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的草坪上挂着多少露珠，战争就从受苦的人类榨出了多少眼泪，而且在它和血腥的世界历史告别之前，无疑还不知道要榨取多少泪水！
你乐意当兵吗，小伙子？去参观一下操练和兵营生活吧。我可以在你们眼前举几个实例。你知道吗？我也是和你们一样，听到那喧天的军乐就呯呯心动，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军队中耀眼的、庄严的阅兵式同样也会立刻把我诱进罗网里去。
耀眼的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我们且暂时抛开不去想那迷人的军乐和那庄严的步伐，而是冷静地深入地观察一下其余的情况。
例如在普鲁士是禁止军官鞭笞士兵的；但是那些军官仍然为所欲为。我曾经见过一个下级军官，借口在他训练下的几个强壮的农民小伙子托枪姿势不好，用步枪狠命地一次次从前面砸他们的肩骨，痛得这些庄稼汉眼里忍不住滴下泪水来。因为他要求他们必须这样用力做枪上肩这个动作，必须枪筒子碰到肩上震得铮铮有声才行。非常感谢你们这种酷刑的训练！你们不打人，对！这不算是打人；在波茨坦，有一个卫兵把他的肩膀指给我看，这不也算是打坏的！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一回事。原来在肩头上有一层老硬皮，就象裁缝脚踝骨上由于蹬踩缝纫机、铁匠和木匠手上由于长期磨练而起的茧子一样；而他的整个左臂从上到下紫一块、红一块、蓝一块、青一块，交织着各种各样颜色；而这个人还是有八个星期没有参加操练了。好啦！我自己想，如果你们需要士兵，就买几个去吧。又一次我看见一个普鲁士下级军官忽而走到小队前排，忽而走到小队后排，用枪托子狠狠地打那些没有排整齐的膝盖和脚跟。据说这些都不算打人！
如果有一个被打的新兵，脸上表现出痛苦的神色——见他的鬼，人总不是木头做的啊！——或者，这个少尉看他不顺眼，干脆，这个乳臭未干的贵族小子就跳过去，嘴里带着下流话，扭着那个新兵的鼻子或是耳朵把他扯出来，狺狺地又叫又嚷：“哼，这样！！！野小子！！野小子！！这不合你的意？你给我装洋相？你给我脸子瞧，你这个鬼东西！”加上这些漫骂的口气和脸上讪笑的神气，士兵都必须忍受，必须让那个纨绔儿扯着鼻子走。把这一切丑恶的事情尽可能清楚地想一下，你们就不难得出我当时所见的这出戏的景象了！——好啦，好胃口！我不禁想。你们普鲁士人愿意干就去受那侮辱的惩罚吧！你们奥地利人愿意干就去受那鞭子吧。
在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中，有许多人是结过婚、有家累的。这些人在只要能掏摸几文钱的地方，就无孔不钻，因为那有限的饷银几乎使他们不能在伙食之外喝一杯啤酒。这又是那些可怜的新兵首当其冲，天可怜，如果他恰巧是一个穷鬼，孝敬不起的话，他就要被另眼看待，受极端的虐待，而且常遭惩罚。我曾经有好几次亲眼见过这种道德的、现代化的刑罚。特别令人气忿的是，那新兵往往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熟练的手艺工人，而那下级军官是一块废料，因为他没有能成为一个熟练工人的机会，就宁肯长远地当兵。他自从放下了启蒙读本就拾起了粪叉子，自从放下了粪叉子，就扛起了枪杆子，他从他那小茅棚走进庄稼田，又从他那小村子一直走进了联队。而如果一个这样的人结过婚，并且担任了一个新兵的教练，而这个新兵又不能够孝敬他，人们就常常会听到下面这样一些话：“立正！要不就你的肚子倒楣！——那只山羊站在那里，好象是线团子一样。把枪抓紧一点，枪杆子折不了的！”或是：“你以为你手里拿的是一根针吗，成衣师傅？臭皮匠，你指头上粘着柏油吗？这能行的，你今天不行，明天会行的。托枪！一！二！三！如果这是一根上了油的麻线，或者是什么好吃的，你会干得比这好些。”这些话都带着讥笑和发怒的神气说的，一边说一边戳，一边推一边踢，而且不许被骂、被戳、被推、被踢的人出一声气，也不许动一动或有一点反抗的表情。不过下级军官之中也有例外，我自己曾经看见过一个，在他的领导下全班士兵都带着高兴亲切的神情操练，但是这是绝少的例子，谁都不能期望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军官。
固然有这种说法：如果士兵受非分的虐待，有向上级控诉的权利；可是士兵们很明白，这种控诉的后果会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士兵被认为是一个爱多说话和爱诉苦的人——当然他的确也是这样的人——不管他调到另外那一班，他就要受那个班的下级军官的不信任和歧视，纵然那军官是个不算坏的家伙，他也害怕这个新来的士兵也许会抓住他什么错处向他的上级控告去，因此就要严加监视。所以向上级控诉的权利等于没有，控诉不只不能改善新兵的地位，而且会使他的处境更加恶化。有些新兵实在气极了，在语言上或行动上表示反抗，他们就会受到严厉可怕的处罚，因此不论他反抗上级的程度如何，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任何反抗的结果几乎都是反抗者未来一生幸福的全部毁灭。一出由于反抗恶劣虐待而引起的悲剧，其终场几乎总是徒刑和死刑。
在维也纳的卫戍司令部里，一个月总有一个或几个人因为杀人或违抗上级的罪名而被判处绞刑的；还有一些人开了小差，又有一些人开枪自杀，而这种自杀的人为数正是不少。军事制度就是这样可笑！——人们想出这一切可怕的刑罚，原是想用威吓和恐怖把人造成一架没有意志的机器。但是这个计划却永远不能实现，这是我们三十余年来所亲眼看到的。在哈劳曾经有整个一营人拒绝向人民开火；又有一次在汉诺威，整个一旅人违反他们军官的命令，不但不对起义者镇压，而且和起义者并肩走向一条道路；还有一次在果尔利茨，一部分普鲁士国防军拒绝向波兰边境进军；另有四百名入普鲁士籍的波兰人，调往一个普鲁士碉堡驻守，在半路折回，各自回家。还有乌屯堡的军事叛变，当时，监狱里填满了这次叛变的牺牲者！这件事对于旧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但是那个时代缺乏懂得利用它的人物。在整个参加运动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处于确切的领导地位的人，而在那些比较突出的人之中，又没有人敢于去发动他们去做一樁对于德国以及人类的命运可能有深远影响的事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行动得比较有力。在那里有一些普通的士兵曾经好几次起来实行根本的政治性的革命。有一次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少尉带着五百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高级军官据守一座邮政大厦作掩护，和全部卫戍军对垒。又有一次，在马德里附近担任保卫一座王宫的一个团的士兵和它的下级军官行动起来，迫使女皇宣誓立宪。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把高级军官先都囚禁起来。起事成功了，结果叛变的人全部都提升了军级。假如不成功，人们就会枪毙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任何停顿都要造成失败。这里，谁要走了第一步，就必须立即把第二步走下去。
谁又知道，在最近的下一阶段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危机的日子里，一个单独的人，无论他怎样平凡，没有口才，简单，都能够干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业来，只要他有胆量和镇定的精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对于它来说起义和革命还是全新的事物。
谁又知道，这三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青年们的头脑里酝酿着一些什么思想，谁又知道未来会提供怎样一些机会给他们，来满足他们的事业心。2）
上面关于军事制度的不法的和野蛮的行为，我特别举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例，但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它在奥地利是很通行的，在这里，我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不谈一谈，因为也许除我而外没有人肯找这个麻烦去引起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的注意。
我在维也纳有一个同伴，一个布拉格人；他接到一份通知书，要他到兵役站去报到。他不大高兴去当兵，所以探听有什么办法。人们告诉他说：“你必须去找一个兵役站的医官，让他给你开一份证明书，说你不适合服兵役就行了，我想，这大概要花五十块钱”，好啦，这个人就去打听，并且找到了一个兵役站医官，这个医官立刻告诉他，这样一份证明书要多少钱。第二天，那个老经验的人问他：“怎么样，你找到人了吗？”他说：“找是找到了，不过他要多少多少钱”。——“呵，这样！”那个老经验回答说：“那么，你去找某人某人吧，他要的价低些”。呀！我心里想，在那里对官员的行贿原来比做估衣买卖还公开哩！那个布拉格人果然去找那被新推荐的医官，并且想要和他讲一下价钱。“不行”，那医生说：“我是不能随便减价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合伙，我、兵役站的少尉和还有那个”——我也记不清他说的是谁了，反正也是一个这一类的人吧——“如果他们”，那医生继续说，“肯对你减低他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我也可以答应照办。”那布拉格人看到不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一份假证明，只好把钱付给了他，并且立刻得到了一张证书；那医生并且嘱咐他，在遇到上面检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说，在检查这部分或那部肢体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做。
