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别紧张，妈。我不用再上培训班了，我觉得我再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能行。”
儿子第二次去考试的时候，我忍不住还是嘱咐了一句:“考完就给妈打电话!”
儿子出门前无奈地冲我笑了笑，那意思是“你又那么紧张”，但他还是应了一句:“行!”
焦虑不安的几个小时终于过去了，又等来了儿子的电话，声音十分低沉:“妈，你说我过了吗?”
“没过?”听儿子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底，那一瞬间心里真是很难受，因为如果两次都考不过的话，考过MCDBA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为了这个考试，儿子没白天没黑夜地学，花了那么多精力，而且我真不知道能拿出多少钱来让他这么考……
突然间，儿子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妈!我过啦!”“什么?真的，儿子，你可得跟妈妈说实话!”“妈，我真的过了!”儿子又一次欢呼起来。
我还是不能相信，等到儿子回到家把成绩单给我看的时候，我才敢相信。望着儿子那张孩子气的脸，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一会儿我才说了一句:“妈真挺为你骄傲的!”儿子告诉我，他马上又向网友们汇报了:“他们说我:你大概记错年龄了吧，八成是27记成17了!张莎莎（他经常联系的一个女网友）给我作证，说:他真的是17岁。妈妈，你猜怎么着?居然没一个人相信!”“妈相信你，奇迹都是人创造的。”
只要有一门考过了，就说明他具有考MCDBA的水平，下面几门也有希望了。后来的几门就比较顺利了，虽然有时也有考两次的，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次考试就通过了，而且儿子开始用自己的工资支付考试费了。儿子越学越顺，后来连培训班也不用上了，每次八百多元的费用也省了，照样能考过去。MCDBA还没考完，儿子又对我说:“妈，我想考MCSD。”
我愣了一下，这是微软最高级的一项考试了，虽然仅考四门，但难度比MCDBA还高。我知道这是微软的软件专家认证考试。
不过这时，我对儿子创造奇迹的能力有了点儿认识。计算机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的。
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让人目不暇接。而对于人来说，是越年轻，适应变化、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越强。程序员到了35岁，就已是“廉颇老矣”，难有什么大作为了。
然而，大多数孩子在学习计算机的最佳年龄，没有人指导，没有一个适宜的家庭环境。
而到孩子真正进入专业领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这时学校里有人教了，周围也有一个环境了，但这时孩子大部分已经20岁左右了。学计算机环境非常重要，通俗点儿说就是要有师兄弟，随时随地可以切磋。多数孩子是上大学之后才进入这个环境，因为有了同是学计算机的同学。而我的儿子在14岁时，就开始进入这个环境，随时可以和我切磋。家里不仅有数不清的光盘，而且有我这个可以代替师兄弟的电脑发烧友妈妈。
报社的工作虽然很轻松，但我觉得儿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很难有大的发展。在报社，他的工作是最轻松的，每天只要点两下鼠标，把别人做好的新闻更新上去就没事了。看着知足常乐的儿子每天哼着歌去上班，我心里又感到不对劲儿了。
我觉得这孩子有一种惰性，他很容易适应一种环境，而且适应之后就安于现状，缺少向自己挑战的精神。作为母亲，我更希望他到一个高手林立的单位，一个让他经常遇到困难的地方，而不是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舒适的工作。
由于对IT业的了解，我知道儿子找工作并不困难。因为像儿子这样在计算机方面技术如此全面的人并不多见。当时网络在中国刚开始热起来，而他基本上在图形制作、网络技术、编程和数据库四个方面的知识都具备一些，很多工作他都是可以胜任的。
我跟儿子说:“在报社工作是挺舒服的，不过妈觉得对你最有利的环境是一个困难环境，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就不会有长进。在鸡群里，你可能毫不费力就飞得最高;而在鹰群里，你可能会很费力，但还是飞得最低的。可是，就像列宁说的，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妈希望你是鹰，而不是鸡。”
“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怎么办?再说，我现在不仅要考微软件的认证，还要参加自学考试，文凭还没拿到呢!谁会要我呀?”
“那你也应该去尝试尝试嘛!”
正在这时，他爸爸打来电话:“老曲呀，你还记得老丁吗（我对这个老丁还有印象，他是我和前夫过去的战友）?他现在是一家数码公司的老总了，我那天跟他说了儿子的事，他说他们公司正需要这样的人呢!他挺想让淘气去他那儿的。”“你得问清楚，如果让儿子到他那里，能干什么?”“他说了，网管兼数据库。”
这太好了，这不是天遂人愿吗!一个人做两份工作，而且都是技术性要求很强的工作，网络管理员兼数据库主管，真是太理想了，我觉得儿子恰恰是在这两方面应该好好锻炼一下。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9)
可儿子犹豫不决:“我现在正考着认证呢!如果到这家公司工作太紧张，就没有时间学习了。”
“妈倒觉得，你就是应该在工作中学呢!”
我与他父亲做了儿子多日的工作，儿子终于同意了。这天，儿子病了，体温越来越高，一直在39度徘徊。我急得不知怎么办好，一会儿给他量一次体温，一会儿给他吃片药。儿子脸烧得通红，昏昏沉沉地睡去。早上，他撑着要起来去上班。
“不行，你今天不能上班了!单位离家那么远，万一晕在路上出危险怎么办?”
“我必须得去!我不去，新闻就更新不了。”儿子有气无力地说。
我张口想阻止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儿子是对的，尽管他已经决定要离开这家报社了，但他仍然恪守职责，这正是我应该鼓励的。如果我这时因为心疼他而阻止他，在他心中，是非就有可能混淆。这时，我知道，我必须与自己的母亲情结作斗争:艰难与困苦，恰恰是
磨练儿子意志的好机会。“别急，儿子，妈妈给你蒸碗蛋羹，你吃了再走。”
儿子歪在椅子上，勉强吃了一半，就把碗推到一边:“我吃不下。妈，我上班去了。”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脸烧得红红的儿子骑上车，远去了。他路上要骑1个小时，我真是为他担忧极了。
可忧虑归忧虑，我在心里还是非常欣赏儿子，欣赏他的这种契约精神。因为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精神。
他在辞职前1个月正式通知报社，并在离开报社前，重点教会了另一个人更新新闻。当时，报社为了挽留他，提出给他的工资翻番，比总编辑的工资还高。他问我:“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觉得呢?”
他有些留恋地说:“刚对报社比较熟悉了，其实我挺不想离开这儿。不过，我知道我应该到一个更困难的地方去。我昨天跟社领导说了，即使我走了，以后网络部有什么技术问题我也会管的。但是我没想到，会一下子给我涨那么多工资!”“你认为工资重要吗?”
儿子笑嘻嘻地反问我:“那你说呢?”
“是不是自尊心特满足?”我嘲讽地说。“对啦!”
“是啊，妈知道你，也许在你眼里，钱不是最重要的，但钱能说明你的价值，于是自尊心特满足。但妈是这样认为的，钱不重要，自尊心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能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妈还是那个观点，你应该到鹰群里去，到所有人都比你强的地方去。但这次走不走，由你自己决定，因为你现在已经成人了，妈不会干涉你了。”
儿子到了新公司后，立即开始着手建立局域网，设计具有模糊查询等先进技术在内的影视资料数据库。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我发现他和一个女孩子交往密切，就问起来。他挺不情愿地交代:“我到她们大学讲课认识的。”“到大学讲课?!你?!”我吃惊不小。那表情可能把儿子吓住了，他嘟囔着:“是啊。认识个朋友你也那么紧张!也就是一般的朋友，她上大二。”
“你到大学讲课了?你去讲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还能讲什么?数据库呗。”
“你从来没讲过课，难道就不害怕?”“怕什么?”他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你讲了几次课，就认识这个女孩子了?”
“是呀。”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解释到:“她不好好听讲，问题还特多，下了课，老找我问问题———老妈，你别那么紧张，我这人比较地诲人不倦，就这么点儿优点，你说人家那么爱学习哎，你怎么啦?”儿子正贫着呢，见我愣愣的，以为我又因为他早恋而生气。因为这时他只有18岁。其实，我并没有为他认识一个女朋友生气，这不过是年轻人之间很正常的交往。我只是觉得这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真让我有些悲喜交集。我的儿子竟然走上大学讲台!他不能理解一个始终未能实现大学梦的母亲，得知自己儿子走上大学讲台时的心情。他可能觉得讲一次课同他在电脑上玩一次游戏那样轻松平常。他不知道，这对母亲来说意义却非同一般。
是啊，他不可能知道他的母亲对大学的向往，也不可能知道母亲所经历的磨难。他不能想像得出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给我们这一代人心灵造成的伤害，也不可能想像得出望子成龙的期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重的分量。
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18岁年轻人，却走上了大学，教的学生年龄都比他大，且当年学习成绩也肯定都比他好。我相信，在中国的大学讲台上，他肯定是最年轻的一个，这难道不是奇迹?
然而，这个奇迹是谁创造的?不是我，也不是儿子，是数字化教育!说它是奇迹，也因为它是一个偶然: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数字化的时候，一个电脑发烧友无意中用数字化的方式，教育了她的儿子，于是这个普通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走到了专业领域的前沿，然后，他又走到了大学的讲台上。
我有时也想，这孩子怎么胆子这么大呢?他从来没讲过课啊!居然一点没有胆怯地就走上了大学讲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也不敢想的事啊!
我想，他与我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他的思维没有约束，不用去突破什么，想干就干了，甚至从不问自己:我干得了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他不像我，心灵总是在挣扎。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栽在老想做“好××”上了，就怕被人认为是“不肖子孙”!于是我们思维上即使有所突破也极有限。也许他说得对，他没有像我这样活着。什么是时代呀?一代人和一代人活着的方式不一样了!他不必循规蹈矩，什么“规”，什么“矩”，都对他构不成束缚和威胁。他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因为他小时我忙得顾不上他，未能及时地给他圈上思维的藩篱。而天马行空的思维，又恰恰是才气的肥沃土壤。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在谈到一个成功者的经验时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用与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别人忽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创造性思维。
我想，儿子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同龄孩子不同，大概也跟我们常说的这句话有关系。而大多数家长在孩子成才的道路上，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数上，而这样的父母教育“成功”后，孩子可能恰恰会没有发展的潜力了。实际上，做父母应该更关心孩子的个性发展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被精心呵护的个性，会成为孩子成才最重要的因素。
儿子到新公司后，更加如鱼得水。工作也十分顺利。到公司没两天，儿子带回来一台非常精巧的笔记本电脑，他告诉我:“这是丁叔叔用的，现在给我用了。”“为什么让你把笔记本带回家里来啊?”
“我设计数据库啊!我想到一个程序，立刻就得输进去，要不就忘了。再说，没有这个，我要是在家设计一个程序，想拷到公司的机器里，一张3寸盘也装不下，多不方便呀!”得，
这下可好，比在报社更舒服了!
儿子到公司之后，我才知道，公司虽然叫数码公司，其实是做电视片交易的公司，因此，在公司里，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儿子仍然是坐头一把交椅。在开始建设局域网和设计数据库时，他很忙。等主要工作做完之后，他的工作又轻闲起来，主要是技术维护工作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对儿子的发展是最不利的，因为第一，他很难从工作中学到东西，因为没有人可交流;第二，由于别人都不懂技术，多有求于他，容易养成他的骄横之气，因为儿子毕竟太年轻了。这哪儿成啊!我很后悔，当初就应该想到，不能让儿子到熟人的手下工作。
我与儿子商量:“儿子，妈觉得你在这个公司不太合适……”“好了，好了!”儿子这一次颇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你又要开始说你那个鹰和鸡的著名理论了!我刚在一个单位安定下来，你又撺掇我跳槽!我往哪儿跳?!”我不想勉强儿子，也就没再说什么。
我觉得，儿子不应该生活在我与他爸爸的荫庇下，他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去打天下。我给他爸爸打电话:“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让儿子到老丁的公司不合适。老丁对他挺宽容，又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在公司还不成了特殊人物?在这种环境中呆长了怎么行啊?他这么年轻，本来就没什么自制力，他在老丁那儿呆长了，将来都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了!”“老丁挺看重他的，而且跟我说了，公司的尖端技术得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淘气要一走，老丁那儿也不好办哪!”
