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我没话，这才去环顾四周，说比他料想的条件还差些，但他很喜欢这个我从生下来就住的阁楼。“你说你经常从天窗望天上的云，与在江边看云不一样：云不是朝同一个方向飘。”
他记得我说过话，记得很清楚。但感动我的不是这个，而是他说他喜欢我家的阁楼。
这时，历史老师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袋，递给我。
“给你的，”他说。
“书？”纸袋是封好的，一拿过手我就猜，“什么书？”
“你等会儿没人时再看，”他眼光似乎有点发颤。
我抬起脸来，没说谢谢，我感到自己有好多话要对他说。但我喉咙堵塞着，说不出一个字，我继续望着他，傻痴痴的。
他却站了起来，说上完课，正好有其它事路过这一带，他就拐下了野猫溪副巷，顺便来瞧瞧。
原来他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感到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头，我的手握着纸袋，紧张又激动。我怕他的手从我的肩头移走，他的手真就移走了。他表示要走，“你想出去走走吗？”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去爬爬山，怎么样？”
我没吱声。我若和他一起走出去，院子里的人会搬弄是非。
我的想法看来被他揣摸透了，不等我说话，他就说他先走，下午2点30分左右，他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口等我。
我送他下楼，在天井石阶前停住，直看着他的身影从院门口消失。
“谁呀？”石妈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
我想果不其然，这个多嘴婆，说不定就一直守在我家的楼梯下，算着时间。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有个成年男子来找我。
“你不说，我也晓得，他父亲是个牛鬼蛇神，不就是满南岸打爆米花胡豆的糟老头家老大嘛？这个人成了家有老婆孩子，哼，他来找你做啥子？”
“不关你的事，”我冷冷地说，朝堂屋里走。
正对着我家房门的板墙上，挂钟指着11点45分。这个钟要么迟二分，要么快二分，发条定时上，及时扳正钟点，也没用。
上阁楼后，我仔细地撕开纸袋，从中抽出一本挺厚的书：《人体解剖学》。封面写着是医学院的课本。我糊涂了，一翻开，就看到插图，男人的裸体，正面背面；女人的裸体，正面背面，都插了长针似的标明名称，乳房、阴部、阴毛、睾丸等等，全是些我从说不出口的字眼。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赶紧把脸埋在书页里，过了几秒钟，才抬起头迅速地朝四周的墙看，小阁楼还是原样，只有我一人。我再低下头来，看生殖器官图，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阴唇好象在微微启开，阴道里象有一条舞蹈的火蛇，扭动得使我难忍难受。
“该死！”我骂道，“我的老师是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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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
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非常好听，有调有韵，不太整齐，朗读就前呼后拥，波澜起伏，跟戏班子一样。听久了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人极易生幻觉，半醒半睡的。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有好几年，经常有“反标”出现学校厕所里，在校门口石墙上，有时干脆写在地上，一般都是简单而干脆的“打倒毛主席！”。既然打倒，为什么还尊称主席？不能问，因为这是极端反动，不能“扩散”的。公安人员和学校对每一桩反标当大事清查，突然袭击收缴全校学生的书包，查对学生笔迹，直到最后抓走小反革命分子，然后再逼供出隐藏在其身后的老反革命分子。小孩放回，开除学籍，大人就可能十几年回不了家。每次都兴师动众，满街谈论。
公共厕所里，相互对骂娘之痛快，这城市或许是全国第一，少儿写“反标”犯罪，也几乎占全国之首。“反革命”三个字，是最危险的罪恶，最吓人的灾祸，乱涂一笔就跳了进去，轻轻一挥捅大漏子扰得满城风雨，如此诱惑，使好些无知的小手痒痒的，既恐惧又刺激，渴望试一试不能写的那几个字。
有一次打扫学校公共厕所，一起打扫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止不住想乱写一些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的字。我没写成，没把自己和家里人弄成反革命，是因为我掏铅笔时，看到一幅实在太怪的图画，木炭画的，画得很拙劣，器官不成比例。看得我脸发红，透不过气来。听人说这些都是男孩子，半夜爬进女厕所干的。
反标大部分也是男孩子写的，公安局查人时却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我把历史老师给的《人体解剖学》埋在枕头下，不放心，又放进书包里，生怕家里人瞧见。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这种图画，但这次完全不一样：照片上被枪毙的男人，天井里洗澡的男人，他们的器官叫我恐惧厌恶，脏得如同厕所里的画，而这本医学书上的裸体与器官，我却感觉洁净，甚至很美，危险而诱惑。我手按住胸口，全身开始出虚汗。
楼下房里挂钟“当”地响了一下，1点了。我与历史老师约好2点30分。走江边的路，抄小道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第五人民医院，时间来得及，可慢慢走，我的腿软得几乎迈不动了。我想责问他，给我那么下流的一本书，居心何在，算什么老师？
2
自来水管前，排着长队，没水，水桶都候着，顺路边歪歪扭扭，站五六个人。
太阳出来得较晚，但在午后突然变毒。屋阴下站着人。我高兴自己出门前抓了顶天晴下雨都用得上的草帽。房檐下的人在抱怨：“再不来水，莫说人要渴死，连桶也要爆开了！”
往野猫溪轮渡方向一直是下坡路。
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每次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小石桥连接两个被溪水隔开的山坳，但溪沟里淌着的都是附近工厂流出的污水，在阳光下闪着深黑红色的油星，有时发出绿蓝的光。这女人真是很脏，身上的衣服遮得也不是地方，据说有三十几了，还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庞，乳房也是一个女孩子样的。她的身体饱满，有着丰腴的大腿和臀部。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谁也不知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后弄到哪里去了，就象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饿了就吃馆子里的剩饭或路上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夜里走到哪就睡在哪。
人们说，她是花痴。
收购站的石桥栏是她最喜欢呆，也是唯一任她呆的地方。收购站里的两个老头，一个将旧报纸、塑料鞋子、烂布片、坏胶鞋、碎玻璃、烂铜铝锅等等，从门口搬进屋；一个记帐，拔着算盘，对着一个小窗口递出皱皱的毛角分币。
我有记忆就看见花痴了，她的眼睛混浊，十根手指黑乎乎的，身上能搓成泥条。冬天穿一双大大的臭胶靴，夏天光脚，收购站前满地是玻璃片，她的脚毫不在乎。不管见男人或是女人都有可能趴下裤子，但她总是张开嘴笑呵呵，不象所有正常人那么仇恨人，成天开会批斗阶级敌人。
四年前，街道委员会传达“四人帮”被捕。会一开完，老百姓很高兴又一批大人物倒台，又一批整人的人被人整，一户户人提着脸盆、脚盆、烧饭锅、炒菜锅，敲打着出自家门上街游行。锣鼓，铙钹，红绸，二胡，爆竹，噼里啪啦就游上了大街，赤着胳膊光着上身吼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最多，图个稀奇，但也壮了声势，没人管地大闹一场，冲着石桥广场马路游去。
我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走上中学街的石阶。这个世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动，我不太懂，只知道毛主席死了，要悲伤，“四人帮”被抓了，要庆祝，大家都得一个样。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逆着我们走来。秋日白灿灿的光线下，她脸不怎么脏，头发被人剪得象个男孩，但浑身湿漉漉的，可能被人耍弄推到江水里去过，一件破旧的男人制服紧贴她的身体，肚子扁平。她与游行队伍交错而过。
我退出游行队伍，走到路边的电线桩桩后面，着迷地看着花痴。她走得专心专意，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
江水还是黄澄澄的，长江比嘉陵江更脏，看着热，脚浸入，却是凉爽舒服的。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远离江边的人，欢喜只是一股劲，背过身去，就会把江水忘却。我们住在在江边的人，和不住在江边的人，一旦走在同一旅程上，那么，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不住在江边的人，嘲笑我们傻劲，老是拾起石片打水漂。他们说，江嘛，看看就是，江很讨厌，过江过水，耽误时间，误事不说，翻船的话，连命也搭上。
但江水就象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下坡上坎停息时，总喜欢停下来转过脸去遥望上几眼，看几眼江景，又能爬一大坡石阶。
我上了山腰，喘着气，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的房子在平路尽头。那儿没有历史老师，我到早了。
3
斜对着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大门，我缩在一棵树下，我怕走到门前，不仅仅是担心熟人碰到，生平第一回约会一个异性，我紧张。
他是我的老师，他该准时，很明显时间早过了2点30分，也未见到他半个人影。我站的地方，能从医院大门经过的人中轻易辩认出他。我揭下草帽，当扇子不停地摇动，其实我不热，只是烦躁。他一向说话算话，没有水过我，起码在这之前，他没有过，一定是他明白自己做的丑事——用那么一本诲淫的书，公然引诱一个处女，现在不好意思了，被我逮住了。
我得等下去。
急诊病人，被临时做的滑杆抬进去，后面跟着焦急的病人家属。“买热糍粑，黄豆粉裹的又香又甜的热糍粑！”门口的大路上背着竹篓拎着口袋的附近农民在叫卖。
站在山巅上，听着阵阵松涛声，俯瞰眼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在山巅看起来，它就如一条柔情蜜意的布带，绕着对岸城中心那个半岛，在朝天门码头与支流嘉陵江汇合，宽宽绰绰继续朝另一个城市流去。行驶的船，使河流摇动出波澜。因为距离遥遥，听不清楚，船的汽笛声。一股股山风，拂动我的衣服和头发。
我感觉到，这个情景里其实只需我一人，就我一人就行了。
