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作者:虹影
小说的主人公“六六”，出生与一九六二年的重庆，那是大饥饿的年代。她是双重饥饿（“食饥饿”与“性饥饿”）的产物，是靠“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又饥有累的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的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因为这一特殊身世，她失去父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少女让“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一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
虹影的叙述，其坚韧，其想象力，其幻异能力，使人着迷。读她的故事，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一个苦恼灵魂深藏的真相里。
背景:
《饥饿的女儿》获得中国台湾“１９９７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在当年度的十部获此奖的图书中，有两部出自中国的大陆作家，这就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虹影《饥饿的女儿》。
《饥饿的女儿》在海外好评如潮。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１９９８年８月９日头版刊发评论及作者照片。英国《星期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同日以整版的篇幅连载该书精华，而此前只有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纪念亡妻普拉斯Sylvia Plath的诗集《生日书简》(Birthday Letters)曾获此殊荣。英国著名女作家玛丽·维斯利评价该书说：“这是一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书，是我们不曾看到的那一部分中国的史诗，绝对的让人着迷。”《星期泰晤士报》新闻版以“时代之子”为题刊出专辑，称“中国生活的现实从来没被如此强烈的展现过”。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哥伦布邮报》，美国网络杂志《凯克斯评论》，瑞典《首都日报》《松德斯瓦尔斯日报》等均就此书发表了评论文章。海外评论家认为，《饥饿的女儿》是中国少有的一部由生活于社会底层平民所写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还被英国书店定为圣诞节礼物，并荣登英国最大的书籍连锁店WATERSTONS和美国跨英国的书籍连锁店BOOK-SETC的畅销书排行榜。该书于１９９７年问世，同年出版了瑞典文译本，１９９８年由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社推出了英译本。德文法文版预计也将在２０００年问世。迄今已有12个国家的文字版本
第一章
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窄窄的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急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楞楞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神经经？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钉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象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必将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感觉。此事本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而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象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蜒。每次这目光都能躲开我：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象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象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二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象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处处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二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房，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糊糊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它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50年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五十年代初的大清洗、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稍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二尺，没准就可挖到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帐。
而一江之隔，半岛之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江之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桷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黑黝黝，一侧墙红黑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二个还象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左右是一大一小二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象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50年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俱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人，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象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下雨时在冬天夜里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桷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象野猫，倒象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二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二个女孩。毛主席在五十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二间板房快挤破开了，象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呆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
就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关。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二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么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校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象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贴的皮肉。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黯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堆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零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二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嶙。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二元。另外二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零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个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夹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玻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通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扛子生起肉疱，象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当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得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到，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由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二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或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地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象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的母亲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的，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祝她的身体好象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蹩一拐，象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指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这双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象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个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绝对不会想到去推。只有一二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象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是一双旧的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地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斥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高过房内地面一截的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夸气地说。
