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风流》
孙力 余小惠
第 一 章
一
如果外地人初来到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问一句，市中心在哪里？谁也不会想起普店街。按说它位于的卫海区该是正宗的中心区，它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
还在大清盛世，就围着这块不大的地方筑起过城墙，它便由集镇正式成了城。八国联军打进来，四面墙轰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扩大了。现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区就是以它为中心，慢慢扩展、繁衍而成的。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大，它却越来越破、越来越挤。新区的居民从人数到实力都居优势。人们随着离宗忘典，不再以它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响了繁华大都市的形象，羞于提及。这座都市是全国首批开放城市，从西哈努克亲王到伊丽莎白女王，无不光顾此市。
要以繁华和位置而言，中华区该称为首。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又靠经济侵略控制中华。八国联军的兵营一撤，八国的富家财东们便拥进来，在这里沿着月牙河修起一条长十里的月牙道，又沿着月牙道盖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长溜儿建筑。大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光看这些异国色彩的建筑，就知道他们进来后就不想离开。只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中国人连锅端了。那些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大公司成了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可对市民来说，他们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闲闲地逛商店，吃宴席，夹着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这儿称为中心，好像有点儿不妥。
新市区的居民优越感最强。全市最大的图书馆、医院、剧院、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多在这个区，这是个建国后建设起来的新区。这里的居民常常自诩这儿为市中心，因为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现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位于此区，你说它不是市中心哪儿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说不对。真正的市中心应该在本城西南角儿。
沿着新市区那条市里最宽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进了市郊的西市区。然后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们称为“华尔街”的厦门路。
厦门路是建国后起的名，原先根本称不上路，这儿是洋鬼子在西郊盖的一片别墅，依次立着德、日、意、法、英、美、俄、奥的风格各异、参差不齐的小洋房。这么大的市郊田园，洋鬼子别的地方不选偏偏都挤到一块儿，比着劲儿地盖起这么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这地方原是块风水宝地，这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佬儿请来地道的中国风水先生测定的。宝地全因那个温泉眼。据说喝这口泉水的人能避风祛邪，益寿延年。于是这片房子就围着宝泉盖了起来。1949年天安门前的建国礼炮一响，厦门路两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里局以上的各级进城干部陆续搬了进去。三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是各级首脑人物的居住地。别看它临近市郊，远离市区地图的中心点，但每当市民们提起厦门路无不肃然起敬。现在当然不那么敬了，但听说谁是住在厦门路的，仍不免露出羡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筹。从这个居住地，能测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对这种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后骂他的祖宗也有这个胆，但当着面还少不了赔个笑脸，顺着话茬子说几句恭维中听的话。这帮人谈起来都以攀龙附凤为耻，可做起来又多少有那么点贱骨头。难怪，中国封建几千年就是个权力、人治社会。既然厦门路的住户都是些掌管着大局以上权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个权力中心。权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确一点，找一下中心的中心点。那就还得沿着厦门路往西走，就能看见一排四米高的灰墙，顺着高墙向南拐个弯，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铁门。铁门白天是敞开的，两旁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他们可不像是新华门站岗的警卫，笔直地挺着，一点不打弯。这儿的警卫可以蹓跶着，也可以轮流地到门内那间值班室里去喝口水，坐着歇歇。只有看到进进出出的“丰田”、“奔驰”牌轿车，才挺一下腰板，行个注目礼。望着汽车顺着松柏夹道下的平坦车道，消失在一片白杨树后，才又重新放松下来。
那片白杨树，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带，可称为全市的绿化标杆区域，就其面积而论，绿地覆盖率绝对地超标准。白杨林带岔出三条小径，分别通向三座美观、别致的两层楼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一条没有正式成文的规定，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市长。现在它们的主人便是市委书记高伯年、市长阎鸿唤，剩下的一座楼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委员徐克的。徐克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调中央后，房子只住着他的儿子徐援朝。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和不满，特别是那几个有资格取代这房子主人的人，高书记和阎市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好办的是，徐克经常要回来，虽说中央有规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里的一位元老，是市里所有干部的老上级，硬做不大合适，于是它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又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厦门路222号。过去三位意大利人盖起这花园别墅时，叫它利华别墅。
单凭住在这儿的两户人家，就不用怀疑厦门路222号的中心点的准确性。
二
清晨，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阳光透过淡淡的清新的雾气，温柔地喷洒在尘世万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雾的清新，五点半钟，这座城市只有少数人在跑步，只有花园里才聚集着一些练功、习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看重，而又绝离不开的清洁工了。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还甜甜地沉睡在温馨的梦乡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这个时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条干毛巾使劲擦脸，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红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黄杨木梳梳头，节奏均匀，悬腕有力。一会儿的工夫，头皮就和面颊一样发热了，从里到外舒服极了。然后他又轻轻梳几下，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拢顺拢齐，蛮有风度的。 人到了这把年岁，能坚持住这种养生之道，注重仪表举止也属不易。其实高伯年在四年前，对养生和仪表都是从不上心的。他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海参、不吃螃蟹。甚至海带、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动植物，他一概拒食。别说吃，闻一闻都会恶心。老战友说他是穷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块旱地，只见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条渠一样宽的水沟子。乡亲们轻易见不到水产，更别提吃它了。他七岁那年吃到一次鱼，是在东家的猫食盘里偷出来的。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呛得他险些晕过去，接着无数根钢针横叉竖挑，扎在嗓子眼上，大咳、呕吐、差点送了命。从此他便闻水货丧胆。直到他当了局长，副市长乃至市长，市委书记，经常参加大小宴会，多高级的宴席都未扭转他对水产品的憎恶，从不沾一筷。医生警告他，这种饮食态度，会使他缺乏碘、钾、钠、镁等多种元素，他深信不疑，却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后他经常说。解放石家庄，他们营担任攻坚任务，冲过去，他冲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弹也避他。“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碘吗？”他笑着对医生说。这句话被人传开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谁知“文革”时，这话成为反动言论一百条中的一条，“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点吗？”———一个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对穿戴更不讲究，进城后，始终一双布底鞋，后来买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过一双皮鞋，那是去参加党的八大时特地买的，为了显得庄重些。可在小组讨论时，他发现中央的领导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脱下了硬邦邦的皮鞋。从此再也没有穿过，直到“文革”这双鞋才有了它的用场，成了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证，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这四年，高伯年似乎变了，变得连女儿都取笑他赶时髦。
