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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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我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是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加了锁贴了封条的那个旧地址。我在名片背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
“做个交易吧。我决不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需要我，这是我家里的号码。要是他伤害你，我希望能知道。”
她接过名片。我匆匆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候诊室。
在这座建筑的6楼，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肿瘤部。瓦尔待·科德博士是唐尼·雷的主治医师。在目前，这意味着他给他吃些药片和其他药品，眼睁睁等着他的死亡来临。最初开出化疗处方的是科德。进行化验并确定隆尼·布莱克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他的孪生兄弟进行骨髓移植的，也是科德。他在审讯时将是至关重要的证人，假如这件案子将来能够得到审理的话。
我给他的接待员留下了一封3页的信。我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这次谈话最好能够免费。医生们一般都很讨厌律师，哪怕是仅仅和我们闲聊一阵，也要按时间向我们索取高额的费用。但科德和我属于同一阵营；设法打开和他对话之门，对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孟菲斯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区，沿着这条街道慢慢地向前逛。我不看街上的车辆，不理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只想尽力认出剥落褪色的门牌号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个社区似乎曾一度被人们废置，这当然合情合理；目前正处于重振雄风的过程之中。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房屋，进深却有半个街区那么长，正面用砖和玻璃砌成。大多数房屋都是连成一片，少数房屋中间有小巷将彼此隔开。许多大门仍用木板牢牢封住，有两幢若干年前已经烧成灰烬。我走过一家洗衣店、一家花店和两家饭店。一家饭店的桌子就放在人行道上，但天棚下面却不见顾客。
出土珍宝古董店在一个角落上。这幢屋子外表倒蛮清洁，砖墙刷成了深灰色，窗户上面撑着红色的凉棚。房子有两层。我的视线射到二楼时，我猜想我是找到我的新家啦。
由于别无他门可入，我便走进古董店。在狭小的门厅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井，顶上亮着一盏似暗似明的灯。
戴克正在等我。他一脸的得意。“你觉得如何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任何东西看上一眼，他就口若悬河地吹了起来。“4个房间，差不多有14英尺呢，而且还有洗手间。不坏呀，”他拍拍我肩膀说。接着他向前一跃，又180度转过身来，伸开双手。“这里可以用作接待处。将来雇了秘书，就让她在这儿干接待。只需要粉刷一下。房间里全是硬木地板。”他跺了跺脚，好像我看不见地板似的。“天花板12英尺。墙是石膏灰泥板，粉刷起来容易得很呢。”他做了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跨过一道敞开的门，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一边一个房问。这个房间最大，我想你用最合适。”
我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一看，不由得既惊又喜。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长宽大约都有15英尺，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街。室内空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平整而又富有弹性。
“那边是第三个房问。我觉得可以做会议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保证决不会把它弄得一团糟。”他在拼命讨我喜欢，我却有点儿为他难过。放心吧，戴克，我喜欢这儿。你干得很棒。
“再前边就是厕所，需要打扫粉刷。或许找个水电工来。”他退回到前面的房问。“觉得怎么样？”
“能行，戴克，房东是谁？”
“楼下那一对专卖假冒伪劣货色的老夫妻。顺便告诉你，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得上。桌子啦，椅子啦，灯具啦，甚至还有旧的文件柜。很便宜，样子也不差，跟我们的装模计划还是蛮相配的呢。而且，他们还同意我们按月分期付款。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挺高兴。我想，他们已经被抢过好几次啦。”
“这倒是让人感到安慰。”
“是呀，我们在这儿就是要多加小心。”他给了我一本从夏尔文一威廉姆斯商店取来的布样标本。“我看最好用白色的窗帘。不费工又省钱。电话公司明天来装电话。电已经接通。你瞧瞧这个。”窗旁是一张牌桌，上面散乱地摊着一些文书，桌子中央有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戴克已经找过印刷商。他把我们新事务所信纸信封的各种设计图样给我瞧，我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顶部，他作为律师帮办名字印在角落上。“从街上一个印刷所搞来的。价格很合算。两天左右就可以交货。就先印500张信纸信封吧。还想看点儿什么？”
“我晚上想一想。”
“打算何时粉刷？”
“呃，我想我们——”
“我看咱们辛苦一天就可以干完啦，如果只刷一遍的话，真的。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搞来，争取先干起来。明天你能帮点儿忙吗？”
“肯定可以。”
“有几件事得决定一下。要不要弄个传真机？现在就买还是等一等？电话公司明天来人，记住了吗？复印机怎么说？我看不买，现在不要买。我可以每天跑一次复印店。我们需要一架录音电话。好一点的要80元一部。如果你想买，我就去办。我们还需要到银行开个户头。我认识第一信托银行的支行经理，他说每个月可以免费给我们30张支票，而且存款利率可以高到两个百分点。这可是十分优惠呀。我们需要买点支票簿，因为我们需要付一些账单，你知道。”他突然看了看表。“哎哟，我差点忘啦。”
他揿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起诉书已于1小时前公布，指控布鲁索、本尼（普林斯）·托马斯、威利·麦克斯旺等人犯有100余条罪状。”
电视台正在广播午间新闻。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们以前的事务所。特工人员把守着大门，大门在当时尚未被封。记者解释说，事务所的雇员获准可以自由进出，但不得取走任何财物或文件。第二个镜头拍的是文克森脱衣舞俱乐部的外景，联邦调查局侦探也已查封了这家俱乐部。“起诉书说，布鲁索和普林斯插手3家俱乐部，”戴克说。电视台的播音员证实了他的话。接着播出的几个镜头，是从前的一次审讯，我们的前任老板正阴沉着脸，在法院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但至今不知斯通先生和托马斯先生的行踪。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两位绅士已经逃离本地区。正在进行人范围的搜捕。
“跑吧，布鲁索跑吧。”戴克说。
这案子本身就很有刺激性。它涉及到当地的坏蛋、一个喜欢炫耀的律师、几个警察和色情行业。如今案犯漏网潜逃，不啻是火上浇油，记者们自然要大显身手。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镜头：警察被捕；又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这一次拍出了裸体舞女们大腿往下的部分；联邦检察官向媒体宣读起诉书。
接着出现的镜头令我心碎。他们封闭了尤吉酒家，在大门把手上绕上铁链，门口布置了警卫。他们说它是普林斯·托马斯这个黑帮头头的总部。联邦调查局侦探昨夜破门而入时，没有发现任何现钞，这似乎使他们大为惊奇。“跑吧，普林斯跑吧。”我自言自语。
与这件案子有关的消息，占去了午间新闻的大部分时间。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戴克关掉电视说。
我们不声不响地想了几秒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牌桌旁边的一只箱子问。
“我的案卷。”
“有什么好东西吗？”