水精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夹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天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一盆水从头浇到脚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来的水涨得很慢，一夜间却会淹没上百米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象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我赤裸的身子被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因此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脚手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象红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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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
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有十来所高等学院，没有一条“大学街”。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叫中学街。可能若干年前，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是件头等大事。
但这一带的中学，与大学无缘，每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捏着手指可算。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就取消了高中。但在这一带的小贩、江面的水手、造船厂的工人中，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
中学街离我家不远。石阶较宽不太陡。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卖酱油醋盐，或是针线鞋带扣子。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兼卖糖果花生米。下雨的时候，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
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石阶上、屋檐下、房门、窗口挤满人。
“你龟儿子奸嘴滑舌，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耍假秤！也不去打听打听，老子是可以洗涮的么？你猫抓糍粑，脱得了爪爪喽？”
“罗索啥子，把他洗白。”
“我日你先人，你装哪门子神。”
“我日你万人，祖宗八辈。”
旁边的人添油加炭，唯恐打不起来，“好说个卵，锤子！”
重庆人肝火旺，说话快猛，象放鞭炮，声音高，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不到动刀子不罢休。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肠子不会弯弯绕。彼此投缘时，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城中心人会看风向，瞄出势头，不吃眼前亏，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鬼不象鬼，人不象人。
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对话还没街头俗语精彩。
该到动手的时候了，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地方上的歪人，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
“还不拉架，见红喽！”没人理睬这喊声。
“户藉来了！”这有用，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
在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可容下一百来人，是茶馆，以前晚上讲评书，讲侠义好汉，廉洁清官，满堂听众如痴如醉。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跳忠字舞。后来作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会场，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后来有好几年挂了“学习班”的牌，“学习”的人一茬茬换，个个精神萎顿，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气味难闻。到七十年代末，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挤满大人小孩，闹闹嚷嚷，前面坐凳子，后面站凳子。
我不能去看，我得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2
背着书包，我拣阴凉处走。到放学后，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沿着斜坡一路盛开，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将枝杆高高托起。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太阳再猛，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回家，不去，今天不去，这次不去。下次去不去再说，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
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拐上楼梯，来到熟悉的门前。
“进来！”还是那两个字，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
已经进门，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我坐了下来。
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隔成几个小间。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没有窗帘，朝南的窗大敝，阳光曝亮。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沥沥挂挂很不均匀，但遮住了强光，远处蓝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
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美国顾问，现在住的是党的高级干部。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心里没有这个对比，那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
这幢二层中学办公楼，尖顶方框窗，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一幢上好的房子。虽然人走在楼梯上，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只需稍用劲踢，便轰然散架，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
头一次到这楼里时，我告诉历史老师，觉得这里好熟，包括那绿漆的窗子，硬纸板的门，厚实的砖墙，要不是前生，就是在梦里来过。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使我梦境不安。我还未来及说，他就好奇瞅了我两眼，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
他头发总剪得很短，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是软是硬，看起来显得耳朵大了些。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是棉布的，不象其他教师穿的确凉衬衫，整齐时髦。但是，与别的办公桌相比，他的那张桌子，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很干净。他不抽烟，却一个劲地喝茶，不断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朝杯里倒开水。他的眉毛粗黑，鼻子长得与其它器官不合群，沉重得很。
仔细想想，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不是那种教师，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不用语言，只用感觉，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一旦进了这窄道，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跌跌撞撞，既害怕又兴奋。
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忽然落到这么种心境中：感觉哗哗地往外溢，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已说个清楚。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恨他不注意我，很恨。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或许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于是，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而且有意让他看见。
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故意提了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但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我直视他的眼神，使他很吃惊，这才看出这个女生的反应异样。他一时楞住了，忘了在课堂上，必须迅速处置一切挑战纪律的学生。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
“坐下，”他轻轻说，“课后到我办公室来。”
我坐下了，兴奋得心直跳。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从那以后，我因“违反课堂纪律”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
3
我快到十八岁时，脸一如以往地苍白，瘦削，嘴唇无血色。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毛主席已经死了四年，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三十年代的夜总会歌曲。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胆子较大的妇女，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老是在上坡下坎，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身段苗条，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
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看多了，我对自己的模样、穿着便就越发不知所措，就象赶脱一班轮船，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一件青棉布裙，长过膝盖，一件白短袖衬衫，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个子看起来更校乳白色塑料凉鞋，比我的脚大半寸，赤脚穿着，走起路来踢踢踏踏。
我就这么副样儿，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下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就我们俩面对面坐。他端祥着我，突然冒出话来，声调很亲切：“我想你误会了，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学生。”
我心里一动，明白他是对的，至少对了一大半。就是为了这个，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
“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他自嘲地一笑，不象上课时那么脸无表情，“现在更算穷人家，真正的无产阶级。”
