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鸿唤是像他自己一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自我标榜的那样，只是尽一个公仆的责任吗？不，现在他有他的目的，那就是野心。他想通过一系列别人认为难以办到的工程，向中央、向市民表现他个人独具的才能。也许，开始时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个新上任的市长，希望表现出自己胜任职务的能力，这种表现欲是正常的。然而，在他的表现得到认可之后，这种表现欲就会进一步演变为野心。阎鸿唤这个演变是极迅速的，甚至可以说一开始他的表现欲就是一种野心。现在市政府决定的很多事情，阎鸿唤从不向他这个市委书记打招呼。阎鸿唤不在市政府坐机关，却全市到处跑，到处讲话。工厂、商店、工地、大学、部队、电视、电台，无非是四处炫耀自己。他的讲话里，很少提到市委，总是讲他的市政府要干什么，干了什么，他做什么事都别出一格，本来可以在会议室开的会，他非到现场去开，搞什么“现场办公会”，而且处心积虑笼络人心。听说前不久，他把各大局的局长请到凤华饭店大吃大喝。他一步步地把市委书记架空起来，逐渐实现他的一统天下。高伯年觉得自己一点点捕捉到了阎鸿唤的种种迹象，从工作上，从他对待市委书记的态度上，也从一些小事上，高伯年认为，阎鸿唤这种日益膨胀的野心，只有他这位有着几十年党内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才能敏锐地洞察出来。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交谈中，无数次地向人们流露暗示过这个问题，希望人们有所觉察和警惕。但他发现，他没能阻止住他的干部包括市委常委们向阎鸿唤靠拢。阎鸿唤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票。这就更令他感到惶惑和不安。
他觉得这种对阎鸿唤缺乏认识和盲目的追随，或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
办公桌的电话铃声，把高伯年从万端愁绪中解脱出来。
电话里，检查团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阎鸿唤对检查团工作的指责，请示他，是否撤回检查团。
高伯年心中的火一下子冲向头顶：“不准撤，阻力再大，也要坚持把问题查清楚。”
第一次派的调查组就被轰了回来。他曾怀疑，阎鸿唤暗中起了作用，否则曹永祥、杨建华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现在，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问题的根子就在阎鸿唤身上。
昨天，张义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的儿子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是个抢劫犯。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他查清二公司问题的决心。他支持道路改造工程，但支持不等于一味肯定，及时发现处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支持。群众反映的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的问题，他不能不闻不问，但一管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只能说明其中肯定有问题。
阎鸿唤竟然如此对待他派去的检查团，太目空一切了。市委书记不代表市委，难道他阎鸿唤能代表市委、市政府？过去，自己对他太宽容了，才导致了他敢于和自己公开对抗。阎鸿唤这话是有意向人表明，凡阎鸿唤抓的工作就不容他人插手，包括市委书记也不能说个“不”字。这未免太狂妄了。他不能再容忍阎鸿唤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二公司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包括阎鸿唤本人的问题，像请客，巧立名目向企业摊派；还有不顾国格向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人伸手要钱等等问题。
高伯年暴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感到愤懑和失望，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把阎鸿唤提拔到市长的位置上来。他没能较早地识破他。一切野心家都违背不了他们行为发展的规律，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急不可待，就铤而走险，抢班夺权。阎鸿唤这不是已经向他挑战了吗？阎鸿唤把他对他爱护、支持、忍让，全当作了无能，从而助长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他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分析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即将出现的局面会十分复杂，在这方面，他应该比阎鸿唤表现得更富有经验，富有韬略。
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了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高伯年准备立即写份报告，向中央和纪委如实反映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这些以改革家自居的中青年干部身上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引起警惕的时候了。
沈萍推门进来：“老高，我跟你商量个事。”
她现在满脑子是女儿的婚事。前天，她找了外贸公司的经理，预定了一套进口家具，昨天又给海关负责人打了长途电话，让他设法处理几件海关没收的家用电器给她。至少要有彩电和冰箱两种，有音响、录像机更好。那个负责人上次动手术，是沈萍亲自为他组织的专家小组会诊，况且他又是高伯年的老部下，事儿再难办，他也得办，黄山大楼那套房子闲置了一年多，她本想找人去整修装饰一下，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她得让高婕在她这儿结婚，暂时住在这幢楼里，她也好照应一下女儿。沈萍已经觉察到张义民对高婕的态度有了变化，她有点儿放心不下。目前，她不想过分计较张义民的态度，等结了婚，她再以丈母娘的身份教训女婿，替女儿把和张义民的关系调理顺。她有这个把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和老头子定定女儿的婚期了。
“我想让高婕他们‘五一’结婚。”沈萍走到桌前。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高伯年摊开稿纸，准备亲自写报告，不愿意让人干扰。
“甭跟他们商量，他们肯定盼着早点儿。”
“小婕同意了？”
“你个糨糊脑瓜子，亏你天天早起遛早儿，耳聋，眼也不灵。告你吧，好几个晚上，张义民就没走，住在小婕屋里了。”沈萍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什么？！”高伯年由于恼怒，额上的青筋绷起来，“张义民他怎么敢……”
“瞧你这副正人君子相，好像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小婕如果不同意，张义民他敢？过去小婕老看不上张义民，现在看情形，她是乐意了。什么事都得辩证地看，小婕和张义民一直交着朋友，这就不为过。所以，我才考虑早点儿让他们结婚，免得再出什么岔子，小婕可再经不住刺激了。”
