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毁掉，决不。”
“可我也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地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掉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来，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着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快到３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在空旷的没有一个人影的草原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刚有大提琴出现的旋律。
“布克·霍斯和彪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呷咖啡边说。
晚饭的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碟蝶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视珍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里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格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最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椰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本下的经理女儿，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
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
“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９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致耽误晚上打工。”
“遗憾呐！时间再充裕些就好了！”
“那一来，我也怕要赖在这里不走喽。”我笑道。
“啊，可也是。”玲子说。然后转向直子，“对了，得去冈家讨葡萄吃，忘得死死的了。”
“一块儿去？”直子问。
“噢，借渡边君一用好么？”
“好好。”
“那么，两人再来个夜间散步吧。”玲子拉起我的手说，“昨天还差那么一点点，今晚搞利索算了。”
“请请，悉听尊便。”直子吃吃笑道。
风凉浸浸的，玲子在衬衫外面套了件对襟羊毛衫，双手插进裤袋。她边走边望天，像狗似的抽鼻子嗅了嗅，说“有一股雨气味儿”。我也同样嗅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嗅到。不过天空确实云层多起来，月亮也被掩到后面去了。
“在这里呆久了，光嗅空气的味道就能大致摸透天气。”
走进工作人员住宅所在的杂木林后，玲子叫我稍等一会，独自走近一户房前按了下门铃。一位主妇模样的妇女出来，同玲子站着聊了几句，然后嘻嘻笑着钻入里边，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玲子对她说了声“谢谢，晚安”，朝我这边赶回。
“瞧，葡萄要来了！”玲子举起塑料袋给我看。袋里的葡萄相当有分量。
“喜欢葡萄？”
“喜欢呐。”我说。
她取出最上头的一串递给我：“已经洗过，吃好了。”
我边走边吃，皮和籽随口吐在地上。葡萄着实水灵得很。玲子吃着自己那份。“三天两日教那家男孩一次钢琴。作为酬谢，那家人这样那样给我不少东西。这两天喝的葡萄酒就是。还可以托他们在市内买一点零碎用品。”
“昨天你没讲完，想接着听下去。”我说。
“好哇。”玲子说，“不过要是每晚都回去那么迟，直子怕要怀疑你我的关系吧？”
“就算那样也想接着听完。”
“ＯＫ，那就拣主要的讲好了，今天有点凉。”
她从网球场往左拐去，走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筒屋一样几座并排的小仓库跟前。玲子打开头排一间的门，进去拉开电灯。
“进来吧，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仓库里靠墙整齐排立着越野用的滑雪板、雪杖和靴子，地面堆着扫雪工具和除雪用药等物。
“以前每当想一个人呆一会的时候，就常来这里练吉他。小地方不错吧？有条不紊的。”
玲子弓身坐在药品袋上，叫我坐在旁边，我便也乖乖落座。
“房间有点憋气，可以吸烟么？”
“别客气，请。”
“戒不了，就这个戒不了。”玲子蹙起眉头说，旋即如饥似渴地吸了一口。吸烟吸得如此香甜的人怕是为数不多。我一粒一粒地揪着葡萄，细嚼慢咽，把皮和籽扔进当垃圾箱用的白铁皮罐里。
“昨天讲到哪儿了？”玲子问。
“在一个kuangfengbaoyu的黑夜，爬上险恶的悬崖峭壁去掏燕窝，是这里吧？”我说。
“你这人也真怪，开玩笑还一本正经的。”玲子有些愕然。
“讲到每周六上午那女孩来练一次钢琴，大概。”
“对对。”
“如果把世人分为善为人师和不善为人师两类的话，我可能属于前一类。”玲子说，“年轻时并没那样想，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去想的关系。可是一旦上了一定年纪，有了自知之明，便开始这样认为了。就是说，自己擅长向别人教东酉，我，真的很有两手咧！”
“我也那样看。”我表示同意。
“较之对自己本身，对别人我要耐心得多，而且容易找出对方好的一面，我是这一类型的人。总之就像火柴盒侧面那块粗糙的导火皮，不过这没关系，无所谓的。我也并不厌恶自己的这副德性，同二流火柴杆相比，我还是更乐意当一流火柴盒。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呃——还是在教那女孩之后。那以前，年轻时我也短期教过几个人，但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而在教那女孩后才意识到。嗬，真没想到自己教别人教得那么得心应手。就是说，钢琴教得非常顺利。”
“昨天就说过，在技巧这点上，那孩子弹得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况且本人也没想当音乐家，这样我教起来也格外轻松省力。加上她就读的学校差不多是一所预科式女校，只要成绩说得过去，就可直接升人大学，用不着拼死拼活地用功，她母亲也叫她只管尽情学点课外的算了。所以，对那孩子，我没有罗罗嗦嗦地指手画脚。而她又讨厌别人这样做，这点刚见面我就看出来了。尽管她口头上百依百顺，可骨子里绝对一意孤行。这么着，我首先让那孩子喜欢怎么弹就怎么弹，百分之百地。然后我才用各种弹法演奏同一支曲子，两人一起探讨哪种弹法好以及喜欢哪一种等等，再让她重弹一遍。结果，她要比前次弹得大有长进。她能敏锐地捕捉一种弹法的高明之处。”
