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怒涛激浪之中竟有这样独立批评的议论，真不能不令人钦服。
淮南王安集合了一班博学的门客，著了一部书，里边虽也把古史讲得天花乱坠，毕竟有些拆自己壁脚的聪明话。《缪称训》云：
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又《泛论训》云：
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
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他把“道先称古”譬之“画鬼魅”，真是把当时的古史传说一椎打碎了。即此可见那时人的头脑也有很清醒的，只是少数的清醒敌不过多数的糊涂而已。
除了正面反对之外，还有因神话传说的不合理而强辞以解释的。例如战国时传说“黄帝四面”，这当然说他一个脖子上长着四张脸。因为这是神话，就有人替它解释：
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
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
‘四面’也。”（《太平御览》七十九引《尸子》）
经此一解，“四面”的神话就成了“四人治四方”的人事了！又如那时传说，云“黄帝三百年”，这当然说他活了三百岁或做了三百年的皇帝。又有人觉它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
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 第 １４９ 页
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
‘三百年’。（”《大戴礼记 五帝德》）
经此一解，“三百年”就成了“发生三百年的影响”了。又如那时传说，有一种兽名为夔，“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声如雷，……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山海经 大荒东经》）因为有这雷声鼓的传说，于是讹传夔为乐官（《左传》昭二十八年），仍说这位乐官是一足。有人觉得它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
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
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
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
一足’，非一足也。”（《吕氏春秋 察传》）
经此一解，“一只脚”就成了“一个就够了”。从这三个例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的智力已不能再信神话，他们和我们的怀疑正在同一点上出发。不过他们的胆子小，不敢明说它假，于是替它设法解释。而又因胆子小，不敢自己负解释的责任，于是把这些解释的话推托在孔子的身上。因此，出发点虽在辨伪，但是结果则反而成了造伪：造了孔子的假话和古代的伪史来破除神话。不过这样总比胡乱信仰的好一点，因为它已经有了别择真伪的萌芽了。
自从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战国文化受了一次大摧残。汉惠帝时，始除挟书之律。文帝时，刚想到《尚书》，寻得了伏生，传下二十八篇。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令刘向、任宏等共同编校。西汉的皇室用了二百年的力量， 第 １５０ 页
把许多古籍和当代著述作一次大结集。汉人本是最缺乏历史观念的，只因校书的人看见的东西多了，不由得不因比较而生判断，于是许多书籍就被定为伪书。今将《汉书 艺文志》所记的录下：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文子》九篇 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周训》十四篇 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颜《注》引《别
录》）
《黄帝君臣十篇》 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 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
帝相。
《黄帝泰素》二十篇 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颜《注》引
《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
道也。”）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 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
皆非。
《大 》三十七篇 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神农》二十篇 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
之神农。
《伊尹说》二十七篇 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 后世所加。
《师旷》六篇 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
托也。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天乙》三篇 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 迂诞，依托。
《封胡》五篇 黄帝臣，依托也。
第 １５１ 页
《风后》十三篇 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 黄帝臣，依托也。
《鬼容区》三篇 黄帝臣，依托。
