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为他买过医疗保险？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一句无力的“没有，先生”的回答。
尽管这次取证的场所有点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取证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小心。他对这个年轻人只要稍微粗暴一点，就会引起陪审员们的愤慨。事实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对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讨好陪审团。再说，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从眼前这位证人身上，他挤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对他穷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钟，德拉蒙德便结束了对唐尼·雷的质询。而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询问证人。基普勒宣告取证结束。多特迅速走了过去，用一块湿布替儿子擦了擦脸。唐尼·雷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师们默默地拿起上装和公文皮包，告辞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基普勒法官开始把椅子向屋里拖。走到那辆破车前面时，他的眼睛瞟着巴迪。克劳斯躬着身子缩在车头上，摆出了一副时刻准备进攻的架势。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儿，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着篱笆忙着向外面的人群散发我的名片呢！真是一个卖力的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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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那个女人确确实实在我住的套间里。我开门的时候，她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捧着我的一本杂志。一看见我，她吓得灵魂出窍，手一松杂志落到地板上。她飞快张开大嘴。“你是谁？”她几乎是在尖声高叫。
看模样她不像个罪犯。“我住在这儿。我倒要问问你是谁？”
“哦，上帝。”她夸张地喘着气，双手捂在胸口。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又问了一声。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是德尔伯特的太太。”
“什么德尔伯特？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
“我叫鲁迪。我住在这里。这是私人房问。”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珠子朝四面转了转，好像是说：“对，挺不错的私人房问。”
“钥匙是包娣给我的。她说我可以瞧一瞧。”
“这不可能！”
“就是她给的！”她从紧身短裤里掏出一把钥匙，朝我挥了挥。我闭紧双眼，心里真恨不得把包娣小姐一把掐死。“我叫薇拉，从佛罗里达来的。来看看包娣，在这里呆几天。”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德尔伯特是包娣小姐的小儿子，就是那个她3年没有见过面、从来不来电话、从来不给她写信的儿子。我记不清面前站着的这位薇拉，是否就是包娣小姐说的那位妓女，但看样子倒是挺像。她的年纪在50岁上下，像所有热衷于日光浴的佛罗里达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很粗糙。在狭长的红铜色的脸部中央，橘红色的嘴唇在闪闪发光。枯槁的手臂。布满皱纹但晒成紫铜色的细细长长的大腿上，绷着一条紧身短裤。脚上套着一双难看的黄拖鞋。
“你无权到这儿来。”我说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你别火。”她走过我身边时，一股散发着椰子油味道的廉价香水的香味，满满地灌了我一鼻子。“包娣要见你，”她把话丢下，便走出了我的房问。我听着她下楼时拖鞋发出的啪嗒声。
包娣小姐双臂交叉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瞪着眼睛瞧着又一部愚蠢的情景喜剧。蔽拉在翻着冰箱。厨房桌边坐着另一个棕色动物。那家伙身材魁梧，烫成波浪的头发，染得污七八糟。留着灰白的艾尔威斯小羊排式的连鬓胡。带一副金丝眼镜。两只手腕上套着金手镯。是个标准的男妓。
“你就是那个律师啰，”我走进房间把门带上后，他说。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份文书，他一直在研究。
“我是鲁迪·贝勒。”我站在桌子的另一头说。
“我是德尔伯特·伯德桑，包娣的小儿子。”他有五十六七岁，却拼命想打扮成40岁。
“见到你很高兴。”
“是哟，实在是高兴。”他手朝一张椅子一挥。“坐。”
“干吗？”我问。他们在这儿已经几个小时了，厨房和隔壁的房间都充满了火药味。我可以看见包娣小姐的后脑，我不知道她是在听我讲话，还是在听电视传出的声音。电视机声音开得很低。
“不过是表示点儿友好而已，”德尔伯特说，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薇拉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翻到，于是决定参加我们的谈话。“他朝我又喊又叫，”她抽抽咽咽地对德尔伯特哭诉道。“还叫我从他房里滚出去。他多粗暴呀！”
“是这样吗？”德尔伯特问。
“一点也不错。我住在那里，我有权叫你们两个在外面呆着。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后一挺。这家伙常在酒吧间里打架闹事。“这房子是我老娘的。”他说。
“可你的老娘碰巧就是我的房东。我每个月按时交房租。”
“多少？”
“这似乎与你无关，先生。房契上没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许值450美元一个月。”
“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嗯，你真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太太说，包娣小姐想要见我。”我这句话说得特别响，以便让包娣小姐能够听见，可她却依然纹丝不动。
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腿发软。
怪不得包娣小姐气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几份遗嘱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德尔伯特夫妇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得知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呢，还是因为不能捞到更多而怒气冲天？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老实说，我心里硬是不愿。