“我想让淘气自己辞职。”
“那哪儿成啊，这不把老丁晾了?”
“以后哇，咱们谁也别帮孩子找工作了，他自己的事，就让他自己干。让他自己去闯，他都多大了，咱们还老包办他的事，那他还有什么出息呀!”
就在这期间，儿子又把微软的另一个认证MCSD给拿了下来。一天，儿子下班回来对我说:“公司让我签正式合同，我的试用期已经过了。”“你准备签吗?”“我……”儿子犹豫了一下，”我想我不签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应该到IT业的公司
，要不，我学的这些东西也用不上。”第二天，儿子又告诉我:“公司说，如果不签合同，我就不能呆下去了。”
“那就走呗!老丁那儿，让你爸说去。”
儿子有些着急地说:“你说得倒轻松!我走了，上哪儿去?到这家公司是你让我来的，干了才几个月，现在你又让我走。我现在连地方都没有，上哪儿去!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你难道不认为应该自己找工作吗?再好的工作，如果是你爸爸给你找的，算什么本事!你已经18岁了，成年人了吧?妈觉得你应该自己锻炼锻炼了，你可以试试到网上找啊，去各种招聘会，找工作的办法多了。再说了，你不想走就不走，妈也没逼你呀!你发什么火啊。”
“我心里觉得还是你对嘛。可真要自己找工作，心里又没谱儿。”
“你平时不是胆子挺大的吗?现在连试也不敢试了?!”我讥讽地一撇嘴。“试就试!”那一段时间，我的压力也很大，所有人都认为我有毛病，放着现成的好工作不让儿子干，非要穷折腾。因为就是连我也没把握，他那两张微软认证的证书，是不是对他找工作有用。而像他这种学历，同那些外地民工，几乎没什么区别。过了几天，儿子告诉我，他找到工作了，工作很适合他，工资也很满意，他挺高兴。我问他:“你怎么找到的?”
“在网上找的!妈，我算了一下，每发10份简历，就有5个单位要我。现在中关村好多单位需要懂数据库的。妈，我觉得还是你说得对。老妈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
“儿子，这是妈妈最后一次帮你选择，妈以后就不会再给你出主意了。今后你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选择也完全由你自己来做了。但妈要告诉你两个原则:第一，别把钱看得太重，工资多一点少一点都不重要。第二，今后你再跳槽，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新的单位是否适合你今后的发展，是否能使你得到锻炼。而且自学考试的事你要抓紧点儿，文凭还是有一个好。”
半年多以后，儿子告诉我，他正带领一个开发小组，开发一个系统整合方面的项目这个项目的投资是600万元。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儿子开始没日没夜地扑在工作上，这个项目从立项、论证、招人、开发、研制，都是儿子挑头干的。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人才的知识结构的衔接、工作的彼此配合、整个项目的进度，包括财物的支出，儿子都要操心。我很为儿子高兴，因为他已经不仅是一个数据库开发人员了，而且开始熟悉一个项目的全部开发过程，这对他的锻炼是非常大的。再见到儿子时，他头发长了，一脸疲惫，但很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工作，我一边听着，一边望着他。我发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已经变了，脸上的棱角更清晰了，孩子气的表情几乎看不到了，说话也更坚定，更有力了。我还是忍不住为他担忧:“你是第一次做这种大项目，能行吗?”
“你对你儿子还怀疑呀?”儿子笑嘻嘻地反问，然后不容置疑地说，“妈，只要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又是半年过去了，儿子告诉我，他们的项目已经开发成功。儿子从这时开始做项目经理，这是我国IT界很缺少的人才。因为一个项目常常需要各种人才的配合工作，这些人才所涉及的知识，项目经理都要有所了解。对于项目经理来说，需要复合的知识结构，是一个计算机知识方面的全才，而不只具备单一的计算机知识。我想明白了，我想要什么。
我不希望儿子是一个在优越的环境中，逐渐养肥的鸡。我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挫折和磨难，千锤百炼、玉汝于成。我希望他是鹰，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飞到大海上去，而不只是在上一辈人的翅膀底下飞。哪怕他一开始飞得歪歪斜斜，但最终要凭自己的力量搏击风雨。我希望他性格快乐，人格健全，钱挣多少无妨，只要能温饱足矣，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挣钱的机器。
我知道，这一次，他飞出去，就是真的飞出去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儿子选择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不会再帮他选择，我只会远远地看着他，牵挂着他。我的目光会随着他越飞越高……
我想要什么?我只想让儿子成为一只能在风雨中飞翔的鹰。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1)
吴雯
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会知道什么是辛苦，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残酷。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忧心如焚，什么是焦虑不安，什么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高考，不仅是考学生，同样也是考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选择志愿;如何选择学校里五花八门的专业;如何内紧外松，所有的压力自己扛;如何为孩子制作可口的饭菜，让孩子有一个好胃口;如何帮助孩子克服考前的焦虑、考后的不安;如何帮助孩子面对失败的打击，重新站立起来，这一切都成了考验家长的一道道关口。高考大“移民”
太阳白晃晃的，烤得人七窍生烟，周建设吃力地踩着自行车，汗水像蚯蚓一样爬了一脸。
儿子今天上午的考试一直揪着他的心，考得好，儿子就能留在这所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如果考得不好……他不愿想下去。儿子借读的这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当初为了能让儿子进这所中学借读，他没少求人。儿子小铉有北京市户口，是刚刚才办下来的，但他的学籍在山东，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先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后来爸爸妈妈来北京了，他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他对爸爸妈妈的记忆几乎都是10岁以前的。
1995年，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北京总行。
第二年，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妻子来后，他们租了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是在这时，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山东是高考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达三十多万人，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左右，所以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
2001年，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一百多分。这年高考前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北京、上海成为关注焦点。
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不但沾了首都的光，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十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有人站出来说:“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可素质高。”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2001年9月，北京市对外宣布:2002年，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嫉妒的、愤愤不平的、抨击的，全都傻眼了，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还说啥?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周建设也许不会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不会去关心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儿子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有点儿悬。
虽然借调到北京，但在北京落户，周建设倒真没想过。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再说，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这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当个局长，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干半年，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她对丈夫说:“咱小铉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没准儿能进清华。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为了儿子。”这话说了没多久，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亲自到北京来了，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为了有个北京户口，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惟一的途径。说起当初的动机，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这动机不高尚，很卑微，但却是真实的。”
2002年元月，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周建设说，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真是百感交集。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爸，你再不回来，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我听了差一点儿就掉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等了多年的户口本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
办完了户口，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他辗转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告诉他，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只能办借读，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100名，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有人告诉他，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还得有关系。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似乎并不欢欣鼓舞，要走的前两天，晚上回来得很晚，问他去哪儿了，说是跟同学在一起。到北京后，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你要是考不进100名，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儿子一直低头听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回家后，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那天，一吃完晚饭，儿子就坐到电脑前，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忍了半天，见儿子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叭”地关上了电脑。
周建设说:“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话还没说完，儿子就冲着他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学我的山东话，还叫我外地人，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竟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如果儿子不能融入新的集体，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学习，势必影响学习成绩。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但性格活跃了一些。
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
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七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
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
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
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
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那天，打了儿子一巴掌后，他懊悔了很久，不管儿子有什么错，都不应该动手，毕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他也知道，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有几次，儿子在敲打邮件时，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可是见她来了，儿子马上点击键盘，将“文件”藏起来，她只得尴尬地走开。
后来，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儿，见他打开电脑，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这样偷看了几次，大概能猜到他的密码。有一天，乘儿子上学去了，他试了几次，真的就打开了信箱。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封情书，倒是从那些邮件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他写着:“你们也许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我在这里惟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
这封信像一枚楔子进周建设心里。他觉得心很痛很痛，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七年的骨肉分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真说不清。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
小铉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那个10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留在武汉。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婷婷。1988年，鲍勇辞职去了海南，与几位朋友一起办起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听说当时生意做得很红火。后来海南开发热降温，他又去了北京，还是搞房地产开发。也就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婚姻发生了危机。1991年，鲍勇告诉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要离婚。那段时间，紫琼几乎痛不欲生，他和她曾经那么相爱，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而且他们还有女儿婷婷呀。可是鲍勇似乎铁了心，两人冷战了半年后，他将一纸离婚诉状递到了法院，理由是长期分居感情破裂。
听说鲍勇起诉到法院，紫琼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彻底地完了。既然婚姻已经无法挽回，冷静地分手也许才是最理智的。她平静地找到鲍勇说:“你撤诉吧，我同意离婚。”
他们办了协议离婚后，鲍勇给了她一张50万元的存单，并说愿意每个月给女儿1000元抚养费。紫琼没要他的存单，也没要女儿的生活费，她说，我能养活女儿。那年，婷婷只有六岁。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2)
10年来，她和女儿相依为命，没有再嫁。紫琼说她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是她要等女儿上了大学后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促使她主动与鲍勇联系的是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北京市将放宽户口政策，子女户口可随母亲也可随父亲。这让她产生了将女儿的户口转到北京的想法，如果将婷婷改判给鲍勇，也许婷婷的户口就转到北京。紫琼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婷婷的学习成绩一直让她忧心。如果在武汉参加高考，婷婷充其量只能上个大专，这不是紫琼的愿望。离婚后，开始一两年鲍勇也常常给婷婷打打电话，但是婷婷的态度很冷淡，后来电话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婷婷每年过生日，他仍有电话来，有时还会托人给婷婷送来一份礼物。紫琼决定在电话里跟鲍勇好好谈谈。没想到电话打过去，鲍勇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将女儿改判给他，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办到他身边。鲍勇结婚后，没再要孩子，他对女儿一直怀有愧疚，他希望有机会对她进行补偿，现在紫琼愿意将女儿送到他身边，他正求之不得。
