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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佚名(当代)
  说是这么说,可我又怎么能这么做。利用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来做什么,除非是无耻之徒,要么是大祸临头,迫不得已的。但既然秘密已道破,不妨将心中一些疑虑诉诸朋友,看他能否指点迷津,于是便说起她胸上的黑记。“它是黑色的?”
  “黑得发蓝,摸上去有点毛茸茸的。”
  “每次都那样的?”
  “每次都这样,一碰它她就换个人似的,变得妖冶、迷乱。”
  “你问过她什么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问她?”
  “这显然是她的一个怪异,我怕伤害她。”
  “你不怕她伤害你?”
  “她为什么要伤害我?”
  “你不是常说神秘和恐惧是连在一起的。”
  “她不是个神秘的人。”
  “我看她已经够神秘的了,无私无怨地爱你,身上还有个秘密的性器官。套用你的话说,秘密是和秘密连在一起的,谁知道一个秘密女人到底有多少秘密?”
  “你这是在告诫我不要跟这个女人来往吗?”
  “我是个要死的人,我心里已经没有了恐惧,我现在可以做任何的事,不管是危险的还是邪恶的。所以,我现在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对你和任何人都没什么意义和价值的。”
  朋友是个谨慎又稳重的人,在不知道自己病之前,他的生活是拘谨又笨拙的,即使现在这种拘谨和笨拙依然没有离开他。他对我跟这个女人持什么态度,我想我是听明白了的,只不过我不以为然罢了。我以为,林达确实有神秘之处,但她的神秘似乎只叫我感到好奇,并没有恐惧。
  我们的旅行并不顺利,回来路上遇到了山体塌方,耽误了我们将近两天时间。回到成都后,朋友迫不及待地买了当天晚上的机票。在我送朋友赴机场的半路上,我接到林达的一个传呼,时间是晚上七点多钟,上面有这样的留言:有非常要紧事,请速回电话。号码是家里的,和以往的传呼相比,这个传呼要求回传的口气显得尤为坚决,问题是这时候我怎么可能去见她,我不可能才送走朋友马上又造一个什么理由去干什么。
  这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传呼,它逼迫我日后要对林达撒谎,因为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去见她的,所以我没给她回传呼。回传呼说什么?还不如权当不知,以后要问起来,我就说还没回来呢。我相信,谈婚外恋,类似的谎言总是少不了的,除非你有分身术,或是失忆症。
  第二天我直到快中午才起床,查传呼,发现林达又呼我了两次,口气还是那么紧急。我想什么事这么急,拨去电话,电话没人接,我又呼她。和以往一样,传呼很快回来了,我抓起话筒,只感到一股陌生的气流冲进耳朵。
  “你是谁?我找林达。”
  “我是林达的朋友,我叫张莉。”
  “林达呢?”
  “她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我尽快跟她见一面。
  半个小时后,我们在林达房子附近的一个报亭前相见,见面我便认出她就是和林达一起坐在草地上的那个人(有这么一张合影)。和照片上那人相比,她少了副眼镜,也许是换成隐形眼镜了。虽然没有谋过面,但我知道她和林达是好朋友,两人从中学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同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又一起放弃工作(西宁的),在成都一个三资企业里打工。这一切意味她们的交情决非寻常,彼此的底细也了如指掌,包括我和林达的关系,我看她似乎没比我少知道一点。我们一边往林达房子走去,一边她告诉了我很多林达过去的事情。
  5
  “上高中的第一学期,快中考的时候,有一天,她照常在我家复习功课,好好的突然从椅子上滑落下来,像个死人一样的躺在地上,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昏迷。”
  “然后呢?”
  “她父亲来了,她父亲是个医生,看见这个样子似乎一点也不急,安慰我们说没事的没事的,说着把她背在身上回家了。第二天,她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在楼下喊我去上学了。中学三年,她几乎每天都这样,在楼下喊我去上学,放学后到我们家把作业做了才回家。”
  “这是一种病吗?”
  “上大学前她父亲告诉我,说林达有强直性昏厥症,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昏迷不醒,不用急的,只要让她安静休息就可以了,她会自己醒过来的。”
  “后来你还见她昏过吗?”
  “见过两次。”
  “你都在她身边?”
  “也许我不在身边时她也昏过,但我见到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课堂上;还有一次在她宿舍里,看电视的时候。第二次的时间很短,还没等我抱她上床她就醒过来了。”
  “那一次呢?”
  “可能有两个多小时。”
  “这么长时间?”
  “这次更长……那天是星期六,我和她约好一起吃午饭的,11点多钟,我去她那,打开门,见林达躺在地板上,显然是老毛病发作了。我把她弄上床,等待她醒过来,但是等啊等,等到下午都过去了,她还没有醒来,我急了,给她爸打电话。她爸说这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建议我带她去医院看看。当时我男朋友不在成都,去昆明了,我急得没办法,就以林达的名义给你打传呼。你没回话,我想你一定是还没回来,最后我只好下楼叫了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把她背下楼,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医生们用了各种办法也没用,我又给她爸打电话。她爸也急了,第二天就飞来成都,然后的两天里,我们换了几家医院看,都没有一点效果,也没有医生说这个病他可以治。她爸觉得这样折腾没意思,就把她带回西宁去了。”
  “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下午。”
  “现在怎么样?你们联系了吗?”
  “来之前我还给她爸打电话的,还没有醒来。”
  “已经几天了?”
  “六个整天了。”
  “这次昏……和以前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和以前完全一样,除了有心跳和呼吸,跟个死人一模一样。”
  “以前她都是自己醒过来的?”
  “我见过的几次她都是自己醒的。”
  不知怎么的,我们已经站在林达门前,而且两个人手上都捏着钥匙。我示意请她开,她说还是你来吧。我打开门,走进屋,看到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当我的目光落在卧室的写字桌上,我看见自己上次遗落在此的一个红色打火机(一次性的,很不值钱),像一件宝贝一样珍重地安放在台灯的底座上。我突然鼻子酸酸的,想哭。
  “那天我来,林达就躺在这。”
  “……”
  “她手里还捏着这张报纸,你们的报纸,上面有你的文章。”
  “……”
  “在我没有谈男朋友之前,我和林达就像姊妹一样形影不离,就是谈了朋友后,我们也没有疏离,只是我搬出去住了,但我还是经常回去看她,包括我男朋友。你们刚认识不久,那天你来找她,我和男朋友其实就在这,我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你也许没在意,但我是注意到你的。”
  “回头你给她打来一个电话?”
  “我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但我不知你是个有家室的人。”
  “否则你会喊她让我滚?”
  “不,你不了解林达。”
  “可她了解我,我没有欺骗她。”
  “我知道,她说过。”
  “她不应该爱上我。”
  “你爱她吗?”
