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目录
导言
序言
第一部分 社会病态的产生
第一章 社会的原始状态
第二章 私有动产的产生
第三章 私有不动产的产生
第四章 遗产继承的发明
第五章 战争的发生
第六章 奴隶制度的产生
第七章 商业的发生
第八章 金钱的发明
第九章 爵位和职衔的产生
第十章 军事制度
第十一章 祖国、疆界和语言
第十二章 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
第十三章 宗教和风俗道德
第二部分 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
序言
第一章 社会制度的要素
第二章 论管理
第三章 论科学
第四章 论选举
第五章 论劳动
第六章 技工团
第七章 中央技工团
第八章 工作理事会
第九章 三人团
第十章 交易小时
第十一章 事业封锁
第十二章 艺术、科学院、或生产舒适品的劳动的管理机构
第十三章 妇女的地位
第十四章 学习军
第十五章 哲学的医学
第十六章 共有共享制的优点
第十七章 整个体系的概观
第十八章 可能的过渡时期
第十九章 对于过渡时期的准备
结束语
附录
第三版的序言
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1849年）
参考书目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孙则明译
据1955年德文版译出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导言
十九世纪前半叶，德国开始克服它对于英国和法国在经济上的落后性，并且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国，它的生产在三十到四十年代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原来在无数的专制的德意志城邦中被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资产阶级，现在在经济上大大加强起来，并且提出了政治要求。
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德国发展起来。虽然它比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是少的、还是分散和不发展的，但是在纺织工人的起义中，已经证明了它的革命力量，并且提出了它的独立的政治要求。这种发展使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于成熟，这次革命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和建立德国的统一。德国的工人阶级必然会觉悟到它的社会地位和它自身的特殊利益。在革命的前夕，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作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在这个宣言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的本质、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世界性的历史任务——永远消灭剥削和压迫——以及它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这一切都作了说明。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并因此给德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个包罗一切的、科学的纲领。
但是，这并不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第一次表示。在此若干年以前，已经有一个人以一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马克思语）①宣告了无产阶级的解放；那就是德国的革命者威廉·魏特林，他以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迈进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他认识到工人阶级能够自己单独地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观点远远地超越于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之上，尽管在基本上他从未克服过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从没有达到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的阶段。这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做到的事。但是，作为形成中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发言人，魏特林是有不容遗忘的伟大成就的。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出版于1842年12月，最近的一次是1908年由弗兰茨·梅林编辑出版的。②
①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中译本编者
②梅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论述魏特林受拉梅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影响。——中译本编者
威廉·魏特林于1808年10月5日生于马格德堡。关于他青年时代的情况所知甚少。他的父亲特里扬是法国军官，死于拿破仑的侵俄战役。他的母亲克利斯丁与成衣工人柏恩结婚，她自己充当女厨师来维持生活。魏特林在马格德堡上过中等市民学校，1822年，他被送到一个成衣匠那里学手艺，学的是缝纫妇女服装。1827年，他为了逃避兵役，跑到汉堡去，在那里充当妇女服装工人，并且设法搞到一份流动手艺人证书，在这上面他把汉堡填作他的籍贯。1830年他到了莱比锡，在那里他以一个讽刺诗人的身份参加了革命运动，这种运动在巴黎七月革命之后，流行于德国的许多地方。据说，他曾经向《莱比锡日报》投过“激进的”稿件。①1832年底他到了德累斯登。1834年到维也纳。估计这时魏特林已经很认真地在研究社会问题，感觉到必须对劳动者的境遇作重大的改善。他自己在1849年说：“我在德国周游很久，……我曾试图说服别人赞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②虽然他在维也纳收入甚好，但是，“一种寻求志同道合者的热望”驱使着他到巴黎去。③1835年10月，他到了巴黎，并成为“流亡者同盟”的盟员，几个月之后，这个同盟中的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出身的盟员脱离了该同盟，另行成立了秘密的“正义者同盟”。无疑的，魏特林曾积极参加过这场辩论，特别是展开了对雅科布·费奈迭的攻击，新同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不久，他和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一起成为理事会的成员。1836年4月，魏特林再一次通过德国旅行到维也纳，1837年9月回到巴黎。在这里他开始了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独立的理论家的活动。
①见艾弥尔·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说》，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31页。
②本书295页。
③见梅林为《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08年纪念版所写的《序言》。原句大概出于魏特林1851年在《劳动者的共和国》上发表的《关于金钱制度问题十二年来宣传结果的概观》一文。
在这些年间，巴黎是欧洲一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的活动中心。正象梅林曾经说过的，在这里空气中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每个人随时都在吸入。①在这里，伟大的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曾经起过作用。圣西门逝世之后（1825年），他的学说由他的门徒勒西普、勒鲁、舍伐利埃和安凡丹等人加以整理和通俗化，特别是巴萨德，他在巴黎主持圣西门主义的讲座，这些讲座的主要内容，我们在他的主要著作《圣西门学说的阐述》里可以看到。在已经堕落成反动的圣西门主义者的宗派解体之后，傅立叶把许多社会主义者集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傅立叶逝世之后（1837年），传播他的学说的主要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傅立叶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他同时主编傅立叶主义的正式机关报《法郎吉》和《和平民主日报》。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信徒们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共产自治村，这种试验虽然由于迫害而停顿，仍然不断地重新进行。
①见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08年纪念版，第265页上，梅林的注释。
里昂工人的起义（1831年和1834年）特别给了社会主义学说、同时也给了民主共和主义的学说以强大的推动力。早在1820年，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运动已经传入法国，主要是由巴萨德组织的。1830年，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领袖马志尼和烧炭党人联合，一年之后在马赛成立“青年意大利”的秘密同盟，1834年在瑞士又和其他国家的秘密组织合并成为“青年欧洲”。邦纳罗蒂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会社，并通过他的著作《巴贝夫的密谋》（1828年）①保持了对于巴贝夫密盟的回忆。最后，1838年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的领导下，成立了“四季社”，从本质上说，它是和“正义者同盟”结合在一起的。
①又名《为平等而密谋》。——中译本编者
虽然在所有这些运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它们的阶级基础是极不相同的。首先，“青年欧洲”这个联合组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的运动，它不超出对于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之外。而在各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中，则以“四季社”为最重要，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秘密的结盟和暴动来实现共产主义。
德国人的各个组织，主要是“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必须放弃至今一事无成的那种革命策略和派别分裂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组织和启发当地的德国手艺工人，当然也通过许多密使和回国的手艺工徒进行宣传工作。经过脱离“流亡者联盟”而进行的激烈的辩论——留在该同盟的，只剩下“象雅科布·费奈迭一类最无能分子”②——对于理论的明确性和具有自觉目标的行动的要求大为增强了。中心的纲领是根据人生来平等这个理论引伸出来的对于财产共有共享的要求，也就是所谓平均共产主义。
②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6页。
在这些条件下，1838年在巴黎产生了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①，其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主要思想。他和另一些盟员接受了“正义者同盟”的委托，从理论上论证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以便为同盟提供一个适合于新任务的全面的纲领。这一部著作标志了：魏特林与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追随这些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宗派，以及当时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暴动派相比，他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作出了长足的进步。被压迫者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已经由布朗基表述过，——但是他所指的始终是秘密结盟者一小部分人的恐怖活动。魏特林远超出布朗基之上，他号召全阶级的行动。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作为基本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手艺工人的代言人），要求通过对社会贫困的根源的研究，而为无产阶级指出一条走向更好的社会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一种和现存社会秩序相对立的什么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已经有不少了——或是号召新的暴动密谋。
①它是岁序更迭时付印的，有部分版本印有1839年字样。1840年译成匈牙利文，后来又译成挪威文。
这部著作的任务应该是启发群众，以便使群众在旧社会崩溃之后，在新的社会里认清道路，而不致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魏特林认为，劳动者贫困的原因在于“劳动和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不平等”。②这种状况主要是由金钱——它是人类一切罪恶和过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在未来社会里，首先必须废除金钱。在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机器的罪过，魏特林反对这种流行的意见，他认识到只因为现存的制度才把机器这个本来是减轻劳动和加速进步的工具变成了加强剥削和扩大贫困的工具。他还证明，从统治阶级或是从其政府方面来的改革，不可能导致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就象人们硬要你们相信的：迄今所写的、印的那么多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提高你们的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东西多得简直足够你们整个冬季住室烧火取暖之用，其实，其中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盘剥和虐待你们，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征求过你们的同意。”①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财富的共有共享制，它促成“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以及人类中的“无忧无虑和友爱”，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共有共享制，它表现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的联盟”，既没有国家疆界，也没有语言的隔阂。在“正义者同盟”的组织里，在工人联合会和在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德国手艺工人共产主义食堂里，魏特林看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解放，共产主义的建立才有可能。他写道：“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你们和他们之间的任何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于你们不利。”②
