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到隐居时，我无疑也是在指给那伏在窗前格外饥饿的脸腾出一席之地，也就是说给饥饿的猫，饥饿的人腾出空间。它正在争取待在那里的空间。近来每天都有一只小花斑猫出现，它用一种陌生专注的目光盯视着我。每天早晨和晚上我自然都在外面放一些食物。我一开门它便惊吓得立刻跑掉，然后等我一走开它就回来狼吞虎咽地吃着。它的饥饿感显然不仅仅是在于食物。我渴望把它抱在在怀里，听到它找到归宿后安然无忧发出满足的呜呜声。在它得到它一心渴望得到的以后它会变得那样顺从吗？从门口跑掉之前它审视我的目光是那般强烈刺人。那目光不是在恳求，纯粹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能信赖你吗？”我们相互紧紧地盯看着，那情景使人痛心难受。
长久以来，好多年了，花卉球茎留给我的一直是艰苦的形象。一想到植物球茎在地窖里，在黑暗中设法延续生命，冒出白白的嫩芽，最终变得枯萎，我心里就极度地难过。现在是我应该正视这种形象的时候了。到目前为止，我对这形象始终是躲躲闪闪，试图埋葬它，好像它是那样可怕以至连看都不能看。
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邮局不送信。这一来，我周围有了偌大的空间，我要好好利用它来作一首诗。昨日带着特尔哈德·德·查丁的《神境》回来。我现在对这类食物有一种饥饿感，为了忘掉目前个人的烦恼，我咀嚼着大片的空气（一个含糊的比喻，不必介意）。现在开始工作。愿上帝与我同在。
实际上我只有一个祈祷：愿我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去做这一天我要做的一切事情。与我同在吧，上帝，尽管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虚无。
明天世界又会冲撞进来。我要去纽约。
11月16日。
在纽约呆了四天。纽约这个城市各方面都充斥着一种奢侈，此外，我不得不说，工业技术的发展令人惊慌失措，在这个城市里转一转都会令人感到十分恐惧，怕得要死。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地下雨，下雨，下雨。这意味着找不到出租车。公共汽车倒比较有人情味，但却使人伤脑筋。马里恩·汉密尔顿和我从旅馆出来乘公共汽车到位于第一大街第八路的剧院去。我们从这一公共汽车转换到那一公共汽车，上上下下，穿街越道，最后又从第五街起徒步走过一个个街区才到达剧院。俄耳甫姆剧院附近根本没有餐馆，不得已我们最后走进一家有三明治和饮料的餐店。
由于莫霍克航空公司举行罢工，我险些去不了纽约，最后不得不在波士顿转机。旅行变得越来越难了。在我终于回来之前，我用耐心武装着自己，我需要这一武器。过去一直是坐火车走的轻松怡然的旅途，从波士顿沿海岸线那一路美丽的风光，那车上的佳肴，以及那和平宁静默想的时刻现在均变成了等候，忍耐，携行李箱走好长的路，对付不耐烦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最短的旅行都得颇费周折才能搞到交通工具。你从一开始就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不等到达就已是筋疲力尽了。
11月17日。
在机场候机时候我的确阅读了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在罗伯特·柯尔斯写的有关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第二篇文章里（十一月十四号的《纽约客》）。文章显示出的深邃的洞察力使人得到新的启示，对自己，对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有了新的理解。我在埃里克森所说的（引自《年青时的路德》一书）一段下面打了着重杠：“成千上万的少年们面临这些问题，以此种或彼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正像阿赫巴船长说的，半心半肺地生活着，整个世界为之承受痛苦。然而时不时地独立的个人受到一种鼓励（被谁鼓励，只有神学家知道；要求干什么，只有糟糕的心理学家晓得）：他个人的病态带有普遍性，他应该为全体解决他自己不能为自己解决的全部问题。”对我来说，关键一词自然是“病态”，因为这个词的的确确关系到不分性别的诗人与艺术家。柯尔斯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能够把自己的顾虑与欲望看成是带有普遍性而公诸于与众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某些非同寻常的素质：谦卑、格外的诚实，以及（正是这一点比较难）一种使命感和共同感。一个人要相信个人的不幸，深刻地说，是带有普遍性的，所以如果把它表达出来的话，它就有了超越个人范围的价值。你也不得不相信表达它需要某种特别的方式，某种特别的才华。
在纽约我见到了出版商们和我的经纪人戴厄缪德。正像一般市场行情一样，一本艺术作品的出版，它的命运如何常使我坐卧不安。我的小说下星期上市，我明白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书商们是否在第一个星期内继续订货！看运气吧。我只能是等等，但这等待又令人紧张不堪。
马里恩和我一起去惠尼特展览馆看奥基夫回顾画展，然后又到楼下看规模也是很大的伊肯思·托马斯画展。有趣的是我注意到奥基夫从一开始就已取得了她所要取得的成就，从那以后很难看出再有什么变化——缩小了的风景画，一枝花，或诸如此类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这类事物孤立形象的表现，放大了的孤立，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有时候给人的感觉仅仅是为了画而画，看上去平淡无奇，甚至带有感情用事（那幅有名的颅骨与玫瑰）。然而她最出色的画却是用寥寥数笔、几片色彩就能表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神奇力量。正是这些画使人心灵开阔，可以想见拥有这样一幅画我会是很幸福的。
要想将奥基夫的画与伊肯思的画比较，就得全神贯注充满兴致地欣赏，遗憾的是在观赏后者时我感觉累了，精力集中不起来。奥基夫的画是超然抽象的，很少涉及到人本身。而伊肯思则是潜心研究人物的面部表情，擅长表现整个人物思想内容的肖像，这些肖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各自都是一本完整的小说。我想到了那个极富有面部敏感表情的侍女（她可以做我小说中的简·塔特尔人物），还有某些陷入深思中的男人们。除了伦布兰特外，有什么样的画家能如此精心捕捉一副富有思想的面部表情？然后我又想到了那些同样感人的男孩子们游泳的画像，这些画对肉体的表现并没有在明与暗、结构组织上勾勒多少，而是着重表现人物的惧怕与软弱的心理——虽说是肖像绘画，却不落俗套。画得惟妙惟肖，这真是再细致入微不过了！
我们去看一场《没有人懂得我》的摇滚歌舞音乐会，脚本是从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一本诗集中收集而来，由二十八个不满十八岁的黑人、白人及波多黎各孩子组成的团体演唱表演的。演出效果极佳。我很少在剧院里如此被吸引和激动过，歌舞令人耳目一新，既有抨击愤慨的一面，又富有诗意——这是充满悲欢喜怒之泪的解放的一晚。这样的内容能在剧院上演，说明还是有希望的。
最为奇怪的是在看了《没有人懂我》之后，第二天下午接着看了一出日场戏，是英国戏《家》，演得动人极了，由拉尔夫·理查德的儿子和约翰·吉尔古德扮演两位老人，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发觉这两位老人原来有精神病。他们言不成句地或独白、或沉默地设法表达自己……显得那样踌躇，痛苦至极。全剧没有让人如释重负的答案，使人紧张得几乎不可忍受。令人不能忘记的是吉尔古德凝视着窗外的天空，面对着观众，望着想像中的云彩，泪水不时地慢慢从脸颊上流淌下来。这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正像孩子们一样。在全剧结束时他高声向观众唱道：“让我进来吧！”
长时间在机场等候时我记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去希望和希望什么。我们处在一个思想糜烂、国家腐败的国度里。我们的死活一切都被技术垄断着。怎么样才能冷静下来，抓住本质……最要紧的是如何去认识这种本质？《没有人懂得我》向我们强有力地展现了这一点。是童年——丰富的童年、被残酷剥夺的童年——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才是本质的来源。
回想那嘈杂的吵噪，夜晚撕心裂肺的尖叫，垃圾车发出使人不安的铿铿声，掘路机无情的碰撞，煞车时的嘎嘎声，警车尖厉的叫声，还有第二大街上卡车一路的隆隆声……经历了这一切后，回到了安静的纳尔逊，享受着十一月里绝妙的明媚阳光，我的心得到了一种新的启迪。
___9___
11月18日。
小车一辆接一辆鱼贯而入地驶向村里的草坪阔地，今天在那个陈旧砖砌学校有一个妇女团体“集资义卖”活动。天气好极了……闲散的白云高悬在天空，光线变得十分柔和。阳光从白色的门楣上射进来，照在那舒适雅致的房间里，随后又形成一道绚烂的光柱聚向那里的蓝绿色沙发上。
醒来后心神愉快，迫不及待地坐到书桌前开始思考，也许要修改一首诗，急于要开始修改去年写的那些诗，那些诗是在每天整个上午用来写小说后写成（为那本新书而作），写得太匆忙。然而正像以往一样，我立刻被一种责任感攫住了——要答复一个孩子关于《毛人》的来信，要答复……但这时从农作物交易所运来了两袋鸟食。现在每两袋鸟食可以用两个星期，五十磅重，但很快一星期就会用两袋了，随着贪得无厌的家鸟和松鼠，还有锡嘴雀、山雀及五十雀的光顾，鸟食还会用得更多。这之后为昨晚读完的朋友那本书写来的长信作了答复，有可能她会为我的书写一篇文章。她寄来了几册复印本，我即刻一头埋进了那本《布卢姆斯伯区》里读了起来。