  “……”
  “我希望你是爱她的。”
  “我其实没有权力爱她。”
  “不,你不了解她,其实除了爱林达什么也不想要,因为她知道要不到的,要到的也要失去……”
  现在我知道,几年前,在大学的时候,林达和一个吕姓的同学相爱过。大学里的恋爱真真假假,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没有几个人是当真的,因为谁都不敢对自己的未来下赌注。而林达他们却爱得特别认真又疯狂,爱得死去活来,不留一点余地,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校外租了一间民房公开同居。他们的爱一度成了校园里爱情的经典,不时发布出一条条动人又令人兴叹的有色新闻。校园里几乎每天,起码每个礼拜都有相爱的人在分手,在抛弃昨日的爱,林达他俩的爱使同学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永远不会分手的。但林达在课堂上昏迷事件发生后的不久,两人就分手了,经典的爱成了经典的恨,成了校园里爱情的笑柄。令林达更伤心的是,没有人同情她,同学们都觉得他们应该分手。谁愿意跟一个患有这种神秘又可怕疾病的人结婚呢?为此林达吞下一瓶安眠药,试图自杀,好在抢救及时,没有酿成恶果。
  “这场爱情对林达的伤害之大简直难以言喻,失去爱并不是最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是她没有了秘密,没有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同学们都知道她的病了?”
  “其实开始知道的人并不多,后来他们分手的事情反而把她的病情附带着宣扬了又宣扬,最后几乎闹得无人不知。”
  “其实这有什么,难道残疾人不活了?”
  “不,你说得不对,如果她的病是长在外面的,想隐瞒都瞒不住的,那她也不可能把它当作秘密隐瞒起来。问题是她的病太容易隐瞒,所以她就想把它当作自己的秘密藏起来,不叫人知道,正因为这样,秘密一旦泄露她便会生出羞耻感。不知你有没有感觉到,林达的内心很自卑。”
  “我有这种感觉。”
  “她的自卑有时候是通过过分的自尊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沉默和孤独表现的。我曾经想,她患这种病的感觉也许更像一个同性恋者,甚至还要更糟糕。”
  “恋爱不成一定使她对这个病增加了羞耻感,内心更自卑了。”
  “从那以后,林达就没有了嫁人的念头。她曾经跟我这样说,结婚就意味着要暴露她的恶病,要叫人瞧不起,这样她还要结什么婚呢?所以你不要有内疚感,就我知道,林达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你,任何人都没想过。在她想来,曾经那么用心相爱的人都没有娶她,再有谁还会娶她呢?”
  “你也这么觉得?”
  “不,我不这么看。可是你要知道林达内心很自卑,由于这种自卑她又变得很偏执,很容易把一个事情想极端,而且只要她认定的事情任何人都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林达,我太了解她了。”
  “你真的很了解她。”
  “相信我,林达不会伤害你的,她早已断了做谁妻子的愿望。你爱她吗?不要你娶她。”
  “……”
  “她很爱你。”
  “……”
  “她真的很爱你。有一次她跟我说,每次你走时,她都要守在窗前,等着你走出楼道,走进她视线,然后望着你离去。”
  我觉得我精神要崩溃了。我求她别说这些。我说我们再打个电话问问看,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她掏出传呼机看了看,说林达醒来她爸会打传呼告诉她的,说是这么说,但她也同意打电话看看。我们走到电话机边,她似乎有点害怕拨电话,跟我报了一个电话号。我拨通电话,听到对方接话后把话机扣在她耳朵上。她只喂了一声,然后就一直在听。我看她拿话机的手在虚弱地抖。挂掉电话,她什么也不说,我也不问,两个人默默地站着。突然,我听到一个要哭的声音。
  “她爸说林达的心跳在减弱,这样下去……她爸说,如果老是这样……林达,你醒醒吧,你快醒过来吧……”
  说着她蹲在地上,捂住脸哭了,指缝间流出泪水。
 ·9·
黑记
前篇:我的艳遇及奇遇
  6
  你会去看她吗?
  这是张莉跟我分手时丢给我的问题。
  然后的整个晚上,我脑袋里塞满了张莉的这个声音,我也不断问自己,我该不该去看她,要去的话又该如何找托辞,什么样的托辞是最无可挑剔的?我是个胆小又虚弱的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因为当我面对这些问题时,我心里头挤满了莫名的惧怕和忧虑,家里的,单位的,西宁的,我总觉得这里面隐藏着我随时可能对付不了的疑问和危险。如果没有九寨沟之行,我的处境可能要好得多,但现在已没有这个如果,我又要出门,理由在哪里?资费又在哪里?还有,去了以后我又以什么样的身份面对林达家人?这些问题像绳索一样捆在我身上,我感到浑身不舒服,双腿发软,一种盲目的内疚,一种过度的期望纠缠着我,折磨着我,使我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天刚发亮,我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火车站,立在进站口,望着一个个持票入站的背影久久发呆。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我是多么想出发,多么想看见林达。一刻钟后,我手里捏着赴西宁的火车票,离开了火车站。
  火车是晚上6点钟的。上午我到单位请了假,下午我傻乎乎地去转悠了两家医院,想看看有没有类似林达这种病例,有的话也许可以了解点什么,结果一无所获。我甚至连去哪个科室打问都不知道,楼上楼下窜了几个病区,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垂危病人要死的模样,心里更是惶惶不安,最后我几乎是逃走的。
  从医院出来,在乱糟糟的光华路上,我不经意看见一家网吧,突然想也许网上会有这种病例,便回到家里,上了网。先分头打开了几个聊天室,把有关林达的情况敲在电脑上,撂在那,回头我又进行了几个关键词的搜索。不知是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搜索到的东西不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就是洋洋几十万字,根本无法看。这样,我又回去聊天室,看有没有谁给我留下什么。在“新浪”网聊天室里,我看到一个署名浙江二医大附院的叫海潮的人给我留着了这样的言:
  你所说的病例七年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读研”时碰到过一例,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位舞蹈演员,也是个女的。据我所知,她是13岁那年首次发病的,后来断断续续地发作,到我见到她时已19岁,六年中先后发病11次(发现的)。她发病的症状和你朋友几乎一样,那一次我亲眼看见的,看上去跟昏睡没有两样,呼吸、心跳都是正常的。听她家人说,以前她发病时用不了多久,快则几分钟,慢则十几分钟也就苏醒了。但我见到的那次时间比较长,送来医院时昏迷已有半个小时,不过到医院后不久,还没等我们给她做什么检查,她自己就醒了。我们给她做各种检查,发现她身体没有任何异样,她自己也谈不出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和异常。奇怪的是,从她已有的11次发病的记录看,有7次是在表演或者排练中,有2次是在户外剧烈运动时,有1次是在负重上楼时,另有1次是在桑拿室里。除在桑拿室那次是在冬天外,其他几次发病时间都在夏天或者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而且每一次发病时她身体都是大汗淋漓的。这不禁使人怀疑她的发病可能跟身体的热度有关系。在她家人允许下,我们对她进行了一次试验,让她在大热天去洗了个桑拿,结果就昏倒在蒸气房里(第七分钟时)。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将她置于冷水池后,不出一分钟她又醒了,很灵验的。这足以证明她的昏、醒跟身体热度有着密切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神秘的病,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导师都是闻所未闻的。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再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人,哪怕是听说的。
  我试着跟他搭话,发现他还在网上,于是我向他讨教——
  “请问她后来的情况如何,病情是恶化了还是好转了?”