这样的举发它们的依托和增加，明定它们的时代和作者，更和今日的我们的态度相像。不过他们批评的范围只限于诸子百家语，而我们今日则要扩而充之以至于《诗》、《书》而已。
最有辨伪的眼光，且已把战国时的伪史作一番大淘汰的工作的，是司马迁。他生值汉家全盛时代，又有很好的家学，又居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官职，（《太史公自序》：“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再加以好游历的习性，亲见过许多历史遗迹，民情风俗，于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写成了一部空前的著作 《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整个历史记载。他对于上古的事情都不勉强充做知道；把觉得可疑的都删芟了。他的审查古史料的标准，曾在《伯夷列传》上宣布出来：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
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
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
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
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 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
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许由不受尧禅，这个传说自战国至汉流传得普遍极了，司马迁并且亲在箕山上见到他的坟墓，论理真不应不信。但是他决定不为立传，原因是为有了三个负面的理由：（一）此事不见于《虞书》，禅让事也不该这 第 １５２ 页
等草率；（二）孔子列举让国的圣贤太伯、伯夷等，但不及于许由；（三）许由没有文辞传下来。因为他已不信逃尧禅的许由，所以就联带及于逃汤禅的卞随、务光。从我们看来，他的思想固然还不及荀子澈底，但其敢于打破传统信仰的胆量已大足使人钦服。试看后来，哪部《高士传》中没有许由们，谁不信他们的逃隐是真事实？即此一端，可见司马迁的眼光是怎样的卓绝。诚然，《史记》这部书也常被人批评为不谨慎，但他的“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中的史料比较还算纯粹，著作时代也是比较的早呵。
“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
他虽承认有黄帝，而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所以他说：
予曾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似乎可以在他自己书中排出一个综合的年表来了，然而他决绝地说：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
次其年月，岂虚哉！（同上）
他因为把各种年表比较的结果，没有一种相同，觉得与其任意选取一 第 １５３ 页
种，不如干脆缺着，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
他既定下了这样的标准，就随处把它使用。我们在《史记》里，可以看到以下的许多话：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
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
来乃颇可著。（《三代世表》）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
闰余。（《历书》）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
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
述殷、周之世，……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
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
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龟策列
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
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自
序》）
他一说到上古，就叹一声“尚矣”，于是接着说，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这种老实承认不知道的态度，试问比了一班儒者自以为万事万物都能明白，虽是文献无徵之 第 １５４ 页
世也可用了排列法来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
司马迁以前，讲古史的人多极了。三代以前固然是“尚矣”，但正因它“尚矣”，所以才有话说，才有说不尽的话。我们只要一看《汉书 艺文志》，便可知道在司马迁之世是时代愈古则材料愈多的。但他竟决意把历史范围最小的“六艺”做标准，合于这个标准的收进来，不合于这个标准的打出去，于是这一大堆灿烂夺目的古代材料都成了历史的异端外道。他不肯收受这时代给与他的聪明，而只会读平凡的书，使无数瑰玮的故事失去了历史的地位，这不是他的大魄力是什么！
（ 一一）司马迁与郑玄的整齐故事
上面说的，是战国、秦、汉间人的辨伪；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应为功首。下面说的，是两汉的儒生和经师因整理材料而造伪；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固非罪魁，但也应当担负一部分的责任。
