何总并不缺副总经理，你已经有一个班的副总经理了。”我语气揶揄地说。
“我对他们的表现相当不满意，跟不上我的思路，做点具体工作还行。你给市长当过秘书，又在市政府工作多年，一定能跟上我的思路。”何进的口气不像老板，倒像领导。
“别别别，我这个人善于做点具体工作，既然何总并不缺人，我也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雷默，多少人想上我这来呢。” 何进有些不解地问。
“那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只考虑待遇，不考虑自己有多大本事。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我故作谦逊地说。
何进表示遗憾。
我起身告辞，走过门口遇到一个人，是市外办的翻译，叫池圆圆。这可是市长的翻译，而且曾经是张国昌的相好。我们见面有些尴尬。
“雷哥，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还好吗？”池圆圆见我略有惊喜地问。
“还好，你这是找何总？”我试探地问。
“我一会儿见个外商，请圆圆当翻译。”何进得意地说。
“何总，你可是澳大利亚人，还用别人当翻译？”我不解地问。
“你见过哪个国家领导人见外宾自己当翻译？这是外事接待礼仪。”何进傲慢地说。
我心想，何进是个疯子，还是离他越远越好。
“何总、圆圆，你们忙，我告辞了。”
我转身就走，后面传来池圆圆的声音：“雷哥，改日我请你吃饭。”
池圆圆是张国昌自己勾搭上的，我从中没起过任何作用，案发前两个月，市外办主任请张国昌吃饭，外办主任带去了七八个小女孩，都是翻译，一个比一个漂亮，其中池圆圆是最漂亮的。张国昌喜欢唱歌，喜欢和漂亮小姐跳舞，整个一个晚上池圆圆都搂着张国昌跳，两个人跳得都非常投入，情意绵绵。我想，坏了，张国昌要被池圆圆拿下。
果不其然，有一天，我与张国昌去北京出差，他让我晚上在贵宾楼订包房，说给一个女孩过生日，我见过的。我猜了一天，也没搞准是谁。
晚上吃饭时，池圆圆风情万种地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张国昌搞女人不背我，赌博为什么背着我？去香港、澳门、美国、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赌博的事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那天晚上池圆圆就住在了张国昌的房间里。第二天我还陪他们二人去燕莎、赛特逛了街。池圆圆出手大方，为我买了一双名牌皮鞋，大有封我嘴的意思。
从北京回来后，池圆圆又到张国昌办公室来了几次。二人的关系已经不是我能挡得了驾的。我看见张国昌送给池圆圆一个价值一万多元的钻戒。
案发的前两天，张国昌突然换了手机号。手机号是委托池圆圆换的。张国昌以前的手机号是我给配的，很少有人知道。张国昌的皮包平时在我手里，他的手机就放在皮包里。那时候什么人给张国昌打电话我基本掌控。可是案发前两天，张国昌不仅换了手机号，而且手机不离开自己，手机号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张国昌就被双规了。
省纪委、省反贪局、市纪委、市反贪局都找过我，问我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张国昌的手机号是多少？我把我知道的手机号都告诉了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满意。一再追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手机号？我说，“我所知道的手机号都说了，实在没别的号了。”他们这才作罢。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手机号为什么这么重要，直到孟丽华被双规后我才知道，原来孟丽华买通了看守所的人，送给张国昌手机用，张国昌在看守所的监控室里就可以和外面的孟丽华通话，而张国昌用的手机号码就是池圆圆在案发前办的我没记住的那个号。我估计连孟丽华也不知道这个号码是谁给办的，更不会想到是张国昌的小情人所为。
因为张国昌在看守所随时掌握外面的情况，他心里有孟丽华活动的“底牌”，所以办案之初他一直缄口不语，夫妻俩内外勾结，串通一气，企图翻案。