对我要报警的威胁，德尔伯特不屑一顾。“我再问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着《教父》中布兰多的姿势说。“你有没有为我老娘准备一份新遗嘱？”
“她是你的母亲。你干吗不去问她？”
“她连一个字也不肯说。”薇拉插嘴说。
“好！那么，我也不会说。这是严格保密的。”
德尔伯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脑瓜子又不是那么灵活，不知道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发起进攻。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触犯法律。
“我希望你别找麻烦，小子。”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准备走人。“包娣小姐！”我大声喊道。她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她才举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无所谓。我用手指着德尔伯特和薇拉说：“你们再走近我的房间，我就立刻报警。明白吗？”
德尔伯特干笑了两声，薇拉马上跟着咯咯一笑。我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我说不准他们有没有翻过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遗嘱还在老地方，而且，我想，还是当初我放的时候那副模样。上次我看过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未改原样。
我锁好门，又用一把椅子把门顶上。
我惯于在7点半左右，一早就去办公室。这不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也不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办公室会见委托人。我一早去事务所，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独。我每天至少化1小时，整理和研究布莱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办公室，尽可能互不干扰，但有时候这却十分困难：电话响的次数开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欢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的那份宁静。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将近10点才来上班。我们闲聊了几分钟。他想去吃早中饭，说是有要紧事跟我谈。
我们在11点离开事务所，步行了两个街区，走进一家蔬食合作商场后面的小餐厅，要了蔬菜比萨饼和橙汁。戴克显得十分紧张，面部扭曲得比平时更加明显，一听到轻微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
“得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我们坐在火车座里，室内还有6张餐桌，但全部空着没有一个顾客。
“我们很安全，戴克。”我说，竭力想让他放心。“什么事？”
“我周六离开过孟菲斯，是取证结束立刻就走的。先飞到达拉斯，接着又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寻欢作乐狂饮滥赌啦。真是不可救药。
“昨天上午起床后，和布鲁索通了电话。他叫我走人。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孟菲斯起一直跟着我，我必须立刻就走。说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须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你是既替布鲁索又替普林斯干过活的唯一律师。”
我的嘴又干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鲁索在什么地方？”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亮，好在无人旁听。
“不，我不知道。”他说，眼珠在餐厅里乱转着。
“唉，他在拉斯维加斯？”
“我怀疑。他叫我到那儿去，是想迷惑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以为他在拉斯维加斯。正因为那是布鲁索看来很可能会去的地方，他倒反而决不会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的思维像奔驰的野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几个问题，可是却又不能和盘托出。有许多情况我都想了解，可是许多情况我却又不该了解。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很久很久。
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他们走的时候像是留下了一笔钱。现在想拿到手。”
“他们？”
“听起来他们两人好像还在一起，是不是？”
“确实是。那他们要你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倒从来没有具体谈过。但听口气，他们好像是要我们帮他们取回这笔钱。”
“我们？”
“是的。”
“你和我？”
“对。”
“有多少钱？”
“从来没说过。不过，你想也想得出，一定是一大笔。否则，他们是不会为它操心的。”
“那么，钱在哪儿？”
“他没有说清楚。只告诉我是现钞，锁在什么地方的箱子里。”
“他想叫我们去取？”
“对。我猜想，这笔钱藏在城里某一个地方，说不定就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附近。联邦调查局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笔钱，所以他们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着。布鲁索和普林斯相信你和我。再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合法了，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事务所，而不是两个街上的混子，一看到钱马上就会偷走。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把钱装上一部卡车，开到他们跟前，结果人人都会皆大欢喜。”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是戴克的揣测？又有多少确确实实是布鲁索亲口所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我依然十分好奇。“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倒从来没有谈过。可是，肯定少不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应得的一份在事前就取出来。”
戴克已经把一切都统统考虑过啦。
“绝对不成，戴克。你别再说啦。”
“是的，我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一听见枪响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风险太大啦。”