对于这种公开讲价钱的流氓诈骗，我几乎难以相信我的眼睛，那个可怜人物，我的同伴，他那如此辛苦地一角一角挣来的钱，竟就在这样可耻的方式下投入了皇家官员们的血盆大口。
但是“为什么”？我不禁问，“这些官员们就这样敢于轻易冒这个被告发的危险呢”？“因为只有行贿的人才能告发”，人们回答我：“而这样一来那行贿的人就要受法律惩罚！”
常备军给贫困的、被吸干了膏血的人民加上了一个怎样可怕的重大的负担，并且由于这个军队而丧失了一些怎样的东西！
最优秀的力量，最壮实的人手从社会里抽走了，把他们在一种对于公共福利最有害的作用下为了保障我们暴君的特权而浪费掉了。
如果把全欧洲各种各样的军队加起来，它的总数约在二百万人左右。
而这个由最强壮的人组成的大军，不但不生产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且其余那些比较不强壮的人还不能不为这专门从事破坏生命、工作和财产的二百万人，提供生活必需。
如果说贫困日益可怕地蔓延扩大，这也何足为怪！人民必须供应一大群懒猪和大肚汉的生活；这还不够，人们又从社会的有益劳动里抽调出整队整队最强壮的青年，强迫他们去保卫这种压迫制度，而人民则必须供给这整个大军的衣、食、住。
或者只能是令人笑死，或者只能是令人发疯，人们对此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敢生气了。各种不同的军队被各种不同的当权者派出去从事战争，而在他们背后教士们在神坛前和讲台上大声疾呼：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正义事业！在混乱里还要拖出那可爱的上帝来！任何一个暴君的事业，上帝都必须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个事业的胜利；上帝必须管这些无聊闲事，例如：国王、国境、语言、祖国、等等；这些无聊的东西，并不是上帝，而是人和人的分化，他们的顽固、愚蠢和统治欲所造成的。
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上帝大人也拖来做他们那些蠢事的同谋，并从而好使这些蠢事在受迷惑的人民面前神圣化起来。
这种喜剧还要演多久呢？——这真是到时候了，该结束这种蠢事了。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第十一章 祖国、疆界和语言
祖国！好一个甜蜜的欺骗！神圣化的谎言！它用一种魔术似的狂热陷弄人类的心灵，迷惑他们的理智，混乱他们的感情；它对于那些进步和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是他们的谬论的最后的救急太平锚，是他们的特权的救生圈；你这古旧、暧昧的传统！撕下你那蒙着数千年尘土的画皮来吧，以便人们可以看到你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
所谓祖国，究竟说起来是什么呢？！所谓爱国心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来看这出戏吧。
请看在我面前的这幅欧洲地图上，祖国打扮成怎样花花绿绿的一片！还有她那些姊姊妹妹们也都在或大或小的疆界里团团围着她！到处都是政府、警察、教士，而他们有一件共同关心的事，那就是如何教导这些五色缤纷的疆界里的每一个居民，用他那一部分爱国心来反对他那另一部分为此必须被扼杀的人类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欺骗性的喜剧是怎样开场的，这些疆界是怎样树立起来的。
如果回溯一下德国历史的开端，我们看到在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有一些勇敢冒险的民族从高加索高原下来，从东方沿着黑海逐渐向西，经过长期的巡回迁徙，最后定居在这一块土地上，后者就是今天德国的一部分。
无可争辩，这些民族并没有祖国的概念，就象那些毕生从一个地方流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游牧民族一样，一般地都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概念。他们来，只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牧群找寻食物，而那荒无人烟的、森林密布的大地也绰绰有余地供应着他们所需要的食物。
在人类还没有成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以前，他总是带着他的牧群和武器从这个山谷游荡到那个山谷，从这个森林游荡到那个森林，遇到最肥沃的地方就逗留得最久。
这些巡回流动的牧、猎人民族，他们的人口愈增加，各个部落在经常流动中也就愈来愈遇到一种同一的食品缺乏的情况，特别是按他们在狩猎中猎取的猎获物的多少和他们为他们的牧群所找到的牧地的好坏而定。
这种缺乏使人们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于是人们停留在好的地方，因为他们恐怕离开这里反而落到更坏的地方，而再回来的时候，原来的地方却已经被其他的部落占去了。
当时的人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来适应这种严酷的必要性，不得不寻求固定的居处；因为这意味着对于个人自由的重大限制。但是，因为不同部落间的互相敌视对于那些巡回游牧的部族的生活和自由威胁愈来愈大，人们势不得已而两害相权取其轻，把他们的居处固定在按照各个部落在战事中获得胜利或是遭受败衂而为他们所划定的一块土地上。
不止如此，人们又发明了农业和私有财产制度。于是生活必需、愚昧、错误就把人类日益牢固地束缚在这块土地之上。
这就是一幅祖国的最早图景，而它的概念也就不久随之而发生。
和私有财产的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窃盗的概念。现在，为了给私有财产的第一个窃盗者或占有者以更多的安全保障，人们发明了法律，其中首先的是遗产继承法。这种法律保证每个人把他划出来的那一块土地遗传给他的子女。由于这种方式，于是以后的世世代代就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到一块土地，并因此把这块土地叫作祖国。
所以祖国这个字的正确的、原来的概念是一块由父亲遗传给儿子的土地，一份私有财产。因此只有那种自己专有一份财产或是和其他人共有一份财产的人，才有一个祖国。
在各个部落中还有许多个别的人，他们不愿意束缚在圈成小块的土地上而宁肯凭着狩猎生活，虽然狩猎只给他们带来极少的收入。这些人，于是利用那处于各个部落的疆界之间的、还没有为个别人所占有的全部共有土地作为他们的共有财产；这些人因此也对于他们祖先土地的一部分——祖国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这一部分土地或这一部分祖国保障着他们的生活，并因此是他们的独立地位的基本条件。
因此谁有祖国，谁也就有一部分私有财产，或是有成为私有财产所有人的自由和手段；谁要没有财产，又没有成为财产所有人的自由和手段，谁也就没有祖国。这一点你们要注意到，你们这些祖国的保卫者！
现在我们既已把祖国这个名词的定义解释明白，再来解释爱国心这个名词也就不费难了。
如同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在太古时代爱自由的人类所最反感的事，莫过于定居在一块限定了疆界的土地上。后来，人类在若干地方繁殖得特别多之后，人们才决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因为人们在不断迁徙之中遭遇到食品缺乏的威胁。
有些人为了惧怕其他的好战部落而逃往深林里，在那里定居下来；以免被那些好战部落发觉。这种好战部落不那末容易就定居下来。他们爱好自由，并且把狩猎和战争当作保卫他们的自由的唯一方法。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尊重什么私有财产，什么遗产继承权和什么祖国，他们到处为家，凡是落到他们手里的东西，一切都为他们所有。所以只要他们和其他部落发生接触，到处都是战争，只要他们获得胜利，到处都是抢掠。——因此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爱好和平的、经营农业的民族往往为其他那些随处流徙的部落所驱逐或被沦为他们的奴隶。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沦为奴隶的农业民族就不得不去为他们那些新主人的利益而耕作那同一块从前被称作他们的私有财产的土地，因为这些新的主人把所占领的土地连带所俘虏的土地上的居民一齐分配给全体战士。
古代战争的性质就是这样：人们把敌人的土地夺过来，残余的居民被沦为奴隶，连财产带人都一齐分配给胜利者，使每个胜利者都得到其中的一份。
谁要是能对这种情况明白想象一下，谁就很容易理解我们远祖的火烈的爱国心。他们在每次战争中都可以失掉生活上所有的一切。他们只有通过奋勇保卫他们的祖国，或是同一个意义，奋勇保卫他们的世袭产业，才能保持住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私有财产，后者是他们每个人的食物和独立地位的保障。
但是今天我们对于外来的敌人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怕的一切不是和我们所怕的内部敌人是一样吗？——
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们的财产，因为内部的敌人早已把我们的财产抢光了。自从我们已经习惯于为他们而劳作到死，人们已经不再为了消灭我们而把我们打死了。
