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心灵庄园》曾获得新浪网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优秀长篇小说奖。
作者：又一反腐力作：市长秘书,官场小说,王晓方,驻京办主任,心灵庄园,作家出版社,反腐力作,高官腐败">
第一章 大梦初醒
1、注射死(1)
行刑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戴的眼镜还是在香港配的那副一万多港币的眼镜，他现在正戴着这副眼镜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血一样的火烧云凄艳地飘动，他手中的烟在回光返照中向上缭绕。
他本来是想用这副眼镜的镜片插入自己的喉管的，但是他实在是下不了手。他太留恋这个世界了，眼前的草坪就足以让自己体味活着的美好。他恨不得记住眼前的一切，即使是山墙根的青苔，他都觉得是绚烂的，爬墙虎犹如时间的帷幕，彻底遮住了天堂的大门，此时此刻，他恨不得变成一只蟑螂，只要活着！
一切就快结束了，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六七个人看着他，表情麻木。他们看得太多了，理解不了一个要死的人此时的平静。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平静有点豪迈，像个汉子，这大概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辉煌了。
死对于他来说是幸运的，他是清江省首例被执行注射死亡的贪官。他坐在椅子上想，仅就这一点，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比有些贪官幸运，自己贪了两千多万，执行的是注射死，而有些贪官只贪了几十万、几百万，却被枪崩了，法律真他妈的不公平。
想到这儿，他越发平静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了，任凭自己尽情地发挥想象，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
他“唉”了一声。这是他行刑前最悲哀的表现。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是错误的，其实人在官场是命不由己呀！
昨夜妻儿来看自己。他在妻儿面前长跪不起。儿子看见父亲戴着脚镣穿着囚衣吓呆了，妻子和儿子也跪在他面前，还给他磕了头，哭嚎声泣鬼神惊天地，他内心长叹：人之将死啊！ 但是，他没有哭，他在看守所里考虑了两年多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只能叫负隅顽抗。这两年多来，他害了太多的亲友。
与妻子生离死别后，妻子的下半生就要在牢狱中度过了，儿子怎么办？想到儿子，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不是哭，而是嚎，那种山野中野狼般的悲嚎……
烟头儿快烧到手了，他舍不得扔掉，他恨不得让烈火烧掉自己，毁灭是一种快感。火烧云越来越红了，就像满天的大火烧红了天，然而，他却有一种深深坠入黑洞的感觉，自己是黑洞的制造者，现在却要坠入深深的黑洞，这是多么可怕的宿命啊！
“时间到了！”行刑者阴森森地说。
他浑身开始冰冷，脚镣沉重得抬不起脚，蓝色的囚衣箍在身上，仿佛束缚了灵魂。他忽然发现，原来自己是有灵魂的，以前他却从来没有察觉到。可能是灵魂的原因，他还能感觉到是几个人把他架到行刑室的。
行刑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室内有一张床。法医让他躺下来，结果他动作僵硬，腿弯不下来。
“别紧张，你身体怎么这么硬？”法医冷漠地说。
“我不紧张。”他绝望地答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法医又冷漠地说。
他没有回答。
镇静剂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他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紧接着法医用胶管帮他扎起左臂，向其静脉注入药物。
三十五秒，只有三十五秒，他彻底睡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深深的黑洞……
我一宿都在梦中体味张国昌注射死的过程，我是昨天晚上在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听到张国昌被执行注射死亡的。我不敢相信张国昌死了。
在梦中，张国昌就像个黑暗中的舞者，飘忽不定，无处着力，不知何去何从。他紧紧抓住我的双脚，要将我拽入深深的黑洞。我用力挣扎，一双手抓住天堂的门槛，我的鞋掉了。张国昌嚎叫着坠入深深的黑洞……
我一下子轻松了，我是光着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现在又重新光了脚。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原来只有穿鞋的脚是臭的，捂的，其实什么东西捂时间长了都会臭的。张国昌的鞋太多了，都是意大利的名牌。我的鞋也许是张国昌给的，我现在还给他了。
我向下望了一眼黑洞，心想，大概地狱也不会接纳张国昌的，那他只能是在黑暗中飘荡的一个游魂，忍受的是孤独、冰冷和痛苦。死意味着你再也没有忏悔的机会，罪恶到了极点，死大概就是他唯一的机会。
张国昌出身于玉石世家，其祖父曾是北京牛街上赫赫有名的“玉石张”。后来为躲避仇家，全家人逃到东州。祖父到东州后不久就病逝了，家逐渐就破败了。十三岁那年父母相继病逝，张国昌成了孤儿。
在穆斯林的葬礼上，张国昌浑身裹满了白布，躺在清真寺里，像一根即将燃烧的蜡烛。他被土葬了。他的坟边响起了穆斯林葬礼上的祷辞：
啊，安拉！宽恕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出席的和缺席的，少年和成人，男人和女人。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去，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啊，安拉！不要为着他的报偿而剥夺我们，并且不要在他之后，把我们做实验（摘自《穆斯林的葬礼》）！
张国昌的灵魂被超度了，他是从主那里来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主的身边，但愿他不是一个游魂。
张国昌死后不久，李国藩也死了，他是死于肝癌。李国藩死的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私下里还去了一些领导为他送行，尽管他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人说，害人先害己，李国藩害张国昌遭了报应；也有人说，张国昌不去澳门豪赌谁也害不了他。我看着他们争斗了两年多，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死。
我一直试图总结点经验教训，在致命的漩涡中如何才能自拔。最后我发现，市长身边的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
但是生活是水，水终于发现了鱼的眼泪。因为鱼不仅在水的心里，而且眼泪是咸的，水是淡的，眼泪增加了水的咸度。其实领导也是鱼，只不过比秘书这条小鱼大一些，是鱼就难免被卷入致命的漩涡。
我给张国昌做了两年的秘书，我发现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规则，才能回避弄权的风险。不过，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 有人说我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庆幸自己“牺牲”了，当然，这种“牺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用沉默和反思自我疗伤。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这种脆弱让我看清了自己，人们很少看自己，只顾看别人，这是我痛苦的收获。
我本来还想继续在市政府办公厅干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官本位、学本位，还是商本位，最终都是人本位。人是群居的，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
2、辞职(1)
我辞职了，我不想再成为市长秘书，那种听领导念自己写的材料，还得扮认真状做笔记的小人物，无聊透顶。当然，做出这种抉择是痛苦的。这其实是一个心境炼狱的过程。
过去，张国昌任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时，经常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听起来我像是他的私人财产。
现在我才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谁的人也不是。这个认识越来越透彻，能有这种认识得益于我一直是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人，我懂得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还有许多新的生路，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的一段话：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
