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的手指含在他的嘴里，接着又放在他两腿之间，他的阴茎已又硬又烫。我没料到男人的这东西会变紫红膨胀，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上面有血管在跳动，好象一个放出笼的野兽。我的手发颤着，但没有缩回来。这么握着男人的阴茎，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他的双臂把我抱紧，象要把我嵌镶进他的身体里一样。阳光透过竹叶洒在我赤裸的身体上，光点斑斑驳驳，我觉得自己象一头小母豹那么畅快地跃动驰骋，光点连成一条条焰火缠裹着我和他。窗外长江浩浩渺渺，对岸的城市就象海市蜃楼，窗下是陡峭的岩石，岩石底是一个树荫遮挡的空坝子，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绳，边跳边唱：^{大小=42}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大小=48}伴着嘻嘻哈哈清脆的笑声，从低处传来，江上那种小轮船驶向码头在发出欢叫。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明白江上的船，为什么要这个停了那个便接上地鸣叫。所有窗外的声响，象是配合唱机上转悠的音乐。
我快乐地抓住他的手，俯下身把乳房紧紧地贴压在他的胸膛上。他的心跳猛烈而有节奏，他亲吻我的耳朵，低沉的声音在说，“你的心比别的女孩子脆，并且还薄，一触就是一个洞。”
他扳开我夹紧的双腿，一个东西渐渐挨近，趁我不注意闪了进去，象个可爱的小偷。
他问我痛不痛？我说不是太痛。
他叹了口气说，他很痛，下面痛得发胀，心里痛得悬空。他说痛好，甜不是爱，爱我，他心里又酸又痛。
他的舌头卷裹了我的舌头，他的手指交叉着我的手指。他的身体压偏的乳房上一冲，我的下面就被塞得实实在在。我真的痛了起来，一种崭新的痛抓牢了我，以致于他轻轻一动，我就想叫，想大声吼叫。但我不好意思，只是兴奋得喘不过气。我想抬起头去看他的器官，怎么会把我弄成这样一种状态，可我睁几乎睁不开眼睛。我觉得和他互相插得不能再紧，我听见自己的子宫在咬啮，忽地燃烧起来，沸腾着上升。
江上的景致倒转过来，船倒转着行驶，山峦倒立在天空，重叠着他的舌头、他的手指、他的目光、他愤怒的脸、他欢乐的脸。天空在我的四周，江水在我的头顶起伏跌荡，无边无际，毫不顾惜地将我吞没。
突然，我的泪水涌了出来，止不住地流，浑身颤栗。同时，我的皮肤象镀上一层金灿灿的光泽，我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象兰草，也象栀子花。最奇异的是我感到自己的乳房，顽强地鼓胀起来。的确，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的乳房成熟了，变得饱满而富有弹性。
4
我们的喘息渐渐平息，我们汗淋淋的皮肤相拥着，久久未说一句话。他亲吻着我，问我怎么没血？那声音有点惊异。我去察看身体下的麦席，真是没一点红。他没有问别的男人碰过我没有，他只是说：那你是干重体力活时不当心弄破了。
他的手抚摸着我肚脐，肚脐上小时开过刀的伤疤，我闭着眼睛，听着我的心跳和他的心跳协调地响着，我的手揽着的他的脖胫，一只腿靠着他的腿，弯着的一只腿轻轻搁在他的另一条腿上。我知道每个处女，有一张证明书——处女膜。我从来就没这张证明？或许我生来就不需要这张证明，也可能我生来就不是处女！
“你很想这样吗？”他抱紧我问：“脱光了和我躺在一起。”
我说，是的。
他说他也想极了，每次做梦总做到脱去我的衣服，在那一刹那就醒了，懊丧不已。
我问为什么？
他说他看见光着身子的我，跪坐在他面前的床上，但腿间有血。
他做不完这梦，是怕伤害我。我感动极了，脸贴紧他的脸，感到自己爱上了一个值得爱的人。
他叫我坐起来。
我很听话，坐了起来，背挺得很直，手自然地搁在跪曲的腿上，就象他梦里见到的那样。他未穿衣服，比平日显得高大结实，只是他的阴茎现在垂倒下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一个夹板，坐在离床不远的凳子上。他让我别动，他手里的铅笔沙沙地响。几分钟后，他走到床边，让我看。
我赤裸的身体！乳头和肚脐的样子描得格外仔细，阴毛也仔细地描了出来。我认出头像是以前他在办公室画的，新画的身子，是接上去的。我，竟然是这样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反而本色自然：一头色情的母兽。我觉得自己应该就是这样彻底无耻。原来他把我的头像只画在纸的上端，就为了等着画我的全身，他一开始就在盘算我！真好，我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淫念！
我要这幅画。
他说：“你不怕让人看见？”
“这是我，为什么要怕？”我说，“最好你签上名，行吗？”
他爽快地签上名字，从夹板上取下，摊开放在枕头上。我注意到他在看画时，阴茎一下挺直起来。他大概有点不好意思，背过身去，匆匆穿上了衣服。
我从床上跳下地，去找自己的内衣内裤，套上白花点的布衣布裙。我穿凉鞋时，他已系好裤子的皮带。
他朝书橱走过去，停掉唱机上的音乐，转过身来时，神情有些异样。他把我拉在床边坐下，揽着我的肩，让我再呆一会儿，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要晚上才回家来。我听了，一点也没嫉妒，也不懊丧。我高兴自已做了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比想象的还美好。
5
我们脸朝屋顶，并排横躺在床上，他突然撑起身子，开口说话，声音完全改变了，很疲惫的样子：“你不用记着我，我这个人不值得，我这个人和其他男人没啥两样，不仅如此，我还特别混帐。”我刚想开口，他的手就捂住我的嘴。“你别说话，听我的，你记住这些话就是了。”
他站起身，我以为他去取他的茶杯，结果却是一盒纸烟，他点了一支，抽起来，我从未看见他抽烟。他说，有些文革造反的积极分子已被区委通知去学习班，他正在等着有关部门找他说话。而学校已通知他下周去谈话，虽然他不知道学校将和他谈的内容，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他马上就要进那种私设的“学习班”监牢。
我从床上坐起，摇摇头。
“你不相信？”
“你绝不会的。”
他把烟灰直接抖在三合土的地上，说，“终有一天你会懂的！起码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我仔细一点，就会发现屋子有点乱，气氛不太正常。但我没注意，我的眼睛只在他的身上。
“现在就是算清帐的时候了，”他说。
我站了起来，对他说，“不会的，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没干过这些坏事。”大概是我说话的劲头太一本正经了，他竟停住要说的话未说，来听我说。而我只能重复相同的话，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我算是‘杀人犯’。”
“胡说！”
“说我杀了我弟弟，说我是指挥开炮的人。”
“没有的事，”我几乎要哭起来。
“这是真的，我就是杀了亲弟弟的杀人犯，”他相当平静地看着我。“你可以走了！”他说，却把我的手握在他宽大厚实的手里。
好一阵后他放开我，到书橱前，一本书一本书地挑着，一大堆外国小说，有些我未看过，有些我看过，他都要送我。
我伸手去拿枕头上那张画，他挡住我的手，抓了过来，看了看，揉成一团，朝厨房门走。
我叫起来：“这是我的画！这是我。”我着急地跟了上去。
他抱了抱我的头，“你还有一辈子要过，你得清清爽爽走自己的路。”他走了几步，画在煤炉上点着了火。
我一个人走出他家，抱着麻绳扎好的一大摞书，心里还是迷迷糊糊，还是未能从一个少女蜕变为一个女人的感觉里挣脱出来。好象他的肉体还插在我的肉体里，从他那美妙的器官里喷射出的滚烫精液，随着我步子加快，慢慢溢了出来，甜蜜地浸满了我的阴唇，贴着腿滑动。我的手抱着他的这些书，就象抱着他。
但我想起他赶我走时说的话，那些我不太明白的话，心里突然哆嗦起来。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他跟我做爱时那种决断，那种不要命似的激情，那几乎要把我毁掉的疯狂，是个不祥之兆，前面是一大片黑暗。
他没有和我谈到任何计划，也没有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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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
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象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她。
