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长玉早就想把宋海林拿下来，这是长期压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他没有料到，这样的大事几句话就解决了。但他没有露出过多的惊喜，只端起酒杯对国世才说：“来，咱俩再喝一杯，一切尽在不言中。”
国世才说：“我明白。”
31、大矿不行了(1)
这年中秋节，来自夏观矿务局下属煤矿的上千个矿工和家属把矿务局的大门口给堵上了，镀铬的大铁栅栏门紧锁着，外面来的小车进不去，院子里的小车也出不来。在围堵大门口的矿工和家属中还有一百多个因在井下受重伤而截瘫的矿工，他们是摇着轮椅来的。截瘫矿工没有分散穿插在别的矿工和家属当中，他们集中排成一片，一个挨一个，排得似乎还很整齐。仿佛他们是半机械化的部队，别的人只是一些步兵。所有的人都没有打红旗，没有喊口号，没有喧哗，也没有躁动。他们在大门外的水泥地上坐着或站着，有的往大门里边望，有的往天上望，有的垂着头，表情肃穆，像是静坐的性质。只有在靠近铁栅栏门的最前方，六个人分成三组，每两个人扯一张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上面用黑墨写着不同的内容。第一张写的是：我们要吃饭！第二张写的是：我们要生存！！第三张写的是：强烈要求给我们发工资！！！字体粗犷，丑陋，笔画里透着无声的愤怒。中秋节是排在春节之后的第二大节日，他们对中秋节是很重视的。往年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和家人团聚，一块吃月饼赏月亮的时候。今年矿上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们大约买不起月饼了，也无心赏月亮了。天气有些阴，气象台预报说后半夜有小雨，今年的中秋月亮出不来了。秋风阵阵袭来，使人们身上和心上都有了寒意。高空中有一只孤鸟，匆匆地飞过去了。被秋风吹落的杨树叶落在人群中，有一个矿工捡起一片树叶，捏着叶梗，对树叶久久看着。
郑四给宋长玉打电话，说夏观矿务局的煤黑子跟矿务局的领导闹起来了，建议宋长玉快去看看。郑四的口气欣喜得很，说：“煤黑子终于撑不住了，真他妈精彩！”
宋长玉问郑四：“怎么个精彩法儿？双方打起来没有？”
郑四说：“黑压压的煤黑子把矿务局的大门口堵上了，我看快打起来了，宋老板不去欣赏一下吗？”
宋长玉说：“又不是唱大戏，那有什么好欣赏的，我怕溅我身上血。”
放下郑四打来的电话，宋长玉给王利民打电话，把郑四说的情况跟王利民说了一遍。王利民问宋长玉：“你去现场看了吗？”
宋长玉说没有。
“你可以去看看嘛！你有什么看法儿？”
“我没什么看法儿。我看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好。”
“你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庆贺一下？”
“今天是中秋节，我看还是各自跟老婆一块儿过吧。”
“你老婆还是明守福的闺女吗？我听说你终于把唐洪涛的闺女搞到手了，此言不虚吧？”
“胡说八道，你听谁说的？”
“我听齐国良说的，他说你那时追唐丽华追得很紧，急得恨不能舔人家的脚丫子，结果人家抬腿一蹄子，把你给踢开了。”
“齐国良这小子，他嘴里哪有什么好话！我跟唐丽华早就没来往了，自从离开乔集矿，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那怎么能甘心！要是我，我就不甘心。唐丽华又没有远走高飞，可以找机会搞搞她嘛，重续旧缘嘛。”
宋长玉听出来，他和唐丽华的事王利民并不摸底，王利民是在诈他。亏得他没有承认把唐丽华搞到了手，要是说漏了嘴，不知王利民怎么编排他呢。他说：“我没那个兴趣。”
傍晚时分，宋长玉还是自己开车到矿务局大门口看了看。那些静坐的矿工和家属虽然仍没有散去，但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他觉得这些人还是太老实，还不如红煤厂的村民有战斗力。又不是打坐练功，老坐着有什么用，现在谁还吃你们这一套！宋长玉本来想停下车多看一会儿，见不少人朝他的车望着，怕是把他的车当成矿务局领导的车了，他没敢停车，只转了一圈就走了。
夏观矿务局所属各煤矿之所以发不出工资，因为总体上煤炭生产过剩，挖出的煤堆得大堆小堆，卖不出去。黑家伙卖不出去，就换不回银子，没有银子，拿什么发工资呢？煤在地底下睡了万年亿年，睡得很香很沉，不愿被一种两条腿的动物吵醒，一旦被吵醒它们就很烦。煤在地底下是一个整体，有着自己的生命和呼吸，它们不愿意被人们弄到井上去，无意与太阳争辉。既然把它们的梦吵醒了，既然把它们弄到井上去了，就该赶快给它们一把火，成全了它们的使命算了。可是，它们被挖出来后，就在露天地里堆放着，以致越堆越高。原来这个世界不需要它们了，它们羞愧难当，想到了自杀。它们的自杀方式就是自燃。借了太阳之刀，风力之剑，它们集体抹了脖子。它们没有流红血，却在冒白烟。白烟呼呼地冲上蓝天，几乎和白云接壤。矿工不允许它们自杀，他们抱了水管，转着圈地往它们身上滋水。煤堆高处水的压力够不到，他们冒着被烧伤的危险，爬到煤堆上面去滋。负责灭火的矿工也领不到工资，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灭了一段火，劲头就下来了。乔集矿有一个工人，灭火的积极性一直很高，他有些疯狂似的，抱着水管儿，一天到晚往煤堆的冒烟处滋水。一失脚从煤堆上滚下来了，滚成了一个煤人。他咬咬牙，像是要堵敌人的枪眼似的，又冲了上去。矿工报的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这样能干。原来前一段乔集矿井下冒了顶，砸死了三个人，其中有他的亲哥哥。他说煤里有他哥流的血，他不能眼看着哥哥拿血拿命换来的煤白白烧掉。记者认为他的事迹很好，思想境界很高，对他进行了突出报道。局里也认为他的事迹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把他树为典型，要求全局职工都要向他学习。
还有好多事情是不能报道的，也是不许报道的，只能私下里传说。比如，矿工家属买不起菜，到当地农民的麦子地里挖野菜。他们不说买不起菜，打肿脸充胖子，说整天吃肉吃腻了，挖点野菜换换口味。比如，新学期开始了，一个矿工的儿子却交不起七十块钱的书本费。矿工让儿子先去上学，他随后去借钱。他还没借到钱，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背着瘪瘪的破书包回家来了。同学们大都领到了新书新本，并开始上课。他的儿子没有交钱，当然不能领书领本。连着三天，他都没有借到钱，儿子都是刚到学校就空着书包回家。第一天，儿子噘着嘴不高兴。第二天，儿子说不吃饭了，省下饭钱交书本钱。第三天，儿子一进家，矿工就抱着儿子呜呜地哭起来了，矿工说：“儿子，都怨你爸没本事啊！”再比如，一个矿工家属，家里穷得实在走投无路，竟从高高的选煤楼上跳了下去，摔死得透透的。好多人围上去看，见摔死的女人上下穿的都是打着补丁的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各煤矿动员职工对煤炭进行全员销售，说白了，就是谁都可以出去卖煤，不管你托什么关系，不管你钻窟窿打洞，只要把煤卖出去，把钱收回来，就是好样的。你卖出了煤，就先给你发工资。别人卖不出煤，就不发工资。卖不出煤的想要工资也可以，发给你煤，顶替你的工资。过去卖煤的事都归矿上的销售科管，谁想插一根手指头都不行。现在突然间让挖煤的人去卖煤，岂不是愁死人了。别说让他们到市场上去卖煤，他们拉回的顶替工资的煤也只能在门口堆着无法处理。在煤炭紧俏的时候，煤被称为乌金、墨玉、太阳石，什么好听的词儿都说给煤炭了。黑煤面子一挖多，煤连臭狗屎都不如啊！