池圆圆是一个连张国昌都能拿下的女人，何进更不在话下。我心想，这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傍完大官傍大款，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23、鹤鸣春(1)
我离开澳洲生态园，给林大勇打了电话。林大勇认为我不冷静，那么好的待遇说不要就不要了。
“大勇，我有直觉，”我解释说，“即使去了澳洲生态园，何进也不能给我那么好的待遇，而且很容易搅到薛元清和杜文革的漩涡里。”
“雷默，你小子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嘿嘿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放弃了，放弃不需要理由，因为我有不放弃的教训。我对放弃进行过理性思考，我知道放弃不等于遁出红尘，但放弃是一种痛苦和勇敢。放弃者最起码的理性就是没有盲从，因此可以上岸，甚至似玩童一样，嘲笑着规则和秩序。
我当秘书时就没有盲从，没有随张国昌去豪赌，哪怕在一旁拎着钱袋子，因此似有自由。我选择离开官场，是一种理智的放弃，因为没有哪位领导有勇气愿意启用曾经给大贪官张国昌当过秘书的人，这是一种冒险，再加上张国昌生前在官场上树敌太多，如果继续在官场混，无异于空耗生命。
迟小牧给我打电话，请我在鹤鸣春大酒店吃饭。迟小牧最近通过胡艳丽又搞到一块好地，生意兴隆。这次请我吃饭，是想请我到他的公司任副总经理。我已经烦透了打工的事，心想，你迟小牧能成为老板，我雷默也不差啥。不过饭还是要吃，朋友一场，无论如何要给迟小牧这个面子。
席间，我婉言谢绝迟小牧的好意。
“雷默，我也不勉强你，我知道你一直想自己干，咱们是莫逆之交，用得着我迟小牧的地方尽管说话。”
“多谢、多谢，冲你这句话，我也要敬你一杯。”我很感激地说。
我们俩碰杯后，一饮而尽。
这时，包房的门开了，鹤鸣春大酒店的老板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姓宋，英国籍，还娶了一个漂亮的英国老婆。其实他过去不过是人民宾馆的一名厨师。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开始做小生意，由于经常旷工，被宾馆开除，而后发誓才去了英国，靠娶了英国老婆得到了国籍，目前在东州也是有名的外商。
宋老板叫宋殿成，与我和迟小牧很熟，我在市政府时没少领朋友在这儿吃饭。
宋老板进来敬了杯酒，然后神神秘秘地说：“二位听说没？市府广场的凤凰翼雕塑上的包金昨晚让人给剥光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惊讶地问，“一是市府广场每天晚上人山人海的，二是城管人员二十四小时巡逻呀。”
“看来你们俩不了解情况，城管人员二十四小时巡逻早就取消了。”宋老板一边给我们倒酒一边说。
“凤凰翼身上的包金被盗是早晚的事。”迟小牧一边吃一边说，“薛市长早就看着凤凰翼不顺眼，我听说很快就要搬走了。”
“凤凰翼已经被东州老百姓认可了，是东州市的标志，立在市府广场最合适，挪走了太可惜了！”宋老板遗憾地说。
“薛市长要把凤凰翼搬哪儿去？”我深吸一口烟问。
“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迟小牧也点了一支烟说。
“那就只能回到黑水河遗址了。”我开玩笑地说。
“就是立在黑水河遗址门前。”迟小牧一本正经地说。
黑水河遗址是七十年代在黑水河发电厂职工宿舍附近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母系氏族公社先人集居的遗址。凤凰翼就是根据这里出土的一个木制图腾设计的，很像鸟的翅膀，故起名凤凰翼。
“这都是谁给薛市长出的馊注意？”我愤愤不平地问。
“主意是冯皓出的，”迟小牧吐了一口烟圈说，“理由是黑水河遗址作为东州市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应该有一个标志性雕塑，凤凰翼是最合适的。据说市政府常务会已经通过了。再说，市政府搬迁已列入计划，市政府一搬走，就会有新的市政府广场，老市政府广场就得改名，到时候市政府广场还要设计新的标志性雕塑，那时候的市政府从里到外都是新的，再也不会有‘李张大案’的阴影了。”