高伯年无话可说了。“好，那你就给办吧。”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
“你说得倒轻松。办，怎么办？为了让小婕心里高兴，得把婚事办得像个样。老百姓办事还得花几千块，摆十几桌呢。这次得把中央的，市里的老战友都请来，搞像样点。”
“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我们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和一般群众比这些？现在正抓党风呢，我们不能带这个头。小婕的婚事，多听听张义民家里的意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我们得注意影响。”
“你呀，整天在会议、文件里泡着。你也到社会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抱一床被来就算结了婚。现在的观念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什么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现在讲究会挣会花、能挣能花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存点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她我全花了也舍得。我不用张义民办。不是让他把小婕娶走，而是我们娶他张义民。婚事我们办。张义民家也拿不出多少钱，还不是喝点酒，发块糖，闹闹哄哄就完了。我这次想让他们去黄山、庐山、张家界、九寨沟、三峡转一大圈，然后我们到青岛去等他们，在那里举行典礼。让小婕玩个痛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忘掉。”
“好吧，好吧。你去办吧，怎么办全可以。”
“我办？我全办就不跟你说了。你得跟各地方提前联系，让他们到哪儿都有个照顾。怎么，你别不耐烦，你是不是父亲，小婕是不是你女儿？”
“我、我、我！！！”高伯年拍打着桌子，“你看不见我正在干什么！”
沈萍连瞥也没瞥桌子上的稿纸：“谁管你干什么？干什么也是白干！你们这些人，有权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政策，一左一右就把权交给了别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还没死，坐天下的就换了人。你到下面瞧瞧去，掌实权的还有几个正经共产党人。”
“你胡说些什么？！”高伯年没料到引出沈萍这么一番话。
“胡说？我们局五个局长，一个摘帽右派，一个五八年的归国华侨，一个民主人士，一个一直也入不了党的非党群众，一个六二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党委书记的党龄还不到七年。这就是你们的干部路线，让有资格的，一心跟党走的党员靠边站。”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也是和平时期入党的嘛？”高伯年站起身，沈萍的话使他恼怒。
“我没资格？对，你有吧！”沈萍冷笑一声，“可你离靠边站还远吗？你该明白了，手中有一天权，用与不用，结果都一样。谨小慎微也好，维护影响也好，廉洁奉公也好，铁面无私也好。到头来，都得离休，都摆脱不了你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冷落，你等着瞧吧。”妻子的话狠狠刺痛了高伯年，他颓唐地坐回到转椅上。
沈萍不想再跟丈夫争论。她恨他的迂腐，没有他，事情她照样能办。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门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门卫通向这儿的内线电话。
通过这个电话来访的人，都是些基层干部，亲戚朋友等不速之客，现在，高伯年不想接待任何人的来访。
“你接一下，就说我不在……”
沈萍没好气地拿起电话：“喂，我是……谁？”她的脸骤然间凝固了，只觉得心里怦怦跳，“告诉他，伯年同志不在。什么？……就说我也不在。”
她听到电话里，门卫向来人解释，她刚要放下电话，话筒里又传来急促的声音：“沈萍、沈萍。我是王守义呀，我只求见一面，就五分钟、五分钟……不然，我明天还要来。”
沈萍只觉得周身的血液向心底流去，话筒里的声音越是迫不及待，她就越感到恐惧。二十多年了，他来干什么？这些年，她不知道王守义的下落，也不想打听，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见到这个人。可他偏偏又出现了。
“谁呀？”高伯年听出对方是向沈萍陈述进来的理由，他担心来访者是否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沈萍狠了狠心：“让他进来吧。”她放下电话，竭力掩饰自己惊恐不安的神色。
“找我的？”高伯年仍不放心地问。
问话提醒了沈萍，她做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没你的事，找我的，一个老同学。现在有些人真讨厌，以为我这个书记夫人什么事都能办，尽来找你的麻烦。”
高伯年倒希望有些事能缠住沈萍，免得她一趟趟地进来干扰他：“既然是老同学，就见见，别让人说你摆架子，不过要讲原则。”
“用不着你指示，你就记住别露面，什么事我对付。”
沈萍出去了。
高伯年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现在需要独自一个人好好考虑一下要办的这件重要的事情。
沈萍让保姆把王守义带到会议室，然后吩咐保姆：“你去忙你的事吧，这个客人，不用招待。”
保姆应声走开。沈萍这才捋了捋头发，走进会客室。
沙发上坐着一个又矮又胖，花白头发的小老头，倘不是事先通了电话，沈萍万万想不到他就是当年的王守义。
“你来干什么？”沈萍冷冷地问，心里有点发慌。
王守义慌忙站起身，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激动，声音有点发颤：“高书记救了我，我特地来向他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着腰。
“怎么回事？”沈萍仍有些紧张地坐在离他很远的沙发上。她不知道王守义被撤职，又因高伯年一个批示官复原职的事。她不愿意去看那张脸，随手拿起茶几上的茶杯，眼睛盯在茶杯的细花纹上。但她还是感觉到他的目光掠过她的手，在她身上徘徊了一阵，最后停留在她脸上。她越发不敢抬头正视他。
她的表情，在王守义的眼里，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完完全全是一个贵夫人表现出的傲慢。
这次来高宅，王守义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这么多年，他不敢再跟沈萍联系，也不敢打听一下生在高家的儿子。他害怕，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怕听到“高伯年”三个字，高伯年由副市长，升到市长，又当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地位越高，他就越害怕。如果市委书记知道了他在书记夫人身上干的事情，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碾成齑粉。对市委书记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王守义只有听到人们在私下议论到市委书记，或晚上老婆的表现令他不很满意的时候，才偶尔在心里回味一下年轻时追求沈萍失败后留在他心里的怅惘和那一次突兀而来的艳遇带给他的热辣辣的空虚。直到近几年，一次高伯年到区里检查工作，他才确信高伯年早已忘了他这个名字而且根本不记得他这个人。他才知道，二十来年的战战兢兢竟完全是多余的。高伯年怎么会知道呢，他害怕丢官，沈萍当然更害怕丢掉夫人的位置，而这个秘密只有他和她两个人知道。他的心安稳了。这次他被康克俭撤了职，他破釜沉舟，豁出去了，才抱着自己好受不了也不让康克俭好受的念头，给高伯年和阎鸿唤各寄了一份告状信。他只抱着一线希望。没料到高伯年一笔了却了自己的错误，已经失去的一切又都乖乖地回来了，这让他不禁又萌发了一种新的念头。