矿上还有办法，给全矿职工放假，有的矿放假两个月，有的矿放假四个月，什么时候销售形势好转了再复工。矿上给职工放了假，职工却不能给自己的肚子放假。职工放了段可以休息，人的消化系统可不休息。怎么办？有的矿工在矸石山下面开出一片荒地种菜去了，有的帮农民放羊去了，还有不少矿工扛起一把锨，每天到劳务市场找一点零工做。零工的需求量很小，比如跟车装沙子，或是到苹果园挖树坑，只要两三个人就够了，可用零工的工头一出现，呼啦一下子围过去几十个矿工，矿工们都把手高高举过头顶，说我去我去。被挑中的矿工随工头走了，未被挑中的并不回家，躺在地上，枕着锨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落下去。
相比之下，小煤矿的煤炭销售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是因为，小煤矿有两大优势。一个优势是产煤成本低，出一吨煤有三十多块钱就够了。有了这个优势，卖煤时他们敢于降低价格，就算一吨煤只卖八十多块钱，还可以赚五十块钱。另一个优势，是他们的销售策略灵活，谁买他们的煤，他们就给谁回扣，最高的回扣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那些用煤大户多是国营企业，如电厂、化肥厂等等。每年的用煤量都在百万吨以上。如果花一百万元到某个小煤矿买煤，回扣就可以吃到二十万元，哪个采购煤炭的主儿不愿吃这样的肥肉呢！除了吃回扣，小煤矿的矿主还可以请采购人员喝酒，打保龄球，洗头，洗脚，泡妞儿。白花花的嫩妞儿站成一大片，任采购人员挑挑拣拣，指哪一个就可以泡哪一个。小煤矿的这两个优势，恰恰就是大煤矿的劣势。大煤矿摊子大，层次多，包袱重，每出一吨煤，仅成本一项就得七十多元，八十多元。小煤矿把煤价拉得那么低，大矿的煤卖不出是卖不出，倘是跟着小煤矿的煤价走，卖每一吨煤都要赔本儿，卖得越多，赔得越多。再一个就是大矿管得死，煤是国家的，卖的钱也是国家的，谁都不敢拿着国家的钱给买主回扣。同样的道理，反正煤矿是国家的，天塌砸大家，大矿不景气，要倒霉大家一块儿倒霉。这应了一句俗话，船小好掉头，船大转弯难。堂堂大矿，门前冷落车马稀。而通往每座小煤矿的路上，却是车水马龙，一派兴旺景象。
入冬之前，从城里和东部平原到小煤矿拉煤的汽车眼看着多起来。公路两边插着一块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某某煤矿。木牌子标示之处，必有一条岔路口，从岔路口拐进去，往深处走，就能找到一座小煤矿。通往小煤矿的路起起伏伏，坑坑洼洼，一般都不太好，远远看去，拉煤的汽车像船一样行走在风浪里。这些路也比较窄，出的重车与进的空车相错，膀子几乎碰着膀子。路本来是土路，跑得煤车多了，就成了煤路。有汽车开过，后面腾起的煤尘一直追着汽车的屁股。进山拉煤的不仅有汽车，还有拖拉机、“蹦蹦车”和毛驴车，现代的和传统的运输工具挤在同一条路上。前面不知出点什么事，后面的车就堵住了，一堵就是好长。路本来已经堵了，当地那些拉煤的“蹦蹦车”还见缝插针，扁着头往车缝里挤，把路面堵得更死。也有的“蹦蹦车”明明是自己翻进路边的山沟里，开车人却“蹦蹦”着，蛮横不讲理，硬说是旁边的汽车挤了他，纠纷一起，话就长了，谁都别想动窝儿。
路上一堵车，当地那些游动着做生意的人就很高兴，纷纷来到车旁，和司机师傅搭话，兜揽生意。有的端着水盆劝师傅洗把脸。有的拿着方便面，提着热水瓶，让师傅下车吃碗面。有的把山里产的柿子、山楂和老倭瓜送到司机面前，劝师傅买一些捎回去。也的有年轻女人，头发梳得光光的，收拾得明鼻子净脸，手上拿着一把瓜子，登上汽车驾驶室的踏板，隔着窗子，往司机身上吐湿了的瓜子皮，不知她们做的是哪一宗生意。那些司机都在路边店里混过，经验相当丰富，一眼就看出这些女人要做什么生意，却装作不明白，问女人卖点什么，把要卖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女人说：“当然是好东西，进去才能看。”说着拉开车门，一猫腰钻进驾驶室。进去后，女人把衣襟迅速往上掀了一下，并没有露出奶子，只露出一段白肚皮，就很快把衣襟放下了。女人问：“看见了吗？”司机说：“看见个屁，什么都没看见。”女人说：“坏了，屁都让你看见了，还说什么都没看见呢！”撒娇似地往司机怀里挤，让司机教她开汽车。司机教她扳档把上面那个圆疙瘩，她的手往下一捞，捞住了司机腿间的那个东西，那东西上面也有些圆，就硬度而言，跟档把也差不多。司机笑着，并不纠正女人的动作，说：“你捞错了地方，这不能怪我。”女人说：“没错儿，我在给你挂档。”司机本来打算不动心，看看女人到底有多大能耐，后来不知怎么就有些糊涂，双手抓在方向盘上好好的，心不动血动，嘴不动手动，不知不觉间，双手就失了“方向”，抓到了另外的东西。女人所卖的东西一共有三件，两件在高处，一件在低处，三件东西都熟透了。特别是低处那一件，司机一摸就沾了一手湿。女人让司机把自己的手指舔一舔，尝尝甜不甜。司机再也把持不住，看外面天色已晚，一头就把女人拱翻了。
小煤矿的煤不愁卖，对挖煤工的需求量就大些。既然夏观矿务局的大多数煤矿都放了假，好多矿工都悄悄转移到小煤矿来了，在小煤矿打工。小煤矿条件虽然差一些，安全也没有保证，但打工的人月月都能领到现钱，这是有保证的。有了钱就可以买米，买面，起码不会饿肚子了。这些大矿的矿工以前顶着国营的牌子，对小煤矿是看不起的，提起来甚至有些嗤之以鼻。谁知道呢，十年河东转河西，他们竟到小煤矿讨生活来了。郑四有好主意，凡是从大矿来的男工他一律不要，要是女工倒可以考虑吸收几个。消息传出去，果然来了几个女工要求下井。女工把窑衣一扎，显得腰身细细的，胸脯子鼓鼓的，臀部肥肥的，果然别有风味。如煤火里放进一把盐，惹得那些男工的眼神儿噼啪乱炸，精神头儿增加不少。
前面说过，红煤厂吸收工人的事宋长玉不再直接管，由各队的包工头自主招收。不过，有些的事他是一定要管的。这天他坐小车要出门办事，车开出大门口，见杨新声师傅肩扛一只铁锨，在大门口一侧站着。他把车停下，下来问：“杨师傅，有事儿吗？”
杨师傅说：“没事儿，你忙吧。”
“有事儿您就说话，我是您的徒弟，跟我您不用客气。”
“真的没啥事儿，我到地里转转，回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知道你事多，你快上车吧。”
“那我走了。”
杨师傅扬扬手，催宋长玉快上车，自己也转身往家里走。
宋长玉开上车往市里走，想想，杨师傅好像还是有事儿找他，不然的话，杨师傅不会在红煤厂矿的大门外边站着。杨师傅也许为某件事儿犹豫着，就在门外站下来。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可以替别人着想，为别人办事，让他们开口求人就难了。办完事回来，晚上，宋长玉提着一大包子礼品登门去看望杨师傅。宋长玉酝酿了一些感情，进门就说：“杨师傅，您对我是有恩的人哪，我对您照顾不够，请您多原谅！”这样说着，他的感情使用一些，喉头竟有些噎。
杨师傅无措地直搓手，说：“宋矿长，你这么忙，还来看我，这怎么好！”
宋长玉说：“杨师傅，别人可以叫我宋矿长，您不能这样叫，您这样叫，还不如打我两巴掌呢！您还是叫我小宋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要不是您收留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杨师傅说：“不是，收留你的不是我，是明支书。明支书看出你是个人才，就把你留下了。叫我看，还是你自己有志气，有本事，不管把你放到哪儿，你都能干出一番事业。”
宋长玉说：“也不一定，您看我在乔集矿就不行，让人家给撵出来了。哎，杨师傅，我记得您给我说过一件事，想把您的儿子转到矿务局中学上学，这件事怎么样了？后来转了吗？”
杨师傅说：“没有，我儿子考到市里一所高中去了，明年就毕业了。听说矿务局中学现在不行了，好老师调走了不少，教学质量还不如市里高中高呢！”
“您看，您就给我说过一件事，我还没给您办。”
“这么多年，你还记着，这就不错了，就算对得起我了。”
宋长玉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说：“我知道在市里读高中费用高，毕业班费用更高，这两千块钱您收下，留着给我弟弟交学费，我祝愿他明年能顺利考上大学。”
杨师傅一见宋长玉给他掏钱就急了，推着宋长玉的手说：“长玉，这个钱我不能收，无论如何不能收。你给我拿来那么多东西，我都没说什么，再收你的钱，就有点不像话了。”
“杨师傅，您要是还看得起我宋长玉，这点钱您就收下，您要是看不起我，我这就走，以后也不敢来看望您了。”