“是的。”
“现在听起来倒是挺棒，那可是要蹲大牢的！”
“对，对。只是因为事关重大，非告诉你不可，真的。”他挥了挥手，仿佛是说这件事他连想都不敢想似的。一盘炸玉米片和鹰嘴豆泥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盯着招待，一直盯到他转身离开。
我确实是为两个逃犯打过工的唯一律师。这件事我曾经想到过，但怎么也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会牢牢地盯上了我。我的胃口一下子全没了，嘴巴里却依然又干又渴。一点点轻微的响声，都会把我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们双双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瞪着桌上放着的食物，直到招待送来了比萨，才又重新开口。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布鲁索是为什么与戴克联系的？他去拉斯维加斯，是谁出的钱？在两个逃犯消失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通电话？这次通话会是最后一次吗？布鲁索干吗还在关心我？我多么想了解这一切的详情细节！
我终于从团团迷雾中理出了两条清晰的想法。第一，假如布鲁索有足够的办法跟踪戴克，能知道在他去拉斯维加斯的途中身后一直有人盯梢，那么他肯定有办法雇人从孟菲斯取走那一笔钱。他干吗还要缠着我们？我们是否会被人逮住，他是不会在乎的；他缠着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其次，联邦调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我问过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惊动我。正因为我一直不防备他们，他们监视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对面的我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刚才很想敞开心扉，跟我认认真真地讨论讨论这笔钱。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经告诉我的多得多。他开始刚才的那场谈话，是周密盘算的结果。
我还没有那么笨。我不会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这件事。
我对每天的邮件，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把邮件拿到办公室，里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务所寄来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地拆开这个标准信封。是德拉蒙德写的书面质询。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求获得原告或其律师所知道的所有文件，并且希望我们对一连串事实做出澄清；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答复都必须在30天之内用书面做出。假如这些事实没有被我们否定，那么今后将永远被看做已得到我们肯定。信封里还有一份通知：两周内在我们办公室对多特和巴迪·布莱克取证。我听人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对取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的律师都要在电话上谈一谈，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叫做职业礼貌，化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事情的进展却会更为顺利。很显然，德拉蒙德要么是忘记了常规的礼节，要么就是打定主意采取强硬的政策。无论他是属于何种情况，我都要改变他定下的时间和地点。这倒不是我喜欢和他对抗，而只是为了捍卫原则。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这真是非同寻常！我明天将拭目以待。
书面取证必须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双方可以同时向对方索取书面证词和材料。我要求对方提供书面证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动。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位大腕一点颜色，让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场纸上的恶战。他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会再一次意识到：他与之竞争的对手，是一位除了这桩案子，别无其他事情可干的律师。
我把车悄悄驶上车道时，天色几乎已经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边，停着两辆陌生的汽车。这是两辆擦得锃亮的彭蒂亚克，后面的保险杠上贴着艾维斯标签。我不希望被人看见，便踮起脚尖，绕过屋子向我的房间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谈话。
我在事务所呆到很晚才回来，主要是想避开德尔伯特和薇拉。我的运气真好！他们正在后院里和包娣小姐一起饮茶哩。而且，在座的还有别的几个人。
“他来了！”德尔伯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我原地站住，应声望去。“到这儿来，鲁迪。”那口吻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
我向他们走去。他慢慢站了起来，另一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德尔伯特指着那张生面孔说：“鲁迪，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琼，”他指着另一个上了年纪皮肤粗糙的荡妇说。那女人和薇拉一样俗不可耐，只是头发的颜色很淡。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热得可以煮熟鸡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我的房东。
“你好，鲁迪。”她声音悦耳。她和德尔伯特一起，坐在柳条沙发上。
“来坐一会儿吧。”朗道夫指着一张椅子说。
“谢谢。不了，”我说。“我得回房间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过。”说这话的当儿，我一直瞟着薇拉。她坐在沙发后面，远远地离开别人，她或许是想尽可能离琼远一点儿。
琼的年纪在40与45岁之问。我记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称为婊子的那个女人。朗道夫的第三个老婆。开口闭口总是不离钱。
“我们根本没有去过你房问。”德尔伯特恼火地说。