②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9页。
①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7页。
②同上书，第23页。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并且是向工人阶级一边倒——的党性立场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乌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锐的对立者。正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认识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内，在无产阶级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转化时期内，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恩格斯说的：“他们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①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记，魏特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与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曾经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倚赖于卡贝（布鲁诺·鲍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袭家”，特别是指抄袭卡贝而言）②。这无论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错误的。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1840年、也就是说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即1834年至1839年间，卡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传，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传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书的小品文性质来说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级，特别是手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说明，他们以很大的热情来谈论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级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①，他否定被压迫阶级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级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们也赞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书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②，其中主要是针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说，“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谋，只是逐渐地在同意、说服、谅解的道路上”③就能实现向财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曾经强调过他和卡贝的矛盾，说到“拘泥小节的理想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是十分空洞的”，并且批评卡贝“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④因此，魏特林不仅不倚附于卡贝，甚至他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敌对者。
②布鲁诺·鲍威尔：《1842年至1846年期间德国政党斗争全史》，1847年夏洛屯堡版，第46页。
③指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中译本编者
④海·艾韦贝克把它译成德文。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页。
②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893年马格德堡版，第17页。③同上书，第21页。
④本书302页。
魏特林的处女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倾向性，摹拟圣经的语调和宗教成语，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一书里虽然减褪了，但是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一书①里，却是全书的主调。在这里，他依据于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拉梅耐，拉梅耐有两本书：《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由路·白尔尼译成德文——和《人民书》（1838年），后者在出版之后就由魏特林自己译出，对于工人阶级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从天赋人权的理论，特别是从卢梭的理论出发，拉梅耐诅咒现存的状况是一种魔鬼的事业，并且以鲜明的色彩描写了统治阶级霸占土地和压榨人民的暴行。劳动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使用武力（后来，拉梅耐放弃了使用武力的主张）以便消除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和争取全人类的自由。但是，拉梅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对于要求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种种社会主义体系抱极端反对态度的人，他并且认为，这些体系是要把人类更降低到禽兽之下。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王国。“……现在主要的并不是剥夺已经占有财产的人的财产，而是要给那些被夺去财产的人设法获得财产。”②因此，就内容而说，魏特林和拉梅耐是根本不好相比的，但是，魏特林却又不愿意使自己完全摆脱宗教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现存各教派的严厉的反对者，并且特别是反对教会的组织，他控诉并且判定这些组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①按这本书是1845年出版的，1843年发表的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的广告和部分章节的篇目。参看本书32页注①。——中译本编者
②拉梅耐：《人民书》，1905年莱比锡版，第91页。
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举行了一次起义，“正义者同盟”也曾参加。这次密谋——在准备和实行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取得群众的支持——被镇压下去了，组织被拆散，领导者被关入监狱。沙佩尔和鲍威尔在羁押多日之后被驱逐出境，他们跑到伦敦去。现在，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了。魏特林留在巴黎，集合拆散的盟员。从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少数报道中我们知道，他是通过许多集会和通过与手艺工人的个别谈话来达到集合盟员的目的的，在那些集会上，他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是，针对工人的恐怖暴行，加重了他的革命活动的困难。1840年复，他曾到瑞士去作短期的居留，考察在那里的工人联合会里有无进行同盟工作的可能性。海尔曼·艾韦贝克接替巴黎区分部的领导者。
1841年5月，魏特林决定迁移到瑞士去，最初是到日内瓦。在这里和在瓦德省区，1834年成立的“青年德意志”的残余还继续维持着，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对于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里的德国手艺工人有相当的影响。此外，那些追随伟大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学派和宗派的思想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傅立叶主义者。在洛桑、日内瓦以及其他较大的城市，有一些书店和印刷社在推销拉霍蒂埃和卡贝的著作，以及后者办的期刊《人民报》①。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已经著名之后，甚至受到瑞士科学院的聘任。孔西得朗举行一些很受欢迎的讲座，并且由此获得许多新的信徒，从而有可能创立了傅立叶主义者的期刊《侦察兵》。此外，还有人试图在卡维和洛内之间的海角上建立一个共产自治村。
①这是卡贝在1833—1835年期间办的一个周刊。1841年复刊后改名《1841年人民报》。——中译本编者
魏特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西蒙·施米特、奥古斯特·贝克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以及两个丹麦人彼得逊和克里斯田生，按照惯用的战术，决定在现有工人教育协会里建立同盟的小组和食堂。当然也要在其他的城市里创立新的协会。与“青年德意志”的人相反，他号召公开地进行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以便从迄今的宗派主义中解脱出来。魏特林解释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看一看年轻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不是配得上它的伟大目标，好使那些胆怯的外交官、市长和商人们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说的喧嚷，如同船工们习惯于波涛澎湃的声音一样。”①这种做法不无成效，到1841年底，在日内瓦、洛桑、威维和摩尔西等地成立了许多食堂，虽然大多数未能持久，但是对于该地手艺工人的组织有所帮助。同时，魏特林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月刊《吁助德国青年》，在瑞士，同时也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销行。按照魏特林自己的统计，这份月刊约有一千份定户，其中巴黎有四百份、伦敦有一百份。②总起来说，他受同盟委托的活动，实际上由他的期刊和他在各地的同志所支持，起初伸展在瑞士法语区，后来又伸展到瑞士德语区，主要是在日内瓦、瓦德、诺恩堡、苏黎世、亚劳和伯尔尼各省。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104页。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派分歧的历史根源及克服的必要性，参看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468页。
②参看本书305页。
在“青年德意志”的成员以及他们的领袖（马尔、杜勒克、斯坦道等）的对抗下，魏特林被迫在许多城市里从公开的宣传又回到秘密的宣传。在很多协会里，“青年德意志”的人和“正义者同盟”盟员之间发生公开的冲突，其结果大半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集团退出协会，另行成立自己的协会。此外也可能组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协会。在这期间，魏特林和伦敦以及巴黎的同盟的领导人，主要是艾韦贝克，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多方的支持。
魏特林的活动不能长久瞒过瑞士的资产阶级。他的有力的、富有鼓动力的语言，在他第一本著作里已经发挥了那样大的作用，在这份期刊里（从1842年1月起改名为《年轻一代》）也不能不令人倾听。期刊的口号是：“反对个人利益，如果它损害到全体的利益；争取全体的利益，而不把任何一个人除外。”①魏特林凭着这份期刊来指导他的宣传员和鼓动员，②并号召工人们起来作独立的行动。“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始终是别人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其实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看来不久也该到时候了，我们一旦壮大起来，就要摆脱别人对我们的这种讨厌的、无聊的监护。”③关于统治阶级想使“监护”永恒化的原因，魏特林写道：“……从来就是这样，并且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新的、指责现存社会的缺点以及要求消除这些缺点的理想，总是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人的生活、私利、嗜好和欲望都与现存社会的缺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其他的瑞士和德国的报纸及杂志②也都刊登关于同盟工作的消息和文章。例如：《电讯》于1842年8月14日曾从魏特林的期刊里转载了他的重要论文《共产主义原则的政府形式》，这篇文章要求，不是把“大人物”，而是要把有“才能”的人选入政府。关于这篇文章《莱茵报》写道，显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否认它的“天才和创见”的思想③。这个思想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第104页。