北京市政府虽然出台了放宽户口的政策，但是办理起来难度仍不小，仍有不少条条框框的限制。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鲍勇到底还是在女儿上高二的那个暑假将这件事给办成了，女儿的户口进了他的户口簿。
当紫琼将办户口和转学的事告诉婷婷时，婷婷沉默了好久后说:“我有一个条件，我去北京后，不住他家，我要到学校住宿。”
紫琼将婷婷的意思委婉地告诉了鲍勇。鲍勇答应了，并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朝阳区为婷婷联系好了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有住宿条件。
八月底，紫琼送女儿到北京上学。鲍勇到火车站来接她们。这是他们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在匆匆的一瞥中，俩人都发现了岁月在对方脸上留下的印痕。见到女儿，鲍勇百感交集，当年他离开时，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还扎着两根羊角辫，现在却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那眼睛、鼻子都跟他这当父亲的像极了。那一刻，鲍勇强烈地感到，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无法改变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出车站，鲍勇说已在学校附近的宾馆为她们订好了房间。
鲍勇开车将她们送到宾馆，安顿好后，鲍勇说一起去吃饭。饭桌上，鲍勇当着婷婷的面对紫琼说:“这些年，我没有对婷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她，你就放心。”鲍勇说当年紫琼不肯要婷婷的抚养费，但他仍每个月给婷婷存了1000元钱，他说往后婷婷的生活和教育费用都不用紫琼操心。
紫琼并不想将女儿就此推给鲍勇，当年她有勇气独自担起抚育女儿的责任，今天她仍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她不会找鲍勇，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和他坐在一起。她正准备向他表明她的意思，婷婷抢在她前面说话了:“这些年都是妈妈带我，你也该为我尽点责任，往后需要钱了我会找你要，但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挥霍你的钱。”婷婷的这番话，让鲍勇感到一阵冷冷的凉意，他知道要走近女儿，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新学期开学，婷婷成了一名高三学生。紫琼在北京陪女儿住了几天后准备回去上班，临走时，她跟婷婷做了一次长谈。她希望解开女儿的心结，从感情上接纳她的父亲，只有这样，她在北京才会过得快乐，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她对婷婷说:“送你到北京来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你一定要争气。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是大人之间的事，他是你的爸爸，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不要去怨恨他……”婷婷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我会想你……”
紫琼说:“妈妈也会想你的，但是咱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这一年，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紫琼回武汉了，可是她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北京的女儿。
鲍勇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看婷婷。周末，他提出想带婷婷回家，婷婷说:“学校挺好的，我不去。”她不愿看见那个将爸爸从妈妈身边抢走的女人。鲍勇不好再勉强，只好每个周末带她在外面吃顿饭，并尽量点些好吃的。
开学没多久，学校开了一次高三学生家长会，鲍勇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家长会，与紫琼离婚前，女儿才上二年级，那时他在海南，每次开家长会都是紫琼去。
高三学生家长会有点像战前动员会，校长分析明年的高考形势，提出该校的奋斗目标，根据目标给家长提出若干点希望。开完家长会后，鲍勇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他第一次体会到紫琼的艰辛，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育和培养孩子的艰辛，也第一次知道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所要担负的沉甸甸的担子。紫琼将女儿交给他，如果女儿没能考上大学，他无法向紫琼交代，只有女儿考上了大学，他才能减轻一点内心的愧疚。
婷婷对他仍很冷淡，虽然也喊“爸爸”，但仍有意无意流露出对他的怨恨。她几乎每天都与紫琼通电话，却从未主动跟他打过电话。他很想走近女儿，可是女儿似乎在拒绝他的走近;他曾试图与女儿沟通，但女儿似乎并不愿跟他多说话。开完家长会，鲍勇知道，在高三这一年，他要面对的将是双重压力———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的压力和与婷婷沟通的压力。近年来，像小铉和婷婷这样为高考而移民的学生越来越多。在高考独木桥上拥挤、拼杀的考生和家长，近年来忽然意识到:成败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只要变换户籍所在地，考生的命运也许就会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由于高考地区分数差异引发的为高考而移民的现象在近年出现了高潮。
2002年8月7日，千龙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大移民”的现象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高考大移民，给各地学生家长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也正日趋显现出来。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高三家长送孩子去海南读高三，路经北京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他孩子就读的学校，今年有五十多名学生把户口迁到了海南，目的是准备在海南参加高考。
这些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是一所重点高中，教学质量也不错。大批学生放弃教学质量较好、守家在地的高中，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北部跑到最南端，到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海南求学的理由很简单:海南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内地。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
据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但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真实数据远远大于这个统计结果。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就在这五十多名学生迁往海南的同时，那所内蒙古高中今年同样接收了数十名来自山东的学生。理由同样简单:内蒙古的高考分数线低于山东。
同样，在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已经不是秘密。
像北京、上海等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大城市，由于户籍管理严格，想“移民”进去比较难，一些人便在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许多外地人在北京周边地区投资买房，就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受北京考生的低分数线。
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分，上海497分，新疆490分。而山东是568分，河南562分，浙江560分。
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由于存在这种“地区差”，武汉市的一家报纸登出招生广告:某校在汉招收的学生可获得某自治区学籍参加高考。京西某楼盘称，与北京某中学签订合作协议，不论是本市还是外省，购楼后，其子女都优惠录取进入这所学校，保证其考上大学，某大学会以定向生录取，毕业后户口留京。其“优势”之处显然就在于其较好地运用了“地区差”。在浙江，2002年高考刚结束，一张“到北京读高复，可以转北京户口，享受北京考生待遇”的招生广告，便在杭州诸多有考生的家长中快速流传。一所名为“北京清华志清中学”的学校称，进这所学校的高考复读生由京郊延庆县中鲁科技园负责办理北京户口。不少家长闻讯后纷纷前往打听消息。
《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一文的作者分析说:“户籍改革为‘高考移民’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城市对户籍的限制正逐步取消，这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在高考地区分数线的差异上，户口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既然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为了孩子的前途，许多家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创造条件。这也是出现高中学生大迁移的最重要原因。户籍、学籍、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怪圈，首先在户籍制度这个最关键的一环被打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相应跟上，类似高考大移民的事情就不可能消除。”
高考“大移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陪读母亲见到乔珍，是她从火车站送儿子回来。儿子考上了成都一所大学，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三年没见到乔珍，她老多了，变化也大极了，才43岁，两鬓就有了白发，额上、脸上也牵上了细细密密的皱纹。这三年，她是陪着儿子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三年的陪读生活似乎绞干了她生命的活力，在我们相处的五六个小时里，我竟没见她笑过。过去，她可是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人。
她说，儿子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这些年来，我的希望我的注意力，我全部的喜怒哀乐都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儿子带走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已经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接下来的讲述听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按说我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可是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大，不仅仅是孩子，还有我，也许还有他，也就是孩子他爸。因为他说了，如果你不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就不会去碰别的女人。我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的出轨行为找理由，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大活男人。
中考，儿子考得出乎意料地差，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而且只能去三类学校，这种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几乎为零。湖北省历年都是全国高考的高分地区，孩子只有进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武汉市以外的市县重点中学借读，仅我儿子那所学校，在外地借读的学生就有几十个，有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外出借读，直到高考时才回来。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作“土插队”。那些日子，我俩为孩子的事愁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开始，我们并没有想送孩子去“土插队”，我们想在武汉给儿子找一个重点中学借读，可是没有熟人，加上孩子分数太低，没学校愿意接收。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最后决定将孩子送到某县一中借读，那是一所在省内小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有人告诉我，只要将孩子送进那所学校，哪怕跟着那里的教学进度拖三年，回到武汉也能考上一所大学。
我们听了怦然心动，与其让儿子在一所三类学校耗三年，不如赌一把，将他送到外地重点中学借读，即使大学考不上，考个大专总应该没问题。
恰好，我有一位远房堂哥就在那个县的工商银行工作，我打电话给堂哥，堂哥满口答应帮忙与学校联系。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3)
借读的事堂哥很快就帮我们联系好了，借读费是每学年6000元。我们本想将儿子拜托给堂哥关照，可是堂哥在电话里说，不是我怕麻烦，而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儿子学不好，考不上大学，我没办法向你交代，你最好自己能来陪他。他还告诉我，每年都有武汉的学生到那里借读，由于身边没人管教，有的孩子不但没考上大学还学坏了。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堂哥的建议。儿子从未离开过家，而且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青春躁动期，万一受到不良东西引诱学坏了，那可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去陪读，也只能我去，他爸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程师，当时厂里从德国进口了一条生产线，他是技术主管，不可能离开。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总不能让一个大男人这么早就退休回家陪儿子。那时，我在厂质检科做质检员，单位的经济效益虽然在下滑，却还能发出工资，如果去陪读，我就得办内退，每个月只能拿三四百块钱。那年我才40岁，这个年龄就办退休，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说实在的，当时心里还真不好受，可是没别的办法，我和丈夫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那就牺牲我吧。
其实，丈夫心里也不希望我走。平时在家里一直是他主外我主内，家务事我从没让他插过手，如果我走了，他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他得一个人独守空房。但是，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将儿子送去借读，就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做出牺牲，只得忍受。
我去厂里办了内退手续。开学前，我带着儿子去了距离武汉市近两百公里的某县。我在县城租了一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的小屋，开始了我的陪读生活。我是在武汉市长大的，当年高中毕业时，因哥哥和姐姐都下乡插队去了，父母身边没其他子女，我被照顾免于上山下乡。所以，刚到那座偏僻的小县城时，我很不习惯。小屋没有电视，没有电话，而且在那里，除了堂哥一家，我连一个可说说话的朋友都没有。可是为了儿子，我不得不努力适应那里的生活，我将全部身心都放在儿子身上。
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儿子的成绩在班上排倒数第五名。他回来后不敢告诉我，我是从班主任老师那里知道的。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尽快赶上去，我决定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在那里，要请到好老师，就得出高价钱，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实现上大学的目标，我咬咬牙，给儿子请了最好的老师。从周一到周日，学校每天都上课，辅导课只能定在周六的晚上，因为学校只有周六晚上不上晚自习。每天早上，儿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去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到家，一般总在十点半钟以后。为了保证他吃好，午饭和晚饭都是我做好了送到学校。到了高一下学期，儿子终于厌倦了这种没日没夜、没有丝毫喘息时间的学习。一天早上，他躺在床上死活不起来，说头痛。摸摸他的额头并不发烧，我知道他是想逃避上学。我硬着心肠将他从床上拉起来，连说带哄地将他送到了学校。可是有一天，有人看见他中午在游戏机室玩游戏。我又急又气。晚上他回家后，我刚要审问他，他自己就说了实话，他承认自己错了，可是他说，妈，我也知道要好好学习，但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单调太没意思了，我宁愿像你们小时候那样缺吃少穿生活上苦点却能够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半点快乐、枯燥无味的日子。