今天，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谓祖国能有什么爱呢？所谓祖国既无非是祖先的土地、继承的遗产，也就是说，无非是一个人为了保障他的生活和独立于他人意志的生活地位而必需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或是，为了在祖国生活，我必须为他人的利益而劳苦，以便这些人能够更傲慢地表现出他们的主人身份，我又怎么能爱这个祖国呢？
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员，而不养活游手好闲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争；为这样一个祖国，人们能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伟大的上帝啊，我们真正有一个祖国吗？假装的伪君子，正是你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并没有一个祖国，但是你们不喜欢，不愿意我们把这一点说穿。我们当然应该要求有一个祖国，而且有十二分的权利要求一个祖国。我们本来应该把异族分子驱逐出去，把同胞召唤进来。我们原该有一天拿起扫帚重新打扫出一条干净、清洁的路来；到那时候只要发一个命令我们就立刻照办。
可惜你们除去祖国这个名称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但是不久我们就要把你们这个名称扔到你们脚下的垃圾堆里去的，我们要站到人类的旗帜下去，在保卫这面旗帜的人的行列中是没有高低 贫富 主人和奴隶之分的。
今天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里被敌人所包围，这些敌人和异族敌人一样凶狠，一样残酷。他们给我们所造的奴隶制，是一种使穷人受富人鞭棰的奴隶制，是一种使劳动受金钱任意摆布的奴隶制。
他们使我们死亡的方法，是精疲力尽和缺乏营养的缓慢的死亡。我们所忍受的贫困是奴隶在主人的傲慢嘲笑下的贫困。
这些人难道是同胞吗？他们是吸血虫，外来的异族暴君，他们窃据了我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用欺诈或是暴力，都是一样的篡窃。这些人不是同胞，这些伪装的爱国者，他们比哥萨克和法国人更和我们是不同的族类。
他们和我们素朴、和睦的家族们不同，他们不参加劳动，和我们的勤劳辛苦不同。
他们和我们的信仰不同，他们伪装、嘲弄我们的信仰，他们和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爱好不同，而且是敌对的。
他们和我们的辛勤工作不同，因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和我们的贫乏不同，因为他们是挥霍奢侈的人。
一切对我们必要和有益的事物，他们都和我们不同，他们比蒙古人、法国人更和我们是不同的族类，而且更为敌视。
他们和我们的礼俗不同，甚至他们和我们的语言也不同；一切我们所喜爱和宝贵的事物，他们都和我们不同并且将来还要不同下去。所以如果一旦祖国得到解放，要把这些异族驱逐出去！
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回答我们——谁是异族？总不会是我们吧？因为这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你们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只是为了耕种和保卫它。你们的祖先是被俘来的异族奴隶，以后他们成了农奴，再以后我们释放了他们，他们就成为如同现在这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好吧，就算是这样，结论总之是一样：我们和你们是不同类的异族，我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彼此极端对立，所以我们不久要另想别的办法，不再保卫那你们的富裕和我们的贫困，那被你们所称为祖国的东西。
当初，各民族都是自己保卫他们祖先的土地，而不是用奴隶去保卫的，因为他们害怕奴隶会把武器倒过来对付他们的压迫者；今天，他们在训练奴隶的技术上已经熟练到这样的地步，如果大人物、富豪和有势力的人要攫取某种利益，他们就把他们的奴隶大批驱遣出去，彼此十万百万的互相厮杀，而这些奴隶竟会想不到利用交在他们手里的武器去作一件有益的事。
就象人们训练一只小狗一样，只要某一个特定的、往往是完全无意义的标志就可以使它产生暴怒，他们训练人也是这样。某种民族色彩，一个国徽，一个君主的名字往往可以用于发动整个的民族，嗾使民族与民族血腥地互相残杀。
激起群众的偏见和激情，以便在爱国心和民族性的名义之下把他们造成一架无意志的机器，这样虚荣和统治欲也就能够更容易，更把稳地统治这架机器。于是他们成千论万的开出去对付一个假想的异族敌人，而这个敌人同样不是别的，也是一架没有意志的机器，由劳动者所构成的，被人从犁锄和工场里硬抓出来的，为了用他们来排演一场血腥的戏剧。
在这时候，主人们稳坐在两个以疯狂的热情互相斫杀的大军后面，尽量搜寻一切在国内能搜寻到的年轻力量，尽量搜括一切用经过了无数辛勤劳苦才积聚起来的财富，以便把战争的火焰挑弄得日益猛烈，为了把更多的物资输作战火的饲料。
祖国在危难中！他们这样呼叫。可惜我们知道的太清楚了，自从你们无耻地把祖国完全当作你们的私有财产以来，它早就在危难中了。荣誉在危难中！——什么，荣誉！好吧，如果你们认为这很严重，你们可以自己去想办法；我们的荣誉早已在危难中了；自从荣誉落入自私之手，自从人们发明了私有财产，世袭制度和金钱以来，自从人们制定了许多法律，建筑了许多监狱、教养院和济贫所以来，我们的荣誉久已在危难中了。宗教在危难中！——呸！呸！今天你们还想让谁再相信这些？——我们的财产在危难中！这更好，因为你们这就该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什么心情。这更好！这样我们才又有了希望，可以让你们清醒过来，我们重新再成为朋友。
现在你们看明白了吧，将来你们尽管去叫喊：财产、荣誉、宗教、祖国等等在危难中，这一切都不足以引起我们丝毫惶惑。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已经不可能比目前更可怕地在危难中了。但是在我们这方面却还有更多的，并且是眼前就在危难中的东西，你们却一字不提。例如：
我们的待遇在危难之中！因为你们这些作祟的钱鬼子日益围着钱团团转，在钱上剥皮，把工资日益压得更低，把日用必需的价格日益抬得愈高。
我们的健康在危难之中！因为你们让我们劳作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一个人对着他从生到死一生无尽的劳作是根本愉快不起来的，这个生命是从劳作到床榻，再从床榻到劳作的生命，与其过这样的奴隶生活不如去死，因为我们死也丧失不了什么。
我们的孩子们的生命在危难之中！我们不能给他们应有的抚育，因为我们没有这笔费用。
我们年老的父母的生命在危难之中！他们已经不能再劳动，而我们又不能充分地帮助他们。
我们的青年们在危难之中！我们不能给他们以足够的教育，因为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总而言之，凡是你们那毒蛇一样的目光所注视到的，凡是你们那肮脏的、无餍的手所伸展到的东西，一切都在危难中。
为了激起我们的敌忾，用不着外部的敌人，内部的敌人已经在这里盘踞得够安稳、够巩固的了。但是每逢我们嗅察出内部的敌人的时候，人们总是让我们注意外部的敌人。变戏法的鬼！仿佛我们真不知道，那外部的敌人也和我们完全一样，在被他们的主人当成傻瓜愚弄；在我们背后和在他们背后一样，那真正的敌人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对于他们所嗾使的血腥逐猎的结果欣赏和高兴。
只要社会还继续生存在不平等里，只要一个民族还是由主人和奴隶构成的，不论是谁，不论是拿破仑、威廉第一还是尼古拉大帝，谁来行使统治权都是完全一样；我们劳动者无论在这一个统治者或是那一个统治者之下，都同样的必须作牛马。一切社会的上层阶级，不论是本国的主人也好，不论是外族的主人也好，都把那不堪负担的重负加在我们身上。他们想，我们很能忍耐，很能持久，吃苦耐劳，所以也就能够负担很多。不论是邻家的猫或是我们自家的猫吃了我们的鱼都是一样，为了追逐邻家的猫跑到大街上去，而把自家的猫留在厨房里，这是值得令人大笑的事。但是我们迄今还是常常做这样的事。
我们把邻家的猫逐出去了，而让自家的猫大吃特吃。
一个外族的敌人并不象一个本国的敌人可怕；同样，外贼不如家贼可怕。假如整个德国被俄国的哥萨克或是法国的宪兵占领了，人们可以看到，只要振臂一呼，我们就可以很快解决了他们，因为在对他们的反抗中，那至今还起作用的民族仇恨的偏见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现在的敌人，他说我们的语言，他让我们的同胞给他做保镖，而且在大众面前表演正义的把戏，这种把戏已经由于习惯而神圣化了，这种敌人是更难驱逐的。
现在我们没有祖国；只有到社会以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方式照顾到它一切成员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祖国。这样的一个祖国我颂扬它，乐于为它而死，为它而斗争；但是决不是为了我们这个被人们称作王国的强迫劳动的监狱，在这里面典狱长手持王笏，头戴王冕，管理员和看守人身佩长剑、勋章，脚踏刺马靴，狱卒们手执武器、锁链、鞭子和绳索。这些人不是同胞，这些人！这是个监狱，这不是祖国！这些被奴役、被侮辱的人，他们不是人民！
要推倒这些围墙，铲除这些统治和臣服的标志，彻底消灭这些恐怖、刑罚和压迫的工具；要做到这样——人们不再把幸福的和不幸的、罪犯和法官、刽子手和可怜的死囚区别开来。
大自然给我们大家创造了一个乐园；有什么理由你们非得把它为你们自己造成一个天堂，而把它为我们造成一个地狱呢？