  “我后来与这位病人没什么接触,听我导师说,她后来好像没有再发病过,只是从此离开了舞台,不敢跳了,包括其他消耗体力的活动也都被严格禁止。也就是说,当严格禁止体力活动后,她的病情也就被控制了。”
  “期间有没有药物配合?”
  “据我所知没有。你甚至都不知她得的叫什么病,又怎么给她下药呢?”
  “我能不能和你导师取得联系?”
  “暂时不能。他在英国,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你觉得我朋友会醒过来吗?”
  “不知道。但你不妨试试‘冷却法’。”
  “如果不行呢,你是否还有其他建议?”
  “没有。以我导师之见,这病目前还难以治愈,因为它太神秘,也因为它太罕见……”
  由于要赶火车,我只跟他聊到这儿,他似乎也只能告诉我这些。
  火车轻快地驶过了一个又一个荒芜的山峦,正在往更加荒芜的北方驶去。
  有一会儿,我望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黄沙,不知怎么泪流满面。
  7
  林达父亲是个高个子,说话不冷不热的,有一头黑亮的头发。快60岁的人头发还这么乌黑发亮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就像多数在医院里工作的人一样,他身上有股肥皂一样的药味。我对这股味道从来很敏感,严重时甚至会恶心,那天开始的样子似乎很危险,胃子狠狠地翻了几下,好在胃里没什么东西,没有发生呕吐。
  医院是西宁市最好的医院,坐落在青海“国宾馆”边上,背后是西宁军分区的营地,每天早中晚都响着军号声。林达父亲在医院里很受人尊重,有“林一刀”的称号,只是“林一刀”的本事在女儿身上似乎派不上什么用场。
  “这里有的仪器都用过了,来会诊的医生也有几十个,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去兰州或者西安,甚至北京,反正在这里是没指望了。”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曾碰到过类似的病人。”
  “是个舞蹈演员?‘冷却法’把她治好了。”
  “你怎么知道?”
  “在网上,浙江二医大有个叫‘海潮’的人说的。”
  “我也是听他说的。林达试过‘冷却法’了吗?”
  “没用。试了一次,冻了不到三分钟,心跳看着慢下来。”
  说到这里,林达父亲停在一间病房前,示意我进去。门开着,我看见病床上躺着一个人,穿着白条纹的病员服,一动不动的。除了输液瓶的液体在一滴一滴地动,屋子里没有其他任何动静。我走进去,走到床边,看见久别的林达,喉咙像被什么拉开了似的喊起来。
  “林达,林达,林达……”
  “没用的,能喊得应就好了。”
  我已快一个月没见林达了,见之前我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心想她一定病得不成样了。但此刻我看到的林达几乎比我印象中的每一个林达都要婉约动人,她睡得很沉静,就像睡在心爱的人身边,脸上露出安详和甜美。说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她睡觉的样子,现在我看着她安静沉睡的样子,心想这才是她最美的时候。除了安详,我还注意到她的肤色好像变白了,也许是医院白色的墙壁和床单映照的缘故。要不是事先知道,我怎么也不相信林达这样子是在告别生命。生命怎么可能是这么美丽、安详地走的呢?我一时产生了一种错觉:她没有生病,她躺在此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召唤我。我下意识地伸出手,轻轻地落在她脸上。这时候,我惊呆了。
  “她身上怎么这么冷?她在发冷呢。”
  “自试了‘冷却法’后,她的体温就再没有上来过。”
  “给她盖床被子嘛。”
  “没用的,就是用火烤她也吸收不了。她现在身上大部分器官都处于一种休眠状态,难就难在这,用任何药她都不理。”
  “这是什么?”
  “盐水,现在就靠它维持生命。你看这心跳,今天又比昨天少了两下。”
  “现在是多少?”
  “就30多一点。好在她现在体温低,否则这个心跳很难维持生命。”
  “可……她心跳还在少的嘛。”
  “是啊。如果再少下去,只有中止输液了,否则只会加速她心跳提前结束。”
  这种对话我感觉跟探险一样,随时都会杀出惊心的险恶。我想一个人跟林达呆一会,可当我送走林达父亲后,我又不知道该干嘛。我呆呆地望着沉睡不醒的她,脑袋里变得越来越空白。有一种什么念头——也许是情意,也许是想发现一点我期望中的意外,我又去抚摸她的脸,然后是手,然后是身子。虽然隔着衣服,但我的手还是被她身体透出来的凉气吓得哆嗦不已。我简直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这么安然的人居然已经病入膏肓,惟一能证明她还活着的只有一动一动的心电图,和一滴一滴的液体。我真觉得难以相信,世间有这么多种病,内部的,外部的,轻的,重的,痛的,痒的,为什么她什么病不得,独独得了这个不明不白、神神秘秘的怪病。窗外传来雄壮的军号声,我奇怪地想,她听到了吗?她听不见人的声音会不会听得见其他声音?既然她得的是这么一种神秘的病,出现神秘的迹象又有什么奇怪的。胡思乱想中,我居然去打开了窗户,甚至还想抱她起来,只是各种牵连着的线和管子打消了我荒唐的念头。呆在这里,我感觉时间是不走的,已经停下来,而且全都趴在了我身上,渗透进了我血液里,让我浑身感到窒息和无力。
  晚上,林达父亲带我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吃完了,我们才发现,刚才我们居然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天已经黑了,而远处山冈上还红蓬蓬的,好像那是另外一个太阳管辖的领地。虽然我心神一直处在一种游游离离的状态中,但我还是很容易发现了脚下这片土地跟我家乡,包括成都的种种奇妙的差异,这里似乎更接近安静又神秘的天堂。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才来呢。”
  “你来还是走都一样,不会发生奇迹的。”
  “你不是想送她去其他地方看看吗?我们一块走。”
  “去任何地方都只是做个样子,说明她父亲尽了全力了。但我又在想,有这必要吗?”
  “还是试试看嘛,哪怕明知是没用的。”
  “出门只会加大她体内消耗,我担心她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可不可请人来呢?”
  “你都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又去请谁呢?”
  “难道……只有看她死……”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刚才我来喊你时,我看她心律又慢了半拍。”
  “没有,我一直看着的,还是在34到35之间。”
  “但35的几率已经很小了,估计我们这会儿去就要滑到33和34的区域了。”
  等我们回去看,果然如此:林达的心律已经永远告别了“35”这个渺小的数字。我们肩并肩站着,不知道该说什么。病房的两盏灯,一盏昏暗地亮着,一盏鬼眼似的闪烁着。窗帘已经拉上,那张缩在墙角的钢丝床不知谁已经收拾过,并且已经换了新的床单。
  “晚上你怎么打算?”