见到这样一篇对弗吉尼亚·伍尔芙既没有嘲笑又没有贬损的文章实在是令人欣慰。一想到伍尔芙夫妇每天能做那么多的事我不由得总为他们有如此充沛之精力感到惊讶。由于精神近乎失常，她可能处于虚弱状态中，然而设想一下她竟能设计料理那么多的事情——不仅写小说（每部小说形式上都有突破），还有那些散文与评论，加上所有霍格斯出版社的工作，读稿件，搞编辑，还要，至少在开始时，打包出版的书向外寄出！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那样频繁至极的社交生活（我在那里吃茶点时，他们常外出赴晚餐，之后又去社交聚会。）。这其中的狂欢与乐趣不能不说是对生活充满了无比的热爱！伊丽莎白·布朗告诉我他们经常沿着伦敦城作长长的散步。这之外还要照料两处屋宅！我们之中有谁能取得像她那样的成就？
也许在《作家日记》中有很多处显得自我沉浸，但决不是自我怜悯（你不要忘记赖纳德那时所出版的仅仅是她所有日记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涉及到她的创作当然不得不自我沉浸）。这样一个天才此时还得面对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实在令人痛心。难道天才是这般普通以至于我们可以付出不予理睬的代价吗？且不说她重要也好，不重要也好，是否模仿乔伊斯（我相信她没有），抑或是她天资有限，有限于她所属的阶层，这一切又有何妨？问题在于拿起她的任何一本书读其中的任何一页你不能不感到生命的跃动。如果艺术不是用来集中表现多彩的生活的，那又是什么？世界上有一半人是女性——为什么对一部以女性为主的艺术作品怨恨不已？没有什么人认为《珍吉的故事》应该以男性为主！女子自然从许多倾向描写男性世界的书中学到了很多，为什么反过来就不成？抑或是男人真的如此害怕女人的创造力（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创造的中心，他们不能生孩子）以至于对一个天才女作家会恨得咬牙切齿，必需嗤之以鼻地以“瞎扯”为由而置之不理？
在我年青时（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还不大熟悉），有些事情使我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人可以有超人的感觉但却不热情。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连珠炮似的问问题，揶揄打趣，令人愉快的提问使得年青人能以引起她的片刻注意而兴奋不已。但我确实有时候感到我好像是一个“美国青年诗人的标本”被吸收储存到小说家那丰富经验的档案库里。另外你也觉得她可以无所顾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种无拘无束正是布卢姆斯伯里区精神所在之一，人的愚笨傻态及装模作样均可以私下默契地拿来逗笑取乐。极为难得的是她至少邀我吃了一次茶点见见面，正像以后一些年里我每次到英国去她都邀请我吃茶点一样，但是在所有的见面中我从未体会到她对我的热情，这使我惊愕不已。
12月1日。
又是灰暗时刻。星期天的《时报》载有一篇毁灭性的评论。我一定是早有预感，整个周末我心情一直低沉得要死。旧日的苦苦挣扎又复现了，我创造了“二十四”个婴儿，每一个婴儿都因评论界未曾给予细心留意而遭到扼杀。这篇评论实在是愚蠢。然而使人难过的是弗朗西斯·布朗对此事并没有给予重视，他本应该找一个了解我的作品，能够对作品内在的东西有着共鸣理解的评论员来评论。奇怪，近来非小说作品似乎倒比小说作品有着更好的机会。从内心深处开始相信（这大概也是一种求生之方法），这些连续的打击是事出有因的，这就是说我生来就不会成功，某种程度上说厄运就是我的处境。厄运使有心人得到锻炼。厄运使人面临的挑战也更深刻。
搞创作是多么寂寞不堪……从开始写这样一部长篇起那持续的喜怒无常、担忧，绞尽脑汁到后来疯狂的希望（因它看上去有可能是最畅销的书《文摘》已把它列入到长篇改编书目里），以至于最后竟落得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悲惨结局，这创作实在是一件寂寞差事。我已经看到了许多好的评论，对此也不能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所计较的只是我所有相当不错的艺术作品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罢了。我处在无人问津的荒原里。在荒原上已经待了好久了。但是如果我不相信结果会比这更好，事情终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我就是神经不正常了。如果那样，其结果只能是自杀，我现在还不到让自己沉溺到那样报复的怪念头里的时候。
不管怎样，高悬的白云使这一天过得还顺当，当它们从头上飘过时是那样令人赏心悦目。
12月2日。
今天早晨我打开了特尔哈得·德·查丁的《神境》读至这一段：
精神的主人不停地重复说上帝要我们具有灵魂。
要弄清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论我们的哲学怎样阐述它的独立的创造，人的灵魂从出生到成长，是不会与它生存在内的宇宙分离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灵魂都以一种独特的不可交流的形式集合而成，每一个灵魂里又都蕴藏着上帝的爱，上帝因爱而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整个世界。然而灵魂的集成，灵魂的锻接不是从我们一开始有意识起就完好无缺地存在着，而是在于我们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像海藻那样从广阔的有着无穷无尽到处漂散的物质的海洋里把矿物质成分集中到自己的有机体中来，像蜜蜂勤奋地从万花从中广采甜蜜——这些都不过是不知疲倦勤勉工作的一般形象，这也就是为了达到一种精神境界宇宙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用。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生命的旅途中，决不能仅仅是俯首贴耳听从命运的摆布。根据实情，从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天然领域开始，他要构造一部作品，一部艺术作品，汇集在这部作品里的是来自世界上的各种因素；他在自己一生平凡的生活中塑造自己的灵魂；与此同时他在别一部作品、另一部超然不可企及的艺术作品中尽着他自己的一份力量，虽说这作品的远景还不能断定，但他个人的成就却在于：世界在臻于完善。
只有当我们相信我们在塑造灵魂时生活才显得有意义，然而当我们可以对此相信时——我是相信而且一直在相信的——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不是具有意义的，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也是含有创造的种子的。自从看了那篇晦气透顶的评论后（其本身无关紧要），不管它表达得多么隐讳曲折，我逐渐开始明白那实际上是在向我传递一种信息，告诉我我对此书出版后所带来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寄予了过分的希望，危险地奢望它能是一本最畅销的书，或者，只此一次，我可以得到评论界的好评，获取权威机构的认可，不再看到这部作品形影孤单地摆在那儿等待着被一个个心有默契的人发现，正像它被少数几个人发现后，这为数不多的人觉得自己独自在森林中发现了一朵野花因而整个身心为之兴奋激动。从我的无人问津的某地总会有人发现我的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的。这样的知音我最近几年有过不少，很是幸运。这种情况可以使我摆脱“野心”的羁绊，正如一首流行歌曲唱的“让世界远离我”。这是我所能希望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愿。
想到我羡慕的作家——特雷赫尼，乔治·赫伯特，西蒙·薇依和小说家特哥尼特、特罗洛普，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福斯特这些作家都是谦虚、内向、洁身自好的——他们都与当前所期望的潮流不符。这些谦卑沉静的声音，或者可以说“人的境界”与时下所流行的格格不入，甚至看上去边都不沾。然而总是有人只有读他们的作品才感到满足，他们如饥似渴地需要这种食物。我是这些读者当中之一，我也是偶尔提供这种食物的人之一。所有这些就是我一上午所关心的。
1972年1月2日。
又开始接着写一个月前因出版了书和圣诞节的到来而间断了的日记。
圣诞节对人们，甚至对像我这样没有孩子的人来说成了一种巨大的负担，我很理解人们企图逃避此种负担的心理。到了十二月中旬，人们势必都像我一样开始不耐烦起来，这时候你要买礼物，颇费心机地包装投寄，还得为未寄出的圣诞卡和未写的信感到深深的内疚。然而善有善报，到头来总会有一些好处使所有的麻烦苦恼都得到补偿的。
当我从哈里斯维利路拐进都柏林路时有那么片刻工夫我感到迷惑。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原始动物向我走来，后来才发现是一个人肩扛着一棵圣诞树朝着我的方向而来。这人扛着圣诞树穿过寂静、树木覆盖、白雪皑皑的世界朝家里走去。十二月十六号我们这里下了一场特大雪，有十五英寸厚。幸运的是我们预先有知，早一天我就设法把朱迪和两只猫接了过来。围着熊熊的明火，我们在宁静安详中欣赏着外面那银白飞舞的世界，就像是我们处在“雪花飞舞”的玻璃镇纸中间一样。
这之前由于下雪，原定的一个午餐会取消了，我突然间不曾预料地多出了几个额外的小时，利用这时间把一直在心中涌动的一首诗写了下来。
在纷繁杂乱的事情中有什么可使心灵为之敉平？是那些可爱的礼物。那些礼物是由我的朋友们制作的，他们通常住得离我很远。有些时候这些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只是通过我的作品而认识我。一件针织背心，一件柔软漂亮的白色羊毛衫，一条草莓粉红色脖套，这些礼物无不使我感到格外珍惜！伊娃·勒·盖丽妮给我织了一条非常美好、长而厚的羊毛披肩要我出去喂鸟时披用。安妮·伍德森自己设计缝制了一个针刺花边小枕头，上面引用了迦梨诗的最后几行——一种大胆的明暗对比设计。打开它时，我为这件礼物及它所表达的爱欢喜得流出了眼泪。
扶持我们永远希望
成为精神的园丁花匠
知晓没有黑暗
生命乃不会临降
正像没有阳光
鲜花就不会开放。