玲子停一下，看着香烟头上的火亮。我则继续默默吃葡萄。
“我自以为自己的乐感已相当不错，可那女孩还在我之上。真替她惋惜啊，假如从小就跟好老师接受系统训练，将会很有出息，可惜不是那样。不过归根结底，那孩子也经受不住系统训练。世上是有这种人的：尽管有卓越的天赋才华，却承受不住使之系统化的训练，而终归将才华支离破碎地挥霍掉。我就亲眼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一开始果真叫人拍案叫绝，例如对十分深奥的乐谱，有人只消扫一眼就能一气流注地弹奏下来，而且相当精彩，使听的人大为倾倒、自愧不如。但他们仅此而已，而不会再往前迈步。为什么呢？因为不做努力，不肯下功夫刻苦训练，在宠爱中忘乎所以。小时候凭点小聪明，没用功也弹得不错，对此大家免不了夸奖一番，于是本人便把用功看成了无聊勾当。他们不是可以把其他孩子花三周练的曲子只用一半时间就能练完吗，老师势必说这孩子行，叫他往下练习。他们便又一次只用一半时间弹下来，结果又往下跑。就这样，他们不懂得下苦功夫，忽略了对人格形成必不可少的这一主要因素。这是悲剧。说起来，我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形，幸亏我的老师管得严，才保住了如今这个程度。”
“不过，那女孩对练琴的确兴致很高，就像一辆性能良好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般。手指稍稍一动，便接二连三地顺流而下，尽管有时速度过快。教这种孩子的诀窍首先不要夸奖过头。因从小就听惯夸奖话了，再多夸她也不以为然。有时候掌握好分寸地夸两句就可以了。其次不要强加于她，让她自动选择。不是让她贪多求快，而是让她停下来回味。就这几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抓出成效。”
玲子把烟头扔在地上踩死，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想使感情平静下来：
“练完琴后，就喝茶聊天。有时我也模仿爵士钢琴教她，告诉她这是巴顿·帕维尔洛，这是塞罗尼亚斯·蒙克。但大多时候是听那孩子滔滔不绝。她那嘴巴也实在灵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昨天我也提到过，大部分话都是无中生有，但有趣还是满有趣的。观察准确敏锐，表达恰如其分，有挖苦有幽默，很能挑动人的感情。总之，她是个非常会耍手腕来刺激别人感情的孩子。并且本人也知道自己有这种才能，最大限度地加以巧妙而有效的利用。或使人恼怒，或使人悲伤，或使人同情，或使人沮丧，或使人欣喜，随心所欲地刺激别人的感情。她这样做，无非是因为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但却无谓地操纵了别人的感情。当然这点是后来才揣度出来的，当时并不晓得。”
玲子摇一下头，吃了几颗葡萄。
“一种病啊！”玲子说，“是在患病。那种病，就像一个烂苹果要把周围苹果都毁掉一样。而且她的病谁都无药可医，要一直病死才能解脱。所以，换个角度想，她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假如我不是受害者，我也会那样想，而认为她同样是个牺牲品。”
接着玲子便又吃葡萄，仿佛在思索应该怎样叙述：
“半年时间里，尽管她的话听起来有时不觉一怔，有时感到纳闷儿，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愉快的。在深入交谈的时间里，我又发觉她不论对任何人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恶意，而那恶意无论怎么看都只能是毫无道理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对此我有时难免不寒而栗。有时又觉得这孩子太机灵太敏感了，叫人弄不清她心里的真实想法。但转念一想，人谁没有缺点呢？再说我毕竟不过是一个钢琴教师，何苦计较那么多呢，其人品如何性格好坏与我有何相干呢？只要她能乖乖练琴，作为我岂非别无他求了？更何况我毕竟挺喜爱那孩子的，说心里话。”
“只是，我注意对那孩子轻易不讲我个人的事，我本能觉得还是不讲为妙。因此，尽管她在我身上这个那个盘问再三——她着实渴望知道——我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例如怎么长大的啦，在哪里上学啦。她说还想多知道些，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呢、无非在虚度人生，有个普普通通的丈夫，有个孩子，整天操持家务，‘但我就是喜欢老师您’，她说，还定定地看着我的脸，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给她那么一看，我心里真有些发怵，倒不是觉得不舒服。可我还是适可而止，没告诉她更多的事。”
“大概是５月份吧，一次正练琴的时候，那孩子突然说心里难受。一看脸，果然面色苍白，直冒汗。我就问她，怎么办？回家？她说让我先躺一下，躺一躺就会好的。我说可以，让她过来躺在我的床上。我几乎是把她抱到我卧室去的。家里的沙发小得可怜，只能让她躺进卧室，她说对不起，添麻烦了。我说没关系，别介意。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了，只要我在旁边陪一会儿。我说好的，陪多久都可以。”
“不大工夫，她像很吃力地说：‘对不起，给我搓一下背好么？’一看，汗出得很厉害，我就使劲给她搓背。不料她又说：‘实在抱歉，能把胸罩解掉吗？怪难受的。’我只好动手为她解。她只贴身穿件衬衫，便解开纽扣，摘下背部胸罩的挂钩。就１３岁女孩来说，(禁止)真够大的，有我的两倍。胸罩也不是小孩用的，不折不扣的大人用品，而且相当高级。但我没在意这些，只是一味地替她搓背，傻子似的。那孩子的确好像非常过意不去，一再道歉，每次我都说没关系，别客气。”
玲子接连把烟灰点落在脚前。这时我已不再吃葡萄，出神地听着。
“这工夫，那孩子竟抽抽嘻嘻地哭出声来。”
“‘喂，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不会没什么吧？照实告诉我！’”
“‘我时常这个样子。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又孤单。又伤心，没一个人可依靠，谁也不理不睬我。所以一难过起来，就这德性。晚间觉也睡不好，饭也不想吃。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到老师这里来。’”
“‘哦，怎么会那样呢？好不好讲给我听听？’”