“长玉，你听我说，这不是看起看不起的问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杨大婶儿大概听见他们争执不下，从里间屋出来了。杨大婶儿像是已经睡了，披着棉衣就走了出来。杨大婶儿的眼圈很红。杨大婶儿说：“小宋，你来了！”
宋长玉答应着，转身把钱塞给杨大婶儿。杨大婶儿说：“小宋，这个钱算是俺借你的，等有了钱就还你。”
杨师傅指着老伴儿说：“你看你看，真不像话！”
杨大婶儿说：“小宋你不知道，老杨四个多月没领到工资了，上个月矿上又放假了。自从他回了家，对我就没有好脸子。又不是我扣着你的工资不发，你给我气受干什么！我让他去你那里找点活儿干，他死要面子，转一圈儿转一圈儿，就是张不开那个口。”
宋长玉的眼圈湿了，说：“这都怨我，不能怨杨师傅，我要早点来看看杨师傅就好了。这样吧杨师傅，您明天就到矿上去上班，您也不用下井，帮着看看煤场子就行了，我每月给您开一千块钱。”
杨师傅说：“一千块钱太多了，你一个月给我开五百就行了。”
“不行不行，五百太少，我矿上的工人，平均每月还开八百多块呢！”
杨师傅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说：“你要是给我开一千，我就不去！”
“好好依着您，您说多少就是多少，谁让您是我的师傅呢！”
宋长玉问到孔令安、孟东辉、康队长和小马，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杨师傅一一给宋长玉作了介绍。孔令安有一次冒充记者到农村采访，拽了一个闺女的裤子，被人家村里人五花大绑送到了矿上。矿上给他办了有病退休，让他父亲把他领回家去了。自从孔令安办了病退，再没有到矿上去过。杨师傅认为，孔令安那么一个好好的孩子，生生让矿上给毁了。孟东辉干满一个五年，又干满一个五年，到底没能转正，就回老家去了。杨师傅说，孟东辉这个人目光太短浅，为孟东辉向宋长玉要回箱子的事，杨师傅后来就不愿答理孟东辉。后来孟东辉听说宋长玉当了矿长，才有些后悔不该要回箱子。康队长退休好几年了，带着老婆在矿上开了一个小吃店，卖烧饼、油条和胡辣汤。康队长这一辈子也不容易，解放前就下煤窑，解放后还当过省里的劳模，老了老了，还得自己开饭馆。康队长人缘好，生意还算不错。小马接替康队长当上了队里的党支部书记，没兼队长，队长是由原来的一个副队长提拔起来的。数来数去，包括跟宋长玉一块儿进矿的那些老乡，要说有出息，谁都比不过宋长玉。
宋长玉承认自己的运气还可以。
32、流泪的唐丽华(1)
唐丽华给宋长玉打过好几次电话，二人未能见面，唐丽华就给宋长玉写了一封信。
自从有了电话和移动电话，宋长玉就不再写信。写信要用纸，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了还要装信封，贴邮票，投到邮筒里去，路上要走好几天，才能到达收信人手里，可以说费事又费时。打电话多方便呀，多快捷呀，想找谁，摁几个号码，喂一声，几秒钟就把人找到了。特别是有了手机以后，就更神了，不管他在汽车上，火车上，还是在宾馆里，酒桌旁，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人打电话。同样的，不管他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在厕所里，还是在大床上，别人都可以找到他。过去的神话儿里有顺风耳的传说，说有一个神仙的耳朵特别好使，在顺风的情况下，几十里上百里之外有人说话，他都听得见。现在的手机比顺风耳厉害多了，别说百里千里，就是万里十万里之外，有人跟他说话他都听得见。为此还出过一个小插曲。有一次他正与金凤做爱，爱正做到兴头上，他的手机响了，他怕错过生意上的事，在金凤身上还没下来，就抓过枕边的手机接电话。原以为跟对方简单说几句就完了，他想来一个做爱和接电话两不误，嘴上一边应付着，下边的动作也没有停止。不料对方是个碎嘴子，说起来没完，他应付应付着，下面的动作就停止了，阳具也有所退缩。这让金凤有点烦，平日很有耐心的金凤也失去了耐心，把他从岗位上推了下去。此后他再要求与金凤做爱，金凤就要求他先把手机关掉。他说：“好好，我关机，你开机。”
宋长玉给父母也不写信了，他花钱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隔一段时间就给父母打一个电话。父亲或母亲接电话，他都是先听见一阵狗叫。问了母亲才知道，原来家里养了一条狗，狗一听见电话响，就汪汪叫，喊家里人接电话，比家里人的态度还积极。家里人一开始说话，它就趴在旁边不动了，就安静了。宋长玉从乡里包下的那二百亩地，麦收之后就移交给了宋长玉家。宋长玉愿意把那块地叫作农场，他让父亲在农场中央盖了两间房，给农场里也安了一部电话。农场除了父亲负责，他还聘请了一个瘸腿表哥，协助父亲做管理工作。通过长途电话，他对农场的事情遥控指挥。他让父亲找人在农场四周挖了壕沟，栽上了长硬刺的绿色篱笆，把农场封闭得自成一体，像是一个庄园。农场里种什么果树，什么药材，种小瓜还是西瓜，都是他说了算。宋长玉想，亏得有电话，使他一边当矿长，一边还能当地主。要是像过去写信的话，等一封信走到农场，不等人的农时早就跑得远了。
他印制了不少带有大红红煤厂煤矿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几乎用不上了。他给信封派上了一个新用场，需要给谁一些钱，就把钱装在信封里。他把信封递给人家，有人还以为里面装的是信，一看却是钱。钱把信给代替了。他知道，矿上的一些工人还是要给家里写信的，还是要用信封的，因为那些工人家里装不起电话，寄信比打长途电话还要便宜一些。他在乔集矿有过向宣传科讨要信封的经历，能够理解工人们愿意用矿上的信封往老家寄信的心情。于是他对各个包工队的包工头儿交代过，不管那个工人给家里写信，都可以到矿上的办公室里要信封，要几个就给几个。
来信用的是矿务局总医院的信封，宋长玉一看就想到是唐丽华写来的。他给唐丽华写了那么多信，写第一封信距今十好几年过去了，唐丽华从来没有给他回过信，现在唐丽华终于给他回信了。别人都不怎么写信了，几乎抛弃了写信这种交流形式，而唐丽华却拾起了这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丽华是不是一个过时的人呢？
唐丽华不写信是不写，一写就写得不短，竟写满了三四页信纸。唐丽华的字写得不难看，字体有一点男人的风格。信上有个别字涂抹过，表明唐丽华写信时没有打草稿，没有抄写过，是一气呵成的。信的内容还没看，他就在心里把自己写的信和唐丽华写的信作了比较。他以前给唐丽华写的每一封信都是先打草稿，在草稿上字斟句酌之后，才抄写在信纸上。这么一比，他觉得唐丽华的文化底子还是厚一些，来历也不凡一些。
与宋长玉刚看到唐丽华的信所想到的一样，唐丽华的信一开始，就请他原谅。她说宋长玉前后给她写了五封信，她连一封信都没有给宋长玉回过，实在无礼得很，也显得太不近情理。以前她不是没想过给宋长玉回信，只是觉得宋长玉的信写得太好了，她怕自己写不好，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宋长玉笑话，就没写。现在她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只管写一封信试试。唐丽华说，宋长玉给她写的每一封信她都保存着，一封都没有丢。从矿上搬到局里，到局机关所在地又搬了两次家，她丢弃的东西不算少了，可那几封信她始终很珍惜。说来有些悲哀，她活了大半辈子，从识字到现在，除了收到宋长玉的几封信，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人给她写过信，哪怕只言片语都没有。据说写信是求爱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向他求爱的只有宋长玉一个人。她的丈夫元金年，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元金年曾在省委党校学习过三个月，她要求元金年给她写信，元金年还是没写。这让她自我怀疑，她可能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不值得别人追求。