这种高和低，穷和富，辛勤劳作和游手好闲的喜剧是为了什么呢？推翻这种愚蠢和荒唐的事业吧！那消失了的乐园是那样的美好，足以容纳一切人，比你们那天堂要美好一百倍，而且还没有那可诅咒的地狱的牵累。让我们来试一试，重新建立这个乐园吧，以便不只是少数人，而且是一切的人都有一个祖国。这样一个祖国不是一个地狱和监狱，象你们所叫作祖国的那样，这样一个祖国值得为它努力，为了保卫它甘愿牺牲我们的血肉和生命。
由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典狱长来执政，由这一群或是那一群雇佣的狱卒来站岗守卫，这对于监犯们有什么相干呢？只要他们的前途仍然是必须在这个监狱里呆下去，他们对于这种换班就毫不感到兴趣；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打开他们的牢门，解下他们的锁链，并因此和狱卒以及典狱长发生了一场争斗，所有的监犯就都会跑去帮助他，这是他们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是他的战友。
是不是有一个人能给我举出社会应该对祖国这个概念感谢的一点好处，一件好事来！我认为丝毫没有，但是坏处却有一大堆。
单就这种疆界的划分，这种人和人之间强迫的、不自然的分隔来说吧，它已经是多么荒唐，不可理解和可笑了！我们试设想，这整个世界是一座大花园，创世者是那园丁，全体人类是一大群蚂蚁，如果那个园丁看到，这些蚂蚁怎样把这整个花园用种种不同的疆界分开，为了扩大或缩小这些疆界而彼此抵死咬啮，那个园丁一般地不会觉得这是非常荒唐，而且特别对他来说是奇怪、可笑的事吗？谁又知道，也许不正有一种至善的东西在观察我们的愚蠢行为，而我们却毫未觉察呢。如果它看到，我们怎样为了一片我们既不会失掉也不会得到的土块而互相斫杀，怎样对于那砍杀得特别卖力的人用染色的蚕丝挂在胸前以示荣宠；如果它看到，我们大家虽然都具有同样的语言器官，虽然我们费了多少辛勤努力来发展、改善这种器官，而仍然彼此不能了解，反而试图去抑制和阻碍凡是有助于逐渐结束这种巴比伦的钟楼式的混乱的一切，是不是我们也要被看作是一些糊涂的蚂蚁呢。
永远结束这种疆界争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废除疆界！疆界正象那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一样。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许多错误之一，语言的差异并不是什么神圣的、美好的东西，更不是什么有益的东西，它是科学进步的重大障碍。
我们且问一问：各种不同的语言是怎么发生的？它是大自然创造的呢，还是一种人类的发明？
大自然给了一切人一个同样的语言器官，他们可以按他们的需要而训练发展这种器官；因此他们都天然具有一种能力，能学会说同一种语言。正好象大自然给人类创造了一双能劳动的手；它并没有规定：这只手或是那只手只能做这一种或那一种工作，同样它也没有规定，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只应该说某种与众不同的、自己专有的语言；大自然听任每个人自便，按他的需要来运用大自然所给他的工作和语言的工具。为了使人免得在这个美好的地球上感到单调无聊，大自然又给了他不断改进、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自然决不是要强迫人千年万代地永远做同一的工作，更没有给他立下法则，在不同的地域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发展他的语言器官。大自然一方面尽很大的努力在促进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相反地去阻碍那语言器官的原来的目的——互相了解，绝不会如此！整个的人的本质就是为了进步和永远不断的完善而创造的，凡是违反这种进步和完善的东西，一概都不应该，也不容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样，大自然更不会在地球表面上画上一幅地图，说：这样！你们在这里说德国语，那里说法国语，那里说俄国话，那里说一种莫名其妙的什么话，等等。即便是曾经有过这回事，也正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一种过了时的恶事物。语言的不同是一种由隔阂和分离产生的结果。各个不同的家族迁徙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在那里，每一个和其他家族隔离的家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到后来，由于他们大大地繁殖而彼此更多地往来的时候，他们在语言上已经互相不能了解了，因为每一个小民族在分离的经过中已经各自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训练了他们的双手和语言器官。正因为这样，因为每一个民族在分离的经过中已经逐渐习惯了一种各不相同的语言、礼俗和喜好；正因为这样，因为他们互不了解，因此他们互相争斗、厮杀和迫害。
语言的差异和那已经成为欺骗工具的祖国，不只今天而且永远只有一种用处，那就是在社会里培养盲目的民族仇恨；因此凡是人类的朋友不应该畏缩，同样要把这种爱国心和民族性的偏见踏成虀粉。
即使我们听任这种愚昧和谬误扬扬得意，而且煽起保持这种愚昧和谬误的热情之火，它们最后终究也抵抗不住进步，后者通过日益增多的新发明使得扫除这些陈旧的罪恶日益成为必要。
如果我们今天从每一个民族选出若干儿童安置在一个岛上，并且他们在那里能够生活下去的话，不出五十年我们就会在那个岛上见到一个说一种特殊语言的完全特殊的小民族。同样：如果我们可能把三十三个德意志小邦用深沟高垒和不断的战争数百年间彼此分离开来，也就会由于长久的分离，从许多小邦的不同的方言里形成了许多种不同的语言。
我们只要想一想，为了学会许多种语言费了多少时间！有这些时间可以教会和学会多少有益的东西！到了一个异国，为了语言不通，须要经过若干年之后才能了解那里的人和整个的民族以及它的风俗习惯，这是多么不方便的事，如果人们语言相通，彼此了解，又是什么情况呢！！
为了学会一种外国语要费好几年工夫，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不算少的时间。这种时间的浪费是为了什么？
即使我们假定教育方法日益完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和可能要学会多少种外国语就学会多少种外国语。即使这样，但是，又何必要浪费这些时间呢？
我们假设，一个人学会一种语言平均只要六个月，并且除去本国语一个人只学一种外国语，这样，单从欧洲计算，在每三十年的期间内要有一万万年的时间和力量损失在无用的学习上。一切现在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在语言上只是损失宝贵的时间而已。如果人们可以用一种语言更千百倍有利地得到同一的成果，为什么人们不该应用这一种语言呢？
莱布尼茨已经有过这样一个理想。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提到过这个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只有在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则下才有可能实现，凭强力是不能推行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在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则下的一种世界语的可能性更容易、更明显的事了。
在这个原则之下，有可能推行任何一种伟大的理想。消灭瘟疫和害虫，提高、加强和美化人类的体质，预防饥荒、洪水以及其他无数灾害，都只有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生活中才有可能。一切现有的语言都含有很大的不完善性，为了这一点，也已经有必要发明一种全新的、美丽的、悦耳的、完善的语言，如果发明这种语言有可能，为什么使用这种语言就不可能呢？没有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则，当然这就不会有可能了。
不！语言、疆界和祖国的概念和一切现存的宗教教条一样都是对于人类不必要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概念都是过了时的传统，它存在愈久，它的坏处也就愈是日益显著。
但是不可能全部地球居民的社会组织直到最小的细微末节都是同一个模型印出来的；这既不必要，也不适宜。永远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性，但是这些特性恰好可以组成一种美丽的和谐，成为一切地球居民的福利，这种和谐不但不会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性而被破坏，相反，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性而被加强、被促进了。
如果人们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只有很少数的几个民族是这样，并且在这少数几个民族里，这些特性也只是那种在他们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停滞不动的制度的后果，这种制度不允许任何进步，以改变他们那古旧的风俗和习惯。
例如人们说，法国人有一种好动、轻浮和征服狂的性格。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有了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法国的气候来的吗？是所有一切法国人无例外地都有征服狂、好动和轻浮的性格吗？如果这种性格是从气候来的，那末上奥地利的居民也同样应该有这种征服狂。或者是不同的地域造成不同的性格吗？那末在外国多年的法国人就应该逐渐失去了他原有的性格。但是在德国的法国侨民，他们自从弗里德利希二世以来就世世代代子孙相传用法国话作礼拜、做祈祷的顽强意志却不能为这个论断作证明。
