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毛诗 生民）正义》
引）
第 １６４ 页
这样的先叙今文学说，次述古文学说，再提出证据，加以批评，实在是一种有组织的辨伪著作，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固然，他也许挟了家派的成见，站在古文学的立场上来驳今文，也许他的证据很薄弱，批评很陈腐，但无论如何，这种方式和态度确是值得称赞的。尤其在东汉的乌烟瘴气的时代，他能有这种分析的头脑，我们不该不尊敬。
《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我现在把它列在辨伪类里，似乎是笑话。但读者须知，这是王肃的造伪以辨伪的手段。在王肃的时代，郑玄的学说正极昌盛，王肃眼见他的说话有许多错误，然而一班学者把他捧作教主，有什么法子可以打倒他？他只得假托圣言，造此一书。既作此书，遂作《圣证论》，拿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固然里边夹着许多好胜的私见，但也未尝没有公义。
郑玄是最信谶纬的，他常用谶纬之说来注经，把几部经书染上了很浓重的神话色彩。例如《礼记大传》里有两句话：
《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固然“祖”和“祖之所自出”的分别是一个含糊的问题，但并没有涉及神怪。郑玄作注，就说：
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
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 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
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 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
盖特尊焉。
这种迂怪之谈，使得理智较强的王肃忍受不下。所以他在《家语》的五帝篇》里写道：
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 第 １６５ 页
之五帝。
又自己作注释道：
五帝，五行之神，代天生物者。后世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
妖怪妄言。
这就把灵威仰、赤熛怒等的奇怪名字扫除了。又写道：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
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
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
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
又自注道：
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而诸说乃谓五精之帝下生王
者，其为蔽惑无可言者也。
这又把郑玄的“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的说话打破了。郑氏说王者的祖先是天上的五帝，上帝们把自己的血统降到世上，就成了人间的五帝；王氏说五行之神为五帝，和人间的明王本没有联属的关系，人间的明王死了之后，后人把他们上配五帝，他们方发生了关系：这是二家的根本歧异之点。五行是自然界的现象，并非怪物；明王死了才配五行之神，也没有什么神秘；明王既非感五帝之精以生，当然有他们的人世的祖先：这是王氏的一贯的见解。因此，他在《圣证论》里就有下面一段话：（《圣证论》已佚，这是《礼记正义》作者所引的。） 第 １６６ 页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案《圣
证论》以此“禘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琐
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纪》，黄帝为虞氏
九世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虞氏七世祖。以颛琐配黄帝
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这种话看似平常，而骨子里则是对于谶纬的大反动，不知肃清了多少迷信。清代的经学家因为尊重郑氏的缘故，把王肃做了攻击的目标。我在这儿，敢平心地说一声：王肃的见解实在远出于郑玄之上。
（一三）萌芽阶段的结论
上面所说的战国、秦、汉间的造伪和辨伪的事实固嫌太略，但大致也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来。战国是一个大时代，什么都须创新，然而“创新”的事业却掩护在“复古”的口号之下，所以那时无论什么制度和思想都会反映到古代去，好像水上楼台的倒影，于是战国的灿烂成为古代的灿烂，战国的矛盾冲突成为古代的矛盾冲突。到了秦，他们虽不唱复古的口号，但秦、汉间的好古的学者们仍把秦的制度和思想往上推，一直推到了皇古，逼得“事不师古”的始皇竟处处追踪了古人。汉代承袭秦制，创新不多，所以除了王莽一朝之外，伪托的古也不多；但因那时是消化古文化的时候，而历史观念不发达，一班学者没有学得整理的技能，偏任了头一批整理的工作，遂把古代文籍史事弄得一塌糊涂，要待我们将来费了不知多少力气之后才有恢复原状的希望。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国大都是有意的作伪，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的成伪。我们对于他们一概原谅，我们决不说：“这是假的，要不得！”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 第 １６７ 页
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
（以上一至一三节原题为《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原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收入《古史辨 第七册。）
（一四）三国、六朝的造伪与辨伪