他现在尽管职务恢复了，但事情并不等于全解决了。康克俭年轻气盛，霸道得很，这口气不会轻易咽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捉住什么把柄，还会整他，报这“一箭之仇”。康克俭有能耐，而且根子连在阎鸿唤那棵大树上，肯定还会往上升迁。庆幸之余，他不得不念及后路。但总不能老小心翼翼，夹尾巴做人，那样徒有个职务又有何用？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得再弄套房子，女儿的工作需要调调，离休后能否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对待，还得再弄几个证明……这一切都必须在他有职务，没退下之前弄妥。但这些都是容易招惹麻烦的事，过去没人盯着你，解决起来并不难，现在康克俭虎视眈眈，没事还要找碴儿呢，这些事情就不好办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能保障自己的政治安全，这就是借此机会，把自己和市委书记连到一起。有了这层关系，今后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曾担心过沈萍会反感他。他目前的处境，只会遭到她的轻蔑。当初她告诉他怀孕的消息后，自己不该吓成那副熊样。因此，他对此刻沈萍的冷漠有思想准备。但他总觉着自己会成功，当年是沈萍主动找的他，说明她心里曾经有过自己。不管她现在怎么想，反正不会太绝情。女人，总归是女人。
王守义从头到尾，把经过他篡改了的事情经过向沈萍讲叙了一遍。
沈萍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她觉得这件事很滑稽，倘若她知道，绝不会让高伯年管。面前这个人，只能勾起她的一股厌恶之感。她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和这样一个人发生过那种事情。这是一个永远不值得她瞧上一眼，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人。
她的神经放松了，放下手中的茶杯，用一种拒人千里的口吻
“原来是这样。”她拖长了声音，“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你就没有必要再来了。伯年同志过问这件小事并不是冲着你，而是因为那位区长违反了干部政策。这不需要感谢，今后努力工作，就是对伯年同志最好的报答。”
“当然，当然。不过高书记对我恩重如山，我总需要有一点表示，我想拜见一下高书记，表表我的决心。”
沈萍鄙夷地笑笑：“伯年同志工作相当紧张，连其他市领导要见他都得事先约个时间，像你这样的基层干部，他是不会见的。以后有机会，我把你的意思转告他就行了。”
王守义十分尴尬地坐在沙发上，犹豫了一会儿，又堆出一脸笑容。
“那也好。你转告和我当面说是一样的。”说着，他侧身把放到沙发一边的提包和一个大盒子拿过来，“这算我一点心意吧，这里面的茅台酒，我足足存了十年，现在很难买到这种真茅台酒了。这是一台日本进口的石英钟，我的二小子在进出口公司工作，弄这些便宜。以后书记或你有什么事，不便直接办的，就交给我，我全能给你们办到。你们市领导太忙，有些小事儿办起来又要考虑影响，我这个基层干部办什么倒容易、方便。”
“你干什么要搞这套庸俗的东西。”沈萍刚才由于紧张，没注意到王守义还提着这么一堆东西来，她可不想收他的东西。就是再贵重的礼品，只要是王守义送的，吃着不会香，用着也堵心。“伯年同志是市委书记，党性很强，廉洁奉公，最反对人搞这一套。他的酒，机关事务管理局会解决，你那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你赶快带走，以后不要再来了。现在伯年同志还不知道他帮的是你，要知道是你，说不定再给你降三级呢，你快走吧。”
沈萍站起来，下了逐客令。
王守义的脸红一块，紫一块。他没料到，局面会这么糟糕，他僵在那儿。
然而，王守义毕竟不是当年的王守义了，生活磨炼了他，使他有了应付各种局面的经验和胆量。事情不能没达到目的就罢手，这样走出去，这根线就再也没机会接起来。
“沈萍，咱们是老同学了，过去曾经关系不错。”王守义学着沈萍的口气，把“关系”两个字拖长，“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件事，怨得着我吗？”说到这儿，他斜眼看看沈萍，又大着胆子继续说下去，“我可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一直为你担着心，甚至连来看看我的……”
“不要说了！”沈萍厉声制止住他说下去，她不容他说到那孩子。高地是高伯年的儿子。
“好，好，不说了。”王守义重新抬起脑袋，“我今天来，见到见不到高书记不要紧，只想让你今后多关照关照我的事情。这对你是小事，对我可是大事。现在提拔的这些中青年干部，全是些暴发户，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党性，哪像咱们那个时候，那样单纯，幼稚。他们就知道上爬，抓权，对上百依百顺，照办紧跟，对下，专横跋扈，整人。我的事还没算完，康克俭肯定会变相报复我。到时候，你怎么也得帮个忙，让高书记给我撑腰。我们都老了，这几十年，我跟着党，什么风浪都经过，也没想为自己图些什么，现在快离休了，不能落个让这些娃娃随便整治的下场。沈萍，不管看在我们关系面上，还是看在我们老同学面上，你总得管管。”
沈萍没有答话，王守义最后几句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些共鸣，触动了她的恻隐之心。
“只要你遵守党纪国法，谁能整治你？”
王守义重重叹了口气：“你是守在市委书记身边，谁也不敢碰你。你哪知道下面的事情。一个个土皇帝似的，管你有没有问题，想整就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书记这回一批示，我在他们眼里就是高书记的人了。康克俭可是阎鸿唤的人，更得找我的毛病。”
“哪里的这套无聊的提法。什么高书记的人，阎鸿唤的人，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套逻辑。”
“这是明摆着的嘛。康克俭一口一个阎鸿唤，根本不把高书记放在眼里。高书记是老革命了，当然不会搞这些。可阎鸿唤不一定不搞。群众下面看得清清楚楚，也都这样议论，无风不起浪呀。”
“这都是群众主观瞎分析。一会儿说高伯年是中央谁谁的人，一会儿说阎鸿唤是中央谁谁谁的人，全是凭空编造。谁是谁的人？全是党的干部。市政府在市委领导下工作，市长就是市委书记的人，有些人就是爱议论上面的事情，什么情况又不知道，你们以为这是基层单位正副手闹意见不和呢？市里可不允许这么闹，谁闹这套就是搞分裂，就是反党活动。”
沈萍说完，见王守义坐着还不想动，只好把声音放软：“如果真有人凭空整你，你可以跟我打个招呼。”
“谢谢，那就太感谢了。”王守义忙不迭地说，站起身，迟疑着，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说，“沈萍，还有一件事得求你帮忙，你能不能……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解放前夕加入地下‘民青’的，这样我就可办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
沈萍把脸一沉：“这种欺骗组织的事怎么能做？你明明是解放后才参加的，我不能出这种证明。”
“沈萍，其实就差几个月的时间嘛。我算做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太冤了。严格说，我就是解放前参加的，你忘了，你给我分派过任务，你们组织的活动，我全参加了。”
“那是外围活动。充其量，你算个有进步要求的人物吧。”
