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重做“官”，还是重做事?
2000年2月，河南省安阳市一个学生的家长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当上班干部，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就带人对班主任大打出手。这反映出今日父母的另一个误区，那就是把当干部看成是成功的标志。这是大错特错的!孙中山先生说过:“人不能立志做大官，人要立志做大事。”要教育孩子从小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同年四月，我去了湖北宜昌市得胜街小学，发现他们做得很出色。在素质教育中，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让我们自己来”，实行在班级“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的办法，把班级所有的事情分给每个学生。比如:有的同学是“玻璃保管员”，有的同学是“黑板管理员”……有个孩子自豪地对我说:“我被选为‘吸尘器’，其实就是‘小小垃圾管理员’!”
小岗位，让孩子有了大责任，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主体意识，这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比高分数更重要。第二个问题，是重结果，还是重过程?
徐母阻止孩子看书看报、参加课外活动，有一个不变的理由———“考大学也不考这个”。这正是中美教育的差异。今天，美国的家长关注的是，“今天你学到的东西，明天你用到什么地方”，而中国的家长关注的是，“今天你学到的东西，明天考大学考不考?你考多少分?”于是，孩子变成挣分的机器，变为装知识的容器。家长的要求十分简单:“只要你能考高分，考上大学，我一切都可以给你!”甚至为此可以牺牲包括自己的工作和幸福的一切。于是，这种“过度保护”使孩子无法正常成长。正是父母的短视，剥夺了孩子去体验成功的权利;也正是由于孩子从小很少有机会去体验成功，于是他们的心灵世界由荒芜变成了沙漠。
第三个问题，是替孩子干，还是让孩子自己干?
有个初中女孩儿和当记者的妈妈一起去参加夏令营，下火车时，她把重重的行李交给妈妈扛，妈妈欣然接受;到营地，记者出去采访，女孩儿到处找妈妈，说药放在妈妈那里了。妈妈回来受到女儿的责怪，却一个劲儿检讨，是妈妈的过错。我看不太懂，问这个女孩儿:“行李为什么不自己拿着?”女孩儿坦然地说:“这些事从来都是妈妈干的。”
许多父母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为孩子干这干那，而孩子却不“领情”，天天喊着“我很烦”;认为这一切都是父母的过错。今天的父母的累就累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有个中学男生要去山里参加为期两天的野营。临行前，妈妈问儿子，是否需要帮助?儿子骄傲地说:“我会照顾自己。”晚上，妈妈悄悄检查了他的行李，发现没有带足够的衣服，因为山里要比平原冷得多。再有他没带电筒，这是野营时必须带的东西。妈妈并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儿子要出发了，妈妈问儿子:“东西都带齐了吗?”
“全带齐了，您就放心吧!”儿子自信地说着，出了家门。妈妈目送儿子上路，什么都没说。几天后，儿子回来了。
妈妈问:“怎么样?玩得开心吧?”
儿子说:“玩得很开心，就是我的衣服带得太少了，而且我没带手电筒，每天晚上要向别人借才能出去，这两件事让我很狼狈。”
“为什么衣服少带了呢?”
“我以为那儿的天气和这儿的一样呢，没想到山里会比这儿冷。下次再去，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手电筒是怎么回事?”妈妈又问。
“我想到了，老师也告诉我们带手电筒，可是我忙来忙去，就给忘了。我想，下次野营时，应该先列一个单子，就像爸爸出差前准备东西一样，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错误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位妈妈懂得让孩子在失败中学习的道理。她没有包办代替，也没有横加指责，而是让孩子去承受由于自己的粗心和考虑不周而带来的麻烦。于是，孩子获得了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体验。这种体验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也是大人代替不了的。大人可以代替孩子干这干那，但代替不了孩子的成长。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5)
四、成长需要沟通
与成人沟通，是今天孩子们，尤其是独生子女特殊的精神需求。他们从小生长在“成人世界”里，是家庭的“个体户”，他们渴望被尊重、被信任、被理解，更渴望与父母沟通，与父母建立伙伴关系。但父母并不理解孩子的心，他们很奇怪:“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还想要什么?”久而久之，孩子渴望沟通的大门关闭了，有的永远也打不开。
徐力从小生长在一个缺少沟通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在铁路工作，每周只回来一次。徐力主要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在交谈中，我问他:“在家里，你跟妈妈交流过吗?”
徐力说:“平时，我们不说话，吃饭也不交流。有时，我见她不开心，想问她是什么事情，她总是说:‘不要吵，我心里很烦!’我知道妈妈不开心是因为单位的事。母亲的单位长期效益不好，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
我感到，徐力还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便说:“家庭也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想对天下的父母说些什么?”
“希望父母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能理解孩子，多和孩子沟通———不要强迫孩子做某些事情。应该放手让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小孩儿的心里有一些秘密，大人不要去揭穿，让孩子心里藏着一些秘密，让他们心灵空间大一点，多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家里人应该多坐在一起谈谈心。”我想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力将永远不能回到母校，他对此又是怎样想的呢?于是，我便提出来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对你的同学说点儿什么?”
徐力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心烦的时候，多和父母沟通，多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苦恼，不要藏在心里，因为毕竟我们还小，有些问题不能独自解决，父母见识广，能够为我们分担一些苦恼，说出来比憋在心里好受!”
徐力讲得十分连贯和动情，看来这些话已经在他心里憋了很久了。
徐力在给自己的同班同学的信里写道:“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以我为诫，绝对不能再干这种灭绝人性的事。人在失去的时候，才更懂得珍惜，这次我是深刻体会到了。我希望你们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不要在失去的时候再去珍惜。在看守所里，我时常梦见你们，梦见我们共同学习的教室，梦见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梦见我们一起在操场上狂奔，梦见我们……但一觉醒来，才发觉这只是梦。我多么希望这不是梦，但事实摆在我的面前，我不能不面对。在这里，我只能祝愿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努力奋斗，为自己的明天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有过多的压力，尽量把压力化为动力，给自己一些空间。同学们，我想你们，假如有一天能够出去，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们个个成才，个个成为国家的栋梁，我将会为你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位17岁的中学生会与同龄伙伴沟通，他更渴望与父母沟通!他曾试图走进母亲的心灵世界，但没有成功。
徐母的内心，早已是一个“太糟了”的世界，别的人无法走进去了。
其实，徐母何尝不想与儿子沟通?徐母翻看儿子的日记，接听儿子的电话，到学校去监视儿子，窥视儿子的行踪……这一切一切，无非是想了解儿子的内心世界，怕儿子学坏，怕儿子不好好学习，并非想加害儿子呀!然而，她适得其反，由于违反了教育规则，不仅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走进孩子的心灵，不是靠怀疑、监视，而是沟通。良好的沟通能使我们在家庭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不良的沟通则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云南有个17岁的男生，看了我写的《写给年轻妈妈》那本书，通过中国妇女出版社写给我一封信，信中说:
“敬爱的知心姐姐，我在痛苦中认识了远方的你，是你帮我认识了自己的妈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很久了，每当我收到远方朋友的来信时，心里总是有一点害怕。有一回我没在家，等我回来看见我的信被撕开了，放在桌上，拿起信一看，是好朋友写来的。我忍住怒气走出卧室，来到客厅。妈妈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是我的儿子，看你的信是应该的。’我说:‘你这种做法不对，是违反法律的。’妈妈越说越有理，转身跑进卧室。知心姐姐，我很想去法院上诉，但是我现在身无分文，告了父母我就没有生活来源了，请知心姐姐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这个男孩儿在信的最后说:“我等待你的回信，我想你一定很忙，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他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家里给他拨通了电话。知道他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教师。他告诉我他已经上高中，身高1米70，他喜欢文学，将来想当记者。
“你知道当记者要什么本领吗?”我问他。
“知道。”他说了三条，“第一，文化素质要高;第二要有责任心;第三要对职业认真。”“你说得好!”我鼓励他，“但要加一条，记者要学会与人沟通，与人交流，能了解别人的心，也能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别人，比如，父母、老师、同学，他们每个人说话都不一样，你要留心把不同的人说的不同的话记下来，这样时间长了，你就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话，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事，这就是记者不同于别人之处。如果你想当记者，从现在开始，就准备一个小本子，记下你发现的不同，主动走进别人的心。”
“谢谢你，我会这样去做的。”
我答应送他一本我刚出版的《做人与做事》一书，他立刻把学校的详细地址告诉我。
其实，沟通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只要双方都能够发光发热，冰雪一定会融化。
在金华市人民大会堂，我进行了“知心姐姐”讲座。讲座刚刚结束，我还没下台，就被家长和孩子团团围住。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拨开人群，流着眼泪对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带儿子来见您。”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为儿子半夜归家而第一次动手打了儿子，扫帚都打断了，但儿子宁可忍受疼痛，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去了什么地方。
望着这位年龄与我相仿、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的汉子，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满足他的要求，尽管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们约好下午5∶30～6∶00与他儿子见面。
五点半，他一家人都来了，每个人都是眼泪汪汪的。夫妇二人把儿子领到我的房间，就出去了。
这是一个胖胖的男孩儿，正上初二。男孩儿一脸稚气，用手托着脸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那神情很像我的儿子。“昨晚到哪里去了，让你爸爸那么着急?”我直截了当地小声问。
“去网吧了。”男孩儿向我道出真情，“昨天是周六，我和一个男同学约好五点半在路口见面，一起去玩，可他失约了，没有来，我一个人呆着没劲，就去网吧了。”
“网吧的环境不太适合中小学生，那里有些东西对你们影响不好……”我担心地说。
“我对别的不感兴趣。我主要是玩游戏攻关，攻下关来好跟同学去吹牛。”男孩儿的坦白让我对他很同情。是呀，哪个男孩儿不想在同学面前表现出自己很行呢!