我其实已经跨出了第一步，跨出这一步时是清醒的。“但是，这却更空虚于新的生路，现在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一步。”
张国昌的注射死是在春天进行的。李国藩的死也是在春天。死神选择春天接纳他们，大概是希望他们的灵魂再生。灵魂真的能再生吗？
市政府办公厅通知我去清理办公室。我和张国昌的办公室是分里外间的。办公室被封条封了两年多，打开房门时，满屋子的灰尘遮挡着光线，让人感到光线是混浊的，尘埃却是清晰的。花早已干枯了，在混浊的光线中仍然保持着挺拔的姿态，仿佛在像我证明它是坚强的。饮水机里还有些剩水，犹如眼睛凝视着我身后的两个人。市纪委的两个处长警觉地看着我收拾东西，两大编织袋的书，还能有什么呢？
综合二处处长林大勇特意来看了我。我们共同为张国昌服务了多年。这是一个精明强干、颇有城府，又为人仗义的男人，政治前途受益于老母亲。
林大勇的老母亲原是省委组织部老部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德高望重，据说省长高远当年荣升东州市委书记，就是其母亲亲自考核的。
林大勇虽然深得张国昌的赏识，但由于对张国昌早有警觉，却没有被案子刮着一点。不久便荣升了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我彻底离开了市政府办公厅。
张国昌的妻子孟丽华因行贿受贿罪被判了二十年。他们的儿子住在了张国昌的老岳母那儿，我去看过几次。
当时，张国昌的老岳母对我说：“雷默，你是不知道，丽华入狱之初，精神状态极差，半夜常常以泪洗面。张国昌死后，她更是万念俱灰。我真担心她挺不过这一关啊！”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我望着她苍老而坚强的面容，一脸的无奈。
张国昌和孟丽华的感情是深厚的，尽管张国昌在位时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但是他私下里还是跟我说起过与妻子的感情。
在我看来，张国昌欠妻子的太多了，下辈子他都还不完。不过我感到张国昌下辈子还是准备还的，因为临刑前他把妻子的一缕头发放在了贴胸的口袋里。
“丽华，我走了，不要沉溺在往事之中，要勇敢地活下去。快分手了，我想看看你的笑容。”
孟丽华是含着泪，面带笑容与张国昌诀别的。张国昌知足了，而孟丽华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我知道孟丽华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一定会挺过来的，她为了儿子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应该说，东州市市长李国藩就是被这个女人告倒的，为此她也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不然案子不会挖得这么深。
有人说，李国藩毕竟不是曾国藩，没有自己的《挺经》。其实，李国藩是上了小人的当，点了把火把自己烧死了。
在法庭上，律师的辩词很精彩。他们说，李国藩贪赃不枉法，合情不合法，多是受贿而非索贿，多是酬谢型而非收买贿赂型的，多是事后收而非事先约定，多是不违背职务的行为而非违背职务、违法生财使国家受损失的行为。
我听了这些辩词总有一种强奸未遂的味道。殊不知强奸一次叫强奸，强奸多次叫同居。李国藩是幸运的，他贪了两千多万只判了个死缓，这一点让张国昌地下有知肯定叫冤。
市政府办公厅里的人大多惋惜地说，雷默这小子真傻，怎么就辞职了呢？！也有幸灾乐祸的，说，我看他就不是好得瑟。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雷默就是辞职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宝刀不锋，宁愿折断。
这些年在官场混得太委屈了，哈腰成了习惯便驼了背。用性格的一面压抑另一面，阴气太盛，直到张国昌死也没让他看看我的阳刚之气。
还是案发前，我私下戳穿他在澳门豪赌之后，他才发现身边跟随多年的这个秘书不是天生驼背而是哈着腰的，冷不丁儿地他可以把腰直起来。可惜我的腰直得太晚了，否则张国昌不至于一命呜呼。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有阴的一面，就有显的一面；有静的一面，就有躁的一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就有性暴如火的一面；有功利的一面，就有淡泊的一面。
我辞职以后迷惘了，用性格的哪一面也找不到自己，周围的静造成了内心的躁，世态越来越炎凉，功利的一面蠢蠢欲动。人一旦恢复了本真就成了怪物。
3、分歧(1)
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遇到了麻烦，外商不来了，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迫于巨大的压力，新上任的东州市市长薛元清亲自率领招商团南征北战，但效果不佳。
就任东州市市长前，薛元清是清江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命于东州危难之际，东州是清江省的省会，是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老工业城市，是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薛元清非常清楚，在东州干好了很可能会在政治台阶上继续攀登，但是干不好东州也可能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上的滑铁卢。薛元清是抱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来东州的，他决心让东州成为自己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然而，两会后，薛元清代市长的“代”字刚刚拿掉，就与市委书记魏正隆在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魏正隆对薛元清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带队招商引资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政府是干什么的？”魏正隆黑着脸问，“你们大家都会说，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大家对此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然而，最近发生在我们东州市政府各部门人人上阵招商引资的做法，突现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正隆同志，”薛元清不满地说，“我到东州七八个月了，受‘李张大案’影响，没有外商来，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东州来？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人不可能给我三到五年的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的。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下滑的趋势，我在东州就呆不下去了，所以，市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对于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背水一战。”
“元清同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这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你这个市长去当厂长。市政府办开发区，县区政府也办开发区，难免要撂荒大片土地；至于人人招商引资最后究竟能落实多少，也很值得怀疑。” “老书记，您说市政府应该怎么办？”薛元清想将魏正隆的军。
“一句话，政府的正当经济职能就是为企业、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魏正隆有些激动地说，“要有所为，还要有所不为。我看当前要在三个环节上加大力度，一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应该按什么程序做，不应该违反什么程序；三是行政责任追究，不按法做的乱作为，要追究行政责任，不按法做的不作为也要追究责任。一个好政府之所以好，也许仅仅在于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可以干好什么，可能干不好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也当有自知之明啊！” 在东州市，市委书记魏正隆是德高望重的。在东州干了一辈子了，他爱这块土地，他更爱东州市的人民。“李张大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为此无比痛心。自己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了。如果说死掉的李国藩专横跋扈、一意孤行，那么今天的薛元清却总是给人一种女里女气的感觉，小家子气十足，不仅心胸小而且倔得很。
魏正隆心想，对待薛元清，自己再也不能犯像对待李国藩那样软弱迁就的错误了。这届班子一定要在东州老百姓面前树立“创新、亲民、务实、廉洁”的形象。