如果说法国人是有征服狂的，至少他们并不永远是这样。路易十四以来法国人所经历的历史，以及共和国、帝国、一八三○年的革命这些荣耀的日子造成了他们的征服狂、好动和轻浮；如果我们德国人也曾经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性格。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最近时期曾出过一个拿破仑，如果我们也有过一次象1792年那样的革命，我们的鼻子要比法国人翘得更高些。我们在现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尽管有所谓的对于政治叫嚣的抑止，已经有足够的人怒气冲冲，在啤酒瓶边上为了那假想的莱因占领者而在裤袋里暗暗捏起拳头来了。
但是假定这种征服狂在一切法国人身上真正成了一种特性，而且在地球上除去法国人而外再没有征服狂的人，这种特性，就象它是怎样得来的一样，它也是可以失掉的。法国人只要在路易·菲力浦的制度下再生活几十年，并且有若干次1815年的经验，这种征服的热情也就会冷却的。3）
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曾把我们叫作是一个征服狂的民族；政治上的庸人也正为这个烦恼，指斥我们太过于是世界公民了。
让我们骄傲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未来的前途；而那些古旧的分离和孤立的垃圾，那祖国、语言和疆界差别的概念却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人们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说：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性。我并不否认特性，我只是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偶然的，是一个民族的习惯、历史、风俗的结果。而这些习惯、历史、风俗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因为一种僵死的制度，这些东西才似乎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正是凭着这种僵死的制度，那陈旧顽固的旧事物的势力才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排除压制着新的进步的思想。
除此而外如果说还有天生的特性的话，那末这种特性也决不会以由于统治者的癖好、运气、强权和诡计而给一个民族硬画上的疆界为限。
如果是这样，那就必须各个民族的性格在一切疆界上要象刀切的一样截然不同了。这是多么荒诞无稽！而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却正在要想造成这样的事！这就是他们从他们的高等学府里带到世界上来的智慧；这就是，当他们想要破费祖国而为他们的肚子和钱袋服务的时候，使他们痰迷心窍的东西！4）
人们能否给我指出什么特性是德国人所独有的、而此外的任何民族所没有的？即使对于语言也不能这样说；只有很少数民族的语言是特有的。但是，如果说各个民族真有特性的话，并且是每一个民族所独有而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没有的，那末第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必然还是语言。然而，即使是语言，无论对于德国人、法国人或是英国人来说，都不能算是什么特别专有的东西。在瑞士、法国、古代普鲁士、俄国、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美国不都有大群的人民是说的德国话？在瑞士的若干省分，在萨伏衣、比利时、海地、路易斯安那州和加拿大不都有人说法国话吗？在那里这种语言的特性又贬低了什么身价，而语言不是完全专有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气候对于人的性格起作用，对于食物、住所、服装以及嗜好、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并且很可能还会永远影响下去，但是气候与民族和祖国的概念却毫无共同之处。
在人烟稠密的欧洲，在许多民族麕集在一起并且有频繁的交通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新思想、新发明的疆界和语言差别是决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在人们能够并且必须分离地生活的时候，还可以行；但是自从铁路发明以来，以上这些概念的害处和缺点在今天已经是更加显著了。如果在五十年内有一个铁路网遍布了全欧洲，是不是人们想，疆界和祖国那时候即使对于最保守、最顽固的头脑也要成为一种讨厌和障碍？难道人们会看不出来，几天之内就可以走遍了全欧洲，但是却没有可能和许多不同的民族互相交谈了解，这是一件多么不便利不愉快的事？单是铁路一项就足以使人注意到有推行一种世界语的必要了，更不必说改进和提高航空工具的可能性。今天还有哪一个学者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吗？如果说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可能性也包括在远景之中，那末岂不更加明白，一种唯一的语言对于我们在科学上的长足进步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不要让人笑话，不要永远把那外国人的征服狂这个傀儡把戏放在手里玩弄。我倒要看看这个外国人，他怎么能把一个追求真正的自由的民族镇压下去。但是只要我们是拿自由当作喜剧来表演的，在它脸上涂上各式各样的民族的颜色，把它囚闭在疆界之内，只要德意志的奴隶是为了德意志的奴隶主去争自由，自由对于我们就毫无价值。或者是一切人的自由，或者就根本没有自由！但是这一个自由是不能被囚闭在那征服狂和人与人的分离所造成的疆界之内的。争自由，自由对于我们就毫无价值。或者是一切人的自由，或者就根本没有自由！但是这一个自由是不能被囚闭在那征服狂和人与人的分离所造成的疆界之内的。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第十二章 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
今天我们在大街上无论往那里看一眼，几乎每一座房子的底层都有一个杂货商在那里安下了窝，在那窝里囤积着别人劳动的产品。
有多么大一群强壮的人整天在商店和饭馆里，在柜台边上磨着鞋底子团团转，白白地消磨掉可以应用到社会有益事务上去的大好时光。这也能叫作劳动吗！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在劳动。当然从事这种事务也有它不舒适的一面，因为我相信，多数手工业者在他的劳动中不会象商店伙计那样单调无聊，店伙虽然费力较少，但是他比工人要更受他那主东的束缚。
就算按照杂货商的看法杂质店也是一种业务，但是人们很容易看出来，那是一种大半无用的业务，我们在共有共享的社会情况下可以把从事这种业务的人数减少到十分之一。
每逢我在我们大城市的街道上闲步，看到那摆设得富丽堂皇，堆满了天然和人工产品的商店的时候，我常常想，在这一切产品之中，你，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人，一年之中能把那一件商品叫作是你的？——大概不会到百分之一。有很多奢侈品我们这种人根本不知道它作什么用途，劳动的产品在不断地增加，这些产品引起了、并且还天天在继续引起着生活享受的精美化。
这一切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比用在劳动者所能得到的生活必需品上的劳动时间大得不能比拟！为这些产品而劳动的人得到那劳动产品的最小、最坏的部分，而其他的人得到最美、最好的；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情形就只能是这样。
设备这么许多商店连同它们的橱窗、柜台等等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物资。社会只要用十分之一的经费就可以设立比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地窖、底屋、小饭店、烟纸店更美丽和更方便的大百货商场。
而首先要说的是耗费在这上面的时间！你们可以作一次有趣的试验，在散步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杂货店的人们整天在他们铺子里都做些什么，并且把这些活动和他们所赚得的利润比较一下，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奇怪，为什么当初耶稣看到这些无聊行当的时候会产生暴怒，甚至于并不尊重他们的私有财产，用绳子抽到他们脸上去。
看吧，这个人在胸前抄着两手，斜睨着橱窗外面，看是否有顾客漏过去，或是另外有没有人脸上带着落入他网罗的神气；那个人斜靠在柜台边上，这里又一个人在闲着搔后脑袋，另一个人在来回的折叠衣料。这里有些人细心地在掩藏、涂抹、遮盖他们那劣等货品上的缺点，以便瞒过购买者的眼光，那里有些人狂喊得嗓子发哑，以便吸引住一个犹疑不定的乡下人等等。如果你们在市集日和工作日有时间，不妨自己去观察一下，看了会令人又可笑又可气。
我观察过这样久，但是我所看到的各式各样商店里的买主人数永远没有商店里守柜台的人数那么多。
在奢侈品商店里我很少看到过有买主，我常常禁不住惊讶，他们究竟怎样弄这么一大笔费用来维持这样一些商店和供应其中店伙们的吃喝的。