今年的十二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节日来临灯火通明的含义，就像我能理解现在天变得这样短，我们下午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黑暗里需要灯光一样。烛光，树上缀满的灯光——我们自己的树，一丁点大小的灯泡从下午四点起就在所有玻璃窗上交相辉映。
接着我又收到以前的学生和朋友一年一次寄来的像贵重礼物一样的长信。他们带给我的是一种多种生活绘织在一起的挂毯，略使我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但他们组合的凑巧却令人感兴趣。我的两个在韦尔斯利大学最好的诗人朋友，两个都是具有天资的女子，曾经一同结了婚，又一同辍停了写诗。现在她们又各自开始拿起了笔。这消息让我感到高兴。同样也使我再一次意识到一个女人结婚有孩子后继续进行创作又是多么的罕见。
不管高等院校怎样在某些领域里不济事，它的确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你得按要求而来，几乎每个学生都发现他或她自己拥有一种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力来满足院校的要求。然后突然间一个年青女子如果结了婚，她就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却在学业结束后径直朝着目标前进。她不再被期望有自己的理想，而是要承担做饭洗衣的家务，如果她硬要外出工作，那她就要不仅有过人之精力，还要有会安排好自己时间之能力。如果她再照料一个小孩，那从脑力到养育工作的跨越度一定是相当大的。她所渴望的“工作”被各种她完全未曾意料的体力活计代替了。再比方说，她一直希望有孩子，她爱得很深，她得到了她曾想要得到的，其结果是她因感到自己不专心致志而承受内疚不安的痛苦。近来年青的丈夫能够也的确帮助做家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迫切希望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迫切是因为妻子内心的冲突影响了他们自己内心的平静。然而事实上，在婚姻生活里，妻子蒙受的是地震般的损失，而丈夫却没有。他的目标基本上没有改变；他的整个人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我把其中一封来信的部分内容写下来，这封信令我沉思许久，无疑我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再提到它。K说道：
这一年不同寻常，我有了不少的进展，感觉很年轻。对此你可能感到好笑。然而我的许多朋友们现在已开始对年华逝去伤感担忧了，他们对年青人充满了羡慕，后悔没有珍惜自己的青春——这些人竟然是孩子还年幼、不满三十的年青父母！我想我们美国人过分崇尚年青，这想法确实具有毁坏性，它使年青人对步入成年不以为然，对未来漠不关心。（青春期经常是那样痛苦难过，一个人要有动力才能渡过此关！）
好了，我最好还是别再往下说了，我感到我又在进行长篇论演说了：我实在是心灰意冷，与当今这些事格格不入，不由得我想加入演讲的行列……
至于说到写诗，我开始认识到我的障碍是因为我是女人，这是一个我从来不接受，或者从来也不知道怎样接受的事实。但愿我能和你讨论这一点。我知道你察觉到我仅仅是刚开始对“存在”有一种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西尔维娅·普拉斯很感兴趣的原因；罗伯特·洛厄尔对她的描绘是“女性”而不是“女人”，且不说这“女性”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她使我强烈地感到从女的这一方面摆脱出来，归其一种自然的含义，这种含义甚至不可以用“女性”来称之。）。至少我可以看到那个从男人角度出发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家企图使我接受的一种解释是不恰当的。这种解释既是让我背上了婚姻导致了女子的地位这个包袱。我很感激那些所有醉心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狂热家们；我们需要这些不循常规神奇的人物把我们的怨恨和困窘公诸于众。就我肤浅地和妇女解放活动接触以来，这一年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不少的新东西。以往僵持不下的内心冲突得到了缓解，同时我意外地发现我对男人竟是那样充满了敌意。我一直在拒绝语言，因为它是一种男人的发明。我诗歌中所表达的声音尽管出自我本人，到了纸上却变得具有了阳性，这使我觉得我要摧毁那在我的生活中为D留有余地的语调，那种以阳性为主的角色扮演。这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一个家庭历来就有的习惯，这习惯注定了妇女为之深深痛苦的羞惭和怯懦；对于我来说这尤其不能容忍，因我生性与消极被动大相径庭！幸运的是，除了你以外，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D是惟一似乎懂得我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不否认一个事实——一个违背了精神分析学原则的事实——如果我出现了什么女人方面的生活危机，他是最受威胁的人，他可能是我对男人持有敌意发泄恶气的近在咫尺的活靶子，他会被我因内心失去平衡而情绪波动搅扰得不得安宁。
这封信道出了关键之处。它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现在至关要紧的是一种对女艺术家、女作家没有信心的态度。K认为她的才能不再是意义重大的或者有效的了，语言本身就属于男性的发明。这无疑是砰地一声关上了门！然而我相信这门还会打开的。像她那样有才能的人，内心的蠢蠢欲动最终会冲破理智的约束，对她现在否定的重新做出估价。她所写出的东西也终将会是她自己的声音的。我时不时地遇到这样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很做作，不是从他身体音区中部发出的，而是从不自然的音域中发出来的。我尤其想到了女人尖细的嗓音。我不懂什么技术上的音域分布，但我一直都想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实在一点，用你自己的声音来说话！”这和诚实不诚实没有多大关系，也许（K极为诚实）只是说明一种自我肯定：我是我自己。
___10___
“不要剥夺我的年龄，它是我挣来的！”
1月5日。
现在是我该缓口气，把涌进来的喧嚣世界丢在一边的时候了，至少每天抽出几个小时来消闲，在这只有一个女人静心深思的女修道院里重新恢复我自己的生活。但却丢不开前来叩门的敲门声。昨天下午，用了几个小时安静地集中赶着写了几封回信，然后决定擦洗浴室的地板。刚干完，心里正得意，浑身还很脏，就听到门铃的摇击声，在雨雪中站着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女人，她要去康科德，途经纳尔逊便决定径直前来叩门。大约一个星期前左右她寄给我一封很不错的长信，是关于《爱之种种》的，那封信我还没有作答，好在我还记着这回事。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不可能对每一封落到这里的信都记着，这么多不相识的人寄信来，我不得不阅看，然后为了喘口气我只得把它们推在一边。她在此呆了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来访使得后半个下午缓慢的节奏有了变动。这时间里我都是漫不经心地做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写几张卡，或是什么轻松自在的活计，不使自己真正伤神费脑，或是对什么做出认真的反应。
这么一打扰后，供暖炉突然停息了，我不得不在那间雅致舒适的房间里把壁炉火烧得旺旺的，好使庞鸱——鹦鹉感到暖和，然后我打电话叫人来检修炉子。仅一小时检修工就来了。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这一点是最令我高兴不过的，不论什么时候需要人工，随叫随到。
九点钟时我强迫自己收看尼克松与四个空谈家的不是谈话的谈话。他的回答——一个人在做噩梦时是不可能构想另一个美梦的——为他自己做了极好的说明。他完全缺少对人感觉的想像力。因为无疑美梦正是在做噩梦时诞生的，因为它能够有效地表现出来……一九四O年时的丘吉尔，经济大萧条时的罗斯福。这尼克松是多么心胸狭隘！使人心神振奋的是紧接着这窒息人的一小时是布里克林对六位中学杂志主办人的采访——两个黑人，一个中国人，四个中产阶级白人。这些孩子口齿伶俐，关心局势，有思想，又实际。但是尼克松所说的又能给他们什么希望？不管怎样，他们的讲座使得寒冷的空气变得暖和起来，我怀着对前途感到愉快的心情上了床，脑子里仍在想一个十八岁的人投票选举对改变沮丧不堪的境况起着何等的作用。
现在……现在……回到内心世界里。昨天收到了一张D的便条，他现在负担重得可怕。一方面他在攻读教育学硕士，一方面又在公立高中任全职教师。便条上写着：“只能是几句极为短暂的话，梅，祝你在严峻的一年里，每一天都有无限的安宁和无尽的力量。我们虽很少见面，但我们一起奋战，我们会胜利的。”在一九七O年我最好的记忆中，有两次是和D的长谈，谈我们的私人生活和爱情。我们互相知道我们属于一类人，这类人必须在赤裸的行事（用叶芝派的话来说，“更多的事业是在赤裸的行走中”）和自我顽强不被强烈的关注和坦白所淹没中保持一种平衡。在急切想分享经验和需要时间来体验中保持一种平衡，后者意味着自我隐遁，在需要保持自己和把自己给予别人中保持一种平衡……当然这些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D很了解女人，对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要保持独立以及她自身发展的多种需求极为敏感；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慷慨无私。然而他也有勇气斩断不曾也不能有什么好结果的关系。当我从另一方面，从女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有所思时，这一点尤其对我具有启发。D一直被期望不表示异议地接受不忠诚（“我得有自己的自由”），一种不能以任何方式来压制的绝对要求，从我的立场来讲，这看上去是十足的残酷。他比他的女伴年龄要小七岁左右，但在智能方面却要成熟得多。我对这个男人格外地尊敬。如果他在十三四岁时没有经历那场自杀性的忧郁症以及后来多年的精神病治疗，他会是现在二十岁刚出头的他吗？现在他很有力，也有力气挑起很重的工作负荷。我想到了他，也想到了昨晚电视上涌现出的那些自信而谦逊的年纪小得多的孩子。在他这种年龄时，我只是从浪漫角度上讲是一个蛮不错的情人——我甚至还没开始像他那样想到“其他”的事，我只是一心想着为自己寻开心罢了。