夕光披了满树满地，卖糍粑的人仍在路上来来回回走，叫卖着。我饿了，肚子开始抗议地叫唤，下班的人络绎不绝地从身前经过。我莫非记错了地点，或是听错了？为什么他这样让我等呢？而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等了整整一下午，我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已经明白了，你不好意思说的话，让我来向你说。
人人都可以欺侮我，你不能；你若欺侮我，我就把流血的伤口敞开给你看。这么一想，我心里突然既委屈又辛酸，差一点流出眼泪。他的确与所有的人不一样，很轻易就能让我为他哭泣，他总能使我忘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我不过是想喜欢一个人，想爱一个人。现在一旦点明，我才知道这种情感与身体某个部位有奇怪的牵连，一处受到触动，另一处就会涌出粘粘的汁液。
4
我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外傻等时，我家已乱成一团，连很少摸上阁楼的父亲，也在阁楼里，还有二姐，三哥。他们给四姐喂药，喂绿豆汁，一杯又一杯灌水。
四姐吞服了敌敌畏，她以为这种有毒的杀虫药喝几口就会死的。当她睁开眼睛，坚决地拒绝去医院。她的手几乎都要把床柱头抓碎，是三哥答应她，不让她去医院，才使她松开手。
父亲发现楼板上沉重的一响，药瓶坠在楼板上的声音，接着刺鼻的药水从瓶子里流出，穿过楼板缝隙滴到楼下。
四姐一定是在我走后，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从堂屋的哪个角落里取出，到阁楼她的床上。左想右想，最后干脆什么也不想，决定喝了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姐在我们家长得最漂亮，和大姐的粗犷不同，她两条细眉，不用描画，黑淡有致，眼睫毛和眼睛最动人，乳房高挺，留着齐耳的短发。那阵子，街上一些从不登我家门的婆婆嘴，老与我父亲搭话：你家四姑娘真是一夜就出落成人尖尖了！
母亲不止一次和父亲说，别看四妹模样儿生得俏，我只怕她命最苦。
母亲心里更明白穷人家漂亮的女孩命薄，但四姐出事如此之早，依然让她吃了一惊。四姐与德华热恋了好多年，原是同一村的知青，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他们信誓旦旦，永不变心，二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零时工，她叫合同工。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长相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典小说连环画里走下来的书生。
他来我家，总抢着做家务，挑水，理菜，炒菜，洗碗，也很有礼貌。母亲却记着他对四姐三心二意的事，不喜欢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也对德华冷淡，父亲认为他太女相，命不顺。天一晚，父亲就在堂屋对着阁楼叫，说路上不好走，天又黑了——明显是下逐客令。但父母的种种暗示明示都没用，四姐硬拉着德华住进了我家，她只有靠这个办法让他最后实践娶她的诺言。
我和她、德华三人住在阁楼上。四姐早出晚归，上下班除了过江，还要换二次车。为避开他俩，我经常到街上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半夜才归，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上升。房间太小，他们做爱的声音吵醒了我，我便大气不敢出，紧闭着眼睛，装着熟睡，有时干脆摸下床到堂屋去傻呆着。
两床间一层布相隔，他们没法避我。家里再有别的人，房间里更没法做任何事。到江边或山上去，他们没有结婚证，若被治安人员和派出所的人抓住，侮辱一顿，还要通知单位领导，写检查。偌大一座城市，想来想去只有山顶那座破烂的电影院能安身，趁放映电影时一片漆黑，亲热一两个钟头。
父亲问德华：“你去上班还要把皮鞋擦亮？”
“去了再换鞋，”德华说。
“那不麻烦？”
“不，不，”德华答道，连早饭也没吃就出了院子大门。父亲对刚回家的母亲说，那就是前奏，他认为德华不会和那个女同学断，恐怕已追上了手，这下真要和四妹断。人总是往上爬，住在我们家小小阁楼里，他不会甘心。
5
德华从正在上班的车间里叫到我家。他看到四姐头发纷乱，面颊灰白，眼睛里光都散了。楼下房间的痰盂放在她的床边，里面的脏物和水，有股呛人的气味。除开四姐外，屋里的人眼睛都在他的身上。这种场面，他没有预料到，一下慌了，他没有经验。他感觉到这一家子的人都恨不得咬了他，撕了他。二姐对他狂吼，三哥的拳头好几次举起，又垂下了。
这场面很快便使德华服气了，四姐的自杀换来了结婚证书。
母亲给四姐准备的新被子，四姐和德华往白沙沱婆家抱去时，对门邻居程光头的妻子站在堂屋说，“你们俩个啷个不懂？结婚的被子白的一面在外头，不吉利。”
当时没人答话，若应对一句，比如，“被子不吉，人大利！”或者说，“风吹太阳晒，霉运就离开”，都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碗，水瓶，瓦片，玻璃杯，任拿一个砸在地上，便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就象吃饭碰掉筷子，就得说“筷子落地，买田买地”，才可俯身去拣。
但是匆忙之中，他们忘了老辈人的教训，没有说任何话，也没砸任何东西。恐怕就是在这时，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投向了他们。
程光头在老母亲终老离世后，不打太极拳，也不拉蹩脚的二胡，他查《小学生字典》研究八卦与阴阳五行。他对我父亲说，他母亲突然死去，是他家灶的位置不对，不该朝南，与他母亲的生辰八字相冲。
他往自己身上的血管扎针，他的脖胫，手脚，尤其是手背，针眼斑斑。改变经脉，能长生不老。一旦得气，可以半个月不吃饭，“辟谷”进入仙境。现在政府规定人死全得火化，哪儿也没地能埋人。他母亲未能享用上的棺材，被他裁成一小块一小块木头，叠成一个八卦仙阵，他坐在阵中间，却邪气迎罡风。
这座山城鬼气森森，长江上、中游，本是巫教兴盛之地，什么妖术名堂都有人身体力行。我不能确定气功灵不灵，但我相信程光头真是有功，不然怎么半月不吃饭？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期，父亲也有过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日子。看来，练气功还是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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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
晚上，我回到家，家里已浪静风平。德华回他母亲家筹备结婚的事，二姐在家过夜，与我挤一床。大姐与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闹别扭。大姐火爆，有气话藏不住；二姐心细，凡事心里自有主张，她身体弱，几次发高烧，险些断了气。母亲说，她是二道命，回头人，老天照顾，考上自带伙食培养小学教师的半工半读学校。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钱，步行几个钟头，从学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车费。她的裤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后洗净脚，就一声不响地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二姐快毕业时，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她和一个男同学带着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男同学戴了个眼镜，拿着个有半截砖头大的照相机，让我手扯住一枝树丫，他不说笑一笑，而说看看天！看看天！
我们从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亲把二姐单个叫到屋里，父亲说这个男同学嘴太甜，眼睛溜转，这种人靠不住终生。十多分钟后，二姐就把男同学送走了。之后，男同学再未来家里。那卷胶卷拆下时，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后悔地说，“一张也没有，太可惜了！”二姐在这么说时，神情黯然。
母亲的一个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儿介绍给她。侄儿是一个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口才一等人材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厂里的牛栅里忙着。牛棚设在一幢大楼底层，窗子全被堵死，不见光线，从里传出来的一声长一声短的惨叫，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语录。
二姐没敢看，吓得拔腿就走，她这一走，倒也对，若摊上那位造反的干将作丈夫，她就真要后悔了。文革还未接近尾声时，那位青年被投进了监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们家唯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羡慕。
房间时早就关掉了灯，大姐在另一张床上问：“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说你中午就不见了。”
“上学去了。”我睁开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样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我本来平躺，这时就用背对着二姐。
“你没有去上学，我晓得。”大姐说。
“那还来问我做啥子？”我轻声咕哝了一句。
2
三哥是长子，在家里很霸道，父母宠他，他也认为该受宠。他十五岁时，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象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给迷住了。
从1980年夏天开始，他就在和父母闹别扭。这阵子，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四姐的事是起因。母亲说他不顾家，白养了他。为了脱离开家，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事后才告诉父母。“你的媳妇，从不叫我一声妈，”母亲说。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他扔下这话就蹬蹬蹬走了。
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都未作声。