而大量的招待员、店员，同样也是所谓商店的气派之一。即使那商人并不关心什么气派不气派，但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利益，他也不愿意减省这些人，因为买主往往是不定什么时候拥进商店里来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拥挤现象，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因此为了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不得不经常雇用着一大批青年人作准备，这些人的健康和体力大可以用在比做小伙计和商店玩偶更有益的事业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颠倒世界就是这样！于是我们又要去养活这些对我们一无用处的小人物！如果我说，我们这些穷鬼养活他，杂货商会摇头不信。当然是我们！否则还有谁呢？是谁给你做的靴鞋、衣服和家具？你那讨价还价的货品是谁制造的？你把它摆设成象庙堂一样的店铺子是谁盖起来的？你自己住宿的房子是谁建筑的？出产你所吃的粮食的土地是谁耕种的？是你吗？
而你对于社会所给你的这些实惠，作为报答提供出来的是什么呢？你把货品从贫穷的劳动者的手里拿去，送到富有的买主手里。这种事一个老年人、一个小孩子也都能够做，这用不着什么大才干、大力气和大学问。
这种行业既不为你的机智、也不为你的天才和能力带来什么光荣，因为你在你的事业里没有机会可以把你的这些才能用在对于社会福利有益的用途上。你那狡猾的金钱和商业投机并不是有益的，相反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对于公共福利有害的投机；如果说它有益，那只是对于想借此发财的你自己和你的家族有益。
商人的另一种恶行，一种并不比他们所犯的抬高日用必需品价格和减低工资以求发财致富的恶行更不可恶的恶行，就是伪造产品。
维克多·孔西得朗①用下列这些话十分中肯地描述了商业的不正当行为：
①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傅立叶的最重要的信徒。他阐释并进一步发展了傅立叶的学说。除了其他证明以外，魏特林在这里长篇摘引也可以表明他曾受过傅立叶的影响。在一切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是最尖锐的。
商人是一种从中渔利的人，他利用一般的社会混乱和工业中的无组织状态从中取利。商人收买产品，收买一切；他是一切的所有人和包装人，所以他能：
1．既控制生产又控制消费，因为两者都必须向他求取可供消费的成品，或者向他求取尚待加工的半成品，或者向他求取供生产用的原料。
商业通过它的种种搜括囤积的手段，通过它对物价涨落的操纵，是一切物品中间插入的所有人，它左右压榨，而给消费和生产的进行——在一个健全的组织中它应该只是一个从属于消费和生产的仆人——造成很大的困难。
2．商业通过它从生产和消费者双方赚来的、庞大的盈利来盗窃社会团体，这种巨大盈利和商业的服务工作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些工作只要它那些从业者的二十分之一来做就已经足够了。这些多余的从业者，因为它把他们从有益的生产中抽了出来，所以又是另一种盗窃社会团体的行为。商业用这种方式盗窃社会，它一方面把一大部财富攫为己有，另一方面把大量有用的社会成员从有益的工作中抽出去，使他们变为它的从业人员，当一个合理的商业组织一旦代替了今天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些人是应该重新回到有益的工作上去的。
3．商业通过伪造产品来盗窃社会团体。伪造，在我们的时代里是壮着胆子进行而超越了一切界限的。真的，如果今天在一个城市里有一百家杂货店，而从前在这里不过二十家，那末实际上人们在这个城市里所需要的杂货商品并不比从前多。一切这些杂货店彼此互争盈利，竞争的结果迫使他们再从损害消费者的利害中去求得补偿；或者是通过一般的抬高物价，这是很常见的事；或者是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这也是经常有的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既没有法律，也没有信仰；劣等的、腐坏的货品每一次都被当成好货出售，如果有一个单纯的买主去上它的当的话，因为他对于这种货品没有必要的知识。但是商人的良心对此坦然无愧，他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说：“我在我店里标明了价钱，我并没有强迫任何人买啊！”——至于因为出售伪货而使消费者遭受的损失那就不在他的计较中了。
4．商业通过大量的囤积来盗窃社会团体，囤积的结果是大量堆存在一个地方的货品腐坏掉，因为找不到销路。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听一听傅立叶的话，他本人曾经当过商人：
商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给商人以充分的自由，准许他们对他们所经营的一切货品有绝对所有权，因此他们有权不让这些货品流通，把它藏起来，甚至于把它烧掉，如同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做了不只一次的那样，它公开地把整个仓库的肉桂烧掉，为了让这种货品的价格腾贵；如果不是怕人民要拿石头砸死他们，他们也会把用在肉桂上的办法用在粮食上；他们会把一部分粮食烧掉，以便让粮价涨起四倍。人们没看到在我们的港口城市里天天有大批的粮食往海里扔吗？那就是因为商人等待涨价囤积过久而霉烂了的。我曾经以商业佣工的身分亲自参加过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有一天把一百万公斤大米扔到海里，而实际上如果货主少贪点利，这些大米完全可以卖出去的。而这一切损失都必须社会去担负，人们眼看着这些损失，在这个“让商人们去干吧”的哲学原则的保护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
商业还通过所造成的损耗来盗窃社会，这种损耗是由于要把产品分散到千百个小商贩手里去，由于运输的增加而产生的。
5．商业通过一种无边无际的重利盘剥，一种真正可怕的重利盘剥来盗窃社会团体。商业家经常用一种假想的资本来经营，这种假想的资本远超过他的实际资本的数量。一个具有三万法郎资产的商业家，他可以通过签发支票、转帐清结、部分付款等手段运用五万到二十万法郎的资金，因此他可以从他所没有的资本里吸取暴利，这种暴利和他真正所有的资本不成比例。
6．商业通过无数的破产来盗窃社会团体；因为我们工业关系上的种种变化和偶发事件，政治上的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失调迟早总会带来这样一天，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发出超过他资产的支票的商人周转不灵了，他不能再维持他业务的平衡，他这种破产，无论是否故意的、欺骗的，总归连累他的许多债权者随之倒闭。一家商号的破产就带动其他商号的破产，这是一把破产的火，烧成一片瓦砾和荒漠，并且其中受害的永远必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商业基本上说，并不创造价值，它和在它手中经过的社会财富相比，从它自己手里增加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但是由于这样的矛盾冲突多少工厂因此倒闭毁坏了；由于这种磨擦和破坏枯竭了多少财富的源泉。
生产者提供货品，消费者提供金钱，而商人所提供的是一种没有保障的，或者只是以一种薄弱的、假想的价值为保障的支票，而且商业组织的成员还互相不守信用。这就是在短短的几句话里说尽了全部事情的真相。
7．商人通过他的本性来盗窃社会团体，他不觑定劳动者手里有许多货品要出手并因此彼此竞争的时候，决不收买，因为这时候劳动者或者是要缴纳房捐地税，或是是要归还工作上的预支。每逢市场上有这种情况，价格落到价值之下，商人才收买，然后就制造一次涨价，他就用这种简单的上下其手的方法掠夺消费者和生产者。
8．商业通过抽调大量资本而盗窃社会团体，如果商业只居于附属地位，无非是作为一个代理团体，只是担任在一个大的消费中心，一个社会公社（communesociétaire）和距离或近或远的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输运工作，那末这些资本就可以拨归工业运用。因此投入商业的资本——尽管和从它手里通过的那庞大的财富相比是很微薄的却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数目，这笔数目，如果取消了商业的暂时性的占有，取消了中间插入的商业所有权，并且另行改组流通方式，就可以被投入生产之用。交易所的把戏正是种种商业罪恶的最高表现。
9．商业通过它所有的那种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占一切产品的手段来盗窃社会团体。商业为了涨价的目的，故意在一段时间内停止物资的流通，在这种物资涨价的情形下，消费者不能不受损失，而在消费者受损失之前则是货品制造者受损失，他们为了维持一座工厂，不得不忍受重大的牺牲来支付很高的价格，并且在盼望有较好的价格出现中以很小的一点利润勉强维持着那作为他们的生活的基础的工厂。他们往往要经过很久以后，才能把那刮财者所强加于他们的物资涨价的损失弥补平衡过来。
囤积搜购是最无耻的商业罪恶，因为它永远打击工业中的正在遭受困难的部分。每逢食品和货物涨价的时候，刮财者就布置埋伏，以便扩大这种恶风，他霸占现有存货，把人们所需要的货品都据为己有，故意停止流通，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把该货物的价格提高两倍、三倍，他夸大产品的缺乏，传播种种恐怖消息，人们只是以后才明白原来这些是虚假的。他们是工业上的一群刽子手，在刑场上还要揭破和扩大受害者的创伤。