没有办法，她只有回过头来读宋长玉给她写的信。她把信锁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一个人无事的时候，就把信拿出来读一读。跟信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已经有些发黄的黑白照片，那是她一岁多的时候，爸爸妈妈带她到照相馆照的全家福。唐洪涛不是她的亲爸爸，照片上的爸爸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在她的印象里，亲生父亲很喜爱她，只要一回家，父亲就抱起她，把她高高举过头顶。然而在她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突发重病去世了。父亲去世时，已是省会城市某个区的党委书记，那一年，父亲才三十一岁。父亲死后，母亲才又嫁给了唐洪涛。恕她不对唐洪涛做出任何评价，反正她与唐洪涛隔膜得很，二人从没有推心置腹地交谈过什么。别人以为她是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她觉得自己没有幸福过，自从亲生父亲死后，她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孤苦的人。
唐丽华说，和宋长玉重新见面后，她激动过，激动得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总算不亏了，死了也不亏了。可是她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或者说在什么地方让宋长玉失望了，宋长玉就不愿意再见她。她承认宋长玉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但再忙也不至于抽不出一点和她见面的时间。她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男人要是对某个女人称自己忙，那必是借口。谁比得上一国之君唐明皇更忙呢，可为了心爱的女人，他可以连早朝都不上。还是那个唐明皇，后来必是对杨玉环厌倦了，人家在他面前杀杨玉环他都不管。唐丽华说她想了想，估计宋长玉是怕她干扰宋长玉和明金凤的美满婚姻，破坏他们的幸福家庭。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点道德她还是有的。她听说明金凤人很好，也知道宋长玉对明金凤很好。就是因为宋长玉对明金凤很好，这也是她尊重宋长玉的原因之一。唐丽华最后说，宋长玉倘是有耐心把这封信看完，宋长玉就是不见她，她也不遗憾了。唐丽华让宋长玉把信看完就烧掉，以免被明金凤看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宋长玉没有把信烧掉，把信锁进抽屉里去了。这样的信看一遍是不行的，之后他还会看上一遍两遍。唐丽华还说她不会写信，原来她的信写得这么好，这么诚恳，纯朴，自然。他和唐丽华多次交谈过，可唐丽华写信和说话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似的。看来话总是遮遮掩掩，不大好说，而写信才更接近人的本心。当然，在信里唐丽华仍不失聪明和犀利，几句话就把他的心思说破了，他那点小心眼儿，都瞒不过唐丽华的眼睛啊！
宋长玉约唐丽华到市里的一家酒楼见面，唐丽华脸色有些苍白，情绪很是低沉。宋长玉说：“丽华，你的信写得真好，我看了很感动。”
唐丽华摇摇头，苦笑一下，说：“我是瞎写，让你见笑了。还有一些事儿，我在信上没好意思写。”
还会有什么事儿呢，宋长玉让唐丽华说说看。
唐丽华低了一下眉，说：“说起来很丑，很丢人。”她说，元金年到矿上不久，就和矿上一个有夫之妇好上了。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那妇人的丈夫身上绑了炸药，找到他们家来了，喊着要与元金年同归于尽。她开了木门，没开保险门，说元金年没在家，要炸元金年到矿上炸去。其实元金年在家里呢，躲在卧室里不敢出来。她把木门关上后，那人把保险门上的纱门撕烂了，把炸药包塞进保险门上的铁栅栏里，引爆了炸药。保险门倒没有炸开，只是把木门炸开了一个洞。说到这里，唐丽华的手颤抖得厉害，她面前放着一杯白酒，她抓过酒杯就把白酒喝干了。唐丽华原来不喝白酒，他问过唐丽华要不要喝点白酒，唐丽华说：“你要喝，我就陪你喝一点。”现在是他陪唐丽华喝，也把一杯酒喝干了。他说：“炸人家的门，这还了得，赶快到法院去告他。”他又给唐丽华倒了一杯。
唐丽华说：“要告元金年去告，元金年自己不要脸，他怎么有脸告人家！”说着把宋长玉给她刚倒上的酒又喝干了。
这样连着喝了几杯，唐丽华的眼泪就下来了。她的两个眼睛像两个小泉眼，眼泪一股一股往外涌，霎时就泪流满面。眼泪流过鼻窝，流过面颊，一直流到下巴那里，在下巴那里垂挂着，滴溜溜乱转。她的“泉眼”就那么张着，“泉水”源源不断往外流。她用餐巾纸往脸上擦，左擦一下，右擦一下。她自己面前的餐巾纸用完了，宋长玉把自己面前的餐巾纸递给她，餐巾纸也很快被眼泪浸湿了。餐巾纸在桌上摆成一片，如朵朵被揉碎的白花。不知唐丽华攒了多少年的眼泪，今天总算流了个痛快淋漓。她这种样子，拿起酒杯还要喝。宋长玉说：“丽华，你喝得不少了，别喝了。”
唐丽华说：“干吗不喝，我今天高兴，就要喝，喝不死我！”唐丽华说着又笑了，笑得灿烂得很，几乎笑出了声，仿佛所有的愁苦都忘到了脑后，眼泪也不流了。
宋长玉把一茶碗菊花茶水递给唐丽华，说：“你喝口水，咱们说会儿话。”
“有什么可说的，我要跟他离婚！”
“离婚的事儿要慎重。”
“我坚决跟他离，我要找回我的人格尊严。”
“也许这是元金年的一个圈套，你提出跟他离婚，正好中了他的圈套。”
“你放心，就是和元金年离了婚，我也不会要求你和你妻子离婚，我和我女儿，我们两个人过。”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多了，自己罚自己一杯。”宋长玉喝干了一满杯，又说：“丽华，我还是想叫你一声姐。”
“你想叫什么都行，叫我老唐也行。其实，要是随我生父的姓，我应该姓赵。”
“丽华姐，到今天我才比较了解你了，你很高贵，也很高尚，和你相比，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我觉得你把城里人和乡下人绝对化了，乡下人也有不少优秀的，城里人也有渣滓。判断一个人怎么样，不能看他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还是要看这个人本身。”
“你说得对，也许这就是我的局限。”
“你就很优秀嘛！”
“我有时候还是很自卑。”
“为什么？”
“我也说不来，莫名其妙的，突然就自卑起来，还有些伤感。”
“人活一辈子，终究是没啥意思。”
这天酒后，宋长玉没有给唐丽华钱，没有带唐丽华到商场买东西，也没有带唐丽华到市里的空房子里去。开车把唐丽华送到唐丽华所住的楼下，他问：“没事儿吧？”
唐丽华说没事儿，自己下车往楼上走去。
宋长玉坐在车里往楼上看着，见楼上的一个房间亮了灯，他才离开。
回到矿上，车灯照见门口一侧立起一个穿棉大衣的人，这人一手提着一只蛇皮塑料袋子装的铺盖卷儿，一手提着一个扁方形的塑料壶，壶里装着像是小磨香油。宋长玉觉得这人有点面熟，看了看，是孟东辉。不用说，孟东辉在老家呆不住，又出来找活儿干。他把车开进院里，孟东辉跟着车屁股就进来了。孟东辉问宋长玉：“宋老板，你还认得我是谁吗？”
宋长玉说：“这不是孟东辉吗！”
孟东辉笑了，说：“我当你不认识我了呢，还行，当了大老板，还没忘记老朋友。”
“你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走，到办公室坐吧。”
“我来看看你，给你带壶家乡的小磨油。这小磨油是我用自家种的芝麻磨的，香得很，保证比任何一家的小磨油都香，你尝尝就知道了。”孟东辉跟着宋长玉，连走边说。
宋长玉说：“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我家的小磨香油吃不完，我还不知道送给谁呢！你没看见杨师傅吗？你可以把香油送给他。”