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说出来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分配工作时领导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闹了一场罢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人有此权。领导一看见“闹事”，就赶忙打电话，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收贿的实证。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劝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径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最早插队的大姐，曾远行它乡的三哥，挑砖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帮不了他们，反倒使他们倍受欺压。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都愁肠寸断地流泪。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3
四川麻辣火锅，本是全国闻名，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千变万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不分炎热的夏天，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不管寒冬，还是秋晨，任何时候，包括夜里3点钟，任何场合，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
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街上馆子里的火锅，看看不得了，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辣辣麻麻。
这话有道理，那时，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有点肉，早被捞尽，星星点点的油飘浮在滚烫的锅里。
父亲说，菜没了，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
四姐说，让六六去。
母亲同意，叫我去。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却要专心。我答应着，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厨房掏洗。
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里，即刻吐在碗里，连声叫有沙。
三哥站起来说，“去，重洗。”
大姐问：“你是不是说话了？”
我摇摇头。
“肯定说了，”四姐嘴里有菜，含含糊糊地说：“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校”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冷极。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嘻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么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说话，不听话，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
“哟，晓得发善心了。”母亲说，“少说这些掺水话。我才不靠她，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我老了，谁也不会来照顾，我很清楚，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顾得上自己的嘴，就谢天谢地了。”
4
大厨房里，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供灶神爷的壁龛高，有个巴掌宽的坎，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不停电，则放上醋、酱油瓶之类的东西。
那是张妈，她转过脸，在盆子里搓洗抹布。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有个令全院人羡慕的阳台，七平方，搁满了种仙人掌、兰草、太阳花、指甲花的花盆。阳台有水洞，下雨不会积水。除了花盆，还有二个水缸、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据说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元把她买下，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全关起来“改造”，她男人一分钱不化就把她领来。瓜子脸，白晰的皮肤，单眼皮，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很与人不同，让人看了还想看。
“你的眼睛会飞？好，我叫你飞！”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肿，也从不喊叫。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个子，脖子和腿的修长，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不管化多少钱买，这个女人值得。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收拾完后，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
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趁文革之乱偷来的。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没书可看。不过哪怕有书在售，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买个糖含在嘴里，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也比书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找不到别的书。
张妈总背着儿子，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第一页已掉了，里面的字迹不工整，但也可辩认出大概意思来，讲的是重庆解放后不久，国民党潜伏下来特务要炸毁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头在一条阴森森的街上，听见结满蛛网早已没人住的楼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就推开门，上楼去察看，被吓死了。读到这里，我也吓坏了，好象听见恐怖的脚步声，幽幽响起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我壮着胆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内院外人都诡诡秘秘。
听好多人说，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书不长，情节也简单，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搜书包，追查抄写之人，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张妈不识字，我要书，她就拿给我看。但这本书，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我很幸运，始终没能看到。
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劳教了好几年，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张妈哭天泼地，咒书烧书，闹得轰轰烈烈。
我想起有一个深夜，张妈端着一盏煤油灯从后院走到前院，为儿子开门，儿子在门外抱住一个农村来的姑娘不放。张妈光着脚丫，就站在门里候着。我赤脚站在阁楼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个情景，张妈不敢惊动他们，又不好让他们到屋里，只是不时用手去遮护风吹着的煤油灯，灯芯的微光照着她苦恼的脸。
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革命小说，倒是可以从学校里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写，也吸引我，我喜欢小说里穷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气。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里翻身。
母亲的一件旧黑绒呢短大衣，她给大姐二姐四姐穿，一个接一个轮着空换。我想试一次都不行，母亲说我穿上太长。四姐说，穿烂了，也不给你穿。半夜我恨不过，就对她说了“我要翻身！”
好吧，让你翻个身！四姐在床上往墙根挤让出一个地方。
那年我十一岁，我想穿母亲黑绒呢短大衣，想极了。我终于等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拿着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线把边裹好缝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觉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发后，二姐把我拉上阁楼，她取出小木廊倒挂在栏杆上的长板凳，放在二张床间，闩上门，逼我趴上去。
我紧紧抓着木凳的脚，眼睛盯着地板。二姐从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裤子，打我的屁股，嘴里嚷着：“你还不认错，还要犟？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权利？”二姐那么小的个儿，哪来的气这么狠地打我？我忍着泪水，就是不求饶。木柴刺钻在屁股肉里，沁出血来，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横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说，对父母也没说。可能由于这件事，她对我另眼相看。同学捉了班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头发里。二姐发现我总是不停地抓头发，扳过我的脑袋一看，发现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浇了我一头，找了块布把我的头发严严实实包起来，不让出气。我头闷眼花，约摸等了一个钟头左右，二姐才解开布。看着漂浮在脸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用煤油闷死虱子，使我的头皮头发大伤，发质细而脆，本来就不黑亮，此后就更加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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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