首先，他加强了自身保健，闲的时候翻一翻医书，他并非赶时髦，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体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来。
他开始注意仪表。很多人说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觉得老。有好心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服装老式，人才显得老的，他觉得有道理。现在是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高伯年来了个飞跃，这飞跃让人感到吃惊。他一贯的发型小平头现改为小背头。一贯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自从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门，他就换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换下。惟独缺憾的是对“革履”仍不感兴趣，他的脚无论如何不能适应皮鞋，服饰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里很静，听不到一点点噪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冲鼻腔，让人顿时觉得，纯净的氧气入腔，体内的浊气排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他的楼前是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每天，他要在这儿练一练太极拳。他的拳很不规范，还是在“文革”后期，他由牛棚荣升为“挂”着的公民时，跟花园里的老头们学的。可惜时间太短，还未学通，“四人帮”粉碎了，他被“摘”了下来，回到了市政府。几年来，他坚持练身的，就是这么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极拳。
但今天，上面的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没有进行，他失常了；没有练拳，没有用黄杨木梳梳头，没有用干毛巾擦脸，甚至连牙也没刷，就趿着拖鞋走出来了。清晨，万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高伯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儿的房间，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骂女儿，而是骂那个未知数，“一定要严加惩处，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电话机的父亲，“是我主动的。”
“你？……”高伯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女儿会堕落，可对女儿所处的文艺圈子又早有所闻，沈萍原来就反对女儿去当演员，是他说服了妻子。应尊重女儿的志愿和选择，可现在，女儿的行为打了他一个耳光。
“你和张义民的关系断了？”父亲吼道。
“没有。”
“你准备和那个混蛋结婚？”他此刻恨透了那个肇事者。
“不。”
“你，你这算是什么？”“张义民可以和我散，我本来就不爱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书记的女儿和一个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怀上了孩子，这种丑事传出去，在老百姓嘴里不知会怎么张扬。他扬起手想打女儿，又放下了，怒冲冲地离开女儿的房间。
女儿门边站着一个人，这是张义民。他早来了，刚才的一切他都看见，听见了。
高伯年觉得无法跟这个年轻人交代，甩手走下楼去。张义民留下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高婕和张义民。这一夜，女儿向张义民都“交代”了些什么，高伯年无从知道，但他以为，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个男人对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会原谅的，即使这女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高伯年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去想女儿的事了，他的大脑细胞正为临睡前的一个电话所消耗、困扰。
电话是市长阎鸿唤打来的，告诉他，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要阎鸿唤明天赶到北京汇报工作。
“只通知你一个人？”
“对，只让我一个人去。”
“市长会议？”
“不是，好像是单独汇报。”
“汇报哪方面的工作？”
“没有讲，我正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块石头堵到嗓子眼。
他从没有被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过。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从解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市四百万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但绝不会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现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经动摇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已逐渐在取代他。上届调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动议调他到另外一个省去当人大主任。中央领导说：“还是不要动了，他熟悉这个城市。”这才不过两年，向总理汇报这样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经过他，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这是一个信号，他心里清楚自己，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到时痛痛快快交班，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可现在，不用说退下来，就是这样冷落一下，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来，他习惯了“交伯年同志批阅”，“请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指挥、拍板、行使决策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日子？
当然，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
他对阎鸿唤的感情是复杂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让阎鸿唤当市长的。“阎鸿唤是个实干家。”在中组部和市委常委会上，他这样评价他的接班人。他没有看错，阎鸿唤上任三年，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实在在干了几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渐发现了阎鸿唤的许多毛病，他骄傲，对老同志、老领导的意见不那么尊重。常常自以为是，过多地抛头露面，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里十分不愉快。
思绪万千，高伯年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但五点半又准时醒了。算了算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他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去，这条小路的尽头是阎鸿唤的房子。阎鸿唤是第一次单独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满，要谦虚、多听指示，少表现自己，尤其要强调市委整体的作用。关于市政的全面规划方案，不要先讲出去，等过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再讲。
他走着走着，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阎鸿唤电话里并没有请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丝毫没有。只是问他知不知道，阎鸿唤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难道他不懂这么大的事，应主动找市委书记研究研究？阎鸿唤的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书记？甚至这个电话，都很难说没有别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阎鸿唤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决策人；暗示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不主动找我，我又何必主动上门找他，助长他的得意情绪，表明我对这件事的重视？不，高伯年绝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这么个感觉。他应表现得很轻松，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转过身，踱着方步往回走。
还没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须把注意事项告诉阎鸿唤，否则，他放心不下。他转过身朝大门口走去，他估计阎鸿唤六点半钟将出发，他就在那儿装作无意蹓跶与阎鸿唤开出的汽车偶然相遇，然后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给阎下达“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随时想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门口，也没有听见盼望的声音。守卫的警卫战士向他敬礼。
“换岗了？”高伯年亲切地问一个战士。
“没有，七点钟换岗。”战士回答。
“这么早就把大门打开了？”高伯年随便地问，他有意消磨时间。
“阎市长五点半钟坐车出去了，我们就没再关门。”
什么，走了？高伯年心中一凉。五点半钟，就在他每天准时睁开眼的那个时间，阎鸿唤已经出发了。
“今天首长都起得这么早。”战士说。
高伯年无心再答话，只是咧着嘴对战士笑笑，转身走回去。
刚走上台阶，沈萍迎出来：“你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她的眼眶发青。