“足够开销两个月的账单。几件小车祸。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还有一件人命案，是我从布鲁索那儿拿来的。实际上，我并没有拿，而是他上周把卷宗交给我，要我对里面几张保险单进行一番研究，就这样自己留在我办公室里的。现在都在这儿啦。”
我怀疑箱子里还有别的档案，可能也是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里捞来的，但我不想打听。
“你看联邦调查局会找我们谈话吗？”我问。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取出任何一件他们会感兴趣的档案。我们干吗担心？”
“我很担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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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知道，这些日子戴克心情激动，难以抑制。尽管没有律师执照，却照样能有一个自己的事务所，平分一半的收入，这确实使他心潮难平。只要我不碍他的手脚，他准能在一周内把事务所整得焕然一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干劲。他也许有点过于卖力了，我得让他休息休息。
但是，当我的电话第二天又在太阳升起之前把我从梦中吵醒，听筒中传来的又是他的声音时，我心里实在不高兴。
“看到报纸了吗？”他问，声音颇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不是在睡觉嘛。”
“对不起。你恐怕不会相信，布鲁索和普林斯又上了头版啦。整整一版呢。”
“你就不能等个把钟头再告诉我吗，戴克？”我决心现在就纠正他这种粗鲁的习惯。“你想4点钟就醒，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别在7点，不，8点以前来吵我。”
“对不起，不过，还有更大的新闻呢。”
“什么新闻？”
“你猜猜，昨天晚上谁翘辫子啦？”
真是见他的鬼！孟菲斯这么多人，我怎么能知道昨儿夜里死了谁？“我不猜，”我对着话筒厉声说。
“哈维·黑尔。”
“哈维·黑尔！”
“对。心脏病突发，倒在他家游泳池边上，一命呜呼啦！”
“是黑尔法官？”
“就是那个家伙，你的好朋友。”
我坐在床边上，竭力想驱走纷乱的思绪。“这真难以置信。”
“是的。我听得出，你现在心里很乱。头版上有一篇写他的文章，在市内新闻栏，还配了一张大照片，穿着法官的黑色长袍，神气得很哪。什么狗屁东西！”
“他多大年纪？”我问，似乎这很重要。
“62岁。法官当了11年，出身名门。报纸上全写得一清二楚，值得你一读呢。”
“好，我会读的，戴克，再见。”
今天的报纸似乎比平时厚了一点。我知道，这是因为至少有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布鲁索和普林斯的光辉业绩。一篇报导后面接着又是一篇。他们俩还没有被人发现。
我的目光扫过头条新闻，落在市内新闻栏，迎面向我致意的是哈维·黑尔法官大人多年以前拍的一张旧照片。我一篇一篇读着他的同事们写的悲哀的悼念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挚友兼同窗列奥·F．德拉蒙德。
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那些有关谁会接替他的猜测。州长将会任命一位接班人，在下次大选前担任法官。本县的居民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但在巡回法院的19名法官当中，只有7名是黑人。有些人对此甚为不悦。有位年迈白人法官去年退休时，有人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用黑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但未能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名列第一的那位候补者，是我的新朋友狄龙·基普勒，布克事务所里那个哈佛毕业的合伙人。不久前我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时，他给我们讲授过宪法。尽管黑尔法官一命归天还不到12小时，但这篇文章说，明智的人物都普遍看好基普勒，认为他很有可能做他的继任。有人引用孟菲斯直言不讳的黑人市长的话说，他和其他领导人将极力促成对基普勒的任命。
州长目前不在孟菲斯．无法请他就此发表看法，但他是个民主党，明年又将竞选连任。这一次他会顺水推舟的。
9时正，我已经坐在巡回法院的文书室，翻阅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卷。我轻松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黑尔法官大人，在他过早地离开人间之前，并未签署一道命令，驳回我们的起诉。我们仍在局中。
在他的法庭门上，挂着一只花圈。多么令人心动！
我在投币电话亭拨通了廷利·布里特事务所的电话，找列奥·F．德拉蒙德。几分钟以后，便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使我颇为惊讶。我为他失去了一位朋友，向他表示同情，接着便告诉他，我的委托人决不接受他提出的结案条件。他听了似乎很吃惊，但也无话可说。上帝保佑他的心脏！他此刻心里决不会轻松。
“我想这样做是个错误，鲁迪。”他耐心地说，仿佛他真是在为我考虑。
“可能。不过，做决定的是我的委托人，而不是我。”
“噢，那好吧。这意味着我们要打一仗啰，”他用单调的语气闷闷不乐地说。他没有建议给我们更多的钱。
在接到资格考试的结果以后，我和布克已通过两次电话。不出我所料，他对自己的失败轻描淡写，把它看成是一个暂时的小挫折。同样不出我所料，他为我的成功，打心底里感到愉快。
我走进这家小餐馆时，他已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我们相互问候，热情得像是数月未见。我们没有看菜单，就要了茶和秋葵汤。两个孩子很健康，查莲也很棒。
他仍有可能通过考试，这种想法一直在支撑着他。我以前并不了解他的成绩，实际上他的总分只比及格分数线少一分。他已经提出复审的请求，资格考试委员会正在重新检查他的试卷。
马尔文·香克尔对他考试失败十分不快。他下一次最好能够顺利过关，否则事务所不得不另请高明。即使此刻谈起香克尔，布克仍然无法掩饰自己沉重的心情。
“狄龙·基普勒好吗？”
布克认为对基普勒的任命，已十拿九稳。今天上午，基普勒见过州长，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唯一可能出现的障碍是钱。作为香克尔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每年的收入在12万5至15万之问。而法官的年薪却只有9万。基普勒固然有老婆孩子要养活，但马尔文·香克尔希望他坐上法官席。
布克对布莱克一案记忆犹新。事实上，从我们第一次去过柏树花园，他就没有忘记多特和巴迪。我把案子的现状告诉了他；当我说到这个案子目前正在巡回法院第8分庭等待法官审理时，他放声哈哈大笑。我又向他叙述了3天前在前任法官黑尔办公室如何被那两个耶鲁的高材生德拉蒙德和黑尔踢来踢去的经历。当我谈到唐尼·雷和他的孪生兄弟，以及由于大利公司的原因骨髓移植未能进行时，布克听得特别仔细。
他在听我叙述时，一直面带微笑。“没有问题，”他反复说。“如果狄龙得到了这一任命，他一定会了解布莱克案的详情。”
“这么说，你是可以跟他谈一谈的啰？”
“何止是跟他谈一谈，我要去鼓动他。他对特伦特和布伦特无法容忍，对保险公司更是恨之入骨，老是起诉他们。保险公司掠夺的是什么人？你以为仅仅是中层阶级的白人？”
“所有的人。”
“说得对。我将非常乐意找狄龙谈一谈。而且，他一定会听得进的。”
侍者送上了秋葵汤，我们又在里面加进了辣椒沙司，布克加得比我还要多。我跟他谈了我新成立的事务所，对新的合伙人却只字没有提。他对我原来工作的事务所，提了许多问题。如今全市都在叽叽喳喳地谈论布鲁索和普林斯。
我把知道的事统统告诉了他，有几个细节还添了油加了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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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我们这个官司众多法官应接不暇的时代，刚刚谢世的哈维·黑尔法官，给后任遗留下的备审案件目录，却是特别地井井有条，上面居然没有一件积案。之所以能如此，有几个充分的理由。第一，他特别懒惰，有时间宁愿去打高尔夫。第二，他对于驳回原告的起诉，雷厉风行，毫不拖泥带水，假如案子触犯了他固有的保护保险公司和大企业的原则。正是因此，许多原告律师都对他敬而远之。
要想避开某位法官，办法也不是没有。那些老练的律师，常常玩些小花样，巴结管案子档案的女办事员。布鲁索当了20年律师，熟悉这些奥妙，怎么居然让我就布莱克案提出起诉，而不设法避开哈维·黑尔？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如果有朝一日他被人带回来，我可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但是现在，黑尔已经不在人世，生活又重新变得美好。不久之后，狄龙·基普勒将接办这个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案件。
