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木月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忘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17岁那年5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18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语。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用永不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挪威的森林
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门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个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间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是窗台一角不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地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一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般地，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柔姿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讲。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同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６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７月间，不知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被禁止)。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儿。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儿。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儿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又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人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出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着我身旁籁籁发抖，但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发出"嚓擦"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地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紧紧地一把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
这么着，我从１８岁进人了１９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可能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大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而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及不到。
※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读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特、阿珀达依库、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无论班里还是宿舍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已、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人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１８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１９６８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亲热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不过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越是读的次数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们果真成了朋友。这是１０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发觉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康拉德、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现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和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头脑里算了一下："可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有二十八年呐！"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古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家。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间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出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深不可测的部分，我是怀有兴趣的。至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也许颇觉希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来，我就决意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行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只蛞蝓。其次是说他的禁止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数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只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磨擦。大概是９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于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只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地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得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只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附和道。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只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确认其禁止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一般。睡过一百个女人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怕是七十五个左右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管保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都听得人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子。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频频点头或吟吟微笑。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能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不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并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荡漾着酒气。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造爱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仍弄得头脑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悉悉索索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简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１２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呆到早上，满带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劳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作乐。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所以住寄宿宿舍，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宿舍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规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自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俱乐部里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便适当敷衍几句把话引开。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于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铺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马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有点不够长，但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赧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呆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１９６９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ｌ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看。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１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晤，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抛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２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２月末，因(又鸟)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快快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Ｃ或Ｄ，Ｂ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人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４月中旬，直子满２０岁。我１１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２０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１８岁与１９岁之间徘徊才是。１８之后是１９，１９之前是１８--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２０岁了，到秋天我也将２０岁。惟有死者永远１７。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２０岁了，总该稍稍庆祝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２０岁的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活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２０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２０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２０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１９。"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制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进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含有某种东酉。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Ａ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Ｂ话，不一会又变成Ｂ中包含的Ｃ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威尔·埃文斯的《献给戴维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要紧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只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１１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最后一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剩下的葡萄酒一喝而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似的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接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了。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之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垫席，身体前屈，嚎陶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
这天夜里，我同直于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２０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luoti(被禁止)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相互抚摸身体，吻着嘴唇。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许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的。凑近一闻，漾出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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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呼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是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进而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同样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缈。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座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５月底，学校进人罢课。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一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于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６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
６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困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蹬脚刨，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自己倒主动贴身上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外国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胸脯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又鸟)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咦，能再见面？"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困觉。而我同她们困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着直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luoti(被禁止)，想着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７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１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以来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设施。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静寂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同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同一性质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人我的耳底。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大楼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１０点一到，我便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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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论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待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放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宿舍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于是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那情景我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就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多达数百只的萤火虫。萤火宛似正在燃烧中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许久地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人耳畔。尽管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大约向外侧探出３厘米的给水塔边缘上。萤火虫仿佛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周，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之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顶，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籁籁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顿有所悟似的，蓦地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脑海中。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挪威的森林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解散。投人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想要解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摧毁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９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缺。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会的办公楼未被烧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于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样的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解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便愈发孤立了。当叫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９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９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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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１０点，有"戏剧史II"课，讲欧里庇得斯，１１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１０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食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儿。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着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儿。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儿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
"没谁来。请。"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晤，"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埃勒克特拉说：'不，甚至上帝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II"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儿。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１０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一具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用手心悉悉索索地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５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脑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头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吗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儿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儿，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儿。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怒，或惊讶或泄气。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