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象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咕哝了几句，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份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桷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12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二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茅。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意，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得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的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二个多小时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象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象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顶一顿饭的粮食。1968年初夏，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很兴奋。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手里满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向下滑的缆车装货，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五哥也在其中。开缆车和装卸工人，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劲，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
我隔得不远，看得真切，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家中几个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对我最好：他从不欺负我，还教我识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让我吃。他因为嘴有残疾，爱躲着人，被家里人呵斥，也不吵不闹。
闻讯赶来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洒下来。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过神，跟在他们的后面。
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两派继续上缴武器，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电、自来水供应紧张。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
二姐敲开医院的门，在那儿大闹起来，说小孩被缆车压了，与派仗有什么关系？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个人奔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对直朝江边跑。天上乌云腾腾，连雷也未响一个，立即下起雨来。雨把远的山峦拉近，把近的山峦推远。
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雨已变小，轻轻渺渺地飘洒，阴郁的天色，暗如傍晚。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
大姐在我有前面了走出了好远，我赶了下去。她刚才说的话，我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想让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没象上次那么推来推去，爽爽快快地说：“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我是什么样的身世。”
2
袍哥头子被捕了。1950年，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各种道会门的头子。城里的几个刑场每天枪毙人，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就地挖坑埋了。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被枪毙的还有寺庙主持法师，好多老头老太、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但这一带的老百姓，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吃出来的好事性格。
母亲挺着大肚子，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
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袍哥头子在监狱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母亲犹豫不决，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清晨，母亲双眼红肿，出了家门，她没有带大姐。
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报了名字，登了记，却没能被允许见面。反落了个记录在案，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她气恼万分，但一点也不后悔。
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常那天是大镇压，据说，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
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可还是没能止祝船舷外汹涌的江水，一浪一浪，摇晃着她的身体。
还是多年前，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扎断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棺木后面，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马，抬着绸缎制的礼服、官服，薄丝绢挂在灵幡上。奏乐呜炮，灯彩摇红。
他对正观望出殡得发楞的母亲说，别羡慕别人，等你妈百年后，我一定为她大办，请和尚道士作法事，超度亡魂，择吉日吉地下葬，祖坟风水好，后人才会发迹。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这一招很准，她是心领了。
外婆死在重庆，死在母亲家里。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杆，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捱到重庆的江北，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说，为啥子不写信来？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缠了根洗白净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里的人说，是抬来一个死人，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叫他们坐船。
大舅说不坐船，二妹，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
母亲送外婆上医院，医生说治不好。母亲去抓草药熬，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肚子里全是虫，拉下的虫象花电线一样颜色，扁的。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过了一个冬，小年刚过，大年未过，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母亲把外婆扶上床，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让他有口饭吃，让他识几个字。看着母亲点头，外婆才咽了气。
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用毛巾给外婆擦脸、脖胫和身子，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外婆穿着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没有人号陶大哭，没有请人来做道场，没有花圈祭帐，也没设灵堂，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一闪一闪照到天亮。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
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下拿着地址，一人问路来到重庆。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穿件老蓝布长衣，一条烂裤，从头到脚又脏又臭。大姐还以为是农村叫花子，叫他滚开。母亲从屋里出来，止住大姐，告诉她：“这是你么舅。”
么舅只上了四年学，就私自逃学去挑河沙挣钱。母亲知道时，他已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零时工，他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认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母亲要他别去厂里当抬工，回学校，念不走，就降一年二年级读。
么舅不肯，说他得养活自己。
母亲说你不听话，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
么舅给母亲跪下，磕了个响头，就住进厂里集体宿舍。
么舅偶尔也来我家，二人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么舅说：以为解放了打倒地主，日子会变好些，没想到还是差吃的。妈为节省，只喝井水。
母亲说：妈死了，我后悔没给她留张照片，现在想看妈，都想不起她是啥样儿？只记得妈梳了个髻。
么舅说：妈和姐姐样子象。妈被哥哥他们抬走时，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追她追了好几匹山。
母亲说：那阵只想到妈病，盼她病好，哪想到她死？
