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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
的政治制度
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但他们的分类法与今日不同，今日是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
这种思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依据现存的材料，阴阳说可说是最先表现于《周易》，五行说可说是最先表现于《洪范》。《周易》是筮占的繇辞，比甲骨卜辞为后起，当然是商以后的东西；而且在《周易》的本文中不见有阴阳思想，不过它的卦爻为 和 的排列，容易激起这种思想而已。《洪范》上的五行，说是上帝赐给夏禹的；但从种种方面研究，这篇书很可疑，大约出于战国人的手笔。所以这种思想虽不详其发生时代，但其成为系统的学说始自战国，似已可作定论。 第 ２ 页
汉代承战国之后，遂为这种学说的全盛时代。
今先把在这种学说之下所发生的政治学说讲出三种，作为引子。
以前作天子的要“受命”（受上帝的抚有四方的命），要“革命”（革去前代的天子所受的天命）。到战国时，周天子渐渐在无形中消灭，用不着“革命”了；而群雄角逐，究竟哪一个国王可做天子还没定，所以“受命”说正有其需要。但那时已有五行说了，五行说已为最高的原理了，所以这“命”应是五行的命而不是上帝的命。那时有一个齐人邹衍，他作了好些书，其中一篇是《主运》，说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于是上天显示其符应，他就安稳地坐了龙位。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 这一德是足以胜过那一德的 就起而代之。这样地照着五行的次序运转下去，成功了历史上的移朝换代。他创了这种学说，唤做“五德终始说”，很得当时的信仰，自然有推波助澜的徒众。他们以为黄帝得土德，天就显现了黄龙地螾（螾是大蚯蚓）之祥，所以他做了王，他的颜色是尚黄的，他的制度是尚土的。其后土德衰了，在五行中木是克土的，所以禹据木德而兴，他就得了草木秋冬不杀的祯祥，建设了木德的制度，换用了青色的衣物。此后汤以金德而克夏木，文王以火德而克商金，亦各有其表德的符应和制度服色。邹衍们排好了这个次序，定了五德的法典，强迫上代帝王各各依从了他们的想象，成了一部最有规律的历史。到秦始皇既并天下，他是应居于克周火的水德的，只是不见有上天的符应下来，因此就有人对他说，从前秦文公出猎时获得一条黑龙，可见水德的符应已在五百年前见了。他听了很高兴，就用了邹氏们的法典定出一套水德的制度： ）以十月朔为岁首； ）衣服和旌旗都用黑色；数以六为纪，如符是六寸，舆是六尺，乘是六马； ）行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 ）更名黄河为德水。这是实行五德说的第一次。到汉得天下之后，当然也要来这么一套。
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做“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 第 ３ 页
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
照我想来，三统说是影戤了五德说的牌子而创立的。当汉高帝成功之后，他自以为始立黑帝祠而居于水德。这不知道他是否因秦的国祚太短而不承认为一德，要使自己直接了周，还是有别的用意？到文帝时，有人出来反对，说汉革秦命，应以土德代水德， 相张苍就驳道：“河决金堤，就是汉为水德的符应。”此后虽因种种原因，改为土德，又改为火德，但在汉初的四十余年里是坐定了水德的。大约这个时期中讲《春秋》之学的有人对着五德说的流行颇眼红，就截取了它的五分之三，将汉的水德改成黑统，周的火德改成赤统，商的金德改成白统，使得五德说的法典都适用于这一说，见得他们立说的有据。只是夏在五德说中为木德，在三统说中为黑统，有本质上的冲突。但他们说：不妨，孔子志在“行夏之时”，所以《春秋》用的是夏时（ ，即此可以证明夏和《春秋》是同在一个统的。
再有一种明堂说，说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这屋子的总名叫做明堂，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又各有两个厢房。天子每一个月应当换住一地方，穿这一个月应穿的衣，吃这一个月应吃的饭，听这一个月应听的音乐，祭这一个月应祭的神，办理这一个月应行的时政；满十二个月转完这一道圈子。这大院子的中间又有一个厅，是天子在季夏之月里去住的；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所谓“土王用事”）去住的。这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和时令的“春、夏、口、秋、冬”相配，使天子按着“木、火、土、金、水”的运行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真是五行思想的最具体的表现。记载这个制度的，叫做《十二纪》（ 吕氏春秋》），又叫做 时则》（《淮南 第 ４ 页
子》），又叫做《月令》（《礼记》）。
以上所说，今日的读者们切莫以自己的智识作为批评的立场，因为它的本质惟有迷信，已不足供我们的一击。但这是汉人的信条，是他们的思想行事的核心，我们要了解汉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时就必须先明白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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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封 禅 说
古代的王者固然最信神权，但因王畿的狭小，四围又都是些小国家，已开化的和未开化的，不尽能交通无阻，所以他们并无远行的可能，也就不能到远处去拜神。《左传》中记楚昭王生病，卜者告诉他是河神作祟，应该去祭，他说：“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才是应当祭的。河距我们远了，我就算有了错处，河神也管不着！”就不祭了。古代命国中的大山 为“望”，也命山川之祭为“望”。各国有各国的望，谁也不想越界去祭神。
春秋、战国之世，齐和鲁是文化的中心，泰山是这两国的界墙。他们游历不远，眼界不广，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连聪明的孔子也曾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设想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头去祭天上最高的上帝，于是把这侯国之望扩大为帝国之望，定其祭名为“封禅”：封是泰山上的祭，禅是泰山下小山的祭。他们又说：自古以来七十二代之君，当他们得了天下之后，没有一个不到泰山去封禅的。
最早记载这件事的要算《管子》，其中有《封禅篇》。但管仲为齐桓公成霸业，是齐国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书全非自著而出于齐人的杂集；《封禅篇》又已亡，惟《史记 封禅书》载有管仲论封禅一段话或 第 ６ 页
是从那篇钞出来的。今把它大意叙述一下，以见封禅在战国时的意义。
这上面说：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想行封禅之礼。管仲提出抗议，道：“从前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我只记得十二个。从无怀氏、伏羲、神农……到周成王，都是受命之后才行这个礼的。他们那时候，嘉谷生，凤皇来，东海得到比目鱼，西海得到比翼鸟，有十五种不召而自至的祥瑞，然后封禅。现在有这种东西吗？”桓公自己知道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只得息了这个妄想。 这一说和五德终始说同出于齐人，亦同出于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应；不过得到了符应之后，五德说希望他定出制度，封禅说希望他到泰山去祭天，有些不同罢了。
第一个去实行这个学说的，也是秦始皇。他做了皇帝三年，巡狩郡县，带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走到泰山下。他已从“秦文公获黑龙”上证明了他的受命，当然要实行这个所谓自古相传的典礼。不幸封禅之礼虽说为旧章，究竟没有实际的根据，临到办事的时候，儒生博士便议论纷纷，得不到一个结论；有的还唱高调，以为只须极简单的礼节，扫地而祭就够了。始皇怒他们的不济事，把他们完全斥退，自己到泰山顶上去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去行禅礼；他的礼节大都采自秦国祭上帝时所用的。诸儒既不得参加这个大典，怨恨得很，恰好始皇走到半山碰着大风雨，躲在树下，就暗暗地讥笑他，以为犯了天怒。不久秦亡，这班儒者又造他谣言，说他给大风雨击坏了，或者说他没有到山顶就退下来了。
“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是齐、鲁间人的信念。但始皇成了统一之业，到底眼界广了，他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整理了一过。他以崤山 旧时秦国的门户 为界，定其东边名山五：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其西边名山七：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泰山的地位固然高，但也不过是十二个名山中的一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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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得天下，四面乱嚷嚷的， 没有功夫做这种事。文、景时要安定人民，也不想做这种夸大的事。 直等了六七十年，到武帝即位，这种学说才因投合了天子的脾胃而蓬勃地兴盛起来，司马迁特地作一篇《封禅书》来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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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仙说与方士