“可是，我玩着玩着忘了时间，一共玩了五个小时，一看表已经是深夜一点了。”男孩儿开始讲述头天晚上的事情，我在静静地听。“我很害怕，硬着头皮往家走，走到家门口，我不敢进家，跑到河边站了很久，最后还是回去了。”“回家以后怎么样呢?”
“我爸在外面找我找了好几个小时，也刚刚回到家。他又急又气，问我去干什么了?我说去同学家了。我爸就拿来把扫帚狠狠地打了我……”
“那是你爸爸第一次打你吗?”“是的。”
“听你爸说，扫帚都被打断了。一定很痛吧?打什么地方了?”我关切地问他，好像挨打的是我自己的儿子。
“打大腿和屁股中间。疼倒是没有什么，只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这么着急，我很难过……”男孩儿说着，用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连忙递给他一条毛巾，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的泪水也跟着流了出来———自己挨了打没在乎，在乎的是让爸爸着急了，多么善良的孩子!
“你能体会爸爸的心就好。你爸爸都50岁了，你才上初中，你爸爸是老来得子，能不爱你吗!你跟他说实话了吗?”“没有。”听我讲了这番话，孩子哭得更伤心了。
“呆会儿马上把实情告诉爸爸妈妈，请求他们的原谅。你要爱他们，就不要让他们再为你操心呀!你家里有钱买电脑吗?”为了让他不再哭，我换了一个话题。
“二手电脑3000元一台，我家才攒了一千多元。”男孩儿回答。
“慢慢攒。攒够了钱买一台，自己在家里玩会安全得多。”我很同情这个爱玩电脑的孩子，恨不得自己掏些钱，帮他如愿，可这样不符合教育原则。
“我会节省钱的，我以后不会让父母操心了。知心姐姐您相信我吗?”男孩儿用渴望的眼光望着我。
“你是个善良诚实的孩子，知心姐姐当然相信你。我想，你爸爸妈妈也会相信你的。一会儿就把实情告诉他们，好吗?”我拍拍他的肩，给他鼓励。
“好。”男孩儿点点头。这时，时针已经指向六点。男孩儿的爸爸妈妈走了进来。
“你有一个好儿子。”我对男孩儿父亲说。
这位父亲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如果今天没有见到你，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收场，不知道应该怎样再跟儿子相处。”“没什么。以后家庭中不管出现什么问题，父母、孩子都坐下来谈一谈，做父母的要用心听孩子说，而孩子呢，也要实话实说。”
当父亲听了买电脑的建议，便说马上去买。我制止了他:“事到如今，只能等攒够了钱再买，教育也要有个过程。”一家三口终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事后我想，假如我没有与他们一家人相遇，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说，学会沟通，对父母跟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父母和孩子之间要及时沟通，有什么话，坐在一起谈谈。父母用心地倾听孩子的故事，用期待的目光鼓励他诉说一切;而孩子也要打开心灵的大门，听听大人们的心事、大人们的故事，在信任中达到理解。沟通是什么?沟通就是去分享，建立共识———通过亲子间的相互交流，是可以达到心灵沟通的目的的!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6)
五、成长需要肯定
在和妈妈共同生活的17年中，徐力听妈妈讲得最多的话是:“你真笨!”“你太没出息了!”“你怎么不如人家?人家考试能考前三名，你为什么不能?”……可以说，徐力是在妈妈的责骂声中长大的，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呢?他气愤被责骂，因而产生了反抗的心理。这种反抗的心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爆发出来了。
出事那天，因为看电视这点小事，徐母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唠叨:“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你考不上大学，我就打断你的腿!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也没有关系!”当时，徐力感到委屈至极，他想的是:“我已经尽力了，你为什么老对我这样!”冲动之中，他举起铁榔头，朝母亲的头上打了下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责骂，在父母看上去是平常的小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每日不休的责骂，便是自己“世界的末日”。因为，孩子的成长需要肯定，肯定是孩子生命中的阳光。
齐齐哈尔有位母亲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她从电视上看到介绍我的书，很想买一本送给孩子，但是没有买到，她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了我的电话。
“有什么急事吗?”我关切地问。
“我的女儿上初一，考试时总是马马虎虎，老是丢分，我瞅她就上火，每次都要狠狠地说她，可是她就是不改，怎么办?”我问这位母亲:“孩子认真的时候，你表扬过她吗?”“她可是很少有不出错的时候啊!”
“是呀，你的孩子只听到过因为马虎过失的责骂，而没有品尝过因细致成功的肯定与夸奖，那她当然不会有进步的愿望了!细致，应该是女孩的特有优点。我希望你能找回孩子失去的优点。办法只有一个:肯定她!”
“你讲得对，可是我的孩子就是没有上进心啊!”
“丧失上进心的孩子，是因为在有上进心的时候没有得到父母及时的肯定和夸奖。我建议你改变一下自己的眼光，关注孩子的优点、进步，让孩子寻找到被肯定的感觉。”“谢谢你的建议，我一定试试。”这位母亲十分虚心。
几天以后，她又打来了电话，高兴地告诉我:“知心姐姐，真的很感谢你。你的办法真灵，我尽量肯定她的长处，她的学习果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也真的有了上进心!”
许多父母总是认为，严格要求就要靠责骂，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进步，其实不然。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次心理测验:把孩子分成A、B两个组，分别考他们同样的问题。过了三天，再度去那所学校，告诉A组同学:
“上次考试成绩非常好，今天再考一次，你们千万不能输给上次，好好写吧!”
又对B组的同学说:“你们上次成绩很差!怎么行呢?这次必须反败为胜才行!”