  “我就睡在这。”
  “楼上还有张床,是我平时休息的。”
  “不,我就睡这。”
  “那我就在楼上,311房间,你可以随时喊我。”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和林达什么关系?”
  “我爱她,你的女儿。”
  我知道他迟早会问我这个问题,包括其他人,有机会都会这样或那样向我发问的,所以我早已想好答案,但却不是这样的。这个答案完全是临时冒出来的。我对这个贸然的答案没有不满意,甚至有种犯了规又有幸逃罚的窃喜。
  夜风一次一次吹开窗帘。
 ·10·
黑记
前篇:我的艳遇及奇遇
  8
  从家乡刚到成都时,我临时在报社办公室睡过半年钢丝床。钢丝床又软又硬,身子压上去,细软的钢丝会吃力地吱吱乱叫。这个声音我不会见怪的。这个声音在哪里都一样。这个声音在躺下和起来时都一样。
  我一次又一次地躺下,又一次接一次地起来,为的不是困和不困,而是这种过程让我感到了时间的流逝。由于林达父亲不容置疑的悲观,我的陪护事实上已经失去实际意义,说白了只是在等她停止心跳。尽管我对迎接种种不测早有防备,但事情一旦真的摆在我面前我还是接受不了。
  深夜2点钟,随着钢丝的又一阵吱吱乱叫,我不知是第多少次起床,然后又坐在了林达身边,这时候我第一次愕然地发现心电图上出现了“32”的数字。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幻觉,因为整个夜里我都在惦念着这个数字,怕它突然跃然在我眼前,当然更祈求它不要出来。当确信这不是幻觉后,我的第一感觉是眼睛“嚓”的亮了一下后便一片黑暗,如同烧掉的钨丝。然后有一种盲目的屈辱,只觉得想骂人,想摔东西。再后来,我突然盯着仪器,希望那上面一波一波的脉冲立即消失。不是说我守望了十几个小时就厌倦了,而是我对自己的希望厌倦了,绝望了。我知道,尽管“32”这个数字是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埋伏才杀出来的,但它的出现意味着林达告别生命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现在我全然明白林达父亲为什么那么悲观,严格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林达向生命对岸走去留落的脚印,而这样的脚印林达已经留下了长长的一串。
  接下来的事情是荒唐的,说疯狂也许更准确。支持我做出疯狂举动的,首先当然是我不想林达就这么死去,然后是个弱智的想法,我想既然这样静躺只有等死,那么动一动呢,会不会像林达父亲说的“经不起折腾”?只要经得起折腾,我想她父亲也许就会改变主意,带她去“兰州或西安,甚至北京看看”,这说不定就时来运转了。在这种迷乱的思绪中,我开始给林达制造种种“折腾”,先是摇床,然后是动她四肢,然后又抱她坐起。我觉得这都是她以后出行必然要面临的,我反复做着这些动作,同时密切注意着心电图的变化。前两项动作任凭我怎么变化节奏,心电图都没出现异常,最后一项起初也没有,直到我第五次抱她起身时,心电图突然急骤地猛抽了几下,接着脉冲便渐渐地几乎变成了一条直线。这也就是说,林达中止了心跳!
  好在过一会心跳又起来了,但心律已卑鄙地跌落到30(比刚才减少了2~3下)。我荒唐的试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以前面六个小时减少一次心跳的公式来计算,我所作所为的结果是让林达白白支付了12到18小时的生命,而她仅有的生命也许比这个时间还要短暂。
  可怕的事情总是超乎时间之外的,从心律发生急骤变化到现在已过去十几分钟,但我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勾着头,弓着腰,双手抱着她上身。等我清醒过来,我感觉自己只剩一只右手,左手已经被林达身体压得失去知觉。我在抽动左手时,右手因为用力,自然一摁,恰好摁在林达的胸脯上,一下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起先我没在意,后来等左手恢复知觉后,我又想起刚才硌我的东西。林达现在穿的是一件文化衫,肯定不可能是钮扣硌的,看她颈脖上也没挂什么。究竟是什么硌了我一下呢?我奇怪了。我把手又放回老地方,试探地触摸着,马上在她乳沟左上方一带触到了一垞异常的东西,它像是粘在乳房上,我试着抠了两下,那东西并不松动,好像粘得很牢。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她长黑记的地方吗——
  她左乳的右侧有一片黑记,形状不甚规则,有点像地图上的某个头重脚轻的半岛,头部有个拇指这么大,黑得发蓝,摸上去似乎有点黏性,然后的部分似乎是从头部渗下来的,颜色和黏性都依次减弱,尾梢几乎变得灰色而毫无触感。在我们不久的性爱中,我发现这块黑记很有点神秘,每次做那个事,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激情引导到它上面去,而且只要我一去亲爱它,她就会显得特别的兴奋、迷醉,似乎它的感觉要比毗邻的乳头,甚至下身还要灵敏,还要强烈。有两次她甚至只是凭着我对它的抚摸和亲吻,就淋淋漓漓地完成了销魂……
  说真的,这个东西的神秘性一直盘踞在我心里,它藏着她的秘密,也藏着我的好奇。现在,好奇心驱使我把手伸进她衣服里,要说这对我已不是第一次,但此时我的感觉似乎比第一次还第一次,而她冰凉的身体非但无法叫我联想起过去的什么,而且还令我有一种鬼祟的犯罪感。当我手一触到那垞异物后,不知怎么的,好像是被烫了一下,我手猛地往外一抽,结果一下把她衣服撩开了。这时,我被自己看到的东西惊呆了:黑记居然从原来的平面上高高拱起,变成了一垞肉赘一样的东西!其形状基本跟原来差不多,还是半岛形的模样,只是略有增大,相比较拱起的高度是太明显了,高的地方(沉重的头部)几乎有乳头一样高。从色泽上看,它充满生机,黑得蓝莹莹的,黑得要冒出来,黑得四处乱挤。仔细看,周围还布有疏密不一、呈放射状的黑丝丝,像是皮下渗透的,而且也许是一直仰卧的缘故,往乳沟方向渗得尤为明显。整垞东西的重心也往乳沟倾斜。我再次试探地用手指头轻轻摁它,发现了它硬度的变化:越高出的地方越硬,最硬的地方(头部)几乎跟结了茧似的。不论是色泽,还是硬度,还是高度,其依次增减、变化的巧妙程度都像是自然生成的。我有种感觉,好像这片黑记自我最后一次触碰它后便活了,然后一直在慢慢生长,并将继续生长下去。
  我觉得难以相信。
  神秘的黑记变得更神秘了!
