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福顺着义兰的眼看过去，迎面走过来推车步行的一男一女，两人漫步低语，像一对恋人。仔细一瞧，男的竟是史春生，女的却不认识。打个招呼吧，他刚想张嘴，义兰又一拉袖子：“快背过身去。”
家福和义兰背转身子。
史春生仿佛并没发现街上还有人，两个人低头慢慢向前走去，走出五十米。义兰悄悄转过脸，看着不远处那一对：“春生在外边搞破鞋呢。”她诡谲地说。
“怪不得他闹离婚，原来有个第三者……”
两个人同时转过身，望着那一对儿的背影，为今晚上这个重大发现而兴奋。
今晚太来劲儿了，义兰想。
“你打算怎么办？”春生问黄砚秋。
黄砚秋到底还是被开除了。
戴维签的决定。春生和工会主席出面干预，无济于事，反倒使戴维愈加怒不可遏。戴维已经忍耐很长时间了，没有副总经理的阻挠，黄砚秋早被开除了。没有制裁就没有管理，没有严格管理就没有凤华的发达和利润。
怎么办？是指工作，还是指生活？黄砚秋听不出他问的是什么。工作，无非是回到原来的饭店去。那是中国人出钱盖的由中国人管理的中国人的天下。虽然饭店的工作条件、设备条件比凤华差，还会遭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但总能容纳她。虽然在那儿下级对上级也绝对服从，遭到的麻烦并不比凤华少，甚至很多事会更难办，但她还是愿意在国营饭店干。那里总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争辩的权利、发泄不满的权利，而在凤华没有。当她衣冠楚楚、风姿动人地候立在豪华的前厅时，当她忍受着那个蓝眼睛的戴维无情的斥责时，甚至当她从那白种人手中接过一笔为数丰厚的奖金时，她总有一种寄人篱下，受人奴役的心理失重感。被开除，何尝又不是件好事？只是离开了史春生，她的生活将变得黯淡无光。生活，下一步的生活倒是她想得更多的事。丈夫不肯离婚。男人嫉妒起来比女人更厉害。他认定她是另有目标才和他离婚的，仅仅因为这种推测，便坚决不肯离婚。两个人的存款被他藏了起来，孩子送到了奶奶家。她想孩子，就得到婆婆家去看，而每看一次孩子就得忍受一次婆婆指鸡骂狗的恶语中伤。她爱孩子、想孩子，这种心理被丈夫看出，便提出了离婚的条件：孩子留下，东西什么也不许拿，一个人滚蛋。她可以不要东西，但孩子，她一定要。离婚条件谈不通，离婚成为悬案。她听说，夫妇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调解无效，街道就可以判离，于是便搬回自己娘家住。没想到那男人又找上门来，赖到晚上不走，声明若不同床，他就要把她的丑事嚷得她家街坊四邻全知道。她的父母是一对怕事的中学教师，从没见过这种架势，只好压服女儿。她不肯，她没有丑事，不怕他闹。结果他便闹翻了天，气得父母连她一起轰出家门。她只好回到那个“家”。晚上回家，她做好饭，他进门便吃，吃完又去打麻将牌。她洗衣服，看书，困了就睡。刚一入睡，又被半夜回家的他砸醒，粗鲁的蹂躏和无数个下流的提问。她不回答，他就打就吵就骂，吵骂打到他自己都失去了兴趣和力气，才停止。她蒙上被流泪，泪干了，天也亮了，爬起来还要去上班。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她过够了。
“我也不知道。”她只能这么答。
“别没信心。”他说。
“你指的什么？”
“都指。工作、生活。”
“你呢？怎么打算的？”
“我得在凤华坚持下去。一直到把凤华的管理权全部抓到手。十年的合同期不算长。既然国家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再难以忍受，我也不想半途而废。”
“十年以后，我若想回来，那时你要不要我？”
“当然要。”史春生抓住黄砚秋的手臂，“回去后，可能会听到些风言风语，不要理睬它。一心把凤华管理上的好经验拿过去，试一试。争取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饭店管理路子，到时候，我请你回凤华当副经理。”
黄砚秋苦笑一声：“我不过说说而已，和你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了。我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心里总觉着对不起你，过去心里有什么苦闷，愿意和你说话，以后分开了，也就没了谈心的机会。”
“你遇到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史春生心里感到苦涩。每当他和黄砚秋在一起，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老婆王敏和那个占有黄砚秋的丈夫。该诅咒的婚姻，一条横在他和她之间的深沟。
“不，我不想让别人猜测、说闲话。”黄砚秋摇摇头，“我要挺着腰板儿活着，你更需要这样，对吗？”
史春生默默地走着。是的，为了他现在的成功，他不能让流言伴随着自己，而他们的周围总是有一些过分“关心”别人私事的人，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兴奋的谈资。他爱身边这个女人，他同样爱自己的事业，与他的“野心”相比，他又把一切看得很轻，在他卧薪尝胆之际，自己不能落个“第三者”的名声。在中国，“第三者”是个千钧重负，再硬的汉子也要被压弯的。理解、信任、成功……随之而去，议论、指责、恶名……阴云般密布在命运的头顶。
为了成功，他必须克制自己。
他一直把黄砚秋送到家门口。望着她缓缓走上台阶，消失在那扇黑门里。
他久久地站在那里，痴呆呆地凝视着那扇窗口，直到那双脚站得发木，脸颊冻得发疼。
他的理智提醒他，该离开了。离开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史春生回到家，一头躺在床上。
王敏早哄着了孩子，正抱着个洗衣板在大盆里洗衣服。过去住平房，自来水龙头在胡同里，洗衣机用不上。搬进楼房后，很多人家都买了洗衣机。王敏说了几次想买一台，史春生也答应了几次，至今仍没有买。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感情。王敏整天照看孩子，上班，做饭，洗洗涮涮，要说也够操劳的，可他不心疼，反而看着她心烦。如果他看到黄砚秋每天下班还要吭哧吭哧地用手洗衣服，他准立即买台洗衣机给她送去。他不能否认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与黄砚秋人分开了，感情却维系着。饭店里美方管理集团中有个香港雇员给他看过手相，说他婚姻不到头。以往他一向不相信这些，这一次却暗自吃惊，不得不相信，手相有些道理。难道他能和王敏过到头？与其这样和她生活一辈子，他宁愿一个人。
“怎么今天又回来这么晚？”王敏压住心里的火，装作关切的样子问丈夫。
她早就怀疑史春生有外心，不然哪家的丈夫会心里没有孩子、老婆和自己的家？而史春生早出晚归，回来就阴沉着脸，不说不笑，家里的家务什么也不管。她暗中做了调查，史春生每星期只值两天班，其他时间就该六点下班。可他从没有八点以前回过家，哪去了？她悄悄跟踪过两次，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和一个女人骑车朝他回家相反的方向骑去。王敏用自行车驮着孩子，跟在后面，围着大马路绕，第一次怕孩子冻着，没有跟到底，第二次绕来绕去，把人跟丢了，自己也差点迷了路。凭她以往的脾气，她早就追上去揪那个女人打起来，看看哪个婊子敢夺她的丈夫。但人往往在走背字时，考虑问题更细致。她思忖，她要是追过去一打，反而帮着他们把事情挑明了。反正现在春生不敢跟她提离婚，只能这么偷偷摸摸的，就是说了，她不离也没辙。如果闹开了，春生反倒容易死了心跟自己离，张扬出去，自个儿老赖着不离也让别人笑自己窝囊没骨气。转天，她把这事和厂里一个贴心的姐们儿说了。那姐们儿的丈夫也有过这么一段，后来又回心转意了。她问姐们儿使的是什么法儿？那姐们儿说，这多半儿是男人老和老婆呆在一块呆腻了，找个女的求个新鲜劲儿。有本事的男人都在这方面不安分。等新鲜劲儿过去了，就好了。还教给她一些拢回男人的招儿。
王敏回家把那些招一一试过，全不灵。但她没灰心，丈夫的心飞了，收回来也得有那么段时间，现在只有忍，等将来他过了这个劲儿，心安分下来，再找他算这笔账。
她见丈夫不回答，便擦擦手，坐到春生身边：“我再给你做点吃的？”
“不饿。”春生这才回答了一句。
“今天下午看电视了吗？”王敏耐着性子问。春生过去总是嫌她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柴米油盐，谈不到一块儿，今天她找到了一个新话题。
“上班能看电视？”春生不耐烦地说。
“全市开的大会，老山前线来人做的报告，讲得可好呢。”
他知道今天有个“老山英模报告会”。公司送来了票，可他的饭店不允许任何人在上班时间离岗去听报告。
“咱市里书记的儿子牺牲了，报告讲的就是他儿子，和咱们差不多的岁数，还是个官，死得别提多可怜了，我听着直掉泪。部队把奖章给了高书记。这个当爸爸的，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这么大，死了，一滴眼泪也没流，这心也够硬的。也许人家在家里早就哭干了。唉，将来我可不让咱小培去当兵打仗，吓也把人吓死了。可往后，都是独生子，也不知许不许不服兵役？……过去看电影电视，说什么军长的儿子打仗死了，我以为是编的呢，原来真有当大官的送儿子去打仗的……”王敏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史春生闭着眼睛，根本没听见她后面都说了些什么。市委书记儿子牺牲的事儿，他早听人说过，只是没往心里去。听说老山前线每天都要牺牲很多人。打仗就要死人，不论谁死了，对于烈士的父母和家庭来说，痛苦是相同的。不管他是将军还是平民百姓，并不因为烈士的父亲是市委书记，这种牺牲就具备着特殊的意义和荣誉。荣誉对于烈士，永远应该是平等的。
“你怎么不说话？”王敏推搡一下春生。
“我累了。”史春生翻身坐起，手脚麻利地脱了衣服，钻进儿子的被窝。
“整天呆在高级饭店里，吹不着，冻不着，那么舒服的沙发坐着，你还累？我整天站着干活，晚上到家又洗又涮，做饭带孩子，还不累死？”王敏说着说着就来了气。
“你累你也睡。”史春生搂住儿子暖和的小身体，把后背留给她。
“你，你死去。”王敏赌气地说。她晚上特地煮好了两只荷包蛋等着他，丈夫却全然不理，仿佛他得了病，丝毫也没了对她的需要。
她想想，还是压住火气，替春生掖掖被子：“告诉你，杨大娘和小蒙蒙全病了。”
“怎么回事？杨大娘也病了？”史春生立刻转过脸来。
“杨大娘下午昏过去了。”史春生二话没说，坐起身，穿上了衣服，下了地。
“你干嘛？”
“我去看看杨大娘，你甭管，自个先睡吧。”
看着丈夫匆匆开门走去，王敏心里一阵委屈，自己在春生心中的位置还不如个邻居大娘。