结果，原本成绩相当的两组，得到肯定和夸奖的一组，第二次测试成绩很好;责骂后再考的那一组，成绩很不理想。美国一位教授曾使用精神气电现象的能量测定器，来证实夸奖与肯定比责骂与否定更有效果。他一直以测定器研究孩子课业与疲劳的关系，结果发现夸奖与肯定对消除疲劳非常有效。在测定中，他们对用功写作业而疲劳的孩子说:“哇!你做得很好!你真能干!”结果发现，因疲劳而下降的测定热量曲线一下子升了上去。相反，当孩子受到责骂和嘲笑时，那曲线就会明显下降。测定器的指针表明:一方面，透过夸奖和肯定可以消除疲劳，使用功的效率上升;另一方面，责骂与否定只能得到相反的效果。
有的父母虽然明白了“责骂孩子不好，肯定和夸奖才会使孩子变得更好”的道理，可是自己却做不到。眼看孩子不用功学习，甚至捣乱，不骂他反而夸他，这的确很难做到。此刻最重要的是，必须充分地理解孩子，相信孩子。浙江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是一位事业上十分成功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母亲。
一次我去宁波参观她办的学校。在共进晚餐时，她对我谈起了自己教育孩子的事情，令我大受启发。
徐亚芬的儿子在寄宿制小学上学，语文成绩很好，但不爱学数学，所以数学成绩比较差。一次，儿子从学校回来，对妈妈说:“学校给我们测智商了。老师说我右脑比左脑发达，形象思维能力强，数字概念差，所以我的语文成绩比数学的好。看来，我的数学成绩是上不去了。”徐亚芬惊讶地问:“是这样吗?有空儿我去问问老师。”她真的去了学校，找了班主任，并暗地里与班主任达成了一项协议。几天后，徐亚芬十分认真地对儿子说:“儿子，告诉你一件大事，我去学校问过老师了，老师说他搞错了，你是左脑比右脑发达，学数学会比学语文强多了!”
“是真的?老师真是这么说?”儿子睁大了眼睛，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兴奋。
“是呀，老师说，他看错结果了，他说的是另一个同学而不是你，你的左脑比右脑发达。”
儿子信以为真，真的认为“我的数学一定能够学好，我很行”。这个结果完全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在学数学的时候，他恢复了自信，提起了精神，数学成绩很快超过了语文成绩。所以，对父母来说，重要的是信任孩子所拥有的潜在力量，只要能充分发挥这一力量，任何孩子都会成为了不起的孩子。
夸孩子也要会夸。不能简单地戴高帽，那样会引起孩子的反感。记得有个男孩子曾经对我说，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个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妈妈一回来，高声说:“你真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一听这个，他就烦了，马上扫兴地说了一句:“真没劲!”这使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我也常常爱在家里没人时收拾房间。妈妈回来了，总是惊讶地说:“哎呀!这么干净啊!这是谁干的?”于是，我从门后跑出来。妈妈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是你干的!你真了不起!”当时，我心里高兴极了，有一种成功的体验。下次妈妈出门，我还想继续这样做。
当然，这种办法只适用于少年期的孩子。孩子小时候，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你真了不起!”但是如果他长成青年了，你再这么说，他们八成会认为你要叫他们做事而不理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做的事情带着夸奖的口气说给别人听，但又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感到“骄傲”。
有一位企业家曾对我说过，他的妈妈在这方面最内行，她会让他偷听到她所说的话，她知道许多话直接跟孩子说，孩子是不会听的。“记得有一次，妈妈跟她的一个朋友谈话（我后来猜他们是事先约好的），妈妈说:‘我拥有这条胡同最棒的孩子!’当时，我真的就想，我一定要当这条胡同最棒的孩子!后来，我成了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你看，我妈妈的那些话多管用!”
每一个成长的孩子渴望被父母肯定，被老师肯定，被社会肯定。只要能针对孩子的优点去夸他、肯定他，他必然会变得更好。
我经常听到父母们为了孩子的差劲大伤脑筋而发出的叹息声。这是因为父母认为让人伤脑筋的孩子很差劲，这是因为你想着他很差劲，所以他才真的差劲。如果你能换一种想法，确信“孩子哪有差劲的道理”，并用这样的心情去指导孩子，我想他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想如何去改造他，并且用各种方法改造他，仍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想改造他这个想法错了，即使你多方面为他设想，他也好不了。如果你不去为他多方面设想，他反而自动好了。
因为必须相信这一点，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改善自己，他不想变化也是不容易的。面对我们身边那些脑子慢或爱捣蛋的孩子，绝对不可以打骂，他们更多地需要肯定。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的孩子来说，充满希望的鼓励会使他们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走出家教误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可以塑造人，也可以改变人。良好的环境可以帮助人成功，恶劣的环境可以使人窒息。环境是人创造的。家庭环境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创造的。宽松、和谐的家庭环境，培养的是身心健康、性格开朗的孩子;紧张、压抑的家庭环境，培养的是有心理障碍、心胸狭窄的孩子。作为父母，我们谁不爱自己的孩子?有的真可以说是“爱你没商量”，把孩子爱得“死去活来”，自己还觉得爱得不够。但是，这种“超重的爱”把孩子压得喘不过起来，他们一天天远离了我们，有的甚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怜的孩子们同时生活在“天堂”和“地狱”里，他们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爱，另一方面又感到压力过大，过早、过多地品尝到了人生的不幸、生活的重负和竞争的惨烈。面对一幕幕的悲剧的发生，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想一想，我们给予孩子的爱适不适当?我们今天的教育方式是不是科学?我们有没有勇气为了改变孩子生长的环境而首先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决心让每一个孩子都喊出“新世纪我能行”?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7)
我想，我们最应该丢掉的是四大心理误区，即:丢掉补偿心，找回平常心;丢掉超常心，
找回正常心;丢掉虚荣心，找回责任心;丢掉惧怕心，找回保护心。
一、丢掉补偿心，找回平常心
做父母的本应该有颗平常心。因为，生儿育女是最平常的事情。
可是，我们这一代做父母和我们自己的父母不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成长在特殊的年代，十年动乱使我们失去的太多，我们竭力想把自己没有能够实现的人生理想从孩子身上去实现，竭力想把自己没有得到的物质享受从下一代身上得到补偿，我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惟一的孩子身上了。于是，强烈的“补偿心”占据了我们的心头。“望子成龙”变成了“逼子成龙”。
有一次，我去贵阳开会。贵州电视台《女性话题》节目请我和六个家庭谈心，话题是———做个好妈妈。
有一位带着女儿来的年轻妈妈讲得十分激动:“文革时，我刚上小学四年级，我没有学到什么就下乡去插队了。我没有文化，返城后找不到工作，后来当了个体户，我丈夫也是个体户。我们挣了几个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要留给孩子上大学，我一定要让孩子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可是我的女儿不争气。上一年级，才给我考了八十多分，我气急了，用绳子把她捆起来，吊到房梁上抽打。打昏过去了，我就用凉水把她泼醒。我气急败坏地朝她吼叫着:你记住没有，你要成为‘人上人’!女儿哭着、喊着:妈，你别打了，我一定成为‘人上人’!”