三国时代，四十多年来兵马悾憁，大家没有心思弄学问，学术的衰颓，可以想见。但这时也产生了两种有影响的古代史；谯周《古史考》和皇甫谧《帝王世纪》。两书都广搜博采，以多为胜，不问神话传说产生于何代，统统予以编入古史系统，把古史系统上溯至燧人、包羲，开了唐、宋以后编古史者广采杂家小说入史的坏风气。此后，朝代的兴革，种族的斗争，书籍不知收集了多少次又毁坏了多少次，每一个新朝起来，就要大举访书和献书，在收集的过程中，伪书就跟着出现了。如西晋永嘉之乱后，文籍沦丧；东晋逃迁到江南后，就下令求书。当时由豫章内史梅赜（颐）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共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但分成三十三篇（从《尧典》中分出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中分出下半为《益稷》，《盘庚》仍为三篇，《顾命》中分出下半为《康王之诰》）；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联缀成二十二篇（其中《太甲》、《说命》各三篇）；并新撰伪《泰誓》三篇。以符合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另外还在全书前面伪造了一篇孔安国《序》，并有称为孔安国《传》的注。可是从《史记》、《汉书》来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可见完全是冒名。又新出的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的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相同的只有九篇。造伪的破绽是不少的，但当时的人既喜欢它经文的完整，又喜 第 １６８ 页
欢它注释的简明，再加上王朝的提倡，于是就风行起来，夺得了《尚书》这部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直传到近代。但既然是伪造的，不论怎样被奉为神圣的经典，迟早总要被人识破而推翻，到了宋朝，就被朱熹看破了，后来又为明代的梅 和清代的阎若璩证明为伪而推翻了。
南齐时的姚方兴又伪造了孔《传舜典》一篇，《经典释文序录》上说：
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
篇，云于大 头买得，上之。梁武帝时为博士，议曰：“孔《序》
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 曰若稽
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
这篇孔《传舜典》伪造得太拙劣了，当场就给梁武帝拆穿了，没有留下后患。
对其他的文籍，也有人怀疑。如傅玄说：“《国语》非丘明所作”（《左》哀十三年疏）。又说：“《管子》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南齐的陆澄说：“世有一《孝经 ，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南齐书 陆澄传》）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怀疑的范围更为广泛，《书证篇》说：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
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
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
《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
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
‘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
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 第 １６９ 页
《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鲸韩覆，
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
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
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嬺。”
可是他下结论说：“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如此，伪书虽露破绽，地位仍不动摇。在这种观念里，不知伸长了多少伪书势力。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一些诗人的作品也提出了怀疑，《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
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又《古诗》佳
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类而推，两汉之
作乎？
在佛经目录中，如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所谓“疑经录”以别真伪。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序》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这说明书籍收集到一处之后，经过比较异同，必然要产生辨别真伪的问题，辨伪的工作也必然会有人出来承担，一代接一代的向纵深发展，直到弄清为止。
隋代统一天下之后，又征集图书。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说：
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
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
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
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隋书 牛弘
传》）
第 １７０ 页
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在赏赐的引诱下，伪书就跟着出来了。《刘炫传》（《隋书 儒林传》）说：
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
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
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
刘炫所伪造的《连山易》、《鲁史记》等书，大概破绽很多，所以很快被识破了。
（一五）唐代的辨伪