母亲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象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象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头发有几绺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她就这二天走，但不会隔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呆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胡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高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人有蓝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象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呆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河边去。”她肯定又和德华在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二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带走。二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2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昨天母亲和大姐看到我时有些惊奇，她们没有搞懂我的快乐是怎么一回事？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着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汹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鱼竿鱼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鱼竿鱼网早被三哥拿走。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二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爆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虚渺，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祥，就象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撒出一道虹彩。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在打架，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象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的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就象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眼花头晕，从船上跌下河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泸州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沪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漩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沪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胫的皱纹垂叠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们只能把父亲留在沪州医院，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零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100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二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98斤。
王眼镜说不到100斤，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罗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碎罗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帐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屁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鞋，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二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儿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干部之间。他安排零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零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绵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二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二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玻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星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等等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作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她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这个弟弟就象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好久走船未回来，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作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象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现在，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她还是那个我看惯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说，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个非婚孩子——应该早猜到，比如“烂货养的”、“野种”类似的话，街上人互相也骂，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好象换了一个人，很陌生，平常一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声。“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丢脸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诉你。1961年，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是他支撑了我，他就象老天爷派来的，你不晓得，他救了我们全家，你不晓得他有多好。”
母亲说怀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仅这个家不容，这个家还这么穷，又在饥饿年代，添一张嘴，日子更难，这孩子不能生下。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就象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于是，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母亲与小孙商量，他不同意。母亲非要打掉不可，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纯属误会，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中，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下签就不要。