杨元珍一夜噩梦不断。从梦里醒来，昏沉沉闭上眼睛，接着又一场噩梦。总是一片炮火，子弹乱飞。年轻时候的高伯年被机枪射倒，头上流着血，肚肠子挂在外边，他挣扎着向前爬，几把明晃晃的刺刀追上来，向他的后背戳去。她惊叫一声，醒了，却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她爬过去扶起那人的头，不是高伯年，是个陌生的汉子。那黑脸汉子一把搂住她，不停地叫“妈妈，妈……”，她上上下下地摸着他，他身体冰凉的，两手僵直，这不是她的小原，小原是个俊孩子，不是他这满脸胡子楂儿的丑样儿，她推开他，那汉子还在喊：“我是你儿子……”她摸摸身边的小蒙，怕那汉子把小蒙蒙吓着。小蒙已经五天没上学了，感冒、发烧，和上次闹病一样没精神，吃不下东西，浑身无力。她给小蒙吃了药，不见好。又让家福和春生帮着送医院瞧了次病，打了针，取回不少药，还是不见好。她拍拍小蒙，那汉子没了。她想着，心里觉得闷气难受，那汉子是怎么回事？突然，她觉着梦到的就是她的儿子，她不该推开儿子。
下午，小蒙躺在床上觉得闷，要看电视。她打开电视，给孙子解闷，没想到，她听到的是晴天一声霹雳。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她有二十年没有见到小原了，可这二十年来，她是怎样地思念、惦记着他的！
最后一次见到小原，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她躲在高家对面的马路上，远远地等着小原从那扇门里出来。她总是这样一次次地看望儿子，看到儿子一点点地长大，变高。这次，她想和儿子说句话，不求儿子叫她，只想听儿子说句话。
她候在小原上学要经过的路上。小原从她身边擦过身时，她小声叫住了他。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干什么？”
“我喜欢你。”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让我送你去上学行吗？”
小原神色紧张地看着她，脸上皮肤细细的，她直想搂住儿子，狠狠地亲一亲。
但小原却慌慌张张地跑了，他一定以为她是个疯子。
她后悔了很长时间，甚至不敢再去偷偷地看儿子。她怕被那个女人发现，也怕小原告诉他爸爸后，引起高伯年的怀疑。过了很久，她熬不住，又悄悄去了，但再也没看到儿子。后来，她才知道，高家搬走了。高伯年当了市长，搬到更高级的地方。她却一直以为是为了她才搬走的。小原肯定不知道他还有个亲生母亲，她相信，儿子若知道了，一定会来找她。
可是，儿子一直没有来找她。
而她，为了不让高伯年知道她的一切，还为不愿再与他见面，她也一直无法再见到小原。
想不到当她再次知道小原的下落时，竟是他的死讯。
晚上，万老头和老伴进了杨家的门。
搬进新楼，万老头闹了一场，住到了杨大娘的一楼单元，把自己的五楼给了杨家。虽然住得方便了，可心里却添了心病。先是老伴埋怨他：“没人味儿，让人家老的老，小的小，每天爬五楼。”接着儿子数落他：“自私过分，杨大娘腿有毛病，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也觉着不合适，自个在普店街住了这么几十年，虽说做买卖耍点花活，鬼点子，可对邻居，他从来不占便宜。远亲不如近邻，从来处街坊，他是笑模笑样，有大面儿的人。这一回，他做事超出了自己规范的圈儿，所以家里人唠叨，他便忍着不吭声，这一来，那两个人越发来劲儿，连着他做买卖的生意经都一块儿否定了。万老头在家里一贯的霸主地位眼看着就要动摇，他一急，发了一次火。老伴再不敢吭气，可儿子却不理他，三天两头帮杨家忙，买菜、看病，仿佛想补上老子欠杨家的情。
下午，他听说杨元珍病倒了，便上街买了一堆吃的，麦乳精、罐头、桔子、巧克力糖……一口气花了三十块钱，用大网兜兜着，叫上老伴一块上五楼来看老街坊。他觉着，老太太一病，正好借机会还还情，也去去自个儿这块心病。
他和老伴张罗着给杨元珍和小蒙蒙做了挂面汤，伺候他们吃下了，又陪着她聊天。可杨元珍老是眼睛发直，什么话也没有。万老头有点害怕，万一这儿出了什么事，他可担待不了。正巧春生来了，解了万老头的围。
“春生，正好，你陪陪你大娘。我得去找家福告诉建华一声。”万老头忙不迭地拉着老伴下了楼。
史春生照顾小蒙蒙吃了药，就在屋外过道里支起建华的行军床，躺下。他不放心，索性陪大娘和小蒙蒙一宿。
杨元珍的叫喊声把史春生惊醒了，他慌忙爬起来。
“杨大娘，怎么了？”
杨元珍终于哭出了声。普店街的大人孩子从没看见杨大娘哭过。这一次，她哭了，仿佛要把几十年没流过的泪一起流出。她此刻完全清醒了，她不信鬼神，但认准她推开的那个汉子，就是她的小原。
她呜咽着念叨：“我的儿子……儿子。”
“杨大娘，您先躺下，明儿，我就把建华叫回来，您先安心睡觉。”
“不……不是……”杨元珍没法解释她呼唤的是谁。小原的事，连建华也不知道。
史春生不知该怎样安慰杨大娘，他的睡意已全无，只好坐在一边发愣。杨大娘的神情今天有点反常，他盼着快点天亮，好去招呼建华。
天快亮了，史春生突然发现，小蒙蒙的呼吸急促，他摸摸小蒙的头。不好，小蒙发烧了。
“大娘，小蒙病重了。”
杨大娘一惊，挣扎着坐起来，果然孩子两腮赤红，病得不轻。这几天，小蒙一直没好，刚才听邻居说，自个昏迷不醒，小蒙光着脚去叫人，准是冻着了。
史春生和杨大娘一齐给小蒙穿衣服。得赶紧上医院。
一摸，小蒙尿炕了，湿漉漉的一大摊。
杨元珍慌了神，这孩子从两岁起 就再没尿过炕，今天，这是怎么了。
“春生，你看，小蒙的腿怎么这么软？”
“小蒙……小蒙……站一下，把裤子提上。”春生把着小蒙的双腋，试着让小蒙站起来。
小蒙迷迷糊糊地醒了：“奶奶……奶奶……我的腿没有了。”
“啊！……”杨元珍的心咯噔一声悬了起来。
“站一下，站一下……”史春生抱着小蒙想让他站起来，可他双腿搭拉着，像面条一样的弯曲着，完全支撑不住。
瘫了。小蒙蒙瘫了。
二
星期天一大早，区长康克俭骑自行车来到新居民点。
昨天下午，区委书记晋波主持了区属公司、局以上负责人会议，通知书上写明会议内容是讨论明年的区委工作要点。然而，会议只是由区委一副书记把工作要点草案念了念，并没有讨论，接下来是一个检查。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守义拿出一份材料，态度十分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工作作风拖沓，对子女教育不严，以致造成区政府腾房工作的混乱，给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一篇检查，他足足念了四十分钟，一边念，一边脱稿发挥，还不时斜眼扫一眼端坐在晋波身边的康克俭。他告赢了，今天这个会，与其说是检讨会，不如说是平反会，检查一念完，晋波就将宣布他官复原职。那天，康克俭撤了他的职，当时，他还不相信，自己一个有三十几年党龄和工作资历的处级干部，凭他区长一句话就真能撤了？转天，他到机关去上班，发现他的办公桌已经搬出了主任室，刚提拔不久的办公室副主任，大言不惭地要求他，三天之内将工作移交完毕。他去财务室领工资，会计通知他，本月工资不能按原处级工资发给他。区长指示，只发百分之七十，将来定下降到什么级，再按级领取。多退少补。王守义万万没想到，康克俭真拿他开了刀。鸡飞蛋打，王守义从头凉到脚。聪明反被聪明误，快离休了，本指望能混个局级离休，但“干部年轻化”扰乱了正常秩序，让康克俭这样的中年人当上了区长。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保住。他先是害怕、懊悔，接着又觉得委屈、不平。强占房有的是领导干部，包括晋波。为什么单单撤他，看他好欺侮？祸已临头，豁出去了。告他，让他康克俭认识认识他也不是个软柿子。可康克俭正春风得意，在市领导眼里是个吃香的人物，如何告倒他？王守义颇费了一番脑筋。他赢了，念一份检查，便可一切了结。
康克俭坐在一边，神态严肃，对王守义的检查一言不发。他不是军队指挥官，但他是区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市政府下达的搬迁任务，是死任务，军令如山。他完成这项任务，也必须坚决果断，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时期的手段。容不得他去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历史，综合功过再去斟酌处理。他需要的是果敢地推进自己的工作进程，毫不留情地扫除前面的一切障碍，撤了王守义的职，抢占房的风压住了，保住了搬迁工作的大局，这就是他的胜利。
撤王守义之举在区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赞扬他有气魄的，也有认为他做得过分的，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他全然不顾。他要的只是房子，腾空这一百二十套房子，就能解决一百二十户搬迁户的住房。然而，当这一切稍微平静下来，当他的头脑从高温状态稍微冷却一点的时候，他才慢慢发觉到一些人态度上的变化。
区里一些干部中不时传来一些风言风语：
“康克俭为了巴结市长，拿咱们的利益送人情……”
“得罪咱们怕什么，只要讨上面好，他就干，什么有魄力，纯粹为自己往上爬。”
“康克俭的眼睛盯在副市长的位置了……”
“小人得志，忘恩负义。”
一些老领导见到他面如冰霜。他把这次强占房的人员名单在机关大会上公布了，这不是存心给有子女占房的老领导难堪吗？
康克俭突然在一天之内接到区一位人大副主任转来的四十三份提案，有关于独生子女就近入托的；有关于冬煤不能送煤入户的；有关于青年夫妇虐待老人的；有反映教师住房问题的……在每个提案上面，副主任都批道：请康区长亲自抓落实，在某月某日将解决落实情况报区人大常委会。最高权力机关动用了手中的权力责成区长短期之内解决一系列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而拥有这最高权力的人还是第一次如此明确急迫地把这些向来束之高阁的提案批转下来，而且一件不漏。
区委书记晋波的话少了，长者般亲切的口吻也不见了，起初，康克俭向他汇报了强行把晋小波搬出的经过后，晋波非常支持康克俭的做法。老书记对儿子没有对区里干部的那种权威。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对儿子的管束力越来越小。儿子常给他惹祸，从没给这位父亲增添什么光彩。这是他一生中，也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涯中，最值得悲哀的一件事。他认为康克俭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是身处当时境地，惟一可采取的有效措施。他表扬了康克俭。回家后，他大动肝火地把儿子连同老伴骂了一顿，惹得全家不高兴。儿子气急败坏地和老子吵了一架，老伴气得倒在床上，三分是病，七分罢工，躺了三天，晋波在家里，以零比二败北。