“见了，杨师傅对我一点都不热情，说矿上现在不缺人，让我回家。那我不回家，我大老远地来了，还没见到真神呢，说什么也不回家，就是等到天明也得等到宋老板回来。我跟宋老板一个屋子住那么长时间，我不相信宋老板不答理我。”
进了办公室，宋长玉给孟东辉让了烟，说：“你跟谁学的，一句一个老板，俗不俗？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南京到北京，老板是官称。该叫啥就得叫啥，我要真叫你的名字，你该不高兴了。”
“我下午到市里开了半天会，散会后王局长非留我们喝酒，我的头现在还晕着呢！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是矿务局的局长吗？”
“你就知道矿务局，我说的是阳正市煤管局，现在阳正市的煤炭产量已经超过了夏观矿务局。我还没问你呢，你在乔集矿干了两个合同期，怎么没转正呢？”
“转个屁，那都是骗人的，咱们一块儿进矿的那么多老乡，连一个转正的都没有。你离开乔集矿就对了，要是你一直在乔集矿干，也不一定能转正。你现在算是弄大了，在咱们老家，只要一提宋长玉三个字，没有不翘大拇指的，都说你的家产超过了亿万元。”
“乱吹牛皮！过去吹牛皮，都是自己吹，现在是别人替你吹。吹牛皮也不能这样吹法，这不是害我嘛！”宋长玉看了看表，“你要是没什么事，咱就先休息，闲话等有时间再叙。”
孟东辉这才把他的要求说了出来，他说：“我想带来一个包工队，在你这个矿上干。”
宋长玉原以为孟东辉自己一个人想在矿上找点活儿干，没想到孟东辉要组织包工队，要当包工头儿，要大大赚一把，看来孟东辉的胃口还不小。宋长玉说：“矿上的包工队已经满了，不需要新的包工队。”
孟东辉说：“原来的包工队，可以让他们走嘛。我从老家给你带来一支包工队，保证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孟东辉说话的口气太大了，你当你是谁呢！宋长玉冷笑，摇头，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绝不会做那样不近情理的事。假如你是原来矿上的包工头儿，正带着包工队干得好好的，我突然把你的包工队辞退了，你心里什么滋味？”宋长玉想起了在乔集矿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那个孟东辉，十几年过去了，孟东辉还是老样子，在为人方面还是那么自私。他本来对孟东辉以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原谅了，见孟东辉还是这么不懂事，又勾起心中的不悦，难免捎带孟东辉几句：“人得善良一些，不管做什么事，不能光想着自己，还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想一想，不能把别人伤害得太厉害。你伤过一次别人的心，别人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不愿意跟你打交道了。”
孟东辉不会听不出宋长玉的话意，他眨着眼皮，脸上讪得不成样子。他的嘴咧了一下，又咧了一下，想笑，并以笑掩饰自己的讪。可因为笑不出来，脸皮调动得有些不堪。他说：“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不组织包工队了，行了吧。你给我安排个活儿，我一个人在矿上干，这总可以吧？”
宋长玉说：“你明天找一下包工队的队长，看他们谁愿意接收你，如果没人愿意接收你，我再给他们说一下。
孟东辉终于笑了出来，说：“只要你说句话，就没问题。”其实，孟东辉来之前就打算一个人到宋长玉的矿上找点儿活儿干。在老家，他跟别人把他与宋长玉的关系吹得七个八个，铁得不能再铁。可当别人要求他带他们到宋长玉的矿上找活儿干时，他一个人都不带，自己悄悄地就溜出来了。他事先有个估计，估计宋长玉给他安排工作不会很痛快，于是他就耍了个小聪明，把要求往大里说，说要带一个包工队来。等宋长玉把大的要求拒绝掉，他就装作很乖，装作退而求其次，再把小的要求说出来。他的小聪明耍成了，果然把宋长玉给蒙住了，你看这事儿闹的。
33、地主不好当(1)
国世才把对宋长玉所作的承诺兑了现，宋长玉的堂弟宋长兴真的入了党，当上了宋家庄的党支部书记。羿射九日，再好的日头只能留一个。宋长兴这个新日头升上来，宋海林那颗老日头就落下去了。国世才通过电话把好消息报告给宋长玉时，宋长玉觉得无比痛快。宋海林当支部书记时，他总是觉得不舒服，总是感到压抑。除了自己感到压抑，他还替父母和全家感到压抑。他早就想为宋家庄改朝换代，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要是还在老家，当然可以把支书一职接过来。现在由堂弟宋长兴当他的代理人，跟他自己当支书也差不多，他让宋长兴干什么，宋长兴不敢不听他的。同时，由堂弟当着支书，他的父亲就是支书的亲大爷，他的母亲就是支书的亲大娘，从此以后，父亲和母亲在村里就可以扬眉吐气，母亲再也不会受王梅英的欺负。而宋家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新局面，这一切都是他亲自导演的，新局面是他一手开创的。别以为他离开了家乡，老家的事就管不着了，正因为他离开了家乡，才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对老家的事情施加影响。一个人对老家的影响不是一个距离问题，或许正相反，一个人走得越远，对家乡的影响就越大。假如他现在到了北京，或者到了纽约，对家乡所产生的影响会比现在还要大。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他必须是一个成功人士，在银行里必须存有一定数量的钱。别看大面值的钱是纸质的，一揉是软的，但用起来就是硬的。只要有了钱，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地可以有地，没有权可以有权。别忘了，钱的明面暗面都印有一代伟人的头像，那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伟大头像，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
为了感谢国世才，宋长玉把国世才邀请到红煤厂来了。他没让国世才住在矿上，也没让国世才住在市里的空房子里，而是在阳正市最好的三星级宾馆，为国世才包下了一个豪华套间。他每天请国世才喝酒，中午喝了晚上再喝。他让岳父明守福陪国世才喝了一顿，还请出煤管局长王利民陪国世才喝了一顿。喝完了酒，他要来按摩女，到房间里为国世才“按摩”。国世才没有拒绝，只是问宾馆里是否安全。宋长玉让国世才放心，说公安局长是他的哥们儿，阳正市范围内的事没有他摆不平的。他一次给国世才叫来两个按摩女，对国世才实行双倍的“按摩”，这种“按摩”叫凤凰双展翅，也叫一马拉双车，可把国世才折腾透彻了。另外，宋长玉还给国世才买了一只新款手机，说有了手机，他们之间联系起来就方便了。这还不算，宋长玉建议国世才还要往上走，争取在一两年内把县委副书记或副县长拿下来，在争取这两个职务时，若经济上需要支援，他宋长玉责无旁贷。国世才不知说了多少个谢谢了，他还要说谢谢谢谢，称赞宋长玉真是仗义得很，真是难得的好朋友。国世才对宋长玉也有建议，说像宋长玉这样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家，该参与市里的一些政治活动了，要争取当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中国的事儿说到底还是政治厉害，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政治挂帅，有个政治方面的身份，毕竟好一些。宋长玉说，他正朝着这个方面努力。