他说他父亲算历史反革命，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他和弟弟长很大了，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或给人担煤灰，走家挨户，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那阵，你才这么一丁点大，在地板上爬，拖着鼻涕，”他不屑地笑笑。
“噢，你嫌我太小，”我站起来，怪不高兴地说。
“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他为什么说年龄？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配。
那么说，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男女相配！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也不敢往他看，心跳得更厉害，好象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突然我泪水流了出来。
“嗨，嗨，”他说，“你哭什么？”
“你欺侮人，”我赌气地说。
“欺侮人？”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然后站了起来，从裤袋里掏出手帕，到我身边，递过来。
我没有接。泪水流进鼻子，马上要流出来，很难受。但我就是不接，我想看他怎么办。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仍未抬起头。
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再过一秒，我想，再过一秒钟，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心一紧，我几乎要晕倒。
他碰到我了，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象对付一只小狗，手帕使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强捏我的鼻子。我不由自主擤出了鼻涕，在他的手帕里。
我跳开了，离桌子一尺站着。这个坏蛋，把我当作小娃儿？
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放进裤袋，走回桌子那边坐下来，看着我又羞又恼，嘴上浮出了微笑。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的年龄差，而且，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我气得一脸绯红。
他平静地说，你在准备高考了，时间虽然还早，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多。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好象那些是我的功课。他又说我成绩并不是最优等，得好好努力才行。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出身不好，完全没资格，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
他的话是真诚的，如此说也没恶意，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夫。我们互相看着。我喜欢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没一会儿，我心情就好多了。
4差不多每次我们都一起出教学大楼，在操场上高高兴兴地道了再见。我想，第二天我又会见到他，至少在课堂上。学校围墙一段站立一段坍塌，可有可无。间隔着小块菜田，操场外，每条小道都弯曲绵长。附近药厂烟囱在隆隆吼着，排出的污水顺着田坎淌。阴沉的云包住太阳，天气更加闷热，只能等雨来降低气温。
阁楼漏雨，能接水的桶盆都搁在床上地板上，人缩在不漏的地方。
我端着接满雨水的盆子，小心地下楼，准备倒在下雨的天井里。
这个早已不该住人家的院子，木板漏缝，墙灰驳落，屋梁倾斜，镶在壁龛里的灶神爷石像，被烟火熏得面目全非，仔细抹才会现出眉开眼笑的脸。
堂屋门槛外的天井，陷在地底有一尺半深，四周长年长着青苔，绿得发黑，不象墙根和石角，青苔由青泛黄，带点碧蓝，干燥的地方毛绒绒一片，潮湿的地方滑溜溜一顺。二娃一家五口住着碎砖搭就的两个小房间，在天井对面。二娃的妈，一个瘦精精的女人，拈起扫帚，扫门前的那一块地。每次清扫，每次放开喉咙骂，什么人都骂。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多少年前，我母亲得罪过她。她不想忘记这件事，反正欺侮我家，算政治表现积极。七上八落的语言，好象影射性病，无头无绪，我一点听不明白。她丈夫从船上回家，发现她与同院的男人疯疯闹闹打情骂俏，就把她往死里打，用大铁剪剪衣服，用锤子在她身上砸碗，吓得她一个月不说话，也顾不上骂我家。
但不久又满院响起她特殊的声调，象过瘾似的。父母沉默地听着泼妇乱骂，不仅一声不吭，脸上连表情也没有。
在学校，最蔫的男同学对我也没兴趣，觉得招惹我不值得。有的女同学会突然拿我撒气。有一次我蹲在厕所里，被人猛地撞了一下，差点一条腿掉进茅坑洞里。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一个大个的女同学已经走了出去。站在门口，她回过头来，挑衅地说：“你吼呀，你啷个连吼都不会？”我没有吼，拉上裤子，从她身体旁挤出门，匆匆地跑了。我甚至没感到屈辱。
表露自己的情感，对我来说是难事，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我的家人，会觉得我所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是历史老师，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终于我遇见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他能站在比我周围人高的角度看这世上的一切。他那看着我说话的眼神，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喜欢他听我说，我需要他听我说。他一定明白，这些听来枯燥无聊的琐事，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在他面前，我才毫不拘束，有时很想把横在我与他之间的办公桌推到一边去，我想离他近一点。
有一天，他一边听我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画板，钉上纸，“你坐好，我给你画一幅像。”我坐正了，但继续往下说。
他不断地从画板上抬起头来端祥我，每次都很短暂。最后，他停下笔来，看着我郑重地说：“你最好忘了这些事。为什么到集中思想复习高考的时候，你偏偏想这些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
接过他递过来的纸，是一幅素描，纸上的头像分明是我。几条线就勾勒出脸、辫子，眼睛太亮，充满了激情。脖子、肩，没有衣领，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纸空了很多，画太顶着上端。
“象吗？”他问。
“象只小猫，”我说，“这眼睛不是我。”
他起身，伸过手把画抢过去，“你哪懂，你还是太校”他有点夸张地叹了一口气，把画往抽屉里一塞，无论我怎么找他要，他都不肯给我，说以后画完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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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
母亲回家，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降降温。两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二层夹板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喷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颊皮肤紫红得象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声无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象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象三哥那么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唇就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还砍得更来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作缝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粗针粗线，拆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象孩子。他尽量不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二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
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不必请就可以挟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流。马上，就满街是边看闹热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愿呆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供养不起你再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洞，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后只能“服从党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有实质改变，邻居有办法的都统统离开这破院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就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挟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挟。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挟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2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情绪反应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打算，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块爆裂，往我的胃道喷着鲜血，沿着食道往上猛升，然后我的喉咙堵住，气透不过来，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有时，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地绞起来，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压，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冲到嘴里。急得我赶快去找药，父亲的小药箱里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药：桂皮金灵丹，牛黄解毒丸，银翘上清丸等等。
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说肠胃不舒服。他焦虑地看看我，帮我找他认为合适的药丸：清火的，驱风散热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药我赶快走开，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
过后，父亲爬到阁楼上来，问我好些了没有。