在机关，有人向他耳边吹风：群众都议论，这次抢占风是晋书记儿子带的头，康区长铁面无私，叫警察把晋小波从屋里轰出去了。事情本来如此，但晋波听到这议论，心里非常不快，这种议论的传播，会直接有损于他这个区委书记的威信。
他开始觉得康克俭的做法欠妥。问题不在于是否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在于该由谁来下令采用这种手段。康克俭当时若打个电话给他，他也同样会做出这种决定。那样，舆论就会大不相同了。偏偏康克俭没有打电话。是康克俭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还是康克俭根本就不想顾及他晋波的威信？他可是事事处处竭力维护康克俭威信的，没有晋波的支持，像康克俭这样资历的年轻干部，不会很快在区政府立住脚。从这点想，他觉得康克俭有些对不起他。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电话，不久又接到市委转下来的书记批示。
“市委书记的意见，你考虑考虑吧。”晋波把高伯年的批示交给康克俭。
“就是王守义告到中央去，他的职我也撤定了！”康克俭看过市委书记的批示气愤地说。
“克俭同志，你要注意，市委书记批评的就是你这个问题。撤消一个人的职务，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干部管理归组织部门，处级干部归区委常委会。不要以为赌气，个人意见就可以代替组织的决定。”
康克俭感到愕然。他万万没想到晋波，这位值得尊敬和一直不遗余力支持着他的区委书记，对市委书记不负责任的批示，对王守义无视区政府决定、唆使挑动干部家属抢占房屋的行为，对已经执行了两个月之久的撤消王守义职务的决定，突然表示出这么一种出乎意料的态度。
“晋书记，您……”康克俭大为不解，想问个究竟。
“不要说了。我看你是头脑太热了。热了，在处理问题上就难免做得不够妥当。你刚刚被提拔到区领导岗位，经验不足，在所难免。一个干部应该有魄力，但不要为表现个人；想把工作干好是对的，但要防止功利主义。一个人要想干好工作，就必须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处理好上级与下级的各种关系。高书记批示的意见，可能有过火的地方，但也有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地方。回去认真检查检查。”
康克俭离开了办公室。一怒之下，他想直接找高伯年把事情讲清楚。一个市委书记不经过调查，单方面听取状词，随便批示意见，下面怎么工作？如果高伯年那里讲不通理，就到中央去告。很快，他又冷静下来，这样闹的结果会怎样？这种对抗，可能会使自己的有理变得无理。那些大讲民主集中制的人，可能他自己的“龙颜”就最不容人触犯。令他难过的是晋波的态度。他一直把他视为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偏偏忽视了晋波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同样是不能触伤的。
康克俭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晋波的认识。晋波仍然是继续支持康克俭的。他知道康克俭并没错，错的是王守义。但他想借此提醒康克俭注意到自己头脑中不自觉滋长出的一种危险苗头。他不想撤消对王守义的处分，那样康克俭就立即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区长说话不灵，指挥不动的局面。为了执行市委书记的指示，也为了爱护和教育康克俭，晋波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让王守义做公开检查，然后恢复王守义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没有与康克俭商量，就这样办了。他想让康克俭了解自己在区里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康克俭已经可以随便决定一切。
会散了。会场上只剩下晋波和康克俭。两个人默默无语地对视着，互相猜度着对方的心理。
“有些想法吧？”晋波先开了口，恢复了他以往长者的口气。
“想得很多。”
“谈谈。”
“谈什么呢？”康克俭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变得更成熟些，但不要从此缩手缩脚，还要放开胆子干。”
“继续碰壁？”
“不一定。”晋波揉揉头，“只要在工作中，考虑到各种关系，就可以赢得各方面的支持。你这次的教训，就是太不注意各方面的关系了，因此得罪了多数人。”
“多数人？谁是真正的多数？如果我们脑子里百分之六十的精力都用在平衡关系，把各种关系都照顾到，也许就 一事无成。”康克俭禁不住冲口而出。
晋波发现，康克俭根本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
现在，康克俭要求自己把昨天的愤怒暂置一边。春节快了，新居民点的生活安排怎样，他一直惦记着。倘没有这些顾全大局、通情达理的普店街居民的支持，搬迁工作不会这么顺利。前一段，那四十二个提案拖得他抽不出身来，今儿是星期天，他把什么事都往后一推，来到新居民点。
他把车靠在十五楼二栋门下，准备找这里的居民代表杨元珍聊一聊。
五楼没有人。他看看手里的地址，没错，501室，办公室小程办事很认真，这个地址按说不会错。
他看看四周，502，503房门都紧闭着。封闭的单元结构，再不会像在大杂院那样，敲一个人的门，十个邻居都伸出头来。
他还是下了楼，先转转楼群环境也好。
一楼拐角处，一对年轻人匆匆走进楼来，他认得那男的是普店街的个体青年万家福，这个青年前不久，为环线捐了一万元。在个体协会的表彰会上，康克俭见过他。
“小万。”康克俭招呼他。
万家福一愣，抬头一看：“哟，康区长，您这是……？”
“没事。星期天，随便转转。”
“您屋里坐，我们家就住在这儿。”万家福热情地招呼康克俭。
“哦。杨元珍是不是在这里五楼。”
“对。您找她？”
“她家里好像没人。”
“嗨，别提了。这不，我和义兰刚从医院回来。”
康克俭这才注意到万家福身边站着个衣着艳丽的姑娘。
“康区长。”张义兰接口说，“杨大娘家一老一小全病了。我们刚送她去医院……咱们新居民区什么都好，就是医院太远。居民小区有卫生院的房子，怎么还不开张哪，看个病得上市里。这儿坐汽车又不方便，倒两次车，可把人折腾死了。区长，您区里也该管管……”她说话又脆又快，像连珠炮。
“义兰。”万家福打断她的话，“区长刚来，也不让区长进屋，站这儿就是一大串，你又不了解区里工作情况，什么事哪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小万，让她讲吧。我正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康克俭笑着对张义兰说，“接着讲……”
张义兰反倒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砰！”一声地震般的声音，伴随着两个女人的叫骂声从楼上传来，喊声越来越大。
“义兰，怕又是二楼打起来了，你快去劝劝。”
义兰应声上楼。万家福转头解释道：“二楼一个单元分两家，厨房太小，东西摆不下，两家三天两头打架。”
康克俭没有说话。刚刚进新区一幢楼，就摸到三个问题，医院、交通和住房新的邻里矛盾。看来，他得尽快召集有关方面开个现场会。落实新区卫生院筹建搬迁之事，还有与市公用局联系开新汽车线站一系列的问题。
搬迁工作之后，紧接着是一系列的细致工作，他这个区长又有忙的了。
第十九章
整个二公司的奖金全部冻结。这对二公司承担的其他工程影响并不大，但对于刚刚开工不久的光明桥工程能否如期完工，构成了直接威胁。
道路改造工程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曹永祥在光明桥工地找到杨建华。
“老队长的病情怎样？”
“挺严重，肾炎四个加号，住院了。”
“施工队工人的情绪呢？”“大家还不知道内情，以为奖金只是晚发些日子。”杨建华苦笑着回答。
“情况现在变得更严重了，你轰走了一个调查组，现在市里又派来一个检查团到指挥部监督工程开支。冻结了工程节余的全部资金。也就是说，从光明桥开工之日起，你们有可能再也拿不到奖金。”
“什么？”杨建华气得骂起来，“他妈的哪个老爷定的，哪个老爷来干，不然我照发不误！”
曹局长拍拍杨建华的肩膀：“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决定的。你一个公司经理顶不住，人家就是冲着你、我来的。”
杨建华知道是自己闯下来的祸。遇事太不冷静，有些话说过了头。可是，难道听任那些诬陷之词，自己就没有表示愤怒的权利吗？他弄不清是谁在整他，为什么要整他，单单一个严克强有这么大的神通？
“算了，您就撤了我的职吧，只要能给二公司解围。”
“当时如果撤了你，也许就不会再来个什么检查团。可是现在，”曹局长叹了口气，“就是撤了你的职，也撤不走他们。”
“那怎么办？”
“建华，只有把实情告诉工人。不要等工人问的时候再去欺骗他们，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工人的人格。”
“那立刻就会引起一场雪崩。”
“是啊，如果要暴发，迟早都会暴发的。我们不能等工程干个一半，再让它出问题。我考虑，为了慎重起见，必须立即把二公司的队伍撤下来。这样减少你的目标。另外，也避免中途换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曹永祥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建华虽然没有什么问题，自己了解这个年轻干部。但杨建华已经触犯了市委书记。检查团的到来，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官司是要打，可现在正在施工当口，检查团可以制造出一系列的麻烦，干扰光明桥的施工。光明桥是环线最后一个工程。“五一”能否全线通车，在此一举。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不，曹局长，光明桥的任务，我不交。”杨建华坚决地说。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一个军队靠的是士气。士气受挫，再善战的将军也难以把握住胜利。一切难以预料的情况都会发生。”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光明桥开工日期已经耽误了三天。本来，我就没有给工程留下余量。一天紧咬一天，严丝合缝，真要有点风吹草动，误的就是全线工程的大局。到时，我们无法向全市人民交代。”
“我不是赌气，而是为了争口气。我立过军令状，军令状不能作废。”
“你有把握？”
“我保证一天不误地把光明桥拿下来，四月二十九日，您来验收。”