跟他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增添了几分尊严。他身体不胖，头发没烫没染，身上也没穿金戴银。上身穿一件高尔夫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白色长统袜，白色休闲鞋。跟在场的另外几位一样，皮肤也晒成了棕红色。他很容易会被人当做一个退休的公司经理；如果身边再有一位体态娇美的纪念品似的妻子，这一形象就会完美无缺。“你打算在这儿再住多久，鲁迪？”他问。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说你要搬走。不过是出于好奇，问一声罢了。我母亲说并没有订合同，我这才问问你。”
“干吗要你来问？”事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就在昨天晚上，包娣小姐也没有提过合同的事。
“因为从今以后，我协助母亲处理她的事务。租金太低啦。”
“就是嘛。”琼帮腔道。
“你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对吗，包娣小姐？”我朝她问道。
“嗯，没，”她含糊其辞地说，似乎她也许曾经想埋怨，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本可以提出搬运覆盖土、粉刷、拔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但转念一想，何必跟这几个白痴争来争去。“你们都听见啦，”我说。“房东都没有意见，你们操什么心？”
“我们不想让老娘被人利用。”德尔伯特说。
“喂，德尔伯特。”朗道夫制止他道。
“谁利用她啦？”我问。
“哎，我又没有说谁，不过——”
“他想说的是，”朗道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回来帮助母亲了，而我们关心的只是她的事务，别无其他。”
朗道夫说这番话的当儿，我一直在注视着包娣小姐。她脸色泛红。她的两个儿子就在她身边，为她操心，问这问那，提出要求，保护着她的利益。尽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现任的两个媳妇，但她对儿子的表现却心满意足。
“很好，”我说。“只是别来打扰我。别踏进我的房问。”我说完转身就走，让他们把许多想说的话和许多想问的问题，统统烂在心里。我锁好房间的门，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听着他们在远处叽叽咕咕。
我化了几分钟，在心中琢磨他们这次的聚会。德尔伯特和薇拉于昨天某个时候，从佛罗里达赶到这里，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我或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他们用某种手段，搞到了她原来的那份遗嘱，知道她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财产可以馈赠，因而对她的事务变得极为关心。他们在得知她家里住了一位律师以后，十分关注，因而德尔伯特就给也住在佛罗里达的朗道夫挂了电话。朗道夫于是拖着战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孟菲斯。今天，他们用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后成了她的保护人。
这一切全跟我无关。我在心里暗自窃笑。我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目前而论，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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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我9点钟以后到家时，发现车道上停着的从出租公司租来的汽车，数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车停在街边上，这使我非常恼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着，以免让后院中的那群人看见。
一定是孙子们赶来了。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中，吃着汤团烩鸡，听着窗外的人声。我可以辨别出德尔伯特和朗道夫的声音。包娣小姐偶尔发出的咯咯笑声，通过潮湿的空气，传送到我的耳鼓。别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办得准是像拨打911报警电话一样疯狂。快来啊！她这儿有金山银山呢！咱们从前只以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婆有几个铜板，谁会想到她居然腰缠万贯！这个人接到电话，马上又打给另一个。快来啊！遗嘱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哪。快把老寿星围起来。现在时候已到，该对老奶奶又亲又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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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根据基普勒法官的建议，我们在他的支持下，聚集在他的法庭对多特取证。由于德拉蒙德没有和我商量，就擅自决定了取证的时间和地点，我拒不同意后，基普勒插了一脚，给德拉蒙德挂了电话，几秒钟就把事情顺利解决。
在对唐尼·雷取证时，大家亲眼看见过巴迪坐在破福特里的情景。我曾分别对基普勒和德拉蒙德说过，我想我们不该录取巴迪的证词。用多特的话来说：他不正常。这位可怜的人对谁都没有危害，而且对这件保险案一无所知。在全部卷宗里，找不到丝毫的迹象，证明巴迪与这起案子有任何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无法想象，他能承受住取证的压力，坚持到最后。说不定他还会对几位律师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呢。
多特把他留在家里。我昨天和她一起化了2小时，为回答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准备。将来开庭时她还要出庭作证，因而这次取证的目的仅仅是澄清事实，而不是为了在庭审时提供证据。德拉蒙德将首先提问，他几乎会抛出全部问题，而且多半还会跟踪追击。取证将长达几小时。
基普勒也想加入这次取证的全过程。我们围坐在面对法官席的一张律师桌旁。他发号施令，指挥着摄像师和法庭书记官。这里是他的地盘，他希望一切都听从他的摆布。
他担心假如他不在场，德拉蒙德便会压倒我。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两个人几乎谁都不看谁。这实在是妙极了，我想。
可怜的多特独自坐在桌子的一端，双手瑟瑟发抖。我离她很近，这或许使她更加紧张。她今天穿的是她最好的全棉衬衫，最好的牛仔裤。我事前对她说过，她不必穿得过于正式，因为录像带并不对陪审团播放。但将来开庭，她的穿着却十分重要，必须穿一身套裙。我们将来拿巴迪怎么办，这只有上帝知道了。
基普勒和我坐在桌子的同一边，但他尽可能离我远点，坐在摄像机的旁边。德拉蒙德坐在我们的对面，他今天只带了3名助手：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
戴克也在法院大楼里。他大概正在门厅的某个角落追踪毫无戒心的委托人。他说过晚点儿可能会来。