由于多年来一直受到普通公民和律师双方的批评，为了加速司法过程，不久前对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对一些鸡毛蒜皮诉讼的限制，规定了完成审讯前各种手续的强制性截止日期，赋予了法官强行立案的更大的权力，并鼓励法官在调解结案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执行这些规定的目的，全在于使民事诉讼制度更为合理。
在这一大堆新的规则中，有一种程序被人们称为“快轨运作”，其目的是使某些案件能以比其他案件更快的速度受到审理。“快轨运作”这个术语，立即成了律师界的行话。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可以要求将案件“快轨运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有几位被告会同意加速走向被告席呢？因而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通常，只有在争议明确、事实清楚但辩论激烈、只需要法官裁决的情况下，才会应用“快轨运作”这一程序。
由于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是我手头唯一真正拥有的案件，我当然希望能“快轨运作”。一天早上喝咖啡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克。布克接着便告诉了基普勒。由此，司法系统开始了运转。
就在基普勒接受了州长任命的第二天，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是我不久前去过的黑尔用的那同一间办公室，但已经面目全非。黑尔的书籍和纪念品正在装箱。书架上除了灰尘，便是空空如也。窗帘已经拉开，黑尔的办公桌也已经搬走。我们就坐在折叠椅上交谈。
基普勒不到40岁，声音柔和，眼睛一眨也不眨。他极其聪明，人们普遍认为他正处于上升的途中，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联邦法官。我感谢他帮助我通过了资格考试。
我们谈东说西。他说了一些哈维·黑尔的好话，但对他办案数量之少深表惊疑。他已看过了所有案子的材料，并且从中挑出了几件准备加速审理。他已做好行动准备。
“那么你认为布莱克一案应该‘快轨运作’？”他问。他的话说得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
“是的，先生。这件案子并不复杂，不需要有很多证人。”
“录了多少证词？”
我迄今还没有笔录过一份证词呢。“我不能十分肯定。10个以下吧。”
“你在获取文件方面，将会遇到麻烦，”他说。“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每次都是如此。我起诉过许多保险公司，他们从来不会把档案一份不漏地交给你。要拿到你有权拿到的全部文书，咱们可得化点时间呢。”
我喜欢他说“咱们”时的那种口气。而且，他这么说也无可非议。法官有许多职责，其中之一便是执法。协助双方在审讯前取得有权取得的证词，是他应尽的义务。但基普勒确实显得有点偏袒我方。不过，我觉得这同样无可非议。他德拉蒙德用链条牵着哈维·黑尔，不是牵了许多年嘛。
“提交一份要求对这件案子‘快轨运作’的书面申请，”他说着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被告一方定会反对。我们举行一次听证会。除非我从另一方听到什么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否则我就对你们的申请予以批准。我给你4个月取证。笔录证词、交换文书、书面质询等等，有4个月足够了。一待取证结束，我马上开始审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愣在那里，说不出话。一想到这么快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在陪审团面前与列奥·F．德拉蒙德及其同伙唇枪舌剑，我不由得胆战心惊。“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的，”我说，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下面的三招是什么。但愿我讲话的口气没有泄露我此刻的心情。
我们又谈了一会。我临走时，他叫我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
才过了1小时，我就差点儿要给他打电话。我回到办公室时，廷利·布里特事务所送来的一个胀鼓鼓的大信封，正在恭候我。列奥·F．德拉蒙德在深深哀悼挚友的同时，一直没有闲着。那架提出申请的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
他提出的第一个申请，是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这是在我和我的委托人脸上，客客气气地打了一个耳光。由于我和我的委托人都很贫穷，德拉蒙德声称，他对我们交纳诉讼费的能力感到担忧。这种情况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假如我们最终打输了官司，法官命令我们交纳双方承担的全部诉讼费用。他提出的第二个申请，根据对微不足道的案件进行限制的规定，要求法庭对我和我的委托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第一个申请不过是装腔作势。第二个则是十足的卑鄙。两个申请都附有长长的漂漂亮亮的诉状，诉状上还辅以适当的脚注、索引和参考书目。
在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以后，我断定德拉蒙德提出这两个申请，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一点。他们明知法院不会批准这些协议，仅仅想以此向我表明：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大军在短短的时间里能生产出多少法律文书，而且这还仅仅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由于任何一方都必须就对方的申请做出答复，由于我不愿接受和解的方案，德拉蒙德在向我发出警告：他将让我在纸堆中窒息而死。
事务所的电话还没有响过。戴克不知在城里什么地方。我不愿猜测他正在何处淘金。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玩这种申请游戏。想起我那令人揪心的瘦小的委托人，想起他所受的折磨，我就斗志昂扬，干劲倍增。我是唐尼·雷唯一的律师，区区几张纸，绝不可能让我放慢脚步。
我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都给唐尼·雷打电话，通常是在5点前后。几个星期前我给他打了第一个电话后，多特曾经告诉我这个电话对他意义有多大，从此我就天天给他打。我们谈的东西五花八门，但从不涉及他的疾病，也避而不谈这桩官司。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拣有趣的告诉他。我知道，我的这些电话，已经成了他那暗淡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天，他的声音很有力。说是早就起了床，一直坐在前面的门廊上。他很想能到哪儿去消磨几小时，离开家和父母。
我7点钟把他接上车，到附近一个烤肉店吃了晚饭。他遭人瞪了几眼，但似乎并不在意。我们聊着他的童年，谈着当年格兰杰街上少年团伙横冲直撞时发生的一些趣闻。我们有时还大笑，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但谈话使他疲倦。他很少碰桌上的食品。
天黑以后，我们开车来到露天集市附近的一个体育场。在相邻的两个场地上。正在进行两场棒球比赛。我一边将车驶进停车场，一边打量比赛的球队。我在寻找穿黄色球衫的球队。
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面长着青草的斜坡上。斜坡位于右边一个球场的尽头，我们附近没有人。我从汽车行李箱中取出事前从包娣小姐汽车房借来的两把草地上坐的折叠椅，扶着唐尼·雷落了座。他自己可以行走，而且决心很大，尽量不要我帮助。
时值夏末，黄昏时的气温仍然高达90华氏度右右。温度很高，仿佛可以看到缕缕水气在缓缓流动。我大汗淋漓，衬衫紧紧地贴着后背。中心球场上空那面饱经风霜的旗帜，低垂在旗杆上纹丝不动。
球场平整美观。外场刚刚刈过的草皮又厚又密。内场是泥地，寸草不长。球场设有球员休息处、简易的观众区、裁判区和装有灯光的记分牌。在两个球场之间，是租地营业的摊贩。这儿正在举行慢投垒球甲级联赛，参赛的都是优秀队员。不管你同意与否，反正他们自认优秀。
比赛的两支球队，一支名叫PFX装卸队，队员们身穿黄色球衫；另一队是军队剩余物资队，绿色球衫上印着他们的绰号“枪手”。比赛挺当真的。球员们嘴里叫喊着，像疯子一样飞奔。时而高声相互鼓励，时而又嘲笑对方的球员。接球时像鱼一样跃起，滑垒时躬着身子几乎头点地。他们偶尔与裁判发生争执，出局时又气得把球棒摔出老远。
我念大学时，也玩过慢投垒球，但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些球员仿佛一门心思只想把球打出围栏，对别的则满不在乎。他们的这一目标有时倒也能实现，而本垒打那种高傲的步态，连巴比·鲁斯也会感到汗颜。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竞技状态颇佳，但过于趾高气扬，而且身上的装束也远远超过必需的限度。人人都带着手套和宽宽的腕套。脸上有睫毛膏留下的黑色斑点。防守时还要换不同的手套。