王守义不再说什么，沈萍丝毫不念旧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可就这样离去，又实在不甘心。
他的神情被沈萍看在眼里，倘不给他留个希望，恐怕他是不肯走的，便说：“好啦，关于证明的事，我再考虑考虑。”
“谢谢，谢谢。”
王守义这才挪动双腿，走出会客室。沈萍望望他带来的那堆东西，不敢坚持再让他带走，担心推让，争执起来，又生出什么嗦事。她耐着性子，把王守义送到大门口。尽管王守义毕恭毕敬，低三下四，自己厉声厉色，但不知怎么，她总觉得整个谈话中，自己就像王守义手中牵动的木偶。为了让这个瘟神早点走，又只好迁就他。
万没想到，就在她将王守义送到楼门时，高地偏偏正从高婕的房间走出下楼来。高地打学校回家从来不跟她打招呼。她完全不知道，今天高地在家。
高地跟妹妹谈完，急急要回校。考“托福”时，他借了同学一些美金。现在蓓蒂给他换了些，他得去还。他匆匆在母亲和那个陌生的客人身边擦身而过。他平时在家很少讲话，母亲对他的视而不见早已习惯，他瞧也不瞧身边这两个人，家中的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现在就更没有了。
王守义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他敏锐地发现这小伙子脸上明显地带有自己年轻时的许多特征。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长时间滞留在他的脸上。惊讶和喜悦，歉疚和悔恨在他心中交织。王守义知道这个孩子，但没有这种思念。这是会给他带来不安和灾难的生命。虽然他今天曾提起过这个儿子，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和自己惟一能够要挟沈萍的武器。孩子不是从父亲身上脱胎的，他对没见过面的儿子缺少切肤的骨肉之情。然而，当他看到了这个本该是属于他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时，一股父爱油然而生。这个孩子才是自己家里的真正的老二，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高地骑车而去的背影，直到在他的视线中消失后，才慢慢收回来。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你没必要打听这些，他和你没关系。”沈萍冷冷地回答，然后
把玻璃门拉上，压低声音说：
“你记住，如果你今后想生活顺当些，就不要再提起他。大人的过错，跟孩子没关系。这个包袱，只能由你、我默默地背着，懂吗？”
王守义半晌才点点头：“是呀，人又何必这样认真。”他长叹了一口气，“他给高伯年当儿子，比跟着我强。”
“你明白这点就好。你的证明，将来组织派人来问时，我可以给你写。康克俭要报复你，你可以去机关找我，这里，你不要再来了。”
王守义苦笑了一下，拖着步子走了。
沈萍关上了门，如释重负。她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她想应该立即去找丈夫，提醒他注意那个康克俭。王守义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二
张义民最近越发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他已经把高婕俘虏了。这一半要归功于那个音乐家。黄炯辉把她的心从他手中夺走，很快，又放了回来。夺走的是一个高傲的近似无情的女王，放回来的则是一个温顺的、完全驯服了的可怜虫。
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当你千方百计想得到它时，却得不到，可你不再幻想它时，它却不知不觉地来临了。
那一半功劳是罗晓维的。是罗晓维这颗砝码，让他增添了改变对高婕态度的勇气。
起初，他只是利用罗晓维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后来，那一次在“凤华”，他发现了罗晓维对他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徐援朝家一次又一次的幽会之后，他已经习惯了罗晓维给他的柔情缠绵。在她销魂的吻和爱中，高婕对于他，似乎已变得无关紧要了。
高婕回来后，罗晓维对他的进攻更加强烈，她包了丽多饭店的一个房间成为她与他新的幽会地点。她对他的柔情使他觉得几乎不能背叛她。可是，他得到高家装装样子，这样即使跟高婕的关系已经结束，责任也是高婕的。谁知，高婕变了。她的骄傲被一脸忏悔、祈求和温顺所代替。高婕已经主动拆除了以前她设置在他们中间的障碍。他有意在她面前表现得蛮横无理，有意发泄自己对她的轻蔑，想试试她是否真的肯顺从。她顺从了，而且他越暴戾，她越顺从，这反倒让他弃之不得。高婕的变化，使她增添了一种女性的迷人之处。他终于在高婕的默许暗示之下，留在了她的房间。这个举动，和高夫人、高书记对他所形成的一种既定氛围，使他最终决定还是选择高婕。
晚上，他赶在吃晚饭时，到了高家。
他是应沈萍之邀到这里吃饭的。今天，沈萍一连打了两个电话让他来。偏巧，罗晓维约他去“丽多”，他想推掉沈萍的邀请，但沈萍的口气不容置喙。他不敢违背她的意思，乖乖地按时前来就餐。
吃过饭，高伯年回自己书房去了，沈萍把张义民和高婕叫到沙发上坐下。
“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你们的事情。”沈萍瞧瞧女儿，又望望张义民，“我准备让你们‘五一’办，你们考虑一下这个时间怎么样？”
离“五一”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张义民看看高婕，高婕垂着眼，盯着地毯上的图案，好像单等他的答复。
“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还什么也没有准备。”张义民想推迟一下，他还需要跟罗晓维画个句号，处理好跟罗晓维的关系也并不简单。
“你什么也不用准备，该准备的我全准备了，只要你们说出个时间，一切事我全替你们办了。高婕住的那间房子刷刷浆，如果想贴壁纸也可以。我可以找人办。旁边那间屋子，腾出来做你们的书房。”
做了多年的梦，就要变成现实，张义民感到心头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将迈进厦门路222号，实现他成为高伯年家族成员的宿愿，他能不喜？然而，这有把握迟早会实现的事情，又似乎来得太早。他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游离在两个女人之间的生活，况且罗晓维不仅给他精神和肉体的快感，而且在继续帮他搞钱。他现在尤其需要钱。跟高婕结婚，他不能不掏一分钱，而且要掏得比高家多，他不愿高家在经济上小看他。
“你们俩再商量商量，如果没什么意见，时间就这么定了。”沈萍站起身。她认定他们都同意了这个日子，她这样说，不过是宣布结束谈话，把空间和时间留给孩子。
沈萍离开客厅后，高婕才抬头小声问张义民：“你觉得‘五一’早吗？”
“无所谓。”张义民淡淡地说，“反正就这么回事。”
高婕的目光黯淡了：“我看你并不高兴，你是不是心中有什么秘密，感到左右为难？”
“无稽之谈。”张义民冷冷地说，走到衣架前取下自己的帽子和大衣。
“怎么，你要走？”高婕狐疑地问。
“我还有事要办。本来脱不开身不想来，你妈妈非要让我来。”
“张义民，……”高婕觉得一股火气憋得她气闷，她尽量克制住自己，“在结婚前，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她忽然觉得，和面前这个变得骄横放肆的男人结婚，未必能医治自己的创伤，反而会加重。她的事是明的，他的事却是暗的。她和黄炯辉已经成为历史，他和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却可能仍在进行。这些，应该在结婚前说清楚。
“以后再谈吧。现在我有事。”
张义民穿上大衣，回头看看高婕。她那副幽怨的神情又使他情不自禁地抱住她，狠狠地在她双唇上吻了两下。
他骑车到了丽多饭店。径直到了623房间，他伸出手来，正欲敲门，又收了回来。今晚，他得跟她好好谈一下，发一个分手讯号。跟罗晓维平和地分手又不至于触犯她，是一次技术性很强的谈话。