曹局长没有答话。他相信杨建华，又担心工人们的情绪，他一生冒过多次风险，但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他不能不犹豫。
考虑良久，他握住杨建华的手。
“好，先把实情告诉工人们，我再做最后决定。”
曹局长走了。
杨建华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他面对的困难要比想象的艰难，他同样感到自己在冒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险。他不知道当把一切告诉给工人们，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是啊，没有奖金，工人们照样得干活儿，从前工人们就这样干过来的。现在当然仍旧可以要求工人们这样干。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懂得了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能再容忍人们轻蔑他们的劳动，肆意剥夺他们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冒着酷暑、严寒，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修起一段段宽广的道路，一座座雄伟的立交桥。这在西方国家也需要用几倍的时间，花几倍的钱，难道这种创造出的巨款经济效益中就不应该有建设者一份吗？这种合理所得被剥夺了，工人们会怎么想？但他又不能不讲，曹局长说得对，工程上马后一旦控制不住大家的情绪，立即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关键时刻，老队长不在身边，老队长就是为了要接光明桥的任务，在凤凰桥累倒了。如果老头儿在，肯定和自己一个心气，绝不把光明桥的任务交出去。
杨建华把光明桥施工队伍召集起来，郑重地传达了检查团冻结二公司奖金的决定。
会场顿时大乱，比他预想的还要糟。
“到公司揪严克强那小子去，就是他捣的鬼！”
“找曹永祥去，他娘的，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
“对！到市里找高伯年、阎鸿唤告状去！”
杨建华没有制止工人们的喧嚣。大伙儿完成了他下达的任务，而他却不能兑现自己的许诺。难道还不能给大家几分钟发泄不满的时间和自由？
“他妈的！不干了，不发老子奖金，就不上光明桥！”有人真的把工具摔在地上。
“对！罢工！谁爱干谁干，咱不干了！”跟着又有许多人扔掉手中的工具。
愤怒没有停留在人们的嘴头上，顷刻间，它将化为上百人罢工的行动。
杨建华这时才意识到不能再沉默了。继续沉默会助长火势的蔓延。虽然自己也憋着火，但不能在这时候和大家一起喷射。这不是向哪一个人施加报复，也不是对哪一个人的惩罚和抗议。目前，光明桥工程高于一切。
“住嘴！”杨建华吼住正在叫喊的工人们，“罢工？向谁罢工？向我们自己吗？向那些天天在又窄又挤又堵的马路上受罪的市民吗？那里面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有那些到工地上慰问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老人、妇女和儿童，想一想他们到工地来时，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吧。全市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日夜盼我们建好桥，修好道，而我们，却要罢工。”
大家静了下来。杨建华亢奋激昂的话震颤了他们的心。
“难道，我们是为了奖金才在这里日夜奋战的吗？大家想一想，在凤凰桥工地加班加点干的时候，谁想到的是钱？我们把光明桥的任务抢到手，谁又是为了钱？建筑环线，改造道路，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子孙。我们能直接参加这项工程，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做出的贡献，不是钱所能代替的。奖金可以冻结，但荣誉谁也冻结不了。因为这荣誉浇铸在这座光明大桥上。大桥是一座传世的丰碑，记载着我们市政工人不朽的功勋。光明桥的任务，我们二公司不仅不能交出去，而且要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把它修建起来。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市政工人的形象、胸怀和志气。”
会场变得死一般沉寂。
“有谁还坚持拿不到奖金就不干了？请站起来离开工地。”杨建华大声问。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站起来。
“指挥部在等待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是撤出工地，换一班人马，还是留下来干？大家回答吧。”
“干！”会场上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这正是杨建华所期待的回答，也是他向曹局长下保证时所料到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们。
阎鸿唤听到市委派出检查团到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指挥部。
这些天，市政府的紧急事儿太多。猪肉出现了紧张，本来本市猪肉储存供应到今年夏季没什么问题，但春节前夕，突然出现了邻省市纷纷来他这里抢购之风，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让猪肉继续外流，很可能过了春节，连“五一”都维持不到，这需要召开商业口的紧急会议；春节前夕，一些个体商贩套购市场紧缺物资。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一些集体和国营商店也乘机随意涨价，乱涨物价之风，引起了市民心里的紧张和不满，不立即刹住这股风，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需要召开物价、工商、税务方面的紧急会议；春节过后，离春耕春播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环城线完工后，紧接就是环郊线开工，在这之前要把环郊线的规划和设计方案搞完，提前征地，免得郊区农民播了种后再占地，造成农民、国家双方受损，这需要召开规划局和农委的联合会议……一个个紧迫的，又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占去了阎鸿唤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不仅如此，一些琐碎的，然而又是亟待解决，求得批准的企业生产中的问题或人民生活中的问题，每天都大量地堆积到他的办公桌上，文件需要过目，计划需要审定，报告需要批示……每天他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日理万机，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并未感到精力的不足，也没让工作的摆布出现混乱，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惊的案件，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向他报告，破获了一个重大经济犯罪、流氓犯罪集团。首犯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员徐克的儿子徐援朝，还有现任副市长柳若晨的胞弟柳若明，市公安局要求立刻逮捕二犯，检察院列数二犯主要犯罪事实，准备正式向法庭提出起诉。案情是严重的，但阎鸿唤意识到比这更严重的是两位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影响。可能公安局、检察院同样顾及到这个问题，才特意不单单依照法律，而且依照组织程序，向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在强调法制的社会，当然要依法从事。尤其经过整党之后，群众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因此丝毫不能犹豫手软。市委常委会经过半天讨论，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两份报告上共同签发了常委会的意见。
今天，他刚刚上班，秘书就交给他一份市委城建工委简报，简报上说，市委派出了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财经纪律检查团进驻市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这消息又一次让他震惊。
他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陪着，走进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间屋里正在进行一场言词激烈的谈话。阎鸿唤示意办公室主任不要惊动里面的交谈，悄悄地坐在外边会议室的沙发上。
“整个工程投资由我们局承包，现在一没超投资，二无质量问题，你们检查什么？”这是曹永祥的声音。
“曹局长，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否定市政工程局在建设环线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只想通过检查，搞清二公司的经济问题。”一个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着。
“二公司在经济上没问题。”
“局长，任何结论都要在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您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嘛。”
“我当然可以拉满弓。二公司承包，发节余提成费是我批准的，他们的账一笔笔我都清楚。”
“你清楚就好。但有一条您必须执行。冻结工程之外的全部支出，今后一切开支由检查组监督。”