因而当多特·布莱克举起右手宣誓，保证只说事实时，有5位律师和1名法官注视着她。在这种场合，我要是处在她的位置，我的手也会发抖的。德拉蒙德龇牙咧嘴，微微一笑，向多特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就化了5分钟，热情地解释取证的目的。我们寻求的是事实。他决不会误导或者使她惶然。她有和她的优秀律师商量的自由，等等，等等。他不急不忙。时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头一个小时全化在家庭历史上。德拉蒙德准备得非常充分，无可挑剔。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从一个题目，慢慢地过度到另一个题目——教育，就业，家庭，爱好，他提出的问题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多数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但这正是名声卓著的律师们取证时的常规。询问，追击，找茬，再追击。他究竟发现了什么，谁也弄不清楚。假如他真的挖出了一点特别有滋有味的东西，譬如说，少女时期怀孕，他也绝对捞不到什么好处，因为庭审时用不上，与案子无丝毫关系。但这样的胡说八道属于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委托人正向他支付车载斗量的金钱，让他去黑暗中摸索搜寻。
基普勒宣布暂停，多特立刻飞步向走廊奔去。没等她跑到门口，一支香烟已经衔在嘴里。我和她一起站在一个喷泉式饮水器旁。
“你干得很出色。”我告诉她。她确实干得很出色。
“他要问我的私生活吗？”她气冲冲地问道。
“可能的。”我说。
她大口大口地迅速吸着香烟，好像这将是她一生吸的最后一支。
“你就不能阻止他？”
“如果他离谱，我会阻止他的。可是，他想问什么，几乎都可以问。这是他的权利。”
“好管闲事的杂种！”
第二个小时过得和第一个小时一样缓慢。德拉蒙德开始就布莱克家的经济状况发问，我们因而了解到购买房子、买车（包括那辆福特）和主要用具的情况。到了这时，基普勒已忍无可忍，下令德拉蒙德加快速度。我们了解了巴迪的很多事，他在战场上受的伤，他的职业和退休金，他的爱好，以及他如何消磨时光。
基普勒话中带刺，叫德拉蒙德想方设法问一点与本案有关的事。
多特对我们说，她必须去一趟洗手间。我事前曾经吩咐过她，什么时候觉得累了，就说要去洗手间。我和她在楼厅里聊了几句，她一根接一根连抽了3支烟；烟雾缭绕，我避之唯恐不及。
第三个小时过去了一半，我们终于开始涉及索赔的事。我早已准备好一套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包括唐尼·雷的体检记录，现在就齐齐整整地堆放在桌子上，而且基普勒法官已经看过。我们的每一份文件都经得起检查，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令人羡慕的。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德拉蒙德只要想看，尽可以随便查阅。
据基普勒说，在这一类案件当中，保险公司对自己的代理律师隐瞒某些材料的现象，屡见不鲜。戴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保险公司确实有些卑鄙的勾当想要隐瞒时，尤为如此。
去年上审判程序课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一些案例。保险公司因为对自己的律师隐瞒有关文件而被绳之以法的案例之多，使我们简直无法相信。
开始涉及具体的文件时，我变得异常兴奋。基普勒也是如此。德拉蒙德提出书面质询时，曾经索取过这些文件，但我可以有一周的准备时间。我要亲眼观察他看到那份“愚蠢之至”的回信时面部的反应。基普勒也想亲眼看一看。
我们估计堆在多特面前的材料，他即使没有全部看过，至少也已看过大部分。他从他的委托人那里得到这些文件，我则从布莱克家得到我的文件。但许多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想。事实上，我曾向他提出过一份书面要求，要他提供与他要我提供的同样的文件。等他对我的要求做出答复，给我寄来我所要的文件时，这些文件3个月前我早就到手了。一场文件车轮大战。
假如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以后在克利夫兰大利公司的大本营里，还将得到一批新的材料。
我们从购买保险申请和保单开始。多特把保单交给德拉蒙德。他迅速翻了一翻，便交给希尔。希尔传给普伦克，普伦克最后又传给了格罗。这几个小丑一页一页地翻着，化了不少时间。其实，他们几个月前早就研究过这张保单了，但时间就是金钱。接着，速录机摄下了保单，作为多特证词的一件物证。
第二份文件是第一封拒绝索赔的信件。这封信在桌子上兜了一圈。其他几封拒绝索赔的信，也统统照此办理。我硬撑着，不让自己打瞌睡。
接着是那一封“愚蠢之至”的信。我吩咐过多特，不要对其内容做任何评论，只要把信交给德拉蒙德就成。他可能对这封信一无所知，我不想在事前向他透露任何消息。这个要求对多特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信的内容是那样地令人愤慨。德拉蒙德接过信，读道：
亲爱的布莱克太太：
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三！
在法庭上混了30年以后，德拉蒙德已经成了一位超级演员。我立刻意识到，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这封信。他的委托人没有把这封信放在本案的档案里。这对他不啻是当头一棒。他的嘴微微张着，额上3条又粗又深的皱纹紧紧地叠在一起。他眯着眼睛，把信又读了一遍。
他接着的举动，会使他以后后悔不迭。他抬起眼睛，从信笺上方望着我。我当然也正在直视着他。我那嘲讽的眼光仿佛在说：“可逮住您啦，我的大腕！”
接着，他又朝基普勒看了看。这使他的痛苦更为加剧。法官大人正在注视着他面部表情的每一个变化，眼睛的每一次眨巴，肌肉的每一次抽搐，并且一眼就看出：德拉蒙德正为手上拿着的东西感到大为震惊。
他虽然很快就又显得若无其事，但损害已经造成。他把信交给了希尔，希尔这时正半睡不醒，并不知道他的上司给他的是一颗炸弹。我们对希尔看了几秒钟，然后就发起了攻击。
“把机子暂时关掉，”基普勒说。速录机停止了转动，摄像师咔嗒一声关掉了机器。“德拉蒙德先生，我看得出你以前显然没有见过这封信。而且我有一种预感：你的委托人企图隐藏的文件，这决不是第一份，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份。我起诉过多家保险公司，我知道文件总有办法不翼而飞。”基普勒向前俯着身子，指着德拉蒙德警告道，“我要是发现你或者你的委托人藏起文件不交给原告，我将对你们严加惩处。我将命令你们交纳高额罚金；其中牵涉到的律师费用，将按你每小时的收费标准交纳。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我要想每小时赚到250美元，除了给对方这样的惩罚，别无他途。
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还没有从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我完全可以想象，陪审团将来看到这封信会有何反应。而且我相信，对方对此与我会有同感。
“大人，你是否是在指控我藏匿文件？”
“目前还没有。”基普勒的手依然指着德拉蒙德。“目前，我只是在提出警告。”
“我认为本案你应该回避，大人。”
“这是你的申请吗？”
“是的，大人。”
“驳回。别的还有什么？”
德拉蒙德翻翻文件，磨了几秒钟。紧张的气氛逐渐消退。可怜的多特吓得目瞪口呆。她也许以为是她干了什么，才挑起了这场战火。我自己也有点儿局促不安。
“打开机器，继续进行，”基普勒下令道，他的眼睛仍旧盯着德拉蒙德。
又提出和回答了几个问题。又有一些文件在流水线上传递。12点半，休息吃饭。一小时后，又回来继续进行。多特已筋疲力尽。
基普勒相当严厉地下令，叫德拉蒙德加速进行。德拉蒙德倒也想加速，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他这么干已经那么久，在这过程中又赚了那么多的钱，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简直可以不停地这样问上一辈子。