想到年青人就觉得有了希望，想到生命在延续同样也使人满怀希望。现在我已五十八岁，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才刚刚开始懂得什么是爱……强迫自己像园丁耕种或除草一样一遍遍地跪下来，这样我可能使爱情之花再一次绽开，使它真正成活。
我在读书中卡琳顿写的信，一个热烈忘我地爱上了利顿·斯特雷奇的女画家，在他死后不久她便自杀身亡了。这本书扰乱了我的心。内心深处我对这么多的涉及感情和这么多隐私亮相有种怨恨。然而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好处也许正是这一点——对私人生活出人意外地诚实。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会有许多复杂的、可以滋润人心的爱情，以及爱情的多种多样。他们承认几乎每一个有心于艺术的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模棱两可的性生活，对两性都感兴趣，以及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充满激情的友谊（这在讨厌的只显示男性一面的男性主义以及米勒、梅勒和海明威男性主义身体历行后显得多么明智！）。他们不仅在艺术创造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有分量之成果（绘画、诗歌、小说），在经济学领域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他们都过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并非是一塌糊涂和自我放纵的生活。如果说他们的神经有毛病的话，他们也是有教养的、让别人也受到熏陶的神经不正常。他们尤其使美人国对他们起怨恨，因为按我们的清教徒式的道德标准来说这神经不正常似乎是“出了格”。可我们却可以用一个人做过令人为之惊恐事情的例子来对大众进行启发教育，对承认神经不正常、吸毒或不管什么的人予以极为轻易的接受！而这些人简直好得有点太过分了，令人有点不相信。这些人是怎样勤奋工作的，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乐趣！也许闲话，流言蜚语，讥笑，有时是蓄意诋毁偶尔影响了我们对正派的理解——不是没有理由。然而正派对他们来说，无疑不过是在于事情是怎样做的，而不是事情被说成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事情。
据说威拉·卡瑟的私生活很多，但她极小心翼翼地避开众人耳目，甚至到了在她死后禁止公开她的私人信件的程度。这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公开承认《奥兰多》是以她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友谊为背景的态度有着多么大的不同。是不是在美国这里，父母亲挡着道？抑或是害怕如果自己吐露真情会伤害了父母某一方？
我的信仰是，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你应该自己把自己当成一种体验生活的仪器。生活——生活中的一切——都从这个仪器里流过，从这个仪器里过滤出来，流入到艺术作品中去。一个人私下是怎样生活的是和他的作品有着直接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一个人不能由于害怕疏远想像中的读者或是至亲好友而避讳不谈，要敢于道出真情。如果我想要了解人的情况，如果我们想要承认我们自己是错综复杂的，其表现在于自我怀疑，感触过分、内疚、喜悦，及缓慢的自我解脱，直到用全部的能量来行动和创造，那么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我们之间就要尽量相互了解，就要心甘情愿地裸露自己。
1月7日。
一上午都在伏案写作——现在已是下午——想使那闪现在脑海中的第一节完好抒情诗有一个纯粹艺术的结尾。我不应该感到时间是这样不够用，但我确实感到如此，我想我永远会是这样的。叶芝讲过他一个星期作一节十四行诗。危险当然是在于过分地咬文嚼字，这时你发现你自己是在玩弄词藻而不是在想像与构思。我的问题是使暴风雪中的情人们与我望见的一大片白色孤挺花之间有一个可行的过渡。我的目光越过走廊落在那间舒适房间里——七枝奇特的大花朵，我坐在这里，它们在那边一直默默地发出和散那之声。
像现在这样愉快有成果的独处时间里，任何干扰，任何社交的打搅，任何义务职责均会扯断我梭织机上的织线，打乱我的图案。两天前的晚上，我突然在最后一分钟里接到电话要我参加市政府会议……这真使我为难。但至少大家在一起时我知道了些事情：一位邻居告诉我她有一次小车祸，她设法说服当地报纸不要报道她的真实年龄（驾驶执照上的年龄），在报纸上只说她三十九岁！我对这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实在是感到惊奇。我为自己已是五十八岁的人感到骄傲，在此年龄，我仍然活蹦乱跳，陷入情网，更富有创造性，心绪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潜力。我也许对生理上的老化有几分在意，但并不真正放在心上。瞧着比尔送给我的艾萨克·迪内森那妙不可言的逝世前的照片我就更没有丝毫的介意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构造着自己的面部，但谁又能在年青时看上去像她那张脸？从她的脸上你看到的是妙不可言的美好笑容，那是一张与世无争和充满了喜悦，在经历了人生后把生死一切置之度外——任其而去的脸孔。
脸上出现的一道道皱纹比之我整个人过去一年里的心理状态显得并不重要。在安迪代我发言讲到《诗人与蠢驴》的某一处时，他说道：“不要剥夺我的年龄，它是我挣来的。”
我的邻居希望永远被人们认为是三十九岁，这使我想起了K在信中所说的三十多岁的人们伤感于青春的逝去，是因为在我们的精神文化中没有把成熟作为一种财富来看待。然而在我们之前又有许多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艾略特似乎只有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性生活圆满的婚姻。叶芝五十岁或五十多岁的时候才结婚。我到现在才开始体验到我生活中最为充实的爱。但不知什么原因，美国人对过了中年仍然热烈地相爱这一念头怕得要死。难道他们对活着也感到害怕吗？难道他们感到死，比方说，才是没有危险的？当然一个人在陷入情网后总不会感到安全。生存发展有一定的要求，也许是危险的，因为在其中有获得同时也有失去。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再发展了为何还要继续活着？有什么能比无论是哪种爱的环境对我们的生存发展更为起作用？有什么对我们来说能比维持一种能使我们道出我们内心最深的隐秘和能倾诉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这样的人际关系更为重要？
我的邻居希望永远是三十九岁，她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担忧——害怕假若人们知道了她的年龄后她将不再具有“魅力”。但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一种成熟稳重的关系，他会在他的同龄人中去寻找。我对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人相爱不可想像，我把爱情看做是感情教育，从年轻人那里我很少学到什么是爱。
1月8日。
昨日一天显得异样、仓促、散乱；而这竟是在我不必外出待在家里时出现的情况，但阳光却很好。今日我觉得精神集中，时间不再是一个宿敌而是成了一位朋友。早晨气温降到-17℃我在书房里烧旺了壁炉，书桌上花瓶里插着些黄玫瑰和含羞草。房间里有一种松弛的气氛。我们是一体的，房子和我，我乐意独自一人——可以思考，可以自由自在。这种时间上的无拘无束算得上是我最难得的奢华，有了这种奢华，我觉得我实在是富有得很。此刻我感到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充实的，这种感觉只在今年，或者说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才有，以往我很少体验到。我朝左面望去，在晶莹碧蓝的天空衬托下，一株如火如荼的仙客来上三十几朵花轻盈地迎着阳光，给人一种阳光倾洒在彩色玻璃上的印象。我把一大堆未作答复的信装到脚底下一个纸箱里，这样它们就避开了我的视线。现在我要再一次试着把那首诗弄好，最后一行仍然是个问题。
1月12日。
今日在下雪。一个人决不能擅自断言自已感觉是良好的；可怕的事肯定会发生。复仇女神两天前晚上又出现在了窗口，我令人畏惧地对X发脾气，大发神经，怨气冲冲，接着又是像以往一样自食其果忧心如焚。这旧病复发实在是可怕，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这样发脾气了。自以为已把复仇女神彻底赶走，原来却是这样。复仇女神自己最清楚。