最后，所有这一切以及我还没有列举到的其他种种罪恶，由于商业网的精密关联，更是推波助澜，互相影响；因为产品不只是一次经过贪婪的商人的手；常有这种情况，产品要先二十次乃至三十次通过商业网，才能达到消费者之手。首先，在原材料还没有到达劳动者手里给它第一次加工之前，已经先要通过商业的魔爪。从第一次加工的劳动者手里他又回到商业网中，就这样，每经过劳动者的一次加工，产品就必须通过一次商业的魔爪，直到产品最后成形。然后这些产品到了大躉卖商之手，后者又把它卖给大批发商，大批发商再转买给城市的小商号，城市小商号再买给乡村小杂货店。每经过一次这样转手，就有一部分产品留在商人的手里：现在可以评判一下，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衷心拥护的这种野蛮的商业，究竟是不是一个那末伟大的福利的源泉。
但是有一点是丝毫不爽可以肯定的，如果从它当前的状态来观察商业，并且把它和它应尽的作用来比较一下，那末可以把它比作是一个饕餮的享福的人，他强迫勤劳的劳动者以及消费者从他们的纯收入里出钱养活他；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吸血鬼，他借口让血液和财富流通，吸取社会团体的血液和财富。有一点是丝毫不爽可以肯定的，它比之于生产者是一个海盗，来往梭巡着追寻猎物；比之于消费者则是一个蜘蛛，张开它的罗网，准备吸取那不小心的飞蝇的血肉。这种比喻完全恰当；因为如同蜘蛛在我们庭院里、田野上到处张开它那精织的网一样，商人在我们的大街、广场上陈列开他的货品，织出他那黄金的网，如果有一只飞蝇被网住，如果有一个愚人落进网来，他就立刻出现在柜台边，以便吸取它。人们常常看见在空中，在风里飘荡的蛛网和巡行的蜘蛛，同样我们看到巡行的小贩和商人。
奸商已经成了通行的俗语。这种奸诈的使用是那样的没有顾忌，那样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不敢让一个小孩子到商店里去。这是一种可耻的事！可怕的事！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也就是我们的商业；我们竟有这样的一些学者！这样的一些指导舆论的人！这是一些什么人！什么学者！他们对商业鞠躬致敬，在商业的神坛前焚香礼拜，把商业尊为国家民族的父母和养育人！可怜这样的人！可怜，可鄙！
这真正是令人奇怪的事，人们似乎除去永远批评政府而外，找不到其他可批评的了，仿佛只有政府唯一地吞下了国家的财富，仿佛只有政府才是那唯一的抽干国民生活的抽水机。——人们谈到国家财政上的经济合理，谈到减低捐税，谈到减少不生产的职员的薪给，谈到要求一个费用少、效能高的政府，四十年来我们就只是达到了这样一些东西，这就算是伟大的革命旗帜和所谓的政治哲理了！——不错！职员、军队、大批的税务员和边防军、警察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政府部门都是不生产的，都是需要大批经费来维持的，这些机关一部分应该撤消，其余部分应该作更经济的管理；但是用政治改革你们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政治改革的后果经常带来军队和警察的增加。从政治基地上发动起来的运动必然要促使在那政府的老干上长出新的枝桠来，从而两倍、三倍、四倍地增加捐税。这是经验和逻辑都已经充分地证明了的。
商业所加在人民身上的也是一种和政府的捐税一样的捐税；那无数的商业大军也是一种和职业军人一样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断地开往前线，去买和卖，去估价去掠夺！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是人们付出他的生命和血，用他的创伤去换取一点稀少的、微薄的报酬；这里是荣誉，爵禄，功名，忠忱和祖国！——那里是金钱！诈骗！金钱，金钱，还是金钱！
商人精神把腐化和自私注入社会组织的一切血管，它噬啮、破坏一切民族感①；它鼓吹一切卑劣、自私和腐化的思想；凡是高尚和伟大的事物，它一切推倒；它用它柜台上的尺码和天平来秤量艺术和诗歌，它把人理解为只是一架会加、减、乘、除算帐的机器。它的文学就是汇票和支票；它的战略就是抬高、压低物价；它的政变就是商业冒险；它的佩剑就是尺子，它的战俘营就是债务监狱；它的进攻就是人民福利的榨取；它的撤退就是破产；它的荣誉就是金钱！它的声望也是金钱！5）
①这就是它那最有益的和最慈善的本质。——著者注
特别是小杂货店，在做假的技术上更有经验。
为了便于欺骗和作假，他们把衣料、布匹让工厂给他们作特别的加工。一个商人看明白了他的顾客已经习惯于天鹅绒或丝织品通常有一定的尺幅宽度，他就一点一点把宽度缩小。这在围巾上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这句俗话不是没有理由的；谁要到市场上去，必须手里拿着眼睛。
有很多物品，人们把它做得那样轻薄、脆弱，只要尽可能瞒过眼前就行。这种物品因此卖价稍微便宜些，以便吸引那些穷买主。这些买主由于没有经验就买下来了，往往吃了好几次亏才明白是上了当了，当初宁可花加倍的钱买好货，也比花半价买劣货好些，劣货的效用常常还不及好货的十分之一。
而关于食品的搀假又是怎样的情形！我曾经听一个农民说，他从牛奶搀水上每年赚了二千法郎。是谁把他的水当牛奶喝了？是我们！否则还有谁？富人有钱，可以让人把最浮面的好奶提出来给他吃。
酒的搀假已经流行到这种地步，在巴黎站台上，甚至于城市里出买的酒，无非是对过颜色的水，里面几乎没有一滴酒。
关于奶油、面包、肉类以及一切食品都是这样。一个不常买东西的人，几乎永远要比一个常买东西的人多化钱，后者手头有更多的钱，会鉴别货物并且懂得商业上的生意经。
富人有他的有利条件，一切都可以大批的买，小康之家也可以这样；但是劳动者和穷人却不能不在经过了三四道转手之后才把货品买来，因此也就要比富人贵两倍、三倍，并且还常常是搀假的，富人却不用怕搀假，因为富人能够付现钱而且买好的、多买。
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制度下，使商人有可能摆出这样一种姿态，仿佛是他通过他那投机精神使商业和工业繁盛起来，并因此给许多人创造了工作和饭碗，所以值得向他们感谢。这种偏见已经深入人民之中，人们到处可以碰到这样的说法，“是嘛，商业和买卖不景气，困苦也就那样大”。但是实际并非这样，而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贸易和商业愈大，劳动阶级的困苦也就愈增加。看一看英国吧；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商业比那儿都活动，但是在这个国家里困苦也正是那样大；为什么？因为强大的贸易和商业正是有利于促成财富的日益集中，并从而使游惰和浪费日益增加，从而不利于创造这些财富的劳动阶级。
在贸易和商业最发达最繁盛的国家和城市里，我们看到富人最多，而正是在富人最多的国家，穷人也最多；因为这是彼此不可分的。
你们试着在世界上那些贸易和商业最不发达的国家里看一看，你们会看到，在这些国家里奢侈的程度不象别的国家那样高，你们会看到，那里也有穷富之分，象今天到处一样，但是象在商业国家里那样可怕的贫穷，那样可怕的困苦，你们找不到。
如果这样一个商业国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能完全从事于商业，并且由于它的有利的位置，适宜于从事商业，那末它从商业是可以得到好处的，因为一切人都成了商人、杂货商和杂货商伙计。但是这样就必然又有另一个国家受害，这个小的商业民族整年地贩卖着另一个国家的劳动产品。我们的汉撒同盟的港口城市就是这样的小杂货商共和国，在这些城市里几乎一切都上船、交易和贩卖，费用出在它所贩卖的货物所有人身上，也出在它把别人的货物所送交的那些人身上。这些小民族还不至于感觉到那样的贫穷压迫，因为这里的富人在外国产品上的投机大于在本国产品上的投机，因为在他们手里同时掌握着许多国家的贸易；因为在那里还继续存在的同业公会法不利于工厂生产和工业自由，特别是因为在今天工厂生产远不如商业的获利那样重大；因为竞争太大，并且第一次试办必然要冒很大的风险。
正好象有这样一些个人一样，他们能够由于他们的地位或是他们的职业剥削别人而过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民族，他们剥削他们邻居民族而平均一般地生活得较好，劳动得较少，当然，总是有个别人是例外。
我们试举日内瓦为例，它有一种盛大的钟表贸易，这些钟表是在他们本地制造的。谁给日内瓦人盖房屋？萨伏衣人。谁给他们做家具和衣服？德意志人。而供应他们做衣服的衣料的是法国人。6）
在巴黎做工的细作木匠、鞋匠、裁缝有一半以上是德国人。人们周游法国和瑞士的各大城市，会觉得很奇怪，几乎在任何手工工场里看不到一个年轻学徒工。正因为这样那年年流浪到法国去的大群德国人，才希望去找到一个工作和安身之处，尽管找一个如意的安身处所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劳力大量过剩。
巴黎人不那样傻，大家来争一个象裁缝那样的职业，这种职业迫使他们整天盘着腿在一种腐败的室内空气里过活；不，他们宁愿在大街上卖火柴或是擦皮鞋。
在瑞士，工厂很少。法国人和德国人供应他们衣料，他们用食用牲畜和奶酪干来交换。但是这并不是说：瑞士是乐土，在那里牛奶和蜂蜜遍地流，不！大错特错了。那里有大批穷人，只是这种穷困还没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显著地暴露出来而已。瑞士人善于掩藏，不让穷困从幕后露出来；但是我已经常常听说，在许多地区穷困现象同样也已经达于极点。在那里有富人，有乞丐，有监狱和奴仆，这就足以证明，穷困现象也必然很大。
我曾经在瑞士，在洛桑省看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些七周岁的孩子，看见我吃一块面包，问他们的父母，那是什么。他们除了奶和马铃薯以外不知道别的吃的东西。
特别是在巴塞尔可能有极大的富豪，因为几乎整个米尔豪森城都属于他们，在新区，没有一所房子他们没有典押权；这样，某些巴塞尔人的巨大的财产的影响，在米尔豪森比在巴塞尔要感觉得更清楚些，因为工厂主每年必须把建立这些工厂所借贷的资本的利息送到巴塞尔去，而在米尔豪森的工厂工人则必须再为他们的厂主们赚回这笔利息来。
