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
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
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
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
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
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
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
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
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
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
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
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
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
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
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
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
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
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明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
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
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
就现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头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
它只带来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
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
些素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
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同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
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着一
声“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
“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首无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
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
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记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
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异虚作
假”，同时不神经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
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
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
葛亮的架式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斜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
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
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
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
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
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家从观念上看到的那
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
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
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
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袭。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
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
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
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
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
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
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
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
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
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
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
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
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
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
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
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
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
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
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
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
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
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
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
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
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
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
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
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划不好圆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
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
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
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
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
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
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
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
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
要写到大学生活。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
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
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
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去采访。在一群男女大
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
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
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
切搜索到的材料统统夹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
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
了这次紧张的采访。另一个关疼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捞省委书记的生活。这一
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
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
秘”性。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
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
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
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
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
“不道德”行为。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
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
我认识，但并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
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
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好主
意。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她“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
险”的“深入生活”活动。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
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
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
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
但这却是真的。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
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
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
的最后一滴血汗。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
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
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致
胜的机会。
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
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
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
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
们的“造像”。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
“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
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地组织“混乱”。审慎地挽结并梳理网
结。在大片的刈割中细致地“捡漏”。悉心地拦蓄后又瓷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
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
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
果。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
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
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
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
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
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
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
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
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
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窜冲
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谐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
后竟然又作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
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
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
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
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
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
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
少年……”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
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内，因此有许多个人的
“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四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
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
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
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
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
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
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
门送进去第一个球。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
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
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
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
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
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
“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谛克”的想法未能实现。又回到了机关院
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
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对待息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
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
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涉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
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
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
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
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
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
慷概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
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
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
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
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
就不由潮湿起来。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
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
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
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
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
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
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
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
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
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
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
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
来后总得设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
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
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
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
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
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
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
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
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
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
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贷，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
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
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
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
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
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
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
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
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
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
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
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写作一样。
过去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
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杨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
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恍
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
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
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
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
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里去死——我肯定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
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
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课——劳动。我们那
地方最缺柴饶，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后来我成为我
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为母亲在院子里积垒下小小一垛柴禾。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
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
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
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
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
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
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
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
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
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
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
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
然法则的胜利。４１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
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
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
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
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
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
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
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
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
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
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
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
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