儿子的话让我很震惊。是啊，打从上小学，我们就给他定了一个又一个目标。上小学时，我们跟他说，儿子呀，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市外国语学校。考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结果，儿子没能考上那所中学。那是他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上了初中后，我们又跟他说，儿子，别泄气，好好努力，争取考上重点高中。也许正是背负着这种压力，儿子在中考时发挥失常。中考的失败几乎摧毁了他全部的自信。我确实难以理直气壮地说服儿子，我们的童年经历的是生活的艰辛和磨难，而他们经受的则是精神的磨难和痛苦。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两代人来说，谁更不幸。我对儿子说，既然我们无力去改变什么，就要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考上大学。儿子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妈，我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看着儿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向学校走去时，我哭了。我觉得自己在折磨儿子。可是这种陪读的日子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折磨呢。儿子的每一次考试都牵动着我的心，表面上，我装得若无其事，可是心里比儿子还紧张，考试前的几个晚上，几乎夜夜失眠。儿子考完后，如果成绩不理想，我的情绪也一样的低落，只是我尽量不在儿子面前流露这种情绪罢了。那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是患上了考试焦虑症。这种毛病在儿子高考那段时间更是严重，高考前后那半个月，我的体重一下减了十几斤。
除了这以外，还有情感的折磨。为了给儿子补课，高一和高二两年的寒暑假，我们都没回家。那三年的春节，都是他爸从武汉赶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小屋里没装电话，我就跟他爸约好了，每个星期通一次电话，让他将电话打到我堂哥家。每一次去堂哥家等电话，我都要激动好一阵子;他也一样，常常拿着电话没完没了地跟我说话，询问儿子的情况，诉说对我们的思念，有时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哽咽无语。几乎每一次都是我提醒他，该挂电话了，因为那是要付长话费的呀。
记得高二那年的春节，他爸来了，当时孩子不在家，他一进门就抱住我说:“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见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咖啡色的外套油腻腻的，还掉了一颗扣子，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我和他不但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同学，而且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我们两家相距不过几百米，小时候玩过家家时，我就是他的小妻子。婚后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十多年，我们分开的日子屈指可数，彼此非常地依恋。正是为了孩子，我们才选择了这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虽说从武汉来县城一趟，只有几百里路，但是来回的路费要一百多元，为了缴纳每年6000元的借读费，为了给儿子请辅导老师，为了每月要付的200元房屋租金，我们必须尽量节省开支，我陪儿子借读的3年，他一共只来了4次。
其实，当我们选择了送孩子到外地借读，当我选择了放弃工作给儿子陪读，就已经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不管多么艰难，我们都得挺过去。我这样安慰自己，也这样安慰他。终于熬到了高三。我和儿子也同时走进了一段最艰苦、最受煎熬的日子。在那个有近70万人口的县里，儿子所在的重点中学就是当地初中学生心目中的清华、北大。当地人说，如果谁家的孩子考进了这所中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门槛。因为进来的都是佼佼者，竞争异常激烈。在这样的环境里，儿子心理压力很大。到了高三，虽然他在班上的排名由倒数第5名追到了45名左右，但按这个名次想考上大学仍很危险。他们班共有55名学生，按往年高考升学率算，只有进入了前40名的人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本科。所以，刚进高三那阵子，儿子有点灰心丧气，觉得自己也努力了，也付出了，效果并不明显。一天，他跟我说:“妈，你和爸可要有心理准备，也许我考不上大学。”
我知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气可鼓而不可泄，我说:“爸爸和妈妈相信你能行，你不是已经超过了10名同学吗，一个一个地去超，只要再超过5名同学你就有希望。”我不能给儿子定太高的目标，目标太高了会吓着他，会让他有力不从心的挫折感。我的想法是，积小目标为大目标，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会让他有够一够就能摘到它的信心。对于一个高三学生来说，信心太重要了。特别是像我儿子这样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学生，信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精神支柱，信心就是呼吸的空气。信心如果没了，就什么都完了。
儿子真的制定了他的追赶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在他前面的第44名。
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会知道什么是紧张，什么是辛苦，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残酷。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焦虑不安，什么是提心吊胆，什么是忧心如焚。儿子所在的重点中学之所以有较高的升学率，并不在于有多么好的老师，而是在于魔鬼般的训练。关于高考应对策略的书汗牛充栋，可是有一个东西却是书上没有的，那就是让常人难以忍受的魔鬼般的训练。其实，在那些顶着光环走进大学的学子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训练。因为，天才毕竟总是少数。
到了高三下学期，学生每天做的功课就是考试，上午考完了，下午接着考，吃了晚饭再继续考。十点多钟考完了，还要发下晚上回去必须做的卷子。
一天，儿子对我说:“我们班一眼望过去，精神有病的最少占20%。”我问:“那20%里包括你吗?”他苦着脸说:“我已经在那20%到80%的边缘了。”
从儿子的这番话里，你能知道他们学得有多苦有多累。随着高考日子的临近，我既激动又忧心忡忡，激动的是我们终于要熬出头了，终于要回家了;忧心的是，熬了三年，忍受了三年分离的痛苦，万一无获而归怎么办?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会“怦怦”地像撞小鼓一样。由于儿子的学籍和户口在武汉，他必须回武汉参加高考。我们是在高考前三天回来的。
那天，当长途汽车驶进市区时，我的眼睛潮湿了，儿子也很激动，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
三年来，我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由于心理压力大，我常有心力交瘁的感觉。这些我都挺过来了。可是对丈夫的思念有时会让我备感痛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一天一天地数着后面的日子，盼着一家人团聚的那一天，我就想着后面还有漫长的日子可以与丈夫相守。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再也不会离开家，再也不会离开我深爱的丈夫。看着车窗外繁华的市景和鳞次栉比的高楼，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总算熬出头了，但愿儿子能顺利通过高考，实现上大学的理想。其实，这既是儿子的理想，也是我和他爸的理想。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三年的分离，我们的感情已经悄悄出现了致命的危机，我们的婚姻之船已被一只无情的手撬开了一个大洞。
事情发生在我们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在清理丈夫的衣服时，发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避孕套。由于我上了避孕环，我们原来过夫妻生活时从来不用这个东西。我的心抽紧了，直觉告诉我，他有了另一个女人。
儿子马上要参加高考，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捅破窗户纸，我将眼泪使劲咽进肚子里。我对自己说，千万要挺住，千万不能让儿子知道这件事，如果功亏一篑，我的牺牲将毫无意义。
这天晚上，我不愿跟他同房，他尴尬地看着我，问是不是太累了，我闭上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眼泪却抑制不住地冲出了眼眶。他没再说什么，低着头将被子抱到了沙发上。那几天他就一直睡沙发，再没碰过我。
那几天，我的心每天在痛苦中煎熬，家里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那么令我伤感，一种从未有过的怨恨将我的心撕扯得鲜血淋淋。虽然我将床单、枕套和被子全换上了新的，可是睡在床上仍如睡针毡。我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息，那种令我窒息的气息，无处不在地漂浮在我身边，它在我睡觉的床上，在我做饭的厨房里，在我梳头的镜子前，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有好几次，我被内心的痛苦折磨得实在喘不过气来，便钻到卫生间将自己反锁起来，躲在里面悄悄地流泪，当抑制不住悲痛时，我便打开马桶的水开关，让哗哗的流水声掩盖住我的抽泣。直到哭够了，才擦干眼泪若无其事地走出来。我在儿子面前不但要装着高兴，装着平静，而且还要做出一付很放松很快乐的样子，我要努力让儿子保持一种最佳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4)
那几天，丈夫也在有意躲着我，他借口陪儿子，每天都在考场外呆着。跟儿子一起回家时，他也有意做出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知道，不管我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儿子的爱却是相同的，我们的心愿也是一致的。即使是天大的事，我们也得暂时放下来。
高考结束的那天，儿子自我感觉良好，回来后他搂着我和他爸的脖子说:“你们就等着录取通知书吧。”吃了晚饭，他就找同学玩去了。
儿子走后，房间里只有我们俩人，空气顿时紧张得仿佛一点就着。他垂着头拿打火机点烟，手却哆嗦着几次都没点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用平静的口气对他说:“现在该谈谈我们的事了，我想听你跟我说实话。”
他坐在餐桌边低着头抽烟，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对不起你，我是有了另一个女人。可是，我真正爱的只有你，如果你没有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决不会有别的女人……”
虽然我已经有预感，已经有猜测，可是当这个预感和猜测真的成为事实，我的心仍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
他和那个女人好了已经快一年了。那个女人是他的同事，丈夫是开长途汽车的，常常一出去就是三四天，他们常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两人就好上了。他说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是因为孤独，他并不爱她，也从没想到要拆散家庭。他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这一切后，跪倒在我面前说:“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儿子，可是这几年来，你知道我有多孤独多寂寞，每天下班回来，家里冷冰冰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希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夫妻生活，可是我得不到……”
委屈和痛苦使我失声痛哭，我说，难道这一切都怪我吗?你知道我在那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你做出了牺牲，我呢，难道我就没有做出牺牲?为了儿子，我连工作都丢掉了……他的辩护实在太虚弱太自私了。如果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如此脆弱，如此经不住风雨，我还能相信什么?
他满脸愧色地低着头，说他保证再不跟那个女人来往，也保证以后再不犯这样的错误，求我原谅他。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原谅他，婚姻这只船已经破了一个洞，它还能修补好吗?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后半辈子该怎么过。儿子已经奔他自己的前程去了，我呢，我该怎么办?我想做一只猫有人说高三是人生的一段苦旅。这种苦，更多地来源于沉重的心理压力。
高三生活是枯燥的、乏味的，也是痛苦的，学生在承受着体力和脑力消耗的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升学压力，这种压力就像一块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们心上，令他们喘不过气来。
孩子进了高三后，家长们会发现，一向爱说爱笑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向性格温顺的孩子变得烦躁和易怒，一向与父母亲密无间的孩子突然成了叛逆者，一向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孩子突然失去了自信。这种种现象，其实是心理焦虑的表现。
同时，这些走进高三的学生，在年龄上正处于重要的转折阶段，他们的内心世界逐渐丰富，而心灵之门则一点点地关小，到最后，只有少数掌握了密码的朋友，才可能让他们敞开心扉。所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他们其实承受着双重的压力:高考的压力和成长的压力。
袁梅发现，女儿小波自进了高三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不但郁郁寡欢，成天没个好脸色，而且说话像吃了枪药，满口都是火药味儿。有时还会为了一点小事，歇斯底里地发作，大哭大闹。
那天早上，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六点钟喊女儿起床，走进房间，发现她的枕边放着一本畿米的漫画，袁梅皱了皱眉头，都什么时候了，还看这些闲书。她顺手将书藏到了柜子里面。晚上，小波上完自习回来进房间没一会儿就喊起来:“我的书呢，妈妈，看见我床上的书没有?”
袁梅说:“那书我给你收起来了，都啥时候了，还看那些闲书。”小波从房间冲出来大喊大叫:“你凭什么收我的书呀，快给我，快将书给我……”
袁梅说:“你嚷，嚷什么呀，看看你周围的同学，谁不是起五更睡半夜地复习，你倒好，这么宝贵的时间拿来看漫画。”没想到这句话像导火索，刺刺地点着了炸药桶，小波“砰”地摔上房门，随即房间里传出一阵哭声:“复习复习，成天都是复习，人都快成木头了，有什么意思呀……”
袁梅强压住心里蹿起的火，不理她，由她哭个够。她知道，哭也是一种宣泄。
袁梅说:“高三家长不好当啊，你对孩子重不得轻不得，他们敏感得像只猫，稍不留意也许就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小波的学习成绩虽然不算很拔尖，但在班上也能排中偏上。上高三之前，有时她回来还会谈谈学习上的事，比方说哪个老师讲课怎么样啊，今天物理实验都做了些啥啊，可是自从进了高三后，她在家闭口不谈学习上的事，更不谈考试上的事，无论是考得好还是考得差，回家都一言不发。有时谈别的话题高兴了，袁梅趁机将话题转到学习上，想打探一点“情况”，小波会立即变脸:“烦不烦啊，又是学习!”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到了高三下学期，第一轮复习基本上完了，又进入了第二轮复习，这是一场更加消耗体力和脑力的持久战。从早上7点20分到校一直到晚上9点钟离开学校，除了午饭和晚饭的一个小时，学生几乎每分每秒都泡在题海里。做完了数学卷子，发下来物理卷子。做完了物理卷子，又发下来英语卷子，没完没了。每个星期六，一整天都是考试。只有星期天下午不上学，但也只是将教室搬到了家里，因为有一大堆卷子要做。
平时，小波一日三餐几乎都在学校吃，只有星期天的中餐和晚餐能和家人在一起。这本该是全家人轻松愉快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自从小波进了高三后，饭桌上的气氛总是很沉闷很压抑。小波闷头吃饭，跟谁都不说话。有时，袁梅和丈夫想找些话题调剂调剂气氛，可是说着说着，不知哪句话又搅动了她敏感的神经，小波马上又不言不语，闷头吃饭，谁也不搭理，吃完饭推开碗就进了自己房间，常常弄得他们无所适从。
家里因为有一个高三学生，生存环境一下变得恶劣起来。袁梅说，后来只要女儿在家的时候，她就很压抑，家里的空气也仿佛缺氧似的令她喘不过气来。女儿上学去了，不在家了，她反而轻松了，连说话声音也大了。
女儿的变化开始并没有引起袁梅的警惕和足够的重视，她以为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青春期”，青春期过了自然也就好了。可是有一天，女儿很郑重地对她说:“妈，你当初就不该生我，我不想做人，我想做猫。”袁梅愣了一下问:“干嘛要做猫?”“猫不用高考。”
“做人有什么好，一个个像斗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可是将人看透了。人活着干什么，活着就是考大学，考上大学就是成功者就是英雄，考不上大学就是失败者就是狗熊，万一我没考上呢?你说，万一我没考上怎么办?怎么办啊?”小波自言自语着。
袁梅说当时小波的眼神很可怕，那眼神像是溺水的人正拼命地想抓住什么似的，充满了恐惧和绝望。那眼神一下把她镇住了，也吓住了。
虽然袁梅知道小波心里一直有很大的压力，知道她情绪反复无常跟这压力有关系，可是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压力竟如此巨大，已将女儿推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袁梅之所以过去没太看重这压力，是因为小波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都在中上游，这样的成绩虽然进不了清华、北大这些国内顶尖的大学，但考一个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因为在这所市重点中学里，每年有近60%的考生被重点大学录取。
那么，小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压力?她对高考为什么会如此惧怕?袁梅决定弄个明白。
小波有记日记的习惯，那是从小学就开始养成的。小波的日记本就放在她床头柜的抽屉里，那是一本带锁的日记。过去，袁梅从没偷看过她的日记，甚至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过，她知道那是属于小波的隐私，她不能随便侵犯。可是现在，她急切地想知道答案，这答案不可能从女儿口中得到，而且女儿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即使有，即使小波将心事告诉了朋友，朋友也不可能告诉她。
袁梅说她拉开抽屉看到日记本时，有一种做贼的感觉，她说她的脸当时肯定红了，可是事情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还有两个多月就要高考了，以女儿现在这种状态和心情，如何能闯过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袁梅决定“铤而走险”。
日记本上的小锁拨弄了几下就开了。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一行大字:为考上北大努力呀!