“那中签呢？”母亲说。
“也生下，”他说。
“送人，”母亲说。
下签，他俩谁也未想到。拿到签，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下签也生，孩子是一条命，”他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是呀，抽签怎个算呢？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
我倒觉得那个下签，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来。
随着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到底是否要这孩子一事终没有决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开水，就下了阁楼轻悄悄用手指拔弄开门闩。
她懵懂中看见母亲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喊爸爸。结果把小孙惊醒，吓了一大跳，赶忙起来穿上衣裤跑出院门。隔壁邻居都拉亮灯起床，闹哄哄一片。十六岁的大姐当时在跟一个男孩交朋友，学校在惩罚她，母亲也不许，二人正在闹别扭。加上她恨母亲从未带她去见她的生父，她刚知道生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对此，大姐不肯轻饶母亲。她生活中一切不顺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她骂母亲是破鞋。
母亲气极了，叫大姐滚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橱边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杀母亲，也不是自杀，而是吓唬母亲。母亲夺过刀来，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划了一道口，鲜血溅了出来。家里其他四个孩子全吓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厉害。那夜，邻居们没了睡意，他们叫来户籍，要“教育”母亲。大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没再吭声。二姐说，这是我家里的事，她说她要睡觉，就把房门关了。
此后，小孙来，大姐只要在家，背过脸就含沙射影地骂他，小孙只当没听见一样。再以后看见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亲处在小孙与大女儿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亲挺着的大肚子，怨气越来越深，等到听说父亲船要回来了，就赶到江边，抢着第一个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打了母亲，二人吵得很厉害，二人都哭了。
于是，母亲第二次决定去医院引产，了结这件事。
出乎母亲意料，父亲没同意。父亲说大人作孽，别杀死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就是一条性命。母亲觉得父亲是想留着这个孩子，作为今后在家里降服妻子的依据。这么一想，倔犟劲也上来了：她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看今后会怎么理亏受气。她又一次打消了去医院引产的念头。
父亲的回家，没能止得住母女俩关系恶化，她们越吵越厉害。大姐又去告诉左邻右舍，还说要去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们眼里母亲成了一个坏女人：不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还敢生孽种。
市政府正在搞“共产主义新风尚”运动，这个贫民区风尚实在不够共产主义，是重点整治区。于是，居委会半怂恿半逼迫父亲到法院去告小孙，告他犯了诱奸妇女破坏家庭罪，犯了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亲说，“那时你已落地了，那帮人，那帮专门管人的人，要法庭将你罚给小孙，同时又要让他坐牢，让他的母亲代他抚养你，我和你那阵子真是到绝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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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1
母亲生下我后没足月，就得外出做零时工。只能由患了眼疾病休的父亲带我，他也抱我喂我。父亲有权把我弄成残废，甚至闷死我，摔死我，就象很多人家对女婴那样，诿说不小心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我生下来还不足四斤，身上尽是皮和骨头，脸上尽是皱纹，两只眼睛显得极大。经常我一个人躺在冷清的床上，没人管。大姐故意掐我，把我弄哭，我的哭声不大，但声音尖又细，眼泪特多，一哭双手背盖住双眼。五哥还是个小男孩，四岁，不懂大人那么多怨怨恨恨，总是趁哥姐不在时，到我身边哄我，和我玩耍。
我尚在襁褓中，在法庭上从母亲手中，扔到父亲怀里，扔到生父的手中。哄笑着挤眉弄眼的邻居们，无事生非就闹得天翻地覆，有事更往火里添油，这场笑剧中的道具就是我，一个又破又丑的肮脏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么说，我一落地，就被抛弃了？”我问母亲。
“不要这么说，父亲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官司没打完就决定留下你。”母亲说，“小孙也要你，愿承担一切后果。”
大姐帮父亲写的状纸，她说她是证人。父亲在法庭上，却变得犹犹豫豫。母亲否认小孙诱奸的罪名，说是她的错，是她一个人的责任，要判罪也是她一个人的事，和小孙没有关系。
小孙向以前没见过面的父亲道歉，他对法官说，不管母亲离婚不离婚，他每月负担孩子的生活费。而父亲本来就不情愿打官司，情愿撤诉。法院一看这官司没法打，改为仲裁解决。
父亲一回到家，就说不该听从别人的主意去法庭告状。他让母亲作选择，甚至愿意放走她，同意她带着小女儿一起去跟小孙，自己一个人带其他的孩子。这也许是父亲一时说大话，表示大度，可是母亲真的被父亲感动了。她想走，却怎么也狠不了心，她离不开其他五个孩子，父亲眼睛已不能继续在船上工作，她必须留在这个家。但是她要这个家，就意味着失去小孙，也不能让小孙见孩子，这也是她不忍心做的。
小孙知道了母亲的痛苦，很绝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房子里没开灯，暗暗的，几乎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泪水从母亲的眼眶里往外淌，抽噎使她说话很困难。可是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坦陈我出生的耻辱，又气又恨，准备把心肠硬到底。
忽然，卷烟厂的蒸气锅炉又放余气了，轰隆隆地怪叫，震得附近破旧的木板房一摇一晃，好似随时都可能在声波冲击中坍塌或飞升天空。工厂汽笛震耳尖叫，每天会有几次，半夜也会突然嚣叫起来。平时习惯了，倒无所谓，这阵却象是有意来阻止母亲的回忆。
既然如此，只有想办法把我送掉。第一次送的是二姐夫的对门邻居，母亲当年纱厂时工友的妹妹。
母亲说，“她家二个儿子，没女儿，经济情况比我家好，至少有你一口饭吃，还没人知道你是私生的，不会受欺负，起码不会让哥哥姐姐们为饿肚子的事老是记你的仇。你不在跟前，他们也会对我好一些，听话一些，家里少些吵闹。”
我好象记得曾径有个女人，深夜为我换内裤，那时我老尿床，她确实比我母亲对我好。
“你记得的时候，已不是你送到她家的时候，而是后来，是她想你，把你接回去耍几天。你只有半岁时才是真送给了她。”母亲说。去了没多久，她丈夫就被抓走了，说是有贪污行为。灾荒年人人弄吃的，啥子办法都想尽，查起来，也是啥子办法都有。能躲过就躲过，能栽他人保自己就栽害他人。反正，他被人栽准了，判了三年刑，送农场劳教。母亲只好把我抱回来，那个女人没法留我了。
母亲不会扔我到大街上，但一定还送给这人或那人过，甚至可能把我送到孤儿院去过。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送成，最后我才无可奈何地被留在了这个家里。
仿仿佛佛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中学街上端去等一周才回家一次的母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我就坐在一坡任何人都能看见我的石梯上，不敢哭，怕一哭，被人知道是迷路的孩子，被弄走。我就装得象没事似的坐在那里，结果被三哥瞧见，揪了回去，向已经另路回家的母亲告了一状。我被母亲赏了两巴掌，狠狠骂了一晚。我早被回不了家的担忧给吓坏了，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哪怕我会说，也申辩不清楚。回家就行，有家就行，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家。