“‘家庭不和，’她说。说她爱不起父母，父母也不爱她。说父亲外面有女人，动不动就夜不归宿，母亲气得要死要活，就拿她出气，她几乎天天挨打。她说就怕回家。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让人怜爱的眼睛里充满泪水。那样子，神仙看了都会动情。于是我跟她说：既然那么不乐意回家，那么练琴时间以外也来我家玩好了。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说，‘太谢谢了。要是没老师您，我真不知怎么才好。别嫌弃我，要是您都嫌弃，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无奈，我抱着抚摸着她的头，连声答应说：好的好的。这当儿，她把手绕到我背部摸索起来，摸着摸着，我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也难怪——和那简直像从画上剪下来一般漂亮的女孩儿在床上抱在一起，每被她抚摸一下，身体就像肢解一点。等我明白过来时，她已脱掉我的衬衫，摘下我的胸罩。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这孩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同性恋者。以前我也曾经历过一次，高中时跟一个高年级女生。我对那女孩子说不行，快住手。”
“‘求求您，一会就行。我，实在太孤寂了，不骗人，真太孤寂了。我只有老师一个人，别嫌弃我。’说着，抓起我的手贴在她胸前。手一接触，就连同性的我，胸口都禁不住一阵酥麻。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傻呆呆地一个劲儿说不行、那可不行。但不知什么缘故，身体却一点动弹不得。高中时还可以把对方一把推开，可那时就是身不由己，如同着了魔一样，只会一口一个不行。”
玲子止住话，吸了口烟。
“知道吗，我对男人提起这事还是第一次。”玲子看着我的脸说，“我觉得还是对你说了好，可毕竟难以启齿得很，这种事。”
“对不起。”我说。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样持续了一会，她把右手慢慢下滑。那时我已受不住了，脑袋里的保险丝眼看就要断掉。然而，尽管血冲头顶，我还是意识到这样万万使不得。一来这种勾当一旦开头往后势必不断持续下去。而如果背上这个秘密包袱，我的脑袋笃定又要四分五裂；二来我还考虑到孩子，这种场面被孩子撞见可怎么办？虽说孩子星期六去我娘家玩，要到３点才能回来，但要是突然赶回来又如何收场呢？这么一想，我就拿出吃奶力气翻身坐起，叫一声‘住手快住手’！但她就是不听。”
“‘住手！’我又一声大叫，打她一个嘴巴，狠狠地。她这才总算作罢，抬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时我们两人都坐在床上面面相觑。她１３，我３１……但我一看那女孩的身体，真有些自惭形秽，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１３岁女孩的身子，现在都不能相信。往那女孩面前一站，自己这身子算什么东西呀，简直惨不忍睹，恨不得张大嘴呜呜哭上一场，真的。”
我不好说什么，默然。
“女孩问我为什么叫她停止。她说：‘老师也喜欢这个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是喜欢吧？看得出来，那情形。我们一个星期一次吧，一次就行。谁也不会觉察，作为我和老师两人的秘密，嗯？’她说。”
“但我站起来，披上睡衣，叫她回去，并说再别登我家门。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却不同往日，变得毫无生气，简直就像画笔在纸皮球上涂的两个圆点，平板呆滞，没有纵深感。她定定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归拢衣服，像有意给我看似的一件一件慢慢穿起。接着返回钢琴间，从小盒里拿出发梳理好头发，用手帕擦去嘴唇的血，穿鞋出门。临出门这么跟我说的：‘你是同性恋者，这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真是那样吗？”我试着问。
玲子扭起嘴唇沉吟片刻：“既非是，又非不是。我一度真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来着，深深苦恼过，而那以前我并没意识到。但近来我改变了想法。当然不能说身上不存在那种倾向，可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并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女孩儿时，从自己这方面并未积极产生过情欲，懂吗？”
我点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即使我搂抱直子，也差不多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出门走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沉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身体洗得一千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不掉。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让他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一下子。冲动到那步田地，婚后还是头一回……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玲子翘起嘴唇笑道，“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可那女孩儿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一周的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也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周，再再下一周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淡忘，但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儿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我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那神态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惟恐躲闪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同在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传言。我说不知道。”