第一篇日记是高三开学的前一天写的:
“明天，我就是一名高三学生了。有人将高三称作‘集中营’，也有人将高三称作地狱，不管是集中营还是地狱我都得走过去，因为我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虽然按目前我的成绩考北大还有困难，但是我相信自己在高三一定能将名次提高到班上前三名，只要能进前三名，我就能上北大。努力吧!”往后的日记是断断续续的，有的只有草草的几行，有的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字:“累!累极了!!!”
“考了一天，人都被‘考’煳了，什么时候才能不考试啊。”“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沙滩上的一条死鱼。一定是每天缺氧的缘故，要不然我怎么会梦见自己变成了死鱼呢，不是死在水里，是死在沙滩上。”
有几篇日记记得较完整:
1月12日阴
今天是灰暗的一天，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在班上的排名只提高了两名———第17名，这离我的目标差得太远了。我一直很努力很用功，为什么进步不大?张晓琼原来在我后面一名，这次竟跑到我前面去了，老师念排名时，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还带着笑，那一定是得意的笑。我的心像被剐了一刀似地疼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输给她。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超过她。
2月26日阴
明天就是重点中学联考，这是高三下学期的第一次大考，是比拼的时候了，这次，我一定要考好，我的目标是进前10名。上帝啊，保佑我吧。
也许是老想着考试的事，这几天晚上老做噩梦，梦见考试时答题卡没填，还梦见自己的卷子没写名字，吓出了一身冷汗。切记:考试时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3月1日晴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老师公布考试成绩，当老师念着我的名字、分数和排名时，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把分数给吓少了。幸好，我排在了第14名，虽然没能进入前10名，但将张晓琼甩在了后面，这回该我冲她笑了。
3月9日多云
今天早上我明明看见董倩倩在做海淀区的模拟试卷，中午我找她借，她竟说没有。没想到口口声声说是好朋友，到了关键时候也翻脸不认人。自从进了高三，同学之间的关系好像都变了，你防着我，我防你。那天下课，我正做卷子，张晓琼好像闲得没事似的走到我身边，说她最近看了一部《流星花园》，很好看，里面的主角是几个小帅哥，叫F4，问我看不看，还说她家有影碟。我早看出她是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我才不上她的当呢。再说，真借回了影碟，我妈我爸能让我看吗，那天看了几页畿米就挨了一顿训。他们没想想，我天天做卷子人都快做疯了，如果不让畿米中途出来拉我一把，我恐怕死定了。
4月25日阴没想这次考试考得这么差，努力了大半年又回到了原点，又是该死的第19名。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应该只有这个名次，可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害怕考试，一次比一次紧张。第一天上午考语文，我进教室时腿发软，拿起笔手也直哆嗦，有好几道题要放在平时我肯定能做出来，可一紧张怎么也记不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不说考北大，恐怕考一般的大学都够戗，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怎么办啊，谁能救救我!袁梅说她看完女儿的日记后震惊不已，她没想到女儿一直背着这么沉重的精神包袱。如此，女儿怎么可能笑得起来、轻松得起来?她怎么可能不烦躁、不焦虑?袁梅为自己的粗心和疏忽深深自责。那几天，袁梅吃不香卧不宁，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开女儿的心结，既不能单刀直入，又不能隔靴搔痒。说得太直白了会引起女儿的怀疑，那结果一定更糟。绕弯子兜圈子又解决不了问题。袁梅苦恼极了。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5)
这时她想起，前不久一家报纸刊登过一家心理热线的电话，当时扫了一眼，但没记住号码。袁梅马上将一堆旧报纸抱出来一张张查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袁梅将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心理专家。他听了袁梅的叙述后说，学生进入高三后，常会出现这种心理焦虑，这是一种普遍的、但又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心理特点，有人称它为“高三现象”。据调查，在高三学生中，有40%的人患有学习焦虑症，而且女生比男生严重，越临近高考，患学习焦虑症的比例越高。学习焦虑症不但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会对一些学生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如自卑、敏感、疑心重、幽闭等。对患有学习焦虑症的孩子，应该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家长要与他们做朋友，倾听他们的苦恼，平等地与他们交流，特别是要为他们“减负”，也就是减轻心理负担。
他分析认为，小波的心理焦虑主要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奋斗目标定得太高，自己的力量又一下不能达到，一次次的挫折更加剧了这种焦虑。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降低目标，针对小波的具体情况，提出现实的、可达到的奋斗目标。调整奋斗目标的目的是减压，压力减下来了，包袱自然也就放下来了，没有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他还建议袁梅适当转移孩子对高考的过度关注，在鼓励孩子进取的同时，不忘经常性地给她减压，组织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或者坐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总之，要一张一弛，当孩子压力过大时，及时减压;当孩子过于松懈时，适当加压。
他说:“高三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更要重视对孩子的心灵呵护，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心理最脆弱，最敏感。作为家长，有责任扶着孩子走过这片人生的沼泽。”听了专家的分析和建议，袁梅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五一”全家一起去看一场演出，然后去烤鸭店吃烤鸭。小波最爱吃烤鸭，因天天忙学习，她已经有两年没进烤鸭店了。吃晚饭时，袁梅宣布了这个决定，她看见小波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然后问:“妈，这该不是做梦吧?”
袁梅买了5月2号下午的票，那是一场有港台与内地歌手联袂演出的演唱会，小波是其中一位歌手的追星族，不但房间里挂满了他的照片，连家里电脑的显示屏也被她换上了那位小帅哥的靓照。听说演唱会有那位歌手参加，小波很兴奋，不但话多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五一”那天，她早晨六点钟不到就起床开始复习，晚上一直复习到凌晨，她说要将第二天出去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袁梅心里暗暗高兴，这也许是解开女儿心结的机会。演唱会上，女儿很兴奋，当那位小帅哥出来时，她又蹦又跳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看完演唱会，他们又一起进了烤鸭店。小波似乎还没有从兴奋和激动中走出来，一边吃着一边作着评论。走出烤鸭店，小波挽起了爸爸和妈妈的手，一家人有说有笑地走在马路上。这样并肩走在一起的情景已经很久没有过了，想起近一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袁梅心里无比感慨。
那天晚上，袁梅与小波做了一次长谈，她分析了女儿的各科成绩，认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应该放在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这样的目标她只要踮起脚就能达到。听了她的建议，小波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袁梅明白了，其实小波心里知道，上北大的目标她是达不到的，可是在心理上又不愿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走下来，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袁梅的分析和建议实际上给她搭了一个下来的台阶。她很自然地就走下来了。
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小波变得轻松了，愉快了，学习效率反而高了，在六月初进行的二模考试中，小波的成绩第一次进入了班级前10名。
一位刚走过高三的年轻人说，在高三的时候，老师是坚强的，家长是坚强的，考卷是坚强的，习题也是坚强的，也许，惟一脆弱的，就是那些为了固定的行刑日期而奋斗着的学生们。脆弱的人，需要的是一点点安慰，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爱。“快乐”高考见到尚秀，是在北京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的那天，女儿的高考成绩比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高出了73分。听说我要跟她聊聊那场“快乐的高考”，她笑着说，幸好有这个结果，不然，也许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虽然我自始至终都认为，高考不应该是一件让千千万的考生和家长饱受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事，如果它让那么多的人饱受痛苦和折磨，那么它一定出了问题，一定不合理、不正常。但是，选择“快乐高考”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时候，女儿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儿逢大考就紧张就做噩梦，不是梦见答题卡没填，就是梦见卷子拉下没做，常常大哭着从噩梦中惊醒。而且这样的噩梦在考前和考中总反反复复地做，有时闹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女儿的恐惧症是从“一模”前开始的。
高考前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定在5月9号。“五一”，学校放了七天长假，担心女儿犯老毛病，我想让她有张有弛地安排这段时间的生活，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给那几天作了一个安排: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去逛一次商场;去听一场音乐会;其余的时间复习。聚会给了她快乐轻松的气氛;逛商场满足了她喜欢逛街购物的兴趣和爱好;而那场原汁原味的奥地利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更让她的身心得到了放松。
那几天她过得充实而快乐。问题出在考试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似乎有预感，睡觉时，我没有关上房间的门，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接着是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声音是从女儿房间传来的，我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噩梦又开始纠缠她了。
我没敢开灯，摸黑到她的房间，发现她已经坐起来了。见我进来，她喘着粗气说:“妈，好可怕，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数学卷子答题卡没填，而且跟同学对答案，我的答案全是错的。”
她似乎还没有从梦中醒来，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说:“快躺下睡吧，你是在做梦，是假的，都是假的……”她睡下后，我回到房间，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噩梦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女儿内心隐藏的对考试的恐惧。如今，高考已经一天天逼近，如果女儿摆脱不了噩梦的纠缠，也许还没进考场她的精神就会崩溃，就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
早晨，女儿出门时我笑着对她说:“妈妈相信你能行!祝你好运。”女儿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望着女儿消失的背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
女儿的“一模”成绩出来了，虽然与平时成绩有点差距，但在区里排名仍比较靠前，而且英语成绩进了东城区前60名。如果她能保持平稳的心态参加高考，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可是，“一模”考试后，她并没有轻松起来，反而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且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害得我在她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更不敢问她有关学习的事。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说不定我的精神也要跟着她一起崩溃了。
转眼已是五月底，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报纸、电视、网站上有关高考的文章铺天盖地，不是“高考技巧”，就是“名师坐堂”，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了“高考进行时”专栏，将高考的气氛造得像一触即发的战争。
而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战前总动员，一周内开了三次由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的大会，每一次都是校长亲自讲话，分析形势，找出问题，提出希望。
“人生在此一搏”，“十二年辛苦就是为了这一天”，“考上大学方能修成正果”。当这样的教诲常在耳边响起时，考生不能不紧张，家长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感到沉重的压力。
其实，高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痛苦抑或快乐其实是自己的选择，眼前是黑色还是橙色，全看自己怎么看。
快乐需要找个借口，减压也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就在我想给快乐找个理由时，“世界杯”来了。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我和女儿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铁杆球迷，虽然偶尔也看看球赛，但从未疯狂过，更不会将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届世界杯因为将战场搬到了亚洲，更因为有中国队的加入，使中国许多原本不是球迷的人也成了球迷，我和女儿就属于这一类。第一轮比赛每天从下午两点半开始，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放下手里的事赶回家，坐到电视机前。这与其说是给自己找个快乐的理由，不如说是一种逃避，逃避高考给我带来的焦虑。因为我已感受到了这种焦虑的折磨。开始几天，我一直为让不让女儿看球犹豫不决，后来我发现，看球使我的焦虑症状明显减弱，我每天像盼望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开演那样盼望着下午的球赛，我不再忧心忡忡，我的心和情绪跟着足球在飞，或击掌叫好或顿足叹息，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
6月4日，是中国队对哥斯达黎加队，这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亮相。那天女儿放学早，回家赶上了看下半场，那球踢的真让人揪心啊，球传到了李玮峰的脚下，女儿激动得大喊大叫:“帅哥，快带球冲啊!”可是那球踢着踢着不知怎么又到了哥斯达黎加队员的脚下，女儿指着电视机里的李玮峰说:“臭，你真臭。”
看完球，我和女儿坐下吃晚饭，饭桌上的话题自然是对这场球的评点。女儿说，中国队太不经打了，输了两个球就打不起精神，你看看人家日本队、韩国队，打不死你，拖也要拖死你，那才叫精神!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6)
我真有点不相信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从她嘴里出来的，要知道，“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话我也在她面前说过，可她从没听进去过，只要我开口，她就说，去去去，你怎么就像个政治辅导员呢。
这时，我开始品味出了一点足球魅力的奥秘。那看球的，看的其实不是球，而是人，是人的魅力。足球比赛与其说是球技比赛，不如说是一场精神的较量。
从六月初开始，学校只上大半天课，让学生自己回家复习。女儿回家的时候，往往正是下午第二场球赛开始的时候。经我们共同商议后决定，前两轮比赛，她只看精彩的，其他赛事由我转播，后两轮比赛她全看。
由于有了“世界杯”，我和女儿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饭桌上的气氛也不再沉闷。有时是我向她转播世界杯，并加上我自己的评点。如果那场球是一起看的，一个人的评点便变成了两个人的评点和讨论。
中国队对巴西、中国队对土耳其的两场球赛，女儿一场不落地都看了。她为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顿足、羞愧，为日本队、韩国队敢拼敢抢、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大声叫好和感动。六月的每一天，因为“世界杯”而过得有滋有味，家里没有那种高考前的紧张气氛。女儿不但看球赛，而且每天雷打不动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刘建宏和沈冰评球，看完后便回房间埋头复习。
一天，一位朋友来访，见我女儿津津有味地在看电视，很惊讶地悄悄问我:“她是今年高考吗?怎么还在看电视呀?”说实在的，虽然我给自己和女儿找了一个快乐的理由，可是心里有时也会不踏实，坐在电视机前有时也会想:“别的孩子这会儿都在复习，我让她看电视，可别害了她呀。”有时甚至会产生将她赶回房间复习的念头。可是我又安慰自己，她高兴了，放松了，效率说不定会更高，堤内损失堤外补吧。再说，专家都说了，高考能否成功，一半靠实力，一半靠心态，而对于女儿来说，她缺的不是实力，而是好的心态。给我们带来快乐，让我们天天牵肠挂肚的世界杯终于结束了，我心里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和惆怅，我相信女儿也会有这种感觉。
世界杯结束后，对中国足球和世界杯的反思也开始了。白岩松、刘欢、牛群等纷纷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女儿也加入了这种反思，她说，这次看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出了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球技，更主要的是精神。我乘机也大谈自己的感想，谈日韩球员敢拼敢抢的精神对自己的震撼，这就是不拼到最后一分钟，决不放弃，中国球员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所以中国球队输的不是球而是骨子里的那种精神。女儿听了颇有同感地频频点头。我暗中窃喜，对于女儿来说，耳濡目染的世界杯球赛其实就是最好的考前动员，它胜过任何说教，因为，那种被称为“精神”的东西在课本里是很难找到的。而且，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精神”这种抽象的东西已转变为一种可视可感的具象，并形象地阐释了“精神”。
印象最深的是那场关于世界杯规则的讨论，大家从本届世界杯暴露出来的问题谈到规则的修正和完善，谈到规则的公平和公正。我们自始至终地看完了这场讨论，没想到歪打正着，高考的话题作文谈的正是“规则”。
那些日子，女儿不再像原来那样每天怀着一颗毫无自信的心在书山卷海中无望地跋涉，不再诚惶诚恐地每夜做噩梦。她似乎有了自信，变得从容和坦然，吃得香，睡得酣，每天早晨起床总要连哄带拉才能下床。考前她自己在家里称了一下体重，发现一个月长了五斤，于是大惊失色地说:“都成胖妞了，不行，考完了，我得减肥去。”
7月6日晚上，她照样乐呵呵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动画片“神秘花园”，看完了翻了一会儿书就躺下睡觉了。
那天晚上，虽然我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像往常那样该干嘛干嘛，可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
。明天就要高考了，她可千万别害怕，别紧张，千万别睡不着，别做噩梦啊。
怕影响她睡觉，我也早早就躺下了，却竖着耳朵听她房间里的动静，不到10分钟，我就听到了轻微的鼾声。
7月7日上午，我送她去考场。考场门前已黑压压地围着许多家长。我笑着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说:“别怕，你能行，祝你成功!”