“光明桥不能按时完工谁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朝令夕改，工人们的热情就会受到打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工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市内交通拥挤不堪的局面还要持续半年乃至一年；国家还要多拿出几千万来维持缓慢的工程。一个破记录的速度在世界建桥史上留下夭折的记载。你们知道吗，由于你们的举动，可能会造成不是几万元奖金所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曹局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年人拿出一种教训的口吻，“我们的四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您的工人离开钱就完不了工，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那您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长，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老板。市政工人劳动量大，工程进度快，这不假，但其他行业的人就不辛苦？像机关干部，每天忙上忙下，一个月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我们就不干工作了？二公司有的工人一个月拿了四五百的奖金，比国家总理的工资都高，这合乎情理吗？像什么超进度奖，节省原材料费，工程质量奖，巧立各种名目，其实根本立不住。没有超进度问题，只能说原指标定得太低，也不
存在节省材料问题，只能说定计划时报高了用料数，工程质量是必须保证的，工厂工人出了次品要罚，产品合格是应该的，发什么奖？市里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环线工程，可钱不全用在工程上，相当一部分流入施工人员的腰包，这叫什么？这叫吃工程，严重说就是经济犯罪。”
阎鸿唤听不下去了，他仿佛看到那个慢条斯理侃侃而谈的、脑满肠肥的检查团团长自鸣得意的样子。他走进里屋，注意打量了一下检查团的团长，发现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神气十足。稀疏的头发，干瘦的脸颊，穿着一身蓝色薄呢中山装，手捧着笔记本，弓腰倾身坐在沙发椅上，活像一个布经讲道的牧师。
那人见到阎鸿唤，慌忙站起身：“市长……”
阎鸿唤握握伸过来的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是……”
“我是市委城建工委经查办的主任，叫……”
“噢。怪不得你说了那么多外行话，这就怨不得你了，因为你是专门研究问题的，所以谈论什么事情都染上点职业病。你刚刚提了不少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解答，只要你到工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干一干，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正确的结论，在小账本上是得不到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是一本大账，它记载着最有说服力的数字，一目了然。那里也急需干活儿的人。你不是觉得在机关里拿不到奖金吗，不是有不少人看着市政工人眼热吗，那么，曹局长，你就照顾照顾这些人的情绪，敞开大门，优先吸收检查团参加你们的队伍。光明桥完工，还有环郊路，高速公路，市内还有几个大的建筑工程，别说一个检查团，就是一个检查师，检查军也可以嘛。”
“市长。”检查团团长相信市长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市委派来的，高伯年同志……”
阎鸿唤打断他的话：“市委？我是市委副书记，我怎么不知道？每次常委会我都参加了，怎么没听说派了这么一个检查团？现在市委的名义也太不值钱了，谁都可以代表市委，市委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称自己是市委。于是很多人办的很多蠢事都加在市委的头上，市委在人民群众中还有什么声望？市委是党在我市的领导，我们党的政策是支持改革。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挑改革毛病来的！那些因循守旧的地方、单位、部门你们不闻不问，而哪里有人改了旧章程，革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命，你们的眼睛就盯向哪里。左一个组，右一个团，端着放大镜找毛病，跟在屁股后面抓辫子。找不到，也要硬给人安上一条，抓住不放。这么做，能代表市委吗？”
检查团团长红了脸：“市长，那……”
“怎么办？撤回去。改革的时代，我们党的干部首先要研究改革，支持改革，自身进行改革。如果觉得这样撤回去向上交不了差，那么就到光明桥去，一边干一边搞调查研究。”
检查团团长诺诺而回。
阎鸿唤在曹永祥身边坐下，手伸向放在茶几上的烟。曹永祥一把摁住他的手，然后从文件柜里拿出两条“大重九”香烟，递给市长。
“女婿孝敬我的。你给我解了围，算我给你的提成。”
阎鸿唤笑笑，不客气地转手递给秘书。
“老曹，凤凰桥工程刚结束时，就来了调查组，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怕你为难。市长和市委书记不能公开顶牛呀，那人心就乱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给自己留的后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进医院，一条是进监狱。现在还差得远呢，天大的事我一人顶着。”
阎鸿唤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也告诉过你，我的脑袋掖在了你的裤腰带上，你完蛋，我也跑不了，陪着你一块完蛋。”
曹永祥摆摆手：“我的裤腰上不掖别人的脑袋，尤其你的脑袋值钱，更掖不得。你这样的人，群众需要，市长的位子不能丢。我官小，影响不了大局，不怕丢官，大不了提前几个月离休，反正我曹永祥手下不能出冤死鬼。”
“谢谢。”阎鸿唤感动地拍拍老局长的手，“说心里话，来时我也犹豫，老高做了批示，我这个市长拗着劲儿干，问题就复杂了。但又有什么法子？我是市长，就得履行市长的职责，但有人偏偏在你负责的事情上横插一杠子，让你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党政职责扰在一起，有些事就不好办，相互一边干工作，一边平衡党政关系。像走钢丝，改革的步伐快不了。”
“这是个问题，我看迟早体制改革得考虑这个问题。”
“不谈了。走，咱们到光明桥工地看看去，慰问慰问施工工人。我在位一天，就不能让不干的整干的，不能叫站着干活儿的全成了鬼，坐着养神儿的倒成了仙。不管他检查团撤不撤，我们去给工人们撑撑腰。”
住在医院，老队长怎么也不能安下心来，他埋怨自己病得不是时候，他住不惯病房。守着大夫，治病方便，但心里不舒坦，一天到晚憋得慌，病刚稍微见点轻，减下一个加号，他就吵着闹着出了院。呆在自己家里，心里照样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吃也吃不下。医生一再嘱咐，这种病，就得卧床休息，安心静养。养，他哪养得下去？
市里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建大桥，近几年，像光明桥这样规模的立体交叉桥怕是最后一座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不是还要建，他不管。那时，建与不建早与他无关了。眼下，赶上这么个机会，偏偏又在这当口病倒了。全队的人都建了两座，他当师傅的却只捞上一座，这不等着让人笑话？即使今后病好了，回队里说话都不硬气。一个个小青年还会把他这个师傅放在眼里？他越想越上火，就是干着急，没办法。肾这玩艺管啥用，他不清楚，只是害得他浑身无力，动弹不了。腰眼上这么点小毛病，硬是把他硬朗朗的身子骨搞垮了。
他天天听广播，看报纸，想知道些光明桥的动静，可就在开工时听到点消息，以后再没动静。住院时，队里来人看他，说有人想整杨建华。那天市里来的调查组，就是调查建华问题的。他听了后悔了好几天，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不顶用，替人家张罗了一个会。这不是给人家炮膛里装火药，打自己吗？他耿直为人一辈子，从没坑害过谁，快活到头儿了，帮人整人，而且整的是建华，他的良心能好受？
难道建华被人整了？光明桥停工了？怎么一点消息没有。这几天，他就犯嘀咕，偷偷叫儿子到工地去打听。儿子回来告诉他，上面把队里的奖金给停了，工人都骂大街，他更呆不下去了。死活也得到工地去，建华需要个帮手儿。
“你要想让我多活两天，就让儿子把我送工地上去。”他对老伴说。
“老东西，想去找死？工地不缺你个糟老头儿，你也用不着学雷锋。病病歪歪到那去，干也不能干，碍手碍脚的，你以为还能图人家说你个好？”
老伴一次次骂他，老头儿仍是翻来覆去这么几句话。他在老伴面前人变得固执了，话也变硬了。守自己老婆过了一辈子，受气不受气放一边，只要进了家，他就觉得没啥意思。他愿意在队里，愿意有工程任务，愿意实实在在干点儿活。别人把干活当作受累受罪，他不，他觉得干活儿是种安慰，是种乐趣。别看他不会说不会道，徒弟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也没少招惹他生气。但他自己清楚，他离不开这帮嘎小子，他从心眼里喜爱他们。尤其现在正建大桥，自己去了干不了就不干，在一边看看也好。在凤凰桥施工中，他是施工指挥，但他看出来，建华比他强，招数也多。如今不比从前了，施工用的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机械，他过去使的那一套，眼下好多都用不上了。他是不如年轻人了，就算出主意，也不一定比人家的法儿强，但有些技术活儿，他可以给指点指点，帮建华检查检查，不也顶点用？到了工地，住在工地，天天守着工程，看着大桥，没有比这更让他觉着痛快。就是死在工地，也能死个痛快。
儿子见父亲着了魔，整天愁眉紧锁，茶饭不香，就劝母亲：“妈，就让爸去吧，得这种病的人，不能着急、生气，气顺病好得快。爸这人的脾气您还不知道，他看着桥，比看着您高兴。”
老伴答应了。转天让儿子借了辆手推车，把老头子和行李卷一起拉到了工地。
老队长出现在工地上，大家纷纷把他围起来。杨建华看到车上的行李，顿时明白了，他拨开人群把老队长搀到工棚里。