他按照习惯，轻轻叩了三下门。
“哪一位？”里面传来一个粗重的男人嗓音，接着门打开了，一个又矮又胖，身着睡衣的男人站在他面前。
“你找谁？”
“我……”张义民一阵疑惑，“罗晓维在吗？”
“谁？罗？……不认识。”
门砰地在张义民面前关上了。
服务台的女服务员告诉他，罗晓维早上就退掉了房子。
张义民沮丧而又疑虑重重地走出丽多饭店。
他从存车处取出自行车，推车刚要骗腿上车，突然愣住了。
罗晓维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棵大树旁。丽多饭店的灯光照在她脸上，那脸如泥塑木雕，毫无表情，惨白无光。
“你怎么了？”张义民被她的神情吓了一跳。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都等急了。”罗晓维惨惨地说，“又去高婕那儿了？”
“出了什么事？”张义民把车放下，复锁上，走到她身边，“我刚去623，才知你退了房间。”他从她脸上，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没什么。咱们到河边去谈。”罗晓维拉着张义民就走。
“唉呀，那多冷呀，要不，去徐援朝家。”
“我现在不想见到徐援朝。”
张义民猜测一定是徐援朝最近对她有了什么过分举动，或许那家伙知道了“丽多”，找上门了。徐援朝原先与罗晓维的关系，在第一次他与罗晓维交欢时，她就毫不掩饰地告诉了他。当时，他并不生气，只怕徐援朝会生他的气。后来，他发现，徐援朝并不在乎这件事，他兴趣广泛，姑娘像走马灯似的换。这反倒让他有点别扭，觉得自己只不过拾了一件人家扔掉的东西。慢慢地，他的这种情绪又被罗晓维的狂热和他对高婕的报复心理所取代。难道，徐援朝现在寂寞了，又对罗晓维下了手？张义民挽着罗晓维的手臂暗暗思忖，一旦她将事情说出口，自己该表示何种态度？无所谓不行，这要伤她的心，毕竟她现在一心爱着自己。表示气愤，怒不可遏？他又不想为这类事去格斗。而且，这件事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跟罗晓维终止关系而又没有责任的机会。最妥当的办法，是一怒之下，骑车而去。任她在后面呼喊、哀求，他头也不回地走掉。这样，让她负着内疚，勾消了以往的旧账。
“义民，你爱不爱我？说真心话。”罗晓维小声说。
“当然。很爱。”张义民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准确的。他等着她说出他预料到的话。
“你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家庭？”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父亲是谁？你对我也是同样，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在于彼此的吸引。”
“你能起誓吗？”
“能起誓。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张义民不想再兜圈子。
“如果，我出了事，你还爱我吗？”
“出什么事？”张义民故意不解。
“坐牢。”罗晓维突然停住脚步，两眼紧紧盯住他。
张义民有瞬间惊诧，接着他又觉得这是她在耍花招，想故意把问题引开、夸大，一旦他信誓旦旦，那么她再讲出真情，就不成其问题了。他感到好笑，坐牢和不贞是两回事。
“坐牢，我等你。”
“我要你和我一起去坐牢。”罗晓维双手抓住他的两只臂膊。
“好，我陪你。”
“你发誓。”
“我发誓。”
罗晓维突然抱住张义民，一双手紧紧地勾住他的脖子，狂吻起来，这极其热烈放纵的吻，使他非常惬意。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吻了，他暗想。
“义民，我们案发了。……”她偎在他怀里说。
“什么？……”张义民惊叫一声，推开罗晓维。
“徐援朝走私的货被海关扣了，昨天，这案子涉及的十几个人，除了徐援朝和柳若明，全被拘留了。公安局正在抓我，这两天，我到处躲，我知道逃不脱。只想见你一面，跟你亮个底。”
“你们搞走私？”
“你难道还不知道？徐援朝这帮朋友什么都干，套购物资，倒买倒卖，走私文物、珠宝，玩女人……”
“为什么没有拘捕徐援朝？”
“也许考虑他和柳若明都有背景吧，也许是想从我们嘴里得到口供后再逮捕首犯，我不清楚。”
张义民止不住地颤抖，他和这个集团也不无关系呀。
“那你找我干什么？我帮不了你……”
“我想告诉你，我不会供出你来，我怕你一害怕，自己抖出来。”
“我？……我，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张义民恨不得立即跑掉。
罗晓维突然冷笑一声：“好哇，张义民，我算看透你了，事还没落到你头上，你就推个干净。告你说，你把道路改造工程材料私卖给别人，这不犯法违法吗？”
“那是支援社队企业。”
“这类东西，你有权调拨吗？支援？三千元的好处费呢！我不过不愿你陷进徐援朝的圈子，才假借个亲戚名义，弄了个介绍信，又转了个渠道，把货给了徐援朝。这件事，徐援朝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可是我能供出来，三千元好处费，难道还不能让你丢了党籍，摘了乌纱帽？”
张义民嗡的一声，觉得头都炸了，他最担心的事出现了。
“你……你算把我毁了。”
“要想不毁，只有一条路，我冒着危险，到处找你，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指给你条路。”
“晓维，你说吧。你保住我，我永远忘不了你。”张义民几乎是哀求了。
“只要你爱我，等着我，我就不告发你，你可以安心做你的官。”
“可是，如果别人说了……”“徐援朝不知道你批条子的事。这事我揽在身上，其他的事你也没参与。咱们之间的关系，徐援朝知道，他可能会说，但你不要承认，我也不承认，咬死口是一般朋友。”张义民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好吧，我答应你。可是你不能变卦，如果那样，我的错误就更大了，还不如现在去坦白。”
“别傻了。我到处找你，就怕你冒傻气，书呆子。我进去以后，你的任务就是要爬得再高些，我将来就有指望。不然，我出来时就惨了。反正我不会关太久，只要你不说，我担保你不会有事。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你。”
“可是，你怎么办？你该快去找找你父亲的老战友，找找你伯父。你又不是主要人物，有人说句话，兴许就没事了。”张义民被罗晓维的话感动，一时替她担起心来。
罗晓维不做声了，她低下头，一只脚尖在地上划着圈儿，又猛地抬起头：“义民，我跟你说真的吧。我父亲根本不是什么中央领导，他只不过给一个部长当过厨师。我从北京来到这儿，见干部子弟到哪儿都吃得开，就假说自己也是。本来不过是说着玩，有次，我在酒吧唱歌回来，徐援朝他们劫持我到他家，几个人要轮奸我，我急了，又说自己是干部子弟，把他们唬住了。后来，我又带徐援朝去了趟那部长家，老头儿对我特好，徐援朝便深信不疑。我那时极羡慕他们的生活，希望能混到他们的圈子里，久而久之，我自己也觉得这似乎是真的了。我爱上你后，觉察到你是追求门第的。你追高婕，就因为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所以一直骗着你。”
张义民浑身冰凉，他想恶狠狠地骂她“骗子”！但却张不开口。
“你说，你现在还爱我吗？”
“……”
“如果你否认，那我就毁了你。”罗晓维恨恨地说。
完了，全完了。张义民顿时失魂落魄。
他不敢否认，否认只会使他的命运更惨。
第二十一章
一
黎明时分，蓝宝石般的天空渐渐呈现出柔和的淡蓝色，天边泛起一片红云，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清新的雾气和寒气。
杨建华做了一个深呼吸，清晨的曙光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充满生机的感觉。他组织车辆和人力，连夜突击，整整干了一夜，把光明桥的施工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此刻，一切就绪，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劳动，可以使人忘掉许多的不快。尽管，只是暂时的忘记。