薛元清刚到东州，他不敢和魏正隆搞得太僵。他心里知道，自己不像李国藩天生就给人一种做大事的感觉。他常在常委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干不了大事，自己到东州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小事的，做那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做那些老百姓关心的小事。
可是，东州的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增加收入，他们要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几样可都不是小事，这是连国家领导人都放在心上的大事。
薛元清没顾及这些，他一上任就将李国藩、张国昌的做法全盘否定。凡是李国藩、张国昌沾过边儿的事，一律不闻不问。市长如此了，副市长自然效仿。于是修了一年半的东运河停工了，与德国人谈妥的地铁建设合同撕毁了，由于急需用钱，唯一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也卖掉了。
薛元清想通过招商引资，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尽快树立自己的形象。然而，城市建设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靠财政不行，靠外商，大外商不来了，于是，只能干点小事。他集中资金做了两件事：一是种树，二是修路。
薛市长下决心在任期内把缺林少绿的东州市建成绿树成荫的花园城，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届任期也不过五年，五年是无论如何也树不了木的，于是便将成木移植进了城里。
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移植进城的大树全是松树。各区区长为了完成指标，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儿种满了松树，树挨树、树连树，也不讲究个间距，老百姓戏称东州市快成烈士陵园了。
只是把松树种到老百姓家窗户底下不行，园林部门头一天种，老百姓第二天拔，搞得园林部门十分头疼。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薛市长命令死看死守。
在修路问题上，薛元清与魏正隆的观念又发生了冲突。
魏书记认为，要适当调整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由原来重视大广场、大马路改造，逐渐转为重视中小马路改造，当前应当集中力量抓好五大“民心工程”，即棚户区改造，小街小巷维修，小区庭院美化，低洼地区雨后积水整治和中低档楼房翻新。薛元清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城市要上档次、上形象，必须修建大广场、大马路。
毫无疑问，薛元清上任不久，便与魏正隆的关系微妙起来，薛元清认为魏正隆怕自己干出成绩后取而代之，因此在工作上处处掣肘。
4、迟小牧(1)
薛元清的秘书冯皓是从省里带过来的，薛元清任清江省副省长时，冯皓就给他当秘书，一个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市长秘书比副省长的秘书要威风得多，也实惠得多，再加上自己是薛市长多年的心腹，冯皓一到东州市就有一种二掌柜的感觉。
绿都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迟小牧是冯皓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迟小牧在大学时就是有名的情种，一表人才。
冯皓的老婆胡艳丽当时在白山大学是校花，她有一双妩媚的眼睛，白皙的脸庞和尖细的下巴，身后有无数男同学在追，她却玩命追求迟小牧。迟小牧嫌她风流韵事一大堆，两个人虽然上过床，但迟小牧只是玩玩，根本不当真。
冯皓一直暗恋胡艳丽，迟小牧并不知道。他私下里经常对冯皓说起与胡艳丽上床的事，冯皓听后怀恨在心。
胡艳丽追求不到迟小牧非常痛苦。冯皓乘虚而入，一举赢得胡艳丽的芳心。但是，冯皓对迟小牧与胡艳丽上过床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偷偷给校党委写匿名信，揭发迟小牧的风流韵事，害得迟小牧背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事后迟小牧猜到这件事是冯皓所为，两个人打了一架后绝交。
我是通过林大勇认识迟小牧的，当时我任综合二处副处长，林大勇任综合三处副处长。有一天，林大勇领着一位美男子到我办公室。
“雷默，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迟小牧，小时候，我们是邻居，他遇着点麻烦事，你得给帮帮忙。”林大勇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麻烦事？”我和迟小牧一边握手一边问。
“小牧是搞房地产的，他晚上施工，噪声扰民，让居民举报了，市环保监察大队开了罚单。”林大勇认真地说。
“罚了多少？”我瞥了一眼迟小牧问。
“钱倒不多，五万块钱，不过这钱罚了太冤，有这钱还不如咱们弟兄们喝酒呢。”迟小牧爽快地说。
在市政府办公厅，我和林大勇关系最好，这个忙我必须帮，综合三处对口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建口的人林大勇自然不熟；综合二处的人对口张国昌，张国昌不仅主管建口，而且协助市长李国藩主抓全局，所以建口的人我很熟。
我给市环保监察大队大队长打了电话。
“这个小公司很恶劣。” 市环保监察大队大队长气愤地说：“一到晚上就施工，附近居民怨气很大，案子惊动了局长，一点不罚过不去。这样吧，罚五千元，让他来交罚款吧。” 我放下电话，把结果告诉了迟小牧，他很高兴地说：“雷处长，你真够意思，晚上我请客。”
“请客就算了，噪声扰民的事不能再干了！”我叮嘱道。
“雷默，挺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晚上在一起闹一闹吧！”林大勇诚恳地说。
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晚上吃饭时，迟小牧很大方，说话也很投我的脾气，我们三个人一直闹到下半夜才散，就这样我和迟小牧成了朋友。
不过，迟小牧的公司说是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挖掘公司，只负责给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挖地基。
后来，我当上常务副市长张国昌的秘书，林大勇调到综合二处当处长。
张国昌出事后，我被牵连，一直呆在家里，心里非常痛苦。迟小牧经常找我喝酒，安慰我，他说，“雷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我对迟小牧的仗义很感激。
其实，迟小牧的公司一直没有起色，冯皓当上薛元清的秘书后，迟小牧就打起了胡艳丽的主意，他想利用胡艳丽把公司做大。
胡艳丽在东州市也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叫天缘房地产公司，在冯皓的辅佐下，生意做得很大。
起初迟小牧只是给胡艳丽的工地挖地基，很快两个人就旧情复发起来。
在胡艳丽的帮助下，迟小牧的生意开始好转，像模像样地戳起了几栋楼。这下子把我给羡慕坏了，心想，迟小牧能搞房地产，我也可以开个什么公司。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妻子杨娜去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学习。妻子这一走，我着实被闪了一下。
女儿蕾蕾在学校寄宿，我一个人一天到晚无着无落的。这时候，父亲病了，经常癫痫。父亲、母亲都笃信中医，跑了好几家医院也没确诊。
“雷默呀，要是能找到走‘五?七’那会儿的老中医秋大夫就好了，那可是位神医呀！” 母亲常跟我念叨。
秋大夫是我小时候的伙伴秋枫、秋兰的父亲，是中医世家。母亲说过以后，我去找过几次，可是一晃二十多年了，根本不知道这家人搬哪去了。
我发现，面对生活，我注定要陷入一种茫然。
东州市副局级以上干部几乎都换了，上来一大批年轻干部根本不认识。这期间，我又去张国昌老岳母家看了几次他的儿子。
张国昌从小就是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唯有的亲人就是儿子。儿子已经休学了，孩子受不了同学们的歧视。
据张国昌老岳母说，孟丽华的情绪已经转过来了，是一个女劳教人员多次与其促膝长谈才顿悟的。
“你母亲七十多岁了还来看你，她是多么坚强，你儿子已经失去了父亲，你不能让他失去母亲啊！如果你丧失了生活信心，怎么对得起孩子和老母亲？你若做出不利于家庭的事，也就是把母亲、儿子送上绝路呀。你要踏实改造，直面人生，早日回到母亲、儿子身边。”
女劳教人员语重心长地劝孟丽华。孟丽华听罢流泪了，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流下的真诚的泪水。
我记得在一次庭审后，孟丽华的母亲劝张国昌多保重身体，张国昌含泪自语：“妈，我从小就是孤儿，现在我又要把自己的儿子变成孤儿了。”
老岳母听了这话，老泪纵横。
“雷默，国昌的儿子就要出国读书了，”老人家对我说，“这孩子很坚强，但同学们的歧视太伤人了，他受得了，我也受不了。雷默，国昌对不住你呀！”
“大娘，我以后就是您的儿子！”我说完这话，眼睛湿润了。
对我来说，理想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快不惑之年了，人生又从零开始，还谈什么理想？