仙人，是古代所没有的。古人以为人死为鬼，都到上帝那边去；活的时候的君臣父子，到了上帝那边之后还是君臣父子。天子祭享上帝，常常选择其有大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他。所以鬼在人间的权力仅亚于上帝一等，不过在许多鬼中还保存着人间的阶级而已。古代的社会阶级森严，说不上有什么自由，人们也不易想到争取自由，因此，他们没有在意识中构成了一种自由的鬼，浪漫地游戏于人世之外，像战国以来所说的仙人。
最早的仙人史料，现在也得不到什么。只从《封禅书》里知道燕国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是修仙道的；他们会不要这身体，把魂灵从身体中解脱出去，得到了一切的自由。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们都是他们的信徒，听得他们说，“渤海里有三个神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黄金和银建造起来的，其中住着许多仙人，又藏着一种吃了会不死的灵药”，高兴极了，屡次派人到海里寻去。不幸这班人回来报告，总是说：“三神山是望到的，好像云一般地灿烂；但是船到了那边，这些神山就沉到水底去了，海风也把我们吹回来了！”在这些话里，可以知道仙人是燕国的特产，这里尚及于齐国；仙人的道是修炼来的 仙人的居地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 第 ９ 页
仙人的生活是逍遥出世，只求自己的不死，不愿（或不能）分惠与世间人，使他们都得不死。
此外，《庄子》里说的“真人”也颇有仙人的意味。这书讲普通人的呼吸都在喉咙里，真人的呼吸却在脚跟上。真人的本领，会入了水不湿，入了火不热。有一位列御寇能腾空走路，常常很舒服地御风而行，一去就是半个月。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个神人，他的皮肤好像冰雪一样白，他的神情好像处女一样柔和；他吸的是风，饮的是露；他出去时，乘了云气，驾了飞龙，直到四海之外。
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我猜想，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时代的压迫。战国是一个社会组织根本变动的时代，大家感到苦闷，但大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苦闷到极度，只想“哪得躲开了这恶浊的世界呢”？可是一个人吃饭穿衣总是免不了的，这现实的世界紧紧跟在你的后头，有何躲开的可能。这问题实际上既不能解决，那么还是用玄想去解决罢，于是“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超人就出来了。《楚辞 远游》云：“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正写出了这种心理。其二是思想的解放。本来天上的阶级即是人间的阶级，而还比人间多出了一个特尊的上帝，他有最神圣的地位，小小的人间除了信仰和顺从之外再有什么敢想。但到战国时，旧制度和旧信仰都解体了，“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口号喊出来了，在上帝之先的“道”也寻出来了，于是天上的阶级跟了人间的阶级而一齐倒坏。个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权力，脱离了贵族的羁绊，自然会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脱离了上帝的羁绊。做了仙人，服了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终始，上帝再管得着吗！不但上帝管不着我，我还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所以《庄子》上常说“与造物者（上帝）游”“与造物者为人”。这真是一个极端平等的思想！有了这两种原因做基础，再加以方士们的点染、旧有的巫祝们的拉拢，精深的和浅薄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种种不同的思想糅杂在一起，神仙说就具有了一种出世的宗教的规模了。 第 １０ 页
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计其数。他也很相信，即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下文。又派徐巿（即徐福）造了大船，带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费了好几万斤黄金，但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同行嫉妒，互相拆破了所说的谎话。其中有侯生、卢生二人，不满意于始皇的行为，以为不值得替他求仙药，他们就逃走了。始皇对于这班方士久已不怀好感，听得了这件事，就大发雷霆，骂道：“我用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为想兴太平，求奇药。现在得不到一点效验，反而说我坏话，摇惑人心，这样的可恶，还不应当重重治罪！”他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这件事又是方士闯下的祸，连累了儒生；后人往往把这件事与“焚书”作一例看，实在错误。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
在汉初，这班方士似乎没有什么活动。只有赵人新垣平玩弄许多花样。他因望到五采的“神气”而劝文帝立渭阳五帝庙，候着太阳的再中而劝文帝更以十七年为元年，又以望见“金宝气”而劝文帝祭祀出周九鼎；但没有韩终、徐巿这样劝文帝到海中去求不死之药，这或者因为他是赵人而非燕、齐人的缘故。文帝到底不是喜欢张扬的，后来识破他的欺诈，立刻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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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汉代受命改制的
鼓吹与其实现
自从秦始皇听了齐人的话用邹衍的法典去改制度、易服色，又听了齐、鲁儒生的话到泰山去封禅，表明了这是一代受命有天下的大典，汉代的皇帝就不该不这样办。不料高帝因秦有青、黄、赤、白四个上帝之祠而没有黑帝祠，给他补上，算作符瑞，仍自居于水德，制度服色一仍旧贯；而且全国的东部分封了许多王国，天子不便到泰山去，连这一件轻而易举的封禅之礼也没有举行。这真把一班计划开国规模的儒生和方士急死了。加以这种学说既已风行，仿佛成了社会上的共同的信仰与要求，所以连一班准备看热闹的人们也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有人屡屡提出这个问题来，督促天子去实行。第一个是贾谊，他以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他就打起一个土德制度的草案来，色尚黄，数用五，改正朔，定官名，把秦的水德之制一切改过。然而他年轻，许多老臣瞧不起他，又怕他擅权，他们设法把他撵走了。第二个是鲁人公孙臣，他也以为汉是土德，豫言将有黄龙作它的符应，当时虽遭张苍的反对，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黄龙居然出现于成纪县，于是文帝信他的先见之明，任他为博士，叫他和诸儒同草这一个学说的新制度。新垣平大约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他一被诛，这件事又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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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帝即位，那时汉兴已六十余年，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许多耆老都殷殷地期望他封禅和改制。恰好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又凭着汉家全盛的时代，哪一件事不好做，所以他就招了赵绾、王臧一班儒者作公卿，要在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又草巡狩、封禅、正朔、服色诸种制度。他们因为这事重大，举荐他们的老师申公作指导；武帝很敬重他，派人用安车驷马迎了来。这事眼看成功，想不到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喜欢老子之言而不爱儒术，借一点小事把赵绾、王臧下了狱，他们都自杀，一切举办的事情也就全付了东流！
到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窦太后去世。只过了半年，武帝就举孝廉，试贤良，董仲舒一班人受了他的特达之知，以前的计划又有施行的可能了。只因此后十余年中，忙于征伐匈奴及南越等国，讲不到文治，所以济北王虽早把泰山献了出来，也没有实行封禅。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 年），他才决定到泰山去，可是他身边的一班儒者依然像一百年前地不解事：他把祭器给他们看，他们说和古代不一样；问他们古礼究竟怎样，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并且各个人说得都不同。武帝到这时候，禁不住发出秦始皇一般的脾气了，就把他们全都黜免，用了祭泰一（上帝）的礼去封泰山，又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祭的时候，叫人把远方的奇兽珍禽放了满山，好像真来了管仲所说的麒麟、凤凰等一大套。那几天天气很好，没有风雨，显见得他的福命比始皇强。礼毕之后，他坐在明堂，受群臣的更番上寿。于是下诏改元为元封。此后，他又曾修封过四次。