这些球员中的大多数还有待于被人发现。他们仍在做着球星梦。
有几个球员年龄稍大。他们肚子大步子小，在垒与垒之间冲刺和追赶腾空球的那副模样，实在令人捧腹，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身上的肌肉松弛晃动的声音。但他们比小伙子们还要卖力，他们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唐尼·雷和我很少交谈。我给他买了汽水和玉米花，他谢谢我，并已感谢我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特别注意观看PFX装卸队的三垒守垒员。此人肌肉发达，手脚麻利，动作优美，认真积极，而且骂起对手来脏话连篇。在打完一局之后，我望着他走到球员休息处旁的围栏边，与他的姑娘交谈。凯莉微微一笑，我从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她的酒窝和雪白的牙齿，克利夫则放声大笑。他在她的唇上迅速啄了一口，又昂首挺胸走回自己的球队，准备继续比赛。
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一对恩爱鸳鸯。他对她热情似火，要让伙伴们看到他的亲吻表演。他们对彼此的欲望，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她倚在围栏上，身旁放着一副拐杖，脚上上了薄薄的石膏。她独自一人，远离观众和球迷。她不可能看见坐在球场对面的我，但我仍旧顶着一只帽子，以防万一。
我不知道她假如看见了我，会有何反应。或许什么反应都不会有，除了把看见当成没有看见。
看见她快乐健康，与丈夫和睦相处，我应该感到高兴。殴打显然已经停止，我对此感到欣慰。想起他用棒球棍狠揍她的情景，我就恶心欲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得到凯莉的唯一可能，却是他对她的折磨继续不断。
我为自己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憎恨自己。
克利夫在本垒挥棒猛击投来的球，球飞过左边的电灯，落在场外，无影无踪。这一击的力量实在惊人，他摇摇晃晃地连续跑过几垒，一边朝凯莉高叫，一边跨进三垒。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运动员，比在场的任何球员都要出色。他要是挥舞着棒球棍朝我扑来，我无法想象我会感到何等的恐怖。
也许他已戒酒。也许在清醒的状态下，他不会继续虐待她。也许时间已到，我该拍拍屁股走路。
又过了一个小时，唐尼·雷已是昏昏欲睡。我们在途中谈了谈他笔录证词的事。今天我已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法院批准我尽快笔录他的正式证词，以供将来审讯之需。勿需多久，我的委托人身体就会过于虚弱，无法坚持长达两小时的取证会，回答一大批律师的询问。我们得抓紧。
“我们最好快点儿进行，”汽车驶上他家车道时，他轻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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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果我的心情不是如此紧张，我会觉得这个场面十分可笑。即使一个心不在焉的旁观者，也肯定能瞧出它的喜剧性，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谁的脸上都找不出一丝笑容。我自己更是如此。
我独自坐在律师席上，面前整整齐齐地堆着一叠叠申请书和答辩状。手头的两本拍纸簿，记满了笔记和需要迅速查阅的资料，按战略需要依次排列，信手即可拈来。戴克坐在我的身后，但却不是坐在我背后那张桌子上，而是坐在栏杆后的一张椅子上，离我至少有三臂之遥，对我不可能有任何帮助，因而我就显得形单影只。
我觉得非常孤独。
在狭窄的过道的另一边，被告律师席上挤满了人。面对着法官，坐在正中的当然是列奥·F．德拉蒙德。他的助手分坐两旁，一边两个。德拉蒙德60岁，毕业于耶鲁，有着长达36年的出庭辩护经验。T．皮尔斯·摩尔豪斯39岁，耶鲁校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出庭经验14年。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31岁，毕业于哥伦比亚，虽然还不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辩护经验也已有6年。小M．亚历克·普伦克28岁，律师刚当了两年。此人今天突然在被告律师团中亮相，其原因不言自明：他是哈佛毕业生。此刻主持听证会的狄龙·基普勒法官大人也是哈佛毕业生。毕业于哈佛的黑人律师，在孟菲斯十分罕见，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恰恰有这么一位，他因而也就来到了这里，无疑是想与他法官大人拉拉关系。假如事情进展顺利，那边的陪审席将来也会坐满陪审员。本县登记的选民黑人占了一半，可以有把握地断言，陪审团中的黑白成员也将是一半对一半。小M．亚历克·普伦克可望在与某些陪审员建立心照不宣的和谐与信任关系方面派上用处。
万一陪审团里碰巧有一位柬埔寨裔的女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也会在他们人才库的底层，挖出另一个柬埔寨女人，把她派到法庭上来。对此，我坚信不疑。
大利公司律师团的第五位成员是布兰登·富勒·格罗。十分遗憾，他的姓氏后面没有序数词；名字前面也莫名其妙地未加字母。我实在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称自己为B．富勒·格罗，那样岂不更与大事务所律师的身份相符？他今年27岁，两年前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孟菲斯州大，留下了很大的影响。我刚进法学院时，他简直是个神话般的人物，我第一年的考试，还是靠死记硬背他从前的笔记对付过去的哩。
不算小M．亚历克·普伦克为一名联邦法官工作的那两年，被告律师团出庭辩护的经验，也有58年之久。
而我在不到一个月前，才刚刚领到律师执照。我的助手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已达6次之多。
昨儿晚上，我在孟菲斯州大图书馆深挖细找时，做了上面这一道算术题。州大图书馆这个地方看来我还不能撤离。鲁迪·贝勒法律事务所拥有的法律书籍，总数仅为17本，而且全是读书时留下的剩余物资，毫无实际用处。
坐在对方律师身后的那两位，脸上有着大公司的人特有的执拗傲慢神情，我猜想他们准是大利公司的高级主管。其中一位脸很熟。上次辩论驳回起诉的申请时，我想他在场。我当时对他不太注意，现在也不太把他们放在心上。我要考虑的已经够多啦。
此刻，我相当紧张。幸好现在坐在堂上的不是哈维·黑尔，否则我就要瘫成一团啦。事实上，要是他还在世，我恐怕根本就到不了这儿。
但现在主持听证会的是狄龙·基普勒大人。他和我最近通了许多次电话。昨天他在电话上告诉我说，今天是他正式就任的第一天。他虽然已经签署过几道命令，办过几件普通的小事，但今天将是他裁决的第一个争议。
基普勒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德拉蒙德提出了一件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他声称，向布莱克出售保单的经纪人博比·奥托，作为本案被告之一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但我们认为，奥托仍是田纳西州的居民。他是一位被告。同是田纳西居民的布莱克氏，则是原告。而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公民资格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才能应用联邦司法系统。既然奥托居住在本州，这一理由，而且仅凭这一理由，就足以使本案不能移送联邦法院审理。尽管如此，德拉蒙德却仍然提出了一份长长的辩护词，来证明奥托不应作为被告。
只要哈维·黑尔担任法官，巡回法院就是寻求正义的理想之地。一旦基普勒接办这一案件，要想获得正义和公平，那就只能去联邦法院。德拉蒙德这一申请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他选择的时机。基普勒把这看成对他本人的公然侮辱。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不管他是对是错。
我们开始辩论待决的申请。除了要求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德拉蒙德还提出过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以及要求对原告进行经济惩罚的两件申请。我对后者表示了激烈的反对，并且提出了要求对他们处以罚款的反诉，理由是他要求惩罚我们的申请既是没有意义的，又是卑鄙的。据戴克说，在许多案件的诉讼中，有关经济惩罚的争论，往往会发展成一个单独的官司，最好的办法是避开这种争论。我对他的建议，态度十分谨慎。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他常常爱说：“鲤鱼人人会烧。难就难在把它钓到手。”