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这也是母亲的心玻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倒也未提逃婚的事，这是外婆骄傲，不愿提。外婆只是埋怨母亲，说母亲不管她，说她依然饿肚子，孤孤单单，遭人欺。外婆还说她找三姨——她的亲外侄女，却怎么也找不到。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三姨1961年饿死后据说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那时还未兴建大桥，野树野草乱石成堆，没立个碑，就等于消失了。修建大桥时，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
母亲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后，梦见她十七年之久，才把外婆的坟打开，用一块白布装俭尸骨，放好在一个小木箱里，让么舅送回家乡，葬在老房子后山坡外公的坟旁。之后，母亲再也未梦见外婆。家乡来重庆的人说，外婆的坟前一下雨，总生出一片地木耳，黑黑的，在有月亮的夜里去摘，回家不洗就能吃，不沾沙土。
3
未到晚年，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不然，就被绿绿的沾液堵住眼角，又痛又痒。“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她对我们说，“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在怀孕时，别哭，别象我，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
我现在明白了，母亲是指她怀孕时，去探监，路上哭得太伤心。
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在这件事上，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她做女儿的，对这点应当最敏感。
“你父亲就这么死啦？”我拉着大姐的手，这个男人，与我没有太大相干，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从来没这么紧。
不料过了一会儿，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他就那样死，就好了。”
她挑了块石头坐下，背对着江面，不待我问，就说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走到朝天门，母亲换了下手，把三哥抱在右手边。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不下雨也陡而滑。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等她发现，板车已近在咫尺，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朝吓呆的大姐喊：“跑开呀！快点跑开！”她闭上眼睛，大姐不被撞死，也会被撞个大伤，那板车翻掉，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双方都吓了个半死，一张口，却都楞住了。
是袍哥头的舅爷，他直呼母亲的姓名，连连叫道：“是你啊，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他双鬓已开始发白，袖子和裤腿挽着，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
这个场面很戏剧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总之，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未处决他，他陪了杀场，吓了个尿滚尿流，答应交待。他全招了，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交待交待，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他那么拚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当牺牲品给收拾掉。为啥子不吐，吐个痛快？
他呆在牢里，一点也没内疚。由于他的坦白，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放出来。没过多久，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不仅未放他，而且还要他继续交待。
“我已交待完了，”他掏心捶胸地说。
“没有，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
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
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解放后这地方作为活教材：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每年的11.27死难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誓言铮铮。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后来说没有叛徒，全是烈士，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取材于此的小说《红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说是叛徒，他跳楼自杀，头颅着地，当即死亡。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几乎蹦出眼眶，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
袍哥头一到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历史最乐于开玩笑，监狱总是轮流坐。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距，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一开始后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
在朝天门碰见舅爷，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灾荒年快结束时，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当时她在卫校读书。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生了一女一儿，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么爸。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
大姐说，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为了生存，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
我说，当妓女。
“不准说这个词”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
“一直这样？”我问。
大姐说：当然是那些年，现在她不知道。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
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苟延残喘活了下来。但没有多久。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岳劳动农场，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却不行了。没吃的，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终于支撑不住，再也不能干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冻，不干活就没吃的，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抓剜土墙，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没人收尸，丢在大坟坑里了。死了好久之后，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
同一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关音土都被挖净，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出大便，死时肚子象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无底。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妈，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来，生了下来，靠了什么？
我沉默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
这条街的人和其它街上的人一样，听毛主席的话，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红花，当光荣妈妈。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双胞胎。相比之下，母亲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到1958年，家里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产针，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母亲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还是醒了过来，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这狠心肠的妈，差三天就该生了，去江边洗衣服做啥？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害死了他。”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
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轻声细语地说：“死一个，少一个，好一个。”
护士不解地走开了，这么无情义的母亲，恐怕她是头回碰到。
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她就看清自己的命运，她的孩子们的命运。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母亲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不仅我是多余的，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