春节又到了，这已经是张国昌出事后的第二个春节了，我的手机还能接到一些感人的短信祝福：
“有些事不会因时光流逝而退去，有些人不会因不常见面而忘记，在我心里，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在新年到来之际，恭祝好友平安幸福。”
“送你一份百分之百的纯情奶糖，成分等于真心加思念加快乐，营养等于温馨加幸福加感动，有效期：一生；制造商：真心朋友。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这些朋友留下了祝福，真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5、红颜(1)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他住进了省人民医院。CT片子出来了，脑子里有一片模糊的黑影，又接着做了核磁共振，初步诊断为脑膜瘤。
全家人都傻了，母亲只顾流泪。父亲是坚强的，他老人家一辈子大风大浪都闯过，生死看得已经很淡。
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但是手术后是个什么结果，我怎么也问不明白。我和我哥找遍了东州的名医，大都赞成开颅。
最后，我求朋友找到了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席润之先生，他说：“脑膜瘤是良性瘤，你父亲年岁大了，能不开颅就不开颅，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带瘤生存的很多。”
“我爸两三个月要抽一次。”我哥焦急地说。
“吃治癫痫的药吧。”席大夫平和地说。
“吃什么药好？”我试探地问。
“吃苯妥英钠，或德巴金片都行，不过副作用大了点。”
父亲不做开颅手术了，我和我哥好像松了口气。
关于筹建什么公司我一直没有想好，便整天无所事事。杨娜不在家，便想起了从前在政府办公厅时打情骂俏的几个女人，爱情的感觉是找不到了，无非是打发一下寂寞的时光。 没有大志向的男人是不愿意脱离肉体的，因为精神的快感远没有肉体的快感来得更直接。
张国昌喜欢女人的肉体，一位菲律宾的大外商龙先生告诉他，男人是要学会采阴补阳的。两个人志同道合，经常切磋采阴补阳的体会。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什么是采阴补阳的。
起初张国昌找女人要给我暗示：“雷默，你大嫂今天出差了，不在家。”
我一开始没有理解领导意图。
还是一位房地产老板叫杨儒斌的朋友告诉我的：“他是不是要找女人啊？”
“不会吧，他可是领导，东州市的常务副市长。”我有些幼稚地说。
“正因为如此，他找女人不方便才需要你呢！”杨儒斌提醒说。
我还是不相信。
有一次，杨儒斌请张国昌吃饭，席间安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叫紫衣，据说是美术学院学油画的学生。紫衣喜欢穿紫色的衣服，文静动人。张国昌的眼神儿一直围绕着紫衣转。
“雷默，紫衣并不知道张国昌是谁，让他千万别当真，玩完再换。”杨儒斌小声告诉我。
“儒斌，东州人谁不认识张市长？”我疑惑地问。
“紫衣不是东州人。”
饭后，杨儒斌开车直接把张国昌和紫衣拉到一栋别墅。
“张市长，这是我的家，今晚你和紫衣就在我这儿吧，完事儿后给我和雷默打电话。” 杨儒斌满脸堆笑地说。
“儒斌，你很会办事呀！”张国昌拍了拍杨儒斌的肩膀满意地说。
后来，我一直以为紫衣不知道张国昌的身份，直到有一天，张国昌去香港，紫衣给我打电话，我才吃惊地发现，张国昌竟然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了紫衣，很显然紫衣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雷秘书，我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帮忙！”紫衣嗲声嗲气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我不客气地问。
“是张市长告诉我的。”
“你知道他是谁？”我非常惊讶地问。
“东州人有几个不认识他的？”紫衣略带轻蔑地说。
我恍然大悟。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继续问。
“雷哥，我舅舅家的孩子考初中差三分，”紫衣焦急地说，“看在张市长的情面上，你帮帮忙！”
我茫然了，这个忙是帮，还是不帮？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又接到张国昌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找中山区区长谷铁。
“雷默，就说我说的，让谷铁把这件事办好。”
领导发话了，事情自然办得顺利。只是介绍那个孩子和张市长的关系时费了些口舌。张国昌对女人从来不认真，俗话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紫衣很快就被张国昌忘记了。从那以后，张国昌会经常对我说：“雷默，你大嫂出差了。”我便明白了，只好找杨儒斌再安排下一个女人。
时间长了，张国昌与杨儒斌成了朋友了，找女人便不再找我牵线搭桥，但他从来不避讳我，因为有女人找麻烦时，或没心情见某个女人时，还得由我来挡驾。
自从张国昌认识了菲律宾的龙先生以后，他对女人的兴趣由成熟女人转向处女。这就是采阴补阳的缘由。
龙先生认为，处女的阴气是先天之气，可以补男人的不足，常采对身体有好处。张国昌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与龙先生一拍即合，大外商为张国昌找起了处女，我也从漩涡中暂时上岸。
其实，一切可恶的东西也像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其它任何解释都是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理由”。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还是遇到过红颜知己的，她的行为着实让我感动过。她叫米雪，是部队文工团的一位舞蹈演员，离婚，上尉军衔。米雪穿上军装那种美简直让人崇拜。
我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认识的，吃完饭大家一起去桑拿，洗完桑拿后，我开车送她回家。看得出来，米雪很久没有被男人碰过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希望我跟她上楼，但我犹豫了，没有去。
第二天早上，米雪很早就醒了，因为她要上班。我把车开来要送她，她没让。
我发动着车，从后视镜中最后望了她一眼。我突然明白了米兰?昆德拉为什么说生活总像一张草图的原因。
生活里的很多事情只发生了一个轮廓就结束了。这个轮廓只相当于一幅草图，而不是完整的图画。一幅未完成的图画有什么意思？
这是我与一个极漂亮的女人发生的一个故事。接下来我又与一位丑女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6、丑女(1)
那是我上网聊天的结果。她是一个北京女孩儿，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编剧专业研究生，网名叫“麦田守望你”。我的网名叫“老鼠爱大米”。
我们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都要聊上一两个小时，还有几次聊了通宵。女孩的素质很高，天南地北知道的不少，观点深刻而单纯。与她聊天很干净，有一种净化的感觉。因为她是编剧专业的研究生，在网上我甚至跟她学了不少编剧知识。
“我正在以现代叙事学理论来介入电视剧艺术的研究。”她用专业的口吻说。
“这是你的硕士毕业论文吗？”我问。
“是的，这个研究难度很大，因为在电视剧方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资借鉴。”
“你的电视剧叙事研究想回答哪些问题？”
“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理论切入口。电视剧是叙事艺术，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怎样把故事讲得动人，一个故事有几种叙述法儿，这应是电视剧创作的焦点所在，也是理论研究应该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跟她聊这么多电视剧方面的问题，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受她感染，我几乎对写电视剧发生了兴趣。其实，所谓聊天就是沟通，而且是一种心灵的沟通，通过这种沟通很容易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有一天她在网上突然问我。
“爱就是一个人在心里总想着另一个人。”我不经意地回答。
“我现在就总想着一个人！你呢？”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是个有家室的人，又惹了一身麻烦。
“我要去东州见见你，行吗？”
我犹豫再三同意了。我想，见见面也好，或许可以留住一份友谊。她先从网上发来了她的照片。说实话，我看了照片就不想去机场了，照片上的“麦田守望你”实在太丑了。后来一想，人家只是个朋友，美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男人说话一言九鼎，答应去机场接人家就不能失言。