这一次，从汉代人看来，它的含义真重大。那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职太史令，不知为了何事留在洛阳，不得观礼，心中一气，病重了。他临终时，握着儿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今天子上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这是怎样的盛事，而我不得跟了去，这是命罢！这是命罢！”生在二千年之后的我们，读到这段话，还可体会到他的信心与伤心。即此可知武帝的大事就是当时统治阶级以及受着统治阶级麻醉了的人们所共同要求的大事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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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五年（公元前一 四年），他正式宣布改制：定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用五；官名的印章改为五字。这年改元太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一百年来的悬案，到此方因运动的成熟而实现；而其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改用了阳历，这不仅是汉家一代的制度。这件事是司马迁等鼓吹起来的，新的历法也是他和几个天文学家合定的。他做了这件事，高兴得跳起来，以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许多制度 孔子卒后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许多制度；他真可直接孔子的道统了，所以就在那一年，开始作《史记》以继《春秋》。改制对于学术的刺戟力有这样的强烈！
不过我们要问：秦为水德而尚黑，汉为土德而尚黄，这是照着五德说的；但秦以建亥为正月，汉以建寅为正月，并没有相承的次序，这为什么呢？推究起来，这一回的改制实在不出于一个系统，他们是用五德说易服色而用三统说改正朔的，因为在三统说里，汉是黑统，黑统建寅，可是我们与其说他们用了三统说而改正朔，似乎倒不如说在实际上早有把建寅之月定为正月的必要，所以三统说中才把汉朝豫先排成了黑统。当汉初百年中，所用的《颛顼历》太不适于实用了，弄得每逢晦朔见了月亮，上弦下弦见了团圆的月亮，民众们早已厌恶，经师们亦有“孔子传《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时作《春秋》”等传说，希望改得与夏历一致，而这次的改正朔也并不轻易，乃是唐都、落下闳等一班天文学家精密推算的结果，是有客观的根据的。不过在那时的思想潮流中，不涂上阴阳五行的色彩总行不通，所以三统说的改变五德说而主张汉当建寅，说不定即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从此之后，汉是确定为土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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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汉武帝的郊祀与求仙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令群臣议称号。他们答说：“古时有天皇、地皇、泰皇，其中最贵的是泰皇。我们敬请以‘泰皇’为尊号。”始皇听了他们的话的一半，把这三皇合于五帝，定尊号为“皇帝”。这三皇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从哪里来的，古书里找不到记载，我们无法知道。
汉武帝即位，受了方士李少君们的诱引，很喜欢祀神求仙。其中有一个亳人谬忌，他请求祭祀泰一，大意是：“天神最贵的为泰一，他以五帝为辅佐。古来的天子都在东南郊建坛祭他，日子是春秋两季，祭品是每天一具太牢，一连祭上七天。”武帝听了他，就令太祝在长安城的东南郊立了一座泰一坛，照这说法去祭。此后又有人上书，说：“古来的天子每三年祭一回三一；这是三个最高的神：天一、地一、泰一。”武帝又照办了，在泰一坛上一块儿设祭。 看了这两件事，就可以知道秦的三皇即是汉的三一，他们是天神，地位在五帝之上的。这种天神，无疑地发生于阴阳说：天一是阳神，地一是阴神；泰一更在阴阳之前，为阴阳所从出，所以谓之最贵。《易传》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泰一便是太极，天一和地一便是两仪。至高无上之谓泰，绝对不二之谓一，本来是一个哲学里的名词，却给宗教家取去作 第 １５ 页
为神灵的称号了。从此以后，泰一就是上帝之名，上帝就是泰一之位，终汉一代再也分不开来。
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 年），齐人少翁得了武帝的信用，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山筑造离宫，画了天、地、泰一诸神，时时拜祭，要使武帝和神灵通话，不幸没有成功。后二年，武帝大病。那时有一个上郡的巫在甘泉宫内祠着神君，他的通话的试验成功了，于是他传达神君的话与天子，说道：“病是就会好的，不必怕；等您身体健旺些时，就来会见我们罢！”人竟能亲接神，这是何等的幸福！武帝心中一高兴，病已好了一半；及到甘泉，居然恢复了健康。神君数目甚多，其中最贵的是泰一；时去时来，来时风声飒然。神君在帷幕中说话，声音和活人一样；说话的时候多半在晚上。天子斋戒而入，听得很有味，虽则他们所说的都是些平常的话语。这时，甘泉就成了一个宗教的中心了。到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武帝即在甘泉立起泰畴坛，样式同谬忌的泰一坛差不多，共三层。五帝是泰一的辅佐，所以他们的坛环绕在下面，青、赤、白、黑四帝各按照了五行说中的东南西北的方向；只有居中的黄帝没法办，便把他的坛安置在西南角上。祭的时候，杀一白鹿，把猪和酒装在它的肚里；又杀一白牦牛，把白鹿装在它的肚里。掌祭泰一的祝宰穿的是紫色衣，掌祭五帝的分穿了青赤诸色衣。又祭日和月：祭日的穿赤衣，祭月的穿白衣。这年十一月初一是冬至，趁这好日子，天子就于黎明时行郊礼，对泰一下拜。早晨祭日，黄昏祭月，因为它们的地位都不高于天子，天子都只长揖。明日，有黄气上冲；群臣鼓舞，以为这是上天的祥应。后来武帝在汶上造了明堂，也把泰一和五帝祀在堂上。五帝分司五个天，泰一做他们的总管。战国时破坏的天上秩序，到这时又建设起来了。
周代的祭礼有郊有社：郊以祭上帝，社以祭后土。所以春秋时人设誓，常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见得天帝和地神是最大的两个神。汉得天下之后，没有祭祀后土，确是一个缺典。因此司马谈等请求在泽中立后土坛。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武帝巡幸到汾阴，听说 第 １６ 页
汾水旁边有光腾起，像一匹红纱似的，他想起了司马谈的请求，就在那边立了一座后土祠，祭礼和郊祀上帝时一样。于是天地之祀有了固定的地方，祭天在国都西北的甘泉，祭地在国都东北的汾阴，都要走二三百里地。好在武帝喜欢旅行，为了祭祀跑许多路，在他是不觉得累的。
武帝一世里，方士们的奇迹与丑相都显露得不少。他们的工作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类。其一是召鬼神，如武帝所爱的李夫人死了，他思念甚苦，少翁能把她的魂灵摄来，让他在帏中望见。其二是炼丹砂，如李少君说的祠灶之后，丹砂会得变为黄金，把这黄金作为饮食器可以益寿求仙。其三是候神，如公孙卿到名山寻访仙人，有一天夜里在东莱见有长数丈的大人，迎上去已不见，留下了很大的脚印。至于入海求蓬莱、指山说封禅的也是很多。但方士口中的封禅的意义和儒者是不同的，儒者为的明受命，他们为的求不死。所以有一个申公（不是议明堂的那一个）说：“封禅之后就会白日飞升。以前的七十二王，只有黄帝是得上泰山的。因为他封得成，所以他铸好了鼎，就有垂着须髯的龙下来迎接他上天。当时黄帝跨了上去，许多臣子和宫女想升天的也各各爬在龙的身上，挤到七十余人再也挤不下了；剩下的人只得攀住了龙髯，可是龙髯不是铁链，支持不起，髯脱了，人也跌下来了。”武帝听得这故事，叹息道：“唉，我要能和黄帝一样，还有什么人世的留恋呢！”过了些时，他巡狩朔方，经过桥山，瞧见黄帝的冢不禁疑惑起来。旁边的方士赶快解释道：“黄帝上天了，群臣在这里葬了他的衣冠！”
武帝求仙求了五十年，用了许多方士，又杀了许多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然而不死之药究竟得不到。无可奈何地自慰，他只有在建章宫北面的泰液池内筑了几个岛，唤做蓬莱、方丈、瀛洲，雕刻了许多石鱼、石鳖排列在上面，算是真到了海上神山。
因为他的求仙和封禅都和山有关系，所以天下名山又经过了一回整理。那位讲黄帝故事的申公曾说：“天下有八个名山，三个在蛮夷， 第 １７ 页
五个在中国。这中国的五个名山，是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都是黄帝常游的地方，他就在这些山上和神灵相会。”用现在的地域说来，华山在陕西，首山在山西，太室在河南，泰山和东莱在山东，都在黄河流域，并不曾按照汉代的疆土平均分配。所以武帝另行规定，以河南的太室为中岳，山东的泰山为东岳，安徽的天柱山为南岳，陕西的华山为西岳，河北的恒山（在保定西）为北岳。这又是五行思想的具体表现。从此“五岳”成为一个典则而且习用的名词。经学家为要提高它的地位，就说为尧、舜时已有的制度。但安徽并不很南，所以后来又改以湖南的衡山为南岳。山西浑源县本有一个玄岳，明代定岳制，以玄岳为北岳，于是恒山也从河北移到山西去了。到现在，我们所习惯称道的“五岳”就是这个武帝的五岳的修正本。
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也是从武帝的封禅和求仙来的。大家知道，中国的皇帝有年号；这种风气传到邻邦，使得朝鲜和日本等国也有了年号。这事的创始，由于武帝的获麟。当他即位十九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到雍县祀五帝，乘便打猎，获得一匹兽，它的毛是纯白的，头上却只有一个角；大家不识得，猜想应是麒麟，于是作一篇《白麟之歌》来记这盛事，后来群臣请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倒推上去，把过去的十八年划为三段，定第一个六年的年号为“建元”，第二个为“元光”，第三个为“元朔”。又过了六年（公元前一一六年），汾阴县掘得一个大鼎，武帝又认作祥瑞，迎至甘泉，改元为“元鼎”。再过了六年（公元前一一 年），他到泰山封禅了，改元为“元封”。再过了六年，他改正朔、易服色了，又改元为“太初”，这新定的历法也就称为《太初历》。从此以后，每个皇帝必有年号，逢到了什么祥瑞也就改元。例如汉宣帝的“黄龙”、“神爵”（爵即雀），吴大帝的“嘉禾”、“赤乌”，都是一时张扬的奇迹。可是这个制度虽由迷信来，究竟年代有了标题，于实用上甚是便利。别的不用说，即如周代器物常刻“唯王……年”，后人既不知道这王是哪一王，就不知道这年为哪一年；有了年号，一看便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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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天象的信仰与天变的负责者