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该我出生的时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动，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说到这儿时，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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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细雨中，戴着一个大斗笠。她在野猫溪江边，在停货船的趸船前等父亲。
江上各类运输船远比客船多，开得慢悠悠的，细雨飘雾时，汽笛更是声声不断。她不知道父亲在哪条船上，蒙蒙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她着急起来，不时在沙滩上走动两步，但还是等着，她心里正燃烧着对母亲的怒火。
父亲已三个月没有回来。当她终于看到父亲扛着随身衣物走上跳板时，她就迎了上去。
父亲回家就开始打母亲，他从未动手打过她，结婚十五年来，这是第一次。
母亲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个多月就很出怀，她不躲开父亲的巴掌，只是用手护着肚子，“求你别打，不要伤了娃儿。”
父亲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亲想去拉他，又不敢。母亲抱着架子床的柱子，流着泪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就行了！”父亲站了起来，薄薄的一扇门被他弄得哐当哐当响，二姐三哥吓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来。父亲连轰带打把他们统统赶出门。
紧掩的房门挡不住父母的争吵，不断有哭泣声，二个人都在哭。二姐牵起四岁的五哥到院门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没有露面。到晚上还不见孩子们回来，父亲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进堂屋，她想溜上阁楼，被母亲看见，只好随母亲回到房间里。
一跨进门槛，母亲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弹着斗笠上的雨水，装着没听见。母亲扯过斗笠，给她一掌。大姐避开了，嘴里骂了一句。母亲气得脸都白了，走过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还手。母亲有身孕，行动不太方便，但个子比大姐大。母女俩闹得天翻地覆。院子里的邻居都来观看，但谁也不上前劝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湿的父亲，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回来，才把大姐一把拖开。
“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儿的却不能动手，”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
大姐哭着说：“爸爸，我是帮你呢，你还帮妈？”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讲下去，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母亲怀上我，她和母亲打架。
我怎么逼她也没用，她掉头就走了。
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大姐这头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但越这样，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迹，她说她又另有所爱，要离婚。丈夫来抓奸，未抓着，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要斗她作风败坏。两人打起来，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
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俩人争吵的话，好象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二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阴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2
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我正在整理书包，历史老师走进教室。我们一起下楼梯，走到空旷处，他未提二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仿佛没有这件事，自然也谈不上道歉。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我转身快步走开。
他叫住我。“有事对你说。”
我停了下来。一停下来，我就后悔，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但我已经停下了，没法再走开。
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说他家里常有聚会，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我已不在。此后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尘土直喷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三张桌子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说是他在修缮队做零时工时，从房顶上摔下来弄坏了腰，多少年了，腰痛还是没好，喝了酒，就觉得肌肉松驰多了。他让我喝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攻陷前后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问，停了吃饭。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大街的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借换个男人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只想一个多余的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佣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经常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子和胸前划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小酒瓶早见底，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历史老师不时拿着，不时放下，举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平日一人在家吃饭，就更简单。他的脸，不知是喝了酒发红，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我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另外二张桌子坐了人。
小馆子里仍很清静，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点来钟。店主用一把蒲扇在煽凉一锅新做的稀饭，可能七八点时，来吃饭的人会多些。
他第一次提妻子，一句带过。我听别的老师说过，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做办事员，不教书，女儿只有七岁，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好象都不在南岸，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没有接他的茬。
“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
对此，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
3
他们兄弟俩：弟弟略高，哥哥略矮，二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父亲病亡后，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他们相差四岁，形影难离。文革开始，造反了，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用语录辩论。然后他们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笔杆子，造反派分裂后二人却莫明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二派。
这样的事，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在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拍桌子踢门大吵。
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军内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驻守重庆的54军在后面支持。后来派驻重庆的53军，支持“反倒底”。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现在被不同派控制，这城市成为文革武斗全国第一战常各个制向点、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经常夜里戒严。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7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
那时，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床底放上席子。床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叠放所有的枕头。每家都以为如此，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许多人家备有杠子、钢钎。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七十年代为了准备打核战争，又加深加固，再挖凿一批，城市的内脏早就象蜂窝，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离防空洞近的，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尽，不管天有多热，都赶紧闭掉大门，用杠子顶住门，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备在方便的暗处，早早熄了灯。