②魏特林写道：“人的任何权力不能阻止住善良和真实的宣传：人不能防止人们在劳动时、餐桌边，在他们的卧室里，以及在他们散步时说话”。引自上书。
③引自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08年纪念版，第ⅩⅤⅠⅠ页。
①魏特林：《这样是不能持久的》，载于《年轻一代》，又《电讯》1843年2月份第25期上曾转载。
②例如：瑞士的《邮政小号角》、《人民使者》、《西兰人》、《国民报》、《乡村报》、《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及后来的《瑞士共和主义者》；德国的《莱比锡通报》、《莱茵报》、《电讯》和《哈勒年鉴》（以后称为《德国年鉴》）等报刊。
③1842年9月29日《莱茵报》上的小品文。该报在同年9月30日又从《年轻一代》上转载了一篇通讯——《柏林的家庭住宅》。
不久，就发生了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同志们的报复手段。他被接连地从日内瓦（1842年12月）、伯尔尼和瓦德各省区驱逐出境，期刊的印刷遭受阻碍，寄往法国和德国的期刊被没收了。他移居到威维，并且在那里的工人协会里发挥了极有效的作用，这个协会原是由“青年德意志”的人控制的，魏特林把协会里的多数争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人反而退出去，另行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协会。根据魏特林的报道，到1843年中，在瑞士有十三个工人协会，共有七百五十名会员，同盟对他们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④。魏特林也试图和有声望的瑞士公民取得联系，例如和出版家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联系，后者在印刷品销行上曾经给予帮助。此外魏特林有一个时期还有过这样一种想法，要求申请入瑞士籍，以便能够进行不受阻碍的宣传工作。但是由于瑞士官方不久就加以迫害，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同样的，他也曾努力争取海尔维格和谷兹科夫参加同盟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
④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23页。
在1842年全年中，魏特林除了他的多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外，不厌倦地致力于他那主要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12月间，在他到达威维的那个月里，这本书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印刷者亚历山大·米霍德那里出版了二千册。数以百计的工人捐助印刷费用，并且以取得该书为报酬，他们自己也担任推销工作——一直销行到德国内部。同样，从巴黎和伦敦也寄来对于印刷这本为大家久已期待的书的捐款。艾韦贝克就预先说过，“这本书要和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耶稣传》一样发挥作用，……”①。这本书不仅在手艺工人和劳动者之中，而且也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种辉煌的成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最高的推崇说到“这个成衣工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且说，“这个手艺工徒的严肃、气度和求知欲使我感到可惊”。他讥笑地问道，那些高等学府的生徒们和这个手艺工人比起来算得什么呢，并且特别指出魏特林是他的阶级的先知——这是一种双重正确的评价。①同样，亨利希·海涅，虽然他把自己和魏特林严格划清界限，也不能不佩服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海涅在他的《自白》一书里写道：“……他决不缺乏思想，他那题名为《社会的保证》（按即指魏特林这本主要著作——导言作者）的书长时期以来曾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问答教科书”。②最后，马克思在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作为最重要的证言写下了那著名的词句：德国“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③《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以后不久就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挪威文，后来又译成匈牙利文。
①引自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8年苏黎世版，第28页。
①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发展》、《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1820—1850》，1874年莱比锡和海德堡版，第365页。又费尔巴哈致弗里德里希·卡普的信（1844年10月15日）。
②《海涅全集》第6卷，1890年莱比锡版，第45页。海涅在这里趁叙述他和魏特林在汉堡相会（1844年）的事，对魏特林作了若干描写。虽然在海涅的讽刺之中，也不能否认他对于魏特林作为年轻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所表示的崇敬。
③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意义和阶级内容在马克思对于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皮特曼、吕宁、爽尔格斯、西米格等）的论战中得到了明白的说明。在他们的机关刊物之一《莱茵年鉴》里不但一般地否定了“粗野共产主义”的任何价值，并且特别指斥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种对于他在巴黎和日内瓦学来的傅立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加工”。共产主义者的唯一成绩只是“在于建立种种制度或是一些同样地完整的社会秩序”（如卡贝的“伊加利亚”，《公共幸福》①和魏特林），它们都是“一些教条的独断的”东西。②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指出说，这种虚空傲慢的说法，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制度的真正的内容根本不在于它们的系统的形式，而是在于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代的需要”。“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体系来说都是有一个民族全部过去的发展，有种种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态，以及它们的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③。因此，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和魏特林，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两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很显然的。当魏特林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知道未来只是属于工人阶级——正想用这一部著作为他的阶级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和道路的时候，并因此也就是表达了真实的、合规律性的“时代的需要”的时候，那些“德国的”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们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却采取了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他们的工作首先在于，通过他们的所谓“片面性”的“克服”来贬低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的价值，从而贬低魏特林的威信，后来他们也就显出原形，原来这些人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雇佣文人，被用来反对力求上升的资产阶级以及和资产阶级一起形成的无产阶级。①
①指夏斯特吕克斯的书《论公共幸福，或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命运》，两卷，1772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
②见海·皮特曼编《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达姆斯塔版，第170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作者西米格。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页。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彻底的、毁灭性的批评。可着重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各书的有关章节。
以“教条的、独断的”非难，加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并不完全恰当。魏特林自己就曾再三地指出过，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推翻旧的社会，而不是“各种心爱的关于新建筑的计划”。如果说他不但用他的著作来揭露现存社会关系的罪恶和证明被压迫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并且同时试图草拟出一个未来社会的图景来，那只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的运动指示一个方向，给它一个美好的目标。他不只要指出，社会在一个坏的组织里是什么，而且还要求指出社会“在一个好的组织里又能够是什么”。因此和教条主义相反，在他的整个的著作里都贯穿了进步的思想。“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因为这就首先必须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滞和进步的停滞，这是不可想象的事”。②因此魏特林在当时决没有把他的计划——人们试想一想那些伟大乌托邦主义者是如何的顽固——认为是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看作一个提供讨论的题目，并且在他的著作的结尾部分要求大家把问题和改善的建议寄给他，以便在《年轻一代》上能够继续讨论。恰恰是在详细地描述未来社会的种种组织的时候，他再次地强调说，另一种其他的形式也是可能的，并且这样一类的问题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相比，是一些次要的问题。①最后他还忿恨地指斥那些傅立叶的反动的信徒，因为他们追随他们的老师，在共产自治村里要把对资本和天才的评论放在劳动之上。“岂有此理的荒谬！”魏特林写道，“这个荒谬，我们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脱不掉。他们仍然站在他们的老师1808年所站的地方②，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们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③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特林本身也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
②本书第57页。
①参看本书第212页。
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著作：《四种运动论》，这本书曾给予魏特林很大影响。
③本书第258页。
当时对于魏特林还有另一个指责，涉及到所谓他的思想的不独立性。同样的，后来在对于他的思想发展的渊源的研究中，把魏特林的成就里的有原则意义的新东西也大部分都忽视了，人们片面地着重举出他和以前以及当时的乌托邦主义者共通的地方，这是由于魏特林后来的发展而引起的一种误解。
当然，魏特林在他对于现存社会状况的批判里，以及在他的未来社会的草图中，是曾经加工利用了当时的思想资料的，尤其是他居留在巴黎的时候，上面说过，当时巴黎是一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革命思想传播的集中点。在对于商业的批判上，魏特林受傅立叶的影响最深；科学（“能力”）在社会里的领导地位这一思想来自圣西门；在私有财产的研究上，他根据于蒲鲁东；在金钱问题上，则表现出对于欧文的倚赖。但是要在每一个细微末节上指明这种倚赖性是很困难的，并且就原则上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何况，魏特林并没有受过高等的学校教育，一直又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他是当代的哲学以及特别是那些所谓“学者”的公开的反对者。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自己继续进修，书读得非常之多，虽然是没有系统的①。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举魏特林作例子，反对卢格而为“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②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为魏特林采纳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要素的合乎规律性的理由作过理论的说明。“在德国人面前没有摆着象法国人和英国人面前那种成熟的阶级关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产生那些基础的阶级关系状况中去取得他们的体系的基础。因此那唯一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体系，是一种在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式范围内的法国观念的复本，这原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①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狂妄地指责的地方，反过来正足以证明是魏特林的成就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从那些和比德国或瑞士更成熟的阶级关系相应的理论中采取了大量进步的要素，才使他有可能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居领导地位的理论家。只要概观一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批判部分，就可以看出来，这决不只是德国或瑞士的“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魏特林的观点主要是在瑞士巩固下来的——能为一个这样尖锐的、预示出发展方向的批判提供根据的。“……使这些手工业者感到光荣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他们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不过是向近代无产阶级转变的一部分还没有跟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反对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竟已本能式地预料到自己将来发展的前途，并且构成为——虽然还不充分自觉地构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②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德国正开始迅速地发展，无数的矛盾产生了，并且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这个革命在种种更为进步的条件下，必须比十七世纪在英国或是十八世纪在法国所进行的革命更加彻底。这些进步的条件首先是在于有了一个更成熟的、数量上更强大的无产阶级，后者现在必然要带着它自己的要求而出场。魏特林的历史功绩，因此只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衡量，就是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来唤醒和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如何为工人阶级指出他们在未来革命中的任务。