我小时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怕失去家惊骇的缘故。
这一切实在太浅显，谜底早就候在那里，等着我揭来看，只是我傻傻地从未追究到底。于是我说：“那我要见他。”
母亲早就等着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惊讶，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贴紧墙。
母亲走到门旁，看看门关紧了没有，然后转过头，对着我低声说，“我已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带你到城中心里去见他。”
母亲最近几天来，总以上二姐家为名去城中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算起来，母亲已有多少年，十六年，十八年，不知有多长的年月没有见过我生父了？我发现她去开门的手都在抖，接连拉了三下门闩，才把门闩拉开，她的手停在门闩上，再没有力气去拉开房门似的。
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2
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象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在地板上时，他们的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们闯进屋，不担心孩子们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调过脸去看他，眼神好象在说：我们没有其它的路了。
这已经是第几回告别了？母亲记不起来，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荆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零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吗？我想问母亲。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哪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二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也不适合其它车辆，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捧捧”，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捧捧，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便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小孩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置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辩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了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象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象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牵肠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卡几棉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花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4
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他的旁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挟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象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作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感觉到他已感觉到我的想法，这点，我身上倒真的流着是他的血，他看穿我，需要给自己壮胆。他喝着酒，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冷笑了，“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阴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得是阳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阴历，十八年前阳历阴历同一日，十八年后，阴历就在阳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他有酒，我没有。他有了酒后，就明白怎么说才能使我说话，于是我果真就说话了。
5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汽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象有人为了显派，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象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二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的的达达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鸦鸦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象作父亲的人，倒象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的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荡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象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磺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他与母亲分开后，找了个近郊县份上的农村姑娘草草成了个家。在结婚之前，他找到母亲做工的地方，母亲不愿见他，关着宿舍门。他和她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里，隔着一层门板说话。他说了个日子地点，说他必须见女儿一面，以后他就做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城市远了。没见得成面，他留下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蚊帐，还有一袋吃的，就走了。
母亲背着二岁的小女儿，爬上渡船上面那坡长长的石阶。看见他站在朝天门废弃的缆车道边。他说他找了个农村姑娘，没啥话可说，只求个老实厚道。那意思是如果母亲还对他有半点留恋，如果母亲说个不字，他就打消结婚的念头。但母亲只是连连说，“好呵好，好好去过日子！”母亲很客气地谢谢他送到山上去的蚊帐和食品，然后背着小女儿就要走。他伸过手握住母亲的手，他想让母亲和他一道走，到那个新民街的房间里去。
母亲不去，不仅不去，而且解下背带，说，“你不是要看这个小人吗，你看好了，不仅看，你拿去，你也没有理由要求见面了。”
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拚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子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作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距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象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结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作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上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他仍站在剪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们，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象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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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1