昨天，市委检查团团长，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突然出现在工地上。
“杨建华同志，工程进行得还顺利吧？”他拍拍建华的肩膀，亲热地说。
建华望望眼镜的瘦长脸：“如果没有人来插足，工程本来应该是很顺利的。”
“啊……啊……这桥修得挺有气魄的。”眼镜尴尬地笑着连连点着头，然后又问，“现在还有什么工作没做吗？”
“你没看见吗，它竣工了，今天再连夜清理一下工地，迎接明日的通车典礼。怎么，你是随便到这里来看看，还是另有公事？”
“哦，……建华同志，我想占用您一点时间，和你谈谈。”眼镜突然有点结巴。
建华疑惑地看看他：“好吧。”
走进工棚，眼镜让建华坐下，自己反客为主地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建华同志……你很辛苦啊。”他在建华身边坐下。
建华喝了一口水，没有说话。
“我发现你干什么事情都还是有些魄力的……年轻人，有冲劲，这是好事。伯年同志平时也很赞赏青年人的这股子劲头。可是……”眼镜停顿了一下，看看建华，“可是这股子劲头，也得看用在什么地方。对上级的安排，咱们就不能硬顶。人家反映咱们有问题，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允许查一查嘛，不查，咱们自己将来也说不清楚，是不是？”
建华放下水杯：“您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眼镜迟疑一下，把一份材料递给建华。
建华扫了一眼那材料。
材料是打印的。上面赫然印着“关于建筑二公司经理杨建华停职审查的决定”。
“对于组织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可以谈谈。把工作先跟副经理交代一下，我希望这一次，你能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上次，你太不冷静了。有问题，咱们通过这一次吸取教训，如果没问题，查查反而清楚，要正确对待……”这一次他语气里带有长者的关切，和多少让人感觉到的一丝同情。
“按照组织程序，我的职务任免，应该是由局党委来决定。”建华把眼睛从材料上挪开，望着眼镜，语气尽量平静地说。
上次检查团被市长、局长顶走后，艰巨的工程任务使他没有空暇再想这件事，但他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完，他无法预感等待他的是什么。自己突然一夜之间置身于两个矛盾的交点；或者被人当做一个改革的英雄，或者沦为一个罪人。并且，哪一种结果，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而完完全全取决于他人的评判与争斗。
他现在迎来的是后一个结果。
“市纪检委有权决定。”
“一个月前就决定了？对吧？”杨建华冷笑了一声。
“当时考虑工程比较紧张……我们研究想……”
建华嘴角露出一丝嘲笑：“想卸磨再杀驴，对吧？”
“你怎么能这样认识……”眼镜又口吃了一下，“我们本想给你一次机会，但没想到你还是坚持错误把奖金发了……你应该清楚，这个决定是怎样造成的。”
“我不清楚！”杨建华觉得一股火气直冲头顶。
“那就只好等我们调查核实后再让事实说话吧。”
杨建华站起身，他不想再说什么，桥已经建完，功过是非由人评说。
他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人生毕竟给了他一个舞台。虽然只是短短的七个月，但他觉得自己演得不错，起码是尽情地表演一番，而且表演得精疲力尽，此时退出舞台，又何尝不是件乐事。
曹局长打来个电话，通知他明天上主席台参加通车典礼，杨建华没有说什么，他没有理由跟这个与他同样劳累、同样辛苦、同样正直的上级发表自己的抗议。他知道他同样给那个老头惹了麻烦。他只想大声地骂一嗓子———
他妈的！
杨建华面对着此刻已变得宁静和空旷的大桥，真想把昨天在办公室里不便骂出的那一句“国骂”喊出来，让这雄伟的大桥和大桥四周那鳞次栉比崛起的建筑，一同发出回响。
但他，只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建华，那板房还拆吗？”一个年轻的施工队长走到杨建华身边。
建华朝桥下望去，现在桥下四周，全部清理完毕，柏油地面被水冲刷得一尘不染，只是在桥下留了一个施工时工人住的活动板房。
“不拆了。大伙儿两天没睡了，又不愿意回家，想看看典礼仪式，我想让他们在里边睡一会儿。这房子在桥下，不会影响大桥观瞻的。你别忘了早点派车去接老队长。”
施工队长应声而去。
建华又去板棚看看睡觉的工人们，这才蹬上自行车回家。
他急急地蹬着车，觉得路特别长。他惦着小蒙蒙的腿。工程期间，他离不开，多亏了家福、春生两个人照应，他们在电话里总是安慰他。现在，他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去好好照料儿子，就是跑遍全国所有的著名医院，也要把儿子的病治好。
楼门口，建华碰到了史春生。
“回来了？”
“总算完工了。”杨建华下了车，一只手握住春生的手，“多亏了你，忙前忙后的，我这个当爹的还……”
“瞧你，咱们弟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史春生拍拍建华的肩膀。
“我过意不去。你在合资企业，又是个头儿，请假不易，不知影响没影响你？我其实应该回来，可是……”
“越说越外道。其实我就请了三天假，其他都是家福和义兰他俩照顾着。最近这些天，你那位来了，我们就没再管什么了。”
“谁？……”杨建华一愣。
“人挺不错的，你小子有眼力。”春生羡慕地说。
“谁呀？”建华越发莫名其妙。
“你呀，别跟我装相了。你总算苦去甜来，有个称心的人啦，我呢……”他叹一口气。
“春生，又怎么啦？”建华对史春生的话感到不解。
“快上楼看孩子去吧。咱们回头再聊，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叨叨呢。我先上班去啦。”
杨建华锁好车，直奔上楼。
才清晨六点钟，又是“五一”节休假，各家各户都没起床，楼里静悄悄的。为了不惊动邻居，建华没敲门，掏出钥匙开了门。
单元房里一股暖烘烘的混浊气味扑面而来，没有外面的空气清新，但却让他感到十分亲切、熟悉。这是家里特有的味儿，回到家了，两个多月没回来了，一种急不可待想见到母亲、儿子的心情，使他冲动地推开里屋门，直扑到床前。
他愣住了。
床上并排躺着三个人。母亲、小蒙，还有一个竟是多日不见的肖玲。
床上的人被他推门声惊醒了。肖玲猛地坐起身，慌乱地望着他，窄小的背心裹着她年轻丰满的胸脯。建华不由得把眼睛挪开，血带着一种异样的感觉，热辣辣地涌到了脸上。
“爸爸！”小蒙惊喜地叫着，两只手支撑着身子，像是要扑向父亲。
建华一把搂住小蒙，把他抱起来，使劲地在儿子的脸上吻着，硬硬的胡子茬扎得小蒙乱叫。
杨元珍抹抹泪，坐起身，故意沉着脸斥说儿子：“野人，你还知道回家，心里还知道有个儿子？”
“妈，工程实在离不开呀，不信……您问问她。”建华朝满脸羞红的肖玲看了一眼。
杨元珍穿上衣服，嗔怪地笑：“一点规矩也不懂，也不知敲敲门就往里闯。还不出去，我们娘仨要起床。”
杨建华从床上抓起小蒙蒙的衣裤，把儿子抱到外间屋子里。
“小蒙，腿好些了吗？”建华摸着儿子软绵绵的双腿。
“爸，你看，脚趾能动了。”小蒙蒙使足力气动着脚趾给父亲看，“也能站着了。”
“站一站，给爸爸看看。”建华把儿子举起来，轻轻地让儿子的脚放在自己腿上。
小蒙站了没几秒钟就瘫坐在父亲腿上。
建华眼睛一阵发酸。
“肖阿姨天天背我去扎针。大夫说能治好，还说北京有个大夫会治。肖阿姨说等爸爸回来，她和爸爸一起带我去北京。”
“对，爸爸和肖阿姨一定带你去北京……肖阿姨好吗？”
“好，爸爸你说呢？”
“……好。”
门开了，肖玲穿好衣服，走进小屋。
杨建华感激地望着肖玲，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点感谢的话，说出来的却是：“你……你怎么来了？”
肖玲微笑着，带着几分调皮的神情摇摇头：“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不知道。”
建华有点发窘：“很累吧？”