德拉蒙德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讲台。由于申请是按提出的时间先后进行辩论，他首先阐述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的申请。他估计本案审讯完毕，诉讼费可能需要1000美元，而他，嘿，真糟，却有点担心：万一我方败诉需要交纳诉讼费时，我和我的委托人都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让我暂时打断你一下，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法官深思熟虑地说。他用词谨慎，声音有力。“我这儿有你的申请书，我这儿也有你论证申请的辩护状。”他拿起案卷朝德拉蒙德摇了摇。“你已经讲了4分钟，而你说的全是这里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你有新的内容补充吗？”
“呃，法官大人，我有权——”
“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我完全有能力阅读并且读懂，而且，我得说，你的写作能力很强。假如你没有新的内容需要补充，那我们干吗要坐在这儿？”
我敢肯定，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瘪，但他却若无其事，仿佛这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不过是想对法庭有所帮助而已，大人。”他微笑着说。
“驳回，”基普勒干脆利落地说。“继续。”
德拉蒙德毫不失态地稳步继续向前走。“好的。我们下一个申请是要求对原告进行经济惩罚。我们认为——”
“驳回。”基普勒说。
“大人？”
“驳回。”
戴克偷偷溜到我的背后，在书记官将发生的这一切正式记录在案的同时，过道另一侧律师席上的4颗脑袋不约而同地一齐低了下去。我猜想，他们准是在用粗体写下“驳回”这两个字。
“双方均已提出实行经济惩罚的请求，本庭一律驳回，”基普勒正视着德拉蒙德说。我的鼻子上挨了一击，算不上重也算不上轻。
在一个每小时谈活收费350美元的律师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把他腰斩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德拉蒙德怒视着因此而得意洋洋的基普勒。
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律帅，脸皮很厚，决不愿当众流露一个巡回法院低级法官在他心中引起的不快。“很好。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吧。我想就我们提出的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请求做一发言。”
“我同意，”基普勒说。“我首先要问你，黑尔法官承办本案时，你为何没有要求移交联邦法院？”
德拉蒙德胸有成竹。“大人，当时原告刚刚起诉，我方还在研究博比·奥托作为被告是否合法的问题。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对方把奥托列为被告，完全是为了使本案绕过联邦法院。”
“这么说，你一直想把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啰？”
“是的，大人。”
“即使在黑尔法官承办本案的时候？”
“你说得对，大人”，德拉蒙德热切地说。
谁都可以从基普勒脸上看出，这种说法他根本不信。而且，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信。但这毕竟只是个小小的细节，基普勒点到为止。
德拉蒙德继续为自己的申请辩解，不动声色。他已经和成百名法官打过交道，并且以面对法官毫无畏惧而闻名。只有经过许多年的锻炼，在许多法庭上打过许多次官司以后，在穿着黑袍坐在庭上的那些人面前，我才能挺直腰板，无所畏惧。
他谈了大约10分钟，正在滔滔不绝地叙述他的辩护状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的论点，这时基普勒突然打断了他。“对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你还记不记得仅仅几分钟以前我提的那个问题：今天上午你是否有新的东西需要向本庭陈述？”
德拉蒙德双手停在半空，张着嘴，不知所措地瞪着法官。
“你究竟记不记得？”基普勒问。“问题提了还不到15分钟呢。”
“我想我们来此的目的是对申请进行辩论，”德拉蒙德颇为干脆地说。他那冷静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儿粗声粗气。
“噢，确实如此，你如果有新的内容补充，或者想澄清一个模糊的论点，我将十分乐意听听。可你却在不断重复我手上拿着的这些东西。”
我朝左侧瞟了瞟，瞥见了几张十分严峻的脸。他们的英雄正在遭难，这可不是那么好玩。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感觉：过道左边的这几位朋友，对待本案认真的程度，超出了一般。去年夏天我在一家事务所打工时，跟随过不少被告辩护律师，他们办案的态度都差不多。拼命辩护，高额收费，审讯一有结果马上开溜。因为总是有一大堆新的案子等你办理。
我觉得在左侧的被告律师席上，笼罩着一种恐惧的气氛，这肯定不是由我引起的。在与保险有关的诉讼中，标准的做法是事务所指定两名律师为被告做辩护。律师总是成双成对出庭。不管案子是大是小，事实是否清楚，争论是否激烈，工作量是多是少，反正你得有两名被告辩护律师。
可现在对方却是5名！对我来说，这似乎太过分了。那边一定有点儿什么花头，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恐惧。
“你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申请，本庭予以驳回，德拉蒙德先生。案件仍由本庭审理。”基普勒用坚定的语气说。话音刚落，他已在申请书上签好名。过道左侧虽然对此裁决不满，但却尽力克制，脸上很少流露。
“还有别的问题吗？”基普勒问。
“没有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收起文件，离开了讲台。我用眼角瞟着他。他在走回被告律师席的途中，朝大利公司那两个高级管理人员溜了一眼，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眼中有明显的恐惧。我的两臂和两腿，立刻起满了鸡皮疙瘩。
基普勒这时突然改变了航向。“现在开始辩论原告的申请。申请有二。一是请求将本案‘快轨运作’，二是加速进行唐尼·雷·布莱克的笔录证词。两项申请互有联系，所以，贝勒先生，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在一起处理呢？”
我站了起来。“完全可以，大人。”
“你能在10分钟之内结束你的发言吗？”
我刚刚目睹了德拉蒙德遭受的灭顶之灾，因而立即决定采取与他截然不同的战略。“呃，法官大人，我的意见在辩护状中已经陈述清楚。我确实没有什么需要补充了。”
基普勒朝我热情地微微一笑：一位多么聪明的年轻律师啊。他立即调头向被告进攻。“德拉蒙德先生，你对‘快轨运作’本案的申请，已经表示反对。什么道理？”
被告席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T．皮尔斯·摩尔豪斯慢腾腾地站起来，整了整领带。
“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就此发言。我们认为本案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准备，才能进行审讯。‘快轨运作’将会不适当地加重双方的负担，在我们看来确是如此。”摩尔豪斯话说得很慢，小心翼翼地选择着用词。
“胡说八道。”基普勒眼睛一瞪，说道。
“大人？”
“我重复一遍：胡说八道。我问你，摩尔豪斯先生，作为被告辩护律师，你是否曾同意对一个案件进行‘快轨运作’？”
摩尔豪斯皱着眉头，把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右脚。“嗯，呃，同意过的，大人。”
“好。你把那个案子的名称，和受理该案的法庭告诉我。”
T．皮尔斯六神无主地望着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希尔三世又用求助的目光望着小M．亚历克·普伦克。德拉蒙德先生低着头，他面前放着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文卷，比起同事的目光，对他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嗯，法官大人，我得回去查一下，才能答复你。”
“下午3点以前给我打电话。要是到3点钟你还没有打电话，我就打电话找你。我非常想听听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件的情况。”
T．皮尔斯像腹部被人踢了一脚，腰突然向下一弯，吁出了一口粗气。我仿佛可以听见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计算机在深夜发出的怒吼，它们在劳而无功地搜寻着这一案件。“是，大人，”他有气无力地说。
“‘快轨运作’与否，本庭完全有权斟酌决定。这一点诸位都十分清楚。本庭现在批准原告申请。被告必须在7日之内做出答复。届时将立即开始取证。取证将于即日起120天内结束。”