迟小牧对薛元清的举动嗤之以鼻，宋殿成却态度暧昧。酒足饭饱以后，迟小牧要请我洗桑拿，宋老板却说找我有要事商量，我谢绝了迟小牧的好意，同宋殿成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
宋老板的办公桌上摆着英国国旗，墙上挂着与英国太太的合影，我坐在沙发上，服务小姐上了果盘和茶水。
“殿成，不知我这个闲人还能帮你什么忙？”我开门见山地问。
宋殿成扔给我一支中华烟，自己点上万宝路。
“不是帮我，而是合作。我开酒店每年都要给职工做职业装，东州市状元路一带做职业装的公司很多，但是档次很低。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是开服装公司的，有意开发东州市场，人家的技术是一流的，港方技术入股占百分之三十，我投资占百分之六十，你来当老总，我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你看怎么样？”
我和宋老板虽然很熟，但没共过事，不过他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宋老板的提议确实吸引了我，做职业装公司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但我不能马上答应他，常言道，上赶着不是买卖。
“宋哥，让我考虑考虑，三天后我给你回话。”
“好吧，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和我合作。”
宋老板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确实动了心。
24、官痞(1)
我离开鹤鸣春大酒店时，已是深夜，城市的夏夜很难望见繁星，马路对面是一家歌厅，出租车排着长队等着三陪小姐出台。我望着这些出出入入的女孩，心里有一种被炸开的酸楚。 这些年全国各地的歌厅、夜总会都曾留下过张国昌和我的身影。我第一次陪他去歌厅找小姐，他就让我大吃一惊。那是我刚当上秘书不久，我和林大勇陪张国昌一起去北京开会，晚上也是夏夜，他叫上了东州市政府驻京办唐主任，说一起去歌厅放松一下，我们四个人进了一家夜总会的包房，驻京办唐主任给我们每人找了一位小姐。
小姐们要陪我们唱歌跳舞，“还是赌骰子吧。”张国昌又上了赌瘾。
“输赢怎么算？”小姐娇柔地问。
“你赢了，我给你一百元，我赢了你脱一件衣服。”张国昌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姐说。 当时我听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张国昌的赌技。小姐一共穿了三件衣服，内裤、胸罩、连衣裙，张国昌不愧是老赌客，他连赢三把，小姐最后脱得精光。当时的场面真让人目瞪口呆。
最后，张国昌得意地说：“转几圈让大伙儿欣赏欣赏。”
那女孩一丝不挂地转了两圈，赤裸得让人觉得残酷。当时我对张国昌的尊重即刻烟消云散，眼前的张国昌就是一个好色的赌徒。
我放出来以后，孟丽华把我叫到她家，反复告诉我张国昌是冤枉的，让我一定帮助她救救张国昌。
“大嫂，怎么帮？”我为难地问。
“你把李国藩干的坏事写成材料交给我。” 孟丽华迫切地说。
我断然拒绝。我有预感，张国昌赌博的事，孟丽华全知道，至于张国昌玩女人，我感觉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天孟丽华的老母亲也在，我给孟丽华讲了张国昌在夜总会让小姐脱衣服的事。孟丽华老母亲听了很惊讶，她没想到自己最骄傲的女婿会是这个样子。
然而，孟丽华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孟丽华，我不是一个三岁的孩子，急于救丈夫的心情我理解，但别蒙我。
那天谈话的结果很不愉快，孟丽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抗拒她。我也没有想到孟丽华这么不真诚，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她还在对我撒谎。