他好几次说，不要紧，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你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最困难时期，是福气。但这边擦得够重的。你在娘胎里挨了饿，肠胃来跟你要债。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也就是让你不挨饿，这一家子淘了多少气，伤透了脑筋。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湿—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并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二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具体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仇。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二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二斤，节省给本省二斤，节省给本市二斤，节省给本单位二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和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象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二元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二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份。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六号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吃下充饥。那年四川树木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蓝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地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于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象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空空，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但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彻骨，在水里一旦抽筋就很难游上岸，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漩涡。这些孩子，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有功当然有权多吃。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菜叶萝卜缨的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大打出手，大姐个儿最大，吃亏的自然不是她。
偶尔从船上回家的父亲挥着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赶散扭打的孩子们。父亲吃得最少，有权威。
3
这城市有个动物园，有一头华南虎，已经绝灭的珍贵品种，按规定供给活物。即使灾荒日子，全省就她独一个华南虎，也得优先照顾，就象所有党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按等级得到特殊待遇。负责饲养老虎的是一个矮个子。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处融洽。老虎也只认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只能隔着高高的铁笼将食物扔给老虎。他到大铁笼里，老虎有时还向他作出让游客惊吓的动作，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娇，表示亲热。他是饲养有功的劳动模范。
大饥荒了，劳动模范更是饥肠辘辘。熬了一年，未熬过第二年，他把该给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只，杀了自己吃。都说老虎并不完全是饿急了，才将劳动模范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气味，才把他撕碎了吞进肚。但这无法解释老虎为什么要留下他的一只脚？公安人员研究几天，才弄懂老虎的动机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该她的一份。
这个故事只流传了一阵子，恐怕属于政治谣言。此后老虎也饿死了，模范饲养师趁有点小权时解了馋。不成为老虎食，到此时也一样得饿死。
没权的人唯有干熬，父亲船上，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各二两，自己用小秤称，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快蒸好后，再往饭上不断地浇水，使米粒发胀起来，“提高出饭率”，哄骗肚子。船员们进进出出船上的大厨房，盯着自己的饭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变得贼明贼亮。
到处流动的工作，使船员们关系越发怪诞。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怜的土产，再到另一地转手卖出，从中牟利。船员之间也因分脏不均而彼此告发，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树开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难吃。但比起其它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他的头摔了个大口，血流不断。船从泸州开到宜宾，父亲才被送到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身体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他们为我作了不必要的牺牲，在那难忍的日子里。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记。我感觉到这一点，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正在演《洪湖赤卫队》。在电影院门口，羊水流了下来，她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带，洗和包。母亲捏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屁股，才拍出我满喉咙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吟一样的哼叫。
4
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死了几千万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饥荒。整个毛泽东时代三十年之中，也只有那几年共产主义高调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时，人民又有了些存粮，毛主席就又劲头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实验来。都说我有福气，因为大饥荒总算让毛主席明白了，前无古人的事还可以做，全国可以大乱大斗，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文革中工厂几乎停产，学校停课，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虽然缺乏食品，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凭票，大人孩子营养不良，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步。人饿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没劲儿到处抓人斗人了。
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代价？我不敢想象。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相。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真希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陌生男人不要离开，他该凶恶一点，该对我做点出格的事，“强暴”之类叫人发抖哆嗦的事。那样我就不多余了，那样的结局不就挺狂热的吗？这想法搞得我很兴奋。
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来，跟得了重病一样。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醒来一回想，我便诅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么强烈的身体需求。
我一次次对自己否认：你不是生来这样，胎儿不会有记忆，不会受委屈，不会有创伤。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某些行为。比如，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吃不够的欲望，而且吃再多还是瘦骨嶙峋。闻见邻居家灶上在炒鸡蛋饭，我清口水长流。我从不吃零食，讨厌同学中有小钱买零食的“五香嘴”，却对肥肉特别馋，幻想以后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对受亏待特别敏感，不管什么样的亏待，别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里一闹，怎么想也想不开。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好高要强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众场合就紧张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似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仅个儿矮人一截，脸也瘦削些，连头发也长得稀疏些。我总在最不扎眼的角落里呆着，觉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压制：别人得意，总拿我做牺牲。
十八岁过去了，难道饥饿的后遗症就这么严重？比我大几岁的人出生后挨了饿，与我同年龄的人大都胎中挨过饿，几乎都是死里逃生。为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忘掉了，现在享受着青春年华，日子过得自得其乐，我却抑郁不欢。
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
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但母亲总说：“灾荒年嘛，苏修美帝吧，‘反华大合唱’吧。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过来了，数那些陈年烂谷作啥子呢？”
母亲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强。一个抬杠子的女工，重庆所谓的“棒棒”女子，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有谁会关心她？母亲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许，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转，也就比别人稠了几分；或许，她曾向打菜的师傅陪过笑脸，手一高一扬，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食堂总是有油水，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子里的小嘴。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管，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没用，便把清汤水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闹，弄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点都成了饿死鬼！”大姐一向关不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象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口喘气，竟也忍住了要脱口而出的话。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别想让母亲给，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一点没沾到好处。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于是没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该从1949年解放后算起。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合抗日，按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喝茶的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子。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乱。”他掏出钥匙，打开柜子的锁，从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翻到某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我的父亲规距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干部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我很惶惑，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眼睛累坏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差点还送了命，该算工伤。