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二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象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有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做衬衣呢或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做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划着线条，她说，你大概不知道，生父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没拖延过，后来二姐教书了，就把钱寄到二姐那里。二姐单位和我们院子邻居一样，有人汇钱，总有人问来问去，二姐怕引起麻烦。他就把钱送到他老母亲——你婆婆那儿，我再过江去龋你婆婆是个老实人，每次见到我总留我吃饭，说她儿子命苦，连亲生女儿也不能认。他是个穷光蛋，哪个城里姑娘肯嫁他？不得已到农村做了个上门女婿。
这么些年母亲没见生父，通过我的婆婆，她对生父的情况应该是知道一二的，同在一个城市，却要强行自己做得如路人一样，我觉得母亲是中了魔。
“他从不要求见你，他知道一个私生子在人们眼中是怎样一种怪物，”母亲说：“这个社会假模假样，不让人活也不让人哭。”
看见我没搭话，母亲又说：“六六，你不晓得，他自己过得又穷又苦，这十八元钱不仅养活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全家。”
2
那么我的学费不也在其中？我想，但我不愿再问。
母亲的话没有使我感动。他是我亲生父亲，他该抚养我。给我的钱，你们用了，你们也从未告诉我。这个朝夕相处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根本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
母亲告诉我的有关生父的一件件事，他的农村妻子，二个儿子——我的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我的婆婆等等。我不欢迎这些人涌入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已够乱的了。
生父一直住在厂里集体职工宿舍里，一周或半月才回一次家，他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一个人省吃俭用不说，他收厂里食堂工人倒掉的剩菜剩饭，收没人要的潲水，担回家喂猪。为怕潲水荡出，先用一个扎实的塑料袋系好，再装在桶里。为了搭到农村去装货的卡车，他挑着潲水桶，常常站在马路边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碰到好心肠的司机，能搭上车；碰上不客气的，遭人臭骂：“挑脏东西的龟儿子，滚远点！”这时，就只能去乘闷罐车。
挖地种菜浇粪施肥，哪样都抢着做。两个儿子背着背篓出去打猪草，他和妻子一起蹲在地上切斩猪草，煮猪饲。猪吃得快，长得慢，到年终够重量送去屠宰场杀，卖猪的钱，那是家里的生活开销，包括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衣服。他深夜还在野外池塘边洗满是泥土的蔬菜，准备第二天赶场卖几个钱。
他的生活境况如此穷惨，母亲也是前二年才知道，此后母亲就未再去我婆婆那儿取我的生活费。“他以前假若穿了件象点样的衣服，就在我面前虚荣兮兮地说，你看我象不象个少爷？我笑他臭美，说他当少爷的旧社会早过了。”母亲心疼地说：“他落到那种地步，也从来没迟给过你的生活费，每月十八元，那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
我说，“我才不信，我谁也不信。”我的意思是说，父亲够好的了，母亲你不该老是牵挂一个早已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的男人。起码我就不想，只有父亲才是我心里唯一的父亲，父亲对我比家里其他人对我要好得多。想到这里，我直接了当地对母亲说：“你该忘掉那个男人，他的一切和我们家没有联系。”
母亲楞楞地瞧着我，半晌，才说，“六六，你恨他，我以为你只恨我一人呢。”她把已剪了一只袖子的布一揉，一屁股坐在床上，气得不停地摇头。
3
送大姐到轮渡口，我俩站在江边一个岩石上。大姐说，“我问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回答我。妈是不是带你去见了那个姓孙的？”
我很吃惊。
“我就晓得，你俩都不在家，你还抱了块花布回来。这么十多年妈都熬过去了，但终于还是忍不住，还是没忘他。”大姐得意地笑了，“他啷个样吗？”
“是我要见的，”我平淡地说，“他早安了家，有孩子了。”
“他肯定记着我当年的仇。”
“他没提起你。”
大姐背了一个大背篓，里面塞满了从家里取走的一些对她有用的东西，她每次回家，空手归来，满载而去，历来如此，就差没把这个破家全搬走了。她拉拉背带，眼睛盯着我说：“你不要帮他说，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别吃里扒外，没我们，你早就死了，你二岁时肚子上生杯口大脓疮，靠了爸爸和二姐照料你才没丢命。”
大姐的大女儿仅比我小六岁，我记得自己抱不动她，还要去抱，我只是想讨大姐欢喜。但大姐一把夺过她女儿，好象认定我不怀好意似的。这个外侄女还很小，就知道我在家中的地位，每次绊倒一个扫帚，打破一个碗，都说是我干的，让我受罚，外公外婆都信她。
“算了吧，连你女儿都可任意爬在我头上。”我不客气地说，“妈为你卖过血，让你生小孩坐月子，吃鸡补身子。”
“那是一家人，老养少，少养老，你懂不懂？”大姐吼了起来，见我脸色阴沉，她便停住了。
我不会主动去激怒任何一个人，当别人对我耍态度时，我尽量保持沉默，除非万不得已，才去回答。轮船从江对岸驶过来，江水退了点，也不过只退下几步石阶，还未露出大片的沙滩。
她把我手里的行李包接过去，让我继续陪她，到石阶下面，等过江来的人从船上下来后，她上跳板后，我再走。
她转到自己题目上，一回去，她就要去找第二个前夫，她得分财产，哪怕分一只锅一个碗。大姐说她已想好，她咽不下这口气，要把事情闹大。
我厌烦大姐又要闹事，我想劝阻，但她不给我一点儿机会。她说她已打定主意回到这城市来做黑户口。“你放心，”大姐拉了拉我的手，“我们俩在这个家情形一样，我们俩要团结一致，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别人的，你也不会把我的事告诉别人的，是不是？”
4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大姐的话，我的情形和她的确有些相似，但又很不一样。还没容得我想个清楚，晚上，我被四姐叫了出去，到离六号院子不太远的一个小空坝上。我惊奇地发现，除父母大姐外，家里哥姐嫂子姐夫都到齐全了。昏暗的路灯，每个人的脸都不清楚，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一致的：怒气冲冲。
我在小板凳上坐了下来。头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又落入读小学初中在班上被孤立遭打击的地步，那种革命群众一个个站起来指责的批斗会？我的哥姐嫂子姐夫围在我四周，我倒底做错了什么？
三哥一开口，我就明白大姐在离家前，把我给出卖了，她把我这段时间问她家里的事，以及她的种种推测全都抖了出来。大姐在上轮渡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也是家里其他姐姐哥哥们的态度。我早就应当知道大姐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共产党的天下，她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个家，都得天天乱，她才舒服。
“你作个选择，你要哪个家？”
“你吃我们家，穿我们家，吃的甚至是从我们的嘴里硬拉出来的东西。我们不怕你走，你走也要把这些年的生活费，还有住房钱看病钱学杂费弄个清楚。”
“我们没亏着你，你倒好意思去见那个人。为了你，我们吃了好多苦，为了你，我们背了十多年黑锅，让人看不起。”
“把你养大了，快能挣钱了，你想一跑了之？”
二姐一直没说话，这时打断他们，“让她自己说。”
“说啥子？”我只装不懂，这是以前在学校挨批评学会的策略，不过在这种场合我的脑子确实转不过来，连委屈也说不清道不白。
“他是不是要你离开我们家，跟他走？”
“说话呀。”