无可置疑任何一种亲密的关系都会不时出现这种恶劣状况。内在世界的炸开常常是因为一件琐碎事情以及抱怨（总是有某种衡量的尺度）而突然发泄出来。事情过后两人都感到伤痕累累，羞惭不已，都觉得自己是这场事前没有预料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的幸存者。但最危险的是对事情夸张的厉害程度，导致我昨晚那样惴惴不安，以致我的头发都湿透了。惟一有这种体验的是我在生理上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那时我得了憩室炎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这种时候，整个人，从生理到心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处在骚动不安中，我们只能等这种骚动平息下来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早晨我感觉稍微好一些，昨晚X确实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慢慢回到这场争执之前的状态中去。一个人付出了大的代价，然而每次都像酒鬼喝醉酒次日感到难受时赌咒一样：“下次再不了！”恶魔缠身的争执继续进行着。这代表精神上的消耗。我所能做的就是起床，整理床铺，洗洗早饭后的餐具。一时间干什么都没有意义。惟一感到慰藉的是至少我没有再重新开始吸烟。这是我戒烟的第五天。我仍然觉得我的每一“微不足道的享受”都受到了剥夺，感到枯燥、沮丧。但我决心已定，为了X，也为了我自己，一同来改掉这坏习惯。
一封电报打断了我的思路。电报是J打来的，与她住在一起多年的她的姐姐昨晚突然去世了。如果这事发生在X的身上，我们又正在怄气中，事情会怎么样？一个人只有把自己亲爱的人置身于随时都会有什么事发生这样的事实中才会有所醒悟。面对这样的不幸，比之真实的爱和爱的持续，它是这样一瞬即逝又是这样美好，其他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我本来打算专心写一天日记，记下此地所谓“平常”的日子……可复仇女神又出现在了窗口。平常日子看上去空虚，在严谨的组织安排下是最富有创造性和最珍贵的日子。每当我想念纳尔逊时，像我在日本一样，我就想到了这些天堂般的平常日子。然而正像一个囚犯一样（冬天大部分时间我的生活都受到禁锢），我明白最起码的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床铺要整理（这是我最不愿做的事），盘碟得清洗，把家收拾整齐，然后我才能舒心坦然地工作。辛苦劳作后总得有些酬劳，过去常常是在把垃圾倒出去或清理庞鸱的笼子后吸支烟算是一种慰劳。冬天，不能在园圃里干活，就尽量来收拾柜子里的杂乱什物。这一星期我一直在整理楼上堆满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从旧靴子到圣诞树装饰物，破旧的床单被单，还有种园子的工具家什，这些东西都令人难以置信地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温·弗伦奇不久会给我做一个沿屋檐放置的长架，长架下面带有四个隔柜，可分类储藏：冬天的靴子、毛毯之类、冬装及圣诞树装饰物。我在这里住了已有十二年，令人惊讶的是到现在我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搬进来后即开始写作和种植园圃。这是我所追求的——每日有节奏的生活、在诗中神游、莳花弄草、在这幢房子里晚睡早起。别的什么就不足以费心用时了。我可以用一整天来做家务，可我不愿这样，只要乱七八糟的家什放在柜橱家具里，眼中所见是美好协调就行了。只有在不时地看到柜橱里的东西乱得太不像话，足以扰乱我的心绪，才觉得应该整理一下了——整理之后心情非常舒畅。按照一年里的常规来说，一月份是整顿清理，翻阅花种目录书的时候。订购花种是对搞完所得税统计的酬谢。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实，即不管生活中出现什么样可怕的风暴，只要你生活十分坚实有成果，你就会受益于它而顶住可怕风暴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对于大多数人，他们的专职工作可以帮他们做到这一点——心理负担重的时候，常规的生活使他们得到一种缓解。而我则不得不为自己开创一条出路。现在该取信了，得把车发动起来。
1月13日。
昨晚是狼月（满月），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月光如水一样朗朗照在四周明晃晃的白雪上。我未能入睡，起来三四次看温度计——凌晨三点时温度是-23℃。我上了床，想到管子有可能冻结，十分紧张不安，所以又起来把所有水龙头都拧开。就在我刚刚睡着了的时候，估计在四点左右，一声巨大的砰咚之声划破了深夜寂静，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动物在地下室楼梯周围撕咬。我试图使自己相信这是一只花栗鼠或老鼠而不是一只大耗子！我很少有一个晚上在这里睡个通宵，但在我睡了几小时醒来后，在没有任何打扰、什么都不需要做、甚至不必起来的这段时间里，我酝酿着思绪，有时在此期间我的思考最有成效。昨夜很不平静，外面冷月清照，内心又因想到自己的发脾气而不安起来。感情风暴最为可怕之处自然是对所爱之人造成的损伤。事情过后好多日子我被迫设法和自己达成协议，承认是我自己起了毁坏和破裂的作用。内心的羞惭多于悔过的感觉。
我仍然觉得受到了那《时报》评论的极大伤害。它使我失去了平衡。这件事就像一个人刚在一场竞赛中起跑就被绊倒在地上一样。
这些日子X对自己的工作抱怨不止。相比之下，我的“工作”一定显得容易，整个生活方式似乎都是在自我纵情。也许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待一个星期，然后又被迫分开，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怀着一种荒唐、不理智的情绪相互怨恨我们工作的不同。
1月16日。
这星期很糟糕。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成，浪费时间……情绪一直很低沉。星期三的午餐相聚也没起什么作用。经常一起吃午餐实在没什么好处。这些午餐聚会把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占去了，占去了一上午工作时间。再者，这大冷的天气也啃啮人的热量。出去几分种喂鸟或发动车，我能感觉到热量像流沙一样流至外面。
___11___
1月17日。
早晨起来气温是-29℃。甚至那暖和舒适屋子里的温度竟也不到21℃（温度计指在八十度,华氏温度）,我实在担心庞鸱会冻死,所以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那屋里烧起壁炉;为使自己也暖和,早餐就在那里用，另外，让人开心的是打开庞鸱的笼盖，你会听到它要“出来”的欢喜悦耳的尖叫声，然后它瞧着镜中自己发出喃喃细语，它是一只很好的看家犬，或者说“看家鹦鹉”，原因是这个时候邻居们的狗出来跑腿经过这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狗跑进园圃，庞鸱就会很不高兴地骂起来。
现在是九点。收拾了床铺，换上干净的床罩被单，又把土豆皮削了，煮成半熟，剥了豌豆，为星期天晚餐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克·马丁要来了。
昨日晚饭前，我正把上星期的晦气不顺写下来，一辆车驶过来带给我一个纸箱，里面是一束黄水仙、蓝香蒲及银球柳鲜花，另外还有三枝黄玫瑰。是安妮·伍德森派人送上门来，可爱的人儿，为了祝贺新诗集《一颗芥种》的出版特意让人送来。书是昨天寄来的，这使得本来分散的时间更分散了。因为显然我得把刚刚出版的第一批书包好寄给朋友们。只有我和这个新生婴儿在一起，身旁无一人可以分享我之情感，情绪不免低落。我拿起它，这里品品，那里瞧瞧……一本奇特的书，记载着那奇特的年月，谋杀层出不穷、浩劫连绵不断的六十年代，使希望破灭的战争、黑人问题、失业，所有这些都瘟疫般地缠着我们。
外面如此寒冷，屋里有春天的鲜花是很美好的——这一天明丽灿烂，天空蓝得像查特利斯修道院彩色玻璃上的蓝那样诱人。一束束长长的阳光投射在地板上，可寒气仍然钻进来。寒冷真让人泄气。
1月18日。
今天早晨稍微暖和一点，气温是－１７℃，而不是－２９℃。在电热毯上面又加盖了一条毯子，我睡得很舒服，不像前一天晚上那样冷得打颤。醒来后想到了这本日记。这些话题不时重新勾起，需要不停地挖掘它们。围绕这些话题，多年来我广积他人之智慧。我并不想让此书成为一本收集语录之书，而是在对一些概念进行阐述时，不时引用些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名家哲言。为此我方才用了近乎一小时不停地翻找弗兰纳里·奥康纳《黑人塑像》一书中精彩的一段话。它在过去这些年里不知有多少次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开始是我为自己动怒而羞惭，到后来觉得一个人必须自己原谅自己，这样心灵因获释而感激涕零。我确实相信得救与创造是一个持续性过程，由于一种恩惠的施予，我们才得以进入这种境界，尽管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受之有愧，也许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这段话是这样的：
赫德先生很平静地站着，感觉到慈悲之举再次触动了他，但是这一次他却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说出这是什么样的慈悲。他懂得它滋生于极度痛苦之中，对任何人都给予接受，对待孩子们极为奇特。他晓得那是一个人死后所有他可以带着去见造物主的见面礼物，突然间他感到他可以带去的是那么少得可怜，不由得羞惭满面。他惊恐不安地站着，让全能的上帝审判着自己，与此同时慈悲之举像火焰一样包裹着他骄傲的心，使之烧成灰烬。以往他从未想到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此刻他明白了为了不致使自己彻底失望，他的堕落隐藏得是那样深。他认识到从人类一开始，从他的内心藏着亚当之罪到现在他拒绝了可怜的纳尔逊，他的一切罪孽均得到了宽恕。他看到再没有什么罪恶像他自己的罪恶那样可以称之为恐怖可怕，既然上帝以宽容为怀，仁爱每一个人，他觉得就在那一片刻他已准备好进入天堂。
这一天异常空洞。我感觉不大舒服，四下闲躺，瞧着倚着周围白色墙的水仙花，有两次想到我一定是起了一种幻觉，因为这水仙花奇特的香气从这间屋里飘到那间屋里。我总忘记无所事事的日子是多么的重要，有些时候什么事也不做，甚至没有必要写几行日记，可以说这是很重要的。我依旧摆不脱对工作的嗜好，这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尽其全力，这一天就显得有残缺，是有罪的一天。决非如此！对心理最有好处的是偶然任其放松，逍遥自在，置身于光线变换的房间里，无论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今晚我确实感到心境优雅、柔和，灵便轻松。晚饭前我开始把这两年来的诗整理出来……有很大一摞。到我六十岁生日时，我打算出版六十首新诗。现在来看，它主要是一本爱情诗集。出于高兴，我称它《六十岁时六十首诗》。