唐代的辨伪比起三国、南北朝来虽然前进了一步，但仍处于启蒙时代，所提出的古籍真伪问题，只显示了一些模糊的印象。唐初作《五经正义》，孔颖达总其成，因为收集到的材料很多，得到了比较的机会，虽说“疏不破注”，到底对于注的矛盾之处总不免要产生怀疑。例如：对于《易经》，不认为《卦辞》、《爻辞》都是文王所作，而说是“《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周易正义序》）又如《易传》“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韩康伯《注》说：
离，丽也，罔罟之用，必审物之所丽也。
《疏》说：
按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体；今韩氏之意直取卦 第 １７１ 页
名，因以制器。案《上系》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则取象不取名
也。韩氏乃取名不取象，于义未善矣。今既遵韩氏之学，且依此
释之也。
这里指出韩康伯“取名不取象”，违背了“取象不取名”的通例，既是在驳正注文的疏漏，也是对注文的真实性的怀疑。又如《诗》三千篇，自《孔子世家》以来已被认为是历史事实，但《毛诗疏》云：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
《诗》 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
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这是在撰述《正义》过程中，对书传所引的《诗》统计后，所产生的怀疑。对《尚书》则提出《尧典》、《舜典》“辞颇增甚”（《尧典》“静言庸违”及《舜典》“蛮夷猾夏”疏）的怀疑。对《周礼 大司徒》所云“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认为“盖是周室既衰，诸侯相并，自以国土宽大，皆遗礼文，乃除去本经，妄为说耳”（《武成》“分土惟三”疏）。对《礼记 明堂位》所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商氏官百”，则说“《礼记》是后世之言，不与经典合”（《周官》“建官惟百”疏）。对《大戴礼》认为是“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称‘太学，明堂之东序’，皆后人所增，失于事实”。（《毛诗正义 大雅 灵台序 “以及鸟兽昆虫”疏）对于《春秋左传》则认为有增窜，如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疏云：“传说‘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言此。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又襄二十四年“在周为唐杜氏”疏云：“炫于‘处秦为刘’谓非丘明之笔。”对《穀梁传》则认为“汉初始作，不见经文，妄言之耳。”（《大禹谟》“誓于师”疏）经书之外，《五经正义》还对《竹书 第 １７２ 页
纪年》、《国语》、《世本》、《史记》、《管子》、《家语》，提出了怀疑。
其后，长孙无忌等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对《归藏》、《古文孝经》、《孝经孔传》、《郑注广成子》等提出了怀疑。颜师古的《汉书注》则对《礼记 中庸》和《西京杂记》等提出了怀疑。这些唐代官修书对古书真伪怀疑的范围这样广，胆子这样大，为后来的疑古辨伪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在辨伪工作上产生了三个杰出的人物，那就是刘知几、啖助和柳宗元。
刘知几著的《史通》，是我国自古以来讲作史方法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他发挥出凌厉无前的勇气，对以前不论多么高大的史界权威作了不容情的深刻批判。这书里的《疑古篇》利用了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与儒家经典的矛盾，加上三代以下统治阶级的各种政治阴谋，指出所谓古圣人、古帝王的岸然道貌和政治上的雍容和平的气象都是经过了后人涂饰的结果。他的《惑经篇》，从《春秋经》书法的“事同书异”的参差之下，指出了这部经典必是因袭旧文，而不是孔子先定了义例做出来的；《春秋》既不是孔子所作，当然不该享受后人过分的尊崇，看作一部完善无缺的东西。《申左篇》则是从史事的丰富上指出《左传》的优点，远胜于《公羊》和《穀梁》等书凭了传闻和臆断来说《春秋》。这三篇文字是一意相承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古代的真相，就不能太相信经典；经典里的《春秋》只是经过删削的鲁国旧史，并不曾含有圣人的大道理；《春秋》的《经》既是旧史，所以《春秋》的《传》也应该注重旧史料而不需要主观的猜测。这便是他把经学还原史学的创见！这《疑古》、《惑经》两篇，因为推翻人们的信仰太剧烈了，所以作者捱了一千多年的诟骂，然而到了今天却证明了他的目光无比锐利。至于他的《孝经注议》列举十二证，考出郑玄并没有注过《孝经》，现行的郑《注》是假托的，证据确凿，也是一篇很好的考证文字。另外，他还认为河上公注《老子》及子夏《易 第 １７３ 页
传 都是伪作。李陵 答苏武书 “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刘向的《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都是“广陈虚事，多构伪辞”，“故为异说以惑后来”。
稍后，又有啖助，他是《春秋》专家，对于《春秋三传》，有很彻底的见解。他著的《春秋集传》、《春秋例统》虽没有传下来，但他的再传弟子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记下了他批评《左传》的话：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
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
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
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
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
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
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三传得失议》）
又记他批评《公羊》、《穀梁》的话：
《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