说到这里，这位年轻的母亲泣不成声。已经上四年级的女儿坐在妈妈身旁，大滴大滴的泪水流了下来。“你妈妈打你时，你是怎么想的?”我问女孩儿。
“我恨她，我恨她。可我也理解她，她让我成为‘人上人’也是为我好。”女孩儿委屈地回答。
“你现在能告诉我，什么叫‘人上人’吗?”我又问。“不知道!”女孩摇摇头。
女孩儿的回答，让全场的人啼笑皆非。四年前，女儿挨了一顿毒打，至今还不明白妈妈的期望到底是什么。
著名的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告诫过父母们:“不要让孩子成为人上人，不要让孩子成为人下人，也不要让孩子成为人外人，要让孩子成为人中人。”“人中人”就是“平常人”。当“平常人”最安全、最实际。实际上，“平常人”就是心地和平、能与人和谐相处的心理健康的人。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世纪伟人，可他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平常人。他有一句让老幼动容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个伟人把自己看成平常人，人中人，我们这些普通人，却又非逼着孩子去当“人上人”不可，我们这不是在害孩子吗?有了这种心理，就不能科学、冷静地对待和教育孩子。为了让孩子当“人上人”，许多家长逼着孩子拼死拼活也要考上大学。孩子考试稍差，家长便冷眼相对;如果排名靠后，便会暴跳如雷、捶胸顿足，甚至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给孩子造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使他们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这样逼下去，就会像德国诗人海涅所说:“即使种下的是龙种，收获可能是跳蚤。”你希望孩子成为“人上人”，结果常常是经过了数十年，才发现孩子成为了一个最没有志气的平庸之辈，变成“人下人”。
培养平常人，要有平常心。
所谓平常人，就是少给孩子提一些过高的、难以做到的要求，而是要把人生的道理，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讲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全国少工委和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民族好少年”评选中，作为评委，我看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农家妇女教子的故事:大山里有一个上中学的男孩子，见家里实在太困难，妈妈每天干活太辛苦，决定弃学。一天，他对妈妈说:“妈，我不念书了，帮你干活养家。”
这位不识字的农家母亲听了，一句话也没有说，把儿子带到玉米地里，掰下一穗青苞米，递给儿子。“好吃吗?”母亲问。
“好吃。”儿子不解地回答。
“青苞米是好吃，但是不能当饭吃呀!只有等苞米成熟了，脱下粒，磨成面，才能当饭吃。咱家再穷，也不能误了你的学业!”
男孩儿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心意:一个人有了知识，成熟了，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中他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志当存高远”，“志不强者智不达”。他立即返回学校，发奋读书，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并立志用现代科学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这位农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很会教育孩子，因为她自己就心平气和，知道母亲的责任不是逼孩子学习，而是教孩子做人。
所谓平常心，就是让孩子快乐地成为自己。许多父母爱支配孩子，喜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支配孩子的未来，逼着孩子委屈地去做他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使孩子成为只能顺从地按照别人的意志办事、缺少创造的人;另一个就是，引起孩子的反感，使孩子与父母较劲儿，你让他朝东，他偏要向西，事与愿违，有的走向了期望的反面。
仔细想一想，古今中外成大事、立大业者，有几个人是由父母安排的?马寅初的父亲给马寅初安排的前途是账房先生，而马寅初选择的道路则是离开家乡，到上海、天津，再到美国求学，拿回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有些事情往往很奇怪，结果常常和你想得到的相反:你想把孩子培养成“伟大”的人，但是最可能的结果是孩子很平庸，连普通人也做不好;而如果你按照平常人的模式培养孩子，也许经过或长或短的历练，最后孩子真能成为一个人物。有平常心的父母往往创造出平常之中的不平常。
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教育孩子的信念是———让孩子快乐地“当自己”一辈子。
他认为父母并不是孩子本身，凭什么替孩子决定前途?尤其是依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孩子内心的想法，这根本是“本末倒置”。他从不强迫孩子去学这学那，他认为孩子学习不喜欢的项目，那份痛苦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孩子心里，成为孩子心里抹不去的阴影。对女儿的教养，蔡志忠先生采取的是顺其自然、因材施教的办法。他曾送给女儿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棵小番茄秧，人们告诉它，只要它努力，就可以长得大，结的果实就会像西瓜一样大，味道也会像香气一样香，并且还会像苹果一样有营养。于是，小番茄秧很努力地汲取养分，很卖力地做体操运动强身健体。结果，它的果实仍然只是小小的番茄。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小番茄秧，它甚至连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蔡志忠说，他只要自己的女儿成为自己，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健康地成长，只要能够快乐地当她自己，这就是他作为父亲毕生的心愿。给孩子过高的期望，强迫孩子追求自己能力以外的目标，会让孩子感到迷失，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不要把你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要等着让孩子来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正像蔡志忠说的:“尊重每个孩子的不同，让孩子在规则中找到自己的路，留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孩子尽情地成长，完全地自我发展。”你的孩子并不是你，你可以给他爱，却不能给他思想，因为他有他的思想。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8)
二、丢掉超常心，找回平常心
用超常的眼光看孩子，是当今父母最普通的问题。只要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就怀疑自己的孩子有毛病。有一年的寒假，我在北京青年宫连续进行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听”系列讲座。一天，讲座后我在大厅里搞心理咨询。有一位军人爸爸带着上小学的儿子来咨询。他们排在第三个，我一直很注意他们。看上去，那个男孩儿很老实。轮到他们，这位爸爸郑重地对我说:“我的儿子有病!”
“你的儿子不是挺好的吗!”我对这位爸爸有点儿不满，哪能当着孩子的面说他有病呢!
“我的儿子有多动症。”这位父亲认真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我仔细观察你儿子，他一直没有乱动呀!”我说。
“他是神经性多动症。”于是，我向他请教患“神经性多动症”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会儿嘴角抽动一下，一会儿眼角抽动一下。”爸爸说。我又看了一眼孩子。他爸爸没说他有病时他还是挺好的，说到他嘴角、眼角抽动，他的嘴角和眼角真的就开始抽动起来了。我淡淡地说道:“男孩儿当然好动了!”
可是，爸爸仍然执著地说着:“我带他去过好多家医院呢!”“医生怎么说?”我很是关心检查的结果。“医生说他没有病。”
“那你为什么还不放心呢?”我有点儿奇怪这位爸爸的想法。“治多动症的人说他有病呀!”
“那当然了，不说孩子有病，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呀?有的地方治多动症，一个疗程要收三千多块钱呢!”
这时候，男孩子已经显得不耐烦了。他拿起桌上的一本书，挡住自己的嘴，小声地对我说:“知心姐姐，告诉你吧，我根本就没有病!”
我把他手中的书接过来，也学着他的样子，用书挡着嘴，小声对他说:“对!你没有病，是你爸有病!”
我为什么要说他的爸爸有病呢?因为当着孩子的面就说孩子有病，这本身就不正常。正常的父母不会这么做的。我不希望孩子的头上从小就笼罩着“有病”的阴云。
这倒使我想起一个外国男孩儿的事。他出生时就生得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爸爸妈妈告诉他，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跑得那么匀称，是因为他们自己下功夫练出来的。孩子的爸爸妈妈始终把孩子看成正常，一样让他参加体育锻炼，一样让他去跑步……这个孩子虽然身体有残疾，可是心理一直是很正常的。经过刻苦的锻炼，他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这叫什么?正信息!对孩子来说，“有病”就是负信息，“没病”是正信息。在正信息中长大的残疾孩子，身体虽然不健全，但是心理是正常的、健康的;可是在“负信息”中成长的孩子，肢体虽然健全，可心理有病，总怀疑自己有病，时间一长，身体真会出毛病。
有位妈妈很不负责任，她的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较差，她十分焦急。一天老师对她说，你的孩子是弱智，送弱智学校去吧!这位妈妈信以为真，没有经过医生鉴定，就把女儿送进了弱智学校。上六年级时，女儿参加全区弱智学生运动会，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结果一体检，医生说她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成绩不算数。记者闻讯，前来采访这个“假弱智生”，问她这六年的感受。女孩儿说，刚刚来弱智学校的时候，觉得周围的人说话、走路都不正常，可没过多久，周围的人却认为她“不正常”、“有病”。她也开始学着弱智生走路、说话的样子，慢慢地，别人也看她“正常”了，她也就真的变成了“弱智”。
可以说，是环境改变了人，把正常人变成了不正常的人。如果父母有了“超常心理”，总怀疑原本正常的孩子不正常，自己每天处在紧张、焦虑之中，这样不仅自己会缩短寿命，还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使一些孩子小小的年纪就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等大人才常见的疾病。成人在长期的生活中，体内具有了一定的抵抗力，所以有时没有什么症状，而孩子的防御能力差，只好替父母生病了。
所以，医学专家告诫我们，长期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易短寿。长寿的秘诀是:保持乐观的情绪，减少精神紧张的生活方式。精神紧张与心理有关。一个人如果总是用“超常”的眼光看自己、看孩子，那你说他该有多累!