①1843年6月间，魏特林的住宅被搜查，从被没收的书籍名单中，对魏特林的阅读范围可以有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很有价值的概观。当时搜查到的有一本英文字典——魏特林确实学会了英文——，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及宗教狂人阿尔勃莱希特的各种著作（参看本书第36页注①）。又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
②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页。
②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341页。
虽然在这段时期内，魏特林主要是在法国和瑞士工作，但是他仍然直接是在为德国工人阶级而活动，因为在国外他几乎完全是在德国手艺工人之间活动，他的著作也是用德文写的，并且立即被传到德国国内。恩格斯曾指出过，“正义者同盟”在它的中心迁往伦敦（1840年初）以前主要是一个德国人的联合会。这也适用于后来在魏特林领导下的在瑞士工作的盟员，而只是在伦敦才有可能逐渐地从一个德国的同盟成了一个国际的同盟。①在四十年代里生活在巴黎的有五万至六万德国工人②，其中成衣工人占绝大部分；在瑞士当然人数较少。这些工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因为绝大多数是手艺工人，他只想居留一定的时期。此外，还有许多国际联合会，则是由于“各贤明的政府给了同盟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们把每个不称心的工人——其中十个有九个是同盟的盟员——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密使了。”③
①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9页。
②K·奥伯曼：《在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的地位》，1950年柏林版，第32页。
③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
因此，恰恰是从他这本主要著作我们可以这样说：魏特林是自觉地、一边倒地代表了他的阶级利益的。“……我们是两造，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们消费，我们生产；……”。④他说到他的同志们怎样督促他，要他写一本书。“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他们为我劳动，我为他们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因此，……这本书并不是我的作品，……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力量”。①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反，同时也和卡贝、勃朗、蒲鲁东等相反，他确信向统治阶级和政府呼吁，只不过是枉费时间和在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错误的希望。
④本书第112页。
①本书第57—58页。
在“可能的过渡时期”一章里，魏特林嘲笑种种迄今为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例如要求改善教育制度，要求出版自由，要求改善对病人和老年人的扶养，要求一种比较公平的捐税立法制度，要求选举自由或甚至要求傅立叶式的联合组织。他看到，这样一些改革只是补缀工作，如果说这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里也有可能的话，它们也并没有抓住罪恶的根源，相反的是保持了剥削。因此在未来革命中的主要的任务，只能是消灭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或是，如魏特林有一次说的，“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②
②本书第267页。
这件事工人阶级只有在一次革命里才能完成。“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革命万岁！”③这些见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魏特林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反动的后继者们的看法之间有如何原则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说明通过《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曾作出了多少贡献，他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号召工人的结合和他们的阶级团结。
③本书第244页。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在工人阶级里找到了唯一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有能力消灭剥削，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由于这一点他远远胜过那种呼吁统治阶级的理解和同情的乌托邦主义。
但是尽管这一认识是非常出众的，尽管魏特林由于这种认识和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就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实施这一点说，他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里表现了魏特林的“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法”，他永远没有能达到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令人惊奇的远见与尚未克服的宗派观点：真知灼见与幻想；对现状的深入批判与草率的乌托邦空想，革命的力量和预见与历史局限性互相结合在一起。
魏特林的历史观——如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所表现的——是并不一致的。它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许多倾向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突破。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原始状态时期，从私有财产的发生到目前的时期（不平等和压迫的统治）和共产主义时期。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必须在现在就准备起来。完全以启蒙的意义去理解的理性，在他看来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获得的欲望所决定的，然后享受的欲望和它合在一起，这两种欲望一直统治到今天，因此理性、知识就受到排挤和压迫。但是理性就长期来说是更有力的东西；它不久就会克服贪欲和私利，为无阻碍的进步扫清道路。
但是在这样一个——粗略地勾划的——历史观里，魏特林达到了一些重要的认识，凭着这些认识他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者的认识之上；其中例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见解，认为有许多特定的阶级的存在，它们的行动是由经济的因素决定的，并且和这些阶级相应的各有一种一定的风俗道德；此外他还作出了这样一种论断，认为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中立的，而是只为统治者服务的；最后他达到了这样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就是认为理性不能自行取得胜利，而是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把它带领到统治地位上去。
按照魏特林的这种历史观去进行经济关系和“社会罪恶的根源”的研究是反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它绝对落后于，例如傅立叶的那些卓越的见解①。今天来详细地逐一批判他的错误（首先是他关于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提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就仿佛是故意要用这些错误把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描写得十分可笑了，何况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早已这样来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已经指出过魏特林的“局限的思想方法”，后来恩格斯说到“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的时候曾经写道，“每当问题关系到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①如果撇开这些不谈，魏特林对于资本主义个别经济现象的批判是非常尖锐而中肯的。同样他那论断，认为国家、法律、教会等等组织的任务是在于保卫和维护当前现实的经济关系，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论断。
①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关傅立叶的论述。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1页。
关于魏特林的未来社会的草图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他曾试图超越那种所谓平均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经明白指出过“法国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②），就是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能力选举和交易小时的制度。魏特林想靠这两个因素，一方面能防止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现少数的特权统治，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能保证个体成员的自由更大的发挥余地。天才，也就是说优秀的工人和科学家，虽然不允许具有优先的地位，（如同傅立叶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并因而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压迫和剥削别人，但是可以通过他们特别的劳绩而争取一种在经济生活和国家管理上更受人敬重的地位。最后，额外增加的劳绩——通过交易小时——应该给予额外的“享受”和“自由”作为报酬。无疑这是——虽然不清楚，并且只是从个人利益来说明的——一种卓见，认为劳绩在共产主义里必须得到特别的表彰。
②同上书，第343—344页。
就那逐渐成熟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对于魏特林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就是他对于这个革命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他很正确地断定了资本主义是不能通过改良来克服的，改良不可能触及到它的基础。但是由于他缺乏对于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他忽视了当时在德国首先是要帮助资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完全战胜封建主义，并且，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这种认识的缺乏以及他对于一种尽可能地激进和彻底的革命的急切关心，使得他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和对于这些自由的要求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空想地把共产主义社会提出来作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因此就不能回答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①魏特林完全看出，例如出版自由的好处，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争取真正的自由来说只是事情的一半（参看本书第248—249页）。在这个问题上他——虽然从另一个前提出发——无疑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否定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产生了一种对于民族问题的错误的总评价，尽管在这方面他给无产阶级介绍了许多重要的知识。他揭露了军事制度的假象的荣誉、操练、惩戒，揭露了那种贿赂公行的腐化现象，凭着这种贿赂，富家子弟可以逃避象压迫本国人民那样来压迫其他国家和平人民的那种“祖国”的任务。他讥笑沙文主义的“祖国保卫者”的陈词滥调，它不过是要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来利用无产阶级。