同样，商业也是这样的情形。财富的搜刮积聚并不永远是在店铺旁边或是它附近造成穷困，而是往往扩展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正好象一个人在平地上堆一座小山，但是可以并不就在那山脚下由于堆山掘土而造成一个深谷，如果他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去把堆山用的土掘来的话。
我们试观察一下在市集的日子里那成百的农民和农妇，他们带着他们那些小杂货到城里来，为了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大半要走几小时的路程从远处赶来；每个人都带着他相信可以卖得出去的东西，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东西。
因此很多人在耗费了无用的时间之后，不得不重新带着他们那全部或一部分货品回家。又有些人不得不少看些利，有些人甚至于赔本把货品卖掉，只为了避免空手不带着钱回去。
有几千万卖东西、买东西的人在市集的日子里拥挤在一起，也就有几千万个整天或小时的社会有益时间的损失。看他们怎样守着他们那一点小杂货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那里，真是可笑的情景。人人都想给城市供应食品，但是谁也不确实知道，城市究竟需要什么，因此就可以有成百个人每人拿着一点同一种的货品，例如：水果、酪干、奶油、鸡蛋、菜蔬等等。并且对于这些各自分成小数量的货品也就要占用多少小车、筐子、篓子和人；如果把一切酪干、奶油、鸡蛋合起来用大车来运，——假如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是必然这样做的——那千百个各种各样的筐子、篓子和口袋都是不必要的，而且那千百个农民也用不着都为包装和运送费力，他们也没有必要成半天的在路上受夏天酷热、冬天严寒的苦，还要为了卖货操心、惹气、甚至于争吵和打架。那时候货品也会少失落、少破损；买主同样也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或是为了受骗和货品不好而烦恼。这些买主也没有必要再准备下他们那成千论百的篮子、口袋和箱子，他们也不必再耽心被扒手光顾或是弄脏或是撕破他们的衣裳。
你们应该到市场上去观察一下那些杂货摊，在那里你们最能感觉到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谁要是在那里还明白不过来，他就必然是患严重的白障眼的。
再说到还有旅行和货物运输上的无限不合理！往往有些货物要从一个地方经过几百小时的路程运送到一个很远的市场上去，在那里从这个人的手里倒卖到另一个人手里，有时候这些货物最后又再运回它的原产地！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欧洲必须养活多么大的一群边防军和商贩！但是谁来维持这些人的生活？没有别人，就是那些制造货品的人；因为使用、消费这些货品的人大都正是过着什么也不做的生活的人。
在莱比锡博览会时期为走私所作的准备工作真是象工厂生产一样大规模进行的。在那里把巨量的货品包装成无数的小包，以便通过各种走私组织越过俄国的国境。至少在十年之前是如此。在那里没有一家行业不部分地是为走私服务的；车辆、家具、衣服都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为什么做这一切无意义的工作呢？——为了某些少数人的利益去对抗大人物和大人物的私利的压迫。四面八方无非是抢夺、盗窃和劫掠！一种无尽止的个人利益的战争。奸猾的、有势力的人瓜分战利品，但是战费却由劳动人民担负。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第十三章 宗教和风俗道德
宗教是通过一个不可知的现世（人间生活）走向一个更不可知的来世（天堂幸福）的猜谜一样的指路人，或者换一句话说：一种走向最高、最美满的理想的企图。
关于这个由现世走向一种共有共享的、更高目的地的生活旅程，政治和幻想为我们找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用一种同一的颜色为我们画出了一幅旅行图。
那在这张地图上刻画得这样明白清楚的陡峭、崎岖、尘土飞扬的大道，那是贫穷和困苦所走的道路。在那密密拥挤的行列里，一代接着一代枯瘦的、汗流满面的人默默地、忍耐地向前走去，把充满着痛苦的眼光朝着那他们所盼望的苦难终了的一天。
沿着这条大道两旁伸展出去的是舒适、柔软、开满鲜花、两旁栽着果木、流着清泉的绿草如茵的道路。这是人间幸福的道路，这种道路是有钱人、有势力的人、阴谋诡计的人、机巧奸诈的人和强取豪夺的人所走的。
为了使那些在困苦的大道上走着的大群人们忘掉人间的幸福和享受，人们给他们指出一个幽暗的、充满着希望的来世，并且把一个人听任被剥夺人间的享受作为他来世永远享福的条件。
教士、学者就由那些走在绿草如茵的道路上的人收买雇用，以便向那些走在困苦大道上的人宣讲这个学说；为了这个任务，也给他们在困苦大道的两旁铺上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在这条人行道上还加上宪兵和法警，以便督促这一大群人向前走，并且防止他们离开大道。
从这个时候起，教士就自称为牧师。
这样，在政治的特权人物和雇用的宗教教师的向导之下，一些人在快乐和丰足中，另一些人在匮乏和苦难中，向着一个并且同一个不可知的目的地走去。
前一批人怎么样开步走，随着的人也怎样跟着走，那些人怎样背他们的包袱，这些人也照样背着，前一批人怎样把违反牧师的规章制度所采取的脱离大道的行动叫作罪过，其他的人也照样说。
前一批人刚做出一个驴子般的愚蠢举动（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迷信），别的人也就跟着照样做！前一批人怎样对个别的人对于强奴酷吏的反抗袖手旁观，其余的人也照样；那些人怎样把一个人叫作贼，因为他忽然想到要离开一下这辛勤、劳苦和穷困的大道，不遵守那些散步着的人们的意思，而去摘些大道左右两旁的果子，这些人也就跟着他们照样说；当那些贫困、褴褛、疲惫、饥饿的苦难的朝圣者开始鄙视那第一个贼的时候，其余一切的人也都照样鄙视他。
而那些特权人物在那人间幸福的道路上也是一样。因为父亲把他那盗窃来的贼赃叫作私有财产，儿子也就照样这样称呼，不知道贼赃和私有财产原是同一个来源。
及至最后，当人们开始要去理解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两个彼此各不相同的概念了。
原始人的取用、享有和占据的权利，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损害任何人，因为当时有足够可以取用、享有和占据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占为己有，而并不因此侵犯和妨碍别人的权利，这个原始的权利既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盗窃行为。
只是到了后来，当人类大大增殖并且拥挤在一个地点，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必要，而有些个别的人却凭着过量的享有和占据而脱离劳动的时候，这种自然的权利才开始成为一种不正当的权利，而少数人特别占有为维持大众生活所必需的土地才成为一种对社会的盗窃。
和当时的舆论倡导者一样，一切跟着走的人同样也都把任何方式的土地的绝对占有看作是一种霸占，一种抢掠。
但是这种盗窃行为还并没有因此成为耻辱，相反地它成为一种光荣；因为它证明了一个人的机智、诡诈、胆略和勇敢。所以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把用这种方法得来的财物叫做私有财产，把它造成合法的，并且让它从父亲遗传给儿子。
于是他们也就一个跟着一个仿效这种行为。
但是，人类的本性对于这种用私有财产的名义掩盖起来的合法的盗窃不断地表示反抗。为了防止这种反抗，于是私有主把一切不是合法形式下的盗窃都予以禁止并且加以处罚。
为了逃避这些处罚，于是怯懦的人开始暗地里盗窃，否认他的盗窃行为。
自从那时候起，窃贼为人所鄙视，而私有主则为人所尊敬，而且他愈是富有，就愈是受人尊敬。
这一切习惯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风俗、道德。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其中的大部分在一个未来的社会制度里，能够并且必然会被一些其他的风俗、道德所代替。只有那些根据于自然的情感而且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所必需的风俗道德才会永久存在下去，例如忠诚、博爱、正直等等。
因此，自然的规律是自由地形成风俗道德的惟一界限。
在我们今天这个追遂私利的社会制度里，可以给风俗道德以任何任意的标准，只要这个标准能够有利于某些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他们的特殊愿望。因此人们可以任意制造道德或不道德，罪过或是肝馅腊肠。7）
所以一个有道德、守礼教的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诚心诚意地遵循着由官方所指定给他的轨道走，前辈已经教会他在这条道上怎样举步。其他一切凡是跳出这个轨道而想自己找寻一条道路的人，人们都把他叫做不道德的人。
如果有一大群人随着一个跳出轨道的人走，并且这一个人也按着他前人的榜样把那些跟着他走的人列成一个有秩序的队伍，人们就把这种情况叫做风俗道德的变更或是驯化。因此那颠簸的、沉重的生活的车子，每一次由于一种重大的时势变化的冲击而脱出旧的轨道，并且在一条尚未走过的路上造成一种新的固定的轨道的时候，风俗道德也就有一次变更或驯化。但是如果教士和法警必须费许多辛苦作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些人赶回到那困苦的大道上，人们就把这种情况叫作丧风败俗和道德的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