古人相信天上有上帝管着人间的事，表现他的最高的权力。然而上帝是无声无臭的，有什么东西可作为他的具体表现呢？他们想，天上有日月星，是我们瞧得见的，日月星的变动应该就是上帝的意思吧，所以他们就把天文的现象当作上帝对于人间的表示。一部《春秋》，每年记载人事总是寥寥的几条，而“日有食之”却共记三十六次。所以要这样，正为这是天变，是天降祸患与人们的豫示，比了一切的人事都重要。因此，当每次日食，天子和诸侯都要减掉好吃的饭菜，又要从正寝里搬出来；百官改穿素服，乐官在朝中打鼓，祝官在社神前献币，史官代他的主子作了册文，责备自己。此外星辰之变，《春秋》中记载亦多，如“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有星孛入于北斗”、“有星孛于大辰”等都是。他们把天上的星分做几区，又把天上的区域拍合到地上的国家，所以哪几个星变了就是哪几个国该遭殃了。这种学说，后来叫做“分野说”，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司马迁曾经发过一句牢骚，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即此可知当时的史官必须懂得星历。司马迁说星历和卜祝相近，这话很对，因为星历和卜祝本来拆不开。我们看他作的《天官书》，简直把天上的星写成了一个国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后 第 １９ 页
宫、藩臣、诸侯、骑官、羽林天军；屋的方面有端门、掖门、阁道、明堂、清庙、天市、车舍、天仓、天库楼；物的方面又有帝车、天驷、枪棓、矛盾、旌旗之属。至于星辰示象，如南极老人星见则治安，不见则兵起；岁星色赤则国昌，赤黄则大穰，青白而赤灰则有忧；狼星变色则多盗贼；附耳星摇动则谗臣在侧；木星犯了土星要内乱；火星犯了土星要战败，……这种法则也讲得很多。总之，史官们把天上的星辰组成了一个系统，又把天与人的关系组织为一个系统，使得天人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感应。他们很用心观天（刘向常夜观星宿，不寐达旦。经学家如此，天文家可知），看见天上有一些变动时，就以为人间将有某事发生，并推测它将应验于某人。如其是凶的，就要行他们的禳解的法术。
古代的国王和诸侯都兼有教主的职务，负着以己身替民众向天神祈免灾患的责任。古书里常提起汤祷旱的故事，说汤的时候大旱了七年，于是汤以自身为牺牲，到桑山的树林中祈祷。他剪了发和爪，投身在柴上，要把自己烧死。天哀怜他，就下雨了。遇到国君不肯牺牲自己的时候，也可设法使臣下代负这责任。就如上面讲过的拒绝祭河神的楚昭王，他临死的一年，忽然天空中的云像许多赤色的鸟，夹住了太阳飞舞，一连显现了三天。太史对他说：“这个祸患固然应由国王去担当，但请您不要害怕，只要禳祭一下，还容易移于几个大官；像令尹啊，司马啊，都是代替得您的。”可是这位硬性的昭王竟毅然地答道：“我倘使没有大过，天为什么要使我死！我如真的有罪，应当自己受罚，又为什么要害我的股肱之臣！”他挺身承受了这个祸患。
到了汉代，由于战国时自由批评的反动，对于神的信仰增高，这种思想又复盛极一时。文帝二年（公元前一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日食，他下诏书道：“我听说：天生了百姓，就为他们立君；如果这个君的德行不修，或政治不明，违背了立君的本意，天就要用灾象来警戒他。现在天下的治和乱，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幸我不能尽我教养人民的责任，以致掩蔽了日月的光明，我的过失真大极了！你们应当把我的 第 ２０ 页
错处都说给我听，并举出贤良方正和能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才是！”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年），他废掉秘祝之官，为的是他们在禳解时常把灾害移给臣下。明年，他又因祠官的祝福专为皇帝而不为百姓，令其停止祈祷。在这种地方，都可看出他的责任心不亚于楚昭王， 所以不愿享福而但愿受过。
后来的皇帝没有他这样的好心了，天变的责任只得请丞相担负了去。当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四三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 丞相于定国就缴上侯印，自劾而去。薛宣做了丞相，恰逢到永始二年（公元前一五年）的陨星和日食，成帝就给他一个册书，说道：“灾异数见，秋收又不好，这都是你做了丞相的缘故。快些把印缓解了罢！”他走了之后，继任的是翟方进，为相九年，没有出什么岔子。不料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荧惑星守住了心星，其凶应在皇帝。有人上书，撺掇成帝让大臣去担当。他听信了，也就发下册书，把翟方进重重地骂了一顿；并赐给他酒十石，牛一匹，作他最后的餐食。他只得即日自杀了。成帝看他做了自己的替死鬼，未免有些不忍，所以对于他的饰终典礼非常优异。很不幸的，丞相二月自杀，皇帝就于三月寿终了，并没有达到替灾免晦的目的，翟方进只算得白死！
因为有了这件故事，所以《汉仪注》里就规定了一条惨酷的法典，是：天地有大变时，皇帝派侍中持了使节，乘四匹白马，带着尊酒十斛，牛一头，到丞相家，把这殃咎告知他。侍中走到半路，丞相即上书告病。侍中回朝，还没有覆命时，尚书就把丞相的死讯报与皇帝。 个制度虽没有使用过几回，但此后逢着天变把丞相免官还是常事，就是不当权的也往往免不了这个责任。商汤和汉文帝之风真是“敻乎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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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灾异说和西汉的国运
上一章所讲的是商、周到汉代对于灾异现象的观念及其反应。在这一点上，汉人是完全承受商、周的思想的。但他们毕竟有比商、周进步的地方，就是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来整理灾异的现象，使它在幻想中成为一种极有系统的学问。
司马谈曾批评阴阳家道：“他们依据了阴阳、四时、八位（八卦的方位）、十二度（星的十二次）、二十四节气，定出许多教令，说：顺着这教令的会昌盛，逆着的会死亡；这未免使人太多拘牵和忌讳。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本是自然的法式，人事的纲纪，他们要人家遵循这个次序是不错的。”看《汉书 艺文志》，列在阴阳家的有邹衍、邹奭、南公、张苍等人，可惜他们的著作全已失传。犹幸散见各书的五德终始说的资料可以辑出，又有一部完全的《月令》可以借鉴，现在还能知道它的一个约略。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了阴阳家之后，天象和人事经过一番系统的整理，比了商、周时代的灾异观念精密多了。
一部《月令》，虽是说得呆板可笑，但它的中心观念只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八个字。阴阳家以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应向了生长方面进展，使得可以增加自然界的动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时候，向来关闭的地方要打开，刑罚要停用，犯人的 第 ２２ 页
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猎要禁止，让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长。一到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肃杀之气，草木随着黄落，国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杀人了。他们立说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他们要使春天像个春天，也要使春人像个春人；因此，他们对于反常的时令非常害怕。他们说：倘使孟春行了秋令将有大瘟疫，仲春行了冬令将大旱，季秋行了冬令将多盗贼，孟冬行了春令将多流民，仲冬行了秋令将有大兵灾。这类的话很多，一时也说不尽。总之，这个灾异说的系统是建立于时令反常上的。
《尚书》里的《洪范》，它把人事的“貌、言、视、听、思”和天气的“雨、旸、燠、寒、风”合在一起。它说：国君的貌正了，雨就会照着时候，不多不少地降下来了；倘若不正，这雨也就降个不歇，成了淫雨。其他言和旸，视和燠，……也都有这样的关系。《洪范》的宗旨和《月令》一样，要使应该下雨的时候下雨，应该刮风的时候刮风，得其时，亦得其正，本来是一个平正的意思。但它以为天气都和君主的一举一动有关，这却是一个神秘的排列式了。到汉代，更把这篇文字放大为《洪范五行传》（编入《尚书大传》中），说貌如不正，不但有淫雨之灾，还会有服妖，有龟孽，有鸡祸，有青眚、青祥，有下体生在上身的病；其他四种也有这类的怪现象。后来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各把古来祸福之事分派到各类，著了一部十数卷的灾异史；班固录入《汉书》为《五行志》。这种灾异说的系统又是建立于君主的态度不正上的。
因为他们的学说有这样的精密，所以发生的影响亦是异乎寻常，造成了商、周时所不会有的事实。
却说武帝之世正值汉家全盛时代，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加以四方的征伐，花费个干净。到用尽之后，只得立下许多苛捐杂税，维持他的奢侈惯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竭；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数千里。人们怨恨之余，不禁发生了五德说下的希望。这就是说，汉的气运尽了，该 第 ２３ 页