怎样让自己变得轻松呢?还是恢复“正常”吧!当我们学会用正常的眼光、发展的眼光、长大的眼光看孩子，你就会理解孩子的心理，原谅孩子的过失，看到孩子的长处，你就会发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正常”的标准是:不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今天的父母多是烦恼少有惊喜，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出了毛病。我们不是用心去观察自己的孩子，而总是用眼睛盯着别人的孩子。
有一次，我去参加中华慈善总会的会议，听民政部的同志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你给他一个孤儿的照片，他进了孤儿院，就直朝这个孤儿奔去，抱起孤儿又搂又亲，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的，是最好的，至于别人领养的孤儿什么样子，他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而中国人领养孤儿，先要求找个长得好看的。进了孤儿院，抱起自己的孩子，眼睛却盯着别人怀里的孩子。还要说什么:“呦!她的孩子怎么比我的漂亮呀?”作为父母，如果总认为别人家的孩子好，不珍惜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是个“宝”，
自己的孩子倒像根“草”，对于孩子来说，那是莫大的悲哀。你是不是应该这样看，你们的孩子是你们夫妇的生命啊!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9)
三、丢掉虚荣心，找回责任心
今天的家长面对孩子那么心急气躁，那么不冷静，是为了什么?虚荣!
孩子没考好，你就觉得是让你没面子了，便拳脚相加;孩子没考上大学，是让你丢面子了，于是冷眼相对;孩子有了点成绩或是考上了大学，是给你增添了光彩，于是到处炫耀，把孩子的一切和自己的荣誉挂在了一起。把考高分的孩子当成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招牌，把有缺点的孩子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把有特长的孩子当成自己的摇钱树，这是什么?是虚荣!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那位被自己亲生儿子徐力杀死的母亲说过:“考不上大学就打死你，你就别回来!”这是多么的不负责任!作为你的孩子，无论是他犯了多大的错误，做母亲的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就只有上大学才是有前途的吗?有些父母，看到儿女上了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他们多高兴呀，以为真是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使命!但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是一场悲剧!
我儿子报考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咨询过北京一位著名大学的老教授:儿子究竟选择哪所大学?这位教授说:“你把各个学校的情况提供给他，请孩子自己决定。你不要替孩子选择，让他自己选择。”
接着，她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偏远地区的一个女学生，学习特别好，人称“三脑袋”，物理、数学、化学都能考高分。高考时，父母让她报考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她不想考那所学校，可父母非逼着她报不可，说是让她为祖宗增光。她违心地报考了那所大学，果然也被录取了。但是，入学后，学校进行的三次考试，她的成绩都名列中下。过去，她一直是当地的“状元”，这样的结果她哪里能够接受得了呢!于是，入学仅三个月她便跳楼自杀了。她的母亲来到学校“接”她，欲哭无泪，一声一声地喊着:“是我害了我的女儿!我当初不逼她，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每一年，在大学生中自杀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你想想，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怎样对待?且不说孩子承受力如何低，单说长一生的心血，不都付之东流了吗?为了让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家长真是操碎了心，什么事情都替孩子想好、办好，甚至把孩子将来的前途都设计好了。但一桩桩事实向我们发问:费这些力气，能讨个好吗?你的那些设想和做法，符合社会的需要和孩子成长的规律吗?倘使什么都替孩子打点好了，你又能够真正替孩子把人生路走到底吗?世界上最长的路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上，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那么，父母的使命是什么呢?用知心以孩子为友，陪孩子走一程。
可我们有些父母却忘却了自己“陪”孩子的使命，反而喧宾夺主，把“陪”变成了“替”，把“配角”当成了“主角”。孩子上小学，替孩子收拾书包、背书包;孩子上大学，替孩子扛行李、收拾床铺;孩子去春游，替孩子“抢”座位;孩子要考大学，替孩子选学校、选专业;孩子参加兴趣班，替孩子选择兴趣……无怪乎有人说，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最忙乎的是家长。家长忙了，孩子却没事情可做了;家长情绪饱满、乐此不疲，孩子却早没了兴趣，在一边“旁观”。
“减负”了，我去了北京几所重点小学和孩子们聊天，想听听他们说一说“解放”后的“快乐”感受。谁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减负”前，我妈给我报了三个兴趣班;“减负”后，我妈说这回有时间了，不能闲着，又给我报了两个兴趣班。我苦死了，哪儿有快乐呀!我每天真是度日如年啊……
有她这样命运的孩子不止一个。
一个男孩儿告诉我:“我爸逼着我学习钢琴，我不爱学，他就打我，还说有什么特长考大学可以加50分!”
我对他们说:“能加分的只是少数。我儿子是个艺术特长生，参加过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教委组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艺术特长生测试。全国来报名的学生有一千多人，报考钢琴的就有六百多个，而被各个重点大学降分录取的只有几个人，你能是那几个人中的一位吗?如果你不喜欢弹钢琴，单纯为那50分去拼命，我看不值。”
男孩儿说:“您要是我爸就好了。我可说不服我爸，我不知道我能熬到哪一天……”
家长们对设计孩子的未来兴致勃勃，孩子却觉得苦不堪言。家长还着急、替孩子花钱、替孩子受累，到头来孩子非但不领情，反而一个个感觉被爱得“死去活来”。
我们真应该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可以替孩子做这做那，但我们代替不了孩子成长呀!你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孩子不愿意学、不想学、不好好学，你岂不是白花钱?
有位爸爸让孩子学习特长，将来好在上大学时加分，前后花了两万多元钱，结果孩子不但没有学出来，没有考上大学，反而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天只想着自杀。这位爸爸真是追悔莫及，写信给我，求我救救他的儿子。“替”和“逼”的背后是什么呢?
虚荣。过去人们在一起比吃、比穿、比钱多钱少、比家用电器高级不高级，现在呢，发展到了比孩子;比谁家的孩子上了重点学校、比谁家的孩子考了高分、比谁家的孩子上了父母期望的大学……把孩子的成绩、孩子学业上的成就，当成了装饰品，成为向别人炫耀的东西。
有位父亲，在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过去常常把上中学的儿子带到单位来吃饭，孩子也常常参加父亲单位组织的活动。自从孩子没考上大学，这位父亲就再也不让儿子在单位露面了。单位的同志都说，领导不让孩子来单位，是虚荣心在作怪。全国那么多考生落榜，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可这位父亲却认为儿子给自己丢了面子，不想让儿子再来单位，岂不知这对儿子的心灵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伤害!马克思说:“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慕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
前不久，我在一份家教报纸上看到一个儿子控诉父亲的文章，题目的《是父亲的虚荣心害了我》。文章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我国一个偏远的小镇，有一位小学体育老师，一心希望儿子能出国留学、光宗耀祖。考研究生时，儿子分数差了一点儿，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父亲着急得不得了，到处托人找关系，想让儿子早一点出国。最后，终于通过一个中间人，交了两万美金，把儿子“弄”到了美国。父亲逢人就讲:“我的儿子出国留学去了!”
没想到，儿子出国后，并没有走上父亲企盼的那种“辉煌”求学之路。不仅历尽艰辛，最后还受了重伤，“人财两空”地回到家乡。
在这之前，儿子先后把自己挣的1000美金寄回了家。父亲立刻“牛”起来，穿戴也讲究起来;过去他们家冷冷清清的，如今门庭若市，连校长也经常光顾他们家。很快，父亲从一位体育教师升到了教导主任的职位，后来还当上了副校长。但就在父亲竞争校长职位的工夫，儿子被打伤了。儿子给父亲打电话诉说自己的遭遇，并提出要回国。父亲哭了，勉强同意他回来。儿子回来后，父亲很不高兴，说:“你真不给我争气。我现在正在竞选校长呢，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丢我的脸!你最好找个没人看到你的地方呆着去!”