“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们的财产，因为内部的敌人早已把我们的财产抢光了。……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谓祖国能有什么爱呢？”①，“并不是祖国在危险中，而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的父母以及青年的前途在危险中。”②“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员，而不养活游手好闲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争，为这样一个祖国，人们能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们的祖国？”③同样随着这样一些论断，魏特林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反动派所谓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家伙”的说法是彼此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魏特林明白地看透了这样连带关系。如他所看明白的，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直接的敌人是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为了和这个敌人斗争必须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声明团结一致，所以他也认识到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企图，就是要把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隔离开，并且把外国的资产阶级宣布为他们的主要的敌人。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说法，魏特林傲然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见解：工人阶级——居民的大多数——只要生产资料还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就不会有祖国，这些少数人掠夺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也掠夺外国以及外国的居民。所以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斗争。
①本书第125页。
②参看本书128—129页。
③本书第126页。
魏特林因此曾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一定的本质的特性，但是并没有透彻地看到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规律性的过程。尽管有他那一切正确的论断，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推延的历史任务。他的论断：工人无祖国，因为他们在一切国家里都失落得一样多、占有得一样少，这句话同样也被包含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特别提出来，建立一个民族的德意志国家——虽然暂时先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构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一。这一点是魏特林所完全没有考虑到的。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这一见解，即认为实现永远消灭人剥削人的革命，唯一地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对此具有力量，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级具有能力来掌握夺到的国家政权和领导新的国家。①因此他给了工人阶级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在行动中的坚决性和对于它的胜利的确信。
①在“论选举”一章里，魏特林对议会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提法容易令人误解，似乎他是一个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或否认人民有能力领导自己。他在那里以轻蔑口吻谈到“大众的投票表决”，“民主政治的怪物”（见本书第179页）。但是他心目中是指当时的那些议会和“民主政治”的官样文章。如他在下面写道（第180页），他指的只是那种已使他“感到厌恶”的，“由现行的选举制度所代表的所谓的民主政治”。通过他所提出的选举制度，他想要保证进步不会因为人们的无知而受到阻碍，或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化为空谈。
在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种种制度中所固有的主要矛盾，是把社会的改组倚赖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恰恰是以现存制度的永恒不变为它最大的利益的，魏特林通过下列这一点而彻底地克服了这个矛盾，就是他认为这种革命的唯一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矛盾。他还没有认识到那决定历史进程的客观的、历史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必须为无产阶级所认识，并且加以利用。对于他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并不是由对于种种社会条件的深入了解而产生的，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伦理的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日益成熟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结果，而只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理解的结果，即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必须消灭这个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制度。“因此我们不要说”，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写道，“人类对这件事（指共产主义革命——导言作者）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①因此对于他来说，革命的实行并不是一个按计划准备好的、由理论的观察决定的、由一个党领导的革命工人阶级的行动，而是在于一种群众自发的夺取政权的暴动。他认为社会状况还没有窒息、压迫到足以发动足够的人热心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贫困迅速地推向最高峰，并且造成一种普遍的混乱，在这样的混乱中应该“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一击连着一击”地打下去①，因此矛盾就在这里，就是：原是应该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由科学理论领导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出于确信而跟着它走的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却要求由一群由于贫困而陷于绝望的群众没有领导地来进行。“那时候”魏特林写道，“不容许还四处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②魏特林把革命看作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行动，这种看法——不通过一个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有系统的思想上的准备——必然要导致领导者的侥幸选举和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于领导者的作用的过高估计。魏特林虽然也曾预感到，群众的政治成熟性在革命的行动中将会飞跃地增长起来，但是他不肯完全依靠这一点。
①本书第268页。
①本书第269页。
②同上注。
关于如何实行革命，他的许多见解是不一致的。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他把重点放在必须强力推翻统治阶级这一必要性上，但是他又不排斥革命也可以在和平的、渐进的道路上进行的可能性。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他写道：“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许会这样不同地说：我们的原则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渐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现。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现，唯有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①。接下去又说：“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②。最后他答复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敌对者说：“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复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实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③在这些地方他的意见不是模棱两可的，认为一个“在渐进的道路上”的革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并因此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对于这一点又疑惑不定：“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④。他假想“和平的”解决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①，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强力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始终是最后和最可靠的手段；整个他的这一本主要著作本身就证明了他的信念，他是怎样的不相信统治阶级的好意以及他又怎样为反对乌托邦主义者的这种学说而尖锐斗争。同时魏特林知道，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必需要有一个专政的时期，以便镇压和最终地粉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一个时期也可能要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性的争执。对于这个时代他要求严格的纪律，要求一部分旧日法律的继续有效（这些法律共产主义里将会失去它们的功能）以及全体人在军事上的准备。
①本书第260页。
②本书第270页。
③本书第282页。
④本书第260页。
①本书第272页。
魏特林的天才正在于这里，就是：他在比较地还不发展的社会关系里，并没有承袭什么前人的科学传统，而能对于劳动阶级解放的各种条件取得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卓越的见解。他已经在理论上预见了他那未来的、刚在形成中的阶级的解放。魏特林把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道路教导给无产阶级，他还教导无产阶级，唯有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魏特林的许多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偶然的，并且不只是受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成熟的限制。他缺乏工人阶级在1848年以前几年间的斗争中的国际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予以总结了，也缺乏两个革命年代的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后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出版，魏特林的革命活动达到了顶点。1843年他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各地方政府日益采取更强烈的压迫手段，驱逐他和他的合作者出境，以及阴谋破坏他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法国和德国方面的《年轻一代》的递寄也几乎完全断绝。但是主要的是，当时在瑞士根本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①。加以手艺工人中间的频繁的流动性也阻碍了一个稳固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只是在现代的工业企业里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食堂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消遣的场所，花费了许多钱而没有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最后在许多协会里没有能消除资产阶级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日益强烈地倾向于青年黑格尔哲学，并且日益获得更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促使魏特林日益退缩。
①恩格斯曾经写道：“同盟的成员们虽然一般说来是些工人，但他们实际上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当时剥削他们的人，甚至在世界各巨大都市里也多半只是小行东。甚至在大规模的裁缝业中，甚至在由于裁缝手艺业变成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后形成的现今所谓成衣工业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出来”。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瑞士。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但是我们在1843年的上半年，还可以看到许多文件，主要是他在《年轻一代》上的文章，这些文件证明了他超出于资产阶级反对派之上，以及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对维尔特的斗争。