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了！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七八年），泰山下一块一丈五尺长的大石忽然自己站起，上林苑中一株卧地的枯柳也自己站起。有一位《春秋》学家眭弘推说其意，以为石和柳都是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乃是帝王受命封禅的地方，可知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汉帝应即寻求贤人，把帝位让给他。但尧、舜禅让的事本是一种传说，既做了皇帝，还哪里会让呢，所以眭弘就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了。
京房是专治《周易》的，他曾想出一种卜法，把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离》、《坎》、《兑》四卦分主二分二至，这样恰恰是一年；更以当时的风、雨、寒、温的气候定所卜的吉凶。有一天，元帝召见他，他乘机进言道：“《春秋》一书，记二百四十二年中的灾异，给万世之君看个榜样。现在自从您即位以来，日月失了明，星辰逆了行，山崩了，泉涌了，地震了，石陨了，夏天有霜，冬天有雷，春凋叶，秋开花，《春秋》所记的灾异一齐见了。请您自己想想，倒底是治是乱？”听到这话，元帝也只得叹一口气道：“实在是乱极了，再有什么说的！”这话在当时确是动听的。但试想，汉的疆域多少大；这样大的地方，地文上不当有些变态吗？这种事，武帝时何尝没有；只是那时的社会正沉醉在祯祥的空气里，大家不提罢了。
谷永是继承京房之学的。永始二年（公元前一五年），有黑龙见于东莱，成帝派人去问他。他答道：“汉家行夏正，色尚黑。黑龙是同姓之象，恐怕本族中人有举兵谋反的。”唉，这条黑龙若出在文帝前，岂不成了汉的水德的符瑞？就是出在武帝后，也何尝不是汉的黑统的符瑞？为什么成帝时出来了，就不成祥瑞而反为灾异呢？这种话固然不真实，但的确反映了一个动摇不安的社会在后头，在这个社会里，大家觉得汉的国运是快完了。可是那时既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患，怎样可以把汉家灭亡，倒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在这沉闷的空气中，有一个齐人甘忠可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经》，说：“汉家的气运固然完了，但上帝的意思还许他第二次受命；因此， 第 ２４ 页
他派了赤精子下来，传与我这部书。”这天开的异想，可算是一个转圜的办法。不幸因为刘向不赞成，把他下了狱，就病死在狱里。 后来哀帝即位，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继续鼓吹，居然成功：哀帝就宣布再受命，大赦天下，改元为太初元将（公元前五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衰颓的旧国似乎得到一种新生命了。不料夏贺良等志得意盈，就想夺取政权，斥去旧时的三公，为人所嫉忌，不到两月，哀帝把他杀了，这再受命的滑稽剧便一霎时闭了幕。
换一个人受命罢，没有这个人。汉家再受命罢，也做不成功。维持下去罢，灾异说已把汉家的天位在精神上打倒了。进既不可，退又不能，统治阶级及受其麻醉的人们都在这个僵局之下徘徊观望。 第 ２５ 页
第八章
黄 老 之 言
中国的上古史，说它长也真长。看传统的史书，从夏禹到现在有四千年，从黄帝到现在有五千年，从三皇到现在约有十万年，再前一点就是开辟天地的盘古氏了。照这样说，自从有了天地就有我们的历史记载，从此不曾断过，真是极大的光荣。可是我们翻开东周以前的书，其中只有称说夏、殷，夏以上就一字不提，这为什么呢？记孔子之言的《论语》、墨子之言的《墨子》、孟子之言的《孟子》，提到夏以前了，但也只有尧、舜。因此，儒家编集的《尚书》就托始于《尧典》。尧以前有无帝王，这问题是没人提起的。看孟子说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彷佛尧的时候还是洪荒初启，尧以前不能再有别的帝王，就使还有也是无从知道的了。但稍后于孟子的邹衍，他的历史说就从当时直序到黄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际，可见他以为黄帝是尧、舜以前的帝王，历史记载的开头。这一变便使上古史换了一个新面目。司马迁作《史记》，列《五帝本纪》于《夏本纪》之前，而以黄帝为其魁首，黄帝的历史地位就益加巩固，直到如今不曾动摇。
但是为了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黄帝，他们的经典《尚书》也没有叙述到尧以前，所以黄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势力的。至于阴阳家、道家、 第 ２６ 页
神仙家、医家、历家……都常说起黄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个极伟大的偶像，由他开创了中国的全部文化。依我想，这完全是时代因缘的凑合。假使他的传说发生得早些，自会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对象。假使尧、舜的传说发生得迟些，那么也就会变为“百家言不雅驯”的箭垛。这立言的诸子何尝像我们这样用功研究古史，他们只是拉了一个当时认为最古而且最有力的人作为自己的学说的保护者而已。黄帝是怎样一个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传说普及于学术界是战国末年的事，其发展直到西汉，则是一个极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以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应当看做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传说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
老子，名聃，说是周朝的史官，作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他在学统中的地位正像黄帝在帝统中的地位一样高。大家说：他是孔子的老师，他是先秦诸子中的第一个，他是道家的开创者。因为作师的老子开创了道家，他的弟子孔子开创了儒家，所以一向公认道家在儒家之前。可是到了现在，我们从种种方面研究，都得到相反的结论：老子这个人必在孔子之后，《老子》这部书又在老子之后；老子不是道家的开创者，道家的成立又远后于儒家。这些结论的理由复杂得很；现在我们且不谈考据，先讲一讲孔子以来的学术界的情形。
学者们的思想不是顺着时代就是反着时代，孔子是反时代的一个人。他在世时候，旧式的社会组织已渐崩溃，他目睹“君不君、臣不臣”的样子非常生气，所以提倡“正名”和“礼治”，要维持旧制度，又改良旧制度。他造成了一个新学派（这学派后来唤做“儒家”），常把旧制度加上自己的理想来鼓吹和演习。他又因宗法组织将联带崩溃，所以提倡孝道，说父母生时应怎样的奉事，死了要怎样的丧葬，借着亲子的感情作维持它的工具。后来列国内外吞并愈烈，成年的打仗 残余的贵族又奢侈得厉害，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如何可以作迫切的 第 ２７ 页
救援，这一点就不是儒家所能负的使命。所以墨子起来，打破孔子的维持旧制度的政策，直捷痛快，主张“兼爱”以毁灭宗法组织，主张“尚贤”以破坏世族专政。他不要什么带有贵族性的礼乐，只要一般平民都有饭吃，可以过他们的正当生活。他四面奔跑，劝止战争，简直只看见人民，忘记了自己。但不久出来一个杨朱，他对于救世问题又换了一种看法。他觉得世界之所以乱都由于心的外骛，一个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不幸大家要求尽量的满足，就激起了许多斗争。他以为人人肯不夺别人所有以利己，也不让别人夺去自己的所有，那时世界就太平了。他以为墨子固然一团好心，但只见别人而不见自己，这也算是骛外，和纵欲的人有同等的弊病，所以他主张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体，不受外物的引诱，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东西来供一己的使用也是不取的。他的主义就称为“为我”。在那时，孔、墨、杨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张复古，一派主张舍身救世，一派主张舍世救身。
既已三派分立，叫后来的人何所适从呢？于是起来了一个孟子。他的生地极近孔子，早受了儒家古礼的薰陶；他遭逢的时势比墨子更坏，也感染了墨家救世的风气。他倡导一种主义，称之为“王政”，到新近称王的几个国家去，对国王说：“你们称王不是想统一天下吗？须知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行我所说的王政不可。”他的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想限制贵族的权利，使平民都有温饱的生活可过；又要使德行最好的人成为政治地位最高的人：这些意见都和墨子之说很相近。但一提到家族制度，则他完全承受孔子之说，维持父权，提倡厚葬和三年之丧，因此，他骂主张兼爱的墨子为“无父”。同时他因反对个人主义，也联带骂那主张独善其身的杨朱为“无君”（这个君不是说掌握大权的君主，只是泛指国家与社会，说杨朱不肯为人所用，不尽国民的责任而已）。我们可以说，孟子决不是纯粹的孔子之徒，他乃是孔、墨两家的调和者。在孟子时，还有一个人是调和墨与杨的，叫做宋钘。他的学说有两方面：在外的是“禁攻寝兵”，在内的是“情欲寡浅”。 第 ２８ 页
这就是说，他用墨子之学做事业，用杨朱之学修身心。他要兼顾别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样的满足。他说：“一个人所以和人斗争，只为受了别人的侮辱。但你自己的人格并不因为别人的侮辱而有损伤，所以你受的侮辱并不是你的真羞耻。而且一个人的欲望是本来不多的，只要你心有所主，不使外面的东西扰乱了你的心，增加了你的欲望，那么，你既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就不来侵犯你了。”这不能相容的三大派，有了他们二人的调和，居然渐渐地接近起来。
杨朱和宋钘都讨论到人性的本质、人和外物的关系以及如何可保全自己的真性等问题。以战国时思想的解放，学术界进步的急速，这个趋势就使一班学者超出于实际的政治论而向哲学方面走去。他们要讨论宇宙的本体了，要讨论智识的真实性了，要讨论人生的究竟意义了。于是有的以清虚为目标，不愿立自己的主张，只想像镜子这样，照着万物。有的说，智识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求不尽的，何必这样自寻苦恼呢，只消委心任运好了。他们看出一切的观念都只是相对的，所以有大小、高下、是非、寿夭等等差别；但实体是绝对的，没有差别的。他们唤这个绝对的实体为“道”；以为得道的人的心中就不存着这些差别，所以由他看来，万物都是一齐的。“道家”这个称谓就从这里来了。他们的话都说得非常玄妙，使人不全懂也没法驳。然而因为他们要得到这个最高的“道”，把人世间事看得很轻，社会的规律无形中都给打破，使得统治国家的人感到棘手。又因一般人民学会了他们的辩论法，死里说出活来，弄得任何事情都没有固定的是非可据，尤使统治者痛苦。所以到战国之末，激起了一个新学派，称为“法家”，专为统治者说话；他们主张遏灭私家之学，禁止游谈之士，平民都须专力农作，不得随便发议论。把这个意思讲得最清楚的是韩非的《五蠹》和《显学》，其后秦始皇的焚书灭学即是这个政策的实行。