到机场见到她以后，我并没太失望，女孩儿的衣着修饰得无可挑剔，言谈举止流露着北京女孩儿天生的底蕴和上海女孩儿特有的优雅。这是一个长相并不出众，但皮肤白皙、气质高雅、有品位的女孩儿。肩上挂着个时髦的包，手里拿着一本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似乎在告诉我简爱就是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姑娘，但是，她通过爱情完满地走进了生活。
我拎起她脚下的行李，倒有些自惭形秽起来。很显然，我的形象与她想象的完全吻合，她很高兴，仿佛认识我很久了。
我开着车。她望着窗外的田野不停地感慨。她有点像个女诗人，说话也文绉绉的。一路上，她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我，就像一个爱了很久的情人。
我在酒店给她开了一个房间。她暂作休息后，我请她吃了晚饭。我还是觉得她有点丑，丑得那么可爱，那么优雅。
“你的真名叫什么？”我打趣地问。
“我叫苏丑儿。”
“苏丑儿！？”这名字让我大笑起来。
“我生出来就长得丑，妈妈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儿。”
我听后觉得丑儿可怜，丑儿一出生，上帝就开始剥夺她爱美的权利，这对于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太不公平。我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肩。她很动情。
“雷哥，从来没有男人拍过我的肩。”
我不予理睬。望着优雅可爱的丑儿，我想起了一句话：“丑到了极点就美到了极点。”我观察丑儿远没到极点，但是我似乎感到丑儿已经爱我很久了。
半夜我送她回房间休息。她有意留我。我装不懂，道了声晚安，便匆匆离开了。
夜晚的路灯像颗颗幽灵，我开车像穿梭在地狱中。我反思自己为什么空虚，我受张国昌牵连，应该是个受害者，但现实是残酷的，并没有人同情我，也许空虚的生活才更贴近真实，此时我的空虚犹如无缰的野马，所有的正义和崇高都套不住它，这大概就是道德的悲哀。 我回到家里，一口气喝了一听啤酒。一个人对着漆黑的房间，躺在孤独的床上，想起了米雪，又想起了丑儿。
我做梦了，分别与米雪和丑儿来往，妻子杨娜在角落里痛苦不堪，我麻木地喘息着，刚才的路灯又变成了一个个幽灵。幽灵进入我的房间，发出声声的叫声。
“雷默，张国昌死了，你就是他的灵魂，你还有五个兄弟，叫金木水火土。”幽灵张牙舞爪地说。
“我是谁？我叫什么？”我迷惘而痛苦地问。
“你叫甲骨文，你是未来之王。想当未来之王吗？”幽灵引诱地说。
“未来之王有什么好？”我不屑地问。
“可以自由自在地思想，难道你不喜欢自由自在地思想吗？”幽灵在我的血管里穿来穿去地说。
“有自由、有思想，这个王好！”我被引诱了。
“那就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吧！”幽灵哈哈大笑地说。
幽灵化作一颗颗火种。我被烧着了，变成了一块石头，被扔在荒无人烟的原野，忍受着春夏秋冬的折磨。有一天一个匠人看中了我，在我的身上雕刻起来。我疼痛难忍，大叫而醒。
第二天白天，我没去看丑儿，因为省纪委的人找我谈话，我关了一天手机。丑儿不知
道在我身上发生的麻烦事，她以为我故意冷落她，很伤心地离开了东州。
本以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丑儿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在网上我又看到了“麦田守望你”给我发来的信息：
“我虽然丑，但不轻浮。我通过聊天感觉你是一个极不平凡的男人，很吸引我。我去东州就是想深入了解你。我是一个单身主义者，但我并不想一辈子做处女，你是我寻找很久的男人，请接受我吧。我会再去东州的，这次不用你接我，我到后会通知你。” 我看着电脑屏幕惊诧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省纪委的人不断地找我核实张国昌的事，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每一句话都涉及一大堆人的身家性命。那段时间我特烦接电话。杨娜从美国来电话都是在半夜，所以家里的电话白天我一律不接，手机基本关机。
我是从网上得知丑儿到东州的，住在四春阁大酒店。我是晚上去见丑儿的。我本来想请她吃饭，可是一进房间，我才发现丑儿穿的短睡裙里是她赤裸的身子，我意识到这女孩是想玩真的了。
“丑儿，这可是你自己送到狼嘴里的。”我厚颜无耻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羊？”丑儿毫不示弱地问……
离别是伤感的，眼泪是灵魂的落叶。我心想，把眼泪用睫毛穿起来那就是生活的项链。临别时，我送了她一个玩具猪。她笑了，从包里拿出一个玩具鱼给我。
“这头猪真像你，它根本不知道鱼的感觉！”丑儿娇柔地说。
我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动物，痛苦的人和快乐的猪，我现在好像有一种猪的感觉，还有人说幸福就是做一头快乐的猪，猪怎么会懂得鱼的感觉？
丑儿是一条鱼，却莫名其妙地遇上了我这头猪，这大概就是前生的缘分，是红颜总会遇上知己的。像我和丑儿这种鱼遇上猪的奇缘，只得益于我人生的这段磨难。爱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的。
丑儿走后，我却真的想念起她来。但丑儿从此便杳无音信，我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她，打手机先是关机，后来就成了空号。我彻底与丑儿失去了联系。
丑儿说过，人生如果能找到五瓣丁香便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如果我们再在人海中相遇，你便是我的幸福。搞艺术的女人太浪漫，把别人的情感点燃了，她却消失在人海之中。
第二章 往事如烟
7、官本位(1)
李国藩和张国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东州市老百姓还在议论他们，这让市委书记魏正隆想了很多。东州出了这么大的腐败案，自己这个当班长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是因为自己怕伤了党政两家的和气，而没有及时提出批评指正，甚至容忍迁就造成的。
李国藩到东州就职不久，就开始与市委闹独立，从改造市政府大楼不向市委打招呼，逐步发展到重大项目、重要资金问题个人说了算，重要人事任免独断专行。虽然客观上做了一些群众叫好的工作，但是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领导，一个自律意识很差的官员，难免我行我素，发生腐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魏正隆因“李张大案”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本应调离市委书记岗位，但考虑到东州市的稳定，组织上还是给了魏正隆一个改过的机会。
现在薛元清也要抛开市委闹独立，市政府的许多决策不仅不向市委打招呼，连人大也绕着走，长此以往怕是要走李国藩的老路。
想到这儿，魏书记的额头沁出了汗，他觉得应该找薛元清好好谈谈了。想当初，自己若能常找李国藩、张国昌好好谈谈，两员干将不至于走向绝路。
薛元清对魏正隆的掣肘非常不满，他觉得魏正隆虽然口碑好，但是自己年龄上占优势，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
东州权力的核心决不能由魏正隆打着党的旗号一个人把持，这一点薛元清极为清醒和警觉，但是魏正隆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人政治经验太丰富，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党棍，又臭又硬，强横得不给对手留下任何余地，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必须伺机等待，一旦时机成熟必须痛下重手，否则只能在这种人手下永远委曲求全，这是薛元清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说，东州是一个出政绩的绝佳的政治舞台，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政治机会。
此时的薛元清正在招商引资大会上面对众多记者，展示着自己的远大理想。
“薛市长，您希望通过政府规划，把东州建设得像华盛顿，还是像纽约？像上海，还是像北京？”一位记者问。
“我希望东州既不像华盛顿，也不像纽约；既不像上海，也不像北京。东州的文化是独特的。没有卢浮宫，巴黎是什么？没有音乐，维也纳是什么？所以东州就是东州，东州是独一无二的。”薛元清神采飞扬地说。
“那么东州的优势是什么？”记者又问。
“‘经营城市’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东州市长后提出来并积极倡导的，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
薛元清的讲话很具煽动性，他作秀的本领一点都不比李国藩差。
我记得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李国藩和张国昌邀请了二十几名东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在会上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大谈东州经济GDP的增长，当时李国藩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作秀让这些经济顾问们对自己在东州的政绩在理论上拔拔高，没想到却遭到了批评。