“你找我干什么？睡你的觉去呗。”高伯年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叹口气：“张义民昨天晚上十二点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谈得怎么样，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这事，你得问问义民。”
“我不管！”烦事加烦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来，径自走进那扇玻璃门。
沈萍跟进去，她当然不知道电话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没合眼。
“你发什么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是为高原的信，为信里提到的那个人，那张相片。”沈萍大声喊起来，她了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让他，他越来劲，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说些什么，没轻没重的，让人家听见。”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调降了下来。
“小婕的事交给你办，你找张义民谈，他要不通，你负责。”沈萍又开始给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维护高伯年的尊严与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单位里总是装作对市委内部和领导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她这样做赢得不少群众的尊重，觉得她这个人不爱炫耀自己，谦虚，反倒对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人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也跟市民们一样有个户口本、粮食本、副食本、煤本吗？他们买衣服买鞋也到商店自个儿去买吗？……利华别墅的生活对市民们是一个谜。
高伯年是不是个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环，但婚后，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女主人当家。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虽说不必为柴米油盐，洗刷浆补劳神费力，但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内战却像千百万个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样，也因为一个“钱”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辈几乎一色的商人，她这一辈又几乎一色的知识分子，自然经济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辈则全是一色的庄稼汉，他这辈儿除了他，仍是一色的农民。前十几年，每个月高伯年都要给老家寄钱，少则二三十，多则四五十，老家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乡下就要来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他们这里吃大户。开始，她还能做出一副笑脸，后来，就只好摆出一副冷脸。冷脸仍挡不住那些人来。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高伯年的什么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厅的地毯上，她忍无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时的朋友一齐撵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便大发雷霆，认为她丢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军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掴在她脸上。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着自己被打得肿起来的面颊，眼泪流了下来。她把婚后的一切不满都化成恶毒刻薄的语言嚷了出来。嫁给他，有什么好的，她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高伯年的一个附属品，一个装门面的夫人，她忍无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着朝门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请离婚。
高伯年拦住了她。
他不能让沈萍把家里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这个领导还怎么当？他的面子朝哪儿摆？于是，他让了步。
他给老家寄的钱由每个月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他冒着得罪乡亲之大不韪，写信谢绝来人。结果，高伯年虽然没有当成孝子，乡下亲戚们也没有因此饿死的。沈萍从道理和实际上获胜了。高伯年也只好彻底服输。这几年农村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老家渐渐地不再要钱了，这个问题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但家里仍有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这老头子太迂、太古板，死心眼儿。
他出了一次国，别人至少都给家里带回些家用电器，即使没带回彩电也能带台收录机，可高伯年却只带回一条英国烟。气得沈萍直骂他“假马列”。
堂堂市委第一书记，家里电气化程度还赶不上一个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里还只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轻工业局给市委送来一批本市引进日本生产线生产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全声道立体音响，按内部“试销价”卖给市里部长以上的干部，只收个成本费。高伯年不仅自己不买，而且一个批示，将东西全部退回，在整党时还抓了那个局长一个不正之风的典型。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众为高伯年竖大拇指，觉得党风好转有了盼头。但一些干部，当然也包括沈萍，心里挺别扭，别人不敢说，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说他是个“没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个电话打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范局长，几天之后，全套最新家用电器进了高宅，全是出厂价。谁知，高伯年第二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秘书说，高书记指示用工资把电器的市场差价补上。沈萍气坏了，可又不能动手打。现在，老头儿的身体比不上从前，毛病越来越多，打坏了，损失无法弥补。像这一类的事多的是。二儿子高地想办法出国留学，他不管；沈萍不愿在医院里当书记，想调到卫生局坐机关，他不管；女儿高婕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还是不管；沈萍怎不恼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绝招儿。吵吵不过是常规武器，绝非高伯年打不过她，他在战场上一刀能把敌人砍成两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过气来。凭着这股子力气，别说她只小他八岁，就是再年轻十八岁也敌不过他。也不全是他顾面子。其实他败给沈萍，是有意让她，因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过失”的秘密，同时也掌握高伯年处处要维护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实，沈萍是不会把秘密公开的，损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于损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过是拿这个秘密武器作为要挟。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这种心理，连反击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高伯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他从不放弃原则。他可以忍气吞声，不争不辩，心里却总有个定盘星。沈萍深知他这一点，所以凡事也从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灵，她也就黔驴技穷，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你到底听见没有？”沈萍见他不说话，又动了气。
“这孩子太气人。”高伯年憋出一句话。
“你不气人？孩子随你，子不教，父之过，谁让她有你这么个爸爸。”
高伯年瘪了壳：“好了，好了，回头我找义民谈谈。”
沈萍这才松了口气，一点支撑力没有地倒在长沙发上：“这个家呀，真让我操心透了，整整的一夜没合眼。”
“你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私事，一点党的事业心都没有，心胸狭窄，你睡不着觉，别说一夜，就是一个月，也毫无价值。”
“那么你呢？孩子出了事，不是你的事？”沈萍不服气地嘟囔着。
高伯年这才感到自己昏头涨脑，嘴唇和手指也有些发麻，肯定是失眠引起了血压高，他得赶快去补一觉。
他缓步走出客厅。
三
一辆“皇冠”牌豪华轿车，在公路上急驰。早晨五点半发车，只用了十分钟，汽车就开出市区，驶上通往北京的公路。按正常时速计算，阎鸿唤可以六点半出发，但问题在于市里交通拥挤，晚出发一小时，赶上“高峰”，也许会耽搁一个半小时。现在看来，中午前可以赶到北京，先去看看老首长徐克，三点半到中南海见总理，时间安排得很从容。
“十一点钟能进北京市里吧？”阎鸿唤问司机。
“没问题。”司机瞄了一下车上的表，知道市长又有意要他提前一点，他把油门踩到底，汽车飞一样地驰去。 阎鸿唤放松一下，头靠在座背上。他们都互相摸透了脾气，司机知道市长一坐上车，就恨不得车飞起来，他问十一点能进北京吗，就是告诉他，十一点前必须到北京。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总理接见，是阎鸿唤自己写信要求的，他也没有想到，总理这么快就和他约定了汇报时间。中国老百姓现在仍普遍认为当今政治、实权还要靠“根子”。即使在市领导层中间，“背景”的能量也是相当大的。他没有根子。要说有，那就算是徐克和高伯年，他是六十年代初市里树起的劳动模范，当时，徐克和高伯年接见了他。现在徐克退居二线到了中顾委，但和他这个市长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高伯年是现任市委书记，从职务上，党政两巨头属平级，但高伯年自恃是阎鸿唤的老领导，是他一手提拔的，所以常常不自觉地包办市政府的工作。阎鸿唤越来越感到这个“根子”对他简直就是一根“绳子”，束手束脚，捆得你挥不出拳头，迈不开腿。他建电厂工程中就被高伯年无休止的干预弄得哭笑不得。其实按阎鸿唤的计划办，电厂一年就能完工。现在花了两年的时间，高伯年还认为既快又省。理没法再说清了，真理失去了检验的机会，谁会承认这个真理存在过呢？现在，一个宏大的市政整体规划出台了。第一步改造工程就要上马，他不能再像电厂工程那样窝窝囊囊地干。他这个人不习惯按常规惯例去思维，他习惯创造奇迹，习惯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性格。他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当过公司经理，当过工业局的局长；在每一个台阶上，他都创造过奇迹。如今，他要让他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变成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在世界建设史册上留下这座城市的名字。这种在别人看来近乎狂妄的设想，在他到任的第一天起就萌发了。