医学院谢家湾有一夜武斗，机枪架着射击，坦克也开出来打。谁也没见过那阵势，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慌乱中不择路奔跑，翻墙的人太多，墙随着人倒，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斗进一步白热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两派，为长江上的决战作了足够的准备。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货船轮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旷得异常。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九头鸟式高声喇叭也暂时哑了。天空安静得发白，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靠江岸住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躲在床底下、防空洞里。
“红配绿，丑得哭，红配紫，一泡屎”、“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我的三哥的胆子贼大，那年他十六岁，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战时，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
父亲弯着身子，贴着房子的墙壁躲避子弹，去逮三哥。父亲急出汗，边走边大声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岁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
嘉陵江流入长江的地方，船的残骸碎块有的在燃烧，有的冒着浓烟。一艘登陆艇靠近江中的乌龟石，屁股在水中，头还在江面上，正在下沉。另一艘登陆艇往下游那头开得快没影了。
八号院子嘴嘴没三哥的影，父亲往江边的石阶走，一回头看见我，一只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回去，快些给我滚回去！”
父亲的样子真凶，我楞了一下，就没命地往家里跑。
三哥说一看到登陆艇下沉，他就奔下长长的石阶到江边，潜入水里，捞到一个摸起来不错的东西，游上岸来一看，只是一个塑料长筒，装着十多个羽毛球。原来被打沉的艇上，是些好体育的学生。父亲冒着弹雨把三哥抓回家，往床底下一塞，他还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
“反倒底”从下游军工厂开上来的登陆艇，从嘉陵江杀出“八一五”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轮，在江上对战。两艘军艇，四周都是用装甲车的钢板焊封的掩体，仅留枪炮眼。“八一五”大部分是学生，也有工人，装备也不错，但显然不是“反倒底”登陆艇中转业海军的对手。“八一五”的炮艇被打了十二个炮眼，主机被击中，来不及掉头逃走，就进水朝下沉。
历史老师亲眼看见他们这一派射出的一颗炮弹，击中对方的小火轮，轰地一声爆炸开来。
他最初也不能确信弟弟在小火轮上，据“八一五”里的人讲，弟弟这种“秀才”，本来在岸上“后方”，自己跳到了小火轮上的。处理打捞尸体时，只发现了弟弟的透明边框深度近视眼镜，那副眼镜，以及一堆江中捞上来的不知何人的断肢，一起埋在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里。当年，这个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有不下二十处比较集中的武斗死难者墓区，专门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人，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园一处，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大部分连姓名也没有，当时墓都做得很堂皇，刻有毛泽东书法大潇大洒的诗词和语录。文革中期派别被解散后，就无人看管，碑石七歪八倒，长满荒草，成了一大片乱坟。
他的母亲听到噩讯，正在家里编织绒线衣，钢针插进手心，一声未叫得出来，中风死去。
他退出派仗，回到家里，家里已被弟弟那一派来抄砸过。
“8月8号，打枪打炮”，成了这城市一个新的谚语，表示不吉利。时隔十三年，有人将自己的亲属从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挖出，重新安置时，吓得魂飞魄散：“是冤鬼哪！冤鬼！”尸体只剩骨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奇怪的是头颅骨全变成了绿色。有人说是由于射进脑袋的铜子弹，随着脑子烂成水，染得满颅骨铜绿。
谁都看得出来，历史老师在小馆子里谈论这类事时的平淡态度，是装出来的，是强行压制住内疚自罪。说起1967年8月8日这场武斗，我觉得他关于二个文革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脚：如果造反派搞的是“老百姓的文革”，为什么互相往死里打？
他说：“成天说造反派蛮横，其实造反派控制局面时，知识分子平头老百姓很少有被斗自杀的，等到军管”清理阶级斗争队伍“，老百姓才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迫害。”
他这话是对的，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开始，到处都是自杀的“五一六”分子，清理出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文人”。那几年江上的尸体多到都无人再去看热闹。
我坐在那儿，手在桌子上衬着脸庞，早已忘了吃饭，一点儿也没觉得时间已从身边滑过去，夜晚已降临。
一直到分手后，我才想起书包里那本《人体解剖学》。他说的事，眼光那么高远，观点那么深刻，与这本书完全不一致，我竟忘了把书还给他，也忘了责问他为什么如此卑劣？他还没走远，我叫住他，我们俩在路灯下渐渐走近，他的脸被路旁树枝的黑影遮没，象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幽灵。
“怎么啦？”他问，他听到我沉重的呼吸。
“还你书，”我坦然说，一字一句：“书我看了，也看懂了。”我把藏到身后那本书拿出，放在他的手中。在我的目光注视下，他拿过书转头走开，明显有点惊慌失措。
这是我第一次在精神上占了优势。看着他很快走远，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欲望的冲动，我心跳个不停，骨盆里的肌肉直颤抖，乳房尖挺起，硬得发痛。我不得不双臂紧紧环抱自己的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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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无论怎么被夜风吹着，我也冷静不下来。脚踏风琴声，嗡声嗡气地从路边的托儿所石墙内传出来。^{大小=42}找呀找呀，找到一个朋友，点点头来握握手^{大小=48}里面的小空坝孩子们在丢手绢。小小孩只有白天在这里玩，怎么在晚上七八点钟呢？几条街都有股粪臭，是挑粪的农民弄洒在路上，也可能是厕所粪池满溢出来？闷热，没有晚风，倒听到树叶哗哗响，水沟却沉默地淌着。
一走进六号院子，就看见人比往日多，有其他院子和不是这条街上的人，本来院子人不少，一多几个人就挤翻了。“生了个儿娃子！”“石妈的福气好，抱孙了！”堂屋里四姐和德华一人坐一木凳在吃饭，五哥也回来了，父亲在房间里搬弄半导体收音机。
我扔掉书包，取了盆子去大厨房打水。石妈的灶上正在炖着汤，冒着热气和肉香，其它灶都清静地烧着一壶水。那些想来吃红蛋的人已一哄而散，她的房间是后院第一家，紧靠大厨房。房门未关，她的儿媳妇躺在床上，说话声极不耐烦：“啷个还没炖好，人都等成哈巴还得不了吃。”石妈答道，“要等半夜，那种好东西才有效。”
她们在说吃胎盘。这里人都有这个习惯，从接生站要回胎盘，带上盐和碱到江边用江水洗净，切成碎块和着猪肉炖。都说胎盘积聚了孕妇所有的营养，吃了能补产妇的身体。共用的大厨房炖胎盘时，偷嘴婆最多，在自己灶上，用一个长柄勺伸到别人的锅里。胆大的，直接到别人的灶前，盛一碗，匆匆忙忙边吹凉边喝。碰见了，总有回话：“帮你尝尝咸淡。”
每次一听到有人兴高彩烈吃胎盘，我就要作呕。我记得有一次大姐在家里生小孩，与母亲吵起来。
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许汤和肉的碗，不高兴地质问对母亲：“这是猪肚，妈，你肯定把我的胎盘扔了？”
母亲没吭声。
大姐气愤地嚷起来：“汤象是一样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这不是胎盘！”她就知道母亲不肯炖给她吃。母亲不相信吃胎盘，说野蛮得很。母亲虽然没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则，人不能吃人身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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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母亲相信巫医，她认为巫医就是比西医强。我十三岁，挑河沙时，眼花踩空了步子，带着罗筐从石阶跌下去，把左臂拐肘扭了筋，肿得动不得。
痛到半夜里，母亲把我悄悄弄到水沟后面的一条街，神情慌张地敲开一扇门。那门和窗都小得出奇，一个手里夹着香烟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我们进去后，才点了盏煤油灯，灯芯只一丁点，放在屋角单脚柜上。看不见她的脸，仅看得见她夹着香烟的手，她没抽，只是拿在手中。她说你们不请就进屋来就不对头，你们根本付不起钱。
母亲问多少？
她扔了快燃尽的烟头，用手比了个数。
母亲二话未说，就点了头。
她站起身来，让我坐到床边。她用一种香味奇特的药膏涂了手，在我左臂上缓缓地摩娑了几遍，嘴里不知叨念着什么。然后她点起一柱长长的香，细细地烧炙我的拐肘，象有股滚烫的电流传遍我的全身。
“行了，回家去吧！”她气喘嘘嘘坐下。
我跳下床，手活灵活甩，没事一样。母亲给她钱，她坚决不收，母亲不明白了。
她说她就要母亲那副爽快劲，她知道我们没钱。但她不许我们说出去，“你们没见过我，听到了吗？”她恶狠狠地说。
就是那一年冬天，血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我躲在布帘后，不知怎么办。四姐憋了许久的尿，觉得奇怪，才发现我在尿罐上簌簌发抖。她把卫生纸递给我，让我垫在内裤里。每年的冬天，遇到来例假的一周，我的神经就紧张，血流得太多，我怎么诅咒都不肯减少一点，上着课，就往家里飞奔，内裤、绒线裤，包括罩在最外面的长裤都被打湿了，既丢脸又不舒服，回到家里，没多的绒线裤，穿条单裤，守在灶坑前，烤洗了的绒线裤，等着干了再穿，心里念叨老师恐怕又要处罚我了。