说了一通战国学术界的大势，再回到老子身上。老子是主张柔弱和谦下的。他所以这样，并不是爱这样干，乃是因为用了这种手段可以达到胜过刚强者的目的。他以为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先要使对方不 第 ２９ 页
想欺侮。我柔弱了，好胜的人就不来和我生事了。如果对方决心要欺侮我，那么我就让他，他得其所欲也就完事了。但是他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定以为欺侮人是容易的，他将愈敢放开这手腕，终至碰到了一个比他更强横的敌人把他打倒而后已。所以，我的让他并非我的吃亏，只是骗他走上倒霉的第一步，依然是我的胜利。而且愈肯吃亏的愈能获得别人的同情，地位也就高起来。所以他说，事情往往是相反的：吃亏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亏。这种见解，我猜想是宋钘的“见侮不辱”的演进，是杨朱的“全生”学说的变相。如果猜得对，则老子应是宋钘的后辈，怪不得孔、墨、孟的书里全不曾把他提起，他如何做得孔子的老师！至于《老子》这书为什么说不是他做的，则因书中说“绝圣弃知”、“绝学无忧”、“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知多”等话完全是战国末年的思想；这时以前的圣知正是社会上所崇拜的，它不曾在民间生出流弊，没有弃绝的需要。而且战国时人每提到老子，只有说他主柔弱，没有说他想毁灭文化，可见这些话不是他固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他生于战国之末，可以把这些意思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呢？这因到了那时，他为孔子之师的传说已起来了，叫人错认了时代的人一定是过去的人，所以他不会生得太晚。因此，我们以为老子这人是战国中期的，《老子》这书是战国后期的。战国后期的人作的书为什么要托老子的名？大概因为这部书里采用他的话最多，所以就用他作代表了；或者作者并非有心托他而被后人误认了。
于是我们再来提出一个问题：老子为什么会成为孔子的老师？我以为这不是讹传的谣言，乃是有计划的宣传。老子这个学派大约当时有些势力，但起得后了，总敌不过儒家。他们想，如果自己的祖师能和儒家的祖师发生了师弟的关系，至少能耸动外人的视听，争得一点学术的领导权。于是他们造出一件故事，说孔子当年到周朝时曾向老子请教过，但他的道力不高，而且有些骄矜之气，便给老子痛骂了一顿。他知道自己的根柢差得多，羞惭得说不出话。回得家来，只有对老子 第 ３０ 页
仰慕赞叹。借了孔子的嘴来判定了老、孔的高下，显见他们的门徒之间也是这等比例，道家的身价就可提高。想不到他们这种宣传不但如了愿，竟至超过了豫期，而使儒家承认为事实；又不但如此，而使儒家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许多礼制，把老子也儒家化了。可怜的是《老子》里既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话，《礼记》中又有老聃答孔子问庙主、问葬礼的话，逼得他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这个工作成功了，索性再进一步，使出手段来拉拢黄帝。他们把本学派里的货色尽量向黄帝身上装，结果，装得黄帝也像了老子，而后道家里以老子为“太祖高皇帝”，黄帝为“肇祖原皇帝”，其学派的开创时代乃直顶到有史之始了。至于发踪指示的杨朱，早被一脚踢开，学术系统从此弄乱。《汉书 艺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黄帝铭》等篇，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就是黄帝与老子合作的成绩，而“黄、老”一名也从此打不破了！
《老子》这书中，主张君主应当清静无为，对于人民要使他们吃得饱饱的，不存什么野心，这和汉初承大乱之后与民休息的条件极相合，而且这书的文字简短有韵，容易记忆，所以就风行于世。曹参为齐王的相，那时天下初定，百姓流亡，听得胶西住了一位盖公，善治黄、老之言，就用厚币请了他来，把自己住的正房让给他，常去请教。一连做了九年，果然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汉相萧何死了，惠帝命他继任。他一切遵照萧何的原样；把好出风头的属员都免了职，换用了朴讷的人。他自己天天饮醇酒，不管事。有人想劝他做事，他等那人来时就请他喝酒，那人正想说话时又敬上一杯酒，直灌到醉了，那人终没有说话的机会。丞相府的后园靠近府吏的宿舍，他们常常饮酒，呼叫和歌唱的声浪闹得人不安静。有人讨厌了，请丞相去游园，以为他听得之后一定会喝止的；那知他就在园中斟起杯子来，一样地呼叫和歌唱，竟同隔墙的吏人们相应答。惠帝看他不办什么，觉得可怪，问他：“是不是为了我年轻，瞧不起呢？”他道：“请您想想，您比高帝怎 第 ３１ 页
样？我比萧何怎样？我们既都不及他们，只该遵守他们的规模。请您垂了裳、拱了手坐着罢！”
文帝即位之后，非常的俭朴。有一次他想造一个露台，唤匠人估计，说须百金。不料这一个微小的数目竟使这位皇帝吃了一惊，嚷道：“百金，这是十个中等人家的家产呵！”就不造了。这样的风度，固由于个人的生性，但汉初道家的势力正弥漫一世，说不定也是接受了黄、老的“寡欲”的遗训。他的皇后窦氏极好黄、老之言，叫他的儿子景帝和自己母家的人都须读《老子》。那时有一个《诗经》博士齐人辕固生瞧不起这书，批评了一句，她听了大怒，逼他到兽圈里去打野猪。景帝知道他危险，但又没法改变太后的命令，只得拣一把快刀给他。他进了圈子，用劲一刺，居然刺中了猪的心，应手倒了；太后才没奈何他。后来武帝即位，他喜欢铺张和他的祖父不同，好任儒生和他的祖母不同，于是这位窦太后又同自己的孙儿冲突起来了。当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 年），赵绾等议立明堂以朝见诸侯，她心里已嫌其多事。想来她总有牵掣他们之处吧，所以到了第二年，赵绾奏请武帝不必向长乐宫（太后所居）奏事，希望免掉许多麻烦。给她知道了，立刻下个辣手，把丞相和太尉都免了职，赵绾也就死在狱里。在这种地方，都可见汉初的儒家远不及道家之得势。
道家的兴起，《老子》的盛行，固有许多原因，而汉初的时势实为其重要条件。自从春秋末年以后，为了消灭许多地方势力，推翻许多特权阶级，大规模地流血战争，人民捱受了二百五十年的苦难和牺牲，到这时天下初平，着实应该休息了。把黄、老之言作为休息的原理，本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所不幸的，只是这种柔弱和退让的思想竟致渗透一些人的骨子，作为有永久性的人生观，结果使得他们在长时期中减低了对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热力，逢到大事要把它化为小事、无事，逢到难事要以没办法为办法，听它自然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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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尊儒学而黜百家
墨子的政治主张，以为作天子的应是天下最好的人，这个人是从人民中选举出来的。有了天子，再由他去寻好人做三公和诸侯。除了选举之外，还有禅让的一法：天子年纪老了就找一个最好的人作他的继承人。墨子是根本否认贵族的存在的，他以为下层的人民只要有最大的本领，也可做得地位最高的天子。他举的古人的例是尧、舜。他说：舜本来是一个历山下的农夫，又曾做过黄河边的陶工，还曾在雷泽摸过鱼，常阳贩过货，是一个纯粹的平民；但他的德行和才干给尧知道了之后，他就受了尧的禅让。这种说话经墨家一宣传，居然成为史实，便是承认贵族地位的儒家也引用起来了。
儒家的宗旨主于旧有阶级的维持。他们以为不是君主十分坏，坏得像桀、纣一样，总是不该推翻的。推翻之后，换了新主，阶级制度还是照常。这一点是儒、墨两家绝对不同的地方；所以墨家要提出天子和诸侯的来源问题，而儒家则不问。儒家所问的，只是朝廷的仪式怎样；贵族的继承条例怎样；王国和侯国的典章如何不同；这一代和那一代的礼乐如何有别；祭祀鬼神、宴会宾客、聘问列国，以及冠笄、婚姻、丧葬等事应当怎样办。从表面说，他们要使在上的抚养子民，在下的恭敬长上，一切都有轨道，没有争，没有乱，风俗益臻淳厚。若 第 ３３ 页
从骨子里说，这简直是蒙蔽民众，叫他们安心做奴隶。
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之后，还想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他把学问聚在皇室，立下严酷的法令，民间有偶语诗书的就犯杀头的罪名。这一下当然使儒家失色。过了四年（公元前二 九年），陈涉起兵，鲁国的儒生为要出这口气，就抱了孔家的礼器跑到他那边去，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做了他的博士。不满半年（公元前二 八年），陈涉被杀，孔鲋也随着死了；可是鲁国的儒生又从此获得了讲习礼乐的自由。后来汉高帝灭了西楚霸王项羽，西楚的地已全夺了过来，只有鲁国不降，于是他带了很多的兵把鲁城重重围住。但这班儒生还在那里行礼奏乐，弦歌的声音飘散到城外。高帝也感动了，不忍打进去把他们屠尽，就举起项羽的头给他们看，他们才降了。
却说高帝是平民出身，他的胸中没有什么贵族的架子，所以他很讨厌这班专讲架子的儒者。他刚起兵的时候，凡戴了儒冠去见他的，他总要使蛮把他的冠解了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表示他的侮辱。有一个秦博士叔孙通从关中逃了出来，辗转到他那边，知道他有这种怪脾气，便扔去了儒冠，改穿了楚国式的短衣。他见了果然喜欢，拜为博士。汉五年（公元前二 二年），天下统一，诸侯尊汉王为皇帝；这即位的仪式就是叔孙通所定。那时虽说是定了君臣的名分，然而群臣多从草野中发迹，不懂得什么叫礼节；他们在殿上饮酒，往往争论功劳；喝醉了也就大叫起来，拔剑向柱子砍去。这位平民化的高帝因为自己有了身份，对于这些粗鲁的举动渐渐觉得可厌了。叔孙通趁着这个机会，就进言道：“儒者固然不能图进取，但守成是会的。请您下个命令，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同商订朝仪罢！我想现在应当采取古礼和秦仪，造成一种新制度。”高帝道：“你可以试一下，但不必太琐碎，只就容易实行的做去好了。”叔孙通奉了旨，立刻自己赶到鲁国去，招访儒生。别的都欣然，只有两人不肯走，他们说：“现在天下初定，死的没有葬，伤的没有复原，哪里可以兴礼乐！要兴礼乐，且待积德百年！”叔孙通听了笑道：“你们真正是不识时务的乡下老儿！”他就 第 ３４ 页