“考信于‘六艺’”固然不失为一个审查史料的标准，但倘使没有别的附加条件，这标准也会嫌太简单的。他所谓“六艺”，是包括经和传而言的，然而这些文字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抵牾，经和经又自相牴牾；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应取怎样的态度呢？何况经传的材料不够用，他毕竟要登用诸子百家之言，又要采取传说；这里边矛盾冲突之处当然不知有多少。他倘使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虽是志在“考信”而依然无济于事。
不幸，他为时代所限，不能得着很好的方法。他在《自序》里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就是他的方法。“六经”的异传，他要调和；百家的杂语，他要整齐。他不能把记述一事而互相差异的材料，断定这个真，那个伪；他只能说这个那个一齐对，把那些杂异之处想法安插的得当。这种“整齐故事”的方法，是汉代的儒生和经师的基本方法、其结果不知为学术界中缠上了多少葛藤，真所谓 第 １５５ 页
“治丝而棼之”。例如三代的天子本皆称王，所以合称则为“三王”，这本是无疑的事实。但司马迁也许为了想不出舜把帝位禅禹，为什么禹要改称为王，也许因看见商代的王有帝甲，帝乙，帝辛，就觉得夏、商之君的阶位亦当为帝，所以他就一一代他们加上尊号为帝某某，甚至于“夏后启”一名已有“后”字表明了他的阶位，而亦重床叠屋地称之为“夏后帝启”。到了周代，他看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直称为王，不好再称他们为“帝某王”了，于是在《殷本纪》的末尾记上一笔，“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照他所说，三代中只有一代称王，云何而称为“三王”？又为什么虞、夏、商、秦均为帝，只有夹在中间的周贬称为王？这不是因整齐故事而造出的伪史吗？又如周人称王自太王始，其后为王季、文王，原是《诗》、《书》中很明显的事实。但他相信了当时《诗经》学家的话，以为“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于是称王自文王始，而太王、王季俱为追尊。既为追尊则当时不得称王，所以他称太王为“古公”，王季为“公季”。“古公”二字还算有根据，“公季”则直是杜撰之名。这又不是为了整齐故事而造出的伪史吗？其他如《左传》中的“四凶族”和《尧典》的“四罪”，明明是一事的异说，但他为要厥协整齐，遂载四凶族于《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于《尧本纪》舜摄政时，逼着舜重演了一回。又如《鲁世家》中，既已从《金縢》之说，说武王病时，周公请以身代，又从杂说，说成王少时病，周公在神前自己认罪：好像他老是自愿替死似的。又如《孔子世家》中，既从《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又集录《国语》中的许多关于孔子的神怪之谈，好像他真有二重人格似的。这都是他碰到了冲突牴牾的材料时，不懂得别择而只懂得整齐的成绩。这样做去，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他虽不是有心造伪，而只缘他所用的方法会随时引诱他造伪，所以他传给我们的困累并不比战国人减少。
东汉之世，学者们的智慧群趋于训诂一途，论理应当作些客观的研究。但因当时的历史观念不够，所以训诂的方式不是随文敷义，就是 第 １５６ 页
附会曲解。他们的目标在于贯通群经，而实际则是张冠李戴，错配鸳鸯，弄得一塌糊涂。训诂中最有权威的是郑玄，他曾遍注群经，学问最博，而留下的新问题也最多。《六经奥论》中《六经注疏辨》曾批评他道：
大抵郑氏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故先注《礼》而后笺
《诗》；至于训诂，又欲一一求合于《周礼》，此其所以失也。如
注 “
定之方中 牝三千”，则举天子之制十有二闲。如注《采
“其车三千”，则举《司马法》兵车之数。如注《甫田》“岁
取十千”，则举井田一成之制。如注《棫朴》“六师及之”，则曰
“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如此之类，则束缚太过；不知诗人
一时之言，不可一一牵合也。康成长于《礼》，以《礼》言
《诗》，过矣。
他为什么要这样？只因他与司马迁抱着同样的心思。《后汉书》载郑玄的《戒子书》云：“但念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可见他一生的才力全用在“思整不齐”上了。他不想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为什么老要这样的削足适履呢？
他的经注，可驳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诗》、《书》首篇中数事以见其大概。
《尧典》开头说“曰若稽古帝尧”，足见作者承认自己远在尧后，并不想冒充唐、虞时代的著作。但郑玄一定要认为唐、虞时作，而又碍于这样明显的证据，于是异想天开，说：
稽，同也；古，天也：言尧上同于天也。
这样一来，也就混过去了，《尧典》就真成了唐、虞时的著作了。《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尧典》中则有九官，又有四 第 １５７ 页
岳，又有羲、和，和《周礼》不合。他一心要打通这个隔阂，好使周公的制度即是尧、舜的制度，如此一方面可以抬高《周礼》的地位，一方面又见圣圣传心的事实。于是他说：
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
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
这样一来，“羲、和”就和“四岳”合而为一了。他又说：
此命羲、和者，命为天地之官。
这样一来，“羲、和”又即是“天官，地官”了。他又说；
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
六官之名见也。