“师傅，您怎么来了？病没好，我可不同意您到这来。”
“你好狠心呀，你们在这儿干，把师傅一个人扔在家里，瞅都瞅不上，我就是死，能闭眼吗？”老队长笑呵呵地说，到了工地，他的心顿时敞亮了。
“我看您是信不过我们。”杨建华挨着老队长坐下。
“信得过，信得过。”老头儿惟恐建华误会了，“工地上的空气养人。我在这儿不碍你们的事，也不给你们添乱，只要让我能在工地上蹓跶蹓跶，就比打针吃药管事。来，抽根烟，师傅请客。”
老队长叫儿子把自己的帆布包打开，拿出一条过滤嘴香烟，掰开，一盒盒地扔给在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都别客气，一人一盒。师傅带来了二十条呢。全在行李里裹着，一会儿打开分。”老队长神气地说。
昨天夜里，他悄悄央告老伴，给他一笔钱，买点好烟带给大伙抽。不发奖金了，这帮子小年轻，准会不高兴。他当队长的不能委屈大伙。老伴气得骂他得寸进尺，刚挣了点奖金钱，就开始糟蹋钱。公家的事公家管，她管不着。他不敢再提，惹她翻了脸，兴许明儿就去不成工地了。他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长吁短叹。他看见老伴也没睡着，准是生他的气，火消不下去。谁知，天一亮，老伴翻身下地，从箱子里给他拿出二百块钱，让他看着给大伙儿买点啥。他感激得差点没把老泪流下来。买啥？他让儿子全买成烟，而且要买带过滤嘴儿的。
“老队长，您这是有什么喜事了？还是中了彩券发了大财了？”一个工人半开玩笑地问。老队长突然大方起来，大家都奇怪。
“听说不让发奖金了。咱不管上面什么精神，大伙建桥卖了力气，我这个当队长的不能亏待大伙。我老伴非让我请请大家，一下子给了我这个数……”老队长伸出两个手指。他一辈子没舍得花钱买这么好的烟抽，做梦也没奢想过在自己的抽烟史上会有如此壮观、辉煌的一页。所有的人都感动了。一盒烟，对于他们不算什么，大家嘻嘻哈哈打开就抽。过去，大伙老拿老队长的烟怄老头，抽老队长的烟就抽个稀罕劲儿。此刻，大家不再开玩笑了，手中的烟不是普普通通的烟，是老队长的心。建华一边坐着默默地抽着烟。他明白了，老队长为什么现在带着病又重返工地。他站起身。
“该干活儿去了。中午吃饭时，咱们开个欢迎会，欢迎我们队长。”
老队长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陈宝柱呢？快把那小子给我找来。”自从知道宝柱妈死了，宝柱那天为了大桥没跟老太太告个别，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宝柱。这次他病了，是宝柱把他背进病房的，还罐头、点心的买了一大堆。他要多发给宝柱两盒烟，表表他的心。
“宝柱夜班，谁知一大清早跑哪儿去了。”一个工人回答。
陈宝柱下了夜班，等其他人都睡了，自己悄悄溜出了工地。
这些日子，他看到大伙心气没有在凤凰桥工地时高了，明白这情绪是从哪来的。那天，当建华刚讲完不发奖金的事，大伙儿就像炸了锅，他突击队里的几个小子喊得最凶，这次，他没跟着一起闹，而是默默地蹲在搅拌机旁，狠着劲儿抽烟。
“他奶奶的，白白扣了几百块。”他心里也在骂，就是没骂出声。
他从没想过建这几座大桥干什么，也不想环线工程和他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别提什么造福还不知道在哪个肚子里抽筋的子孙万代。但他不想罢工，虽然罢工是件很过瘾的事。因为他不想离开工程，离开工地。他刚朦朦胧胧懂得了什么才是生活，什么才叫荣誉，而且也尝到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滋味。看来，成为建华那样大伙儿全看得起的人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这全是工程带给他的，刚干出点样儿来，怎么能撒手不干了呢？工程承包，谁干得多，干得好，奖金就高。在凤凰桥工程上，总共他拿到了一千多元的奖金，凭着自己力气挣的。他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每月领到奖金他都觉出心和手发烫。过去，他梦想赚大钱，发大财，好清清闲闲，享大福。如今，几百几百的钱到了手，反倒觉得不干活儿，活着不带劲儿了。他比别人更注重奖金的多少，因为奖金告诉了他，也告诉了大家，他陈宝柱并不是个孬种。现在奖金不让发了，干活儿怎么比高低？
现在工程虽说没受多大影响，进度也不慢，就是弟兄们牢骚不断。有骂严克强的，也有骂高伯年、骂阎鸿唤、骂曹永祥的，骂这些人，他不在意。他觉得这些当官的挨骂活该，他们用不着钱，想要什么，一句话，鸡鸭鱼肉，彩电冰箱全白给。他们不愁钱，所以也不想给工人们发钱。但听到有些人也骂建华，为了保官儿，说话不算数，不敢得罪上面，让哥们儿白干，这话叫陈宝柱受不了了。
终于，他狠了狠心，想把母亲留给他的戒指卖了，卖个一两千块钱给建华，让建华犒劳犒劳弟兄们，足吃足喝一顿，意思意思，大伙对建华便没气了。心里一痛快，干活儿劲头就足。只要光明桥拿下来，建华就丢不了经理的官。
他到了收购珠宝、首饰的店，把两枚金戒指递给柜台里边的胖子。
胖子戴上眼镜对着戒指端详了半天，又从头到脚把宝柱打量一番，一句话没说，进了里间屋。接着又走出两个人，把他请进去盘问了半个小时。戒指是谁的？哪来的？你母亲是干什么的？你姥爷是干什么的？
他只回答说戒指是他妈妈临死留下的，其他的一概不知，知道的也不想说。
“不卖了！”他火了。
可不卖又不行了，戒指留下，让他去取户口本和工作证。没办法，他只好跑回家取了户口本和工作证，回来又是一番盘问和端详，仿佛他们不是珠宝收购店倒是派出所。
“回去，再开一张单位证明和街道证明。”他们扣下了户口本和工作证，比派出所还有权。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这又不是偷的、抢的！”陈宝柱发急了。
“因为你说不清楚。你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工人，哪来这么贵重的戒指？”
“贵重？……”
“这两个宝石戒指，起码值一万，只要你把证明信开来，有了证明，我们就把钱给你。”
“一万？……”陈宝柱差点没兴奋得晕过去。
他二话没说，撒腿就往回跑，到了工地，他气喘吁吁地把杨建华拉到一个角落里。
“建华，钱有了，发奖金没问题。”
“哪来的钱？”
“一万块，我的。我把我妈留给我的戒指卖了，好家伙值一万！”陈宝柱仍沉浸在兴奋之中。
宝柱妈留下的戒指，建华见过。宝柱妈曾托杨大娘替她收着，杨大娘无论如何不答应。这事，杨大娘告诉过建华，宝柱妈死后，把戒指留给了宝柱，宝柱曾经拿给他看过。不大点的东西，沉甸甸的。
“别弄丢了，这是老人留给你的纪念物。”建华关照宝柱。
“放心吧，脑袋丢了，这玩艺儿也丢不了。”
离这次谈话，只有半个月的工夫，宝柱就把戒指卖了。
“你怎么把戒指卖了？这样做太对不起你妈了。”建华阴沉着脸埋怨宝柱。
“建华，在大伙眼里你可是大经理，说话得算数。我也看出来，发不出奖，你心里也挺别扭。哥们儿在凤凰桥干得够意思，咱也不能对不起大伙儿。这钱你发给大家，不在钱多钱少，就是意思意思，叫大伙儿心里痛快痛快，你就瞧好吧，大伙准像在凤凰桥一样，干起来玩命。”
“不，这钱我不能接。”
“建华，我这当儿子的对老娘没尽过孝心，自己花这钱心亏。我妈病了这么多年，都是杨大娘和你照顾着，凭良心说，这戒指该是你的……嗐，别管是谁的了，就说是你的，分给大伙，我陈宝柱心甘情愿。你要是不接就是看不起我宝柱。”
杨建华望着陈宝柱，眼睛有些潮湿，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感动，陈宝柱能这样想，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他欣慰。
“你快到公司给我开张证明信，你跟我一块去取。一万块，那还不得一大提包钱？”陈宝柱恨不得杨建华立刻就和他一起去，把钱拿到手。
建华笑笑，拍拍宝柱肩膀：“老队长来了，你快去看看，他找你呢。”
中午，利用吃午饭的时间，工地上开了一个会。杨建华先替老队长把烟发到每个人手里，接着把陈宝柱打算卖戒指给大家发奖金的事跟大伙说了。
陈宝柱一听急了，把饭盒一搁站了起来：“哥们儿，这钱是咱经理的。咱杨经理见大伙拿不到奖钱，心里过意不去，把家都给卖了给大家发奖，咱哥们儿得给建华经理争气呀。”
在场的工人们听了，谁也坐不住了，都站了起来。
“经理，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埋怨，是觉着事不公，可不是眼里光有钱。”
“就是嘛，这样领到的奖钱，我们不要。”
“经理，我们不能要你的钱。”
“对！要你的钱，缺八辈子德。”
杨建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大家不要嚷了。这钱不是我的，是陈宝柱的，我刚才说的是实情。陈宝柱的母亲是旧社会里受苦、受难的一位妇女，存下了这两个戒指。我们谁也说不清这戒指上渗透着老人多少血和泪。她活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生活再艰难，她也没把它卖了换钱花。这位善良的母亲，像千百万母亲一样，把自己最珍贵的财物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这戒指是老人家留给宝柱娶媳妇用的，这钱，我们当然不能要。可是，我们得想一想，陈宝柱要卖了它，为的是什么？还有老队长，病这么重，听到工地奖金冻结了，拖着病身子，赶到了工地，用自己的钱给大家买了奖品，这又是为的什么？为的是光明桥按时竣工！为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建桥工人，心甘情愿地为大桥尽责出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是大桥的主人，是城市的主人……”
“说得好！”阎鸿唤和曹永祥突然出现在工地。
他和曹局长两个人在工地之外下了车。工人们带着一种情绪在施工。他们不能像个老爷似的，乘着豪华轿车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平时还可以，出于工作需要，现在这种形势下不行，同样是为着工作需要，顾及到工人们的心理，他们步行到了工地，在一边见到了刚才的一幕。
工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身，慢慢向市长围拢过来。
“市长，你得为我们主持公道。”一个工人说。