三年前，他刚刚当了一个星期的市长。
摆在他面前，有三份材料。
一份国务院文件，对外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没有他们城市，理由很简单：城市环境脏、乱、差。
市经贸委的一份报告，仅有的两项议项合资项目，经外商来市实地考察后，均因环境问题，解除先约，拒绝投资。
“大参考”转登一条消息，某国际卫生组织来华考察，认为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块地方”。
这一切都是地震造成的。
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半个华北，震毁了这座城市二十万平方米的房屋。大地震使简陋的防震棚，简易的临建房，星罗棋布于全市各个角落。市政规划部门控制失灵，房管部门无能为力，一切任其发展，听其自然。
马寅初先生预言和企图节制的“过剩人口”、“危机”性生命成熟了，到了结婚，继续繁殖新的“过剩”和下一代“危机”的时候。结婚和养育需要房子，可房子并不过剩，只有危机，人口急骤增长的速度与住宅建设速度在比例上大大失调。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能生出一个孩子，但绝生不出一间房子。儿媳妇不愿与公公睡在只隔道布帘的屋子里，怎么办？于是乘乱，以盖防震棚的名义在马路边盖间房。地震是不是一两年就消失，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这房子兴许就一年一年住下去了。盖起来，结了婚，以后怎么办？人们想也不想，眼下有地方住就行。于是，本来就拥挤的城市，窄小的街道，就变得更加拥挤、窄小，越发脏和乱。
一位副总理来视察，拨了一个亿，钱花了一半儿，临建棚却只增不减。
阎鸿唤一上任，那位副总理就批回市里一份报告。批示上明令要求，一年内彻底清除市内临建房屋！不然将改组市领导班子。这份带着批示的报告，高伯年转批给了阎鸿唤。新上任的市长一手拿着“通牒”，一手拿着那一个亿的另一半儿。
也许还嫌给新市长的压力不足，一场无房者联合静坐示威爆发了，真是天上地下一起加压。
三百多名无房者包围了市政府大楼。
他们之中，有年逾七旬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青年男女，有从老山前线回来的、被炸断了双腿的残废军人……他们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堵塞了出入的汽车道，示威者没有呼口号，只是沉默地坐着，胸前或手上挂着或举着牌子，记述着无房者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悲哀。
阎鸿唤并没在市政府大楼，他正在财政局听汇报，接到电话，他立即赶回市政府。
盛夏，三十八度的北方夏季高温，人们坐在滚烫的地面上，静坐示威，有人晕倒了，一个，两个，三个……
秘书长建议，通知公安局和武警部队协助劝解，必要时强制架走。
新任市长摆摆手，登上市政府的高台阶，站在门前那只雄狮的头上，望着人们。
他觉得，黎民百姓是冲着他阎鸿唤来的。人们忍受不住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多万人就住在马路两旁用苇席和薄泥盖成的临建棚里。这些闹事者，并非无法无天，大多数恰恰是胆小怕事的规矩人。他们没有房住，新近各区、局用抗震救灾款盖起的一幢幢新楼，但多数用作某些人的“锦上添花”，有的人甚至为四岁的孙子留了一套将来结婚的住房。而他们却仍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自己的小闷罐中。
一年、两年、三年……也有的人等了十年、二十年。
数字最能说明一切，使任何能言善辩的诡辩家在它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十五年，全市大中小型企业由一百多个，发展为一千五百多个，增加了七倍。
三十五年，全市人口由七十万增至五百万，增加七倍。三十五年，住宅建筑面积只增加了原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均住房面积仅二点三平方米。
还说什么？！
新市长上任了，群众自愿集合，无声请愿。
阎鸿唤十分激动，群众无声的抗议在他眼中比巨大的声浪更让他难忍。这些人的脸虽然是陌生的，但他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品格，因为他就来自他们之中。
他开口说话了。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他没用话筒但声音足以震撼所有在场的人。他喊出了四百五十万平方米。只有这个数字才能拆除这座城市的全部临建，才能基本缓解群众住房紧张的局面。时间只是一年，一年的时间盖出三十五年房屋建筑的总和。
示威者带着怀疑，抱着希望，散去了。四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像电波一样散到全市四百万人的心里。群众将信将疑。
血气方刚，不知深浅的阎市长，开头就捅了这么个大娄子，在他第一次有资格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受到领导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一顿好“撸”。
“没有经过市委研究，人大会议讨论，个人怎么就能许愿，你知道这样做，给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带来多大的被动？！”高伯年首先发难。
“四百五十万平方米意味着什么？你根本不懂得建筑，这不是搭积木，也不是种庄稼，这是盖高楼。一个亿的资金！钱呢？”
“这么大片的居民区，规划、征地、施工、配套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
一切发言的中心论点，是阎鸿唤擅自说出了一句不负责的空话，给市委的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被动局面，而这种被动，将孕育和导致一场更大的危机。
新市长的威信，没有从零点起步上升，而是一下子跌至负数。这么好激动的人能不能当好市长，领导这么一座大城市，可靠系数有多少？在市领导决策层里，阎鸿唤被不满的舆论和怀疑的情绪淹没了。
阎鸿唤要的似乎就是这个效果。否则这些人就不能从反证中懂得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潜力，就不会留心领教现代管理的手段和领导艺术，就不知道时间的价值和含义，也就无心去创造奇迹。
“既然不可挽回，就只好背水一战。因为已经形成被动，只好被逼着动，为了避免导致危机，我们只有抓住战机。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就由我全权负责把话落实。”
阎鸿唤待会议上劈头盖脑的大浪过去之后，把头浮出水面，轻松地回答。
这一仗，阎鸿唤胜了。
五百五十万平方米的新型居民区拔地而起，一年的时间比原以为不可能的四百五十万，整整多出一百万，全部临建棚在这座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更神的是，他居然有了富余房解决了近一百万户无房和低于标准的困难户的房子。
只有各区、局的区长、局长们心里明白，这五百五十万平方米的房子是怎么逼出来的。首先，阎鸿唤全部“借”走了各区、局原先盖的房子，用于安排临建户，同时附加上一道命令：九月份之前，各区、局的临建房一处也不准存在。只要发现一间临建棚，查出是哪个局、区的，就免那个区、局区长、局长的职。如自己房源不够，或无力量盖房的，议价向市里购买。自己盖楼每平方米造价三百元。向市里购买一平方米收价五百元。这样，各局、区只好把原先私分的住房先用于安排解决临建拆除所需用房。不够怎么办？疼钱的，只好自己抓紧盖，盖不能随便盖，统统规划到市里圈定的固定区域，虽说远一点，但征地费免了，市里都包了。疼力的，只好掏钱，市统建房外檐美观，内装修适用，现成省事。这么一搞，自筹建房三百九十万平方米，集资七千万元，交给阎鸿唤买房。集资各区有各区的点子，各局有各局的高招，化整为零，承包到底，阎鸿唤的手里立刻有了一亿两千万。拿出四千万盖房，三千万去征地和施工三通一平的准备工作，还剩五千万贷款，补助文教卫生事业单位，在新建居民区盖上医院、学校等配套单位。
阎鸿唤以灵活的策略，铁的手腕在市边上建起了三个大居民区。
有人说这五百五十万平方米根本不是阎鸿唤干的，但阎鸿唤的许诺成为了事实，三个新型居民区奇迹般地诞生了。
阎鸿唤之所以敢应这个数，是因为他心里有底数。这个数经过他精确地计算和筹划。
他上任的第一炮打响了，一亮相就来个满堂喝彩。大街小巷恢复了地震前的面貌。中央满意，市民满意，市人民代表大会满意，市委常委会也满意。原先，老百姓对这个相对年轻的市长并没投信任票，群众习惯了有过革命经历的功臣们当领导，打江山的人坐江山似乎是天经地义。而忽然间，普通人中间，有人当了市长，颇有微词，多有不服。
这一炮，群众对新市长刮目相看了，开始认为他有些“不凡”。
阎鸿唤不是程咬金，三斧子下去，劲儿就没了。
又一个半年，市区两条主干线道路拓宽，这个城市第一次有了两条三十米宽的道路，又一个半年，三百多个商业大小网点建立起来了，市民们买菜、买粮、买煤难的问题冰释了。再一个半年，四座大型污水处理厂、三座发电厂，又相继落成……城市建设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大发展。 现在，阎鸿唤想对这座城市动一个大手术。这一斧子砍下去，整个城市就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随着他政绩的积累，经验的丰富，威信的增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
这个“野心”是两年前他去访问西德时产生的。望着那曾是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美丽城市，他发狠，要让自己的城市超过它。
“市长，快进京了。”秘书小朱轻轻推推阎鸿唤。
阎鸿唤睁开眼，注意看看公路旁的里程碑，距离北京还有三十六公里。
小朱翻开一个文件夹：“开始吗？”
“好吧。”阎鸿唤说完又闭上眼，头仰在座背上。
秘书开始一项项地把全市生产、建设、财政各方面的数字读给他听，这些数字他要核实一下。
秘书读完，合上了夹子。市长听的时候没有打断他，这说明市长头脑中不存在记忆误差。
汽车穿过一个地道，北京市区出现在面前。
宽阔的大街，两旁是排排高耸的高层建筑，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划出辽阔的弧线，给人一种首都现代化宏大的气势。
他的城市还没有这种气势，但他就是为了创造这种气势而来的。
第 二 章
一