带了招到的三十三人到京城，和他自己的弟子百余人，用绵索在野里围了一个圈子，插了许多茅草当作君臣的位次，演习礼法。一月之后，他请高帝去观礼；高帝以为很好，命令群臣照样学习。七年（公元前二
年）十月（就是正月），长乐宫初造成，群臣都到那边去贺年。天刚亮，谒者就按照文武官员的等级，一次次引进了殿门。那时殿廷之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张了旗帜。上面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 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有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斟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静静地退出。于是高帝说：“吾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呵！”他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起先，叔孙通初归汉时，有一百多个弟子跟着他，他们都想做个小官；但这位老师只向汉王面前推荐惯做强徒的汉子，永不提起他们。他们气极了，常常背后骂他。他知道了，向他们说：“汉王正在冒了矢石和敌人争天下，他所要的是能斩将搴旗的人，这种事你们会干吗？你们还是安心等着，我总不忘记你们的。”自从长乐宫朝贺之后，叔孙通就向高帝说：“这一班弟子们跟了我好久了，这次的朝仪是他们共同的功劳，您给他们一个官罢！”高帝立刻答应，都任他们为郎。叔孙通出来，把赏下的五百斤黄金全部分与他们。他们大喜道：“叔孙先生真是最识时务的圣人！”
高帝去世，惠帝即位，他又拜叔孙通为太常，对他说：“先帝的园陵和寝庙的仪式，群臣中没有能定的，还是请你老先生草拟了罢！”凡汉初的种种制度，都是他做太常时所讨论规定的。他似乎没有受到五德说的影响，所以他所定的礼，我们见不着五行的色彩。
秦代统一之后，等不及订立许多新法制，国已亡了。汉兴，各种制度都待创立，所以好言礼乐的儒家急欲发展他们的抱负。不幸文 第 ３５ 页
帝、景帝、窦太后都好黄、老和刑名，而历来当国的丞相，萧何、曹参、陈平、周勃、张苍之类，他们的出身，有的是刀笔吏，有的是战将，有的是策士，有的是道家，有的是阴阳家，他们对于儒家都没有信仰；对于制度也只要够用就算，因此只望因袭旧的，不想创造新的。所以自从叔孙通死了之后，这制礼之业竟停顿了。虽有贾谊、公孙臣等鼓吹改制，也没有什么效果。
在这时，一班儒者等得不耐烦了。董仲舒是专精《春秋》的，他在文章里说：“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为什么呢？就因新王是受命于天的，不是继承前王的。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继承前王的还有什么分别！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别提拔的人，一个人奉事他的父亲尚且要先意承旨，何况是天。现在上天特别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没有把旧制度变更一点，显不出这提拔的好意，这是天的意思吗！所以迁都城、换称号、改正朔、易服色，都不为别的，只为顺着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罢了。”这样说来，这种改制度的事并不为适合民众的需要，只是要使上帝喜欢。更老实讲，不过替皇帝装点，使得他的地位经过神秘的渲染而更高超而已。
自汉兴到武帝之世凡六十余年（公元前二 六 一四 年），鲁两生所说的“积德百年”的话已差不多了。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过不惯道家的淡泊生活，觉得儒家讲得“天花乱坠”的各种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赵绾、王臧等儒者为公卿。他们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在城南造一个明堂，为皇帝朝见诸侯之用。这制度还保存于《礼记》。书上说：明堂是明诸侯的尊卑之堂，在这堂里，天子背着屏风，南向而立。三公站在中阶之前，北向；诸侯站在阼阶之东，西向；诸伯站在西阶之西，东向；诸子站在正门的东隅，诸男站在正门的西隅，都北向。九夷在东门外，西向；八蛮在南门外，北向；六戎在西门外，东向；五狄在北门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门外，北向。这样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天子的尊严哪里想像得尽；再看叔孙通的朝会之礼，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觉其规模的狭小了。 第 ３６ 页
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 年）冬十月，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等大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是科举制的滥觞。举来了一百多人，武帝把他们问了再问。策问的结果，以董仲舒为最优，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说：“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统。现在百家异说，各人有各人的主义，使得国家没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据我的意见，以为凡不在‘六经’里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进的道路。等到邪说息了，然后政治可以划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确的道路了。”武帝正心醉着儒家，他的话很中听，就讽令丞相卫绾奏说所举的贤良们，有的治商鞅、韩非的刑名之言，有的习苏秦、张仪的纵横之言，足以惑乱国政，请都黜退；于是这一次的选举就只剩下了儒家。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他又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的色彩愈加鲜明。人民为谋自己的出身计，大家涌进了这条路。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举行。自从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礼，又集合了一个歌曲的班子，唤做“乐府”，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命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作诗赋。每年正月第一个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时，童男女七十人一齐歌唱，从黄昏直唱到天亮。儒家鼓吹了几百年的礼乐，到他的手里而一齐实现。
但劝武帝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吗？听了董仲舒的话尊崇儒家的武帝，他真行孔子之道吗？这不劳我细说，只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记武帝事实最详细的《史记 封禅书》去比较《论语》，就会知道。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劝始皇统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家大师荀卿的弟子；劝武帝统一思想的董仲舒，他是《春秋》专家。他们对于孔子尊敬的分量虽不同，但政策却是一贯的。儒家主张复古，承认阶 第 ３７ 页
级的存在；自从武帝定为国教，这偶像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所以战国之末虽已把旧制度一齐打破，而旧思想的种子还由儒家传了下来，经武帝的栽种而发芽开花，造成了无数宗法组织极严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记了国家，下面忘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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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经书的编定与增加
儒家是主张复古的，凡属记载古代的东西，他们都要搜罗保存。然而可怜，传下来的古代记载少得很。这个缘故，他们不知道，以后的人也不知道，直待现代的我们方始知道。原来商以前还是没有文字的时代，那时人无法把事情记出。商代初有象形文字，字体常常变化，所记载的只是极简单的某月某日作什么事，用小刀刻在龟的腹甲和牛的胛骨上。因为他们的记载大都是占卜的事情，所以今日称它为“甲骨卜辞”。自从清末在安阳出土以后，到近年考古学者大规模的发掘，已发见了十六万多片，可以希望整理出一部《商代史》来了。但这三千年前的东西，我们能看见，秦、汉间的人却不能看见。此后，记载的技术稍进，某月某日作什么事之外还能记及人的说话；那时正以冶金术的进步，大批制造青铜器，就把这些记载刻在青铜器上。因为铜器不易损坏，所以秦、汉间人还有得看见。陈涉起兵之后，鲁国的儒生抱了孔家的礼器去投他，这礼器就是前代的铜制用具。大概说来，乐器有钟、饶；食器有鼎、鬲、簋、簠；饮器有尊、彝、壶、罍、爵、觚；盥洗器有盘、匜。因为一切生活的仪式都属于礼的范围，而儒家是主张复古的，所以凡是古人日用的东西都可以叫做“礼器”。因为这些礼器中算钟和鼎为最大，所以后来就称研究这类东西的学问为 第 ３９ 页