  我感到有一种要出事的害怕。
  有一会儿,我看着这片蓝幽幽的黑,突然想起一句诗:黑的有毒的玫瑰。
  我担心从我第一眼看它时,它的毒素就沁入了我肺腑。在这种担心中,我居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并恐惧地替她重新拉上衣衫。但被衣服盖住的黑记更有一种看不见的可怕,我甚至担心它是隐蔽在衣服的黑暗里的魔鬼变出的一支毒箭,准备向我发射,何况我想薄薄的文化衫又怎么能阻止毒素的弥漫。就这样,我又撩开衣服,再次审视着它,我感觉就那么一会它好像又长高了一些。
  我相信我已有些迷乱。
  我需要调整一下心神。
  于是我出去走了一圈。
  刚出去那会,我曾想上楼去喊她父亲下来,但到洗手间撒了泡尿冲了把脸后,我又改变了主意,直接回到病房。这时候我感到自己基本上消除了恐惧,我心想,如果这东西确实可怕,那么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因为我曾经多少次亲过它,吻过它,抚摸过它,玩赏过它。有种奇怪的力量,也许是为了证实我并不怕它,也许是我进入了某种幻觉,我又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向神秘的黑记伸去……
  过度的恐惧让时空再次剥落了我,等我回到现实中时,我看见自己正全神贯注地在抚弄着黑记,那样子既小心又亲爱,既畏惧又痴迷。手指尖的感觉在告诉我,黑记表面像洒满了花粉一样细腻而具有黏性(比以前要更黏),而且有明显的热度:这恐怕是林达现在全身惟一有热度的地方。指尖稍稍上一丝力,透过毛黏黏的表面,下面又仿佛长了软骨似的硬软硬软的,有些部位可以说很硬,比如头部,下面像埋了枚指甲盖似的硬。但硬又不是那种钢铁的硬,坚固不化的,你对它上多少力它反弹回来多少力。不是这种硬,而是一种冰块的硬,我对它使力它不但不反弹,反而把我的力吃住了,同时我可以感到其硬度有随力松软的趋势。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的指头被感觉本身紧紧吸住了。
  正当我在为指尖下那团硬东西顷刻间便有所松软的奇妙迷惑时,我又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心电图上刚才还平平缓缓的脉冲,这会儿正变得一浪高过一浪,同时表示心律的数字像读秒一样的在不停刷新——32,33,34,35,36……在“36”上停顿了一会又往回走——35,34,33……最后停在“33”上不动了。
  是什么引起了这天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我刚才抚摸黑记的原因?为了验证,我又开始触摸黑记,先是轻轻的,后来慢慢地上力。在我感觉指尖下的硬物有些松动时,心电图上的数字又开始神奇地跳动——34,35,36,37,38……我拿开手后,数字在“38”上停顿一会又开始滑落——37,36,35……最后停止在“35”上。
  不用说,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顿时,我心灵有种要爆破的紧张和激动。我强烈地感到,我一个人无法承受眼前这一切,这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几乎是荒唐的一切。于是我跌跌撞撞地冲上楼,叫醒了林达父亲。
  “这是不是一块胎记,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这么说是后天长出来的,而且肯定在她……青春期后。”
  “嗯,应该是这样,否则我不会没见过的。”
  “她最早发病是什么时候?”
  “14岁那年。”
  “那正是她开始步入少女的一年?”
  “嗯,差不多。”
  “我想这东西肯定就在那一年里长出来的。”
  “你想说明什么?”
  “这是个神秘的东西,林达的病根可能就在这上面。”
  在我一番演示之后,林达父亲也惊呆了!
  刚才,林达心律最高已冲到“45”,现在恒定在“41”,同时黑记的形态包括大小、色泽和软硬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我看几乎有明显好转。如果不是林达父亲阻止,我甚至有信心在天亮之前让林达结束长达10天的噩梦。我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为我看到我现行的这一套完全屡试屡灵,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光凭手指的触摸,以我经验推测,如果我动用柔软、温润的唇舌去亲吻,去呵爱它,这情意绵绵的东西一定会更加满足,因而更加快速地被爱陶醉并融化。但林达父亲以医生权威的意志坚决反对我。
  “听我的,饿汉不能一口吃饱,冻僵的身体不能直接用高温取暖。林达已经昏迷十天,你想在一夜间让她醒来无异是拔苗助长,结果肯定要害了她的,即便不死也要落个三长两短的。”
  我不敢说他这种比喻一定有道理,但我不敢拿林达的性命冒险,所以最后选择了比较保守单一的“疗法”:只是一味靠手抚弄,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一天顶多弄个一两次。结果都到了第三天黎明了,我一觉醒来,见林达还在昏睡不醒。而此时神秘的黑记已全然恢复如初,林达心律和体温也都回升到了正常人的水平。我有点等不得了,趁林达父亲暂时出去时,我私自使用了新的方法:吻。
  我低下头,双唇刚触及黑记,窗外飘进了悠扬的起床军号声。当军号吹到一半时,我感到林达的身体惊动了下,然后便开始有序地蠕动起来。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唤醒了她,还是渐渐变得雄壮的军号。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停止亲吻,因为我怕她激动,更怕这一激动(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给她带来致命伤害。
  我抬起头刚一会,林达就睡意朦胧地看见了我。她就这样醒了,而且也许是保守疗法起的作用,她醒得非常自然,就像睡了一觉醒来,而且是带着梦的一觉。
  “我刚才做梦了。”
  “你梦见什么了?”
  “你在跟我做爱,我好激动……”
  在炎热的夏季,在高原城市西宁的一间病房里,一位来自成都的业余写作者正在与他刚刚告别死亡的情人细语着几天来痛苦又神秘的经历。他一边为情人终于回到人间感到万分高兴,一边又在为情人奇怪的身体所苦恼。他想,这次她差点就离开人间了,不过马上他又想,对她而言,离开人间后也许还没有现在在人间那样更像一个幽灵。
 ·11·
黑记
后篇:我的简况及近况
  我的名字(真姓实名)无关紧要。我的性别不言而喻。我出生在浙江富阳,今年37岁。小时候我父母希望我长大当一名医生,因为我有个叔叔是医生,并且过着在我父母眼里的最好生活。我也确实当了一阵子医生,但时间不久。我为什么不当医生,是因为我当不了,我闻不得药味,过敏。不是一般的过敏,严重时甚至出现休克。有人说我身上不是多了个器官就是少了个器官。这话我相信。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相信,我以为,所谓不相信只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宇宙工厂和更加复杂的时间机器以及梦一样的生活的一种无知和无礼。世纪一个接连一个地过去,事情一件接连一件地发生,什么难以相信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可不相信的。我相信,在一个无限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我身上多或少了个器官,只是和常人的一个简单的不同而已,没什么好惊惊怪怪的。
  就像有些人因为特别漂亮或者高大改变了命运一样,我与众的一个小小不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我生活在四川成都(远离家乡),职业是一名文化记者(与医院毫不相干),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小说(读者寥寥无几)。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为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翻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
  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司匹林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愤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呐,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马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色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头痛病的希望……
  当然,这都是小说,变了样的。事实上我是应他邀请专程找上门认识他的,他人也不是什么侏儒,不过如果要跟他散步,我倒还真必须像个危重病人一样的走,因为他已经七十高龄,而且由于长年趴在显微镜上窥探世界医学顶尖的前沿科学,他的视力已大成问题。据说他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清蝌蚪一样成群的细胞,却无法在天空中看到一只飞过的小鸟。
  海潮的出现是我认识小说主人公的前奏。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文军先生”的传呼,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是林达的朋友,并说是林达“喊”他来找我的。在他下榻的宾馆里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和导师正在研究林达神秘的病,“林达和她父亲都认为,你能提供更多更隐秘的情况”,所以专程赶来讨教,希望得到我帮助。后来说着说着发现,其实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网上聊过天,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海潮”。然后我们交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我在谈。谈话都录了音,说是要带回去给他导师听的。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跟我联系说他导师要求见我,鉴于可想而知的原因,当然只有我去见他。我说这怎么行,我又不是你导师单位的人,不可能他喊走就能走的。想不到我的一个小小难为,最后居然变成了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命令。我当时真无法想像他导师到底是何等人物!