在这座北方的大都市里住久了的人都知道，夏季是最难熬的。住在老城区普店街一带的居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冬天，虽然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凛冽寒风，能把街上的土坷垃冻成钢铁，连路两边儿的树都如同让人抽干了汁似的，挺在那儿像一具具僵尸，没丁点活力和弹性。但是，普店街的住户只要进了家门，可就不在乎屋外世界的寒潮肆虐了。挤挤巴巴的一间小屋，被前后左右的邻居小屋包围着，就有了三面火墙，地当中再生一只煤火炉，屋里立时就暖烘烘的，热得穿不住一件厚毛衣。让你忘了外面是吹气成霜、冻裂铁管子的数九腊月。可到了夏天，普店街住户的优越性便全部丧失了，进了屋，就像一头扎进了红外线烤箱，闷得你不知人究竟得用身上的哪个部位去喘气，四面八方涌来的热浪把你各个器官都堵得严严的。尽管开着门，敞着窗，可南来北往的风就是死活不进家门。现在，家用电器开始普及了，普店街各家各户抱回家里来的首先不是电视机、收录机，而是电风扇。不少人家一买就是两台，放在自己小屋的两个角儿上，呼呼呼地一开就是半宿，要不，一家子人根本没法睡着觉。人哪，是越活越金贵，越活越娇气。过去没有电扇，一把芭蕉扇也活过来了。如今有电扇了，还是夏夜难熬。大伙儿夜游神似的，天天夜里没有不在屋里屋外折腾它八次十次的。到困得迷迷糊糊睁不开眼了，才从胡同口、马路边回到小屋，在电扇吹的热乎乎的风下，渐渐入睡。
普店街的居民们开始诅咒起自己居住了几代的鬼地方。
这条街是市里原来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居民点，胡同紧挨着胡同，高低不同，公盖私建的各式平房密密麻麻，比肩接踵，拥挤不堪。倘从空中俯视，那些房子横七竖八，毫无规律地错落交叉，像一张扯破又结织的蜘蛛网。
这张“网”几乎是与这座城市同时诞生的。
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五百年的时间。人们有兴趣记载它的历史则更短。普店街是怎么挤成这个样儿的，偌大的天地空间，人们为什么偏偏要聚集到这儿来盖房，挤在一堆儿生活，没人能做出准确的考证，也无人有意对这块“杂巴地”做点研究，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就养成了一种禀性：承认既成事实，安于既成事实。他们当然从来没想考察这儿的整体形成和演变，也懒于思索它的发展和改造，那不是他们的事儿。
到了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自个儿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这里的居民，也随着文明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现状开始不满了。当市里两片新的居民小区漂亮的排排楼房拔地而起，当西面那三幢二十四层的高层住宅楼像三座大山耸在面前，普店街的居民更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和不平。尤其到了晚上，人们坐到马路边乘凉时，望着那三幢高层建筑，看看那上千扇窗户里闪出的各色灯光，真觉得自个儿肚里的气横竖卡着，怎么喘气也不顺。
“×他奶奶的，就这么点风，还他妈的全让它们给挡上了。”陈宝柱光着脊梁，坐在板凳上，嘴叼着烟卷，狠狠地骂。
这几乎是入夏以来，天天晚上在街头都要重复的老话题。一个人先骂个头，便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形成一片诅咒声。
“你小子把长头发剃剃比来风还凉快。”陈宝柱的邻居万家福指着宝柱的脑袋说，他比宝柱大几岁，这会儿他望着那些漂亮的大楼，不由得羡慕起来，“这帮子人们真福分，什么时候咱也能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去。”
“你万元户还怕住不进去？破点财买它一层。”陈宝柱说。
“一层？我早打听了，四万块一个单元。有那几万块，我还想办工厂呢。”
“你个混蛋又他妈的瞎吹。”坐在他俩旁边那圈人中间的万老头突然扭过脸来冲儿子吼起来，“整天说梦话，几万，上哪儿弄去？老子整天命都搭上了，攒那么千把块钱，你娶媳妇儿还不够哪。”
大伙儿全笑了，万老头眼瞪得更圆了。
“笑嘛？这是老实话，这小子好吹。都说我成了万元户，狗屁！摊煎饼能赚了那么多？腰都累折了，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又全让这小子折腾百货给赔进去。”
“哟，家福这么笨呀！”张义兰见这边热闹，拿板凳托着屁股凑过来。藕荷色的真丝连衣裙像薄翼一样贴在汗嗒嗒的身上，显露出她那些迷人的曲线，“光赔还想当经理？”
万家福受不住了，他最怕张义兰看不起，但又不愿跟父亲吵：“爸，您胡编什么？”
万老头霍地站起来：“你个臭小子，老子胡编？看我不揍你这个不争气的兔崽子。”
大伙见老头真的动了气，慌忙拉住。万家过去日子艰难，靠大家接济，大伙心里都有数。现在，万家发了迹，虽说实数多少没人清楚，可谁都明白，一千块在万老头的存折中不过是个小零头儿。可大家碍着面子，谁也不想跟万老头较真格儿，万老头不能算个规矩的老实人。他做买卖，耍手艺，鬼点子多。早先他摆小摊时就这样。现在也改不了。可这老头儿在街坊中，还有点面子，一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胆小谨慎，从不得罪邻居们，二是他手头富裕后，挨家挨户还旧情，还的“情”比得的“情”重得多，这倒也让大伙觉得他够意思。
“算啦，算啦。老万，现在的年轻人都犯一个毛病，雨还没来呢，雷就打上了，整天说的全是些没影子的事。”张义兰她爹拄着拐站起来，把万老头按回到板凳上。
“年轻人也不都一样，你看你那小子多出息。两人同班同学，得，义民是市政府的大处长，家福就活该落个个体户。要体面没体面，要钱，没两个半子儿。”
万家福不再吭声，他这个爹糊弄人糊弄惯了，嘴里没实话。
陈宝柱挺高兴，他这个人爱看热闹，尤其爱看万家福的热闹。刚才万家父子差点交了火，他挺美。这会儿，看他们爷俩儿没闹起来，便有点扫兴。他眼珠子一转，瞥见了凑到这帮光棍堆里来的张义兰，便想拿她找找乐。
“义兰，守着个大处长哥哥，怎么还‘对’不上‘象’呀？”
张义兰二十八岁，还待字闺中，陈宝柱专捅她的心窝子。
“谁理你，臭流氓。”张义兰从小嘴就像刀子。
陈宝柱挨了骂，却一点不在乎，厚着脸嘿嘿一笑，凑到义兰耳边：“实在嫁不出去，就咱俩吧。”
“啐！”张义兰真的朝陈宝柱脸上唾了一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扇你了。”
陈宝柱抹抹脸，刚想还击，一扭头正看见张瘸子瞪着他，就卡了壳。装得像没事人似的昂起头看那座快撞上星星的高楼。
“小兰，听说你们家也快搬进那楼里去了？”万家福把凳子朝张义兰跟前挪了挪，声音柔和地问。
“没准的事儿。”张义兰故意淡淡地说，“听说有我哥一个单元，十七层，你看见没，还黑着灯的。”
张义兰的话引起周围不少人翘首相望，陈宝柱伸长了脖子，活像只公鹅。
“行呀，你算抖起来了。”陈宝柱怪声怪气地说，听不出是挖苦还是羡慕。
“哟，他分房碍我什么事，那是市里给他娶媳妇的，市委高书记的千金小姐，还能住咱们这破街陋巷。”
一个巧妙的炫耀。张义兰非常善于用“贬”的言词，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虽然她清楚哥哥自私透顶，未必会给她沾什么光。有一次，她在马路上远远地看见哥哥和一位漂亮姑娘走在一起，她笑着迎上去，可义民却像见了瘟神似的拉着那位高家大小姐擦着她的身子疾步走过。那小姐准是奇怪了，走了十几米远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看她。哥哥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结果那小姐甩手管自走了。她远远地看着，心里真解气。义民不给她“光”沾，她自己可会借“光”，虽然这“光”不太亮，但足以让普店街和副食品店的人眩目了。
“别糊弄人啦，你当小姑子的，准能捞上一套。家里有当官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沾光，还能少了你亲妹妹的？人家张嘴一句话，动笔一个条，十套八套的房子还不跟闹着玩似的？到时候可别忘了给咱哥们儿对付一套，一间也行。”
“去你的，谁是你哥们儿。”
“哟，兰妹子，这话可不对，咱俩好歹有点儿交情。”陈宝柱故意把“交”字咬得特别重。
张义兰刷地红了脸，好在水银灯下大伙的脸都给照得清一色的惨白，让人看不出来。这个浑小子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年多，就又犯上野性了。她想走，又怕周围这帮小伙子觉察出什么味儿，只好装做什么也没听出来，撇撇嘴，不屑地说：
“谁想住那破地方？瞧那楼里出出进进的那帮子男男女女的那股子酸劲儿，让人看着就恶心。尽是些资本家，华侨什么的。人爬得高，摔得狠，我才不稀罕去凑那份热闹呢。”
“哼，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他妈的每家都够挨抄的。”陈宝柱的思维往往是由别人牵动的。
听了陈宝柱的话，万家福笑笑：“你小子还盼‘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要不是犯了案，他早是个中学教师。知识这东西就像雕塑家手里的铲子，经它一修，连人的仪表、言谈、举止甚至性情都能变个模样。他小时候和陈宝柱一块儿混的时候，也是满嘴粗话、脏字，后来考上高中，他就渐渐变了，大学毕业后，他就像脱了胎换了骨。蹲了监狱都没还原本相。那地方的人整天一张口，就荤的、素的变着花样儿来，谁哪天不胡说几句就像短了点儿什么，憋得五脏六腑腾云驾雾。他也想变得合群点，合“身份”点儿，说他几句便宜便宜嘴，况且自己是犯了“花案”进来的。可他就是野不起来。为此他没少受犯人们的气，连跟班的衙役也变着法儿挑他毛病，给小鞋穿。在外面人们的眼里，他是个流氓、恶棍。可在流氓、恶棍中间，他又成了与那些人格格不入的、被戏弄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不会再搞了，至少这几代不会让悲剧重演。而且，现在改革改的虽然是经济体制，可在思想体制上也在挖掉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就从根儿上消灭了‘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隐患。”
万家福平时说话就有这些字眼，今天张义兰坐在旁边，他越发选择一些书面语言，以区别自己与陈宝柱档次的不同。他不希望张义兰搬到那高楼里去住，倒不是嫉妒，而是怕她住高了会更看不起他这个低的。他悄悄看中了张义兰。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失足，按他的审美要求，张义兰或许并不能打动他。可现在不同了，人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度，然后自觉地按照现实的条件寻求自己能够得到的最高目标。于是，张义兰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西施。他喜欢张义兰的性格，她能说、泼辣，这是搞买卖、弄企业的一个重要素质。他今后要想有发展总不能一个人折腾，必须有个助手。这个助手必需可靠，信得过，真效力，真豁命。最好不过是自己的老婆。开夫妻店，一配合就成了，少了不少的麻烦事。这样的老婆，张义兰再适合不过了。他几次想主动表示一下，又担心太唐突，惹了她，挨顿骂是小事，真凉了热乎气，可就全毁了。于是他采取稳妥战术，慢慢来，用文火炖，才熟得透。只要她一年之内没有选中其他的对象，只要她不离开普店街，他就有信心。
陈宝柱可顶看不上万家福酸文假醋的劲儿：“别一本正经的！”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实话。”万家福仍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中国能发生这个十年惨剧，就是因为少个资本主义阶段，我看，现在搞改革就是让资本主义因素多一点，封建主义少一点，怎么说，都是个进步。唉，你这样看我干什么？你呀，跟你说是对牛弹琴。”
陈宝柱不服气：“得了吧，资本主义谁不懂，美国、日本，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人家男男女女随便……”他看了一眼张义兰，把刚想出口的那几个字换了个词儿，“玩，谁也不管，是真的吧？资本主义太过瘾了。”他拍拍大腿，好像眼前就是资本主义似的。
“你这人，狗一样，人家家福谈的是理论，你一说就邪门了。”张义兰笑着骂陈宝柱，她其实对他的话并不那么反感，只是觉得他不该当着一个姑娘，肆无忌惮，信口开河。
陈宝柱只要一听到男女之间的事，浑身就来了精神，更别说张义兰是笑着骂他，就是在这当口骂他祖宗八辈全是婊子养的，他也能嘿嘿嘿的当伴奏听。
“听春生说，他饭店里的外国客人，一到晚上，那女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就公开地钻到男人屋里去。”陈宝柱仍旧兴致勃勃。