到了夏天，宋长玉又驱车回老家一趟。正好给他打电话的商小亮得知他要回老家，想搭他的车，跟他一块儿到农村玩玩。商小亮在省里新闻学院进修毕业后，没有再回矿工报社，到省会一家消费类杂志社应聘当上了记者和编辑。其间商小亮结过一次婚，但很快就离婚了，恢复了独来独往的自由身。带不带商小亮回老家，宋长玉有些犹豫。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不能带商小亮回去。父亲和母亲都是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们见到商小亮，一定会不高兴。一个人在外头不管如何开放，如何风光，回到老家最好还是收着点，一点不慎，有可能会被乡亲们看不起，甚至身败名裂。他许诺以后有机会带商小亮到别的地方去，去大草原或是海滨都可以，这次就算了。他说他在老家时是有名的好孩子，他还要把好孩子的名誉继续保持着。商小亮给他出主意：“你就说我是采访你的记者嘛！”
宋长玉说：“那也不行，你以为乡下人都是傻子，他们的眼睛厉害着呢，一看就知道咱俩是啥关系。”
商小亮说他：“狗屁，臭，封建脑袋，以后不理你了。”
宋长玉说：“又撒娇。我不是不让你去，我们老家的蚊子猖獗得很，我怕你受不了，把你美丽的皮肤都叮成大包，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不怕，我正想跟蚊子亲热亲热呢，最好是公蚊子，越多越好！”
“外行了吧，吸人血的都母蚊子，母蚊子最喜欢搞同性恋。”
商小亮嘻嘻笑了，说：“我知道，宋哥这次回去要找昔日的老情人，要找同桌的你。”
“臭丫头，没正经！”
国世才到市委党校学习去了，贾乡长想请宋长玉到县城的宾馆去住，说乡里的条件太差了，县里的宾馆要好一些。宋长玉听说，贾乡长与国书记有了矛盾，贾乡长希望国世才这一去学习就不要再回来，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最好由他一个人当。宋长玉说他哪儿都不去，坚持到他承包的农场住一夜，实地感受一下农场气氛。
宋长玉从小受到的教育，知道地主剥削人，压迫人，都很坏，对地主必须进行斗争和专政。等他长大以后，等地主富农在一夜间摘掉了帽子，特别是他自己富起来之后，他才对以前的地主有了新的看法。比如他们村里有一个地主，村里人在斗他时列举过这样一些事实：一是地主家里每年都淹几坛子咸鸭蛋，他们家的咸鸭蛋一年到头都吃不完；二是地主在桌前吃饭时，都是伸着头，弯着腰，生怕菜里的油水洒在衣服上；三是到了冬天下大雪，地主就哼哼呀呀念诗，念得谁都听不懂。说人家吃咸鸭蛋，是嫌人家生活太奢侈了。和宋长玉现在的生活比起来，地主家一年吃几坛子咸鸭蛋算得了什么呢！别说几坛子咸鸭蛋，几十坛子，几百坛子咸鸭蛋，宋长玉都吃得起。让他吃那么多咸鸭蛋，他还嫌太咸呢，他还嫌吃咸东西太多对身体不利呢！别说他了，他们家吃咸鸭蛋时，金凤连鸭蛋青都不想吃，只把淹得流油的鸭蛋黄儿用筷子剜出来吃掉，白生生的鸭蛋青就剩下了。人家吃饭时怕油水洒在衣服上，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这说明人家爱干净，讲卫生，注重仪表，是文明人。难道衣服襟子上沾的都是饭嘎巴就好吗？人家下雪天吟诗，这更没什么值得批斗的。人家肚子里有文化，感情里有诗意，比村里的其他人都高着一个层次，趁下雪天读读诗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听不懂，这不能怪人家，只能怨你自己不识字。什么这个那个，背地里说明白话，还不是看人家的日子过得比自家好，就眼气人家，也想过那种吃咸鸭蛋、穿干净衣服、下雪天念诗的日子。过不成那样的日子，就趁着运动来了，就以革命的名义，分掉人家的财产不算完，还踩乎人家，以出一口恶气。宋长玉不仅改变了对地主的看法，经过多年过滤，他心中保留下来的地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还或多或少成为他所追求的目标和不懈奋斗的动力。除了本村的地主，李庄李百万的辉煌过去也很让他羡慕。据说李百万在举行挂双千顷牌的盛大庆典时，请到了当地最有名的戏班子。大戏唱了三天三夜，方圆近百里的人都赶去看。李百万不仅大大风光了一番，还把戏班子里的头牌，一个有着百般风情的坤角给睡了。过去戏班子里的头牌，就相当于现在的影星、歌星。凡成了明星的女人，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哪个男人不想跟女明星有一腿呢！要是换了宋长玉，恐怕也挡不住女戏子的诱惑。不就是再另外多花一点钱嘛，人生一世，钱花在有名的女人身上，终归是值得的。以前在他们老家，土地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源。谁拥有了土地，就可以租给穷人种，可以收地租，等于拥有了财富。就是到了现在，他们老家仍没有别的资源可供挖掘，可资利用的还是土地。平铺着看去，他们老家的土地是不少，但禁不住人口稠密，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土地就不多了。拿宋家庄来说，平均分给每个人应承包的土地只有一亩零二分。宋长玉已经离开了家乡，分到他名下的那份土地已被村里收回。现在他们家的责任田是三个人的，一共是三亩六分地。因为村里收回他的那份责任田，父亲还跟宋海林闹过意见。现在怎么样呢，他一下子拥有了二百亩土地。虽说二百亩地不算多，离李百万的双千顷（实际没那么多，为了好听，浮夸了虚数）还相差很远，但就目前来说，谁比得上他拥有的土地多呢，在全乡恐怕要数头一份。
天未黑之前，父亲和表哥领宋长玉在农场转了一圈。农场在宋家庄的西南方向，离宋家庄有七八里路。那里原是一片湿地，是长满荒草的湖坡。湿地干涸后，乡里派人用拖拉机把地翻起来，就成了乡政府的机动地。地的深层是积攒了许多鱼的尸体和鸟粪的黑泥，的确很肥沃。按照宋长玉的安排，农场里没有种庄稼。庄稼不管长得再好，收入总是有限。当地农民都种庄稼，如果他的农场也种大豆、玉米等庄稼，就显不出他的高明，也体现不出所谓农场的价值。农场农场，虽然没摆脱一个农字，但重要的在于还有一个场字，一个场字就与农村拉开了距离，就意味着要有规模经营和多种经营。农场里种的是药材、果树、蔬菜和瓜类。表哥拄着一根竹竿，一歪一歪在前面走，让宋长玉先看的是药材。停下来时，表哥就拿竹竿指点着，说这是芍药，那是生地，中间那一片是薄荷等。表哥说，春天时芍药的花子开得很大，有白的，有黄的，有浅红的，有深红的，好看得没法说。表哥掐一片薄荷的叶子让宋长玉闻，说薄荷已经熟透了，马上就可以割下来，卖给别人熬薄荷油。农场种的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梨树。葡萄树是那种矮棵子短秧的新品种，去年刚栽上，今年就开始挂果。梨树挂果要晚一些。农谚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杏树栽上就见钱，意思是说，梨树要长到第五个年头才会结梨。父亲不同意种梨树，嫌梨树见效益太慢。宋长玉说还是种梨树吧，他喜欢看雪一样的梨花。宋长玉心中有一个秘密。小时侯有一次到姑姑家走亲戚，路过外村的一片果园时，见到树上的梨子很多，把枝子压得很低，看看周围无人，他就快速把梨子摘下一个，装进口袋里。不料看梨园的人躲在暗处，人家发一声喊，朝他追去。他赶紧把梨子掏出来扔掉，并一口气跑了一里多地，总算没被人家捉住。那次偷梨的遭遇对他刺激很大，以至后来多次做梦都梦见有人对他紧追不舍。他要把梦中的梨园变成现实的梨园，自己的梨园。当梨树上挂满梨子，他想吃哪一个就摘哪一个。再也不必担心有人追他。宋长玉把菜园和瓜园也看过了。他穿一身白色的名牌休闲装，腰里扎着名牌皮带，手里拿一把黑面描金字的折扇，走一步把扇子摇一下，是城里人的穿戴和做派。来到瓜园里，一位被雇来种瓜的老人从瓜庵子里弯腰走出来，对宋长玉笑着，问宋长玉要不要吃一个瓜，是吃小瓜还是吃西瓜。宋长玉已闻见扑鼻的瓜香，他把扇子哗地折起来，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要自己挑一个西瓜。他把一个又圆又大的花皮西瓜拍了拍，说就摘这个。种瓜的老人用一根指头把瓜弹了弹，夸宋长玉很会挑，遂把西瓜摘了下来。浑身晒得很黑的老人用长刀把西瓜杀开，宋长玉只吃了两块就不吃了，从手包里抽出带有暗花的白纸巾擦嘴擦手。宋长玉看过一些老电影，在电影里，一些老人被叫做仆人，像他这样的被称为少爷。在老人眼里，他是不是有点像旧时代的少爷呢！生活就是这样，以为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远去，谁知道呢，类似的生活说回来就回来了。