“他的工资搞错了，你们行行好纠正过来，”我声音放低，恳求地说。
有人在问，“这不知高低的丫头是他的第几个女儿？”
“好象是老六。”
“哦，老六，”笑声里夹有一种暧昧的鄙视，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从头到尾地剥开我，检验我。劳资科的人经手着近万人职工，对我父亲的什么事，却比我清楚得多，他们的档案袋掌握职工的命运。
我委屈极了，费了好大劲才没让泪流下来。我的脚步跨出这间办公室后，心里很害怕，怎么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来，令我惊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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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
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份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在手缝枕头套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纠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份。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象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象模象样。五十年代初，三姨夫不仅不能雇伙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狱的，他在茶馆里说，现在共产党当家，样样好，就是他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好。被人打了报告，一查，他参加过道门会，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
三姨为了活命，只好自己去拉板车，做搬运，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她没力气拉板车，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梆子，给人洗衣服。
母亲听人说她病重，赶过江去。
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紧抓母亲的手臂，说，二姐，你看我这个样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
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那时，都说豆浆营养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说你家那么多口嘴，二姐你带回去。
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母亲在堂屋，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走近了，男人开口叫二姐，母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劳改，坐了四年，还应当有三年。母亲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门槛上。他衣衫极为破烂，眼睛几乎睁不开，以前他一说话就笑，并且很会说笑话，还能稳住自己不笑，让别人笑个不停。爱干净，头发总梳得有样式，哪象这么一头野草，还生有许多斑疮，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飞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当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膀和腿的东西。劳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着的人已经没力气再埋死人。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让他回重庆，交给街道“管制”。
他说：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几个月！母亲正在苦怎么告诉他三姨饿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说，他已没去处了，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就把一楼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祝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
母亲没有听清楚，她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那里已站了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有男有女。他们直言直语对母亲说：你不能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留下也没人敢给他这种阶级敌人上户口，你哪来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还不快些赶走他，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子！他们不容母亲有一个插话的可能，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故意让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
邻居们还算对我对三姨夫客气，没直接去赶他轰他。母亲犹犹疑疑走出大厨房，三姨夫已经走掉了。母亲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追出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亲追上了。坡上坡下，这年树枝光秃秃都还未抽出芽，吃嫩叶还不倒时候。母亲拿出二元钱递过去，三姨夫好歹不收。母亲说你不收，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
三姨夫边收钱边说：我这么落难，你还同情我。
他哭了起来。
母亲也哭了，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
二个星期后，母亲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听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果真如三姨夫说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房子分给了人。
三姨夫在周围流浪了几天，无处可去，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给定量的口粮。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乞丐越来越多，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喝的，冷溲溲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眼睛也没闭上，睁好大，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划一边说。
尸体呢？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连忙扶住门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对母亲说：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听我一言，别再打听他。他是劳改犯，别惹麻烦。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母亲只得退出门槛，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
“我怎个就给他二块钱？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他是专来投奔我们的。他在我们家有困难时还搭救过我们呢！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我是为了你，活活饿死冻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们时，真是大方。”母亲用牙齿咬断线，把针线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那个公共厕所，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脏，臭，烂，两只脚踩得不小心，就会掉下粪坑。死在那种地方，比死在露天还不如。我觉得母亲的后悔药里，全是自己的自圆其说——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不过母亲如果能顶住那种压力，也太完美了点。她没有那么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里没米，锅里没油，而头上随时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揪辫子”。为了我的姐姐哥哥们，更是为了我，母亲畏缩了。
为了我，母亲行了不仁不义，让三姨夫饿死。就这一点，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
这么说来，我还没有出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15瓦电灯悬在房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水是凉的，炉火已灭了，烧热水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们得干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
没隔一会，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完？想逼我进高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么儿和么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头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二个女儿，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演。