儿子十分伤心、愤恨，连夜写了这篇文章，控诉父亲的虚荣心使他沦落到今天这种悲惨的地步。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虚荣心是很可怕的东西，父母的虚荣心可以毁掉孩子的一生!正如古人所说:“世人单为‘体面’二字，坏却平生。”
“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很多大人把孩子当成工具，当成他们未竟梦想的延续，要求孩子为父母挣面子，于是，一味地要求、强迫孩子，不尊重孩子。殊不知，这也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摧残。我们丢掉虚荣心，找回责任心的前提是———承认孩子不是父母的工具，孩子的生命为了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父母只是陪孩子走一段路而已。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10)
四、丢掉惧怕心，找回保护心
高尔基曾经说过:“爱孩子，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关
键是会教育孩子。”独生子女的父母更爱孩子，但有些父母却把爱变成了过度的保护，产生了惧怕心，即:生男孩子怕变坏，生女孩子怕受害。每天为孩子提心吊胆。有的父母恨不得把孩子变成BP机，挂在自己的裤腰上，有什么事就“紧急呼叫”。但是，你不可能整天围绕在他身边，你有你的事业，孩子也有腿有脚，有自己生活的空间。
大家都记得发生在北京的“流星雨事件”吧?女学生马晏由于没有自护能力，竟被一个假冒警察的坏人骗到小树林里杀害了;山西一位女大学生，大白天走在校园里，竟被一个声称“是教务处的”坏蛋骗到一个废旧的房屋强奸后焚尸……一个个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的发生，一次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做父母的要保护孩子，并不只是用自己的肩膀，而是要教给孩子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父母要特别关心自己的女儿。
女孩儿容易上当受骗。父母要从小告诉女儿不要贪小便宜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走，更不允许男性随便摸她。要告诉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女孩子，一定要把钥匙藏好，不要让别人看到。北京有个流氓成性的人，常常跟踪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学生，入宅抢劫，他多次作案，先后强奸了四十多个女孩子。
女孩子要从小培养勇敢精神，遇事要不慌不忙。
我记得我在北京女一中上初中时，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流氓。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放学后我乘公共汽车回家。车上很挤，我感到后面老有人拱我。我警觉起来。我想起妈妈的话，遇到坏人别害怕，要沉着。我慢慢往车门口挪动，没想到脖子上的大围巾却被那坏人悄悄拽住了。我不动声色，也没有回头看那个人，怕自己害怕。
车一停，我“噌”地跳下车，同时使劲把围巾拽了出来，快步往家走。走着走着，我忽然发觉后面有人跟踪我，可能是那个坏人也下了车。这时，我又想起妈妈的话:有人跟踪你的时候，你要往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往家跑，因为坏人要是知道你住在哪里，以后你就会天天处在危险之中。
我灵机一动，径直往胡同口的首都剧场走去，正好赶上刚刚散场，我混在人群里转了两圈，把围巾放在书包里，换了个模样。看看“尾巴”甩掉了，我才跑回家。到家才发现，我的衬衣全湿透了———那可是大冬天呀!我把“历险记”跟妈妈一讲，妈妈当时就夸了我:“太好了!你真勇敢，还挺聪明，干得好!”
其实，妈妈就是这样大胆的一个女人。她常说，女人就是要胆大，将来才能做大事。我们小时，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妈妈做主，她果敢坚毅，有了妈妈我们的心里都感觉好踏实。而妈妈呢，也教给了我的姐妹———她的女儿们从小拥有这种坚强的性格。
没想到的是，妈妈培养我的坚强勇敢的性格，竟成为我离开她后独立生活的最重要财富。
19岁，我离开家，去东北农村插队。不久，当上了北京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带着大家过日子;后来，又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着村子里的60名妇女下地干活。虽然那时的我并不怎么会干农活，可是我心里有那么一股“我能行”的勇气，帮助我把工作做得很好。记得有一个傍晚，我被通知去县里开会，集体户的一名女生送我去大队，我们在大草甸子上迷了路。周围是一片沼泽地，怎么走也走不出去，慢慢地天黑了，远处还传来了狼的嚎叫声。我们两个并没有害怕，只是静静地呆在草地上，等着天亮。后来，生产队才发现人丢了，派了许多村民来找，才把我们找回去。大家见到我们就问怕不怕有鬼来。我说:“鬼怕人，人才不怕鬼呢!”
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但是这件事，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害怕，那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就像培根说的:“没有比害怕本身更害怕的了。”在农村插队的那些年，我经历了许多次惊险，每一次成功地摆脱险境，都使我向“勇敢”靠近了一步。我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勇敢是精神气魄的力量，而不是四肢的力量。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人才是勇敢的人。勇气是在每一次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大胆是取得进步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生活把我锤炼成为了一个大胆的人。
一次，我带领三十多名北京小学生去香港参加夏令营活动。回来的那天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雨，机场雷电交加，飞机几次降落都没有成功。飞机大起大落，机舱内颠簸得非常厉害，好像马上就要机毁人亡一般。旅客乱作一团，有大声惊叫的、有喊爹喊娘的……跟我同行的一位年轻女记者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情，她紧紧地抱着我哆嗦，忍不住大叫起来。我一直在安慰她:“不要紧，不要紧的……”
飞机终于在天津机场迫降，等待北京方面的命令。这时，外面还下着瓢泼大雨。
一些旅客吵着要下飞机。有的人还对我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奴性，还不叫乘务员打开舱门，把孩子带下飞机，你们不想活了啊!”
同行的人问我怎么办，下不下飞机。我冷静地说:“不能下去。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雨，只有飞机上最安全。我们要相信中国民航。”于是，我们招呼孩子们安静地休息，还把自己手里的矿泉水贡献出来，给那些吵着要喝水的旅客。在孩子们的影响下，机舱里的旅客慢慢都安静下来。一个小时后，飞机在北京机场安全降落。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家长们看到孩子安全归来，都十分高兴。
那位年轻的记者动情地对我说:“卢头儿，我真佩服你!你真有大将风度，临危不惧!如果我们中途下了飞机，我想我以后肯定再也不敢乘飞机了!”她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才能领略风雨的壮观。妈妈给予我的这种勇敢精神，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大男孩儿抢劫小男孩儿钱财的现象，这也要特别注意。家长们最好不要让孩子把名贵的衣服穿到学校去，否则很容易引起别有用心的人打他的主意。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孩子穿着妈妈从美国买的价值一千多元钱的名牌运动鞋去上学，一出门，就被人截住了。
“把鞋脱下来，让我穿两天!凭什么你就穿这么好的鞋?”那个大男孩狠狠地说着，把自己的旧鞋踢过来。小男孩吭也不敢吭一声，把鞋脱下来了。
很多孩子被人劫去钱物，不是因为穿得太好，就是由于兜里有钱太招摇了。新加坡、日本等国对中小学生都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穿校服到学校，不允许穿别的服装。这样，就不会在学生中间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恶性的抢劫事件。
在这里，我想提醒家长，尤其是那些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宽裕的家长，不要让孩子在经济方面产生比别人强的心理，更不要让孩子在金钱方面有优越感，因为，这样对孩子并不是什么好事。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普通一点儿、平凡一点儿，并不是在“虐待”孩子，而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让孩子摆脱惧怕，获得保护，是每一个家长必须要做到、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要让今天的孩子成功进入21世纪，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伟业的人才，必须调整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改善孩子成长的环境。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11)
2000年3月，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创办了“知心家庭学校”。我们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在“知心家庭学校”里，爸爸妈妈和孩子，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大家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全国第一个挂牌的城市就是金华市。我荣幸地担任了“金华市知心家庭学校”名誉校长。
事隔八个月，“知心家庭学校”如雨后春笋，在金华市中、小学校建立起来。11月11日，全国“知心家庭学校”现场推进会议在金华召开。我欣喜地看到，金华市刮起了“知心风暴”。