我的委托人采取的对策，我十分赞赏。她对在场的人解释说，她的膀胱有毛病，并不怎么严重，真的，不过她毕竟已是快满60岁的人。因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她去洗手间也越来越勤。德拉蒙德按照一贯的做法，对她的膀胱提出了一打以上的问题，基普勒最后不得不打断了他。于是，每隔15分钟，多特便说声“对不起”，去趟洗手间。她真会利用时间。
我知道她的膀胱并无问题，而且我知道她是躲在洗手间里像烟囱一样冒烟。她的策略使她得以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且最后还拖垮了德拉蒙德。
3点半，在取证进行了6个半小时之后，基普勒宣布取证结束。
两个多星期以来，那些租用的汽车，第一次全都开走了。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孤孤单单地停在那里。我把车停在它的后面，那个老地方。我绕过屋子向后院走去。一路无人。
他们终于走了。打从德尔伯特来到的那天开始，我还没有和包娣小姐说过话。有些事我要和她讨论讨论。我并不生气，只是想和她谈谈。
我走到通往我的套间的楼梯口，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话的不是包嫌小姐。
“鲁迪，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是朗道夫，他正从一把摇椅上站起来。
我把公文包和上衣搁在楼梯上，朝他走了过去。
“坐，”他说。“我们需要谈一谈。”他的情绪似乎极佳。
“包娣小姐在哪里？”我问。屋子里关着灯，一片漆黑。
“她嘛，呃，她到外地去一段时间。想和我们一起在佛罗里达过一阵子。今天上午乘飞机走的。”
“什么时候回来？”我问。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
“不知道。她可能不回来了。听着，她的事今后由我和德尔伯特照管。本来以为我们多少已经卸掉了点儿责任，可她还是要我们照料她的事。我们希望你继续在这儿住下去。实际上，我们还想跟你做笔交易。你住在这儿，看管房屋，照料一切，但不交房租。”
“你说的照料一切，是什么意思？”
“一般性的维护吧，并不需要干什么重活。母亲说今年夏天，你园子里的活一直干得很不错。就照你原来那么干。我们已经叫邮局把邮件转过去，这方面不会有问题。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你就打电话找我。这交易不算坏吧，鲁迪？”
的确不坏。“我接受。”我说。
“好。母亲确实喜欢你，真的。说你是个可以信赖的好青年，尽管你是律师。哈哈，哈哈！”
“她的车怎么处理？”
“我明天开到佛罗里达去。”他交给我一个大信封。“这里面是房子的钥匙，保险经纪人的电话号码，等等这类的东西。还有我的地址和电话。”
“她准备住在哪里？”
“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坦帕附近。我们那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有一间客房。她会受到很好的照料的。我的两个孩子就住在附近，陪她的人多着呢。”
我仿佛看见他们正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讨好老奶奶。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会高高兴兴地献给她太多的关心太多的爱。他们并不希望她活得太久。他们已迫不及待：她早一天去世，他们就可以早一天富裕起来。我想克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但这实在太难。
“这样很好，”我说。“老太太一直很孤单。”
“她确实是很喜欢你的，鲁迪。你对她一直很好。”他声音柔和，真诚。一丝淡淡的哀愁涌上我心头。
我们握手，互道了再见。
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眼睛盯着天上的明月，拍打着吸血的蚊虫。我恐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包娣小姐了，失去朋友时的那种奇特的孤独之感包围着我。在她离开人世之前，那些人将一直把她控制在他们的掌心，决不会让她有机会倒腾那个遗嘱。我为自己了解她的财产的底细而感到强烈的内疚，但我决不能与他人分享这个秘密。
在这同时，我却又不能不为她命运的变化感到高兴。她离开了这幢孤单的老宅，现在生活在自己儿孙热情的包围之中。她突然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而这正是她朝思暮想的地位。我回想起在柏树花园老人大楼看到的情景，想起她是如何对人们发号施令，如何领头唱歌发表演说，如何为博斯科和别的老头老太忙碌奔波。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她也渴望引人注目，受人尊敬。
我希望佛罗里达的阳光有益于她的健康。我为她的幸福祈祷。我不知道她在柏树花园的位置将由谁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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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布克挑选了这家漂亮的饭店，我想他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餐巾是亚麻织品，大概有个委托人，能为他报销这高昂的化费。
他迟到了一刻钟。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但他最近一直忙忙碌碌。他说出口的第一句就是：“我通过啦。”我一边喝着冰水，一边听他栩栩如生地叙述向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申诉的全过程。他们复核了他的试卷，他的成绩加了三分，如今他是一位羽翼丰满的真正律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开心。除了他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同学的申诉得到了批准。但莎拉·普兰克莫尔并不是其中之一。布克听说她的分数高标准差得很远，她在司法部的那个职位可能已经靠不大住。
尽管他竭力反对，我还是要了一瓶香槟，并且叫招待把账单交给我。该花的时候，还是得花嘛。
菜来了。小小的银盘里鲑鱼数量少得可怜，但加工精致，色泽鲜美，香味扑鼻。我们先欣赏了片刻，然后才吃。香克尔让布克忙得团团转，一天工作15小时，幸好查莲是个很有耐心的女人，她知道布克开头必须做出点儿牺牲，将来才会有丰厚的收获。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和孩子的拖累。
我们谈起了基普勒。基普勒跟香克尔说过不少事。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律师之间很难保密。香克尔告诉过布克，基普勒有次曾经提到过我，说我手头的案子可以捞到几百万。基普勒显然已经确信，我已经把大利公司牢牢地钉在一块岩石上，问题只是将来陪审团做出的裁决，能让我们得到多少钱。基普勒已下定决心，保驾护航，让我一路顺风地站到陪审团面前。
这个小道消息妙极了！
布克想知道除了这桩案子，我别的还干些什么。听他的口气，基普勒可能说过，他显然觉得我手头没有别的活。
在吃奶酪蛋糕时，布克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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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身上裹着黑袍坐在法官席上的是一位怒气冲冲的法官。这一天是申请日，是专门用于对许多案件中无数的申请进行短暂的连续辩论的日子。因而庭上挤满了律师。