“那当然，西方男的和女的睡不犯法，两个男的在一屋睡倒犯法。”万家福接口说，他看出张义兰也爱听。
“我才不信呢，外国女的就那么不要脸，主动送上门让男的占便宜？”张义兰忍不住激烈地反对。
“我信。”陈宝柱一挑大拇指，“外国的那些女人，哪像咱中国女的，一个个假模假式，其实哪个不想跟男的睡，不然他妈的，为嘛一个个都要结婚呢！兰妹子，你有种一辈子不结婚？”
“去你的！”张义兰红了脸，又气又恼地拍了陈宝柱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陈宝柱乐滋滋的。
“喂，家福，要是在国外，你这点事根本不算一回事吧？准还有更邪乎的。”一个小伙子问，他们的兴趣不在张义兰结婚不结婚上，而是希望能把话题进一步扩展开来。
陈宝柱一摆手：“不用说在国外，万大哥的事放在现在，毬毛大点的事。”
万家福不愿再说下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刚才说那么两句，就是想让大家得出这么个结论。出狱后，他常有种压抑感，一个无形的包袱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其实在普店街，他本来算是个守规矩的老实孩子，结果偏偏他栽了跟头。他要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他的认识，甩掉那个包袱。反正大家对他的案情了解得不清楚，对法律也不太懂，他就是要造成一个舆论：玩玩一个女孩子，毬毛大点的事。
“小兰，”万家福把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你说得有道理。爬得高，摔得重。我不是指你哥，我是说住高层楼太危险，谁能保证不突然又来次大地震，十七层，好家伙，真塌下来，上下一碾一压，人非成粉末不可。就算不整个塌下来，斜倒拍下来，也得摔瘪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招你惹你啦，这么狠地咒我们家。”张义兰小脸一绷，满脸冰碴子。
万家福没想到小兰的脸说变就变。他傻了眼，眼瞧着张义兰气哼哼地提起板凳，扭扭地走了。他沮丧地叹口气。陈宝柱却带头起哄，大笑一通。
一帮小子坐在一块儿谈天说地，骂娘斗气，本来挺热闹，不觉得少点什么。这时，来了个凑热闹的女的，一下子像油锅里放把葱花，话头话尾的味更足了，越说越带劲儿，带劲得忘了什么味。突然这女的一走，顿时大伙便会觉得谈兴全无。刚才还像炒爆豆似的劈啪劈啪的又快又响的话茬子，全都瘪了，蔫了，没了趣。
没了趣也不能立刻走，怕人说是跟女的走了。粗胳膊粗腿子的男子汉，不够意思。再说，还不到十点呢，大热的天，一点困意也没有，往哪儿去？回蒸笼里去睡觉？那还不跟上酷刑一个样。还是这儿呆着，到底还有点儿过堂风，再说便道、马路上横七竖八，星罗棋布，哪儿都坐着人，多热闹。哥儿几个便又开始拿对面那高层住宅楼出气。骂那高楼窗口闪出的灯光太刺眼，扰人心烦，骂古今中外当官的没好东西。又想起大地震最解气，来个九级，普店街的人顶多伤点皮，落身土，可住那楼上的，嘿，全他妈的稀巴烂。
“到那时候，我爬出来第一个往那楼里奔，外汇券，彩电，冰箱咱也享受享受。”陈宝柱狠到极处，一拍大腿，两眼发红，仿佛对面真的楼倒屋塌了。
“别在这儿做梦了。”猛然有人给了陈宝柱一脖溜，“回家看你妈去，这天多热呀，当儿子的不回家给妈擦擦洗洗的，倒跑到这来聊天。快，走！”
说话的是杨元珍大娘，大手大脚的六十多岁老人还精精神神的。这一巴掌真灵，陈宝柱立刻站起来了。
杨大娘在普店街可是个“官”。这么一大片房屋，几千号子居民，四分之一归她领导。从五三年开始，她就是街道代表。这么多年，从中央到市里的头头，换了不知多少届，但在普店街居委会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头面人物始终是杨元珍。她孤儿寡母的在这儿住了多半辈子，谁家的忙她没帮过！人心换人心，要是杨家有什么为难事，比如杨大娘的独生子杨建华出差或工程忙回不了家，那么买煤，买过冬白菜这些个力气活儿，用不着打招呼，一帮子争着抢着全都帮着干。就连陈宝柱，万家福这帮二十七八的小子，也一个个都对杨大娘毕恭毕敬服服帖帖的。
“我正准备回家呢，不信您问问他们，是他们非拽着我讲改革。”陈宝柱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委屈相。
杨大娘拧拧陈宝柱的耳朵：“浑小子，你要会讲改革倒出息了。快回家去。” 陈宝柱悻悻地倒提着板凳往家走，别看大娘厉害，可她的话是为了他好，他虽浑心里还明白，不能不听。
“杨大娘，您在这儿坐会儿，这凉快。”一个小伙子讨好地说。
“不啦，我该回家去啦。”
“今晚怎么没见建华哥呢？”万家福问。
“他在屋里鼓捣东西呢。”
“这么热的天，不出来凉快，关在屋里鼓捣嘛东西呀？”张义兰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了过来。
“他多会儿闲得住？和春生两人瞎折腾呗。”杨元珍笑着说。
二
屋里真够热，电扇三档快速，使劲地吹，不顶事，只要电扇稍一摆头，身上的汗，刷地全冒出来。
杨建华和史春生两个人，一个铁活儿，一个木活儿一晚的工夫，拆了两辆旧自行车和一把破椅子，要装好一辆手推式轮椅。
手推轮椅的活是杨元珍派给儿子的，她是为了宝柱妈。宝柱妈半身不遂有五年了。
宝柱家三口人，比起普店街的其他老住户算个人口清静的人家，偏偏这个家又最不清静。自从她从良嫁给宝柱爸，安生日子没过几天，隔三岔五就是一场恶架，打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她是个要脸面的人，可解放前却因走投无路，干上了最不要脸面的活儿。初起，仗着年轻、俊俏，客人也肯掏大钱。偏有一次，遇到个有势力的，使劲折磨她，她不肯依从，便把主顾惹翻了。鸨母见她给自己惹了祸，拿着一把烧红的烙铁朝她脸拍过去。这回，她从楼上被撵到楼下，脸上拳头大的疤把她能卖高价的身子变成了甩不出手的“处理品”。她接的客全是只能摸出几口酒钱的三轮车夫，没处歇脚的大车老板儿，进城卖菜换油盐钱，家里娶不上媳妇儿的庄稼人。她碰上一个男人，也就是后来宝柱他爸，两人一下子好上了。她觉得他是条汉子，他觉得她可怜。他是个拉胶皮车的，打那以后，有俩富裕钱，就去找她。没多天，解放了。她进了教养所，教养员很快了解到她的身世，帮她找到了宝柱他爸。他连块花布都没扯，就娶了个老婆。他比她小三岁，他没在乎，女大三，抱金砖。她脸上有疤，他不嫌弃，他头上还有块癞呢。刚成亲那些日子，俩人心里都挺美。宝柱娘觉得终身有靠，一心一意地侍奉丈夫。可没过多久，他忽然知道了对他来说是一个绝顶的大事，她不生养。他越寻思越别扭，一别扭就起火，起火就骂，骂不解气就打，打累了就抄家伙砸，一个好好的家成了破烂堆。
她只是躲在墙角哭，她不怕挨打，窑子里打得比这狠，打对她也是家常便饭。她只是觉得对不住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她让他成了陈家的不孝之子。
杨元珍看不过，挺身干预陈家“内政”，邻居们也都过来，一起给宝柱爸开窍。宝柱爸不是听劝的人。杨大娘动了肝火，请来了派出所所长，他只好收敛了些。
趁热打铁，杨元珍带着六岁的建华，东奔西跑，找到一个三个月的男孩子。
这孩子就是陈宝柱，他维系了这个快要散架的家。
从此，她成了宝柱妈，他成了宝柱爸。这些事，陈宝柱本来不知道，别看普店街的人多嘴杂，可以前，谁也没透出半个字儿。大伙怕宝柱爸火暴子脾气，可怜宝柱妈受过的那些罪。所以，宝柱懂事以后，男人见了孩子，都故意当着孩子面说：“瞧，宝柱随他爸。”女人则反驳：“眉眼可像宝柱妈。”老人则说：“宝柱是爹妈身上的一块肉嘛，哪能不像？”
谁都知道这是假的，但又都当成真的说。一来二去，宝柱爸、宝柱妈也真觉得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骨肉。偏偏“文革”一来，人们十年编织的快要成真的好事，一下子给捅破了。
现在，这段往事普店街的人早已忘得差不多了。记忆起来的就是一觉醒后，宝柱爸突然抖上了，成了全市赫赫有名、令人望风丧胆的工矿企业造反总司令部直属刺刀见红铁血团的副司令。他回趟家都是吉普车接送，后面还跟着辆载满警卫的电三轮。这可让世代平民百姓的街坊邻居们惶恐了。一时，宝柱爸给世人不屑一顾的普店街增了辉。在普店街一些已经造反或者想要造反的年轻人心中，宝柱爸成了他们的骄傲，在外边说一句“陈俊生是我邻居”，腮帮子都咧得神气点儿，脸上、肚脐、鞋底子都显着荣耀。
惟独万家不觉着荣耀。万家与陈家是货真价实的邻居，一个院儿，用着同一面墙，夜深了，墙那边喘气的声音都听得清。可两家那会儿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家穷，穷得光荣，能当“司令”。万家穷，穷得狗熊，他们的成分不好。万家老爷子干过大买卖，还给日本人做过事。鬼子投降了，万家的铺子倒闭了，破了产的老爷子才躲进普店街。这种出身在“文化大革命”热乎头上是闹着玩的嘛？谁能打保票，兔子就不吃它几口窝边草呢，况且宝柱爸不是兔子，他是一只老虎，见人就要咬。万家原先与陈家并齐在院儿里盖了间小厨房，却比陈家的矮小，一下雨，陈家厨房顶上的水哗哗地往万家厨房顶上流。万家就拆了厨房，想重新盖高点。偏偏昨天拆了，今天“抄家风”就刮起来了，吓得家福爸不敢兴土木，龟在家里观观风声。谁知风声越刮越紧，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宝柱爸成了陈司令，万老头扩建厨房的念头算是彻底打消了，陈司令能屈居一室吗？陈司令得住公馆，盖公馆，别说他这块厨房巴掌地，连万家那两间房子也得早晚让他占了。
万老头的担心不是没由头的。陈俊生确实打过这主意，堂堂司令的“官邸”太栽面了。可是忠心跟随他左右的几个小青年打消了他占房扩地的念头。
“这房不能动，十年之后，这儿准成司令故居，要当历史文物保管呢。”
“瞧见毛主席的故居吗？那是个大纪念馆，这儿将来早晚也得盖一个。”
这样的话说多了，一传十，十传百，随便说的成了真的，没影的成了有影的。有人开始当笑话听，听着听着就半信半疑，进而坚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结束，陈司令最起码当个部长，到时候，用不着你说话，就得搬进利华别墅，首长得保证安全呀，没错。”这话最管用。陈俊生从此不再提占房的事。他觉得纪念馆的事，将来会有人管，用不着他现在操心，他顶多叮嘱宝柱妈注意保护好“故居”现状。
宝柱妈觉得丈夫这两年发了疯，但她从不敢招惹他。
“故居”现状是保存下来了，但“故居”里的人都变化了。“四人帮”粉碎不久，宝柱爸同样又是一觉醒来就被戴上手铐逮走了。法院审判完，贴出大布告：原市革委会委员陈俊生，因犯流氓强奸罪、抢劫罪、杀人罪、阴谋暴乱罪，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普店街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到街上去看了，宝柱爸五花大绑，脸垂在胸前打着红×的白牌上，分不清哪儿是白纸，哪儿是脸，只看见白花花的长着烂楂儿的癞头顶。———宝柱爸关了一年，头发全白了。
宝柱妈躲在人群中看了一眼那白头顶就晕倒了。枪毙宝柱爸的枪声没响过几天，宝柱就步他爹的后尘，让警车给逮走了。儿子是什么时候变坏的，她不知道，就知道宝柱老是不回家，回来就又抽烟又喝酒。瞧人斜愣着眼儿，说话瞪着眼，走路横着肩。结果又是一张判决书，宝柱因持械伤人，聚众殴斗，判有期徒刑两年。
不到一个月，一家三口，少了两口。宝柱妈夫死儿关，她没脸见人，羞恼成疾，病越来越重，加上心情忧虑伤心得过度，又不肯吃药。尽管杨元珍精心照料，街坊接济，等陈宝柱出狱后，宝柱妈已经落了个半身不遂，几乎全瘫了。
陈宝柱回来后，显得老实多了。但两年的监管是扭不过十几年形成的“德行”的。像回到人类中的狼孩还时时表现出狼的野性一样，陈宝柱也时时表现出他的那份“德行”。他对他妈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不是她生的，她是婊子，丢了他的脸，可他又明白，她疼他，世界上她对他最亲。在狱里，杨大娘给他送去母亲硬撑着半个身子给他做的肉饼时，他哭了。现在，他出了狱，她瘫了，他不能不尽点义务。他讲义气为个朋友还两肋插刀呢，况且是把他养大了的妈。
但宝柱尽的义务却是很有限的，不过是大面上亮得过去的一点事，一日三餐，端屎倒尿，他能做，可擦擦洗洗说话解闷这类细致事，他一样也不干。于是，宝柱妈一到夏天，就受大罪了。不能动，活人闷在屋里也得焐臭了。 杨大娘看不过去，决计让儿子给做辆轮椅。晚上也好把宝柱妈抱上去，推到马路边上过过风。宝柱是建华队里的工人，建华觉得这事也义不容辞，便答应了。