“不知道。”肖玲依然是那副神情。
“你怎么什么也不知道？”
肖玲莞尔一笑：“因为你知道。”她的脸飞起一片红晕，为了掩饰，她蹲下身帮建华给小蒙穿裤子。
她的话使建华怦然心动。此刻，她挨着他，那么近。姑娘身上特有的气息阵阵朝他袭来。工程后期，她一直没再到工地上去，他担心她病了，也猜想过她可能对他的冷淡失望了，就是没想到她在自己家里，像一个母亲一样照看着小蒙。
他心里一阵发颤，在肖玲站起身的一刹那，建华情不自禁地在她额上深深吻了一下。
肖玲已经消退的红晕一下子又涨到耳根。
“小蒙，爸爸真坏。”她慌忙抱起小蒙。
小蒙蒙也在肖玲的面颊上亲了一口。
父与子的吻像一股麻酥的热流沁入肖玲的全身。这些天，她体验到了一种成年女子、家庭主妇的劳累辛苦和温馨快乐。或许这种体验对于她早了一点，但这爱的尝试，是那样的实际和具体。那天在桥上，建华曾说她“要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和他在一起的生活，那时，她并不理解。短短的十天，她对建华那番话，还有爸爸的话，才有了真正的体验。的确，未来的婚姻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浪漫。自己将和建华一起背起一个沉重的生活负荷，她将在成为妻子的同时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小蒙蒙现在和她处得很好，因为她是“肖阿姨”，倘若，小蒙蒙知道“肖阿姨”要来当他的后妈，他幼小的心灵会怎么想？
肖玲这几天想了很多，她发现自己仿佛变了，她渐渐地融合进了这个家庭，她不再是那个幼稚天真的女孩子，而是一个成熟起来的女人了。
此刻，建华父子的吻，使她心里又一次涌起了一种情感，她爱他们，不是单纯的少女的爱，而是一种妻子和母亲的情愫。
这一切全被正在厨房做早点的杨元珍看在眼里。
从肖玲第一天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就喜欢上这个姑娘。这姑娘心地善良、活泼、大方又有教养，既不像柳若菲那么娇嫩，也不像张义兰那样疯扯。
“伯母，我来了，就不用麻烦外人了，我负责带小蒙去看病。”肖玲像一家人一样对杨元珍说。
“这孩子死沉的，你背不动他。”杨元珍打量着她瘦小的身体，有些担心。
“跟杨建华一起干活的人都是大力士。”肖玲甜甜地一笑，背起小蒙就走了。
一天、两天、十天，姑娘天天背小蒙去医院。
白天，黑夜，肖玲日夜守护在她们祖孙身边。
“孩子，该回你家看看，不然你爸爸会惦记你。”
“我爸爸正在度新婚蜜月，他身边有人管他。”肖玲活活泼泼地笑笑，“还是您和小蒙蒙这两个病号需要我。”姑娘的话说得真真切切。
杨元珍看出这姑娘跟建华的关系不一般，但又不敢相信一个在局里工作的女大学生愿意找个离了婚、拖着个孩子的男人。她几次想问问肖玲，又怕太唐突。肖玲的到来使她失子的阴郁心情得到缓解，小蒙蒙的病有起色也使她得到了安慰。
但她一直担心姑娘不过是组织派来帮忙的，怕建华工程一结束，姑娘就该走了。因此，她不敢抱太大希望，怕愿望落空，自己受不了。
今天，她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安定了。
杨元珍做好了早点，招呼大家来吃。
“今天是通车典礼，我以为你得参加完典礼才回家。”肖玲坐到桌边，替建华剥好一个鸡蛋，像主人一样递给他。
“咱的任务是建桥，典礼不是咱的事。”建华把鸡蛋夹在馒头里。
“环线完工了，你们准备放几天假？”
“不知道。”
“你当经理不知道？工人们累坏了，你该体恤大家，放它半个月假。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有个气功师能治小蒙的病，我们可以抓紧这半个月时间，带小蒙去北京看看病。”
“这没问题，估计我要歇一年了。”
“怎么，曹局长给了你假？”
“是市委书记亲自批的假，停职审查。根据那帮人工作的效率，还不得查个一年两年的。”
“高伯年还想整你？”
“何止是想整。这次的架势是不把我整垮誓不罢休。”
杨元珍听到“高伯年”三个字，不由得心里咯噔一声：“你们说的是谁？”
“妈，您别管，是工作上的事，您不懂。”
“不，你得告诉妈，是不是你工作上出岔儿了？是不是市里的高伯年对你不好？”杨元珍神色紧张地瞧着儿子的脸。
肖玲发现杨元珍的脸变得惨白，赶紧说：“伯母，您别担心，建华工作中没有错误，高伯年不了解情况。整是整不垮建华的。”
杨元珍心里全明白了。她了解儿子的为人处事，建华绝干不出坏事。高伯年为啥要整他？不了解情况？高伯年怎么能了解到他要整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他也许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儿子，或者他早就把这个儿子忘了。可是，天！他偏偏整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她放下碗筷，踉跄地走到里间房，把门关上。
她真想痛哭一场。
三十五年了，整整三十五年！
自从她在那份离婚协议书上摁上手印，她就下定一个决心，今生今世，不再与他见面。她要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包括她腹中的婴儿，一道在他的生活中消失。
她独自把建华拉扯大，守口如瓶，没有跟儿子吐露一个字。几十年，她都挺过来了，女人，不是靠男人活着的。
这一年，命运老是跟她作对，先是夏天闹大水，她在居委会见到了他；再是电视转播英模大会，她知道了小原牺牲的噩耗；现在，又是建华挨整，整他的竟是他！
知道小原牺牲后，她一夜仿佛老了十年。岁月可以抹去一切往日的不快和阴影。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健壮年轻的媳妇儿，他也不是那满脸胡花的壮汉。
她和他都老了。
人老了，孩子是最大的安慰。
这些日子，她想过，让建华去认高伯年，可建华这么个性子，能够去认一个抛弃了他三十几年的父亲吗？建华会恨父亲的。
她不能说。
可现在，……告诉建华，把闷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说出来，骨肉之情也许会使他们之间的怨恨消除。去找高伯年，他知道建华是自己的骨肉就不能再整他了。
但是，建华会怎么想，他能原谅他的父亲吗？
她无法开口。
杨元珍不知自己闷闷坐了多久。建华推开门，见母亲失神地坐在床上。他发现，自从小蒙蒙病后，母亲变得脆弱了。过去，遇到任何事情，母亲从没有这样失魂落魄过。
“妈，您这是怎么了？”他推了推母亲的肩膀。
杨元珍仍呆呆坐在那儿，脸上没有表情和血色。
“您还不相信我？我绝不会干出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您放心吧。”
“建华……”杨元珍招呼儿子，“你坐下，妈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建华乖乖地在母亲身边坐下。
“你爹没有死……那个高伯年，就是你爹。”
“什么？！”建华惊呆了。
随之进门的肖玲也惊呆了。
二
通车典礼的会场设在全市瞩目的光明立交桥上。光明桥披红挂绿，愈发显得雄伟、壮观。
桥中心地面铺上绿色锦纶地毯，一溜长桌，搭成了剪彩仪式的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是各界群众代表和施工立功人员代表。对面桥上是一支身穿白色衣裤的少先队鼓号队。在大桥四通八达的桥面两旁上千名组织而来的庆祝队伍，身着节日盛装整齐地排列着。
因为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要来参加通车剪彩仪式，为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保证首长安全，大会现场指挥张义民调动了一个营的武警战士，负责保卫工作。在远距大桥四周一公里处设置了一条警戒线，由武警战士、公安局保卫处、交通大队民警共同把守。警戒线之外，早已拥挤着成千上万特意赶来一睹大桥风采的群众。
万家福换上一套熨得笔挺的西服，白衬衣领口系着紫红色的领带，他牵着张义兰的手，从人群中挤上来，闯入警戒线，立刻被一名警察拽住。
“拽我干吗？我有公事。”万家福抻抻被拽歪的西服，脸上露出执行重要公事而受阻的愠怒。