  有省政府撑腰,我不但走得放心(还光荣),而且还可以放心地不归,结果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返回的,我却滞留了两个星期。我也不是在耍,我是完全被召见我的人,文先生的导师——他的智慧,他的科学,他的荣誉,他的奇特,他的经历,他的天才,等等等等,吸住了,迷醉了!说真的,多年来我渴望“功成名就”的笔一直在寻找它理想的主人,现在主人就在眼前,我不会——绝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捂着鼻子在弥漫着我敏感的气味的人群中四处奔忙,尽最大限度地追随着导师和他数以百计的学子,把他们确凿和不确凿的记忆统统记录在案。坦率说,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寻常和不寻常的材料,但不要指望我在这里透露,我甚至连导师姓名都不会奉告,因为我怕我伟大的计划受到致命骚扰。从某种角度说——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也许比总统还要响亮,还要令人敬仰。
  总的说,我要放弃虚构写一篇小说,好让导师奇特的智慧和同样奇特的业绩背着我万世流芳。但是我遇到了麻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位举世罕见的天才人物居然有着人类少见的生理缺陷。他是个阴阳人!终生未婚似乎只是个无聊的凭证,人们有目共睹的是,每年到了季节更替的期间,他总会莫名地变声,同时变得多愁善感,对男人彬彬有礼。据文先生说,他名下的学子每年总有个别女生拿不到学位,而男生们因为“每年都有几次被导师另眼相看的机会”,所以总是年年“人人过关”。我先后与他几十个学生或同事接洽过,我的体会,只要谈及这方面话题,他们总是一边做着没什么可说的样子,一边又忍不住地露出种种叫你“想入非非”的趣闻轶事。经过三个人“证实”的谎言和真理具有一样的权威,在成堆的说法面前,我实在无法把我要写的东西的主人当成一个健康人,所以大家看到在我小说中他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请允许我忌用“侏儒”之词,此外我自以为我这种替换还是比较到位的,基本保留了一个阴阳人生理缺陷的部分表象甚至本质,比如声音、无性等。
  我刚说过,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比总统还要响亮。可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将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爆响。明天下午三点,我现在窗户对面的那幢八角楼里将云集世界医学领域的各路精英人物,他们都是受中国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医学院的邀请,前来参加他个人学术报告会的,会上他将作题为《猜想未来恶症》的专题演讲。现在这份演讲稿就在我手上。作为林达病情“非同寻常”的知情者,我当然是这份报告素材的提供者之一,而且明天还将以证人的身份亲临会议现场,接受可能出现的相关盘问和解释事宜。现在安排我先睹此稿,目的就是叫我提前进入状态,为届时可能需要的解答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
 ·12·
一生世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13·
一生世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丈夫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的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她男人曾经给首长当过三年警卫员,她自己也曾在首长家当过多年保姆,后来她们结成夫妻还是首长夫人做的媒。可以想,这时候,只有去找老首长,才有可能救他们。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
  她说:“门窗是锁的,外面还有专人看管,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个个办法都实现不了,我急得一头撞在墙上,只有哭,没有任何办法。后来,都到后半夜了,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给我送纸条的同志。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递给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说我必须打他,否则他说不清的。他几次催我打啊打啊,还把头伸给我。我拿着木棍,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乱打转。最后,他看我实在不行,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头上往死里猛击了一棍,当即头破血流的。我吓得哭起来,上去捂着他伤口,他推开我,喊我快走。当时是夜里两点来钟,他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会有其他人来接班,就是说我有六个小时逃跑的时间,并且告诉我逃跑的路线。我哭着往外走,刚出门,他又喊我回去,塞给我一把沾了血的钞票,后来我数了,总共是18元4角。这一定是他当时身上所有的钱,也是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钱。”
  说到这里,她要我原谅,意思是她刚才说身上没钱是假话,骗我的,只是这钱要留着赶火车用,现在她一分都不敢用。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车票要多少钱之前,她当然不敢乱用这钱。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车,其实蚂蟥山那头便有个火车站,是隔壁临水县的,为什么她不在那边上火车,专门翻过山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约一两毛钱吗?