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密于《左氏》。……但以守
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
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同上）
他站在历史事实的立场上指出《左传》的胜于《公》、《穀》，他认为从《左传》纪载各国史事的不同方式上，可以知道《左传》确实得到各国的史书做底本；不过从经学的眼光看来，《左传》解《经》自有其错误之处。他所发的疑问，到今天已经得到清楚的解答。原来这些错误是西汉末年人把左氏书改编为《春秋传》时所附加上的释《经》话语闹 第 １７４ 页
出来的。《左传》里所根据的各国史书是很早的材料，而释《经》的部分却是后出的，其间约有五六百年的距离，哪会取得一致。至于《公羊》和《 穀梁》的妄说，他也加以批判，这就开了“《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超家派的研究风气。
啖助的弟子赵匡和再传弟子陆淳，继承了他的工作，认为左氏非丘明。《春秋集传纂例》说：
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
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
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刘歆以为《春秋左
氏传》是丘明所为。……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
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近代之儒又妄为记录云：“丘明以
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
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
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 《汉书 张苍》、《贾谊》及《儒林
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赵氏损益义》）
这说明作《传》的左氏不是左丘明，《论语》里的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人，而作《传》的左氏是孔门后的门人，两人应当分开。这分明已经打破了刘歆的“左氏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的诳语，也依稀发觉了《论语》中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一章的伪托。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所以能把《左传》问题彻底解决，实在由于啖助们开了先路的功劳。他们不但不信《三传》，怀疑其著作人物及其传授，而且对于《周礼》、《礼记》、《史记》、《竹书纪年》、《本草》、《山经》也都加以怀疑。
柳宗元从陆淳受学，也即是啖、赵的继承者，他接受了这超家派的治《春秋》的方法，就把这方法移过来研究诸子。他是第一个起来考辨子书年代的人 在他的文集里有七篇辨论子书真伪的文字。他说 第 １７５ 页
《论语》成书距孔子甚远，“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列子不是郑穆公时人，疑为“鲁穆公时，遂误为郑”。《列子》书中甚多增窜，“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文子》是剽窃《孟子》、《管子》等书而成。《晏子春秋》是齐国的墨家所作。《鬼谷子》、《鹖冠子》、《亢桑子》等都是后出的伪书。后来宋高似孙的《子略》，明宋濂的《诸子辨》，都是从他这几篇文章引伸出来的。
韩愈也是一个具有疑古思想的人，他虽没有留下多少具体的辨伪论述，但是由于他倡导古文运动，和在古文上的杰出成就，他歌颂“《春秋》三传束高阁，独狍遗经究终始”（《寄卢仝》）， 以“识古书之真伪”（《答李翊书》）为年之进的辨伪精神对后世却有很大的影响。开有宋一代辨伪风气之先的欧阳修就是承受了他和柳宗元的疑古思想。清代著《尚书古文疏证》的阎若璩也受到他的影响。他说：
呜呼 事莫大于好古，学莫善于正伪，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
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尚书古文疏证》卷一）
可见韩愈辨伪思想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清代一些古文家在好古空气浓厚的时期，竟然有一些辨伪的言论，如方苞的辨《周官》，姚鼐的疑《庄子》等等，无疑地也是熟读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接受了他们的疑古思想才敢于写出来的。
唐代的疑古辨伪，虽为后人开拓了辨伪的渠道；但唐人把神话传说纳入古史系统却也胜过前人。不仅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于《史记 五帝本纪》之前；而且有些人把古史系统上溯得比《古史考》和《帝王世纪》还要早，如马总的《通历》，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以下世纪兴灭（《郡斋读书志》卷二）；刘轲的《帝王镜略》则自开辟至唐初，缀其世次（《读书后志》卷一）。这些“开辟”、“太古十七氏”的神话，到了宋代，就成为定案而为人们所深 第 １７６ 页
信不疑了。
（一六）宋代辨伪的发展
唐代揭开了辨伪的序幕，到宋代就走上发展的道路，辨伪之风非常盛行。王十朋《梅溪集》卷十三《策问》中有一条说：
问：昔吾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虽以
大圣作经，犹不敢以其所传闻而忽其所亲见，至于其所不知则缺如
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后有孟子者出则不然，其读《书》也则曰
“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读
《诗》也则不信“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
此，孟子，学孔子者也，乃于《诗》、《书》犹有所不信，何耶？
后世诸儒因孟子之不尽信《诗》、《书》而好为异论，往往于古之信
书、信史皆不能无疑于其间。《诗大序》，世传为子夏作久矣，而
唐韩子不信之。《春秋传》为丘明释经久矣，而啖、赵之徒不信
之。《易 系辞》为夫子作无疑矣，而近代欧阳子不信之。至于疑
五千言非老子作有如崔浩，疑《答苏武书》非李陵所作有如刘知
几，有谓《周礼》非周公之书，《家语》非孔氏之书。文籍去古稍
远而见疑于后世者非一，“五经”且不见信而况其他耶！夫孟子之