于是伯夷为“春官”， 陶为“秋官”，垂为“冬官”，合上羲、和便是六官了。后世编辑唐、虞官制的人，根据了他的说法，就可径把《周礼》六官写上去了。这是不是又新添了一笔伪史？固然从我辈看来，《尧典》的本身已伪，所载的官制必不可信，但这总还不失为《尧典》作者的一个独立的理想。独奈何把绝不相干的《周礼》硬配上去，逼得它成为非驴非马的一种东西呢？而且《尧典》命官， 陶既诛剿“寇贼奸宄”，又制止“蛮夷猾夏”，若依《周礼》来说，他乃兼任夏、秋二官，然而他的官名只有一个“士字”。郑玄既把士定为秋官了，然则夏官又在《尧典》的哪里呢？所以，即此硬配的工作，他也未能做好。
提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那更可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我们的话说来，“美好的女子，是公子哥儿们所喜欢追求 第 １５８ 页
的”，原是一句很寻常的话。《毛传》说“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把动词的“好”解作形容词，把无限动词的“逑”解作名词，已嫌牵强，但还勉强说得过去。一到郑玄的《笺》，他说：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
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
以下。
这简直令人堕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站在那一边的还是君子；但站在这一边的有后妃，有善女（三夫人以下），又有众妾之怨者，真不知道这一大群女子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下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就成了：
后妃将共（供）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
皆乐后妃之事。
而“寤寐求之”也就成了
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
求了来怎样呢？
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琴瑟在
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本来是一首男女慕悦的诗，现在慕悦者成了后妃，被慕悦者成了助后妃祭祀的贤女，中间又插入了和好众妾之怨的三夫人。这是不是空中楼阁？依照他的《诗谱》，这是文王时诗，这位后妃岂不成了太姒？后世 第 １５９ 页
作周史的人根据了他的话，自然太姒要做梦求贤，求了来要共供荇菜，要上下之乐皆作以盛其礼了。这是不是又添上了一笔伪史？
像这样的胡闹话，一部《十三经注疏》里不知有多少。经书，是地下实物没有进入学术界以前的惟一古史材料；注疏，又是国家颁行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一班读书人，谁不受他们的影响。二千年来学术界的所以乌烟瘴气，他们不能不担负着绝大的责任。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有意指摘他们，我只望具有一点现代的理性的人们去把他们的书读一下。写到这里，正读《尔雅 释地》，就把这篇中的“九州”举出来做个例罢。
九州之制，《尚书》中的《禹贡》和《周礼》中的《职方》各有一个而不相同。《禹贡》既言禹，照前人之说当然是虞、夏时事。《职方》既在《周礼》，照前人之说当然是周时事。这两篇所说的九州不同，一般人当然看作夏制和周制的不同。商呢，书上没有提起。所以班固在《汉书 地理志》的叙论上说，“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可见到了东汉初年，学术界中还承认商的九州即是夏的九州。当王莽之世，出了一部《尔雅》，其中《释地》一篇多半钞袭《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而成。因此，其中的九州之名和《吕氏 有始览》全同，只有一个州名不同：《吕览》说“东方为青州，齐也”，《尔雅》说“齐曰营州”。然而青州、营州之名虽异，而它对象的齐则相同。齐没有二国，所以营州即是青州， 不过从五行上定名，东方为青色，齐在东，故曰青州；从都邑上定名，齐都营丘，故曰营州而已。《吕览》的九州既没有指出是哪一代的制度，《尔雅》之说当然和它一样。不幸《尔雅 是“六艺”的附庸，诵读的人既多，附会之说就起。东汉时，李巡作《尔雅》注，就直断这九州为殷制（《经典释文》引）。所以然之故，当然因为它和夏制和周制都不同。“既不是夏，又不是周，那不是殷吗！”这是他的感觉。从此以后，孙炎、郭璞继继绳绳，都说是殷制，这件故事就这样地实定了！这是一件。
《尧典》中有“肇十有二州”之语；这十二州的名目，书上没有 第 １６０ 页
写，所以在西汉人的解释中都不曾具体指出。就是班固的《地理志》，也只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举不出十二个州名来。自从《尔雅》在学术界上占了地位，于是马融首先说：
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
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 史记 五帝本纪 集解》引）他的根据，第一是《禹贡》上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第二是《职方》增出的“幽、并”，第三是《尔雅》异名的“营”。他说，禹定的本是九州，舜嫌冀州太大，分为冀、并二州；又嫌东方辽远，更在冀、兖、青间分出幽、营二州，九州加了三州，恰成十二，这不是奇巧的事吗！从此以后，郑玄、伪孔依声学舌，舜的十二州名就这样地实定了！这是又一件。
《尔雅》作者嫌“青”的一名不固定（山东半岛固以居东方而名青，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徐州也在东方，何尝不可名青），所以援用冀、雍的办法，以邑名为州名而改为营。想不到就为这一个“营”字，竟注定了殷的九州名和舜的十二州名！这不但是虞、夏、商、周的人想不到，就是《尔雅》的作者也何曾想到。然而唐、宋以来，讲地理沿革史的人又哪一个敢违背了这些东汉人所决定的事实？因此，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地图，就尽多了《虞舜十二州图》和《尔雅殷制图》。“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经学家给我们上的当，我们已是够受的了！