“‘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准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传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便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两方面都使我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儿的父母确信不疑，对邻近的人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儿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纽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子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独自把眼睛呜呜哭红，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相信女孩儿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洋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儿，一边抽抽嘻嘻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儿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几天来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儿动手动脚地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让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儿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千道万，有谁能相信一个１３岁的女孩儿会对一个３０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螺丝再次脱落，即使现在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对公司工作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马上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物色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蹑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干。’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天棚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螺丝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不论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无论去哪里，也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要求，同样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察觉出自己恐怕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地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６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就‘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之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儿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风雨欲来的气息——连同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的气味。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没再做声。
※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地飘落下来，灯光宛似细粉末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长久交谈过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何等流溢着青春光彩。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下直子的脑袋。
“两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嘴说不出来的事。”我说。
直子吃吃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人女仆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
雨继续下，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支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并非终曲》和《伊帕内马的少女》，之后弹了伯克拉库，弹了列农、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唱起葡萄酒，之后又把水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倘若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好。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１１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１２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口。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
“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禁止)的形状。我隔着睡衣，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我反复缓慢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人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般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人了静静的梦乡。
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蒙。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在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而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乌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相互挤在鸟舍尽头，以免被雨淋。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能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到来年春天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乌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人都穿着直子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东西的色调显得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唯一被允许在落雨的早晨在地表面游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响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都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八成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道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彷徨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引力略有差异的一颗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不由生出悲戚的心情。
回到宿舍，已经４点半。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６点到１０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呆然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翩翩少女，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多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唱片店隔壁，是一家成人玩具店。一个总像睡不醒的中年男子在卖怪模怪样的(禁止)模型。在我看来，无一不是不知何人做何用的玩艺儿，但买卖居然相当兴旺。店斜对面的胡同里，一个喝得酸酩酊大醉的学生在大翻其胃。隔路迎面的游乐中心里，附近一家餐馆的厨师在玩一种需投入现金的排五点游戏，以此消磨时间。脸色污黑的流浪汉蜷缩在已经关门的店檐下一动不动。一个涂着淡粉色口红、怎么看都只能是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跨进店来，问我能否放滚石乐队的《飞起的弹簧影》给她听。我便拿来唱片放上，她打着指响伴奏，扭动腰肢跳起来。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抽出一支店长留下的“百灵鸟”递过去。女孩儿抽得有滋有味。唱片放完后，连身谢谢也不说便扬长而去。每隔１５分钟传来一阵救护车或警车的怪叫声。三个醉得五十步笑百步的公司职员调戏一个正打公共电话的长发漂亮女郎，嘴里不干不净地连声叫着“ＸＸ”，相对爆笑不止。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心想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纷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店长吃完晚饭回来，对我说：“喂，渡边，前天我和那边服装店的女的干了一家伙。”他很早就看中了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工的女孩儿，经常拿店里的唱片送礼给她。我说那不错嘛，他便从头到尾细讲一遍。“要是想搞女人么，”他得意洋洋地开导我，“反正就是要送东西，接下去反正就是不管死活地给她灌酒，要灌醉，一杯接一杯灌，反正。再接下去就只剩下动干戈了。简单吧？”
我抱着混乱不堪的脑袋乘电车返回宿舍，拉合窗帘，熄灯上床。刚一躺下，恍惚觉得直子即将钻进自己被窝。而一合眼，便感到她那柔软丰满的(禁止)紧贴着自己胸口，耳边响起她娓娓的细语，手心腾起她身体的曲线。借助冥冥夜色，我得以重返直子那狭小的天地。我呼吸着草地的清香，谛听暗夜的雨声，回味月光下目睹的直子luoti(被禁止)，想象那黄色雨衣围裹的丰腴匀称的胴体清扫鸟舍、侍弄蔬菜的情景。一泄而出之后，混乱的头脑似乎才有所平息，但还是毫无睡意。本来折腾得够疲乏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眠。
我翻身下床，在窗口前对着升旗台茫然注视良久。那没有挂旗的白色旗杆，活像一具划破夜幕的白骨。直子现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睡觉吧？是在那不可思议的狭小天地的暗影中安然入睡吧？但愿她别再陷人痛苦的梦境。
挪威的森林
第七章
第二天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长５０米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售份饭的店里饱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路上不意碰上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终归，我还是和绿子走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衣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狄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喱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开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小林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