  “不,我是担心有人来抓我。”她解释说,“我们出门都会在那儿赶火车,所以他们要抓我,肯定会派人去那边守着的,我去那儿就是自投罗网。”
  这么说,她的部队应该就在临水县。后来,她也承认了,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饭菜差不多已经热好,饭是剩饭,菜是半碗老白菜,还有一小碟萝卜干,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开锅盖,把菜从蒸笼里端出来,她看见了,上前来,把菜从我手上接过去,端到桌子上。然后,我帮她盛饭,用的是一只海碗。锅里的饭大概有一碗多,这本来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饭吃的。我总是这样,煮一锅饭吃两顿、三顿,甚至几顿、几天。什么叫孤老头子?这就是孤老头子,把烧饭和吃饭当作罪受,能偷减一点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铲,又一铲,盛第三铲时,我又把盛好的饭倒进了锅里。我不知她在背后有没有瞅见,瞅见了又会怎么想。怎么想?肯定以为我是心疼这白米饭,不想给她吃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给她捂两块肉在饭里面。是肉啊,两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肉!这肉看起来脏不拉几的,上面沾着蚂蚁一样的黑家伙,那是霉干菜渣子。但吃起来馋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过年过节,这是我平时能吃到的最好的菜,这边人都管它叫霉干菜蒸肉。霉干菜是不值钱的,村子里谁家都贮着一两坛子,要从冬天吃到夏天;值钱的是肉,那年头简直比人还值钱,没有谁家不稀罕的。其实,刚才给她准备饭菜时,我是看到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尔才打打牙祭,便没拿出来。但听她讲过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决定拿出来了。没有热过,是冷的,重新热一下又太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让饭把它捂热。
  屋里只点一盏松油灯,借着灶膛里的火光,才显出一分亮堂。不过,我在往她碗里夹肉时,柴火已经熄灭,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后,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里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饭时,才发现是两块肉。这时候,两块肉已经被饭捂得热乎乎的,钻出一股诱人的肉香和油气,满屋子地窜,馋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两块肉,像受了我什么大安慰似的,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她抹了把眼睛,对我说:
  “大伯,你是个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
  说着,我往外间走去,又听到她在背后说:“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报答你,大伯。”
  一个团长要报答我,这事情光想一想都觉得乐。心里乐着,就又有了烟瘾,于是我坐在门口刚才她坐的凳子上装烟。烟才装好,还没点火抽,我听到她起身又去盛饭的声音,一铲又一铲的,听声音就知晓,她在把每一粒饭都往碗里铲。我想,她平时的饭量不应该会这么大的,那饭量比我还大,还有两块肉。看来,她确实是饥慌了。后来,烟还没抽完,我又听到她起身的声音,把碗筷丢进锅里,还勺了水,是要洗碗的样子。我没有起身,只是喊她别管,我会洗的。她嘴上答应好的,但还在继续洗。我又说,时候不早了,你还要找地方过夜呢。这么一说,她马上丢了碗,出来,立在门口,对我说:
  “大伯,我没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说:“我是一个人住,不合适的。”
  她说:“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说:“相信我也不行,没地方的。”
  她说:“就让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后,当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过,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柜台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搭了个铺。我的柜台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这样人进来,柜台里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几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来我这买香烟,走到玻璃跟前还在往前走,结果一脚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几块。他本来答应赔我一块玻璃的,但最后赔的是一块木板,是他兄弟来钉上去的,还上了两层油漆,说这样比一块玻璃还值钱。值不值钱不好说的,但做柜台肯定没有玻璃受用,只是当床铺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柜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她就起了床,要赶路的。我下了碗挂面,又烙了两张饼,面我们两个人吃了,饼我都给了她。她接过饼的时候,又对我说了晚上的话,说我是个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报答我。
  我开开门看,天已经亮堂,要不了一会,村里人就会出来倒夜水。我不想让人看见她在我这过夜,便催她快走。她本来就急着要赶路,说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扎实实鞠了个大躬,头低得头发都倒挂了。
  因为跷脚不便,我只是立在门口送她,她走一会,回头看我还立在门口,又对我鞠了个大躬。就这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又把她喊回来,给了她五块钱。
  说实话,这是我当时身边仅有的钱,剩下的都是毛毛钱,总共加起来也没一块钱。她死死盯着钱,却不敢来接,可能她知晓这钱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吧。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对她说:
  “拿着吧,万一你身上的钱不够买火车票呢。”
  我想得到,这样说她一定会把钱收下,却想不到,她收了钱会哭起来,跟着还要跪下来谢我。算我手快,及时拉住她,没有跪倒在地。我责怪她:
  “这又何必呢?”
  她挂着泪讲我太好了。我说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讲我比她亲爹还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纪是可以当她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她就是我闺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闺女,催她走。
  我说:“闺女,时候不早了,你赶早上路吧。”
  她说:“大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我死了也要报答你。”
  我说:“人出门在外,不要说这种倒霉话,还是活着来报答我吧。”
  她说:“好的,我活着来报答你,亲爹。”
  这时,不知谁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我觉得再不能耽误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夸我,又是谢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门。我怕她还不利索走,她一出门,我就关了门,躲在窗洞后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晓我在窗洞里看她,走几步,回头看看,有时还挥手,就这样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还早,空气里还没有一点白天阳光的热气,屋子里浮着一层凉了一夜的潮气。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远,立得脚都觉得凉了。最后,我看见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好像时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刚走的那一阵子。那阵子,好多天,我都一个人蜷在蒋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14·
一生世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长了,长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80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长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23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23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儿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长。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轮车上翻转过去的。每次,坐上独轮车,我就想起,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开始了。也只有在这时节,我才觉得时间在往前走,像独轮车的轮子一样地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独轮车,听着轮子吱吱地响,吱吱地走,我就会想起她。我不知晓她的名字,一直在心里喊她叫闺女。其实什么闺女嘛,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时间久了,想多了,连长相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脑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晓我为什么会老是这样想她,可就是想,经常想,一坐上独轮车就想,有时到镇上还找人打听她,好像她真成了我亲人似的。想来想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盼字,盼她来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会看我的。但是,时间一个个月地翻过去,独轮车的轮胎换了一只又一只,如今连驾车的人都老了,换了,她还是没来看我。阿木老师说,这一定是她男人没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晓她男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连那么大的首长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师又说,她可能根本就没见到首长,甚至恐怕连火车都没上,就给抓回去了。我想,要真这样,她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少说要坐牢,多说要枪毙,再多说可能连亲眷朋友都要坐牢、枪毙。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经常这样的胡乱想着她,越想越觉得这女人命苦,怪可怜的,从天上不知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还掉进了窟窿里。我虽然是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但这不是说我心里就无情无意,没有记挂。可能正因为无亲无故吧,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当亲人一样想着念着。说实话,她没专门送我啥东西,但还是给我留了一件东西。是一块真丝手绢,乳白色的,上面还绣了一个红太阳和两株绿色的兰草,绣的手艺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绣的吧。我是在她走后理床铺时发现的,当时拿在手上还潮乎乎的,可想她夜里一定哭过。本来,这手绢对我是没啥用途的,但想这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时候想她时就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像见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师不得风瘫病,我可能就会这么惦记她一辈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个牵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师在竹榻上睡了个中午觉,起来时一下子像条鱼似的滚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这就是风瘫病,死不了,也动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我说过,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师的家是门对着门的,以前阿木老师还在山上管林木时,经常来我小店坐,关系就这样好了,后来也没不好过。得了风瘫病后,他经常在窗洞里喊我过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么能出门?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里来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节,他小儿子从上海打工回来,扛回一台旧电视机,说是老板当工钱抵给他的,他又把它当养老钱抵给了两位老人。从那以后,我和阿木老师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这听收音机,晚上我去他房间看电视,一天只有睡觉时才分开。我们这里,白天是看不了电视的,开开机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图像。如果白天也有图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过来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哪有电视机陪他好。
  啊,电视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守着它,时间比鬼还溜得快,连个影子都瞅不见。说来简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从电视上看到一棵有两个人抱都抱不住大的水沟树,长在黄河滩地上,背后是一间用石头砌的抽水机房,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我家乡那棵救过我命的老水沟树。阿木老师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就是救过我命的那棵树,那我应该是河南兰考人,就是焦裕禄那个县上的人。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树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说出名堂来。但我还是有六七成的确定,一个是它长的样子,二个是它长的地方,都跟我家乡那棵树太像了。总之,我基本上是认定它了,认定它了等于认定了我是哪里人。河南兰考人。焦裕禄的同乡。是的,我是河南兰考人,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想不到,电视机有这么神,还能把我这么老大个谜团都解开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简直跟做梦一样的,有一天,我居然从电视机上看到了她——我闺女呢!