我站了起来，三哥把我按到凳子上，不说清他们不会放我。我看了过路的几个小孩几眼，他们拿着毛皮球。
我既不喜欢这个家，也不喜欢别的家，我根本就是没家的人。不管谁欠谁，你们都离我远一点！但我只是回过头来，截钉斩铁地说：“我不离开家，你们想赶我走，我也不走。我只有这一个家。”
他们都一下愣住，原准备着我大哭大闹跟他们算谁欠着谁。他们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打算切断和这个家的维系。我也丝毫不提我生父对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一口一声的钱。人都有个毛病：容易记仇，难得记恩。他们认为亏了，也有道理：在最难受的灾荒年，因为我挨了饿；由于有我这么个私生妹妹，他们在邻居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我情愿承认自己是欠了这个家，我永远也还不清他们的情。
“好吧，”三哥说，“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的，不准讲给妈听，不准让爸爸晓得你已明白身世。记住了？”
“记住了，”我点头。“我不会让爸爸难过的。”
我想对他们大叫，叫出我的愤怒，我的委屈。但我没有说话，我眼睁睁瞧着他们对我唠唠叨叨一阵威胁之后，一个个走掉。从小到现在，我从骨子里怕我的姐姐哥哥，跟怕老师同学一样，我不敢对他们吵，我总是让着他们，避着他们，总情愿呆在一个他们看不见我的角落。
他们端着凳子回家后，我一人坐在空坝里，脑子轰响，我感到有金属锉金属的声音凶猛地响在耳朵口上。
我起身，拿起小板凳，慢慢地朝家的方向走，突然，我放下小板凳，我象童年时一样飞快地跑起来，往中学街那坡石阶跑，跑到长满野草的操场上。我跑呵跑，直跑到更空荡荡更漆黑的山顶上，到最后一步也挪不动，就停在一棵总是粗脖子树前，靠着树，才没有瘫倒。一个防空洞正阴森地对着我，不是说国民党到处埋下炸药吗？那么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定时炸弹，它为什么不在这一刻轰隆隆地爆炸？让这座城市只剩茫茫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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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1
我有好些日子未去学校，哥姐审问我的那个晚上以后，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总是头痛，发低烧，浑身瘫软无力。母亲已从厂里退休回家，把二姐的小儿子领回家来带，她对我比以前好，但我看着家里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顺眼，他们的脸跟这条街所有的房子一样歪歪扭扭，好象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们为庸俗不堪的话大笑，或为了小事吵闹，在街上追来追去打架。这一切对我来讲，全都成为我生活之外的东西，喜怒不往心头去。
家里人依然把我支来唤去做事，空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不见人，也不愿被人看见。
这天我正挑着一罗筐垃圾，往坡边去倒。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她问：“你生病了，啷个不来上课？”
“上课？”我的声音沙哑。
“是呀，上课。”这个同学平日不搭理我，这天忽然跟我说话，可能她认为我真是病了。
“你不想考大学啦？”
我呆呆地看着她，我真的忘了考大学这事。她笑了，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她突然想起什么似地，笑容收敛，“那你肯定不晓得，历史老师死了。”
“你在说啥子？”我的声音大得出奇，几乎吼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你做啥子惊惊咋咋的？他自杀了。”
2
我赶快把罗筐往院子里一搁，就往学校走。
那些天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是我一生度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我的精神象被截了肢，智力也降低了。才没多久历史老师就变得很淡薄，我前一阵子对他狂热的迷恋，好象只是一场淫猥的春梦。此时，历史老师一勒脖子又冒了出来，切断了我自怜身世的伤感，我的脑子整个迷糊了。
我往学校去，我不是想问第二个人。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学，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的确已经发生了。回想历史老师说过的话，我应当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事，他早就想了结自己。
他拿着绳子，往厨房走去，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吊死的人，舌头吐出来，歪嘴翻眼，阴茎朝前冲直，屎尿淋漓。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他拿着那根让他致命的绳子，推开厨房的门，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他站在一条独凳上，使劲系了个活结，拉拉绳子，让结滑到空中，他才把脑袋伸进绳套里，脚一蹬，凳子倒地，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他的身体猛地抽紧，腿踢蹬起来，手指扣到脖颈上，想扳开绳子，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他的双手垂了下来，就永远静止了。
我看见了，你就这样静止了，连一个字也不愿留下。当然你没留话给我，我对你来说算得上什么呢，相比这个总难挣脱厄运的世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匆匆与你相遇过，什么也不算。
是的，就是什么也不算，你连再见我一次都不愿意。不过哪怕你来找过我，我正在一种昏昏沉沉的世界里，我正在出生之谜被突然揭开的震惊中，就是找到我，我又能帮得上你什么呢？哪怕我心里想起你，也觉得无妨再等几天，等我静下心。或许我认为要不了太久，我还会和你见面，起码在学校上课时，我们就能见到。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忽略了眼神与眼神融合的一瞬刻，我是能够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沟通的时机。如果我那么做了，此刻心里就会平静得多，可我没有能那么做。
是的，我有责任，如果我多一些想着你，应该是有过一个挽救你的机会，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机会？但我没顾得上你。
可是见了面，也没用。我从你身上要的是安慰，要的是一种能医治我的抚爱；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用来减弱痛苦，你不需要爱情，起码不是要我这么沉重的一种爱情。是的，正象你说的，你这个人很混帐，你其实一直在诱惑我，引诱我与你发生性关系，你要的是一个女学生的肉体，一点容易到手的放纵。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就象我那个家，每个人只想到自己！
推开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门，我停住脚步。办公室其它桌子如往常零乱，堆着一些报纸和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这个下午四五点钟该有教师，也该有学生分科干部来交作业。可我在那里时，没有人进来，过道和楼梯不时有吱吱呀呀的脚步声。
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桌上的东西茶杯、作业本、课本、粉笔纸盒等等全部没有了，还是那张桌子，那张椅子，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我坐了下来。
他的抽屉没上锁，里面只有些白纸片，没有笔、课本，只有截得方方正正的纸片，我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更没有给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看来抽屉是被他自己事先整理过。
我想起他说过“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或许只消看看报纸。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上海、江苏等省市镇压了文革打砸抢分子，判处武斗头子死刑。早在这一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要求及时惩治一批文革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主旨相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