她笑了，说:“妈，你回去吧，不要守在这里，知道你守在这儿我才紧张呢。”
“行，我现在就回去。”
我目送着她一路小跑地进了考场。
上午考完语文，她神态轻松，说监考的两位老师很和善很亲切，她一点也不紧张。高考前，女儿曾对我约法二章:一、考完后不能向她打听考试情况;二、不能问她考得怎么样。所以，我闭口不谈考试的事。倒是她自己破坏了规定，兴奋地说，你猜今年的话题作文是什么是围绕“规则”写一篇文章，题材不限，标题自定，我写的是“谁说规则不能‘破坏’”。
那天，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请白岩松等人评球，谈的就是规则，说规则是可以改变的，规则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比方说，为了使足球比赛更公平公正，有人建议下一届世界杯将场上裁判由现在的三人改为四人，这就是对原来规则的“破坏”，而“破”则是为了“立”……
见她谈得津津乐道，我高兴地想，这世界杯真没白看。可是，没想到下午风云突变。考完数学我去接她，老远就见她一边垂头丧气地往外走，一边抹眼泪，我的心往下一沉。见了我，她不说话，泪水哗哗地流。
我挽住她的手安慰说:“没考好不要紧，尽力了就行。”她抽抽噎噎地哭着说:“什么没考好啊，是考得糟透了，你有个心理准备吧，不是上二批就是复读，北广是考不上了。”“不要紧，不就是一科没考好吗，明天还有两科，全力以赴将后面两科考好就行。”
“明天，我哪还有明天啊，你也知道我指望数学拿分，明天要考的理综本来就是我的弱项，还能指望上什么，我完了，全完了……”说着又呜咽呜咽地哭起来。
回到家里，她还是哭，不愿吃饭。我的心乱极了。但我尽量掌握好自己的表情、语气、语调。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大人的一个小小的情绪变化，也许对痛苦中的她都是莫大的打击，都是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任何安慰和劝说都无济于事，不如让她痛痛快快、无拘无束地宣泄痛苦，这也许是眼下最该做的。
我对她说:“你哭吧，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场，然后去洗个澡，我出去买点东西回来。”
说着，我便关上门出去了。
买东西只是一个借口，我是想让她有一个可以尽情发泄痛苦的空间，同时，我也需要找个地方好好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思索一下该怎么办。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的失望、焦虑和不安。
我沿着街边走着，心里沉甸甸的。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更没想到一根横飞过来的棍子就将女儿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自信心没了，精神垮了，就真完了。我心里甚至有一点自责和后悔，我问自己，是不是我错了，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对她太放松了?如果快乐高考收获的是一枚苦果呢?但是我又说服自己:如果她一直被噩梦纠缠，诚惶诚恐地走进高考，没准儿结果会更糟。而且，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她是快乐的，并且是以轻松坦然的心态走进高考，这不正是我希望的吗?虽然现在遭遇了意外的挫折，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做法是错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她重新恢复自信，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能轻言放弃。
在外面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我回到家，推开房间的门，见她已洗完澡，正拿着一本物理书坐在凳子上，眼睛红肿着，眼角的泪水还没干。
我在她面前坐下来，说:“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明天的两门考试才是重头戏，一共有450分呢，没到最后，怎么能说失败。咱俩看球赛时，你也看到了，就说日本队对土耳其队的那场比赛，虽然土耳其队的实力在场上占了上风，但日本队员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也没有丢掉胜利的信念，仍在场上顽强拼抢。虽然后来输给了土耳其队没能进入八强，但日本队虽败犹荣，因为他们输的是球技而不是精神。学学日本队、韩国队，拿出点像他们那样的精神来，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不轻言放弃，争取创造奇迹。即使最后失败了，只要你尽力了，就不会有太大的懊悔……再说，即使考砸了，天也塌不下来。”女儿听了后说:“刚才我也想了很多，没办法，既然这样了，想再多也没用，不想了，复习吧。”说着，将凳子搬到桌前看起了书。
这一夜，我辗转难以入睡，我担心她睡不着觉，担心她做噩梦，担心她明天不能以充沛的精力走进考场。我紧张不安地竖着耳朵听她床上的动静，一直到深夜1点多钟，我才听见她的呼吸渐渐均匀起来。
第二天早上，她进卫生间洗脸，见镜子里有张眼睛浮肿的脸，先是一愣，接着对着镜子“嘻嘻嘻”地做了一个鬼脸。我见了，暗暗笑了，也放下心来，能“嘻嘻嘻”地对着镜子做鬼脸，说明她已从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了。
在去考场的路上，我问:“你说，中国队在世界杯上打的那三场球，哪一场打得最好。”
她说:“跟巴西的那场打得最好。”“为什么?”
“精神上放松了呗，反正打不过人家，干脆将泼劲儿狠劲儿都拿出来，反而打得漂亮。”
我说:“那你今天就学学中国队吧，放下包袱，打一个漂亮仗。”她笑了笑点点头没说什么。看她的身影消失在考场楼梯口的拐角处，我心里在暗暗为她鼓劲，为她加油。
考场前的气氛与昨天相比似乎有点不同，家长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原来大家议论的是昨天的数学考试，都说题目出的怪，孩子考得不理想。
听了大家的议论，我心里也踏实点儿了，直后悔昨天晚上没跟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打打电话，不然，女儿的情绪会好一些，不至于有那么重的挫折感。
11点半，女儿走出考场，远远地看见我就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在心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猜想考得不会太坏。我连忙将搜集到的信息告诉她，我说，放心吧，大家感觉都不好，下午全力以赴去考好英语吧。她已不再像昨天那样心情沮丧，饭桌上也有说有笑了。下午的英语似乎考得很顺利，走出考场时，她显得很轻松。这场有快乐也有痛苦、有激动也有悲伤的高考终于结束了。当拿到成绩通知单时，我对女儿说，你应该感谢世界杯，它不但给你带来了快乐，还在你跌倒的时候拯救了你。我相信，那两天大喜大悲的经历，将会成为女儿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7)
给自己画个太阳
一位高三家长说。高考其实就是一个魔方，你不知自己将会转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这结果是好是坏你都得兜着。据媒体报道，2002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27万人，录取计划为275万人。按照这个计划，2002年，全国将有252万考生成为落榜生。
2002年，北京市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约有7万名，全国普通高校在京招生约49300人，虽然升学率仍保持在70%左右，但仍有2万多名考生落榜。
但实际上，除了这些被高考竞争淘汰下来的落榜生外，还有另外一类“落榜生”:他们已经艰难地挤过了“独木桥”，他们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因为录取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而自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样的“落榜生”到底有多少?没有谁能说得清。
刘江没想到儿子会成为落榜生，因为按他平时的学习成绩，是应该进重点大学的。真是世事难料啊，难怪有人说，高考就是一场赌博，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运气。
这个结果对于刘江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儿子身上，刘江倾注了无数心血，儿子的每一步都寄托着他的希望。不说上小学时，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骑车接送，不说无数个晚上送儿子上培优班在外面苦苦守候，仅高三这一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儿子复习，他离开了薪水丰厚的公司，去了一家不用坐班、薪水却少得多的单位。高考结束的那天，儿子考完英语出来一脸轻松，说英语最少能拿120分以上。今年的数学考试大家都喊难，可儿子考完后出来很兴奋，说有一道题涉及计算机编程，他做出来了，他认为能做出这道题的人绝对凤毛麟角。他说他之所以能做出来，是因为考前两天，他和“家教”专门讨论过类似的题目。儿子说的“家教”指的是刘江给他在清华大学请的一位博士，该博士当年参加高考是省里的理科状元。刘江是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这位博士的，于是便想请博士给儿子作一些辅导，博士很痛快地答应了。几次辅导下来，儿子和博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儿子越是感觉轻松，刘江就越是心里没底，越是忧心忡忡。儿子的毛病他了如指掌:马虎粗心，而且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考试，最后的结果总是与他良好的感觉差距甚远;感觉不好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反而给人一个惊喜。那天考完后走出考场，儿子笑哈哈地说:“老爸，你就等着大学通知书吧。”说完，和一帮同学打篮球去了。考完后的那几天，儿子天天出去和同学一起疯玩，后来又提出要跟同学一起去大连旅游。刘江满口答应。高中三年，儿子一直捆在高考这辆战车上，就没离开过北京，现在考完了，包袱卸下来了，也应该出去放松放松了。
看儿子轻松地背着旅行袋渐渐消失的背影，刘江想，也许这次儿子真的考得不错，要不然不会有这么轻松的心态。虽然儿子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分数没下来，刘江的心就一直悬着不敢放下来。儿子第一批重点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第二批普通本科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商大学。第三批专科学校的志愿儿子没填，儿子很自信地说:“我怎么样也不会掉到二批本科线下面呀，如果真的掉了，第三批录了我，我也不会去。”
刘江也觉得第三批志愿没必要填，现在连本科生找工作都很困难，许多人拼命要考研究生，谁还会去读专科。虽然读了专科也有再升本科的机会，但是专升本也是有比例的，不是你想升就能升。再说了，各大学的专科现在一般都成了职业学院，学费不少收，有的比本科收得还高，但能不能学到东西就难说了。所以，儿子填报的志愿，最底线是普通本科院校，如果此线失守，他就没有学上了。但是刘江对儿子的实力是相信的，只要在考场上不出意外，这个底线他应该是能守住的。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学校就拿到了各科的标准答案，通知学生去学校估分，儿子估完分回来很高兴，说应该在560分以上。如果真有这个分数，进北京理工大学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在志愿后面已填了“服从调剂”，即使第一志愿专业不被录取，也会被调剂到别的专业。虽然儿子估了分，刘江心里仍不踏实。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到了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7月23日早上8点，北京市高考查分热线开通。这时，儿子已经从大连回来了。7点50分，父子俩就开始守在电话机旁。墙上的时钟刚敲过8点，刘江就拨通了自动查询电话，他按提示输入儿子的准考证号，对方报出了儿子的名字和各门科目的考分，刘江像遭雷击一样惊呆了:语文92分，数学70分，理综190分，英语66分，总成绩只有418分。这怎么可能呢?高中三年，哪怕考得再差，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差的成绩。他哆嗦着手又拨通了人工查询台，对方报出的成绩跟刚才一模一样。从父亲骤然变色的脸上，儿子似乎明白凶多吉少，他夺过话机自己拨通了电话，听了对方报出的分数，他脸色一下变得苍白，喃喃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把我的成绩弄错了……”见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刘江说:“会不会是成绩张冠李戴了?或者卷子上的分数统计错了?比如说只有主观题的分，没有加上客观题的分。”高考阅卷虽然认真仔细，有道道把关措施，但这样的错误也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刘江这样安慰着自己，也这样安慰着儿子。