1月19日。
今天气温是-23℃，依旧明媚灿烂，像彩色玻璃一样的蓝天此刻显得很无情。我渴望随时有一天变得暖和起来，下着雪，轻柔的雪。
强加于人的观点是多么的造作，人们被期望接受一种清教徒式的道德观。这就是热烈的爱情只属于年青人，人到了四十岁，生命的一半多已去，从这个年龄起任何深沉热烈的情感均是荒唐可笑或者是大逆不道！法国人始终认为爱的含量是成熟与芳醇，如果爱情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好。大概这神话并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清教徒传播的。也许与之正相反的是，对清教徒主义的反叛为打开另一条新道德观开辟了途径，在这新道德观念里，性是神圣的，性的优胜者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也就是说中年或老年丧失了优越性，然而爱情本身说明了我们的优越性——我们知道的是这样多；我们在对付忧愁、困扰，甚至我们自己的罗曼蒂克方面要能耐得多；再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又蕴含着那么多的柔情。我们拥有的是莫扎特时代的温柔细腻。
表面上我的作品并不显得偏激，然而也许人们终将会认识到我一直在以一种美好、安详、诱人的方法柔和地表达偏激的事物，这样做的原因是它们可以潜入人心而不致使人受到震惊。对同性恋的内容是那样忧心忡忡以至于我要有勇气才能写出《斯蒂文斯夫人听见美人鱼唱歌》一书。此书描写一个不是什么嗜性成癖、酗酒、吸毒或在各方面令人反感的女同性恋者。它是一本并非感情用事地描绘一个既不让人怜悯又不令人讨厌的女同性恋者的书；一本正视事实的书：即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生活很少有幸福，在这种生活中艺术占着主要成分，因为爱情不会像通常概念那样完美。
然而我十分清楚，倘若那个时候我有亲人家属（我写那本书时我父母已去世），我也不会“提高”到要写那本书的觉悟，或者是假如那时我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我也许不会写出那本书来。我之所以感到身负重大责任，是因为我可以付出诚实的代价。危险的是如果你被认为只注重于性方面的内容，人们会从一种曲解的认识角度来阅读你的作品。在创作《斯蒂文斯夫人听见美人鱼唱歌》一书之前，我先写出了几本有关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小说，然后才开始动手写此书。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有关婚姻的事情？”最近竟然有那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对大家庭生活的留恋部分地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通的，而对一个家庭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我来说却是极为罗曼蒂克的。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被借到别人家里去，夏天受邀去别人的家里住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克萨基的布顿家里，罗利的科普利·格林家里，邓肯斯巴瑞的鲁克利斯家里，尤其重要的是与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外林鲍奇斯家人一起住过。然而并不是在这些家庭里我才对婚姻生活有许多了解，或者是有意识地观察到了——大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那时主要是他们与我们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显得重要。不，我是从我父母以及他们美好有硕果但却痛苦不圆满的婚姻生活里懂得了许多，从我自己的私生活以及我所爱的男人女人那里懂得了许多。
我说这些是想指出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基本上仍然是清教徒式的（无论我以上说了什么），它并不是以生活有成果或类似的理由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一种禁锢、限制、伦理准则的基础上，一个人要想成为完完全全的人就不得不对此提出质问。正是这种质问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冲击着这个社会，青年人正在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战斗。这个过程常常显得混乱，甚至于出现暴力，但最终我们会找到一种稳固和谐的道德观念，因为要想发展就不得不具备这一点。我所收到的来信充满了饥饿的呼喊，真正地在呼喊需要深刻充实的经验。一个女人如果家里摆着人造假花，这些假花只需一年清扫两次灰尘，但永远不会死去，她就等于把自己关闭在了解死亡的大门之外。倘若一个女人停留在三十九岁，那她毫无疑问就像一个一百年前的中国女人把脚缠起来一样把她自身的发展禁锢了起来。
一天我收到一本仍在校样中的小说，这本小说经证明是一本引起骚动的小说。此书描写四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住在纽约一所有四层楼的老式公寓里。对她们每一个人来说，性生活是她们生活中的主要成分，但这性生活内容却被形容得那样冷酷无情，女人们被描写得一点“情感”都没有。我不由得想到这本书是不是一个用了笔名的男人写的书。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除了自己外爱别的什么人，对粗俗不堪的性行为她们均极为感兴趣！作者刻画一个这样的女人也许还说得过去，但四个女人都是这样则表明作者是一个厌恶女人之人。假使不是一个男人写的，那么这本令人惊愕的小说的作者一定是很年轻，年轻得到了她认为进入老年前的中年女人像鬼怪一样可怕的程度。我给出版商们就此书写了一封毫不客气的信。
当我说到生活与爱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进时，性行为似乎是最为不重要的事情。在任何年龄我们的发展是指在意识方面的扩展，学一种新语言，或是一门新艺术，或是一项新手艺（园艺？），意味着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世界。爱情是对一个人的升华最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因为爱情需要我们去“接纳”那个陌生的人，去理解他，去让这种关系的设想付诸成效；同样也需要我们去实施自我节制与宽容，如果爱情是热烈的，它就更具有烈性与危险性，迫使我们走得更深。伟大的艺术作品同样也如此……里尔克在《远古阿波罗雕像》中说道：
这里没有什么不可以窥见到你。
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1月27日。
一月中旬开始解冻，这周末去和X待在一起，从那里回来了。但昨夜气温几个小时之内降了三十五度，世界又冻僵了。现在，时间是四点半，气温在零下，冷风无情呼啸着。山雀看上去那般纤弱，轻软的羽毛被风吹得四下撩飞。书房里壁炉在烧着，一盆金灿鲜黄的水仙花搁放在书桌上。水仙花的清香，间有柠檬和某种甜丝丝的、更多的是热带植物的馨香飘萦在空气里。下午种了几盆水仙花，还把两盆孤梃花放在窗台上。我担心天气太冷，对它们的成活有点不大合适。
那只野猫回来了，正喵喵叫着。以往，它用那绿色的眼睛盯视着我，沉默地等待着。我把牛奶肉食端给它，但等我去取碗碟时，牛奶冻冰了，只吃了一半。好在它及时地把肉吃了。但愿我能说服它进来，但它实在太野了——我一放下碗碟它就跑开，直到它看不见我了才开始品舐食物。
孤独伴随着我。回到这空虚的房子里是可怕的，可这里又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去做。至少温·弗伦奇把我为储藏室设计的那个长架做成了。它瞧上去无可挑剔，四个有盖箱子可以放一些零碎杂物。有个能制作这类东西的邻居真是太好了！
只是我周围的空气死气沉沉。这些日子我活跃不起来，像是被放逐到这里一样。整个上午用来整理我的书桌，打长途电话询问讲演事宜，填所得税表（通常使我头痛的事），有片刻工夫电话出了毛病——一天里这些不顺心的小事以及略微焦躁不安吞没了我的宁静。我觉得自己蠢笨浮躁。
我不由地想到乏味无聊和惊慌不安是隐居必须要对付的两个魔鬼。今天下午我躺下来时竟不得休息，只得起来，原因是我由于紧张不安而出汗，为没有什么理由的理由紧张不安，我猜想是隐居导致了这个现象。
此刻我对我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这里的生活对我没有足够的滋补。有些时候这里缺少美好的对话、剧院、音乐会、艺术展览——文化修养生活——这时就会形成一种乏味的真空。正如我多次对X说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独自到纳尔逊探索的日子已过去了，现在我只不过是继续我曾有过的忙于写作的生活罢了。
我感觉老态、迟钝、不中用了。
1月28日。
冷得使人麻木。今天早晨我吓坏了，以为庞鸱要死了，这些夜晚实在寒冷刺骨。屋里的温度竟然达不到16℃，但当我打开鸟笼盖时，它好像很欢喜。我准备用电热毯把它围起来，这样它就会像烤面包一样暖烘烘的。
刚刚答复完从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州寄来的有关《爱之种种》的信件。我很想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得到这本书的，又是怎样发现它的存在的。比方说它从未在《星期六评论》杂志中受到过评论。
2月1日。
今天早晨又是零下十度，可我睡得很好，因我知道庞鸱是安全暖和的。电热毯的作用真不错。一夜醒来几次，在屋里四处走走，查看水管子是否冻结，又停下来思想。群星硕大，从玻璃窗望去，它们看上去像牛眼菊。