在这期间，魏特林把他的编辑部从威维迁往洛桑，但是他还存着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可能更好地进行宣传鼓动，想迁到苏黎世去。1843年5月初，他到了苏黎世，并且把他的第三部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交给印刷者赫斯去排印。他是那样的未加审慎，在该书出版之前，先印发了预定广告。在广告上说“这本书里有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可以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最勇敢的结论完全和基督学说的精神一致。”①此外在广告单上包括有许多章节的篇目（例如“耶稣教导废除私有财产”，“耶稣教导废除金钱”，“耶稣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和罪人的交往”，“耶稣绝不尊重私有财产”，等等）。这种广告落到苏黎世的教士手里，他们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现在瑞士的资产阶级得到了久已盼望的机会，对魏特林并同时对苏黎世的激进派（弗吕贝尔和福伦）放手进攻。6月9日夜里，他和其他一个苏黎世协会的会员被捕，经过审讯——除魏特林外——又被释放。在印刷人赫斯那里排好的版，已经印出的书页和存放的原稿都被没收。①检察机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臭名昭著的国务参议官布伦奇里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一份“呈送苏黎世政府”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立即公布，用最黑的颜色来涂抹污蔑共产主义者，并且孤立和打击激进派人士。但是就同盟方面来说，这份报告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作用。用这样一些空话象“无底的陷坑”，“共产主义的冷酷的、抽象的原则”，“贪婪的思想”，“世界历史上最可怕和最可恶的制度”或是“可怖的和不自然的结果”等等是吓不倒一个劳动者的，至多只能吓住一个胆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此外在这份报告里也包括了许多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们的通信和文章里节取来的长段引文，这真是同盟方面所求之不得的一种最好的宣传。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呈文里感谢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所表现的功绩，驻巴黎的普鲁士公使不得不向柏林报告，由于布伦奇里的这份报告促成三百名德国手艺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在一本匿名的著作《关于瑞士的共产主义》里揭露了布伦奇里的阴谋②。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的拘禁和捏造的控告引起了群众的骚动，举行了示威，并且曾拟定了计划，要用强力去救出魏特林来。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28页。
①但是绝大部分原稿终于被挽救出来。德文第一版是由魏特林的朋友们于1845年以《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为题在伯尔尼出版的。第二版以《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为题和《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的第二版同在1846年出版。
②1843年6月13日以煽动暴乱、挑拨公愤和破坏宗教的罪名，提起公诉。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9页。
虽然因此同盟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开展，但是魏特林的第三部著作和他的那些仿效者们在同盟的领导上所产生的影响，却使运动停滞并且形成宗派。“尽管魏特林所著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但他那认定共产主义跟早期基督教相联系的说法，终究在瑞士使运动大部分起初落到阿尔勃莱希特一类蠢人手中，后来又落到库尔曼①一类自私自利的江湖骗子式的仙人手中了。”②
①关于阿尔勃莱希特，见本书第36页注①。库尔曼（贝克尔也受他的影响），生于霍尔斯坦，曾在海德堡读过书，1843年在美因兹地方以“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为题进行讲演，1844年到瑞士。他在各个协会里讲演，这些讲演1845年以《新世界，或论地球上的精神王国》为书名出版。他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主张一种通过说服的对现状的改革，并主张保存阶级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揭露了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后来证明库尔曼是梅特涅的间谍，他对梅特涅设在美因兹的情报机关供给关于工人运动的情报。魏特林自己在1845年宣告反对库尔曼，并且斥责贝克尔和库尔曼的合作。（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3页）。关于库尔曼，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575—587页；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3—234页；恩格斯：《原始基督教史》第1卷，1894年《新时代》（见《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9—40页），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33年基尔版，第ⅩⅤ—ⅩⅤⅠⅠⅠ，75—79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4页。
关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这本书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相比是意味着一种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一部著作在魏特林对于现有教会的态度和在他对于宗教的见解上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表白和说明。他仍然是教会组织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你们决不要相信教士，他警告劳动者说，“如果他指示你们要用顺受和厌弃来对待那在尘世上压迫你们的痛苦，要你们把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期待寄托在天上，……”①他揭露那种假装虔诚和伪善，把这些东西和劳动人民对于宗教的冷漠作了对化。“……那外表虔敬的伧夫，这时（在讲道的时候——导言作者）几乎不敢在讲台下稍微大声喘一口气，而疲乏的农民却鼾声大作”。②他看透了统治阶级故意把劳动阶级抑制在愚昧无知之中，因为劳动阶级“随着科学教育的扩展，……将会识破这种机诈的诳骗，这些一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保障它对公共事务的统御和欺骗劳动阶级对它忍耐和服从”。③在魏特林在法庭上的第一次的辩护词里，他虽然申称，他是通过圣经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是他解释说，“首先是通过法国哲学家……扫清了堆积在人类社会上的污垢”。④他对于宗教的见解曾受了近代圣经批判的影响，主要是受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的影响。在魏特林看来，耶稣是一个平常的木匠，他三十岁之后成为一个秘密同盟的一分子，研究这个同盟的学说，然后和同盟的其他分子一样共同传播这种学说。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彻底改造一切社会关系”，①也就是说是共产主义。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页及以下部分。
②同上书，第8页。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④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说》，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63页。后来魏特林从记忆中所追叙的辩护词里没有这一句。他是这样追述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通过宗教嘲弄者伏尔泰，否认上帝的神甫梅叶和自然哲学家卢梭的帮助而唤起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这个从反基督教运动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它迫使人类改善它的风俗道德……”。见魏特林：《法庭——五百天的经验》，1929年基尔版，第72页。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25页。
魏特林揭露了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滥加利用，同时他也知道，宗教作为现世生活的神化，作为对于一种幸福生活、一种“彼岸乐土”的追求和希望，在共产主义里是不会再起任何作用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应该为宗教保留一个任务：在个人的苦闷、命运的打击或是遭受不幸时的安慰的任务。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宗教是并将继续是“在这种浩劫茫茫的生活的狂风暴雨中的一个太平锚，人类纵然达到了尘世幸福的最高程度，这个太平锚也是不可缺少的”。②所以他不肯和伏尔泰一样地攻击宗教——对于他来说，宗教现在是推翻旧社会的工具，以后是在万一不幸的场合中的一个“太平锚”——而是相反地援引卡尔斯塔德、托马斯·闵采尔和拉梅耐作为根据，后者据说曾证明了，一切民主理想都是基督教教义的结果。③（对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的精神特别有说明意义的事实，是拉梅耐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加以否认。）对于宗教的这种态度也使得他广泛地容忍宗教的观点和特别是宗教的鼓动，甚至于攻击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无神论的宣传。这也是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敌对以及他很快地和海尔曼·克利盖结合的原因之一。
②同上书，第10页及以下部分。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7页。
尽管魏特林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如恩格斯所曾经说过的——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可是他那幻想的尝试，要想通过原始基督教来作为共产主义的根据，却是那样的无用而且有害，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开始从社会的发展规律里推论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从而为工人阶级指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而且正确的道路的时候①。
①这时候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态度表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部分；《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9—467页。
魏特林在瑞士所领导的同盟组织之所以没落，其决定性的原因上面已经指出过了。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展，还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魏特林当时没有能认识到这个原因，并从中得出有关他进一步的工作的结论，以致他最后完全失去了目标。因此，他所面对的那些日益增加的困难，以及他所遭受的许多失败使他在运动中特别趋向于偏重宗教的因素，这种偏向主要表现于他对青年德意志的斗争中。当时在手艺工人中存在的还很强的宗教观念是这种偏向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不可避免地、魏特林愈来愈被迫扮演一个教派领袖，一个先知者的角色，这和他本人的气质是完全相合的。他的合作者对此也不无重大的影响，他没有及时和他们脱离，造成对他自己的极大不利。这里首先要说到“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以“救世使者”的身分周游瑞士，并且加入“正义者同盟”①。这种结合大有影响，使得革命的宣传庸俗化和神秘化，并且把同盟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宗派，这在1843年5月魏特林被捕之后更成了定局。奥古斯特·贝克尔②是辅佐魏特林参加在瑞士发展同盟的工作最多的人，他也加强了这些倾向①。阿尔勃莱希特和贝克尔的消极的影响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是显然可见的。
①阿尔勃莱希特，生于阿尔屯堡，曾以“煽乱者”罪名在狱中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经外不能接触任何其他读物，出狱时成为宗教狂人。后来他到瑞士，以先知者的身分漫游了许多省区。贝克尔、苏特麦斯特以及其他人曾多次并且深切地警告魏特林要对他小心。但是这两个人仍有密切的关系。贝克尔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你可以用他作为沿街叫卖书刊的人，但是此外你不应该多和他往来；你没有读过他的神经错乱的作品，不然，你对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的。……他要把我们大家从以色列的十二宗族离开，重建所罗门的统治似乎是他旧日的迷梦。我很知道，他还要求作种种社会改革，对于这些改革他已经找到了榜样，例如亚伯拉罕和所罗门的多妻制，……总之，你不要和他这样密切来往”。阿尔勃莱希特的著作有：《对民族的召唤》、《郇山（郇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山——中译本编者）王国的重建》、《对妇女界的号召》、《在自由的神坛边的不久的重逢》、《玫瑰之光里的目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威廉·泰尔的一个警告》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书魏特林应该看过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对他进行住宅搜查时这些书曾作为他的财物被没收过。阿尔勃莱希特自己写信给魏特林告诉他在文特图尔地方的活动说，“每逢我走过城市或是走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人们就活跃起来。这边有人说，这是一个代表和平的人，那边有人争着跑过来听他的安慰人心的话。因此我对你来说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给你开辟着道路”。以上贝克尔和阿尔勃莱希特的信，都载入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68页、第46页。关于阿尔勃莱希特，参看同书第44页，第67—75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