建华和春生都挺能干，吃完晚饭动手，到这会儿已经装成了。轮椅做得简单，但很灵便、适用。
建华放下手里的工具，抹了把汗。“好家伙，海南岛跨过黄河了。”他把电扇调调，递给春生一支烟，“歇口气，一会儿你给推过去。”
春生跑到外边水池那儿，拧开水龙头浇个痛快，浑身上下水淋淋地又转回屋里。
“建华，你说句痛快话吧，我可不想在这屋里憋着了。”他坐下来，接过建华的烟。
“说实在的，我是怕不放我。我是副队长，一摊子事儿呢，不然豁了命我也调。”建华脊梁上的汗成串往下淌。“一个破副队长，你还真当成官了。凤华大饭店是全国一流的，本市独一家，来来往往的全是高级内宾、外宾。在这种大饭店当老板，我甘心干一辈子，给我个市长我也不当。”
“你不知道，市政工程队的人，进来了就休想离开，除了让人开除，或者死了。调走？绝对没有门儿。”
史春生站起身，把背心往肩膀上一搭：“可惜了，这样的差，送上门，你不去试试，那就怨不得咱老弟了，反正咱们哥们儿的意思到了。”
“要不，给我半年时间，要走，我也得先把路铺平了。”建华吸了一大口烟。
“算啦，你当你的党员，副队长去吧。”史春生用力搬起车，“我推荐你去，总公司和美方听你的学历，还有点儿感冒，嘀嘀咕咕的有心思等你半年？拜拜吧。”
杨建华听了这话，顿时恼了：“那好吧，我杨建华干一辈子市政认了。”
史春生没有搬动车，见建华恼了，也不劝，不解释，反冲建华叫起来：“喂，帮把手，这么笨的东西，我自个儿怎么搬出去！”
建华沉着脸，不理他。春生便放下轮椅，朝建华肩上就是一撇子：“真怪了事了，我是来帮你，你这个副队长愿意笼络人心，帮助职工解忧排难，关我什么事，怎么倒像是我求着你了。”
两个人正在斗闷气，杨大娘进来了，见他们像斗鸡一样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解围地说：“哟，你们还挺麻利。春生，看你这一身汗，来，大娘给你擦擦，你也到外边凉快凉快去。”
春生笑笑，乖乖地让大娘用毛巾从脖子到腰给擦了个遍，然后顺坡下：“杨大娘，我可交差了，好不好的，您找他。”他一指建华，“后果由他负责，我尽了力，没我事儿了。”说完咧嘴朝建华一笑走了。
建华心里还别扭着，但他能说什么？春生说的是实情。
凤华饭店竣工了。想当凤华中方经理的人挤破了头、争红了眼。史春生为自己能入选，招都使绝了。从去年凤华饭店破土动工，美方就提出，按协议书规定，凤华的中方经理必须是市里各饭店中最出色的管理人员。为搞好市里这第一家合资饭店，市饮食服务总公司把五个候选人分别派往五家管理最差、经济效益最低的中档旅馆去比试，半年为期。结果史春生获得金牌。美方经理戴维与中方经理史春生会面，共商凤华饭店的经营大略。管理大权归中方，春生明白，搞合资他来学的就是管理，不让美国人赚钱，他们是不会投资的；具体实施管理归中方，春生挺满意，具体实施等于当着一大半家。
“史春生，你打算怎么组织我们的管理人员？”戴维用蹩脚的华语问春生，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咬着一块石头。
“由我组阁。”春生的英语也挺差，舌头分外卖力气，但又不听使唤。
戴维似乎听明白了，先是拼命地把眼、鼻、嘴往一起凑，像是闻到一股无法容忍的气味，接着又把脸骤然拉长，张开嘴，疑惑地望着身边的翻译，费力地说：
“他当总统？什么意思？”
翻译笑了，嘀溜溜说了一大片，戴维笑了。
“好，就这样办。”
几天以后，饮食服务总公司经理对春生讲：“公司同意凤华饭店中方各级管理人员的组阁，全权给你，但最后一定要由公司审查一下，批准后才有效。”
妈的，外国人说话就是管用。春生原先当经理时，要了几次人权，公司就是不肯放，撤换一个部主任，提拔一个班长都得经过公司批准，层层关卡，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的结果准是卡住一个也动不了。可现在这个大脑袋戴维一句话，总公司居然痛痛快快地批准了。春生在感到满意之余又觉得愤怒。
春生组阁，关键得找个帮手。人家给他推荐了几个大学管理系的应届毕业生，他都没要，那些个小子毛太嫩，说起来一套套的，做起来，什么事都不行。他找到了杨建华。他找帮手的标准是心齐、脑灵、手快、认真，至于有没有酒店经验那不是主要的，他经营这一行也已五六年，有他就成了。
这样一件迫在眉睫又挤破门槛的差事，哪里还容得拖半年？春生的恼火是有道理的。
建华静下来想想春生的话，气先自消了一半。不然明天先和老队长疏通疏通试试。
“过来，妈也给你擦擦。”杨大娘心疼地替建华擦汗水，“还在这儿傻愣着干什么，快把宝柱叫来一块儿送过去。然后再去外边过过风。小蒙也该睡觉了，我去叫他。”
杨大娘走了。
建华还是没有动。后背痒痒的，挠挠，还痒。他回过头，原来是张义兰在他身后拿着个笤帚苗儿轻轻地划他。
“咯咯咯，”张义兰笑起来，“建华，把自己关在屋里念什么经呢？”
“呆着也是闲着，给宝柱妈做辆轮椅，让老太太也能出门凉快凉快。”
“哟———”张义兰拉个长声，“敢情你这队长真关心人呀！”
她说着，坐到床上，毫无顾忌地撩起裙子扇风，两条大腿袒露在建华面前。
建华皱皱眉，转过身子：“你扯到哪儿去了，这是居委会给的任务。”
“那我不管，我问你，你这个队长怎么不关心关心我，一个臭流氓你倒挺关心的。”
“你？”建华笑笑，“你有个手能摸得着天的哥哥，还用得到我这个小小的队长。”
“我哥怎么你啦？你总和他过不去，我看你嫉妒他。”
建华扯开话题，拍拍手：“算啦，来帮我给宝柱家搬去。”
“我不管。”
“那我去找宝柱。”
“我不让你去。”张义兰跳下地，横在门框中间。
他知道她又犯了小性。他是看着义兰长大的。他还记得那一天。他九岁，正读三年级，和义民一块放学回家，正看见义民爸瘸着条腿倚在院门口。
“爸，我妈生了吗？”张义民问。
“生了。”义民爸皱着眉，“一个丫头片子，顶不着多大用，就是添张嘴。”
这张嘴，就是张义兰。
义兰小时候胆小，建华老爱吓唬她，他一瞪眼一咳嗽，她就没命地撒丫子跑。义兰现在还说，她额角那块小小的月牙疤就是被吓得乱跑时，在墙角磕破的口，建华可一点不记得了。他下乡时，她才九岁，他对那个瘦瘦小小的闺女根本没印象。
如今张义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姑娘，白长了一张俊脸蛋，二十八岁了还高不成低不就的找不到婆家。建华认为这是因为她“扯”，越扯越找不到婆家，越找不到婆家越扯，恶性循环，一晃成了老大难。当然，这是建华私下的看法，义兰并不知道，她走到街上，“回头率”挺高，所以她对自己挺有信心。她这会儿见建华不再撒丫子跑了，叉腿叉腰横在门口。
“别捣乱了，该回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建华对她气不得，恼不得，无可奈何。
“那你坐下，我告你个事。”她命令他。他坐下来，看看她。她浑身汗淋淋的，薄薄的连衣裙贴在身上，线条分明地向他发出诱惑，他垂下眼睛。
“说不定哪天，我就搬家了。”张义兰盯着他的脸。
“早听说了，要搬到对面大楼去住。”建华脸上淡淡地说。
“走了，就见不到你和小蒙蒙，还有杨大娘的面了。”
“不就隔条马路吗，有工夫到胡同里瞅瞅，谁还能吃了你？”建华还是不开窍。
“你吃我吗？”义兰希望能在墨盘里找出一条细微的裂缝。
“我没工夫吃你。”建华一脸子不耐烦。
得，一个严丝合缝的大闷罐，一点亮也没有。
“我真搬走了，你可带小蒙蒙到我那儿去串门啊。”
“还不定有空没空，到时再说吧。”
“你……”张义兰心里一委屈，眼就红了。
建华也觉得话说得太过头儿。他恨义民，可义兰没招他惹他的，拿她撒什么气？
“怎么啦？”他打岔道，“你搬出普店街就美得要掉眼泪？”
“少胡扯。”张义兰狠狠地说，霍地转过身，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告明白你，我恨你！活该你离婚，打一辈子光棍。”
她扭身走了。
建华松了口气。
第 三 章
星期天，对于千家万户都是一个小型的节日，合家欢聚一日，七天只有这么一次。采买、洗衣服，改善伙食……虽然劳累，甚至比上班还劳累，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小家干，只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拼命做家务活，中国人似乎不大懂休息。这里没有海滨，也就没有去洗海水浴的习惯，没有郊外树林，也就没有野游打猎的嗜好。只有一堆平日没有时间做的家务活儿。干完了活儿，腰疼腿疼，乐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们要在这天把星期天的劳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远远望着街上穿梭般往来的人群，人们手提菜篮，购物袋，在为过一个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阵孤寂。他没有这种忙碌，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分。
他这个家，三室一厅，两口人住得蛮宽裕，然而有家如同没有家。他和妻子分居两室，从结婚起至今他们没有同过床。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大学的同学，第二个就是现在户口本第二页标着的徐力里。
第一个妻子只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带走了她和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他很爱她。读大学时，他学习上是班里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亲虽已去世，但他的大资本家成分给儿子带来了抹不去的颜色。母亲是父亲的二姨太，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给了资本家，也无力给他政治上染上一点红色。更不要说侨居美国经商的二伯和逃到台湾的大伯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惧的社会关系给他罩上的阴影了。
他在大学没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信任、荣誉、平等，这不是他努力争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争取过。入学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捧着他几乎熬了一夜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像捧着自己一颗赤诚的心。看见系总支书记远远地走来，他赶紧迎上去，把这颗“心”双手捧给了他。他没有勇气说一句话，说什么？上面写着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信念。当系党总支书记惊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里的申请书时，柳若晨红着脸，逃走了。他跑出多远，心还怦怦地跳。后来，他后悔了，当时的样子实在太不严肃，怎么连一句铿锵的誓言都没有表示，做贼似的溜掉。申请书写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样，他一直这样想。没有人找他就入党问题谈话，班上同学入党，没人通知他参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无关系，倒是与他那些毫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直接关系。
他埋头于公式和书本里，悄无声息地拼命念书，班里仿佛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有人却时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毕业前夕，她向他走来。“我喜欢你。”她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梦中也不曾希望梦见她这样一个纯洁、美丽而又根红苗正的姑娘。