第一个辩论的便是我的申请，因为基普勒法官有点儿为我担心。我发出了一份通知，要从下周一开始在克利夫兰对大利公司的6名职员进行取证。德拉蒙德表示反对，声称由于他那神圣的出庭日程已经排满，他当然无法到场。而且，不仅仅他无法拨冗光临，那6名未来的宣誓证人也都是公务繁忙，不能分身。6个人统统不行！
基普勒为德拉蒙德和我安排了一个电话会议，会议进行得很糟，至少对被告方是如此。德拉蒙德有正常的出庭任务；为了证明自己所说是真，他用传真机发来了另一件案子的预审传票。他说要到两个月之后，他才能腾出时间在克利夫兰呆3天。而且，那6位雇员也都是大忙人，要把他们集中到一起，可能要等几个月。
他的话使法官大为震怒。他下令举行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以便公开地抨击德拉蒙德，并且列入记录。在过去4周中，我每天都和法官大人通话，所以将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那场面定会是令人十分难堪的。好在我无需多说。
“列入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厉声命令道。过道另一侧的那几个木头人，身子立刻向前一倾，准备好他们的拍纸簿。今天来了4个。“案号214668，布莱克诉大利公司。原告通知于10月5日下周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公司办公室，对公司指派的一位人员及另外5名雇员取证。被告代理律师以时间冲突为由，表示反对。这自然并不奇怪。对吗，德拉蒙德先生？”
德拉蒙德慢腾腾地站了起来。“是的，大人。本人此前已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联邦法院周一开始对一件案子进行预审的传票。在那件案子中，本人是被告首席律师。”
对这一问题德拉蒙德和基普勒至少已进行过两次火药味很浓的辩论。但现在要列入记录，此刻的辩论依然十分重要。
“那么你何时才能设法将此纳入你的日程呢？”基普勒的问话含有很强烈的讽刺色彩。戴克本来，我独自坐在原告律师席上。在我身后的位置上，至少坐了40名律师，他们全都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遭人抨击。他们一定在纳闷，我这个无名小卒究竟是何许人，怎么竟有本事能使法官为我战斗？
德拉蒙德把身体重量由一只脚换到另一只，然后说道：“哎，法官大人，我的时间表确实已经排满。这也许——”
“我相信你说的是两个月。我没有听错吧？”基普勒装得大吃一惊地问。谅必不会有哪位律师居然会这么忙吧！
“是的，大人。两个月。”
“两个月里都要出庭辩护？”
“出庭辩护，取证，提出申请，上诉辩论，等等，等等。我非常乐意把日程表请你过目。”
“此刻，德拉蒙德先生，我还真想不出有比看你的日程表更糟的事呢。”基普勒说。
“我们将这么办，德拉蒙德先生，请你仔细听着，我可是要以命令的形式写成文字的。我提醒你，先生，本案是以‘快轨运作’方式进行的。而在本庭，这意味着不准拖延。对这6人的取证将于星期一早晨在克利夫兰准时开始。”德拉蒙德缩回到座位上，开始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如果你不能到场，我深表遗憾。但据我所知，你在本案中有4名助手：摩尔豪斯，普伦克，希尔和格罗。而且我也许还可补充一句，他们全都比贝勒先生更有经验。贝勒先生，我想，是今年夏天才拿到律师执照的。我看你们决不会只派一名律师去克利夫兰，你们派去的不会少于两名。但我确信，你们会做出安排，派出数量足够的律师，充分地代表你们的当事人。”
这一番话使气氛紧张起来。我身后坐着的律师们全都令人无法置信地一动不动，安安静静。我感觉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盼着出现这样的场面已经盼了许多年了。
“再有一点，通知上列出的6名公司雇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到场听候取证。在取得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原地。大利公司在法律上有权在田纳西州开展业务活动，因而本人拥有在本案中对之管辖的权利。我命令这6人在取证中充分合作。”
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身子缩得更低，手上的笔写得更快。
“最后，原告已要求获得全部档案和文书。”基普勒停了一停，眼睛朝被告席瞪了瞪。“听我的话，德拉蒙德先生，别在这些文件上玩什么花样。我要你们充分合作，一份不少地交给原告方。周一和周二，我将整天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只要贝勒先生来电话说他得不到有权得到的文件，我就立刻拨电话让他一定拿到手。我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大人。”德拉蒙德说。
“你能让你的委托人明白吗？”
“我想可以。”
基普勒严峻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点。他吸了一口气。全场依然一片寂静。“我反复想了以后，德拉蒙德先生，现在倒想看看你的出庭日程表了，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几分钟以前，德拉蒙德曾主动提出过同样的建议，现在当然无法拒绝。这一本厚厚的黑皮封面的记事簿，记录着一个工作非常繁忙的大人物的生活和时间安排，里面有许多个人的隐私。我怀疑德拉蒙德刚才是否真想交出让他看。
他拿着这个本子傲慢地走到法官席，交给法官大人，等待着。基普勒迅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翻着，对具体内容一眼也不看。他在寻找没有做出什么安排的空闲的日子，把德拉蒙德晾在法官中央讲台旁边。
“我在这儿发现，2月8日这一周你没有什么安排。”
德拉蒙德走了过去，朝基普勒手上拿着的本子看了看，肯定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在基普勒把本子还给他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本庭现在决定：本案将于2月8日星期一开庭审理，”法官大人宣布道。我又惊又喜，做了一次深呼吸，竭力摆出一副充满自信的架势。4个月听起来似乎时间十分充裕，离现在还蛮远，但对于连一起小小的车祸案件都没有经手过的我，却短促得令我不寒而栗。我已经把本案的案情背得滚瓜烂熟。我已经背熟了有关程序和证据的规则。对于如何取证、如何挑选陪审员、如何盘问证人、以及如何打赢官司，我已经看了无数的书籍。但2月8日，在这个法庭上，事情会如何发展，我都毫无把握。
在基普勒打发掉我们以后，我迅速收拾好文件，拔脚走人。离开法庭时，我注意到从正在等待辩论与己有关的申请的律师群中，一些好奇的目光正朝我射来。
这个家伙是何许人？
尽管戴克从未明确地说过，但我现在已经摸清，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他在布鲁索事务所工作时结交的两个没有什么分量的私人侦探。其中之一名叫布齐，以前当过警察，和戴克一样迷恋赌场。他们俩每周一起去图尼卡一两次，赌扑克和21点。
布齐不知用什么办法，打听到了当初把保单卖给布莱克的那位经纪人博比·奥托的下落，发现此人由于使用假支票，正在谢尔比县劳役农场服刑，刑期10个月。做了进一步调查后又发现，他刚离婚不久，而且已经破了产。
这条鱼没有钓着，戴克分外懊丧。奥托触犯法律，问题堆积如山。本可以捞到一大笔律师费呢！