我的右手心上有颗黑痣，算命先生一看见这只手，表情就不自然，只说“阻切中脉，多纹交叉”一句，就不再多言。我的肚脐右上方有个小时开刀留下的伤疤，象一只睁着的眼睛，总在看着我，每次脱衣服洗澡，我的手在这个地方就划着大大小小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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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
我拉开阁楼的门，赤脚站在小木廊上。整个院子还未完全从睡眠中醒过来，有人往天井水洞里解手，那积了一夜的小便，声音特别响。
总在堂屋右手边上的一个竹矮凳，被穿过天井晾着的衣服空隙的一束光线照着。
有一天母亲坐在上面，我蹲在地上，和她一起拆旧毛衣，准备洗过重织。管这一带的户籍，一个刚开始有胡子可刮的小年青，制服笔挺，走进院子。母亲站了起来，向他点头问好。他的脸却挂着，训斥母亲：“老实改造。”母亲脸上的笑容即刻凝固，低下头说：“对，对，对。”我埋下头，脸紫红，我忘不了这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户籍无缘无故给母亲的羞辱。
背着书包，我准备去学校上课，走到院门口。母亲从屋里出来，边梳头边极不耐烦地叫住我：“今天是星期天，上啥子学？”
我恍然大悟，难怪街上没一个上学的人经过。母亲显得非常疲倦，象一夜未睡好，眼睛发肿，目光却很锋利，仿佛把我身体里外都看了个遍，我心里一阵发慌。她的脸色柔和起来，象有话要和我说，但一声咳嗽后，她转头回屋去了。隔壁邻居在吃馊了的稀饭，碗里摊了两根长长的泡豇豆。我从书包里取了书，下到江边去背功课。没有多久，我就明白根本做不到集中精神复习。我回到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在洗碗。
“妈妈去哪了？”
“她说去看二姐，”父亲想了想，回答我。“好象她说要去城里罗汉寺烧香。
这就奇怪了，难道母亲遇到什么难决之事？她逢到大事难决，就要去罗汉寺庙烧香，有时还带我去。母亲告诉过我，我第一次进庙，才三岁。
不过，我记得的第一次，好象是四五岁。安静的庙内，空气中有股藕的甜味。见不着人影，几只麻雀在啄瓦缝间的青苔。
碎石子小径，走着喀嚓响。隔四五步远就有一个石头人，脸孔风化得没梭没角，尽是坑坑洼洼的麻点，跟街上要饭的麻疯病人差不多。
转个弯，对直走，到了正大门。母亲叫我站好，理平衣服，把耷拉的鞋子拔上。她说一个菩萨一个运，拜准了主命的菩萨，对上了，一辈子就好运不断。她拍了一下我脑袋。那意思是对菩萨心诚不诚，恭不恭，就看我自己了。
进庙敬菩萨，别想好步子。若是右脚先跨进门槛，那从右边开始，朝殿内回字形布局竖立的五百罗汉祷告，依你生辰八字，数到一个罗汉，没挑没选，就是你的守护神。反过来，若是左脚先进，那就从左边开始数。
门槛好高，我几乎是手撑着翻进的，一紧张，早忘了哪只脚先进的。回字形的殿内，四边全是些差不多高矮的罗汉，有两眼怒目的，有大笑不止的，也有庄容正坐怀抱神鸟，手执如意，头长莲花的。
“跪下，六六！”母亲突然说，声音低沉，但不容争辩，只许服从。
我没看，就吓得跪在蒲团上，心里直怕主宰我的菩萨，是个大肚汉或红脸怪。壮了胆才抬起眼看，这尊石像险些儿够着房顶，慈目善眼，青白的脸凝重宽容，手里是把长长的银剑，脚下踩着金色鬃毛的狮子，和其它罗汉们不一样。菩萨的眼睛黑白分明，正瞧着我。我不会算我的生辰八字，母亲咋个算的，我也没问。但我觉得这菩萨早就认识，在哪儿见过？
母亲也跪在我旁边，点上三柱香，叫我跟着她一起磕头。她的阴丹蓝布衣服摩在我脸上，粗粗拉拉的，很舒服。她说，“这是文殊菩萨，你有啥子话，就对他说，他会保佑你。你想啥子福气你就说，别说出口，心里叨念三遍。”
我头磕在地上，心里念着，极快，起码念了十遍。
回过头，发现母亲看着我，温柔极了。
我的命从来都没好过，恐怕一辈子不会好。我当初心里念叨过的话，后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庙在我们去后不久，就被砸烂了。文革中大门一直贴着封条。听说恢复了，我还特地去看过一次，重新维修了，一切复原，用了几斤金子贴的佛面。文殊菩萨也重塑了一尊，差不多是老样子，可我怎么看都觉得特别陌生——他不象能记得连我自己都没记得的心愿。
这是一个令我弄不懂的问题：十几年前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给她怀过的第八个孩子、活下来的第六个孩子做守护神，而不是专司理德的普贤，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至高至上无所不能的佛主释迦牟尼？她的文化程度仅够读简单的信，写几句满是错别字的问候话。或许她是歪打正着，文殊菩萨那剑是智慧之剑，那狮子是智慧之力量。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求知之苦。凡事想追个明白，了解底细，到头来只会增添烦恼，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人不知不明，一生自然而然，生儿育女，少灾少难，平安无事地逝去，化成泥顺江流入大海，多好。
可是母亲在这之前，在这之后，就没有关心过任何一个儿女，包括我的知识问题。母亲没心思管，我也从没有再得到过她在庙里待我的温柔。她认为没必要让我知道家里的秘密，当然我对自己的身世，也不该有知情之权。
2
我想去见历史老师，非常想。我手忙脚乱找小镜子，但找不着，干脆把整个抽屉取在地上，翻找。五屉柜装衣服的一格抽屉，有一个婴儿帽，那墨蓝色我从未见过，不把抽屉取下来，不易看见。我伸手拿了过来，里面有个硬东西，是一支小小的口琴。帽子很旧，还有几个蛀蚀的小洞，但墨蓝得可爱，有朵朵暗花，缎面里绒，摸在手里舒服又暖和。这口琴，想起来了，我是见过的，母亲当时一把拿走了。一定是她把它藏在这儿的。
我上了楼，找到被四姐从楼下抽屉取回放在枕下的小镜子。我嫌自己脸黄，象个肝炎病患者，便往脸上扑了点大姐的女儿用剩的扉子粉，用手把粉揉散，抹均匀。看了一眼镜子，一白遮十丑，觉得自己还瞧得过去了，就反扣在床上，我对镜子恐惧恐怕不亚于母亲。
历史老师肯定会问，你怎么脸色这么苍白？你害怕？我不安起来，后悔扑了粉。我脸一红，止也止不祝不知为什么，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年华会非常短暂，象一束光，在一个密匣里锁祝十八岁那年的那一天，我想打开这匣子，想看到这束光，它果然灿灿地闪了一下。
一个人一生很难相遇爱的奇迹，我一直在等待，现在它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决不会闪躲开去。我是爱上他了，他是有妇之夫，这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也许潜意识中，这正是我爱他的条件。我从来都爱不可能的东西，越是无望，越能烧灼着我的情感。早晨我睁开眼睛，第一个意识就是他，他在这个时候在做什么，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如何，将见到他会是怎样？我想我完蛋了，没救了，还没开始爱，就一个人把应该是二个人所拥有的爱之路走掉了一大半。
前前后后我把自己的头绪清理了一遍又一遍，我骂自己，你是太孤独了，学生喜欢老师，单相思。没准等我走到他的门前，便会拔腿逃跑，发现刚才那所有的激情都会烟消云散。
我的直觉告诉自己，他不在学校。虽然有时星期天他也会一人去办公室。但这天，他一定在家里。从石桥广场坐公共汽车，我嫌车太慢，就下了车，直接挑近路，下坡靠江边走，过桥。江水和泥沙，把江边一些地方冲积成一个个山坳。芦苇、小灌木长得柔柔弱弱，但坡上坡下都长满了。我看见了他描述过的那排紧靠在一起吊脚楼，他的家为斜上方一所木头与石灰墙结构的平房，木板是长年雨水太阳涂出的黑碣色。
我站在山坡下，心猛地狂跳起来，为自己的大胆。如果他问我来做什么？我就说四姐结婚，请他写一幅草书。
不，我有什么必要扯谎？我应该告诉他，我就是想见你，就为这，我来了。海棠溪那坡石阶很长，我几次停下喘气，但从未有折回去的念头。他使我潜埋在身体里的一种东西爆发出来，我瘦削的脸颊，毫无血色的嘴唇，泛出淡淡的红润，头发在风中飘飞，正在由枯黄变青黑，粗糙的手在脱皮，指甲鲜亮晶莹。如果我能看见自己，我就会清楚，在十八岁那年的那些日子，我将自己一生应享有的美丽，不想保留地使用了。
来到那条背朝江面的小街，没按着门牌号数，凭着感觉，我找到了他的门前。
我没有逃跑，没有心跳，我冷静得叫我自己害怕。
我举起了手，敲门。
3
他拉开门，看见我，很吃惊的一个表情，但瞬刻便镇静下来，头朝房内一偏，说：“进来吧！”
正象我预料的一样，他妻子和女儿都不在，只有他一人。和我梦里来时看到的相同，家里全是书，书橱将一间三十来米不到的房间隔成一大一小两间，小过道竹杆晒晾着洗过的衣服。有个旁门，通向后面自己搭的小厨房。床、椅柜子倒是位置适当，房间显得不那么拥挤。一台旧唱机在独脚凳上，和书橱相连，屋角有个旧瓷瓶。
他没问我怎么来了，而是笑了笑，似乎看穿了我所有的想法。我恨这个自以为是聪明的笑容，一点也不给我面子。我在靠墙的凳子上坐下，他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老阴茶凉开水，递给我。象想起什么似的，他弯下身子，从书橱下面一叠唱片、报纸和书中，抽出一张唱片放在唱盘上。
书橱上真的放着他母亲的一帧照片，她呆呆地望着我，这个早已不在人世的人想告诉我些什么呢？“真象你，”我对他说。
他点点头，朝我走近了一点。我慌张地把一杯水一口气喝了一半。他把杯子接过去放在书橱边上。他走到我的身边，停住，看着我，突然俯下身来，在我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身体自动靠拢他，缓不过气来地微微张开了嘴唇。
我被他抱着站起来，整个儿人落入他的怀中。我的脸仍仰向他，晕眩得眼睛闭上，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一点挣扎，一点勉强也没有，我是心甘情愿，愿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拱手献出，完全不顾对方是否肯接受，也不顾这件礼物是否需要。我的心不断地对他说：“你把我拿去吧，整个儿拿去呀！”他的亲吻似乎在回答我的话，颤抖地落在我滚烫的皮肤上。
我突然明白，并不是从这一天才这样的，我一直都是这样，我的本性中就有这么股我至今也弄不懂的劲头：敢于抛弃一切，哪怕被一切所抛弃，只要为了爱，无所谓明天，不计较昨日，送掉性命，也无怨无恨。
我感觉我全身赤裸地坠落到床上。他抚摸着我最不能摸的地方，我自己都不敢碰的地方。但他的手和嘴唇突然停下，许久没有动静。我睁开眼睛去看他，他好象正在犹豫。
我的脸烧得发烫，为自己再也无法抑制欲望感到害羞。
他说，“你还是一个处女。”
我说，“我早就不想做处女。”
“以后不会有男人愿意和你结婚，即使和你结婚，也会很在意，会欺侮你一辈子。这个社会到今天，男人很少有超脱俗规的。”
“我一个人过，我喜欢一个人生活。”
“因为你知道我不会和你生活？”
“我没想过，”我坚决地说，“我只是想今天成为你的，和你在一起。”
我的话可能使他吃了一惊，但明显让他放了心。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你终是要嫁人的。”
我想对他说，从小我所看见的一户户人家，我生活的世界里，我的邻居，我的姐姐哥哥，没有一家是真正幸福的。既然婚姻不是好事，我干吗要结婚？而爱对我是至关紧要的，我寻找的就是这么一丁点东西。
但我没有说出那么多的话，我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当时我不过是一个性冲动中的少女，我只知心里爱他，却不知怎样用语言向他表示。我想以后我也许会爱，但那是“以后”。对他的爱必然会专断一生，不会有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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