外界都传说张国昌与孟丽华如何恩爱，孟丽华为了救出张国昌怎么不惜重金贿赂办案人员，其实这不是爱，而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同舟共济的挣扎，这种利益就是谁也不愿放弃得之不易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来说，两个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北京的夏夜是繁华的，这一点东州一点也不逊色。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也是在北京开会，我陪张国昌去了新欣大厦下面的夜总会。我们唱歌跳舞折腾到深夜，要离开时，张国昌要带走陪他跳舞的女孩，那女孩死活不出台。
“小姐，多给钱。”张国昌色迷迷地说。
那女孩动心了，“老板，出台可以，但得在新欣大厦开房间。”她谨慎地说。
“老板，不行，我总觉得不安全。”我劝道。
“没事儿，你去开房吧。” 张国昌不以为然地说。
“老板，我在大堂等你。”开房后，我把钥匙递给他说。
张国昌领着那个女孩去房间了，我一个人在大堂的沙发上呆若木鸡。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对我来说，张国昌在粉碎一切侥幸。
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只巨大的甲虫：“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我出什么事了？他想。”
我坐在沙发上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不停地问自己：“我出什么事了？”
我本来可以毅然决然地离开张国昌的，但是这等于抛弃了我的前程，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在政界苦苦奋斗了十年，这十年不能毁在这个官痞手里。
我觉得称张国昌、李国藩等人官痞很贴切，他们就是官场上的痞子。我忽然理解了那种爬虫特有的眼神：卑微得没有绝望的勇气，猥琐得没有恨我的精神。我只是一种爬虫，愤怒也只是爬虫的愤怒，绝望也只是爬虫的绝望，我发现黑暗竟是一种类似于光的东西，这种光折射于心灵，让我有一种梦游的感觉，从未来的缝隙里探出去一只脚，却陷入了泥泞的沼泽。
突然酒店外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一大帮警察冲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保安赶紧迎了上去问。
“我们接到报警，说你们这里有嫖娼的。”一个警察说。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这儿不可能有这种事。”保安说。
警察不予理睬，冲进电梯上了楼。我一下子慌了，万一查到张国昌的房间，一切将不可收拾，我紧张得手足无措，这是在北京，不是在东州，我一时不知道找谁帮忙。
我看电梯指示灯显示，警察正好去了张国昌所在的楼层。我想，糟了，要出事。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给驻京办唐主任打了电话。
“雷默，这种事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唐主任埋怨道，然后又想了想说，“行了，事儿不用你管了，照顾好张市长就行了，我找朋友关照。”
十几分钟以后，警察们都下了电梯，抓了两对关系暧昧的男女走了，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雷默，没事了，人都走了吧？”唐主任打来了电话说。
“唐主任，你神了，一个电话人就走了。”我佩服地说。
“张市长胆子也忒大了，找小姐不要命了。雷默，你怎么不拦着点儿？” 唐主任埋怨道。
“我想拦，拦也拦不住呀！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我辩解道。
我和唐主任刚通完电话，张国昌非常滋润地走出电梯，我心想他为什么有勇气像具尸体一样地活着？林大勇说过，你能扮演一个强者的角色，是因为社会把你放在了那个位置上。我不知道社会为什么会造就出张国昌这样的人，还要安排我去伺候他。
当初为了给张国昌当秘书，挖空心思去讨好他，终于成功了，却觉得有一股势力在卷着自己奔向漩涡。身后不停地有一个声音：滚到黑暗里去吧。心灵越来越冷，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偎着鬼火取暖，我有一种不敢忘却的恐惧，怕鬼火烧毁心灵的庄园。