阎鸿唤选择了一个平整的石头站上去：“让我主持公道，因为我是市长吗？刚才杨经理说得对，你们是城市的主人，公道不公道，你们最有权评判，用不着谁去主持。你们建起的一流凤凰桥和现在正在建的全国最大的立交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老队长和那位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行动就是最雄辩的证明。我想，那些坐而论道，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那些对我们环线施工人员的一腔热血持怀疑和不理解态度的人，会在你们的面前感到惭愧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为着走向公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让创造者拥有自己的创造，让主人得到应得的一切。谁阻止这样做，谁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被人们所抛弃。市长，是市民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不管谁反对，政府所说的话一定要兑现，请大家相信……”
“市长，有你这句话，就是不发奖金，我们也认了。”
“其实我们心里就是这口气咽不下去。”
工人们七嘴八舌。不少人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听市长讲话，老百姓都知道，阎市长从来说话算数，既然市长说话这么亮堂，证明这次“奖金事件”不会不明不白地了结，工人们的心气平了些。市长的话使他们郁闷的心情开朗了。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驶进了光明桥工地。上面下来了几位身着警服的人。
这几个人似乎并没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人群中穿过来，用刑警队员特有的机敏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视线捕捉着他们要寻找的目标。
“谁是工地的负责人？”
“我。”杨建华朝他们迎过去。
“我们是东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请您协助我们把陈宝柱找来。”
陈宝柱？大家的眼睛下意识地转向陈宝柱。
“你叫陈宝柱？”
“对呀。”陈宝柱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见到警察，本能地紧张起来。
“认识刘德胜吗？”刑警队长犀利的目光剑一般锋利地逼视着陈宝柱。
“刘德胜？噢……三帮子吧？认识。”提到“三帮子”，宝柱知道没好事，汗不由得渗了出来。
“你参与了刘德胜抢劫盗窃集团活动，经分局批准，你被收审了。”
“没有，我没有！”陈宝柱突然狂吼起来，“我早跟他们没来往了。”
“你持刀抢劫瓜农西瓜，获赃款五十元，这事你还想抵赖吗？”
陈宝柱脑袋嗡的一声，傻了。妈的，他早把这事忘了，好一个“三帮子”，把他卖了。
刘德胜是因另一起盗窃案被逮捕的。在警察的多方追问、审讯中，他供出了陈宝柱参加抢瓜的事。公安局于是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有……有那么一回事，可那是早的事儿了，以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就这一件事，你就够拘留的了。”刑警队长掏出拘留证，“跟我们走。”
“不！我不走！……晚两个月，等大桥建好了，随你拘，现在我不走。”
陈宝柱一边说一边后退，工人们迅速给他让出一条道。两名公安人员见状扑上去，紧紧将陈宝柱的肩膀和手腕抓住。
杨建华拦住刑警队长：“同志，能不能给他两个月时间，陈宝柱现在是青年突击队队长，是环线建设的功臣，宽大一点吧。”
“同志，作为领导，您应该懂法。触犯法律和治安条例，是要受到处罚和制裁的，在法律面前，任何人求情都是没有用。”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站在一边的阎鸿唤。老队长走到市长面前：“阎市长，您发句话吧，他抢了五十，罚他五百、五千，只求别带走他。这孩子刚有点出息，别毁了他。”
阎鸿唤扶住老队长的胳膊，他感觉到这位老工人在抖。这种情绪传染了他。这个即将被带走的青年，为了五十元去犯法，如今还是他，为了环线建设要献出自己的一万元。然而，就在他献出一万元的时候，却要为五十元去接受处罚。多么费解的难题，但又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功是功，过是过，在法的面前，功过无法相抵。
“老同志，让公安人员执行任务吧。人不能大于法，我市长必须遵法、执法呀。”
陈宝柱知道没希望了。他扑通给杨建华和老队长跪下了：“建华，老队长。我给咱队丢人了。那是上次我打了老队长，停职时，手头没钱才去干的。我怕你们说我，一直瞒着。后来，凤凰桥一开工就给忘了。你们骂我打我吧，但别把我的突击队给拆了，我回来还得干。”
老队长把陈宝柱扶起来：“宝柱，起来。师傅明白你了，别看你又进了局子，但在师傅的眼里，你不是过去的宝柱啦，还是今天的宝柱。”
陈宝柱抹抹泪，又对建华说：“别忘了开证明取钱的事，大家不肯要这钱，那钱就留在队里，等光明桥建好了，让哥们儿拿着出去旅游，开开眼。”
建华替陈宝柱把棉工作服的领扣系好：“进去以后，好好交代，争取早点出来。大家等着你。”
吉普车开动了，陈宝柱突然推开车门，不顾刑警队员的扯拽，双手抱拳，大声喊着：
“哥们儿，我的活儿拜托哥儿几个了，等光明桥建好了，告我一声。”
吉普车急速驶出了工地，工地上一片肃寂。
这一天的夜格外冷，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然而光明桥工地迎来的却是一个灯光通明不眠的夜。几乎所有的人都奋战在施工现场上。
第二十章
一
一张当日的报纸从手中滑落下来，高婕无力地闭上眼睛。报上有一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黄炯辉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独唱音乐会，一举成功。她的报复并没有损伤他，他到底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而她呢……
她需要有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安慰她。张义民不再成为安慰者的角色，相反她却成了张义民的俘虏。张义民现在每次来都被她的父母捧为上宾，那完全是为着她的缘故。他不再怕见到她，甚至连门也不敲，就闯进她的卧室。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而是随随便便斜仰在沙发上，一双沾着积雪的皮靴，毫无顾忌地在刚刚换洗的沙发套上蹭来蹭去。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她却多少看到了几分对她的轻蔑。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色，那种能够随意驾驭和猎取他所畏惧、谄媚过的对象而自然表现出的洋洋自得。他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些礼貌的，谦恭的，猜度逢迎着她心理的话被一些指令性的，主人般的语言所替代，就像是有意地让她知道他的厉害，并让她为当初她的傲慢而感到懊悔。他完全变了，就像已经成为了她的主人，拥有着把她拾起来或者扔掉的权利。
她厌恶他那副下贱的得意。痛恨他像一只癞皮狗那样，以撕咬一只失去抵抗、挣扎能力的弱鸡去显示威风，换得快乐。她希望自己像那些被侮辱、被遗弃、被失恋弄得心灰意冷的少女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不需要爱，也不再去爱，无情无欲。但很快，她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不是那样的人。黄炯辉带给她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痛苦，同时也带给她生理上的折磨。她忍受不住孤独，无法抗拒生理欲念对她发生的巨大诱惑。张义民对她的放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具有了魅力。她对他越来越产生出一种依赖，甚至依附的心理。她过去看不起他的家庭，现在细想想自己的父亲过去不也曾是个农民。张义民踌躇满志，巧于心计，谁能断言他的将来不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她希望在他的身上发现更大的希望之光，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心理能够获得平衡，才能报复黄炯辉对她的负情。只要张义民能够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他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可以不在乎。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高傲的公主。
一天晚上，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留下了他。
她和他躺在一起，发现张义民完全不像个初涉房事的男人。他几乎什么都懂，抚摸和触及的部位极为准确，动作也相当熟练，她不觉疑惑了，这些不是读书所能知道的，她第一次时，除了不可抑制的冲动，几乎对其他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完全被动，听任黄炯辉的摆布。而张义民的热情和冲动却缺少自发性有着一种规定性，就连发泄之后，那种为满足对方需要而做的短暂停留，都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她问他，张义民冷冷地反唇相讥：“你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
高婕默然了。她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和兴趣再追问下去。也许两个具有相同过失的人在一起生活，反倒会相安无事。她一天天等待着，等待父母或者张义民向她提出婚事。结婚是她目前寻到精神解脱的惟一办法。但张义民却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母亲也一反常态不再跟她唠叨。为了摆脱痛苦，她等待结婚，为了结婚，她又得痛苦地等待。
她等到了什么？是那个丝毫无损的家庭在美国欢聚，是那个女人对丈夫的宽容和对她的欺骗，是黄炯辉的成功得意。这使她刚刚麻木下来的心，又重新被刺激得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高地悄悄走进妹妹的房间，轻轻坐在高婕对面的沙发上，像是想说些什么。