法官的一连串决定，顿时让被告席上的几位坐立不安。文件被塞了过来，又传了过去。德拉蒙德和助手们互相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大利公司的那两个家伙也把脑袋缩进了脖子。这个场面倒真有那么点儿滑稽。
T．皮尔斯半蹲半立，屁股离开皮座椅只有几厘米，双臂和双肘也已各就各位，时刻准备对第二个申请提出抗辩。
“最后一个申请，是加速对唐尼·雷·布莱克的笔录取证，”法官直接对着被告律师说。“你们肯定不会反对这一申请的，”他说。“你们哪一位先生就此发言？”
我在提交申请书时，还附了一份两页的由瓦尔特·科德医生签署的书面陈述。他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证明，唐尼·雷已不会活得很久。德拉蒙德作出的回答，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烩，其要点似乎是：他公务太忙，根本没有时间为此费心。
T．皮尔斯慢慢地挺直身子，摊开两手，伸出双臂，正打算开口，基普勒却先插话了。“你对唐尼·雷的身体状况，不至于比他的医生了解得更清楚吧！”
“对，大人。”T．皮尔斯说。
“你们对这一申请，不至于会坚决反对吧！”
法官大人将如何对这一申请做出裁决，已经十分明显，因而T．皮尔斯机灵地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仅仅是时间上有点问题，大人。我们甚至连书面答复都还没有来得及提交法庭呢。”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我还不清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的。向法庭提交别的文书，你们可有的是时间啊。你给我定一个日期，贝勒先生。”他突然望着我说。
“哪一天都成，法官大人。任何时间都行。”我说的时候，满面笑容。哇，这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优越性。
被告席上的5位律师，全都在他们那小小的黑色拍纸簿上开始了一阵紧张的涂抹，仿佛是想确定一个他们可以同时到场的时间。
“我的出庭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坐着说。一位非常重要的律师的生活，总是围绕着一样东西旋转：出庭日程表。德拉蒙德是在傲慢地向基普勒和我暗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太忙，无暇顾及取证这样的区区小事。
他的4个跟班全都皱着眉头，摸着下巴，整齐划一地点着头。他们的出庭日程表，也已经排满，而且无法更改。
“你有科德医生证明的复本吗？”基普勒问。
“我有。”德拉蒙德回答。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这个，我，呃——”
“你明确回答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没有。”
“那么，你同意这个年轻人不久即将死去。我们需要录下他的证词，以便将来某一天，陪审团可以看见和听到他必须说的话。这一点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法官大人。问题只是，呃，目前，呃，我的出庭日程表已——”
“下星期二如何？”基普勒打断了他。过道左侧死一般的静。
“我看行，法官大人。”我大声说。他们谁也没有注意。
“离今天还有一周。”基普勒怀疑地望着他们说。德拉蒙德从案卷里翻出一份文件，仔细地看了看。
“我从周一开始，就要去联邦法院开庭，大人。这儿是审前指令，请你过目。估计时间需要两周。”
“在哪里出庭？”
“这里。孟菲斯。”
“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极小。”
基普勒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下周六呢？”
“我看行。”我又说道。谁都没有理会。
“星期六？”
“是的，29号。”
德拉蒙德瞟了T．皮尔斯一眼。找出另一个借口的任务，显然落到了皮尔斯肩上。他慢慢站了起来，手上捧着一本黑色的约会簿，那份郑重劲儿，和捧着一块黄金差不多。“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下周末要离开本市。”
“原因？”
“婚礼。”
“你举行婚礼？”
“不，是我妹妹。”
把取证的时间尽量往后推，一直拖到唐尼·雷去世，使取证无法进行，这在战略上对他们显然有利。这样，陪审团就不会看到他那憔悴的面孔，不会听到他那痛苦的声音。而且毫无疑问，这5个家伙可以编出许许多多借口，使我在百年归天之前都无法开始取证。
基普勒法官对此十分清楚。“取证定于周六29号开始进行，”他说。“如果这给被告带来什么不便，我表示遗憾，但谁都知道你们有的是人，少一两个并不碍事。”他合上一本书，支着双肘倾身向前，咧嘴笑着对大利公司的律师团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被他要得很惨，但他决无卑劣的动机。他刚才就五六项申请尽管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裁决，但他理由非常充分，无懈可击。今后在这个法庭上，审讯前还会辩论申请举行听证会，我肯定他也会对我迎头痛击的。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一边审视着摊在桌上的案卷，一边耸着肩。我想他准会说：“得了，不麻烦你大人了，法官。”或者：“你干吗不直截了当给原告100万美元呢？”但是，这位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律师，仍然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没有，大人，目前没有了。”他说，好像基普勒已经帮了他大忙。
“贝勒先生呢？”法官大人问我。
“没有了，大人。”我微笑着说。就短短的一天而言，这已经够了。在第一次前哨战中，我已经把律师界的几个大腕打得落花流水，我不想得寸进尺。
“很好，”他说，一边轻轻敲了几下小木槌。“现在休庭。不过，摩尔豪斯先生，别忘了把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子的名字打电话告诉我。”T．皮尔斯痛苦地咕哝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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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和戴克开业头一个月的情况令人担忧。我们收到的律师费，总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来自吉米·蒙克，他是个专门在商店行窃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审时，上了戴克的钩。200美元取自一个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这个案子抢到手的，他并未向我解释，到现在仍然是个谜。500美元是一桩工人赔偿案的律师费，这个案子的材料是我们撤离原来事务所那天，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顺手牵羊的战利品。还有100美元，是我为一对中年夫妇起草遗嘱获得的手续费。他们在楼下买古董，转错了一个弯，闯进我的办公室，我正伏在写字台上打瞌睡。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兴致一高，就要我为他们写遗嘱。付的是现钞，我立即交给了戴克，他是负责记账的簿记员。我们第一笔律师手续费，来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们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纸张名片400美元，接通水电煤气并交纳押金550美元，电话系统租赁和一个月的电话费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楼下房东购买写字台和其他装潢设备的第一次付费300美元，律师会员费200美元，五花八门的杂费300美元，传真机一台750美元，安装租来的一台廉价计算机及第一个月的租金400美元，在当地的一份饭店指南上登了一则广告50美元。
我们总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开办费，我为此对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细算，决不浪费一分一文。根据他的计划，今后的日常开支，每月大约1900美元。对于目前的情况，他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我对于戴克的热情，很难无动于衷。他是单身住在事务所，远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城市里，而且很少在城里参加社交聚会。密西西比的赌场，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场所。
他通常比我晚个把小时开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究竟打给谁，只有天知道。我想他准是在设法拉客户，或者核对事故报告，或者联系他的关系户。他每天上午都要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识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电话，买咖啡，打扫办公室，跑复印店，什么都干，整天忙个不停。戴克毫无架子，他只想让我高兴。