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是害怕判刑坐牢，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害了弟弟？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更充分的理由？我不知道。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他自杀了，他再也不需要呼吸。
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值不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
也许我冤枉了他，我不该这么看待他。他们家，他本人，不断挨整，他一家从未喘过气来。只有文革造反，好象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大的绝望。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
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那副神色，眼睛很亮，实际是一片空白，是他深藏的恐惧。当时，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还为之暗暗伤心。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地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象我是他，而对面那张椅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蓝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象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象有手指很轻地在拔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密密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他含着我的乳头，牙齿轻轻咬着，叫我又痛又想念，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象是在祈求他别停下，千万别松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那燃烧的手，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仅仅几秒钟，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但那音乐美而忧伤，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
到这时我才想到，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而是因为他清楚：他对我并不重要，我对他也并不重要，如果我曾径疯狂地钟情于他，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他给我的诗，包括我写给他的信、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这城市的风俗认为，吊死的人是凶鬼，和饿死鬼一样，得不到超度，也得不到转世，去不了天堂，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他都是一个受难者，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他还会这样说吗——“终有一天你会懂的”？
3
近半月时间中，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好象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
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勃—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玻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只有逃离，我才会安宁。
轮渡停在对岸，迟迟不肯过来。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以后怎么办，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离开就是目的，我背着一个包，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我对自己说，你只要渡过江去，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慢慢的，我真的安静下来。一旁一对看上去象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的事一大堆。
听说了吗有两个劳改犯跑出来了。
不止这回了，想跑，又跑不脱，结果被逼到管教干部家属区，将就门口现成的劈柴斧头砍死人。
不对头，是专门跑去砍管教的，连家里的小孩也砍了。
逮到了没有？旁边有听者插话。
那还用得着说，早敲了沙罐！
不过这下子管教得对劳改犯好一点了。
不能手软，要管得更紧才对。“对敌人慈善就是对人民残酷。”政治口号很自然地从那男人嘴里滑了出来。
粗大结实的缆绳套在趸船的铁桩上，水手吹响了哨子，等对岸过来的客人下船后，我随趸船里的人一窝蜂地涌进船舱。那对男女抢到坐位，仍在吱吱咕咕说着什么，他们的声音被机舱的马达声淹没。
渡船摇摇摆摆地等着，大轮船经过，浊浪卷上船面，人们惊跳着避开涌过甲板的水。我站在船舷边。舱里人真多，不时还有人从趸船里走进舱内。该是退水季节了，可江水还是浩浩荡荡，淹没了沙滩和陡峭的山坡，我刚刚下来的几步石梯，被浪拍击着。江水不象有退的意思，人都说很久都没有过这么汹猛的一江水了。沿江低矮倾斜的房屋，又静又害怕地耸立着。
渡船的锚从江里升起。水手又吹响了哨子，他跳到船尾，把缆绳从趸船上收回。
轮船离开趸船，掉头朝对岸驶去，船灯打在江面上，船象剪刀剪开江水，剖开的白浪翻卷，光束没照着的地方江水昏黄黝黑，波涛起伏。
4
母亲说我占三则顺，四川话里三和山同音，我生肖属虎，有山而居，大顺大吉。一旦出走，虎落平阳遭人欺。母亲还说好多算命先生都一致认为我八字不顺，阴气足，若不靠山，诸事不利，灾厄难解。也许她是为了吓唬我，她可能比我更明白我的脾气。
但我喜欢三这个数字，包括所有三的倍数的数字，我相信我的生命和这个数字有某种秘不可宣的联系，十八岁就是三个六，我意识到这里有密码，却不知保存的是什么机密。
于是我又回到老问题上：当初，在我三岁时，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作为我的守护神？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就是“想知道”，知而无解救之道，必会更痛苦。
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她可能真是为我担心。
当天夜里我头枕包，睡在朝天门港口客运站涌挤的长条木椅上，周围全是拖包带箱的旅客，我蜷缩身子，一合上眼，梦就跟上来：江上结满冰，我在城中心这边，就从上面走过去。想回到南岸去，但走了一半，冰就开始融化，冰裂开，格格格响，白茫茫一片，竟没有一个活人，只有些死猫死狗从江底浮上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不是怕一年又一年死掉的人浮上来，而是怕我的家人追来。
已经是深夜了，如果他们今天没注意，那么第二天，第三天就会知晓。对于我的出走，他们会怎么想？母亲会痛骂，咒我，她不会茶饭不思的，她只会一提起我，就把我的背脊骂肿，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失望；很少发作的父亲，也会觉得这是种不容原谅的伤害，他白养白带大了我；四姐和德华一定幸灾乐祸，一边嘲笑父母喂了只没心没肝的小狼崽，一边高兴再也没人和他们共居一室，弄得他们过不了夫妻生活，或许，他俩已闹得一团糟的关系，会因为我的离去而缓和起来；三哥，长子，以一家之主自居，会暴跳如雷，认为我背叛了这个家，欺骗了这个家，会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扔到门外或江里，甚至会跑到生父那儿去闹，向他要人？而我生父，这个该为我的出生负一半责任的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做我父亲的心性被我挫伤，不会再跟在我的身后，现在想跟也跟不到了。
你们闹去吧，我是不会在意的。