不信《诗》、《书》也以“血流漂杵”与夫“孑遗”之言，诚有不足
信者，而后世诸儒所疑经史，其亦有所见如孟子否耶？抑亦出于穿
凿而好为异论耶？岂历世浸久，简编漏传，传闻缪误，实有可疑者
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概论耶？信其所可信，疑其
所可疑，斯善观书者也。原与诸君辩之而断以高明之见。读此，可见当时疑古思想之盛。又司马光《论风俗札子》说： 第 １７７ 页
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读《易》未识
《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
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
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
高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
司马光斥责疑古者不读书，“翕然成风”，正见得北宋之世，疑古思潮极为澎湃，已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不可能阻挡了。而他自己也卷进了这股洪流，怀疑孟子的仁义之心，写了《疑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呢？
自从唐代有了佛经的雕版以后，到五代时，刻了“九经”和《文选》等书，北宋时又刻了“十五史”和诸子等书，学者得书方便，见多识广，更易比较研究；又受了禅宗“呵佛骂祖”的影响，敢对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和经典著作怀疑：所以宋代的辨伪能蓬勃地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辨伪之风所以盛行，又和当时的改注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宋朝“五经”注，固然都是南宋的，但改注的运动，在北宋初年已起来了。孙明复《寄范天章书》二云：
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
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
镂板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
士较艺之际，有一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复至愚至
暗之人，不知国家以王、韩、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
毛、郑、孔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耶？又不知国家以古今诸
儒服道穷经者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耶？若以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
人之经，则数子之说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者多矣。若以古今诸儒服
道穷经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则古今诸儒服道穷经可出于数子之说
者亦甚众矣。……彼数子之说既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而可藏于太 第 １７８ 页
学，行于天下哉！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
说而已。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
“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今执事以内阁之崇，居
太学教化之地，是开圣阐幽，芟芜夷乱，兴起斯文之秋也。幸今
天下无事，太平既久，鸿儒硕老驾肩而起，此又岂减于汉、魏之诸
儒哉！执事亟宜上言天子，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
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核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大出
王、韩、左、穀、公、杜、何、毛、范、郑、孔之右者，重为注解，
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
入也。
读此可见宋代改注运动之热烈，此后朱熹等新注之成功即此运动的结果。钱大昕《孙明复小集序》云：
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
如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
己守残之陋，而先生实倡之。观其《上范天章书》，欲召天下鸿
儒硕老识见出王、韩、左、穀、公、杜、何、毛、范、郑、孔之右
者，重为注解，俾“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以复虞、夏、
商、周之治，其意气可谓壮哉！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
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则又以能习注疏者为通儒矣。又《郡斋读书志》卷四《七经小传》条云：
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刘
敞，字原父，作《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
本于敞。公武观原父说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 之类，经义多剿取
之，史官之言良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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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打破章句注疏，出新意解经的改注运动，本身就是一种辨伪求真的运动。因为重新注解，必然要对旧说的疏漏失实，进行一番认真的考辨，才能有所发明，而一些伪书、伪史也就被揭露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