他一点不为律师资格考试操心。我们为此曾谈过一次，但他马上改换了话题。
每天将近中午的时候，他总要去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办点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准是一个活动繁忙的法律场所，也许是破产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儿去寻找那些需要聘请律师的人。这件事我连问也没有问。他在晚上去医院侦察。
只花了几天工夫，我们就安排好办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盘。戴克认为我应该用大部分时间去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法院转转，招徕顾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咄咄逼人，我发现他对此颇为失望。我老是谈论职业道德，讲究战略战术，这也使他腻烦。外面是一个严酷混乱的世界，那些连肚皮也填不饱的律师，可是明白这个你死我活的把戏应该怎么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干等，你只能活活饿死。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开业执照。尽管收入可以对半分成，但我们的关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杂活苦活主动揽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护车后面飞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医院急诊室里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对五五分成这样的安排心满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在律师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电话簿黄页上做彩色广告，在马路上竖起又高又大的广告牌，在市内公共汽车上贴出大幅海报，甚至打电话拉客，律师们之所以干出这些肮脏勾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会你的所作所为发出的臭气，不要理会大事务所的大腕律师对你的奚落或者谄媚，因为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
戴克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逮住一桩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细找的当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区，有5个附属于它的小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法院，每个市法院都指派年轻律师代表贫穷的刑事被告在行为不检的案件中替他们辩护。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兼职的年轻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毕业生，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500美元。他们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务所，而且生意兴隆，每周只化几个小时，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门拜访过他们，脸上挂着笑，伸出热情的手，请他们多多关照，给我弄点儿业务。拜访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个穷汉子，他们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拥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还有的是公开亵渎。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须在两个月内了结。从会见委托人和他们讨论如何为其辩护，与检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区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时。这就是说，每小时收费只有区区25美元，还得纳税和开支。
但这至少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点儿进账。我和人们会见，相互交换名片，请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转告他们的亲戚朋友，我鲁迪·贝勒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法律难题。然而，折磨他们亲戚朋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战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产，或者种种刑事罪名。这就是律师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们赚到一点钱以后，做些广告。他认为我们应该打出人身伤害法律专家的旗号，到有线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片应该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时候工人们正在吃早饭，可以赶在他们上班受伤之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最近还一直在收听一个听众可以与主持人谈心的黑人电台。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它播放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家电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律师们发现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谈心律师！
上帝保佑我们。
我喜欢在巡回法院文书室溜达，跟那些女办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辩护状、申请书、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取证就只好取消，双方重新商定取证的时间。基普勒断定，德拉蒙德那一帮人准会挑起毫无意义的争吵，阻碍取证的正常进行，然后大发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场，取证就会一帆风顺。他会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做出裁决，让德拉蒙德老实就范。而且，这天是周末，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补充说。
这将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取证，我想他也有点儿为我的能力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保证在布莱克家的取证获得成功。唐尼·雷整个作证的过程，将用录像机录下，以便陪审团将来可以看到他那凄惨的模样，但他们家又潮又暗，特别是最最重要的灯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没有空调，温度却高达华氏90多度。无法想象，五六个律师和一位法官，外加一个书记官和摄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地方挤坐在一起，而不致觉得无法忍受。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多特用大块的蓝色烟云，使我们统统窒息而死；还梦见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时。
我提前1小时早早来到布莱克家。他们的窝显得更小更热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说他要打起精神面对挑战。取证的事我们已长谈过几小时。一周前，我给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以及我估计德拉蒙德将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已做好准备，但我看出他有点儿紧张和激动。多特在边煮咖啡边擦墙壁。一批律师和法官将要光临，唐尼·雷说，她打扫了一个通宵，到现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张沙发时，巴迪从我身边走过，身上已经洗刷一新。衬衫雪白，下摆也已经塞进裤腰。取得如此显著的战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气。