  啊,这个电视机啊,简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谜团都解开,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给我折腾出来了。啊,我万万想不到,她还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办公桌比我的床铺还大,出门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车。阿木老师是识得字的,说这女人现今是一个什么军工厂的领导。党委书记。董事长。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电视上是在表扬她,说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国去了,赚的钱多得数不清呢。啊,这人是她吗?她没这么胖,这么白,说话也没这精神气。啊啊,这人不是她吗?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点,白一点,说话气再精神一点,我也识得,认得,就是她。人不是树,不能完全确定,我完全确定得了,她就是她,错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没看完电视就走掉了,阿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说人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从阿木老师屋里出来,脚上一丝力气都没有,走路像走在水里一样,非常费力,几步路走得我冒汗,进门时还叫门槛绊了一跌,硬生生来一个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里黑作一团,心里面也疼得发黑。我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稀里糊涂地在房间里瞎转着,直到连着碰翻了两张凳子,才想起我还没开灯。我开开灯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经捏着那块手绢,也不知是怎么拿到手的,它本来是藏在我箱子里的。再看看手绢,就更奇怪了,以前绣的太阳明明是鲜红的,现在怎么成黑的,兰草本来是绿的,活的,现在成乌的,死的。我以为是灯光的原因,凑到灯下看,还是这样,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眼睛里有泪水的缘故吧。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你哭什么,你没必要这样……可我还是这样,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可能这才是真实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晓,我一个孤老头子,一个残废人,能知晓什么,知晓了又有什么用?我只知晓,我要活下去,必须把这爿店开好,但现在着实是越来越开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来越难苦了。不过,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觉得生活的难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幸福呢?这样想着,我心里要感到好受一些。现在,我并不感到太难受,只是看进来的货老是脱不了手,心里头发慌。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
  2003年5月
 ·15·
寻找先生
  或者要有个寻找先生的故事了。或者寻找先生也是寻找红帆船。红帆船就是红色的帆船。红帆船就是我们从小的梦想。那时,你也许只有12岁,或者13岁,经常做着一个个美丽的玫瑰色的梦。红帆船载着你的梦想,成为你生活的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所有的故事中,红帆船终将远去,最后消失在一片蔚蓝中,和你的心灵深处。那时候,你就看到了阳光自山巅一个劲地往下落,看到了自己那颗干枯的没有血水不会搏动的老心,看到了那片广袤的沙漠和纷扬聚拢的黑暗。
  其(或者叫棋,或者叫歧)在一个光辉无垠的傍晚背倚千年古树力不从心地喘着粗气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生命和作为生命的一切都已经走到尽头。死。结束。完蛋……他想到以后,自己死后,活着的人,特别是那些一辈子都在寻找深刻和人生悲剧的诗人作家们,一定会将他惨淡经营又可歌可泣的一生编成故事,广为传播、流散。这让他害怕——比死还害怕。他想抹杀掉自己的一生。但是不行。人可以死,甚至死而复生。然而,生而不留血迹足印,比生而不喘气呼吸还要困难,纯属痴心妄想。这样,便有了这个故事。其是故事的主人,我们叫他主人公。
  你看出这是故事的结尾。你想知道的故事的开头如下:
  一天夜里,风很大,还有雷电。雷电的轰鸣震天动地,震耳欲聋,风的奏鸣也是刮刮有声,如潮汐般涌来,经久不息。这样的夜晚,世人都被惊醒,如惊弓之鸟,蜷缩在墙角床头,心虚神慌。只有其例外,充耳不闻,依然安然酣睡,并且做了梦。梦中其听见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那声音说:
  “孩子,我是你的先生,能给你带来欢乐和幸福。我住在桃花村,你来找我吧,找到了我,你将跟小喜鹊一样,没有忧伤烦恼,天天快乐喳喳叫。”
  声音轻柔如翩翩的白蝴蝶,余音缭绕,久久不散。其来得及问一句:
  “桃花村在哪里?”
  “在你的前方。”
  “怎么走?”
  “往前走”
  “多远?”
  可老人好似一道雪亮的白光,瞬间消逝。来无影,去无踪,这就是你梦中的老人,他来自遥远的天外,却又在你的心灵深处。无论如何,你应该把所有的梦想象为一切事情的开始。
  这个故事就这样开了头。
  第二天,其和殷红的太阳一道睁开了眼,然后就准备上路去找他的先生。你要相信其是个被先生召唤又诱惑的学生,他从梦中醒来,往事模糊不清,天地混沌影绰,只记得梦的真实和美妙。老人的声音似旷野上牧童吹响的唢呐声,悠悠忽忽地荡漾在他的脑际耳边,久久萦绕不散。先生可以让他成为一只小喜鹊,其从而感到生来而从未有过的冲动和激情。
  我要去寻我的先生,其对自己说。
  我要去找我的先生,其对一个人说。
  我要去找我的先生,其对又一个人说。
  去吧,去吧,去吧……其听到所有的人都对他说:去吧。
  就这样,其启程出发了。那一年,其就像山岗上的太阳一样年轻。
  明媚的阳光,纯净的空气,蠕动的牛羊,如歌的鸟鸣,如雾的炊烟……牧笛和钟声宁静而深远,回荡在空中和水波之上,使清晨的大自然散发出迷人的神态和诱惑。其疾走如跑,很快就来到了一脉山岭跟前。山是万仞高山,山上树木茂盛,墨绿凝重,望不尽边。太阳如火如焰,搁在山岭的枝丫间,如一个孩子擎起的一只红气球。红气球光芒四溢,映红着半边天际。
  其望一眼高山和红太阳,然后就溶进了绿色丛中。山道崎岖,曲径通幽。其想象先生的桃花村正在林里,周围峰峦秀丽,古木参天,芳草如茵,百花争艳,还有一潭碧蓝呈绿的湖水,湖面平静如镜,四围仙鹤亭立,虫鸣鸟唱,如诗如画……那时候,其就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桃花村,远远看见先生巍然屹立于湖堤,唱词吟诗,怡然自得,肩膀上站一只灰白羽毛相间如绘的花喜鹊,花喜鹊的叫声是你们说话声的模拟,口口声声“给你快乐给你快乐……”
  哦,带着梦想上路的感觉真好,置身万木丛中,犹如走在街市上,不孤独呢,满脑子都是思想呢。阳光如一缕缕白气,从树冠上筛下来,游流于狭窄的林荫中,其陶醉在一个个胡思乱想中急不可待地前进着,压倒一切的脚步声,惊动了松树上的小松鼠和一群群迂回盘行的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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