刘江决定给儿子的班主任打个电话，提出自己对这个成绩的疑问，儿子即使自我感觉良好，估分有水分，也不至于与估出的分数相差这么多。班主任听了成绩也觉得有问题，因为她了解她的学生，怎么样也不会考出这个成绩。她告诉刘江，市教育考试院已经有通知，考生对自己的成绩如有疑问，可以申请查分，考生要带上准考证和每科10元的查分费到学校登记，最后交由区招生办公室统一查分。
刘江和儿子觉得每个科目都应该查一查，虽然语文和理科综合的分数与估分差距不大，但再查一下也许能找回几分。儿子带上准考证去学校登了记。查分结果要7月29号才能出来。
这是一段分分秒秒都备受煎熬的日子。儿子整天郁郁寡欢，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人明显消瘦下来。刘江的心虽然每天像在油锅里煎熬，可还得强打起精神，说些安慰儿子的话。他说，即使查分结果还是这样，即使这次没考上，也不要灰心丧气，振作起精神明年再考。刘江得作最坏的打算，他得先下点毛毛雨，要不，如果查分结果仍是这个成绩，他担心儿子承受不了。儿子一直很自信，没有一点失败的思想准备，要自尊心很强的他接受这样的失败不但是痛苦的，而且也是艰难的。
7月29日，刘江和儿子一起去学校拿查分结果。结果不但令人绝望，而且让人欲哭无泪，英语答题卡上几乎有三分之二的题号是空白，也就是说没有答案。可是儿子说英语客观题他每题都做了，不可能是空白。那么惟一的原因只会是，他用2B铅笔涂题号颜色涂得太浅，计算机没有阅读出来。数学卷上有两道大题没有分数，其中包括那道儿子走出考场时很得意的涉及计算机编程的大题。可儿子说这两道大题他明明都做了，而且后来估分对了，标准答案也没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两道大题没有得分呢?儿子突然想起来，他在做这两道题时，卷子的空白处已经写满了，于是他就将这两道题的答案写到了卷子的边沿。那么导致这两道题没有得分的原因一定是答案超过了装订线，阅卷老师找不到他的答案。
刘江没想到儿子犯的竟是这样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一下就把他送到了落榜生的队伍。
因为此前，市高招办已公布了今年北京地区全国统考各批次录取控制线，理科第一批为469分、第二批为424分。儿子只考了418分，今年，他与大学无缘。
儿子为自己的错误痛悔不已，如果是考卷上的题目不会做，如果是做题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心里都要好受一些，可这算什么?输得窝窝囊囊，输得不明不白。可是痛悔又有什么用，高考就是一场没有改错机会的较量，一个小小的失误也许就彻底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走向，也许就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刘江开始出去打听高考复读班的消息。开始，他本想让儿子回校复读，一是学校环境熟悉，老师也熟悉，虽然儿子心里会有点别扭，但总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可是去了学校一打听才知道，由于教育部明文规定，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所以，儿子就读的那所高中明确表示不接收复读生。
近年来，“非北大清华不上”的高分落榜生越来越多，使得复读生人数逐年增加。2000年北京市复读生不到2000人，2001年则多达5000余人，而2002年复读生已超过了10000人。由于复读生越来越多，北京市有十多所重点高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和教学资源优势相继举办高考复读班，这些复读班吸引了大部分复读生。但是2002年秋季，这些复读班将与“母体”即重点高中分离，单独成立培训中心或培训部。刘江担心的是，这些独立出来的培训中心或培训部能否保证教学质量。
8月上旬，顶着毒辣的太阳，刘江对这十几家培训机构挨个儿进行了一番考察。最后，他锁定了一所实力雄厚、师资力量较强的培训中心。
复读的学校是定下来了，可是要使儿子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进入学习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自从查分结果出来后，儿子几乎每天都在懊悔和痛苦中度过，有时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有时呆坐着沉默不语。刘江知道，要让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必须搬掉他心上的石头。因为，心上的石头也将是脚下的石头，只有搬去它们，才能轻装上阵。
那天，刘江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小幽默:一位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在一次重大比赛中失利了，当人们纷纷为他惋惜，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时，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让大家忍俊不禁的话:“决赛前有人在看台上冲我大喊大叫，称我为‘飞机’先生。然而很不幸，今天晚上飞机失事啦。”
幽默化的自嘲可以淡化沮丧，让人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刘江将这段小幽默用毛笔一字一句抄下来，贴在儿子书桌上方的墙上，然后，他又画了个初升的太阳:在万道霞光的簇拥下，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在画的上方，刘江工工整整地写着:明天，新的太阳仍会升起。
令千百万考生和家长备受煎熬，令他们的亲朋好友牵肠挂肚的2002年高考终于结束了。
可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高考，每年几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换了一茬又一茬。对于每一年的高三新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新的高考，永远被寄托着满怀希望，无论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都要坚定地朝着那个希望走去。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1)
一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在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非要逼迫儿子签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了协议一旦生效，父母从此可以在四个方面不管儿子;儿子也可以不管父母。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六年前郝麦收用一纸协议将儿子郝丁推出了家门。六年后郝丁对我说他父亲简直就是一只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里的“老狐狸”。也许，有人会觉得下面的故事只不过是发生在郝家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只是郝家教育孩子的特殊方法，但是，人们或许只看到了星火，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星火”的微光闪烁正预示着一场家庭革命，它或早或晚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一纸协议
1996年9月18，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因为“国耻”而不能忘记的日子，但是已经习惯了和平，正紧赶慢赶着“奔小康”的大部分中国父老乡亲并不是人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半个世纪前日本炮轰沈阳北大营继而侵略中国的惨剧，而在天津，一户三口之家，父亲郝麦收、母亲孙子芳、儿子郝丁正在面对一件就要发生在他们家里的“新鲜事”。这件事是由在天津社科院工作，研究社会学、人口学、老年问题的郝麦收教授一手炮制的，他要在这一天和儿子郝丁签订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这份“父子协议”连郝麦收自己也明白，虽说它只是一张纸，但一旦抛出，对于郝家不啻为一颗立刻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郝麦收《父子协议》的内容条款:第一部分，（儿子）郝丁要承担的责任:1.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经费;2.自力谋业，自己创业;3.自力结婚成家;4.自己培育子女。
第二部分，（父母）郝麦收、孙子芳要承担的责任:1.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2.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3.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4.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
整个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协议一旦生效，郝家从此父母可以在上述四个方面不管孩子;孩子也可以不管父母。而在这双向“四不管”的合同中，郝麦收首先要针对甚至“为难”的不是“老的”，而是“小的”———郝丁。
正常人实在很难想像郝麦收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鼓捣出这么一件立刻要引起“战争”的事情。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郝麦收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我问过郝麦收，您这么做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绝事儿，这么做是不是多少有点“反传统”?郝麦收说“知道”，他就是要反传统，彻底反，因为有些传统不反不行，不反就没法教育今天的孩子，准确地说是独生子女，而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能让儿子郝丁早点自立。郝丁怎么了?为什么说不和父亲签这么一份《父子协议》就不能自立?这份协议规定了那么苛刻而残酷的内容，郝丁能接受吗?签了这样的协议无异于被父亲一脚踢出大门，这个字他签没签、怎么会签?我心里一大堆问号。
我急于要见到郝丁。“炸弹”引爆这就是郝丁。属龙，1976年生人。
从照片上看他皮光肉嫩、清秀挺拔的，但走到跟前我才发现其实他个子并不高，很瘦，两个窄窄的肩膀尤其委委屈屈地向身体两侧滑去，让人看了分外生怜。
2002年岁末，一个满天飘雪粒子的晚上，我去天津采访，让他跟我说说六年前他父亲和他签订《父子协议》时的情景。这位26岁的小伙子，带着已经整整六年的沧桑一边笑，一边摇头。显然那六年“炼狱”般的日子他过得并不容易，而且提起六年前的“918”，郝丁告诉我那个日子对于他不仅仅是“国难”，也是他“受难”的开始。那天晚上他真的是被这件事给震翻了———
1996年9月，郝丁刚刚职高毕业，满心欢喜地等着父亲通过关系给他在天津开发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18号晚上，他像往常一样轻飘飘地爬上楼推开了家门，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手里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招呼他赶快洗手，吃饭，事实上孙子芳还没有回来。屋里只有父亲郝麦收，坐在沙发上，已经等了他好一会儿。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签‘协议’的事情吗?”郝麦收面对儿子，这句话在心里已经反复念叨了好几遍。
“协议?什么协议?”郝丁支吾着。过了几秒钟，他突然想起来:对，父亲是和他讲过好多遍，要和他签一份什么《亲子双向自立协议》。但是，这事，不过说说而已，这么快，老爸您，还真的当真了?
“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郝丁心里在紧张地斗争着，事实上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那张白纸黑字要命的东西已经被他接过来，拿在了自己手里。
当时郝丁的感觉就是一股火“腾”地一下子从身上蹿起，从哪蹿的?心里?还是脚丫子?他不知道。20岁的小男子汉，脸上正是挂不住屈辱的年龄，“签就签!”他迅速拿起父亲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笔，乱云飞渡地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把门摔得山响。这一声“山响”把突如其来的不解、委屈甚至从来没有过的对父亲的恨都从心里摔了出去。“炸弹”就这样引爆。
再晚一点孙子芳下班回来，她感到屋里和往常不一样，太静了。丈夫郝麦收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沉着脸，儿子郝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反正房门紧闭。接着丈夫告诉她:那个协议他和儿子已经签了，“你也过来签上字吧”。
采访中我发现孙子芳还有机会挽回僵局，就问:“后来您也在协议上签字了吗?您为什么签?您要是不签，这事不就没法成立，没法继续?”