我的3位委托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完全上得了台面。我为他们骄傲。
戴克来时带了许多设备。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摄像机，比时下流行的摄像机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证摄像决无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和布莱克一家见面，他们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着咖啡桌的巴迪尤为如此。戴克在屋里兜了一圈，悄悄对我说这地方绝对不够大。他把一只三角架拖进房间，不慎踢翻了一个杂志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里凌乱不堪，到处散放着一些小桌子、垫脚凳和60年代初期生产的家具，家具上堆满了廉价的纪念性的小玩意。室温在一分钟一分钟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驾光临，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后，便开始不停地冒汗。过了分把钟，他说：“咱们到外边去瞧瞧。”我领着他穿过厨房，走进后院。在正对着巴迪的福特破车的篱笆一角，有棵橡树，可能是当年造屋时栽下的，如今已枝繁叶茂。戴克和我跟着基普勒，走过刚刚刈过但尚未清扫的草坪。经过那辆挡风玻璃上蹲着几只小猫的破福特时，他特别多看了几眼。
“这儿有什么不好吗？”他站在树下问道。篱笆外边长着茂密的树篱，挡住了隔壁邻居的视线。在这杂乱的灌木丛中，有4棵高大的松树，遮住了从东边射来的早晨的阳光，使人站在橡树下面勉强还能忍受。至少暂时还能忍受。而且，这里光线充足。
“我觉得挺好，”我说，尽管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当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户外取证这样的事。我迅速默念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让狄龙·基普勒阁下大驾光临。
“电线能拉到这儿吗？”他问。
“能，”戴克说。“我带来的接线有100英尺长哩。”他边说边费劲地从草丛中走过去。
布莱克家的宅基宽不足80英尺，长约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于后院，因而后院很小，那辆破福特离我们并不远。事实上，它就近在眼前，那头老猫克劳斯庄严地雄踞车头，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
“咱们去搬几张椅子来，”基普勒下令，边说边卷袖子。多特、法官和我从厨房搬来了4张座椅，而戴克则忙着拉线，搬出摄像机。巴迪已不见人影。多特让我们随意使用院子里的凳椅，接着又从杂物间找来了3张斑斑点点、发了霉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几分钟，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而且还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几张面孔从他们的庇护所里露了出来，用充满好奇的目光审视着我们。那个身着牛仔裤的黑汉子，干吗要把椅子拖到布莱克家的橡树底下？那个长相古怪、头大如斗、五短身材的家伙，干吗要脚上绕着电线在跌跌冲冲地布线？布莱克家发生什么事啦？
9点差几分，两位法院女书记官赶到了。糟糕的是，应门的却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时出现，把她们领到后院，她们准会吓得掉头就走。感谢上帝，她们穿的不是长裙，而是宽松的便裤。她们立即和戴克聊起摄像设备和电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员于9点准时到达，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不迟。他今天只带了两个律师：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和布兰登·富勒·格罗。这两人打扮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海军蓝的上装，全棉白衬衫，下穿浆得笔挺的卡其裤，脚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领带。德拉蒙德没有打领带。
他们在后院找到了我们，这样的环境，使他们颇为惊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他们怎么想，已经全不在乎。“只来了3位？”我数了数被告辩护律师团，问道。但他们显然不觉得我的问题有趣。
“你们坐在这里，”法官大人指着3把厨房用椅说。“当心电线。”戴克把电线在树上绕得乱七八糟，而格罗又似乎特别害怕触电。
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下了床，穿过屋子，走向后院。他身体虽然非常虚弱，却勇敢地强打精神，尽量不让我们搀扶。走近橡树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列奥·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见到唐尼·雷会有何种反应。但从他那沾沾自喜的脸上，我却看不到任何变化。我真想厉声对他吼叫：“你仔细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托人干的好事！”但这不是德拉蒙德的错。拒绝支付唐尼·雷手术费用的决定，在德拉蒙德得知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个人做出了，他只不过碰巧当了炮灰，受到我们憎恨而已。
我们让唐尼·雷坐在铺了垫子的摇椅上。多特把垫子拍了又拍，弄得松松软软，让他尽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满脸是汗，看上去比平时还要虚弱。
我把在场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绍：基普勒法官，两位法院书记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另外两名律师。他身体太弱，不能和他们握手，因而只是微微点头，尽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的面孔，镜头离他大约只有4英尺。一位书记官是领有执照的摄像师，在戴克调整焦距时，她设法让他走开，不要碍手碍脚。因为录像带上只能出现唐尼·雷一个人的图像。别人的声音可以录下，但将来陪审团看到的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脸孔。
基普勒让我坐在唐尼·雷的右侧，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侧。法官自己则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证人身边挪。多特站在摄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受好奇心驱使的几位邻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钢丝网眼篱笆上。从街头一台收音机里，传来康维·特威蒂嘹亮的歌声，但目前这还没有使我们分神。这是星期六的上午，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刈草机的嗡嗡声，与邻居们修剪树篱时发出的咔嗒声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对着4位律师和1位法官的注视，竭力显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证的目的十分明显：陪审团需要倾听他的证词，而将来开庭时，他却已经离开人问。他应该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证会以过去常见的那种方式进行。法院书记官用录音机录下提问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证词，审判时由律师向陪审团宣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取证，特别是对垂死的证人取证，常常用录像机录下，然后向陪审团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证词也将按标准程序用速录机录下，这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