在徐力读书的金华四中率先建立起“知心家庭学校”，开办了知心信箱、知心报、知心辅导室、心灵之桥演播室、知心热线等以知心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系列。“知心家庭学校”不定期地以座谈会、专家报告会、家长现身说法等形式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传授。针对家庭中母亲与子女接触较多的现状，“知心家庭学校”开办了“现代母亲素质讲座”。金华四中的知心信箱就挂在学校通知栏旁边。同学们学习上、生活上的烦恼，对同学、老师、学校的建议等等都可以写在信上，投进知心信箱。知心信箱为每一位来信的同学保密。知心信箱的辅导老师，通过信函的形式尽快给来信的同学答复。普遍的问题，还在学校的知心报上予以解答。目前，学校收到的来信中有诉说自己感到孤单没有朋友的，有询问学习方法的，也有讨教如何与同学、老师、父母相处的等等，内容涉及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知心家庭学校”对每一封来信都有回信，而且由专人送到来信人手中。“知心热线”曾接到一位爸爸的来电，问该如何教育他的儿子。经询问得知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已懂事的儿子整天郁郁寡欢，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接热线的老师问这位父亲:“可以和您的孩子谈谈吗?您先问问儿子愿不愿意?”父亲小心翼翼地询问子，儿子慢慢地走过来，拿起话筒，辅导老师就与他商量能否与他交个朋友，与他谈谈知心话?那孩子答应了，第二天来到了“知心辅导室”，在辅导员的耐心开导下，终于揭开了多年的心结。
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在辽宁营口，在山东青岛，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起来，2001年将建起300所。
在金华，当我提出再去看看徐力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徐力已由原来的15年徒刑改判为12年，现在已经转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可是，听说徐力曾说，15年和12年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心里很不安。看来徐力对自己的前途尚没有信心。我想，别的少年犯会有父母去看望，而徐力呢，没有了妈妈，他更需要的是母爱。于是，我便决定推迟一天返京，去杭州看他。我要让天下的父母都相信一个事实:环境可以改变人!好的环境可以把孩子变好!阳光可以融化一个少年心头的冰雪!11月16日，我来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在宽敞明亮的探视室里，少管所负责人说，徐力刚来半个月，但表现很好。所里组织少年犯学习时，他朗读文章，还会出板报。听了这些，我十分高兴。
一会儿，教官把徐力带来了。他剃光了头发，身穿少年犯的服装。
“你认识她吗?”教官问道。
“知心姐姐!”徐力亲切地叫着，脸上露出好看的笑容。天天都会听见有人叫我“知心姐姐”，不知怎么，今天听到徐力这样叫我，我心里的滋味却不寻常。看得出，在徐力的内心世界里，“知心姐姐”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我们并排坐着。我仔细端详着他:比起八个月前，他白了，也长胖、长高了，令人欣慰的是，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听说你减刑了，祝贺你。”我真诚地对他说。
“是的，同学们联名上书法院要求为我减刑，我爸也到处奔走为我说话，法院终于判了，减了三年。我很感动也很难过，我犯的罪，判多少年也不算多啊!”徐力低下头动情地说。我的心放下了，原来徐力所说的“15年和12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的话，并不是出于自悲而是自责。
“这说明大家对你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啊!你要有决心重新开始!你在少管所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上午学习政治文化，下午劳动。我只要有空就学习，我叫我爸把我的书包和课本都带来了，我要好好学习，出去还要考大学。”徐力坚定地说。
“你很有志气。少管所也是一所学校，你只要珍惜大好时光，会学到好多知识。方志敏烈士生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那么恶劣还写下了《可爱的中国》那样不朽的著作，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你现在的条件比他好得不知多少倍，又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你可不能虚度年华，要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来出去要为祖国效力，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再说，这也是你妈妈一生的希望……”一提到妈妈，徐力的眼睛红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会努力的，知心姐姐您放心。我还让我爸带来了《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借给别的人看。我还要学习外语和电脑，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没有本领不行!”
“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行!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给我写信。”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12年后的徐力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让徐力抽空儿把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写成书，用来唤醒天下的“徐母”，也来警示天下的“徐力”。
临走，我们把事先买的毛衣、袜子、水果塞在他手里，徐力又惊又喜，连声说“谢谢”。
我和徐力并肩照了一张照片。回来洗出来看时，照片上，徐力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这个做母亲的心中，仿佛又多了一份对儿子的牵挂!
当新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收到徐力从少管所寄来的信。可以说，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信是这样写的———知心姐姐:您好!
由于时间安排的原因，我直到现在才给您写信，我在这里先说声“对不起”，希望您能谅解我。
当我时隔半年在少管所再次见到您时，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激动。惊讶的是我没想到您“不辞千里”来看我这个失足少年，激动的是我终于又见到了心目中的“知心姐姐”。您在谈话中对我的开导和教育使我受益匪浅。当我得知您以我们四中为基点建立了一个“知心家庭学校”，建起了我们与父母沟通的桥梁，我的喜悦自不必说。我们终于能够找到与父母沟通的途径，通过“知心家庭学校”的建立，我们逐渐拉近了与父母的距离，虽然我没有机会深切体验，但我更能感受到这种作用。知心姐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支持这项活动，把我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告诉大家，不再酿成我这种“悲剧”。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对父母普遍存在着距离感。主要由于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时间不多，心中的一些不悦和困惑无人倾诉。再加上现在的父母在对孩子的管束上普遍偏紧，特别是在学习上，只注重孩子的成绩和名次，不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过高的要求会使孩子的压力越来越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心理上的畸形，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将构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全世界的父母能够多关心孩子，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让孩子真正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建起一条沟通的桥梁。
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多与父母沟通，也许最初的沟通会充满苦涩，但基于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那份深爱，沟通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圆满的。由于孩子与父母之间久未交流真实思想，要一下子面对面交谈会很难，下面我建议几种办法供大家参考:
1.给父母写一封信;
2.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3.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让他们阅;
4.写几篇日记;
5.诉说自己的苦恼;
6.有意放在父母可以看到的地方;
7.请老师、阿姨等你和父母都信任的人向父母说明你的状况。
上述办法的作用是引起父母对孩子的状况的了解与关注，创造孩子与父母进一步沟通的条件，请相信，当父母明白了这一切后，一定会认识到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远不如让儿女身心健康、拥有幸福快乐更重要，而孩子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后，不但会心情愉快，学习也变得轻松。
我就是没找到与父母沟通的正确途径，所以才酿成今天的悲剧。我真的不想让这种悲剧重演。我希望知心姐姐能把我的切身体验告诉所有的父母和孩子，这也是我现在惟一的心愿。
知心姐姐，新年将至，我希望你们一家幸福美满，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再次看到您那慈祥和蔼的面容，更希望您能组建更多的“知心家庭”。就此搁笔。
祝家人幸福!徐力
2000年12月28日徐力的心愿，也是知心姐姐的心愿:
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让所有的家庭都成为“知心家庭”!