孙子芳说:“我知道我们家郝麦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旦他打算要干的事10头牛也拦不住。另外，他说签了这么个协议，郝丁就能早点自立，这事是早就跟我吹过枕边风。但道理上我想得通，只是事到临头，特别是看到郝丁签了协议以后反应这么大，一个人关在屋里，连我敲门都不开，我才知道事情麻烦了。”
随后发生的“故事”可想而知———“炸弹”引爆，儿子爆怒，老婆哭闹，父子冷战，好好一个家庭从此不得安生!抱大的一代“小皇帝”
要说郝丁，他自己也不反对，他是属于被抱大了的一代“小皇帝”。作为独生子女，他在家里享受着所有被娇惯的独生子女都能享受得到的一切。
1976年郝麦收还在沈阳部队工作，32岁做父亲，又是龙年得“龙子”，接到电报，高兴得他连件衣服都没顾得上换就急忙往火车站跑。到了车站，火车晚点（像是专门等着他），只是车门被挤得一团疙瘩，后来的人根本挤不上去，他又生怕火车开跑，情急中硬是求人帮忙把他从窗户塞进了车厢。正因为中年得子，郝麦收夫妇对郝丁宠爱有加，捧之怕摔，含之怕化。只是郝丁蔫儿淘，小时候大人觉得可爱，大了一点就开始让人担心，慢慢地，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毛病也都一一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不爱惜东西:苹果咬一口就扔，鸡蛋夹馍一口没咬也敢扔。动手能力差:六岁了还会把鞋穿反，六年级了还不会自己系红领巾。
没有自制力:什么东西都拆，家里的玩具、收音机，甚至爸爸挂在墙上的枪。
不负责任:上小学时逃学一个月，家里、学校都不见人，他却早、晚按点出去，按点回家，一个人整天在公园、马路上闲逛。不知深浅，胡作非为:抽烟、打闹，叫同学到家里来折腾，学李白斗酒诗百篇，用馒头蘸老白干，喝得一屋子孩子烂醉如泥。
对于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独生子女，郝麦收说也说了，打也打了，但是任你家长怎么说教打骂，郝丁就是有他的小心眼儿:我就这么着，看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是你们的独生儿子，再急、再气，还能不要我?活生生折磨了父母20年。到了他好歹读完了职业高中，气得望子成龙的郝麦收实在没法，不得不想出一个和儿子签协议的绝招儿，下“狠心”来好好整治整治皇帝老子也打造不了的他。这就有了“918”之夜，有了《父子协议》。
然而，事情之所以显得残酷，那是因为郝丁的身体。
郝丁出生时本是个“早产儿”，因为在娘胎里少呆了一个月，生下来就猫一样的可怜。不仅如此，落生后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大人都得住抗震棚，弱小的郝丁就被母亲送回了山西老家，请奶妈抚养。后来发现他身体实在很差，10个月后又被接回了天津。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常事，经常闹痢疾、肺炎，半夜三更由母亲一个人抱着去医院看急诊（那时郝麦收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回到天津），可以说郝丁是在母亲的怜惜和抱怨中一天天“熬”大的。对于这么一个“病秧子”“小可怜儿”，母亲孙子芳只觉得能把他养活，别半路夭折了就谢天谢，哪里还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孩子成龙成凤?因为我也是母亲，也有一个从小体弱的孩子，所以非常同情孙子芳。
我不知道天下像我们这样的妈妈会不会赞成郝麦收那样的做法，还是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的弱儿在父母的呵护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长大了也就靠父母安排一个一般一点的工作，谁会狠心用“协议”的办法强行把孩子推向社会，逼着他早点自立，只为了将来“有出息”?
孙子芳告诉我: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保守，在企业，她一直是搞政工的。如果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宁愿让郝丁平平庸庸的，也不愿意看着郝丁这么受自己父亲的折磨。“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郝丁毕竟是我一个人惊一天险一宿地把他带大的，现在都长到二十几了，你看他还是那么瘦小枯干，要是依着我自己，我可下不了他父亲那样的‘狠心’。”她说着，几次忍不住泪，弄得我心里也潮潮的。
怎么办呢?郝丁已经软软弱弱地长到了20岁，父亲郝麦收却就是因为他长到了20岁还那么软软弱弱地不成器才决定逼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郝麦收把《父子协议》看成一场志在必得的“实验”，那么郝丁呢，他成了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郝丁苦着脸:怎么不知道?用我同学经常嘲笑我的话说:“我就是我父亲实验室里的那只完全被动的‘小白鼠’!”冷战
1996年的“918”，郝麦收和儿子郝丁签下了《父子协议》，由于儿子无法接受“四不管”的“苛刻”条件，父子俩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冷战”。在这半年的“冷战”中，郝丁根本不和父亲说话，有的时候连晚饭也不出来吃，得由母亲端进他的房间，等他吃完了再悄悄地去收拾。
一边，父子俩在“僵持”，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另一边，母亲孙子芳经常叹气，实在憋不住了就和丈夫吵，要丈夫收回成命，终止合同，打电话给开发区的朋友马上替儿子安排个工作。
郝麦收呢，这段日子何尝好过?
往日亲昵的儿子不仅不再叫一声“爸爸”，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了老爸如同仇人，而且更要命的是郝丁尽管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这份协议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生效”。郝丁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真，他用无言的敌视来煎熬着父亲的“良心”，还是“我就这么等着，看你怎么办?”“我就是不出去找工作，就在家里24小时地睡大觉，看你有本事哪一天真的把我一脚踢出门?”有的时候郝麦收实在看不下儿子的横眉立目，他也曾一个人老泪横流地躲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是何苦，何苦呢?”
多少个尴尬的白天、夜晚，郝麦收尽管心里犯着“堵”，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知道他正在和儿子斗志，他明白这个时候时间在考验儿子，也在考验自己，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后退。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2)
采访中我不断地深究郝麦收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父子协议》的形式逼迫郝丁自立，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难道这种办法不觉得让儿子实在难以接受?难道这么做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做实验成、败两存，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失败?这种实验万一失败，往小里说他和孙子芳年过半百了可能会从此失去儿子的爱;往大里说儿子会不会因为不能理解父母的做法，在这段时间里出什么事?什么事?比如离家出走，四处碰撞，遇到坏人，酗酒赌博，吸毒鬼混，甚至抢劫偷盗，违法入狱。毕竟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到处都是陷阱，什么都可能发生，那样不是反而把孩子给糟蹋了吗?郝麦收被我问得有些无奈。他告诉我，他也明白现在社会上危险处处存在，他的赌注押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不是一个学术课题。当家长用“协议”这样冷酷的办法对待自己“不争气”的孩子的时候，他实验的对象是人，的确不是一件东西。但是郝麦收没有丝毫的后悔，采访中他用几个小时的声情并茂、激昂陈词，起码让我看到了他的考虑、他的协议出台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这件事他已经深思熟虑了很多年:
讲老实话，我也并不是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20年来我已经说破了嘴，但是光靠说，孩子只当耳旁风，多了还逆反。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说教不是重锤，那是软锤子，敲不响，也不管用。怎么才能让儿子真正独立?我觉得非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让他震撼，引起他强烈的情绪激荡。为什么一定要找契约这种方式?商品社会对人最好的制约手段就是“合同”。因为协议是你自己签的，说明你同意这么做。国家现在要走向法治，要依法治国，我想我也可以在我们家里尝试着“依法治家”。1992年，我们单位开始办老年婚介所，采取协议的方式，让再婚的双方对各自婚前的财产归属、婚后的生活有一个书面约定，结果证明，这种办法的稳定率很高，没有《婚前协议》的老人再婚的离婚率如果在70%，我们的就只有5%，这些都是我的参考指数。我是可以在开发区给郝丁安排一个工作，但他后半生的路可怎么走?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只有一次断奶，那是物质的断奶，我觉得他们需要第二次，第二次是精神的“断奶”。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都反对，包括我父亲。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父母对孩子都是“无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传统文化缔造的父子关系都是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子代靠父代养育长大，父母要供他们上学，给他们找工作，给他们盖房、买房，帮他们结婚，甚至以后还要替他们看孩子，为此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孩子长大了呢，必须按传统习俗孝敬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不孝敬就违法，“孝敬”不了也得孝敬。这是小农经济的亲子关系，不是大工业社会的亲子关系。所以我说这种观念要变，我们只能管孩子一段，不能管他们一生。事实上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我们想管也管不了，而我们最该“管”的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在成人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自立。我们只能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这恰恰不是绝情，是大的有情。如果我们不“绝情”，孩子就会在父母的羽翼下一辈子不“断奶”，那样很难想像他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那样做才有可能真正毁了他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少年来总是讲“情”，但就是不讲“理”。我们太缺乏“理”，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挖掘过父子关系中的“理”，更重要的应当是“理”。所以，有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对郝丁的做法不仅仅是在解决我们郝家一个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改革，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中国的父亲对全中国的独生子女都应该做的当务之急。
走出家门
郝麦收的话不能不说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他那由自己的一家之子忧及天下之子的情怀也不能不让人感动。但是毕竟我们中华民族是最讲“情”的民族，郝麦收的做法尽管再有道理，表面上总是让人觉得太缺少“人情味儿”，不是吗?我问郝麦收:“您这样做就真的不怕郝丁将来恨您?”郝麦收这样回答我:“但是我们不‘狠心’不行啊!你想想，中国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小皇帝’，就是‘小公主’，他们有太强的依赖性，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责任感，付不了辛苦，没有机会体味人生的艰难，不懂得什么是责任感。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必然会把身上的弱点和先天成长的不足带到工作中去，那时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们就不会埋怨我们当家长的没有在他们成长的时候给他们一定的挫折教育吗?我相信郝丁最终不会恨我，因为‘协议’虽然签了，但我和郝丁的父子亲情并没有结束，相反，那是一种新的‘亲情’的开始。”
事实上，在用“一纸协议”把郝丁“推”出家门以后，郝麦收并没有停止对儿子生活上的关爱。这位意志刚强的老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为什么事向什么人低过头，但在和儿子“冷战”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常常要“看”儿子的脸色行事，好吃好喝地对待他，只是原则问题不动摇。曾经，孙子芳为了帮助儿子，偷偷从自己的奖金中扣下了一部分钱给郝丁存了起来，郝麦收发现后立刻没收，并劝阻妻子:“你可不能这样，咱们的儿子就要从痛苦中走出来了，你偷偷给他存钱，万一让他知道了还有后路，我们的计划就得前功尽弃。”妻子只好又到一边去抹眼泪儿。
但是郝丁呢，虽然他父亲和我讲的这些道理过去也和他无数次地讲过，可是一旦“协议”真的来了，他会被这场家庭革命“革”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得再回到六年前父子冷战时的郝家。
我很想知道《父子协议》后郝丁在家里睡大觉一直睡到了什么时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冷战的前两个月基本上是委屈、怨恨、气愤、恨，还有理直气壮地赌气!”
“赌气怎么还‘理直气壮’呢?”我问。
“因为在我心里既然我是他们的孩子，那么爸爸妈妈给我一切包括吃穿、上学、工作、房子、结婚成家，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那时我真的就是这么想。”“你的同学、朋友也都这么认为?”“当然!”
“他们也都是独生子女吗?”“基本上都是。”
“那么两个月以后呢?你是什么心态?”我把问题引向实质。郝丁说:“后两个月嘛，开始和自己较劲。”“什么叫‘较劲’?”
“就是想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呗。”
两个月后，郝丁职高毕业已经很长时间，同学们几乎都找到了工作，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开Party庆祝，而郝丁早在毕业前就向同学们夸下了海口，说他老爸在开发区有关系，一毕业他就会去开发区，具体单位都手拿把掐了，开发区人事局，到时候他肯定是班里最早一个上班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大伙别担心:“我肯定拿出来，你们挑地方，挑地方!”“冷战”的后半截，郝丁最怕家里来电话，一有电话找他准是他的同学，大家要么邀请他吃饭，要么问他的工作找到了没有，个别人还经常开玩笑:“嘿，郝丁，人事局怎么样?你都快当上科长了吧?”
“那段日子，”郝丁后来告诉我，“真是不好过。”
“难道你就没试着想想自己出去找找工作?”我问。
郝丁说:“是啊，后来没法子了，我就是想自己出去。白天晚上没事，我就翻床头一沓子的求职信息，我知道那是我父亲悄悄给我放在那里的。可是我也明白，我一旦出去，我父亲的‘阴谋’就宣告得逞，但现实的问题怎么办?我也不能永远在家里睡大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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