第五章 冬眠觉晓
25、虎落平阳(1)
三天后，宋老板又给我打来电话，态度诚恳。我妥协了，我决定合作。我们俩开着车，围着东州市转，寻找适合开职业装公司的地址。终于在状元路一带发现一座八百平方米的二层楼，位于十字路口，楼上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出租”两个字和电话号码。
我拨通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说明来由，原来这座楼是清江省能源集团的，与原来一家装饰公司的租期已满，准备重找承租人，并答应面谈，说派一名保安来接我们。
“雷默，这座楼的位置太好了，正好处于职业装一条街的中间地带。”宋老板兴奋地说。
“宋哥，你准备多少钱拿下这栋楼？”我试探地问。
“一年三十万，我就租。”
我问的目的是想知道宋老板的底。
“你们是不是租房子的？”这时，走过来一位保安问。
“是。”宋老板连忙搭茬。
“跟我走吧。”保安一挥手说。
我和宋老板跟随他上了附近的一座高楼。我们要租的这座二层楼正好是高楼的裙楼。来到十一层，我和宋老板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戴着眼镜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看报。
“我们是来看房子的。”我单刀直入地说。
那个男人很热情地站起来说：“欢迎，欢迎！”并请我们坐在沙发上。他从饮水机上接了两杯水递给我们，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租这座楼想做什么？”
“这位是鹤鸣春大酒店的宋老板，华裔英国人，租这座楼是想开一家高档职业装公司。” 我介绍说。
那男人一听是鹤鸣春大酒店的宋老板，露出很想认识的样子，递给我和宋老板每人一张名片说：“鹤鸣春大酒店在东州可是赫赫有名的酒店，我们公司应酬多，没少给宋老板扔钱哪！”
我瞟了一眼名片，上面写着：清江省能源集团公司业务部主任胡小志。
“胡主任，主要负责什么业务呀？”我没话找话地问。
“一进入市场经济，我们能源公司哪儿还有什么业务，我这个业务部实际上就是负责几栋楼的出租，别的什么事也没有了。”胡小志失落地说。
“胡主任，这座楼你准备一年多少租金出手？”我又问。
“一年三十五万，少一分钱也不租。”胡小志口气坚决地说。
“太高了吧？能不能再低点？”宋殿成摇摇头说。
“少一点也可以，只要省一级领导或秘书说一句话，二十万也能租。”胡小志诡谲地说。 “这是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我们老总想调到省经贸委当副主任，正愁接触不上省委一级的领导，你们要是能给搭个桥，二十万能租下来。”
宋老板听了这个消息有些兴奋，“那就请胡主任容我一些时间。”他面带商人式的微笑说。
“好在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客户，你们就抓紧时间吧。不过，为了表达你们的诚意，请明天把你们鹤鸣春大酒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送来一份。”胡小志像是送了一份顺水人情。
我和宋老板从胡小志的办公室出来，宋老板便拨通了冯皓的手机。宋老板说明情况后，顺口说了与我合作的事，从宋老板接电话的表情看，就知道冯皓在我俩合作的事上没起什么好作用。
“宋哥，冯皓是不是不同意我与你合作？”我开门见山地问。
“没有，没有，他说与薛市长出差去了广州，一个星期后回来，回来后就帮我们办这件事。”宋老板连忙解释。
“那我们就只好等冯皓回来了。”我妒意十足地说。
“对。雷默，你回去等我电话吧。”
“好吧。”
我与宋老板分手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我从宋老板秘书手中拿到了鹤鸣春大酒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又去了胡小志的办公室。
“雷先生，鹤鸣春大酒店的法人代表为什么不是宋老板，照上这个人是谁？”胡小志狐疑地问。
开始我并未注意这个问题，胡小志的提示让我有了些警觉。
“照上的名字是宋老板的妻子。”我解释说。