春节前，徐力的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他泣不成声地感谢“知心姐姐”两次去看望他的儿子，答应一定常去看徐力，鼓励他重新做人。
我相信，“知心风暴”一定会压倒“心灵尘暴”。当和谐的家庭气氛建立起来，当父母与孩子成为“知心朋友”之日，家庭将成为“知心的小屋”，成为“和谐”人才的培训地，而不是“沙尘暴”的发源地。
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让“知心风暴”刮得更猛烈吧!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1)
吴雯
在中国，上大学是多少人的梦想。无论对家长、学生还是学校，中小学长达12年的教育，归根结底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考上大学。然而，当成千上万的考生挥汗如雨奋力拼搏饥不择食般地从拥挤不堪的高考独木桥中挣脱，总算闯进大学的校门时，迎接他们的难道只有鲜花与欢笑吗?不!当他们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原本选择志愿的权利被无情剥夺、进入的大学和专业是学非所爱、对大学的陈旧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师都大失所望的时候，苦涩与无奈便不可避免。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你会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相反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惘……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我和小路约好在报社见面。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北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在座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饭吃到一半，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站起来给大家介绍说。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还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得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起源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六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懊悔。但是，我已没有改正的机会，学校不允许转系换专业。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里读自己喜欢的书。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一千多张CD，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做出无奈的选择。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四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然，我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进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真正理想的专业是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只有那样，学习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它、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2)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数落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学校旁边的林阴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说，这个社会是一个重文凭重学历的社会，没有大学文凭你将如何在社会立足?她说，我不反对你以后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必须先拿到文凭，即使以后不干这一行了，有个大学文凭，出去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不是其他。最后，母亲答应让我转校，改学文科专业。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
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四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这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几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和惟命是从的思想奴隶。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使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我们的哲学课，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培养我们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统一的思想和观点、统一的训练手段，让我们在强大的社会机器上做一个特定的垫片或铆钉。这样的哲学课不听也罢。从那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英国人纽曼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而我们的大学，大多都是缺少感染力的大学，她既难以激起我们诗心的回荡，也难以引发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思索。她像一座庞大的专业工厂，在一条巨大的生产线上，怀着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被整齐地打造成同型、同质的产品。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想去听了。
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冯至的诗。冯至的爱情诗我读过一些，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他的诗一般比较柔婉并略含感伤，我还记得那首“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我软软的柔波……”有着不同心情、不同经历和故事的人读这首诗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心灵体验。可是老师在讲冯至的诗时，却大谈冯至在写这首诗时是如何如何想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诗人当时想了什么，谁知道啊，更别说诗人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了。也许诗人心仪一位姑娘，却不知道姑娘是否也心仪于他，为此而苦恼;也许这是一种拟人写法，暗喻的也许是诗人萦绕于心的另一种情愫。谁能说得清呢，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更要命的是，考试时你还必须按老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给冯至加上莫须有的想法，还莫须有地编造一堆他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是我没有那种被摇动的感觉，也没有被推动的感觉，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花撞击你，让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这一切都让我失望，我想，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四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2000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我常常通宵达旦地泡在影碟机前，大半年时间，我就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运用。
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去年四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片名叫《试探或恋爱的魅力》。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短片《明天》，获得了“三星”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最近，我又构思了一个短片，正在筹备拍摄。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一位疲惫的男人，推开一扇熟悉的门，他发现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又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发现仍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执著地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最后发现自己站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我是想通过这个片子说点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荒诞。比如说，我苦读了12年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可是进了大学后却发现，那不是我想像的大学，我走进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2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说到这里，小路舒心地笑了。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3)
窗外，风已经停了，一缕夕阳正奋力穿过云层，似乎要给这个灰蒙蒙的下午抹一笔亮色。
小路说他的朋友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逃出大学的。他说前不久那个跟他一起逃出大学的S君到北京来了，他带着S君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音像店，S君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堆CD、VCD，直到兜里只剩下返程的车票钱才罢手。临走时，S君对他说:“我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送小路出门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法语培训中心学习法语。他说:“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
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我为何逃出大学》，在那篇文章里，我讲述了小路的故事。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做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像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像您那样的记者。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苦恼的叶子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您好，我是叶子。”“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儿，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儿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像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儿。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
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1996年～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倒霉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可是没想到，这种倒霉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像父亲告诫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4)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帜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帜，它像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帜，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得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像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辨不出真假李逵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儿，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19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病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迪厅疯狂地宣泄一番。我和冬冬像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得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
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与其这样混日子，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岔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像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有人估计，目前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潜能才会被激活。“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九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浃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四十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利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他认为，要使学生真正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使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大众;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面对贫穷，他们选择了妥协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也有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做出妥协。
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5)
那是1997年初，报社派我采写一组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我发现，这些贫困生有80%来自农村。我还发现，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大都是学费较低的、不太好的专业。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区、名叫林永强的年轻人。我是在学校学生处提供的采访名单上看到“林永强”这个名字的。据他们介绍，林永强是个孤儿，属特困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学业成绩优秀，连续两个学期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计林永强外出做家教该回学校了，便去学校找他。面前的林永强，中等个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谈吐中却透露出一种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沉稳。
林永强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12岁那年患病死了，听说得的是肺炎。林永强上高一那年，一辆装载重物的货车，将一辆装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撞进了山崖，那辆手扶拖拉机上有林永强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五十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从学校赶回了家。家里躺着三具血肉模糊、已经冰凉的尸体，双目失明的爷爷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林永强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林永强安葬了亲人。成了孤儿的他，与双目失明的爷爷相依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强已无力再继续学业，他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读书。可是村委会的干部对他说:“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那么好，如果退学太可惜了。”他们劝他回学校，说村里的乡亲们会帮助他。
从那以后，村里的乡亲，东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帮着他们，村委会的干部还亲自到学校为他说情，请求为他减免学费。
1995年高考，林永强终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成了地区的理科状元。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足够填报最好的学校。
村里的乡亲得知消息，跟他一样高兴和激动，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
当最初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林永强开始为学费发愁。很久很久以来，他一直就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走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研究过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他知道，凭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胆地填报这所学校，他最想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就需要几千元，几年的学费在他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巨额学费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他的面前。填报志愿前的几个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复地抉择着。
爷爷知道他在为上学的钱发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干活，爷爷一路点着那根帮他认路的竹棍，敲开了乡亲们的门。每进一家，他都双膝跪下磕着头说:“帮帮我的孙子吧，将来他有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他家乡的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他所在的这个乡，又是全县最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因为穷，这个乡的中小学生辍学率在全县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乡亲们仍倾其所有，他们将一张张带着体温、沾着汗水的钱放在爷爷的手里。
见爷爷手里拿着一摞皱巴巴的钱摸索着回来，林永强抱着爷爷哭了。
爷爷笑着安慰他说:“别哭，别哭，这下好了，你有钱上学了。”他一张张地点数着爷爷借来的钱，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两分。也就在这一刻，林永强做出了决定，放弃理想，放弃清华，填报一所学费低的学校。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让爷爷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让爷爷四处为他借钱了。况且，他已经无处可借。
他将招生报摊在床上，一所一所学校地寻找，寻找学费在1400元左右的专业。他终于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只需1400元。于是，他决定填报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当林永强在第一志愿里填上这所学校时，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放弃他本可以去的清华，他不得不向命运妥协。进大学后，林永强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帮人挨家挨户送广告，送一份5分钱，有时还会去建筑工地做搬砖、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没回家，一边打工，一边看书学习。他不但要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养活自己，他还要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每个月都要给爷爷寄去100元钱。天渐渐黑下来。告别时，林永强悄悄告诉我，他正在自学建筑学专业的教材，他想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我听了很震惊，我没想到，他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与林永强的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圆了他的清华梦。但是我知道，那个梦就像一盏灯会永远地亮在他的心里。
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缺少选择的能力“服从调剂”让王姗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理想，交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贫穷让林永强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理想。可是，在众多所学非所爱、咀嚼着痛苦的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却是因为在填报志愿时，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的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自己需要的什么。
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心埋头学习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以为，只要进了大学，理想就实现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建立在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上的理想，这种爱好和兴趣才是创造的源泉。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会少一些失败，少一些坎坷。学校没有告诉他们，家长没有告诉他们，那些充斥街头报摊的各种报纸和杂志似乎没有告诉他们。学校只关心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大学，可为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增加分子而不是分母;如果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但能为学校带来荣誉，带来更好的生源，还能带来财富。家长也只关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他们十几年的辛劳，十几年的焦虑，为的就是这个目标。对于这些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理想教育其实一直是一个空白。
然而更可悲的是，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点全聚焦般地投射在能不能考上大学上，创造性教育也几乎成了空白，有许多人的兴趣和爱好在幼年时就被粗暴地掐断了，成了书本的奴隶，又遑论兴趣和爱好!
正是缺少了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这一课，学生才会在人生的选择面前，或茫然无知或不知所措，而缺少选择的能力。在采访中，我不只一次地听他们给我描述填报志愿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