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巴藏族叛乱之时，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区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在草原上来去如风。夜里摸了帐蓬，袭击部队，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空投伞兵，用喷火器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象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干脆是去送死。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用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鸡毛蒜皮一件事与人发生口角，不出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儿子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么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本来该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呕气，总还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崇崇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象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头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象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恶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么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咕哝，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糊糊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来？
3
乘凉的人，街沿摆龙门阵的人，全都回屋里去了。我在路灯下，默默地看着功课。眼睛开始打架，书页上字迹逐渐糊涂，扭动起来。我不时留意院门，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门，才会叫开。
我终于坚持不了，便拿起课本，端起小板凳，进院门。掩好重又厚的院门，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院子里很静，白天的喧闹变得象前世的事，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阁楼门半敝着，我进去后，关上门。秋老虎过后，夜比白日里要低许多度，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空气不那么闷热，但也不必盖薄被。我脱掉衣服，换了件棉质布褂，躺在麦席上，扯过被单搭在身上。忽然布帘那边，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旁，我的瞌睡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四姐睡的那张床，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正对着阁楼的门。另一张床，靠门口，也就是我这刻睡的床，稍微窄些，过去是我们家二个男孩睡。屋顶从左墙斜到右墙，那儿最低。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花色洗得象豆沙，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放着一个有盖的小尿罐。
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解小便。他出来后，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
我就这么闭着眼睛，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成人的尿燥气涌过来，我还是未动。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我才翻了一个身，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
我们家从小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象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每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种种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颤。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象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年岁越大，就越会成为一个辛苦地混混一生的女人。
4
一早父亲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最次的便宜货，味难闻，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在早晨吃过东西，最多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并不是不饿，而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停止抽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见没人注意，便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象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种喜欢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是看错人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扎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二条街。吆喝声论价声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胫一刀，熟练地一把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级，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语录戴着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作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们和“美容”二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二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常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象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二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敝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二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烂坑，扩展成一个象模象样的广常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胫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被称作“打砸抢分子”。在派性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象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坍，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涌，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有一年长江涨大水，又下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时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俱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份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一人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糊糊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粮食与物质粮食之间做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浓淡不一。我身边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二角钱一个，二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的脸从脸颊一定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票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皱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也是的，沾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叠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荫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型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距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荫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钉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决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蔽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辩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象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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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碗柜上有碗稀饭，我又渴又饿，端起稀饭，唏里呼噜一阵，统统灌下肚子。
父亲进屋来，我拉亮电灯，虽然光线昏黄，但房里的床、桌子、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
“你呢？”父亲没拿。
“我已经吃了一个，这二个是你们的。”
“你连撤谎都不会，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父亲说，“你喜欢吃，你就吃吧。”
正说着，母亲端着碗筷进来，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六六，一早你就没影了。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也是，竹子都靠不到，还能靠笋子？养这么多儿女，一个不如一个，”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
我说，妈妈你别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果然十分高兴，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你去哪点了？”
我说，我去石桥了。
她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地，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就象现在火锅馆里的人，往汤料里放大麻根、罂粟杆一样。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公安局把开馆子的两夫妻给逮了，馆子给抄了闭了，好多年，店才重新开张，归了街道合作企业。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也找不到。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叭嗒叭嗒地掉，后来不哭了，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井。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
“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间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拉开五抽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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