他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是二年级时的一场班级篮球赛成为他俩的月老的。那次比赛，班里少一名队员，大家想到了他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虾米”，作为团支部文体委员的她，代表组织交给了他这项光荣的任务———当一名班级篮球队队员，打一场球。他打得很卖力气，卖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气（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汇报中就这样称他的母亲），他的血沸腾了，上下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在剧烈地、亢奋地活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膝盖蹭掉了一块皮，手腕搓伤了，他还是拼命地跑、跳、夺球，豁了命地蹿上篮板去争球，他忘了一切。他只有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条生命，一条和别人具有同样价值的，活生生的，跳跃着的，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观众觉他“滑稽”，把他看成一个笑料。只有她没有笑，却哭了。他对她说过：“只要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上没有任务给他，因为不信任他，只有这一次给他任务。这个幼稚得傻气，而又真诚得可爱的大个子同学，从此进入了她的心扉。
他当然不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求爱，樵夫答应了，从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举世无双的神力。
她没有给他金斧和神力，只不过和他一起扛起了原来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包袱。这包袱不轻，一个人背着沉重，两个人背着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样，毕业后她没有分到科研部门，也没有分到大工厂而分到一个偏僻的小厂，专业完全不对口。她成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一个包袱压碎了她成为科学家的梦。
她哭过，埋怨过，一肚子的闷气，但她没有后悔，心甘情愿为两个相依为命的生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无声息，毫无价值地消失了，连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一个资本家的儿媳妇去为她的丈夫买一件衬衣而遭车祸，即便有人给开个追悼会，又能说些什么？她做了一年资本家老公公的儿媳妇，却不知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幢厦门路的漂亮小楼里，她和他的房间四壁空空。原先家里的物品他们一件也没有要，一张木板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柳条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她和他一起动员“二姨太”为河北水灾捐出了最后一笔存款。他们决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弟妹。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了，可心里却非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远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个妻子徐力里是怎么走进自己生活里来的？当时他没有认真想，现在不愿想。他只知道，他与她谁也没有进入过对方的心里。
他被落实了政策，不单是他的身份和职称———工程师，而且还有他的家和资产———那幢小楼。
“文革”之前，他一个人住在那幢小楼顶的阁楼里，一间过去用人住的房子。但进入小院时，他仍常常感到不安，这条街的主人大都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流过血的革命者。只有他家与对面两家属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后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赶到院子右边的两间平房，原先司机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却感到庆幸，他心态平衡了。然而现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继承了已故“二姨太”的这幢房子。他心有余悸，不想要，要捐给国家。但组织上一再说明他要继承下来。———他的二伯要回来了。二伯还活着，他老了，对故土的眷恋，使他的爱国之心浓缩在一个聚集点上，他要投资，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陪同回来的是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比柳若晨小五岁，功业却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亲为国投资，儿子为国增光，父子俩的回国成了一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须立即回到厦门路小楼，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大事。有生以来，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紧接着，光环一圈圈地笼罩在柳若晨的头上。先是他被调到研究所当工程师，然后又上调到一个大企业当总工程师。不久，市委副书记亲自找到他，把市委书记的女儿徐力里介绍给他。他又一次如堕入迷雾之中。梦里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然后，他入了党。在他想“红”想得发疯时，他一点红色都沾不上。而当他自以为不再可能有作为时，却突然红得发紫了。这次，他没有出现神话般的幻影，他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实还有几分怅惘。
“一个预备党员，还封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气，向前看嘛！”为他说媒的袁副书记以四十年党龄的资格，要求他这个新党员肃清封建残余，忘掉死人，与活人成亲。
他无言以对。
忘掉她，这不可能。“没有朝气”这倒是他的实际。自从她离开后，他就像一只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临终前会对他说些什么？劝他再娶，还是期待他说出一句永不变心的誓言？不，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肯定知道他，一个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忘了她。
“你难道还相信人死去会有灵魂？”厂党委书记奉命说服他。
他当然不信。人死就像一张燃尽的纸，连灰烬早晚也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平静。不怕外界的风和雨，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的不幸而撕心裂肺，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负重而使之心如刀割。自己的存在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他不愿意再有一个人和他“共苦”。当然，这是在逆境中的想法，那么现在，是该“同甘”了吗？死去的她没能与他“同甘”，为什么要另找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徐力里？与他“同甘”的人应该与他共过“苦”。
“徐力里同志是个很好的人，‘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经历了很多不幸，你们会相互理解的，尤其又都是搞技术工作的。”
拖了一百天，最终是这句话让他点了头。
受过苦的人，至少跟他会有共同语言，可是产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不愿意让关心他的领导为他的事一次次地找他，过去，连见都见不到的人物，现在不厌其烦地找他，固执会让人感到他太不通情理，会让人误解落实政策翘尾巴，会让人误认为他对党有成见。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心肠也软。他热爱党，在一些青年人已经不屑入党的时候，他在入党宣誓时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尊敬市委书记徐克同志，由衷地敬爱。六五年他亲耳听徐克同志在人民礼堂做过一次报告。徐克同志讲：“对知识分子，一定要注意团结，特别是我们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重在表现……”这些话温暖了他的心。他感动极了，如同遇到再生父母。虽然那次讲话没使他再生，可他感激徐克同志这段话。就为了这段话让他走进徐克同志的家门他也是情愿的。毫无办法的是他对照片上那个冷若冰霜的徐克同志的女儿没有一点好感。
但他仍然点了头。对他来说，那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同意结婚了。
对方又等了一百天才点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否则，即使他点了头也可以再摇头的。
世界上竟有一个女人跟他一样对此事要想一百天，却并不要求见对方一面。
新婚那天，他们两人从徐克同志家回到他那幢小楼，原来相距不过几百米。
走进他草草收拾过的新房，他有些惶惑。
第一次结婚的第一个晚上，当他和她单独在一间属于他和她的房间里时，他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一种男人的本能支配了他，使他无法镇静在如火如荼的燃烧中，如醉如痴的欲海中，他得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满足。当他慢慢平静下来，恢复了理智的时候，他感到羞愧。他悄悄地望望她。她却闭着眼睛，双颊绯红，一种幸福和陶醉使她分外美丽、动人。“就这样，永远永远结为一体，不分离。”她说。
可这一次入新房，他没有一点点兴奋，没有一点点异样的情绪。有的只是疲倦和厌烦。整整一天，他应付了多少礼貌的恭贺之词，说了多少言不由衷的话，表示答谢，表示喜悦，表示满足和幸福，这些让他的大脑疲惫不堪，口干舌燥。难道只是因为累了，或是没有感情？为什么自己的那部分丝毫感觉也没有？人的身体器官不像房间里的家具，不用了闲置起来，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生理上有了毛病，他望着陌生的新娘，心里产生了一种歉疚感，仿佛自己是个等待审判的人。
徐力里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房间，仿佛这屋里并没有他这个人。
“这幢楼，全是你的吗？”她问，并不看他。
“对，还有我弟弟和妹妹。”
“那我的房间呢？”
“就是这间，噢，这是比较大的一间，而且向阳。”
“那好吧，我们谈完问题，你就回你的房间里去吧。”
柳若晨这才听清楚，原来在徐力里的概念里，他与她应该是各有一个房间的。可他原来根本没想到，除了这间新房外，他还要准备另一间，尽管这完全办得到，而且很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有权者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他还是感到意外，起码在新婚第一夜是意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