只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安静的日子，这些没有直接压力的日子，情况会怎么样，我这才体会到这些日子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昨天下午阳光照在那间舒适惬意的屋子里，是那样的美，正像我每年这个时候看到的阳光一样，壁炉旁边的墙柜被照射成大理石般的花纹，太阳落山时光线转过牧场尽头的小山群，变成了深艳艳的玫瑰色，在每一棵树底下阳光把长长的树影投在了白皑皑的雪地上。这时候的光线细腻，较柔和，不像一月份时那样冷酷明灿晃人。再说好不容易太阳推迟了一小时左右落山，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前不几天有一位朋友的房子被盗（她出了城），凡是贵重的东西从电视机到古董玻璃器皿、瓷器，所有的灯具以及价格昂贵的灯罩均被盗走。她讲述了这次被盗的感受，她时有恐惧，一直觉察到一种模糊不明的“敌意”。其实袭击并非有意冲她而来（不管怎么说，我估计不是），但这盗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样。也许盗贼们吸毒成瘾。奇怪的是此地住宅却不经常被盗。我因为是住在村里，因而某种程度上免遭此殃。当然还因为事实上我没有美国人拥有的古董，而这正是盗贼们所觊觎的。然而将近三年来我第一次在这房子里感到了害怕。害怕不怀好意的陌生人可能前来敲门或是砸碎玻璃进来。
英国的邮政局已罢工有两个多星期了，未能和那里的亲戚朋友们联系是很不寻常的事。我的表妹珍妮特寄给我三本诗集作为圣诞礼物。我又可以埋头读阿瑟·韦利译的中国诗歌了，多么令人开心！读着这些诗，感觉到从字里行间流泄出的力量，这力量又是何等地影响着读者的情绪，夜深人静时我梦想写一些安详幸福的诗歌，描绘雪中之影或是月光清照室内墙。这有可能吗？抑或是诗歌对于我总是一种对付紧张情绪的媒介？它只是在紧张情绪之间摆动？
珍妮特还送给我一本特德·休斯的《乌鸦》。时下有一种时髦（始于伯瑞曼，即物色这样的一种人作为典型人物，这种人集蛮横、阴沉、幽默、笨拙于一身，借这种人的性格来倾泻郁闷、愤怒及疯狂的大笑。）我们对总是表达我们自己，裸露自己，感到厌烦了——是这样吗？女人没有感到物色角色的需要，可我却知道女人远远要比男人对充分表现自己更感兴趣。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把生活内向化了，诗的内涵正是用来表达这种内向的。诗形式可以产生一种必要的“距离”，使你看清你自己。我感觉不安的是虚张声势的裸露。这种裸露令人感到龌龊难堪：“看着我……我不令你震惊？”然而透明不会让人震惊：“看透我，找到普普通的人，你自己。”在极细小的微粒与本质之间横躺着诗的境界。
然而这样写的时候，我听不到波涛的呼啸，感受不到逆流在把我拖向那丰富下意识诗的创造世界中去。
___12___
2月2日。
今天早晨我像水银柱似的上上下下摆动。醒来后感觉得了流感，头疼、恶心。可天空却是那般明丽湛蓝。这天早晨阳光具有如此强的力量，以至于吃过早餐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后我感到生命像白兰地酒一样流回来了。我兴奋、颤抖，想到我在这里所有要讲的和要创作的诗歌——诗歌的形式像似躺在那里，海藻在我心的海洋中轻轻移动那样——最后我身上有了劲起身下地，把松木拿进来（七点的时候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那长长的，摇摆的一溜水平线树影又一次使我停在洗碗池边看了它们几分钟。
我们置身在这强烈的、蓝黑白分明的冬天世界中，几乎很难想见夏天是什么样的情形。远远的小山群在树林后面消失，最后看到的是处处繁枝茂叶。所有此时之白色和所有那时之绿色相对照！某种程度上我最喜欢冬天——不必在园圃里劳作的一种解脱！冬天的严酷和明灿，就像一个人在明媚夏日里去海边玩一样。同样的原因，冬天不时让人感到困倦。
《时报》上有一篇不错的文章，是奥登写的。我读着这篇文章，一边倚在厨房里的围台前吃着一个热狗，很是惬意。他的主题思想是我们正在失去两个珍贵有价值的东西，即从心底里发笑的能力和祈祷的能力，这是在为狂欢与祈祷做请求，对死亡显示出有意识的轻蔑不屑。我想，在所有祷告祈求恩惠和祈求某种特殊礼物说完后，只有一起祷告是重要的，“让我和你在一起吧”。这正是披头士四人爵士乐队里乔治·哈里森在时下最红的歌曲里唱的：“我想知道你，我想和你在一起。”西蒙·薇依说道：“绝对的专心致志是祷告”。多年来我对这一点越是多想，就越觉得它对我是那么的真实。在给学生们谈论诗歌时我常引用这个句子，建议如果一个人对任何东西有足够长时间观看的话，专心致志地瞧一朵花，一块石头，一棵树，草地，白雪，一片浮云，这时启迪性的事物便会发生。某种东西在被“给予”，也许某种东西在事物本身之外一直是现实的。我们只有在忘记自我时才会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这并不是在说要否定自己，而是指把自己沉浸在崇拜与欢乐之中。
奇怪的是笑声也有同样的作用。当我们进入超然状态，哪怕仅仅只有片刻工夫，我们就能够发出笑声来。
奥登是多么的神奇不可思议！他创作出了一种新型的诗歌，较艾略特的诗更为新颖，我想，是一类与我们通常所熟悉的“诗歌”完全不同的诗，绝不浮华，充满讥讽，实际和诙谐。所有这些均可追溯到拜伦身上，然而奥登有他自己的见解。“让你熟睡的头，我的爱人/躺在我没有信心的怀抱里”——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这几行诗是怎样触怒了我。然而我错了。奥登很少坦白自己，如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坦白看上去就比它本身更难，他并不是沉浸在浪漫主义观念里（那样会彻底毁灭，像布罗斯那样，或者虚假得充满魅力）。我们的确都在做一些尝试，试图通过艺术作品把私生活与公开场合下的人融合在一起。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2月4日。
醒来后瞧见太阳照在一朵水仙花上。我把一扎水仙花和紫郁金香搁在写字桌上，此刻醒来光线正照着一枝水仙，一束光柱投在黄色的花萼和外缘的花瓣上。经历了糟糕的一夜后，这情景使我为之振作，又来了精神。
昨晚，我噙着泪水上了床。经过因他人缠求而为之恼火不顺的一天后，一阵歇斯底里的哭泣又开始了。这缠求来自一位老太太死活求我去看她。我倒不是不可以这样做，只是我实在讨厌她，又担心被她识破。这以前她一直纠缠不休，自然察觉不到我被她搞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感到像犯了罪似的再说“不”字；末了只得送她一本《爱之种种》作为生日过后的礼物。这样做了后，一上午工作的线索被打断了，再也集中不起来。急赶着去肯尼商店买了食品，取到了别人为我订购的鲜花，这订购花的人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只因我告诉她我心境沉闷，她便这样做了。实在是尴尬，这又是我的一次过失，告诉别人太多，尽管心境沉闷几乎算不上是一种忧郁症。买了够一星斯用的食品和酒。当许多人正受饥饿煎熬时，我不由对自己花这么多钱买食物和酒感到吃惊。
我的确作了一首诗，所以还不至于是一整天都浪费了。我忽然想到，在不要过分勉强自己和对外界希冀过多之间要有一种平衡。也许我把自己的视线设得太高以至于每天都重复地以失望告终。寻求一种平衡是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取得成功的疯狂梦想，就甚至没有动机去洗碗刷碟。一个人必须要有英雄所想，才会具备纯粹正直人的行为。
但心境灰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原想新诗集《一颗芥种》会在十分平静中很快出版，不会有什么评论带来后果，心里只有欢喜能把它送给朋友们。我已等了三个星期，期待着平装本的到来，然后把它们寄出去。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几个朋友读过它。然而即便是朋友也觉得对诗的作复是很难的。
杨说道：“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从未得到过彻底解答。如果它们看上去是可以得到解答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某种东西丧失了的标志。一种疑难的意义和目的似乎不在于问题本身的解决，而在于我们对它不停地探讨。只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不至于变得愚笨和僵化。”这样说来，无疑隐居生活的问题也是如此。
我望着那水仙有片刻工夫，然后起身，问自己道：“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随着一阵辩解和恐慌，我吃惊地意识到：“正是我所拥有的——只是更相称一些，应付得更好一些。”
但是，这不时的哭泣并不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哭泣可以使人郁闷的心胸舒畅些，正像赫伯特说的那样：
诗人错怪了可怜的风暴：这样的日子是最好的；
它使外面空气清新，使内心胸襟开阔。
具有破坏性的是急躁、轻率、希冀过多、过快。
2月5日。
雪下得很大，是暴风雪。这真是令人欣慰，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是阳光闪烁刺眼。眼下是多么温柔、多么安然惬意！这些日子，我们像居住在钻石中心，白雪反射着阳光，没有阴影，没有遮挡，使人开始变得疲倦不堪。此时凛冽的蓝空、刺骨的寒冷均被一种奇妙的单调代替了，是一种说不出的单调。
昨天完成了一件大事，清理了那个舒适房间壁炉旁边的橱柜。多年来柜子里塞满了纸张盒子。填满了所有的垃圾桶之后，我不得不用塑料垃圾袋来装。好在至少把这件事做完了。在一枝香烟盒子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样子很完好，像制成的标本一样坐在白色柔软的用碎毛线绳之类围成的极美丽的窝上（恰似一个鸟窝样。想到它一定是制好了窝，准备分娩，然后无疑是因中毒而死的情景不由人感到一阵痛心。它有着白色的肚皮，脸上很可爱，是一只田鼠。这些田鼠秋天时成群窜进来，因为冬天时猫们在朱迪那里。散发出的气味实在是呛鼻子，最后我把某人圣诞节送我的松香点上，才算好些。现在走过那橱柜，知道里面干净整洁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不时地发现自己总要重复地读路易丝·拉菲尔的《疾病与痛苦》。这本杰出的书的第二章的题目叫做：《人类之离合》，正是这一章培植和肯定了我对自己的信心，即隐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他说道：