一位姓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肃指出了东州经济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增长也要讲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东州市决策层对这一点的认识有误区，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认为增长了就是发展了。其实，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无发展”。东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两位院士对东州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这使李国藩的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张国昌说，各位对市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各位都是专家院士，是东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郑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很为难。他们说，能不能给东州市的院士“市长级待遇”。
我没想到两位院士还有这种官本位思想，科学的最大悲哀就是给有成就的科学家戴上一顶乌纱帽。不过，我看得出，如果选这两位院士当市长，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抛弃得之不易的院士头衔。这是不是科学制度的悲哀。
这件事让我认真地思考了市长都有什么待遇，答案是：一个不腐败的市长只是人民公仆，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一个腐败的市长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么待遇就有什么待遇。
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做是实现自我价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现实生活很难证明，想当官的人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我不愿意去想官场上的那些闹剧，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思想。是啊，如果市长没有待遇，为什么院士都那么羡慕，而如今的现实，又有多少人羡慕院士呢？
8、选择(1)
我在大学时是很想当一名受人尊敬的院士的，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地从了政。可能自己是学生会干部的缘故，我大学二年级就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我看来，人不过是有思想、会说话的动物，因为动物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最起码无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懂得传宗接代，它们只有在需要传宗接代时才发情。而人在传宗接代的基础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优生优育，这一点让人的性要求相对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来说更精神化了。
我每天在实验室里解剖着各种动物，分类着各种植物，培养着各种微生物，畅想着二十一世纪就是生物世纪的美好梦想，一口气读完了研究生。
快毕业分配时，研究生部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雷默，省政协副主席、省委讲师团团长马奇到我们学校选人，马团长要一个学经济的，我推荐了你。”王主任慈祥地说。
“王主任，为什么推荐我？人家要学经济的，我可是学生物的。”我不解地问。
“我了解那几个学经济的，我怕他们给我们学校掉价。”王主任毫不掩饰地说。
于是我就在研究生部的小会议室里见到了马副主席。马副主席听说我是理科的学生，就问我，《自然辩证法》是怎样的一本书？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虽然没有完成，但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各种结论作了科学的概括。一九二五年这部遗著以手稿和笔记的形式出版，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口若悬河地说。
很显然，我的回答令马奇同志很惊诧，他没想到一个学生物的也这么懂《自然辩证法》。 “你能知道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没有完成就很不简单。”马奇同志赞赏地说。 “《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运动形式的辩证关系。这在生物学研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我继续补充道。
马奇同志很愿意跟我谈话。“想不想从政啊？”他和蔼地问。
“想过，但只是想想而已。讲师团是干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给领导干部讲马列主义，听课的可都是大干部。你愿不愿意去呀？”马奇同志解释说。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
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我的当务之急是论文答辩。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后，研究生部主任又通知我，让我去省委讲师团一趟，几位副团长要见见我。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省委，在收发室登了记。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往里打了电话，同意我进去。我走进省委大楼。这是一座苏式建筑，楼的举架很高，但窗户很窄。
我走在幽深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森严和神秘，心里有些发慌。几位副团长在一个小会议室接待了我。马奇同志今天没在。
“雷默，马奇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不太相信，想再考核考核。”一位副团长说。 他们让我谈一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来之前多了个心眼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本著作我都翻了翻。
“这本书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我对这本书也就知道这些。几位副团长对我能回答这三部分就很满意。
“你的专业生态学是怎样一门学科？”他们继续问。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哲学问题，因此，生态学与哲学之间是相通的。”既然问到了我的专业，我就极尽发挥之能事。
在攀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副团长说：“很好，你回去等信儿吧。”
我离开省委大院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毕业论文答辩后，我从《东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东州市政府研究室招聘三名工作人员，其中要一名学生态的。我一看与我的专业有关，便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考试那天早上，由于着急参加考试，骑自行车闯了红灯，我心想，坏了，警察要是扣我的车就耽误事了。
警察一过来，我就满脸堆笑地说好话。也是老天爷成全我，警察那天的心情不错。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下次注意，走吧。”我喜出望外地骑上自行车就消失了。
考试很顺利，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的分配原则叫双向选择。省委讲师团一事我已抛在脑后。
市政府研究室通知我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就参加了市政府机关运动会。开幕式上，研究室方队人人拿了一把羽毛扇，好像人人都是诸葛亮一样。
我走在方队中感到很自豪，研究室是市长的智囊团，我是市长智囊团的一员，心里很得意。
可是麻烦不久就来了，研究室人事处到白山大学研究生部拿不到我的档案。研究生部王主任说，两个月前就被省委组织部拿走了。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与省委组织部沟通，回答很简单：“这个人省里相中了，让他到省委讲师团报到吧。”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据理力争，但没有用，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我已经开始介入东州市最大的软科学课题《东州市城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