胡小志一听是宋老板的妻子便不再多问。不过，我心里知道，准确地说，照上的名字是宋老板前妻的名字。宋老板的前妻五年前就去了英国，为了照顾她和宋老板的儿子，宋老板亲自给办的。我心想，宋老板是典型的商人，在谁是法人代表上都要玩心计，很显然他和前妻的关系一直没有断，公司经营得好则罢，经营得不好，抬腿走人，麻烦只能留给为他打工的人。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宋老板并没有消息。又过去了两天，我有些着急，便给宋老板打手机，手机关机。又往办公室打，办公室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好又等了两天。再次给宋老板打手机和办公室电话，还是杳无音信。我只好亲自去了鹤鸣春大酒店。
“雷先生，宋老板回英国了。”宋殿成的女秘书说。
“宋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满地问。
“不好说，少则十天八天，多则两个月三个月。”女秘书抱歉地说。
我一听就知道合作的事泡汤了。我心想肯定与冯皓有关系，如果宋老板想与我合作，即使英国有急事非回去不可，走之前也一定会告诉我。希望既已破灭，我也不再去想，好在也没损失什么。
“雷先生，房子还租不租？”没过几天，胡小志给我打来电话问。
“对不起，胡主任，情况有些变化，宋老板英国有急事回英国了，一切都得等他回来再定。”我解释说。
“那就对不起了，我不能再等了，已经有好几家客户找上门来，一年三十六万，钱明天就可以打进来一半。”胡小志惋惜地说。
“那我只能为宋老板表示遗憾了。”
我和胡小志通完电话，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过。想着自己辞职以来，处处是坎，大有虎落平阳之感。我又有些怀恋过去那种前呼后拥的生活，那种感觉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即使是个局长也要对我礼让三分。
26、五月花(1)
离开官场，我更明白了许多男人不惜代价、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原因，因为对权力的渴望是人的本能。
我开导和安慰着自己重新寻找出路。
有一天晚上，黑水河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沙威和夫人到我家来拜访，这两口子是特意来找杨娜的。东州航空公司正在招收空中乘务员，沙威的女儿也报了名。他们为了稳妥起见，想让杨娜找人帮帮忙。
我和沙威认识缘于黑水河区最大的一片棚户区改造。这片棚户区住着东州市最贫困、层次最低的一批居民，大约有三千多户，最高学历是初中，最大的官儿是副科长。
这一地区解放以前就是最穷的人的居住区，当时由于暗娼很多，所以东州人称这一地区为胭脂堡。这里的房屋破烂不堪，一到雨季家家进水，解放五十年了，老百姓还住这样的房子，令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不安。
当时承揽胭脂堡地区改造工程的公司，就是沙威所在的黑水河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沙威因跑批件、跑资金，与我打交道很多，我每次陪张国昌视察胭脂堡工地，也是由沙威陪着，时间长了，我们就成了朋友。
“雷默，下一步工作怎么办？”沙威关心地问。
“想开一家职业装公司，但苦于无人投资。”我无奈地说。
“大约需要多少钱？”沙威用慷慨的口气问。
“少说也得五十万。”我蹙着眉头说。
“我知道职业装的市场很大，我们公司的物业分公司每年都要定做几百套职业装，雷默，你要瞧得起大哥，我们合作吧，我投资，你来经营。”
我听后异常兴奋，大有天上掉馅饼之感。
“公司的地址选到哪儿？”我迫切地问。
“我有一套三百平方米的小楼在黑水河区的闹市，地点不错，哪天你去看看，如果可以，你就跑执照吧。”
“跑执照要先选好公司的名字。”我兴奋地说。
“雷默，你是文化人，起名字的事，你就定吧。”
我对沙威的慷慨和信任非常感激。送走沙威两口子，我就沉浸在为公司起名字这件事上。我查遍了辞海、字典，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字，我便在书房里胡乱地翻书，一整天我都闷在书房里。
我知道公司的名字是我新事业的第一步，一定要选好，我选了“三人行”、“二月鸟”、“风雅颂”、“缘”、“情”、“汉”等，杨娜都不喜欢，我知道选一个好名字还要保证到工商局核名时不重名。