在一个身材粗壮的警卫用结实的双手对我的公文包和身体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之后，劳役农场的一位低级官员接待了我。我被领到靠近主楼大门的一个房间内。在这个四方形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高高地安着摄像机。中间的一道隔墙，将囚犯与访客隔开。我们的谈话将隔着栅栏进行，我对此当然并不在乎。我只是希望这次探访尽快结束。过了5分钟，奥托从另一边被带进房问。他约40岁，带着一副金属丝镜架的眼镜，留着海军陆战队式的短发，身材瘦削，穿着蓝囚服。他在隔墙对面坐下，仔仔细细地朝我打量。狱卒走了以后，房间里就只有我和他了。
我从栅栏下部的洞口，塞给他一张名片。“我叫鲁迪·贝勒，是个律师。”我的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儿不吉利的味道？
但他并无反感，而且还勉强地微微一笑。此人从前靠挨家串户向穷人出售廉价保险为生，尽管他的命运明显不济，但在骨子里却还是一个待人友善的人，是那种凭一张嘴巴走进千家万户的人。
“幸会，”他出于习惯这样说。“有何贵干？”
“你瞧瞧这个。”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本案的材料，从洞口递给了他。“这是我代表你从前的一位客户起诉的案件。”
“谁？”他接过材料，看着最上面的一页；那是一张传票。
“多特和巴迪·布莱克，以及他们的儿子唐尼·雷。”
“大利公司，是吗？”他说。戴克曾经对我说过，在这些走街穿巷的经纪人当中，许多人都不止代表一家公司。“我可以看一看吗？”
“当然。你在本案中是被告之一。看吧。”
他的声音和一举一动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看得很慢，仿佛很不情愿翻到另一页。他刚受过离婚的折磨，在破产中失去了一切，现在又由于犯罪在狱中服刑，而我却一路屁颠颠地跑到这儿，为了另一个1000万美元，想把他再次送上法庭。
但他似乎并不害怕。他看完材料，把它放在面前的柜台上。“你知道吧，我受破产法庭的保护。”他说。
“我知道。”实际上，我并不清楚。我从法庭记录上得知，他在3月份提出了破产申请，比我的申请还早两个月。现在他的债务已经统统解除。虽然破产申请获得法院批准并不意味着在此以后永远不能再次对他提出诉讼，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这个家伙像难民一样一文不名，他是刀枪不入的。“是你卖的保单，我们不得不把你列入被告的名单。”
“哦，我懂。你们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嘛。”
“说得对。你多久才能出去？”
“还有18天。干吗？”
“我们可能要录你的证词。”
“在这里？”
“也许。”
“干吗这样匆忙？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让你们录。”
“我考虑一下。”
我的访问对他就像一个短暂的假期，因而他并不急于让我走。我们聊了几分钟监狱生活，接着我就开始找门。
我在包娣小姐的屋子里，以前从未上过楼，楼上和楼下一样积满灰尘霉点斑斑。我打开每个房间的门，把灯开亮，匆匆巡视一番，便熄掉灯关上门。我走在走廊里，脚下的地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三楼，但我有点儿胆怯，没有上去。
这幢屋子比我原先想的要大得多。也凄清得多。真难以想象她孤单一人住在这里的景况。我没有化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没有和她一起观看情景喜剧和电视布道会，没有多吃几个她做的火鸡三明治多喝几杯速溶咖啡，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楼下和楼上一样，没有窃贼光顾过的迹象。我锁好了后院的门。她走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儿异样。她在这儿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宽慰，但知道她在家，在这座宽大的房子里，我的感觉总是十分良好，因为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向她求助。现在她走了，我仿佛已与世隔绝。
我走进了厨房，两眼盯着电话。这是一只拨盘式的旧式电话机，我真想拨通凯莉的电话。如果她接电话，我会想出话来和她谈谈。如果他接电话，我就不声不响把电话挂上。即使追查到这座屋子，那也没有关系：我并不住在这里。
我想念她，今天超过昨天。本周超过上周。
我必须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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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和戴克驾着他的小面包，驶往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天气清新宜人，空气中已透出一丝秋天的气息。感谢上帝，令人窒息的湿气已经在几个月前消退，10月的孟菲斯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飞往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一张将近700美元。在一家价格便宜但安全的汽车旅馆住一夜，估计要40美元。我胃口不大，吃一点儿就可以对付，因而可以尽量把伙食的费用降到最低。这次是我们去取证，取证的一切费用将由我们支付。我向克利夫兰的法院书记官打听过，他们最低的收费是每天出场费100美元，外加证词记录和打字每页2美元。而这些证词往往会长达100多页。我们当然想用摄像机录下整个的过程，但由于费用更为昂贵，这决无可能。
飞往克利夫兰，看来也同样绝无可能。鲁迪·贝勒事务所根本就出不起这笔费用，让我飞往该市。我也决不能开着那辆破丰田，去高速公路上冒险。万一它在半路抛锚，我也得搁浅，取证将不得不推迟。戴克转弯抹角地想叫我开他的小面包，但开1000多英里，我对它同样缺乏信心。
灰狗公司的长途汽车尽管慢得怕人，但十分可靠，最终总能到达目的地。这当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但是，妈的，有什么办法！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路上还可以看到乡村风光。我们可以省下宝贵的金钱。总之，我想出了种种理由，自我解嘲而已。
戴克开着车，一路很少开口。我想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快，因为我们不能提供较好的条件。而且他知道他也应该去。我将要面对的是充满敌意的证人，而且有许多新的文件需要当场审阅。身边有人帮一手，那会好得多。
我们在车站旁的停车场相互道别。他保证照管好事务所，尽量拉来一些生意。他会尽心尽力，我对此毫不怀疑。他驾着车向圣彼得医院的方向驶去。
我以前从未乘过灰狗公司的车。车站很小，但很干净，挤满了星期天上午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和黑人。我找到售票员，取了预定的车票。这张票化掉我的公司139美元。
汽车于8点钟准时开出，向西驶入阿肯色，然后向北进入圣路易斯。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开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带来的麻烦。
车上的座位已几乎坐满，只剩下三四个空位。根据行车时刻表，我们将在6小时后到达圣路易斯，下午7点前抵达印地安那波利斯，并于当夜11点到达克利夫兰，在车上要呆15小时。取证将于明晨9点钟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