天黑下来后，星星出来了，星星越出越多，不一会儿就星光满天。农场的小屋门前，一侧栽了一片竹子，另一侧栽了一棵石榴树，这也是按宋长玉的授意栽种的。竹子长得很旺，已是黑苍苍一片。石榴树还在开花，在星光下，石榴树上的花朵不再是红的，而是有些发白，像落在树上的一些星星。天气不是很热，小风阵阵吹来，捎来的都是瓜香、花香和草香，让人舒服得想唱。蚊子也很少，倒是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在这边唱，在那边唱，似乎满地里都在唱。有一种小虫子，唱得幽幽的，像是一咏三叹。听着这样的虫子唱，很容易让人想起遥远的过去，遥远得无边无际，没有尽头。宋长玉他们没到屋里去，就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在星光下聊天。宋长玉说：“这里空气真好，真安静！要是不愁吃，不愁喝，也不缺钱花，其实在农村生活也很不错。”
父亲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过到如今这一步。”
表哥不大同意宋长玉的看法，他说：“农村再好，也比不上城里好，不然的话，农村人不会争着到城里去做工。你是成了城里人了，回来住三天两天的，觉得农村还不错，要是在农村住得时间长了，你该受不了啦！”
宋长玉说：“也许吧。”
一阵摩托声由远而近传来，宋长兴骑着摩托车到农场来了。宋长兴说过晚饭由他安排，他从镇上的饭店里买来了好几个菜，分别装在几个塑料袋里。那些菜有酱牛肉、烧鸡、猪肝、豆腐丝、花生米等。宋长兴还带来了一瓶酒和几个热烧饼。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把食品在塑料布上摆开，他们就吃开了，喝开了。宋长兴烫了头发，他的头发卷曲着，显得头比较大。宋长兴还戴了戒指，黄金戒指在他手指头上也很显眼。在农村，女人烫头的都不多见，作为一个男人，宋长兴却把头发烫得都是弯儿弯儿，可见当了支部书记的宋长兴够时髦的。宋长玉对堂弟烫头有些看不惯，或者说有些反感，认为堂弟把头烫得像个鸡窝，不够严肃，不像一个支部书记的样子。因堂弟入党和当支书是他一手安排的，他对堂弟就很不客气，回来一见长兴，就对长兴皱眉头，说：“宋支书，你怎么把头发弄得像个娘们儿似的，这不太严肃吧，跟党支书的身份有些不相称吧。”宋长兴嘻笑着，说他的头发并没有怎么烫，是自来卷儿，太阳一晒就成这样了。宋长玉说：“胡扯，以前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你的头发以前是直的，难道一当上支书就变成自来卷儿了？我建议你今后不要烫头了，村里人都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做什么事都要注意影响。”宋长兴答应下次理发就不再烫了，剔个光葫芦。宋长玉还听母亲说，长兴当上支书后，有些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表现得很不像样子。长兴三天两头到镇上跟人喝酒，把脸喝得像猴子屁股。一喝多了酒，就跟人吹嘘他哥宋长玉如何如何，说他哥随便拔一根汗毛，就比乡长的腰粗，再拔一根汗毛，就可以在乡里树一根旗杆。既然他把牛吹得那么大，参加喝酒的人都不花钱，都是让他花钱。他没有那么多钱，就给饭店打欠条，以宋家庄支部书记的名义，把欠款记在宋家庄的帐上。据说宋长兴已欠镇上几家饭店好几千块钱。更让村里人指脊梁骨的是，宋长兴在男女方面很不检点。村里有一户外姓人家，人家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回一个外地的女人，他见哪个女人长得不错，动不动就往人家家里跑。母亲对宋长兴的评价是：“我看那孩子是死猫扶不上树。”把酒喝了一会儿，宋长玉对长兴说：“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你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让人家揪住你的尾巴。你的尾巴在自己老婆跟前怎么翘都可以，不能到别人家里乱翘，翘多了就会出问题。我说的尾巴指的是什么你明白吧？”
宋长兴笑了一下，说知道。
“我再问你：“你在村里有没有对立面？”
“从目前来说还没有。我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谁敢在村里捣蛋，我就对谁不客气！我还在大会讲了，过去有人无缘无故骂俺大娘，今后再骂一句试试，我饶不了她！我指的是宋海林的老婆王梅英，虽然没有直接点他的名，我指的就是她。”
“还说没对立面，宋海林就是你的对立面嘛！宋海林的支书被拿下了，换上了你，他肯定不甘心，不服气，人家背地里盯着你呢，你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人家都一五一十地给你攒着，等攒多了，遇到适当机会，人家就该跟你算帐了。”
“我走得正，站得正，四面光，八面净，宋海林抓不着我什么。”
“我发现你老是说过头话，说话老是不留余地，这就是问题，说明你还年轻，还是缺乏经验，真让人为你担心啊！别人不会跟你说这些，我是你哥，必须给你指出这些问题。我是希望你把支书的位子稳稳当当坐下去，再也不要被远门儿的人抢走。只要你当着支书，别人就不敢欺负咱这门儿的人。你当了支书，还要注意培养你的儿子，以后让你儿子接着当，一代一代把支书传下去。”
宋长兴叫了一声大哥。
宋长玉说：“有话你就说。”
宋长兴说：“以后我也想让我儿子到城里工作。在农村干来干去，顶多只能当个支书，不会有啥出息。你看，从县长，到市长，到省长，再到国务院总理，哪个当大官儿的不是在城里。就拿你来说吧，你要不是到外面去，也当不上矿长。“
宋长玉说：“我只是打个比方，表示一下咱们的志向。你儿子将来要是能读大学，当市长，那当然更好。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人先要干好，要给儿子孙子们作一个榜样。”
夜空中突然飞过一个萤火虫，让宋长玉十分欣喜，他说：“快看，萤火虫！我好久没看见萤火虫了。”他站起来，眼睛追着萤火虫看。萤火虫发出的微光蓝莹莹的，在空中起起伏伏地飘动，如会飞翔的小蓝花。“小蓝花”只开了一小会儿，倏地就熄灭了，再也找不到了。
宋长玉回到矿上不久，农场就出了麻烦。附近农村的一个偷瓜贼半夜到农场的瓜园偷瓜，被守夜的老人发现了。老人没认出偷瓜贼是谁，却记住了偷瓜贼养的狗，因为偷瓜贼到瓜园偷瓜时，狗也跟着主人到瓜园去了。偷瓜贼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不仅摘了已经成熟的瓜，还把未成熟的瓜用拳头砸碎了好几个。长兴把这件事报告给宋长玉，宋长玉给贾乡长打了电话，让贾乡长派手下人管一下。贾乡长通知乡里的派出所，让派出所把偷瓜的事当成一个案子来破。派出所的人以那只狗为线索，很快把偷瓜贼抓到了。他们把偷瓜贼五花大绑，绑到乡里派出所，进行十五天治安拘留，还处以三百元罚款。贾乡长把处理结果及时跟宋长玉说了，宋长玉表示满意。宋长玉还说，乡里只有搞好治安工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到乡里投资。宋长玉以为，乡里处理了一个人，别的人就不敢到农场偷瓜了。接着发生的事，表明宋长玉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却低估了农民的力量。那个被拘留的偷瓜贼还没放回，又有人到瓜园里去偷瓜。这次去偷瓜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几十个。他们手持铁锨、镰刀、斧头等家伙，不只是偷瓜，简直是对农场进行了一场洗劫。他们不仅把熟瓜摘走，把生瓜踩烂，连瓜秧子都拔掉了。他们挥动铁锨和镰刀，把蔬菜和药材铲得削得乱七八糟。他们还把葡萄树吹倒了不少。在洗劫之前，他们先把宋长玉的表哥和种瓜的老人收拾住了，收拾的办法，是把二位蒙了眼，捆了手，捆了脚，还往嘴里塞了一嘴杂草。亏得那天晚上宋长玉的父亲没有住在农场里，不然的话，宋父也逃不掉同样的待遇。表哥本来是个瘸子，人家把他的双腿合并着捆在一起后，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一站就倒了。那个老人好一些，他把捆到背后的双手扶到瓜庵子，总算站了起来。老人在瓜庵子里拴有一只羊，他把塞满杂草的嘴往羊的嘴边凑，想借助羊吃草的力量，趁羊吃草时，他一甩头，把杂草从嘴里掏出来。谁知在关键时刻他的羊一点都不愿帮忙，他的杂草露头的嘴刚往羊的嘴边一凑，羊就退着躲开了。再凑，羊又躲开了。他只好双脚一点一点错磨着往农场外的路边走，天明时有人路过，才帮他把嘴里的杂草掏出来，把捆手捆脚的绳子解开。