“小婕，我要走了。”半天，高地才说出这句话。
“去哪儿？”高婕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情感天地里走出来。
“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
高婕紧紧地抱住二哥，惟恐高地真的在她生活中消失了。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二哥刚才几句淡淡的心里话，刺得她心痛。是的，爸爸妈妈平日待他太冷漠了。父母早晚要离去。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在今后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她需要二哥，二哥也需要她。
“小婕，你放心。”高地轻轻拿开妹妹的手，“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过去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在国内，我学不出来，指导教授给我们划了圈儿，课题研究只能在他的圈里转。即使我拿到了学位，也不过是我变成了指导教授传声筒的标志，不会有大出息，所以，我必须出去。世界大得很，我得学会创造。在专业上创造，在命运上创造。上次机会，让爸爸为了自己的虚荣给毁了。现在蓓蒂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去。高地在社会上不能永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高婕惊异地看着二哥，和二哥一起长大，她竟没有发现，在懦弱老实的二哥身上会有如此执着的个性。
“你，打算出去几年？”
“说不定，先得拿到博士学位再说。”
“你这个指导教授限制你，你硕士毕业了可以另考别人的博士生，何必……”
“谁的都一样，风气如此，学术界一样狭隘。况且，国内博士生毕业了算什么？连个副教授都不给。可国外回来的硕士生，就三间一单元，副教授头衔送上门。我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偏偏绕路读国内博士生，永远低人一等？何况，回来不回来，我还要看情况再说。”
“为什么？”高婕这一回是真正地吃惊了。她想不到二哥不想再回来。或许，这个家让二哥太心寒了，心寒到了不想再回来。
“二哥，蓓蒂这样的外国女人，可靠系数有多大？她们从来就一阵凉一阵热的。”高婕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老里老气，饱经沧桑，“而且，爸爸妈妈不能同意你。”
“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打算学你，留一封信，然后悄悄离开。只有你，小婕，你是家里惟一对我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
“二哥！”高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再一次抱紧了二哥。
楼上的一幕，楼下的父亲全然不知。这些天，高伯年从机关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注意家里发生的事。高地从来很少在他面前露面；高婕让他伤心，难堪；沈萍的喋喋不休叫他神经受不了。他对这个家烦了。人老了，老了，特别容易怀旧，爱去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和早已不存在了的往事，这种心境的变化，常常让他想起高原，想起高原的母亲。
高原小时候，他常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战斗，和那些艰苦、危险而又极其普通的经历，在他的嘴里，变成一段段惊天动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个英雄，那些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已经成为将军的战友们，也都是英雄。高原是父亲最虔诚和最入迷的听众，使他有机会，有责任去回忆、升华、讲叙那段被人民所崇敬，被青年人所羡慕的，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光荣经历。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辉煌、最壮观、最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六四年，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时，他曾由于自豪、骄傲而兴奋、激动，由于兴奋、激动而热泪盈眶，那歌舞为他展示过去战争年月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故事一定灌注到儿子的灵魂中去了。看着高原的眼睛，他看到了儿子的渴望，一种对忠勇的渴望和对壮烈的向往。……在他的子女中，惟独高原像他当年一样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并且壮烈地倒在战场上。高原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高伯年一次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高原的照片，是骄傲，是自慰，还是悲伤？他凝望着儿子刚刚提升为连长时寄来的照片。那时，高原刚刚做了丈夫，而现在，他牺牲时已经成为父亲。高伯年给大儿媳宋丹写了信，不止写了一封，让她带着孙女住到他这儿来，他已经给她们腾出了房子。宋丹没见过他这个公公，犹豫了很久，才来信说下个月来。高伯年觉着，自己对儿子只尽了一半父亲的责任，那一半，他要加倍补偿在儿媳妇和孙女身上。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要比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更痛苦，因为她们年轻，孤独的时间要更长。
这种对儿媳遭遇不幸的怜惜，使他又一次联想起另一个女人和孩子———杨元珍和那不知名的儿子。他给高原讲的故事中，没有讲过杨元珍。杨元珍的故事，即使在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进入故事的战斗年月里，就已经感动了部队的战士。全营的士兵都知道“高大嫂”和那挺她只身夺过的机枪。他没讲这些，因为它的内容太复杂，牵扯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法说给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更主要的是他也担心它会留给儿子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有一天，儿子了解到自己有一个生母时，会产生一种联想，倘若儿子把这种联想摆在他面前，他将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段历史，儿子是不会原谅他抛弃了一个英雄母亲的。现在想起来，高伯年十分后悔，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点点亲生母亲的东西，儿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有愧于烈士，也有愧于儿子的母亲。他手中没有杨元珍的照片，本来可以拍一张的，在军管会宿舍附近就有家照相馆。她从乡下来，他却没有想起带她去。结果留下了一个遗憾，留下一个十分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她现在在哪里？或许已经离开人世，这倒是种安慰。她可以不再为丈夫的遗弃而痛苦，怨恨。她嫁给他之后，就陪着他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她参加了革命，和他并肩战斗，盼着胜利，盼着和他生活在一起，盼着用鲜血换得一个和和美美、火火爆爆的小日子。她是那样热切地期待着他和他的队伍能给她带来幸福；她是那样忠贞地跑到前线向他表示：生生死死和他在一起。可是她等到的、盼到的是什么？她本来最有资格，也可以成为厦门路222号别墅的女主人。可她现在又在哪儿？直到最近，他的良知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给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地思念她，还有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骨肉，高原的亲弟弟。
这些日子，高伯年在闲暇时，总摆脱不掉这种思绪的缠绕和困扰。是因为高原的牺牲，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意识到快要退下位来，将要永久地、单调地生活在这个家里，意识到他的名字将逐渐被人淡漠、遗忘，才去想起这些被自己曾经淡漠、遗忘的往事和亲人。
他是觉得自己老了。他越来越感到无力战胜危机，而这危机来自他曾自以为永远不可能取代他的阎鸿唤。他不得不承认，阎鸿唤比他高明，比他更有魄力。刚刚上任几年，市政建设就让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更让他自愧不如的是，阎鸿唤走出了道路改造这步棋。它给阎鸿唤在市民中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使之具有了一种远比他更强有力的凝聚力。对于这些，他作为市委书记，不能斤斤计较，毕竟自己是有着四十二年党龄的老同志，应该给予新干部以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一直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尽管在支持帮助的同时，他无法克制内心日益增长的失落感。
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帮助和支持这个新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