①贝克尔曾在吉森学过神学，1833年至1835年是威迪格教士的合作者，并成为布希纳的忠实朋友。他因为参加传播“黑森乡议员”而被捕，1839年被赦免，并去日内瓦。在日内瓦他担任手工业协会的教员，直到他与魏特林结识并跟从他一起工作。1847年贝克尔写到他自己时说，“他希望迟早会有某种比傅立叶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种东西会扬弃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并一般地把宗教、政治和社会主义中的纷歧的意见和争执都在一个真理之下统一起来，从而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美丽的生活”。1843年出版了他的《我们今日的人民的哲学》，1844年出版了《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1845年他还出版了期刊《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快消息》。他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仇恨他的压迫者，就像同样那些压迫者也没有任何理由蔑视他们的奴隶一样。他们应该大家一起诅咒和粉碎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把他们置于这样一种错误的、非人性的关系中。他们大家都有过失，但大家又都是无辜的，要看人们怎样来看它”。他劝魏特林写一本“小册子”，以《富人的声辩》为题，它的内容按照下列的提纲：“对于新时代从中产生的那个灾难的描叙，财神的神庙将被拆毁，黄金的偶像将被投入大海，……财神的传教士的血是不是能少流些，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先把危难和地狱描写得非常吓人，然后来保卫贫苦的受难人——在这件事上还没有人效法过你的榜样。”总而言之，要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把你的填满着仁爱的心像江河一样倾泻出来”。关于贝克尔论他自己，可以参看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27页；他给魏特林的信，见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118—120页。
魏特林具有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他对于那些要在政治生活、报刊言论和在协会里对工人阶级作监护人的知识分子予以充分的鄙视。但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任何行动都保持一种行会性的窄隘的疑忌心，并且特别是没有理解到一种科学理论对于工人阶级的必要性。这以后特别表现在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上，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落入了一种反动的宗派主义。
特别突出的是他完全否定黑格尔的哲学，但是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和这个哲学的关系。他不过是通过米哈依尔·巴枯宁和莫泽斯·赫斯大略知道黑格尔的哲学，而他们也根本不能算是这方面的教师。但是主要是这种哲学在劳动者协会内部青年德意志派里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姿态和他对立，后者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他是看透了的。①他正确地讥讽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谓“绝对的批判”，意识里的革命化，所有这些将不会触动现存秩序的一根毫毛，相反他举出人民群众的行动来和它对立。他知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象这样一种认识，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这是他没有能力达到的。在他缺乏那些先决的条件，他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在他对于科学理论的蔑视中，最后他又回过头来去抓住圣经，企图用圣经来作共产主义的根据。
①魏特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1846年第二版，“前言”。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页。
在他失去目标和绝望迷乱状态中，在他不顾事实情况而要求迅速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望中，魏特林陷入了最荒谬的冥想。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已经有了这些思想的萌芽。当魏特林说到统治阶级可能的抵抗的时候，他写道：“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这里他是指的所谓“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它的作用我们到现在还“望而生畏”，①并且最后他说，“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下文他说到未来的革命，“……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②这里他是暗示他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③又重新提起的那个看法，就是：为了更快地消除现存的状况，人们可以组织一个由“二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组成的军队，他们“翻倒和搜查钱柜、货橱，把它们里面的东西象垃圾一样抛在大街上，总之，把财产贬低到那样的程度，使得它再也抬不起头来”④。虽然这需要加以说明，出于什么原因他才有了这样一种想法，要公开宣传一种普遍的窃盗行为，但是这种理论是显然反动的。在他的绝望迷乱之中，在这里他说出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情绪。虽然贝克尔、艾韦贝克以及其他人立即对此采取了反对态度，但是效果很少，因为无论贝克尔，他是有宗教偏向的，或是艾韦贝克，当时正是卡贝的热忱信徒，都不可能给魏特林指出一个实际的出路，并使他信服这种看法的危害性。
①本书第270页。
②本书第280页。
③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里，魏特林使耶稣对有产者们这样说：“……不要高声叫嚷，如果穷人偷了你，因为如果他不需要，如果他的辛苦的劳动能保证他的必需，他将不会来偷你”。“因此”，他写道，“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处罚窃贼……”，并且从那些比别人有更多东西的人那里，我们可以去拿走他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还不是生活在基督教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战争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此外，“如果你们这些贫苦的罪人在试着打扫和清除神庙的时候，手指头上粘着了几个从兑换商打翻了的案桌上滚下来的钱币，并且他们因此把你们抓到他们的法院里去算账说理，那末你们就把这本福音拿给他们看”。见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29—130页及第Ⅱ页。
④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68页。又参看约·卡·布伦奇里：《瑞士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8年苏黎世版，第90—117页。
魏特林在1843年9月第一审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他提起上诉，苏黎世高等法院在11月里把判决的刑期加重到十个月。并且在判决书上又加判从瑞士驱逐出境五年。魏特林在羁押期间所已经耽虑的事现在到来了：他被引渡给普鲁士。他的朋友们所计划的，并且当然也是他所盼望期待的援救释放，没有成功。1844年5月21日夜他被捆缚着解赴瑞士边境并移交给德国政府。经过在马格德堡六个星期的备受折磨的停留之后，普鲁士警察以如果再潜回马格德堡即处二年徒刑为威胁，把他解往赫尔姆斯特德。从那里他又被立即解回，因为普鲁士政府认为马格德堡市长的建议可行，给他配备上护照和旅费遣送到美洲去，以便永远把他摆脱掉①。8月18日他到达汉堡，8月27日到达伦敦。普鲁士驻汉堡领事给他订好了一只直接开往美洲的船，但是魏特林拒绝了，“于是不得不”如同该领事所报告的，“放弃了使这个人永远离开欧洲的最好的机会”②。千方百计要把他撵到国外去，这表明了他的活动所发射到德国的光芒是如何强烈，也表明了资产阶级对他是如何的害怕。
①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页）说：魏特林在马格德堡曾被迫服军役，但因为体力不合格不久即被除名。魏特林自己的说法和其他的说法都不能证实这一点。
②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04页。
在魏特林居留在汉堡的时候，认识了出版商和书商尤利乌斯·康培，把他羁押中的诗稿卖给康培①。这些诗于1844年以《狱中诗》为题出版。关于这些诗的价值，他自己很明白。他在序言里请读者不要过于苛求，原谅他只是为了卖钱才把它发表的。那是二十三首诗，反映了他对于统治阶级司法的愤怒和憎恨，以及对于他所遭受的失败的悲痛和失望，许多诗的内容关系到他后来所写的关于语言、认识论和天文学问题的著作，关于这些著作的计划，在羁押期间已经开始了。此外魏特林宣布要写一部关于他作为囚犯的生活情况的详尽的作品。
①魏特林也曾在康培那里遇到过海涅。海涅在他的《自白》里描述了这次会见。参看本书第15页注③。
在伦敦的一次德国、英国和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大聚会上，他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和天才的领袖”的身分受到热诚的欢迎②并且在以后的期间为“正义者同盟”所支持。但是再没有达成有成效的合作。他企图说服同盟的领导人信奉他的见解，但是不久就遭到他们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卡尔·沙佩尔和鲍威尔由于英国的较为进步的条件——在这段时期内的大规模的宪章运动正是这些条件的表现——已经超出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外。在这些年间，也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同盟领导人的日益增长的影响，自从1843年以来，恩格斯就已经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①。因此魏特林企图强迫他们举行关于未来社会问题的讨论，终于没有成功②。魏特林没有利用他在英国居留的机会，去研究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并改正他自己的见解，而是自己隔绝起来，顽固地继续站在他的观点上。对待以前取得的观念采取僵持不变的做法，是他自己曾经对傅立叶主义者作过严加批判的，这实际上是对于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所发表的意见的背弃，即认为思想是必须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实际存在的需要的，以及最后加上他的自高自大和不能接受批评，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迫使他成了一个宗派主义者的角色。
②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页。
①恩格斯从1843年起就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以及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他是欧文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世界的新道德》的撰稿人，并从各方面对革命运动起着影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在伦敦的同盟的领导人的系统影响是从1845年底才开始的。
②魏特林企图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中进行一次对于傅立叶、欧文、卡贝和他自己的观点的讨论。对于这些体系的比较应按照下列各点来进行，即：1．劳动应如何组织？2．什么东西推动人类去进行劳动？3．应如何领导劳动者，谁来领导？4．什么样的交换制度是最好的交换制度？5．应如何领导教育工作？6．妇女的生活地位应如何？7．可能有怎样的一些过渡时期？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38页及以下部分。
据许多普鲁士代表的报告里所述及的，魏特林在伦敦协会里并没有起特别的作用，虽然他仍然被许多人看作德国共产主义的重要代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后来把卡尔·沙佩尔等人的功迹贬低为只是救济和支援的活动。①他在各手艺工人集团里曾对某些小范围的人作过讲演——也有关于技术问题的。但是直到1845年中，他的主要工作除了通讯以外，在于草述他那已经宣布的关于他的囚禁生活的作品，以及编定了一本《思维和语言学》（或是按照他自己曾经用过的名称，“真理的体系”），前一部作品题名为《法庭——五百天的体验》（除了若干出自他青年时代的材料外，包括从1843年4月到他抵达伦敦的这一段时期），他于1845年春写成，并且向康培及其他出版商洽印，但是他们拒绝承印。1849年原稿落入汉堡警察局之手。因此这本书在魏特林生前没有发表②。他的《思维和语言学》这本书所遭遇的命运也是一样。无论在《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两本书里都已经表现出他对于世界语和天文学问题的兴趣。随着他在瑞士活动的失败，以及他和工人运动的日益隔离，他主要从事于（后来在1855年之后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的研究①。
①参看本书第301—302页。