听到这不好的消息，宋长玉愣怔了好一会儿没说话，完了，他妈的这农场没法办了。他想当一把地主，看来附近的农民真把他当成地主了，农民发扬过去的传统，在吃他的大户，在团结起来跟他作斗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些大发，他再也不敢借助官方的武装力量抓人。宋长玉懂得，人一旦在黑夜里结成群体，在人人都被黑幕遮脸的情况下，人就不再是人，就成了匪，成了兽，就会变得格外疯狂，破坏性极大。他要是再让贾乡长抓人，下一步说不定会闹出杀人放火的事来。因此他没有给贾乡长打电话，只给父母打电话，说破财免灾，劝二老不要生气。
又听长兴说，那块地乡里年年都种庄稼，附近的农民年年偷，哪一年庄稼都保不住。宋长玉这才明白，乡里为什么要把那块地包给他种，原来是转嫁危机，也在吃他这个大户。
第九章（梗概）
水到哪里去了
若干年之后，宋长玉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如日中天。当他听说唐洪涛退休后承包起了小煤窑，干得有声有色，正在大把赚钱，又起了报复的念头。唐洪涛承包的小煤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炸死了六个民工，他采取了惯常的隐瞒的方法，想通过用金钱和胁迫手段堵住死难矿工家属的嘴的手段，来私下化解这次矿难。正当他的隐瞒就要成功时，宋长玉无意中得知了这次事故详情，心中大喜，立即将唐洪涛举报到了省里，媒体曝光后，舆论大哗，于是，唐洪涛被送进了监狱，宋长玉终于彻底将唐洪涛打垮了。
但是，一些事情的并非按宋长玉设想的发展。由宋长玉一手扶持的老家村支书宋长兴，因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被原先的支书宋海林差人弄成了残废。
红煤厂原先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荷花满池塘，泉水叮咚响。但是，随着煤矿的无节制开采，红煤厂枯萎了，土地干旱，作物减产，渐渐连生活用水都发生了困难。再也没有人来红煤厂游玩了，昔日的旅游胜地变成了一个萧索荒凉的地方。红煤厂的人害怕了，像大饥荒年间闹粮荒一样害怕。他们意识到了，缺水与缺粮一样可怕。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得放弃祖祖辈辈居住的红煤厂，逃到有水吃的地方去。如果不逃走，他们就会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回过头他们发出追问，红煤厂的水到哪里去了？一个人追问，十个人追问，一百个人追问，红煤厂的人几乎都在追问。追问来追问去，他们最后把矛头指向了红煤厂煤矿，把矛盾都集中在外来户宋长玉矿长身上。宋长玉百般抵赖，最后答应修建水塔为村民送自来水，这才摆脱了被村民赶走的危机。然而，一个更大的不幸到来了。他的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死亡矿工17人，而且由于消息已经泄露，他想隐瞒也来不及了。在这个时刻，明支书让宋长玉逃到外地躲一躲。
宋长玉连夜搭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他没买到卧铺票，坐的是硬座车。车厢里满满的，大都像是外出打工的人。车窗外是茫茫的黑夜，车厢里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反映到窗玻璃上，随着飞驰的列车不停晃动，仿佛那些人影都跑到窗外面去了，悬在车外一齐晃动。宋长玉如在梦中。
作者后记(1)
谁都知道，我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可以说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代表着权利、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有出头之日，或出人头地，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打拼，去发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本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之所以反过来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就要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把农民变成生产机器和生殖机器，防止农民进城动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曰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做出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人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还是幸好，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出来之前，我对进城做工有着特别的渴望，却苦苦求之不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矿区当上了煤矿工人，我欣喜异常，如同获得新生一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在矿区当工人时，我也遇到过一些人生的挫折。母亲知道后，让人给我带信儿，要求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再回老家，要是回到老家，再想出去就难了。这些深切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使我对千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有着感同身受贴心贴肺般的理解，我相信我能够写好他们。
我把人物的舞台放在煤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但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这样说会给人一种行业感，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我更愿意把她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至于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燃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2005年9月30日，（国庆前夕，秋雨淅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