（一二）东汉的疑古
在这漫天的乌烟瘴气之中，我们的学术史是不是已堕入了黑暗时代？那也不尽然。“跛者不忘履，瞽者不忘视”，这辨伪的一线曙光总是存在的。现在随便举几个例。
第 １６１ 页
《泰誓》，战国时本来有的，所以诸子书中屡屡引到。不幸伏生的《尚书》没有这一篇，直到武帝之世方说在河内发现。当时的儒生把伏生的二十八篇上配二十八宿，把《泰誓》一篇当作北斗（《论衡正说》），可见此篇地位之高。但最善附会的马融忽然理性发现，批评道：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
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
至，以 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
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
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
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
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
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
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书正义 泰誓》篇首引马融《书序》）
这一段文字有见解，有证据，宛然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缩影，几乎使我不信为汉人文字。他的话说得这样有力，所以后来伪造《古文尚书》的人重作《泰誓》时就把他所反对的神怪之语一齐删削，又把他所提出的古书中所引的《泰誓》一齐收入了。
《月令》，为天子居明堂的大政，由战国至西汉酝酿了数百年而撰成的大文字（我不信为《吕氏春秋》所原有，理由太长，俟别论），在东汉时占有极大的势力。因此，这篇东西既录入《逸周书》，又录入《小戴记》。事情真奇怪，那位最长于拉扯牵合的郑玄偏会提出异议。他道：
第 １６２ 页
《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
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
多不合周法。（《礼记正义 月令》篇首引郑玄《三礼目录》）他又道：
凡此车马衣服，……非周制也。《周礼》，朝、祀、戎、猎，
车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时为异。又《玉藻》曰“天子龙衮以祭，玄
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视朝”，与此皆殊。（孟春“衣青衣，服仓
玉”下注）
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
公作《月令》，未通于古。（孟夏“命太尉”下注）
话说得这样决绝，也迥异于他的“思整不齐”的常态。推原其故，就为他熟读了《周礼》，拿所谓周公作的《周礼》和又一所谓周公作的《月令》相较，就呈露了很多的牴牾；他既决认《周礼》为周公作，只得反对《月令》为周公作了。可见一个学者只要肯把多种材料作比较的研究而不想穿凿附会，他自然会得走上辨伪的一条路。
其他，如卢植的疑《王制》，临硕的疑《周礼》，何休的疑《左氏》和《梁》，都是东汉时的佼佼者。至于王充《论衡》，对于古籍和传说无所不疑，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那更不用我介绍了。
我现在想特别介绍的是两部书，一是许慎的《五经异义》，一是王肃的《孔子家语》。读者要疑我举得太不伦不类了吗？请听我讲下去。《后汉书 许慎传》云：
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 第 １６３ 页
可见他著书的着眼点在于比较同异。本来《白虎通德论》也是由比较同异来的（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于白虎观考论“五经”同异，作《白虎通德论》，见《后汉书 杨终传》及《班固传》），但那书在比较之后作主观的取舍，乃是求取信仰的正鹄；而这书将各家同异之点一一胪陈，目的乃在显示他们的真相。固然在显示了真相之后也要加以别择，但这就是批评的态度而不是信仰的态度了。可惜这书已亡，虽经清代学者细心搜集，总不能完全。不然，我们研究汉代学术史时不知便利了多少呢。
这里不便详引，摘写数条以见其方法：
《今尚书》欧阳说：春曰“昊天”，夏曰“苍天”，秋曰“旻
天”，冬曰“上天”：总为“皇天”。《尔雅》亦然。《古尚书》
说云：天有五号，各用所宜称之：尊而君之则曰“皇天”，元气广
大则称“昊天”，仁覆慜下则称“旻天”，自上监下则称“上
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谨按：《尚书》，尧命羲、
和“钦若昊天”，总敕四时，知“昊天”不独春。《春秋左氏》曰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称“旻天不吊”，时非秋天。（《（周
礼 大宗伯）疏》等引）
《公羊》说：“讥二名”，谓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
说：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后改为熊居，是为二名。
许慎谨案：文、武贤臣有散宜生、苏忿生，则《公羊》之说非也。
（ 《礼记 曲礼》上《正义》引）
《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
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按：《尧典》“以
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