我们认为在人成为一个人之前，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因为如果要使自己能给予，一个人必须要拥有那痛苦的孤独隐没，在这之外没有什么属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能给予……一个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一开始和自己交流，我便开始和他人交流。隐居确有极为悲惨之时刻，即隐居使我不再在我所认为的自己和我自身之间强行设置一种界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识在真实的我自己面前变得如此陌生，我是如此失望，以至于我不再说我想要说的，也不再讲我所缺少的。隐居是要体会到在自己身上有一种静止力量的存在，但是这种力量，只要能施展，便可促使我认识到我与自己和我与所有人的多种关系。
然而我们所说的隐居，这种使我们内心有着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可与此同时又不能使我们自己满足的隐居之所以在经历着，是因为此时它有一种吸引力，就像我们自己感到需要与自己交流一样；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交流，每种意识才能发现它本身的使命不是洞察和主宰事物，而是生存，也就是说发现它本身以外其他的意识，从这些其他的意识当中它不停地得到启示，同时又不断以光明、欢乐以及爱推动刺激这些意识，这是精神宇宙的惟一法则。
2月8日。
这段时间气候温暖，阳光灿烂。在这美好天气的日子里，伊利诺·布莱尔星期六前来住了一晚。自从一月六号以来，我一直没有客人来访，甚至连一两个小时的来访都没有，所以伊利诺·布莱尔的小住称得上是一桩大事。我欢喜地把一切都准备好——备好茶点，烧旺壁炉，欢迎她的到来。这下我可以不再把屋宅看做每天要做些事以维持运转的粉碎机，而是把它当做一处美好的住所来迎接一位客人。伊利诺什么都留意，比任何人都更称得上是我写作的“朋友”（她是那样帮我打字、校对以及在漫长的创作中对《爱之种种》充满了信心！）。
星期天上午我们出去散步，从圣诞节至今这是我第一次散步——天气一直太冷，我们穿过绿色的草地，然后走了约四分之一里路来到弗伦奇农场。欣喜地闻到了空气中春天般的气息，第一次听见了松鼠发出的两声春天的呼叫。家雀某种程度上也发出音乐般春天的欢叫（恐怕还称不上是一首歌），走至半山腰时，我们受到了设得兰小牧羊狗——那小巧活泼的机灵鬼、一只短腿小猎狗、谷仓中羔羊细声细气咩咩声的欢迎。可当我们到了农场时却发现绵羊和羊羔都在户外。小羊羔在空中奔跳着，绵羊在贪婪地舔噬着雪，像似在享受着美味佳肴。我把一只黑色羊羔抱在怀里，体验它柔软的鼻翼蹭搡着我的脸颊。那毛是这般精细柔软！这真是一个猫、狗、羊、羊羔、小猫神奇的汇聚，凯茜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照看着她的羊群。当时第十四只羔崽正在被分娩。我急急地冲到谷仓内，希望再一次听到母羊第一次舔舐小羊羔时发出的格外嘎哑、饥渴的声音。这只羊是沉默的，但它在凯茜诱导着羊羔吮吸奶头时却不停地转动着头注视着凯茜和她那双熟练的手。凯茜这孩子，现在大约有十五岁了，从五六岁时起开始饲养一只小羊羔，此时已是二三十只羊、一只公羊和每年都增添二十只左右的羊群的真正牧羊人了。而这只是多特和温夫妇给孩子们创造的美妙天地、一个“和睦王国”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年来，瞧着那小男孩以及他对所有动物格外持有信心时我总感到愉悦欢喜。这地方位于山头之上，满是住宅的村子，因而这里的气氛由于它所处的位置而显得强烈。此处地势开阔，周围群山环绕，这日群山紫天鹅绒似的倚着沉暗的天空。乌云滚动遮住了太阳，使太阳看上去像月亮一样，我替伊利诺高兴，她在暴风雨雪来临之前会到家的。
想到这无情的冬天世界接下来不知会怎么样，心头不免一阵紧缩。晚上狂风暴雪大作，劲风嚎啸地吹着屋檐，雨雪交加在劈打着窗户。当时我想次日醒来还不知情形会怎么样。然而当我醒来时，温·弗伦奇正开着铲雪机在铲雪，看得出我们的情形还不至于坏到哪里，只有三寸来厚的雪。由于劲风作用，雪被吹刮得此一处彼一处的。米尔德丽德正在清扫。
我真高兴我可以不必外出。整个一天都在前面等待着我，我可以在这一天里思想，可以自由自在。
2月9日。
此时此地真像生活在一个广袤的、情绪变幻无常的宇宙中。昨日设法开车出去，赶着做了几件事，原因是又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它终于来了，强风加雪，之后是斜雨横扫，温度降到快要结冰的程度。早晨醒来，树上银装素裹，天空好似四月，阳光穿云而射。而现在，半小时前，天空骤然间变得黑压压的，鸟云密布，云近乎是黑色的，风又要来了。
我的内心也酝酿着风暴——激烈的情绪变幻。此处若没有电话，那将会是一种真正的缺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一个声音从电话中传过来又可能使事情变得如此毁灭不堪！我感到自己被卷沉到时而造成隔绝的流沙里，一种被淹没、被完全吞没了的感觉。在事关重要的关键时刻，一个人总是孤立无援，也许从这如此绝对的孤独生活中，我所得到的好处，或者可以说是顿悟——许多时候从生理以及各方面的完全孤独中——是一种与人类世界沟通的途径。一个人用来对付这完全孤独生活的途径也是一个人变得成熟的途径，是每一个人心理上的伟大旅程。然而获得这整个的独立不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感觉在我和我所关心的每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状态——比如安妮·伍德森，X就更不用说了。我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懂得了不少。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很多时候独自一人时，甚至连这样的情况都会变得再真实不过，即在我和那陈放客厅窗台上我培植的四盆水仙花之间都形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关系。一盆花或是一盆植物长得好不好对我来说都会是异常重要的。早晨醒来后，我很留意庞鸱说话的音调。掀起鸟笼盖，一声愉悦的呼叫，然后它怡然自得地爬出笼子，坐在外面的竿上，欣赏着镜子中自己的形象。这情景常使我开怀而笑。当它默不作声，就像今天这样，我不由为它担心，就好像我为那只野猫忧虑一样。那只进野猫恐怕是不会变得温顺的，可它每天下午都过来饮吃为它准备的牛奶食物，用它那圆圆的绿眼睛警觉地盯视着我。当它不出现时，我不止一次地忧虑哭泣。这未免有点可笑。然而失去了这种亲密关系，生活究竟还有什么活力？任何一种关系都是一种考验；每一种关系都要求我成为什么、做点什么、履行什么。对任何事物没有感应的话，生活还有什么意义？承受……忍耐……等等。
太阳突然间钻了出来，天空蔚蓝。所有这一切竟然在我写几行字时发生了！真令人惊讶！
我再一次播放路易丝·博根送给我的舒伯特即席之作——作品第90号和作品第142号，是吉泽金演奏的。
我在某处说过，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造出神奇，它的要点在于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任何来自自然气候、仇怨，或是工作方面的干扰——如果我们约束自己，多多深思——都将会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都会用来产生出让我们思考活着为了什么，怎样做人，什么是最一般的危害诸如此类问题的远见卓识。我们第天上天堂下地狱足有十几次——至少我是这样。但有规律的工作则会提供给我们一种平衡杠，使我们疯狂、不理智的心灵动向变得正常、富有创造性。它实际上是使一个人不至于面朝下倒下。
这是我在自我幽闭中保持生机的一种途径。另外起作用的是在过去这几天里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是独自生活情况又会怎么样？如果我有十个孩子每天早晨要去学校，在他们放学归来前我有一大堆衣物要洗涮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其中两个孩子得感冒躺在床上，浑身不舒服不知如何是好，情况又会怎么样？”这足以使我再回到隐居中来——它好像——也的确是这样——是众神给予的一个再好不过的礼物。
对比很重要。再就是每天都有意识地创造一些不同的事情来做。今天早晨我设法使自己摆脱抑郁，高兴起来，我这样说道：“你今天早上得到的工作奖赏是清理酒柜。”酒柜里乱七八糟，但和那文件柜相比还算是过得去的，尽管四周撒着老鼠药，那是因为某天看到一只特大耗子爬在柜墙上而撒的。
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都必须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用来缓解一天时秩序规范的是玩一玩，做一些纯属傻里傻气的事。上帝祝福庞鸱，它使我开怀大笑。
我最大的缺憾是周围没有可以抱在怀里的动物。我特别思念那两只老猫。
2月13日。
屋里满是春天的鲜花，情人节时的情人们。没有哪个月份能让我想像出春天的鲜花能使人感到这样愉快。昨日冰封树木，寒气袭人；因此室内这些鲜花，充满生机的水仙、蝴蝶花和郁金香实在令人倾心。甚至那丰满的绿叶和植物发出的气息在这毫无生气、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都显得那样美妙。
我一直在对杨的两段话沉思着。阐述心灵升华的危险方面，第一段切中要点：“一个人靠着想像光明是不会使他茅塞顿开的，而是在于他从黑暗中悟出道理。”第二段是这样说的：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