我一连选了二十多个名字。都不十分满意，我姑且不再去选，随便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好，叫《书斋里的革命》。
书中介绍英国移民是乘一艘名曰“五月花号”的大帆船登上普利茅斯口岸的，那天是一六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从船上走下一百零二个清教徒移民，衣衫褴褛，形销骨立。他们在海上颠簸了四个月，航行五千公里。这一百零二个人上岸不久，即逢严寒来临，陆续有人冻死。以后的几个冬天，也不断有人死去，就是这样一群奄奄一息的人签订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从此奠定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自治原则。据说其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后来的《独立宣言》。
我被“五月花”这三个字深深地吸引了，可以说，没有“五月花号”就没有美国后来的历史。据说他们的目的地是佛吉尼亚，风浪将他们吹到了普利茅斯。我决定公司的名字就叫“五月花制服制衣有限公司”。
“五月花”有一种开疆破土的创业意味，而且很美，适合做服装的品牌。杨娜听了这个名字兴高采烈，并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了沙威，沙老板也非常满意。随后，我又看了沙威拥有的位于闹市的三百平方米的小楼。
说实在的，我对这座小楼并不太满意，地点虽然位于黑水河区的闹市区，但是黑水河区是东州市的重工业基地，这两年东州市的下岗职工接近百万，黑水河区就占了一半，市民们无奈地把黑水河区称为“度假区”。
但是我求胜心切，如果在市中心选这么个三百平米的小楼，年租金没有十五六万是租不下来的。
“既然是合作，租金也算是投入，这座小楼就不收租金了。不过，雷默，我毕竟吃的是皇粮，区工商、税务的人都认识我，能不能在市里注册？”沙威谨慎地说。
“‘李张大案’刚结束，市工商、税务过去都归张国昌管，工作人员都认识我，我刚出山，还是低调点好。我想想办法在省里注册吧。”我沉思一会儿说。
“那太好了，咱们这个小公司可以有一个大名头，能办到吗？”沙威眼睛一亮问。
“我大学同学有在省工商局当处长的，到时候我找找他们。”
我说是大学同学，其实也不是一个系的，也不是一届的，但彼此都知道。
“抓紧办吧。”
沙威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五千元钱递给我。
“雷默，办事需要花钱，这些钱你先拿着用吧。”我心里好生感动。
晚上，我和杨娜在家吃晚饭，手机响了，我一听是宋殿成从香港打来的。
“雷默，很抱歉出国前没跟你打招呼，本来一星期就该回来的，可是一回家我老婆就把我手机给没收了，约了几个朋友进山打猎迷了路，历了不少险，在山里呆了一个多月。” 理由冠冕堂皇，我也就一笑了之。他又问了状元路的租房进展情况。
“房屋已经租出去了。”我不以为然地说。
宋殿成大骂胡小志不讲信誉，“宋哥，对合作的事你是怎么想的？”我郑重其事地问。 “回东州后咱们面谈。”宋殿成卖关子地说。
人家不情愿说，我也不强求。很快他就谈到打这个电话的正题，“嫂子在家吗？”宋殿成客气地问。
宋老板在国外时间太长了，嫂子、弟妹已经分不太清，经常跟我媳妇嫂子、弟妹混着叫，不过还是叫嫂子的时候多。
宋老板是商人，商人必须有将便宜占尽的本事，他打电话无非是求杨娜买打折的机票。自从我和杨娜认识宋老板以来，宋老板经常找杨娜买打折机票，因为鹤鸣春大酒店的大厨是香港人，往返经常是要坐飞机的。
这些年我接触的大老板很多，我发现主要有两类：假洋鬼子老板一个比一个抠门儿，真洋鬼子一毛不拔；国企大老板最大方，最值得处的是私企大老板。比如教张国昌“采阴补阳”的菲律宾外商龙先生，也是华人，与张国昌处得称兄道弟，但是“采阴补阳”的钱大都是张国昌拿。
杨娜接了宋老板的电话，心里并不情愿给他办，但嘴里还是答应了。
沙威女儿进航空公司当空姐的事，杨娜办得很顺利，因为这女孩的条件确实不错，再加上杨娜从中周旋，因此很快就敲定了，目前已经去上海培训了。这就加深了我和沙威合作的信心。