那是一段很灰色的时光。我在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了半年多时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人事处的同志费尽心机还是拿不到我的档案。我也动用了父亲所有的关系，最后打动了马奇同志。
马副主席要找我再谈一次话，于是，我再次走进省委办公大楼，走进了那条铺着红地毯的幽深的走廊。
在马奇同志的办公室，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祥老人。
“雷默，人生的路怎么走就在一念之间。讲师团很清静，市政府很热闹，但是钱钟书先生说过，‘你愈听得见喧嚣，你愈听不清声音’，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 马奇同志的话让我很震动，但我已经不可能更改选择，我为这个选择付出了太多。
“我们已经安排你到省委党校进修一年。”马奇同志遗憾地说，“既然你不愿意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可惜的是我们浪费了一个研究生指标。好了，年轻人，祝你前程似锦，好自为之吧。只怕你有一天要后悔的。”
这最后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初留在省委讲师团，人生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敢想，也不能去想。可见，我与官场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我与张国昌是一个知遇之恩的错误。
9、赌徒(1)
张国昌原本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由于天资聪颖被招聘到市政府研究室，很快便升任为工业处副处长。一次与主管工业的副主任出差，回来后向市政府秘书长汇报被考察城市的工业情况，副主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秘书长说，国昌啊，你做做补充吧。
张国昌口才极好，他抓住机会口若悬河，条理清晰一二三四五，说得秘书长频频点头。这次汇报不久，张国昌就被破格提拔为市计委副主任，不到两年又升任副市长。张国昌在官场上升得太顺了，顺得让人眼晕。
但是张国昌毕竟文化底蕴有限，他在进入街道办事处之前只是个药材店的仓库保管员。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张国昌在官道上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明显感到自己的文化底蕴力不从心，在驾驭全局时有些吃力。他想在文化理论上找条拐棍，他实际上物色了好长时间。
在一次接待香港外商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幸坐在张国昌的小轿车里，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
“雷默，你在《东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了，很有见地，我看你就调到办公厅来吧，研究室的工作太虚，年轻人还是要多干点实事，多开阔眼界，我看你就调到综合二处跟着我吧。”张国昌斜躺在后车座上说。
我当时听了激动不已，大有不知所措之感。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任副处长了。
应该说，张国昌身上有一种草莽的魅力，此人天资聪慧，却又不学无术，满嘴脏话中充满了哲理：“有的同志工作起来忙不到正地方，满场跑就是不进球，还有的同志一天到晚狗鸡巴操猪稀里糊涂。这不行，跟我干活就得脱裤子坐板凳，板是板，眼儿是眼儿。我喜欢总结过去老地主的工作方法，就得让干部少睡觉，多干活，干好活，在我面前即使你是个混蛋，我也要叫你不敢偷懒耍滑。在我眼皮子底下能躲过去，是树林里放屁——凑巧了。什么叫领导方法？我看就是让大家都干活，别闲着。凡事儿都有一个理儿，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皮裤没有毛就是棉裤薄。”
张国昌看上去有些侠肝义胆，又充满了匪气。他跟我说过，他自身就是个矛盾体，有流氓的劣根性又有追求儒雅的理想。这种性格上的两重性让他很痛苦。
据说张国昌的爷爷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就曾带领一帮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抢占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后来这家地主引来了日本人，张国昌的爷爷领着全家逃了出来，叔叔、大爷却被活活地烧死了。
所以，张国昌身上有一种天然的英雄主义血统。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匪气。他从小就是孤儿，一边吃百家饭，一边发愤出人头地。
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张国昌也上了山下了乡，在一个叫做丁家堡的地方认识了孟丽华。孟丽华是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
一次，一个村霸对孟丽华欲行不轨，被张国昌发现，他夺过一个车老板儿的马鞭把那个村霸抽得满地打滚儿。孟丽华就这样爱上了张国昌。
张国昌从小很喜欢听《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当上东州市副市长以后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一段还迷上了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他没有时间看书，我只好给他搞了一套VCD，他一连看了三遍。
也难怪，连领导人也爱看二月河的作品。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到东州视察时还说，你们一定要读一读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康熙打了三次大胜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税收、海关。当时张国昌正好主抓东州市的税收和海关工作。
应该说，张国昌在东州市担任副市长这几年是有些政绩的，他做事务实，善于与大外商交朋友，但是，人一旦有了锦帏绣榻、锦衣玉食，便容易忘记过去，他的天性就是一匹无缰的野马。人一旦失去了束缚，恶的一面就会占上风。
张国昌从小就嗜赌，男人大多是喜欢刺激的，凡是刺激的东西都会使人上瘾，好的刺激可以使人上天堂，恶的刺激可以使人下地狱。张国昌对赌上了瘾，赌是最刺激的一种挑战。 张国昌先是赌钱，赌前途，最后赌命。赌徒没有不输的，张国昌赌注下得太大，他不仅输掉了政治生命，更输掉了肉体生命。
张国昌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英雄梦没有实现，却成了一代枭雄。贩毒的头子叫毒枭，张国昌嗜赌自然可以称为赌枭了。
其实，张国昌豪赌，李国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国藩起初对张国昌是马放南山。张国昌认为是一种信任，着实奔跑了起来。等张国昌占山为王以后，李国藩紧张起来，再加上挑拨离间者乘虚而入，李国藩陷入圈套。
有人怂恿李国藩给张国昌缚上一根缰绳，李国藩知道缰绳已经没有用了。他说：“随他去吧，但愿他悬崖勒马。”
10、移民(1)
圣诞节之前，我妻子杨娜回国了。这次在美国波音公司培训收获颇大。俗话说，久别赛新婚，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更为迫切。我有一种做了坏事急于补偿的心理，做爱只是乞求对方怜悯的一种欲望。
杨娜在美国交了许多美国朋友，经常半夜打电话来，我的英文不好，每次接电话都很尴尬。偏偏杨娜产生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她看不惯国内尔虞我诈的工作环境，她更想摆脱“李张大案”给我们家庭带来的阴影。我无所谓，反正已经辞职了。她有欧美经历，办技术移民应该没问题。
我们去了东州市最大的一家移民公司。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个子只有一米五、文质彬彬的朝鲜族女孩，她自称是这家公司的头儿，这是一家总部在加拿大的公司，分部遍布国内各大城市，她姓金，人很干练。
“之所以到贵公司来，是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就是贵公司办往加拿大的。”杨娜听金小姐介绍完公司的业绩后说。
“你这位同学是我亲手办出去的，既然是熟客介绍来的，我们理应优惠一些。”金小姐听了杨娜同学的名字后笑了笑说。
金小姐给了杨娜一大堆表格。杨娜很兴奋，她对未来的新生活欣喜若狂。
一段时间杨娜一直忙于移民加拿大的准备工作，丢了很多年的法语又捡了起来。白天与加拿大的同学通电话，晚上听雅思。所有的证件、大学成绩单都准备齐了，所有的表格都填完了，我们又一起去见了金小姐。
金小姐很忙，十几名已经拿到签证的客户正在做最后的培训，更多的人是和杨娜一样只是填了表格而已。
金小姐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金小姐，既然去加拿大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你为什么不移民呢？”我好奇地问。