或许这都是我心地狭隘，只想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但是无论他们高兴还是伤心，总之，不久他们就会习惯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
行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想，该是我另找栖身之地的时候了。想起晚上我往野猫溪轮渡去的时候，路过废品收购站，看见黑暗中站在小石桥上的花痴，她没有穿上衣，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虽然整张脸的脏和手、胳膊的脏一样，眼睛却不象其他疯子那么混浊。江风从桥洞里上来，把她那又肥又长的裤子鼓满了，她不冷吗？我走近她，有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她却朝我露出牙齿嘻嘻笑了起来。
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
我在长条椅上再也睡不着，微微依椅背坐了起来，大睁着眼睛。
到处是纸屑、口痰，也有不少外地讨荒要饭的人，白天上街要，晚上就上这儿来占着木条椅或一角墙过夜。客运站门口，一个胡子头发一样长、花白的乞丐，实际上不过只有四十来岁，流着鼻涕，涎着口水，不断地说：“做点好事嘛，求求你了，”他逢男人喊叔叔，遇女人喊娘娘，还下跪作揖。
看着乞丐，我打了个冷颤，莫非这是我的明天不成？我开始害怕。但不一会儿，我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我能使自己活下来。不管是谁，是男是女，都可以把我带走，我已经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这个想法，让我最瞧不起自己，但这样做需要勇气。
他或她对我好，那是我好运；反之，算我倒霉，反正我对倒霉也不会不习惯。只要离开对岸山坡上那个家，只要一刀斩断以往的生活，就行了。对于我来说，在这一刻里，什么样的代价，我都甘心情愿。
我想得几乎脑袋炸裂，马上就要飞离我的肩头，就干脆盯着一只嗡嗡叫的苍蝇，几秒钟后，真做到了什么也不想。再几秒钟后，我倒在长椅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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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1
随着秋日越来越深，天气逐渐转冷，我的健康情况日益变坏，睡不好已是常事，特别奇怪的是开始吃不下，经常恶心。在街上，只要看见有油腥的食品，就头晕，想吐。肚子饿，却不敢吃，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白开水，冲下小半个馒头就足够，不能再多吃了。二个月内，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想我是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去看医生。一位老医生摸了我的脉，稍稍检查了一下，就问我上个月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他的大褂，一片白色拂过我的眼前，我摇了摇头。
“多久了？”他眼光马上变了，鄙夷地盯着我，花白头发的头快昂得往后折过去了。
我低下头心算，一个多月，不对，早过了两个月。我的声音吞吞吐吐，“大概二个月。”这的确是我未想到的，我紧张加害怕，额头上沁出汗珠。
“你才十八岁，”他转头看着病历卡，摇着头说道。他提起笔想写字，想想又搁下笔，向我说了二个字。
我是怎样走出那个房间？我不知道。中医院大门只有几步又宽又长的台阶，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未婚先孕”！从来，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比任何罪恶更耻辱，比死亡更可怕，我真想一头向行驶过来的公共汽车撞去，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刷地一下停在面前，是送病人进医院的。我还是没动，车玻璃映出我的模样，那绝不是我。于是我走到车前镜边，看清楚了：脸生了层霜似的灰白，头发松散，脱落了不少，眼睛凹下去，出奇地大，不知是由于妊娠反应或是其它什么原因，两颊出现了斑点，老年人才有这样的斑点，我看不下去，掉转过头。
我不能死，我必须活，我的生命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我不能结束自己。并且，我才刚开始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我和历史老师一上床就怀孕，仅一次就有了小孩。
母亲当初怀我恐怕也是这样，一和男人睡觉，就怀上孕，她和袍哥头是这样，和我生父是这样，莫非我继承了母亲特别强的生育能力？是我们母女的基因如此，还是越贫穷的女人生育能力就越强，大自然给我们格外补偿？饥饿的女人，是不是自然就有个特别饥饿的子宫？母亲当初也想把我打掉，但最终还是生了下来。
这么说，我是不想要这小孩？
这念头一冒出，就让我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孩子，最好是个男孩，我希望是个男孩，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貌不出众，平平常常，但不要他那种近乎艺术家的神经气质，不要写诗，也不要会画一点画，不要沾上他父亲的任何命数，也不要学我幻想能写小说，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让他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越普通越满足于生命，越容易获得幸福。
我自己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可靠的安全幸福，我能保证肚子里的孩子健康长大？
不用装傻了，我正在想法逃脱这个世代贫穷痛苦生活的轮回，为此目的，我必须倾注全部身心，决不能有任何拖累。一旦要孩子，我必须马上为他找一个新的父亲，将将就就成家糊口，我为之所作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孩子会毁了我的一生。
又将是一个没父亲的孩子！无论我多么爱他，生活也是残缺的，这个社会将如不容我一样不容他，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痛苦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不等他问，就会告诉他，关于他父亲的一切，包括我。那时，他会仇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就象我一样。孩子有什么过错，要来承担连我也承担不了的痛苦？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历史老师与我的年龄差，同龄男人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但是，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它不会向我提供任何生养这个孩子的理由，与其让孩子活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受罪，不如在他生命未开始之前就救出他。
2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到市妇产科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那个倾斜的小马路是卵石铺的，从大马路上分岔绕向医院，很陡，实际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路两旁排满了小吃摊水果摊，摩托、滑杆与行人挤成一团。
雨飘了起来，街上顶块布、报纸的人在奔跑，雨点变大，人们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么也不遮，步子稳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挂号单，在熙熙攘攘排队的人顶上，望了望门外，云层下的天空十分阴暗。当街的小吃店点起了蜡烛，烛光灼灼，煤炉上的热气映着人脸模糊地闪动。
我走到墙边的桌子前，拿起绳子系住桌子上的圆珠笔往崭新的病历上填。临时取了个名字，岁数当然不能写十八，十八岁坠胎，不找家长，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谁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诱奸罪。年龄必须填二十五岁，反正这张脸，已人不人样，鬼不鬼样。眼睛更没了任何稚气。
地址单位二栏，也用假的。从头到尾撒谎，就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我肚子里孩子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