省工商局一般只给注册资金在五百万以上的公司注册，而我们的注册资金是一百万。因此，没有熟人门儿都没有，好在外资处处长是我大学时的学长，叫钱刚，是经济系的，长我两届。由于都在学生会干过，彼此知道，但是毕业后就没见过，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钱刚的手机电话，打通后才知道他正在广州开会，我简单说明情况，他很热情，答应回来后就给我办，让我先准备一下公司文件。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日子像流水一样缓缓流过。
27、内刊(1)
这几天闲着没事，便在网上聊天。自从与丑儿分手后，心一静下来就会想起她。丑儿的研究生学业应该毕业了，她会在哪儿呢？
有些人天天见面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有些人见一面可能会终生难忘。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日的擦肩而过，如果真的是，我愿用一万次去换与丑儿的相遇。
我知道丑儿是最相信缘分的，她将我比作五瓣丁香，抛在茫茫人海中，然后重新寻找。我记得丑儿说过，这世间本无大海，我想你一次，上帝就落下粒雨，从此便有了太平洋！当时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丑儿却很认真，我没想到网上的闲聊也会给自己留下红颜的缺憾。 这两天在网上还真有一条关于孟丽华的信息，题目是《张国昌之妻担当女监犯人小组长，狱中流下忏悔泪》。
文章说，由于孟丽华的特殊身份，特定案情，被定为重点帮助对象，在监狱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孟丽华适应了新的环境，情绪稳定。现在孟丽华是女监犯人小组长，还额外做监区犯人的医生，给犯人看病，并撰写女性健康的文章，兼做犯人扫盲班教员。她还积极向监狱自办的《回归导报》投稿。我看了这条消息后，心里很为孟丽华高兴。
记得孟丽华被捕前，曾经很兴奋地找过我和杨娜。那是国庆节的前两天，她在北关区卫生局开会，打电话让我和杨娜过去，说是想和我俩见见面，地点定在北关区医院门前。我以为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不想去，杨娜一个劲儿地劝我去。
“雷默，去吧 ，见见她，也好知道案子的进展情况。”我便答应了孟丽华，和杨娜打了一辆车去了北关区医院。
我和杨娜在医院院儿内等了二十多分钟，孟丽华才到，她今天没坐自己的凯迪拉克，而是打了一辆车。她下车以后，满脸笑容地向我和杨娜走了过来，我们俩也快步迎了上去，看得出孟丽华的情绪很好，似乎像有什么好事。
“雷默，你大哥的事快出头了，最近有记者在《内刊》上发表文章，专门采访了你大哥，认为他是冤枉的，已经惊动了重要领导。另外，高远省长也出面说话了。他说，在东州有一股恶势力，这股恶势力的代表就是李国藩，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大哥很惦记你们两口子，他说，他对不起你们，等你大哥出来后再做补偿吧。”孟丽华和我拥抱后说。
孟丽华说得跟真事一样，不得不让人相信。杨娜听了孟丽华的话很高兴，我在心里却画了个问号。
“雷默，我和你大哥知道你现在的日子很难过，国庆节快到了，这点钱是我和你大哥的心意，拿去用吧。”孟丽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我再三推托终究没有收下。我和孟丽华拥抱后分别，她打了一辆车先走了。我望着远去的出租车心情很复杂。
“太好了，雷默，事情终于要有个结果了。”杨娜激动地说。
“杨娜，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大嫂的话有点悬。”
“你怎么不盼着人家好呢！”杨娜埋怨说。
杨娜的心情我理解，自从张国昌出事以后，她在单位的日子就不好过，现在的人太现实、太势利了，不经过这场大难，我对人的认识还不会这么深刻。
所谓的友谊已经从相见恨晚倒退到萍水相逢，从萍水相逢倒退到素昧平生，个别的从素昧平生转化为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不过也好，恩怨之余，大家都得到了解脱。
我的判断终于得到了应验。国庆节刚过，就传来了孟丽华干扰办案被双规的消息。张国昌也从东州押往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