金小姐显然被我的突然提问问愣了。不过，她很快回答：“与总部签的合同还有两年，两年后就移民加拿大。”
“你在这儿工作月薪是多少？”我冒昧地问。
我当然知道问人家收入是很不礼貌的，何况是女孩子，但我还是问了。
“一万二千元人民币。”金小姐毫不避讳地说。
我倒吸了口凉气，我心想，李国藩月薪是一千一百元，张国昌的月薪是一千零七十元，社会分配不公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不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呢？
杨娜交了两万多元的费用，其余的费用等加拿大使馆有了信息后再付。接下来就是等待面试、签证。杨娜每天去听雅思、学法语，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突然有一天一个一起读雅思的同学告诉杨娜：“那家移民公司出事了，昨晚公安局外管处突然搜查，搜走了所有客户的文件，甚至公司的电脑。”
我陪杨娜赶紧赶到那家公司，准备移民的人正在围攻金小姐，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有些失控。
“我们上当了，我们要求退钱。”
“你们到底有没有办移民的合法手续？”
“干脆，我们到公安局去告他们。”
金小姐显然没有应付过这种场面，她有些不知所措。
“总部的人明天就到，大家明天来，公司总部的总经理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她竭力应付着乱局。
“金小姐，我的档案是被公安局搜走了，还是已经投档了？”杨娜焦急地问。
金小姐一再表示已经寄出，不日会得到信息。一天的喧嚣总算结束了，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总部来人的解释。
结果总部的人第二天刚下飞机就被公安局外管处的人带走了，连正在接站的金小姐也被带走了。市公安局外管处查封了这家公司，国内其他分部一夜之内也在人间蒸发了。
所有办移民的几百人蜂拥到市公安局上访，但只有个别人找熟人退回了移民费用。市公安局与我最熟的朋友就是市刑警支队支队长肖剑，他与迟小牧是中学同学，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时，林大勇、迟小牧、肖剑和我经常在一起吃饭。
我出事以后，肖剑打过几次电话，但我怕影响人家的前程，便没再与肖剑联系。为了把办移民的钱要回来，我只好求肖剑帮忙。他一口答应了，但没有结果，毕竟刑警支队与外管处不是一个口。
杨娜移民未成很痛苦，想自己办，我劝她：“人快到中年了，别再折腾了，我们的麻烦够多了。我辞职了，到现在还没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你如果那么好的工作也不要了，我们可就山穷水尽了。”
杨娜明白了，彻底打消了移民的念头。钱就这么打水漂了。
后来肖剑特意给我打电话：“雷默，这家公司一是超出经营范围办理移民，二是偷税漏税，三是全国最大的走私犯外逃就是这家公司办的手续。这家公司的账号已经被冻结了，账户上根本没有钱，资金早就被转移到加拿大了。哥儿们，实在抱歉，你那两万多元钱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就在这时，省纪委的人又找我谈话，我心乱如麻，不禁想起了东州宝光寺的一副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从此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11、乘虚而入(1)
魏正隆与老伴儿恩恩爱爱了一辈子，最近却闹起了分居，起因其实很简单，魏正隆的老伴儿叫高淑萍，是所重点高中的校长，最近刚退休就被一所民营高中聘为校长，高淑萍很高兴，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还背着魏正隆走马上任了。魏正隆得知后很严肃地和妻子谈了一次话，劝高淑萍辞了这个校长，高淑萍当时就急了。
“正隆，我跟你一辈子了，可沾过你你职权范围内的一点便宜？人家请我当校长是看中了我在重点高中当校长的经验，不是我有一个当市委书记的丈夫。”高淑萍情绪激动地说。
“淑萍，我知道你是一个优秀的校长，可是谁让你是市委书记的妻子，你接了这个校长才几天，闲话已经出来了，还是辞了吧！”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
“正隆，你太自私了，只考虑你这个市委书记的影响，你有没有考虑过我退休后的生活？市委书记的妻子怎么了？市委书记的妻子退休后就不能发挥余热？”高淑萍抹着眼泪反问道。
“淑萍，你这不是在发挥余热，而是在以权谋私！”魏正隆严肃地说。
“什么？你说我以权谋私，魏正隆，亏你说得出口，我跟你一辈子了，谋过你什么私？儿子和女儿从小到大沾过你什么光？你看看我们这个家，除了儿子送的这套红木家具，哪有值钱的东西？既然你怕我以权谋私，那好，我离你远远的！”
第二天一大早，高淑萍就带了几件衣裳，坐飞机去了深圳的女儿家。魏正隆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在东州市文物局工作；小女儿刚结婚，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
薛元清是从冯皓嘴里得知魏正隆的老伴和他闹分居的，想到魏正隆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清水煮面条的情形，心里暗自好笑，薛元清觉得此时登门拜访倒是个知彼知己的好机会，政治家的境界是能屈能伸，在政治上，薛元清是个用忍的高手。
傍晚，薛元清敲开魏正隆的家门时，魏正隆果然在煮面条，他见从未登过家门的薛元清突然造访，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元清，古人讲煮酒论英雄，我这没有酒，只好煮面了，刚好煮了两碗。”魏正隆风趣地说。
“正隆，我今天不是来和你论英雄的，是专门陪你一起吃面的。”
“不是专门看我笑话的吧？”魏正隆一边把煮好的面条用筷子挑到碗里，一边开玩笑地说。
“正隆，不是我说话难听，在外面，你和我过不去；在家里，你和嫂子过不去，你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呀，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了！”薛元清得意地说。
“元清，你误会了，不是我和你过不去，是你的发展观有问题，这碗是你的，”魏正隆一边递给薛元清热面一边说，“咱们到书房边吃边聊。”
薛元清端着面随魏正隆走进书房，不进则已，一进书房就被书房里的摆设震住了。望着书房里的家具，薛元清心里隐隐地有些激动，他万万没有想到以廉洁如水自居的魏正隆家里居然有如此昂贵的红木书柜和写字台。薛元清很喜欢收藏，只要是值钱的东西，他都喜欢收藏，对红木家具更是情有独钟。
薛元清不露声色地环视着书房，心想，书柜和写字台的木材是紫檀嵌黄花梨，就连官帽椅也是红酸枝的。书柜上面柜门为透图式，可以安装玻璃，其上雕刻有蝙蝠、梅、兰、竹、菊、四季花、宝葫芦等图案，中间四个抽屉，下面柜门雕刻有寿字纹，书柜的八只脚包铜。写字台是高级金星紫檀，颜色深浅自然。雕工和图案精细柔美。铜把手是鎏金錾花，蝙蝠形云头把手。图案是蝠、庆、鱼，谐“福庆有余”之意，还有螭虎拐子龙，包括鱼、蝙蝠身上都比较圆润。图案严谨对称，四个抽屉，两种尺寸。官帽椅为四出头官帽椅式，搭脑两头上翘，扶手与连帮棍鹅脖均呈优美的曲线型；靠背板整木素洁，仅在上方浮雕圆形图纹。坐板下安罗锅枨加矮老，足端安四面平管脚枨，下安牙条，各部件相交处均为挖圆做。取材为红酸枝，其木材结构精密，质地细腻，内含丰富油脂，经反复打磨后平整滑润，光泽柔和持久，既古朴又不失高雅。如此昂贵的家具，以魏正隆的收入是绝对买不起的，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受贿。
“正隆，想不到你的书房别有洞天啊！”薛元清放下手中的面条，顺手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一语双关地说。
“什么意思？”
“想不到你对黑洞也感兴趣。”
“霍金说，‘如果你跳进黑洞，就会被撕成粉碎。’这句话虽然是从科学研究角度讲的，但对我们这些手中握着权力的人来说更深刻，李国藩和张国昌不就跳下去了吗，结果怎么样！”魏正隆一边吃面条一边说。
“问题的关键是谁制造了黑洞？”薛元清不依不饶地问。
“元清，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千万别犯糊涂跳进去。”
“正隆，政治是莫测的，人性是幽暗的，谁能保证跳入黑洞的人不是被人推下去的？”薛元清别有用心地说。
“元清，你的意思是我把李国藩和张国昌推进黑洞里去的？”魏正隆十分警觉地正色道。
“正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比较欣赏霍金的这句话，‘我们处在黑洞之外，但却在宇宙之中。’”薛元清诡辩道。
“元清，看来你是不相信有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啊！”
“我更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有一副对联很有意思，上联是说不清，说不破，说不得；下联是看着玩，看着逗，看着乐。横批是，光看不说。”薛元清津津有味地说。
“我也送你一副对联，上联是讲真话，讲真情，干真事；下联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横批是，实事求是。”
魏正隆说罢，清水煮面条全部下肚，而薛元清那碗面已经糗作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