②这本书对于魏特林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情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并且提供了许多要点，可以说明他前此以及后来的发展。书的内容准确地追叙他在整个被拘押期间每天甚至每小时的经历，并且对被拘押以前和以后的事态作了一个简略的叙述。魏特林的意图，首先——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唤起他的同时代人注意普鲁士司法制度的本质和它的实际情况，这从他原来想把这本书的书名题作《法律》可以看出来。其次，他要揭露在他被拘押时对于他的（实际的和预谋的）陷害，最后，他要把一个囚犯的生活状况明白描写出来。而与此同时，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那作为殉道者以及作为工人阶级一个受召唤的领袖和先知的角色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法庭》一书于1929年由E．巴尼科尔在基尔出版。
①魏特林想要撰写一本《真理的体系》，这个计划是由于他在狱中得到一本蒲鲁东的书而引起的。这是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人类秩序的建立，或政治组织的原则》。魏特林认为他的这些思想有极大意义，认为完成这些思想比参加工人运动中的实际活动更重要，他甚至相信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把共产主义建立在一个比迄今更深刻、更正确的基础上。《思维和语言学》一书从未作为定稿发表。甚至魏特林可能已经在1869年销毁了他的原稿，但是这本书的体系已经接近完成。1849年魏特林从汉堡逃亡时，曾把《思维和语言学》的一个摘要留下来，这个摘要他希望送给亚历山大·冯·洪堡特去审阅。摘要的标题是：《宇宙的分类》，它同时也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的普遍语言的分类”。在这里他一个个地列举并区分了种种概念、字、物体、存在与运动的形式、性质以及作用等等。1855—1856年所写的第二部著作：《在宇宙电磁作用中运动着的原始物质》一书显然是对他的体系的天文学部分的进一步发挥。在这本书里他想把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宇宙力”，归结为一种“原始物质”。“在这种原始物质里有相吸与相斥作用，有流动、热、光、力、运动和生命……”。魏特林把这部稿子送到美国去印刷，并把它分送给很多科学家和院士。第三个文件（1859年）是向柏林科学院秘书爱伦堡教授的第二次申请书，并说明他的1856年的作品。这个文件题为：《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对《原始物质》一稿的继续发挥。在这里魏特林写道：“在我的《原始物质》一稿里，我还保留了哥白尼的学说，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它，哥白尼的世界体系，和托勒密一样，都是错误的。……提科（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比较接近于真理”。此外，如魏特林的儿子所说，他手头还存有一份《论天体力学》的稿子；按这部稿子所说，太阳“从西向东围绕着地球在一个大圈子上移动，而这个大圈子的中心则是地球的运行轨道”。这一切作品都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这些作品已经于1931年由巴尼科尔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里，宗教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地位。这无疑是伦敦的同盟领导人以及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的结果。
1845年5月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驻在地。1845年末，他已经离开伦敦几个月，在《特里尔日报》担任编辑工作，以及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和其他杂志写文章。虽然在他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之间有若干相近之点，但是他不久就直觉地体会到这个“肮脏的，没有神经的刊物”（恩格斯语）的阶级性质并辞去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我从格律恩那里得到一句‘最后的话’作为答复；我们就分手了”，这是他在1845年9月写给赫斯信里的话。①在布鲁塞尔，魏特林第一次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会见。当然以前他早已听说过他们和他们的工作。例如在伦敦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对《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评价，并且在1844年10月的一封信里向马克思表示他的友谊。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我相信在《前进报》的若干文章里已经认识了您，因为我比较了这些文章的精神和人们所曾经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事，使我欣佩。我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所费词，总之，我们是朋友，并且希望以朋友的身分能彼此时时有所相闻，也就是说时时互相寄几行信……”②。当他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切方式来欢迎他，并且企图努力说服他，使他相信他还在不断地宣传的那些早先的见解是既不够又错误的。“但这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天真的年轻的裁缝帮工”，恩格斯这样写道：“惊奇于本身才能，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应是个什么样子了。这时他已经俨然是个伟大人物，受那些羡慕其优越的人们所追逐，到处都觉得有人跟他竞争，有人跟他作对和暗算反对他了；这个从这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仙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实现天堂世界的现成药方，并且以为每个人都在打算偷取他这付药方。”①他到达之后没有几天，就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里发生了第一次原则性的争辩，争辩中表示出来，魏特林既不能也不肯放弃他那宗派性的乌托邦式的见解，而站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取得的那种认识的观点上来②。
①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8页。
②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5页。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这里，我们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纲》，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中所已经达到的水平。
1846年3月30日在委员会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特别是讨论了在德国国内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③。在恩格斯致开会词之后，就由马克思发言并且提出了两项主要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贯彻革命的理论。正是为了这一点，因此共产党人就必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并且克服平均的、或是手艺工人式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把对于这些理论的批判和在工人组织里对这些理论进行斗争，看作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实际工作知道，特别是那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起着什么样的消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许多文件都表明了和格律恩以及其他人等等还有与“魏特林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争辩，这些人和这些主义阻碍无产阶级认识它的地位和它的任务①。魏特林曾经声明过，“他的任务不是创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而是接受那样一些东西，例如，在法国曾经表现出来的最适合于使工人认清他们的可怕处境；看清那些为统治者和现存社会作为口号的一切对于他们不公平的东西，教导他们不要相信任何诺言，只有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自己身上，寄托在建立民主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上②。对此马克思反驳说，“把人民煽动起来，而对于他们的行动却不给予任何牢固可靠的、详加考虑的基础，这简直是一种欺骗”③。此外马克思指出，现在去从事于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无用的事。暂时先还谈不到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问题在于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来消除德国半封建状态，而在这里面资产阶级必须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③关于这次重要的会议可惜只有两份不甚可靠的报道。一份是魏特林1846年3月31日给莫泽斯·赫斯的信，信里叙述了讨论的经过情形。另一份出于俄国的自由党人巴·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曾邀请他参加会议，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件事情。魏特林的信载入巴尼科尔的《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9页及以下部分，安年科夫的报道载于1880年的《欧洲使者》，并收入《卡尔·马克思，回忆录和论文集》，1934年苏黎世版（现在已编入《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7页及以下部分）。恩格斯后来告诉倍倍尔（1888年10月25日的信），说魏特林的最主要的观点是表述得多少正确的。又参看E．P．康德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195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0—126页。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949年柏林版，第32、36、65、108、109页以及其他有关各页。
②见：《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页。
③同上注。
在这两个问题上，魏特林都起而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等等。他认为，一切集团和流派都必须共同为反对统治阶级而努力，把他们之间的纷歧撇在后面④。他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贯彻，只有在对不科学的和反动的观念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中才有可能，在这里他客观上是在企图阻止必要的澄清过程，企图阻止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他站在前面掩护着那些反动的、有害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并且试图把这些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调和。同时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也继续不变。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坚持他的乌托邦主义的观点，认为未来的革命必须直接导入共产主义社会，任何对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支持只会延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日。因此，魏特林——面对着日益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的，他们也是用这些论调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的。及至最后，他认为“他对于共同事业所做的一份准备工作”总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远离受苦世界和人民的困苦所作的批判和书斋里的分析”更重要些，在这时，马克思以一句著名的话结束了会议：“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①
④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0页及以下部分。
①转引自《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39页。
除了这些主要问题上的分歧以外，还表现在魏特林在印行他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体系著作”（《法庭》和《思维及语言学》）这个问题上，由于显然的原因，没有能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几个星期之后，就公开地决裂了。
魏特林在伦敦所结识的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已经到纽约去了。在那里，他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的特派员，并以这个名义成立了同盟的一个支部。不久，他就和美国的“民族改良派”相结合，这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抵触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克利盖把他在1846年1月所举办的报纸《人民论坛报》供这个组织使用。他在这个报纸上展开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宣传，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洋溢着爱情的、甜密温情的共产主义”①，并且奴颜婢膝地向富人们呼吁，以便从他们那里取得实现他的计划（使每个公民有一百六十亩耕地）的经费。这种“共产主义”必须予以坚决驳斥，因为它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不仅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并且和它是相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和克利盖相反——应该是引导这个运动使它超出当时的要求，而克利盖却停止在那个目标上，要把一切人都变成私有者，从而也就把同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