“什么公事？证件！”警察并没有被万家福的虚张声势唬住。
万家福想了一想，从口袋掏出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东市区政协委员的头衔。
警察拿过名片看了看，发现根本不是通行证，毫不客气地继续向后推他。
万家福申辩着：“我是找杨建华的，他是修这大桥的……”
“少废话，快后退。”警察毫不通融。
“我们找副指挥张义民，他让我们来的。”张义兰亮出哥哥的王牌。
“谁让来也没用，今天除带有证件标记的汽车外，任何人也不准进去。”几个民警围过来，三把两把将万家福和张义兰推出警戒线。
“你们横什么？”张义兰化过妆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告诉你，我们原来就住在这，凭什么不让我们靠近看看？”
“大会结束后，你们随便进去。”几位民警对张义兰的抗议不屑一顾。十几位武警战士很快在人群面前排出一堵人墙。
“我们给大桥捐了一万块，你们算老几？凭什么……”张义兰不服气地冲面前一位战士喊。
“算啦，算啦。”万家福悄悄扯扯义兰的衣襟，他不想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
“什么算啦。”张义兰瞪了万家福一眼。她是特意请假来的，自从她承包当上经理，这是她第一次请假。可现在，靠前一点都靠不上去，太窝囊。
万家福松开手。他知道这时跟义兰顶一句，义兰会有十句等着他，只会使他更难堪，便转过头，自己踮着脚向里望。
工地四周的木板围墙已无踪影。一座壮观的大桥屹立在那里。他找不到昔日的一点点痕迹，辨认不出大桥坐落的地方就是自己生活了三十年的普店街。半年多前，这里还是密集、低矮的小平房，老天爷撒泡尿就能成灾的“三级跳坑”，如今，却一展雄姿，成为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不让靠前，我们走。”张义兰赌气转身要挤出人群。
“别。”万家福拉住她，“既来之则安之，估计大会十一点就能完。”
张义兰又转回身，真走，她也不甘心。
和他俩一样，拥挤在这里的群众，谁也不想离开，即使只能远远地看一看，听一听市长讲话的声音也行。据说，剪彩时，还要放几百只鸽子，上千个气球，这种盛况怎么也得见识一下。大家觉着，自己的城市能修出这么宽阔壮观的路和大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挤就挤点，凑个热闹，图个高兴。
是呵，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怎能不兴奋？
一条全长二十公里的环形公路，如同给这座城市镶嵌了一道光环。八座风格各异的立体交叉桥，为城市铸起八座丰碑。六座人行天桥恰似六条彩虹，横架在宽达四十米的大道上。一排排粉刷一新的住宅楼，一幢幢高层大厦，矗立在大道两旁。这条宽广的通衢大道神奇地使城市变了个样。那车流与人流相争，堵塞拥挤的喧嚣苦斗；那破烂不堪、杂乱无章，左凸右凹的街景，全被这道光环，扫涤得无影无踪。它把这座城市的过去横截一刀，结束了一段历史。
市政府秘书长是大会的现场总指挥，他叫来副指挥张义民。“大会后，来宾车队的绕出路线和先后顺序安排好了没有？”
“我刚挨个通知了，没问题。”
“车辆指挥不能出一点岔儿。再过十分钟中央领导和市领导就要到了，你赶紧把代表队伍整顿一下，这么乱哄哄的不行，要排整齐些，不然让中央领导看着成什么样子。”
“好。我立即去。”张义民应声而去。
这些日子，他一直提心吊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无时无刻不担心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他特别注意观察高伯年、阎鸿唤对自己的态度，他们任何一个冷漠的神情和目光，都会使他心惊。女人是毒蛇，尤其是罗晓维这样的女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把他出卖，毁掉他。
但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他平安无事。
难道那个女骗子真的恪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天天晚上在被窝里划十字，乞望宇宙中真有那么一位宽容的上帝。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看来，罗晓维闭上了嘴。不然他不会安安稳稳在这里当什么副指挥；沈萍也不会逼他“五一”就和高婕结婚。
想到今晚就要和高婕结婚，他不知道这一婚姻将导致一种什么结局。他向罗晓维发了誓，才保住了目前的地位，但一旦罗晓维出狱知道了，定会把他投入监狱，让他失去现在已经到手的一切。可是拒绝结婚，立即就会得罪沈萍，失去高伯年这一靠山。这是他多年努力，苦心追求的结果，岂能轻易葬送？然而，结婚会使他加上一种重负生活，还不如自首，承受处理更痛快。他目前只有这样一种选择。走进高伯年家门，就是高家的人，倘出了事，高伯年为了名声，能不管吗？即使高家一怒之下，抛弃了他，他也算过了一段上层家庭的生活，总比现在就不敢迈这一步强。事情总在不断地变化，为什么只想罗晓维报复自己，而不想自己利用高伯年的势力、阎鸿唤的信任，和自己正趋上升的位置将罗晓维置于死地呢？……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不进则退，人生不就是一场倾轧和争斗吗？他怎能甘心服输，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罗晓维呢！
尽管他下定了决心，但一想到这场与罗晓维吉凶莫测，你死我活的较量，还是神经紧张，不寒而栗。
这种潜在的威胁，使张义民最近十分谨慎，工作起来反而更加尽责。
他来到施工立功受奖人员代表队伍前，整顿队伍。一会儿，十人一行的五列横队就出来了。
“你的代表证呢？戴上。”张义民指着老队长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问。
老队长慌忙接话：“这是我老伴，我有病，曹局长让她陪着我。”
张义民皱皱眉：“一会儿少先队员要献花，献红领巾，您这么搀着也不像个样子呀，老队长，你就自己坚持会儿，让她下去。”
“他自己怕站不住。”老太太搭上言。
“站不住就别来了。”张义民有点不耐烦。
“你咋这么说话？”老队长火了，“我不来，你来？这桥是我们建的，我就该来！”
“你来可以，可得遵守大会纪律。她不是代表，没资格站在队伍里。”
“你！……”老队长气得把拐杖戳得嗒嗒响，一把将胸前的代表证掠下来，“好你个畜生，我走，我走！”
张义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说硬了，现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激化矛盾：“老队长，您别生气。今天，中央领导同志来参加咱们大会，市政工人代表得拿出个精神抖擞的样子来，让领导检阅。总不能让人看着老弱病残一大堆，老头老婆，成双成对，像是街道上的居民代表。您要有病，最好到桥底下的工棚里歇着，一样参加大会。红花，我让人给您送去。”
“我才不稀罕你的红花。”老队长火冒三丈，“我是冲这座桥，冲领导来的，你要让我来，我还不来呢。”
张义民看看表，不再搭理老队长：“大家赶快站好，领导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又指示几位工作人员，“把老队长送到工棚休息。”
老队长瞪了张义民一眼，在老伴的搀扶下，来到大桥底下的工棚里。他的队伍还没有撤，昨晚为今天的大会搞了一夜突击，现在一个个横七竖八，随便倒下都睡着了。
“不叫你来，你非要来逞能，还把我弄到这儿丢人。结果咋样？让人轰下来，要躺家里舒舒服服的，能有这事？”老伴看着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的工棚，责怪着老头儿。“你觉着自己是个人儿似的。你就是个干活的，干活儿挣钱，多拿几块奖金是你的本分。建桥是你的事，建好了就没你的事了。什么上台呀，露脸呀，那全是当头儿的事。”
“你就别唠叨了，我来，那是市里领导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