“钟鼎之学”；其文字为“钟鼎铭辞”，现在称为“金文”。这类东西，固然秦、汉间人也有得看见，但他们看见的反不及我们多。当汉武帝时，汾阴掘出了一个特大的鼎，没有字，大家惊为祥瑞，武帝就改元为元鼎。后来宣帝时，美阳又掘得了一鼎，官员们又说是祥瑞，劝皇帝重行元鼎的故事。有一位聪明的张敞，他是识得古文字的，起来驳道：“他们说得不对！这鼎的铭文是‘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美阳是西周的王畿，可见这是周王把许多东西赐给这位大臣，大臣的子孙为要表扬先人所受的恩宠，刻在鼎上，藏在祖庙里的。这是旧藏的发见，不是祥瑞的天降！”他既说得这样清楚，宣帝也只得罢了。到宋代，这种古器积聚渐多，加以徽宗的提倡，钟鼎之学兴盛起来，把六百余件的器铭编成了好几部专书。到清代，以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的发达，钟鼎学的研究更深刻，一件古物发见时就有许多人作考证。至于今日，我们所知道的有铭辞的古器约有三千件了。这种眼福，决不是秦、汉间人所能有的。我们用了这些材料，也可希望整理出一部《西周史》来。商代之后，记载的技术又较进步，这人和那人间可以用书信往来，长段的事情和说话也能联缀成篇。那时记载的器具是用漆写在竹木制的简上，一枝简大约写十余字至二十余字不等；用绳子或皮带把许多简穿起来，就成了“册”和“篇”。还有方块的木版，叫做“方”，可写一百字左右。西汉之世，简、方和帛是并用的。帛可以卷起来，就成了“卷”。
自甲骨而钟鼎，而竹木简，而帛，物质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记载的东西也就愈多。生在后世的人们用得惯了，看得惯了，正如纨袴子弟不知稼穑之艰难，以为古人也是这样的，应当有很多的东西传下来，对于古书和古史的责望心就很重。要是像现在这样，肯去挖地，从许多地下遗物里整理出几部古代史来，当然再好不过。无奈他们想不出这种方法，他们只会把耳朵里听来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里想出来的算做古史；再把这些听来的和想来的东西写在书本上，就承认为真的 第 ４０ 页
古书。因此，古人虽没法把当时的事情留与后人，但后人却会给他们补上，而且补得很齐整。我们翻开《汉书 艺文志》来，古帝王和古名臣的著作不知有多少；只恐这些著作离开他们的真面目还不止十万八千里呢。
古代的学问都聚集在贵族那边，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的寄生者。贵族信仰天，信仰鬼，常要祭祀，他们的手下就有了“巫、祝”。贵族要作祝文、策命、人事和天意的记载，他们的手下就有了“史”。贵族要在祭神和宴会的时候奏音乐，他们的手下就有了“师”。这些巫、祝、史、师之官，由于职业的需要和长期的工作，对于天文、地理、音律、政制、历史，当然知道得很多，渐渐地构成了有系统的学问。但一般民众呢，他们受着阶级的限制，没有享受这些文化的福分，所以他们也想不到有学问这一回事。由于时代的突变，孔子为了不得志于时，用私人名义讲学，收了一班弟子。他所讲的学虽甚平常，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贵族那边的学问公开给民众，使得民众也能享受些高级的文化，所以他巍然居于中国学统之首，二千四百年来被公认为极伟大的人物。
在《论语》里，我们看孔子常引《诗》和《书》，又常称道礼和乐。《诗》和《书》是当时的两类书（为什么不说“两部”？因为当时的书用竹简编写，繁重得很，我们看作一篇，在那时已是一册；我们看作一部，在那时是一大堆。所以对于书籍的观念，我们可用部计而他们不能。他们只能说，这类的东西叫做《诗》，那类的东西叫做《书》而已）；礼和乐则不是书而是事。一件事情应当怎样办，是礼；一首诗应当怎样唱，是乐。所以《诗》是乐的本子，乐是《诗》的动作。这些《诗》本来就是乐师所管：有的是在宗庙里祭神时用的，叫做《颂》；有的是宴会宾客时用的，叫做《风》和《雅》。《风》、《雅》、《颂》的来源，有的是士大夫所作，有的是乐师所作，有的是民间的歌谣而为乐师所采取。这些诗应当是很多，但常用的只有三百篇左右。《书》呢，是史官所掌的记载，国君对臣子说的一段话，或臣 第 ４１ 页
子对国君说的一段话，或战争时的一篇誓师词，或王室的一件大典礼，史官感觉其重要，记了出来，一事就成了一册书；再摘取数字，给它一个题目。用现在的话说来，这就是“公文”或“档案”。这类东西的分量比《诗》还多，但因竹木简容易朽蠹，不及《诗》的因歌唱而保存于人们的口边，所以传下来的也就寥寥无几，孔子当时不知实在见过了多少。他有一个很直爽的弟子，叫做仲由，曾质问他道：“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他教导学生时是要他们多读书的。然而可怜，那时实在没有好多书可读，仅仅这三百篇的《诗》和若干残篇断简的《书》，能彀读出什么大道理来！所以他给予后世的影响，虽说传播古文化，其实极大部分是在他自己主张的实践伦理的“礼”上。
有一部周朝的占卜书，叫做《易》。它所以有这个名称，大约因为这种用蓍草的占卜法比较用甲骨为简易的缘故。这也算得一部古书，孔子或许在卜官处见到；但他不曾提起，说不定他重人而不重神，看破了占卜法的无聊，不愿表章，也是有的。又有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书，叫做《春秋》；大约因为简册断烂，只存鲁隐公以下。这书，他一定见到，但《论语》中也不曾提起。后来的儒家把这两部书都收进去了。他们说：《春秋》是孔子作的；他所以作这部书，为的是要整顿纲常名教。他看天下太乱了，所以奋身而起，代行天子的职权，把一代的诸侯大夫加以进退黜陟：固然文字上没有写明，但字里行间都藏着他的褒贬的意思。《春秋》本是一部鲁国的史书，给他这样一修改，就成了他的政治哲学，而且是他为后世天子制定的一部法典了。因为他恐怕触动了当时有权有势的人们的怒气，妨碍了他的安全，所以只把这些意思口传给弟子们。因为弟子们口传得不同，所以后来写出时就成了几部不同的《春秋传》。他们又说《易》是孔子到晚年才研究的；因为天道精微，不易认识，所以他下了苦功去读，读得勤了，竟使穿着竹简的皮带断了三次。他为阐明《易》理，所以作了十篇《易传》；这些传是《易》的羽翼，所以又称为《易十翼》。孔子既对《易》和《春秋》自己动过手，对于《诗》和《书》当然也要动手。所以他们说： 第 ４２ 页
《诗》本来有三千余篇，给他删掉了十分之九。《书》，删削更多了，本来有三千二百余篇，只存得一百篇。还有一部《仪礼》，讲的是冠、婚、丧、祭诸礼，一共十七篇，他们也说是孔子所作。照这班儒家的话讲来，孔子一生的学术事业，计删了《诗》和《书》，作了《春秋》和《仪礼》，还替《易》做了一部传。因为他有了这五种著作，所以就有了“五经”。乐，他虽没有著作，但也曾下过一番整理工夫，所以联带说起来，就成了“六经”。自从战国末年至于今日，这种观念在学术界中几乎不曾变过。
称孔子的书为“经”，以表示对于它的尊崇，这个意思向来没有疑问。但现在知道，经的原义是丝线。许多竹木简用丝线联贯起来，这叫做经；经乃是书籍的通名，并不含有后来所谓“天经地义”的观念。竹简有长短，官府用的长二尺四寸；“五经”等虽说是孔子的著作，究竟原本是官书，所以也是二尺四寸。私人所用则有长一尺二寸的，也有八寸的。还有一种六寸的木版，备随时的写记，正像我们的笔记簿，称之为“簿”，亦名为“专”，用假借字写来就成为“传”。它不像经的严整，所以后人就用来做经的补助读本或参考资料。他们说：孔子做了一部《春秋》，他有三个弟子记着他的意思，一代一代地传下，传到汉代，就成了三部《春秋传》。他删定了《尚书》，留下许多解释，传到汉代，就成了一部《尚书大传》。他删定了《诗》三百篇，传到汉代，有齐国的本子，有鲁国的本子，有燕人韩婴的本子，他们的讲法又各各不同，所以便有齐、鲁、韩三家的传。《礼》，有他的弟子卜商作的《丧服传》，又有七十二弟子的后学们作的一百余篇的《记》。《易》是文王和周公作的《经》，他自己做的《传》。所以“五经”是莫不有《传》的。
儒家最重孝道，而孔子弟子中以曾参的孝为最有名，所以不知何时何人作了一部《孝经》，说是孔子教给曾参的。《诗》本来只叫作《诗》，《书》本来只叫作《书》，称为《诗经》、《书经》是后来的事。惟独这《孝经》的“经”字是离不开“孝”字的，分明出在经的名 第 ４３ 页
词已得了崇高的地位之后。因为这是一个小本子，容易念，而且受了君主的提倡，风行天下，所以汉人对于这部书非常信仰。东汉末，张角起义，有一个侍中向栩上奏书，说：“国家不必兴兵讨伐，只消在黄河边上北向读《孝经》，‘贼徒’自然会消灭的！”
还有一部书，记孔子和当时人及弟子们的说话，又有些他们的零碎事情，叫《论语》。这一部书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编辑的，齐国和鲁国的本子也各不同，到汉代才并合为一。我们要看孔子的真相，这是第一等的原料，虽则里面已有了些窜改。《论语》这个名词也由竹简来。 “論”字古但作“侖”，就是把竹简排比为一册的意思。
以上说的是五部经，这些经各有一部到几部的传，又有一部特造的《孝经》，一部记孔子言行的《论语》，虽说同是儒家的东西，性质是各别的；至于主要的东西仍是这五部经而已。到后来，尊孔子太过，把这些传都升做了经，于是有“十三经”的名词出现。（十三经的构成不是一次的事。战国以前只说《诗》、《书》、《礼》、《乐》，是四种。战国以下加上了《易》、《春秋》，是六种。汉人因为乐有谱而无经，把它去掉，为五种；加上《论语》、《孝经》，是七种。唐代分《仪礼》、《周礼》、《礼记》为三种，又分《春秋》的三种传为三种，合上《易》、《书》、《诗》，是九种。宋代就唐的九种，再加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是十三种。所以“十三经”这个集团是经历了五次的变迁才成功的。）
汉学的中心是经学，我们要了解汉学的地位，应当先明白所谓经也者是什么东西。可惜话长纸短，写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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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博 士 官
博士，现在是学位的名称，但在古代是个官名。这个官，战国时就有，其详细情形不得而知。秦始皇时，博士有七十人，他们的职务是“通古今”。当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北边夺了匈奴的河套，南边夺了南越的陆梁地，明年，他置酒咸阳宫庆贺，博士七十人上前献寿。仆射（博士之长）周青臣进颂词，说：“现在日月所照的地方没有不服皇帝的威灵的，又把诸侯之国改成了郡县，从此可免战争的祸患，这是上古以来所不曾有过的盛事！”始皇听了大高兴。这时候，忽然一个不识趣而又胆大的博士齐人淳于越起来说：“殷王和周王因为封建了子弟和功臣，所以才能有千余年的天下。现在皇帝的子弟就是匹夫，一旦碰到了权臣篡国，试问有什么人可以帮助皇室的？做事不以古人为师法，决不能长久。青臣当面谄谀，不是忠臣！”始皇把这个主张交臣子们去议，丞相李斯说：“今古的制度不同，原不是立意相反，乃是时势变了。我们所定的是万世的大业，那只懂得三代之事的淳于越哪能体会到这些新制度的意义！从前天下未统一时，君主所定的制度常常受私家之学的攻击；他们说的名为古事，其实是装饰出来的虚言。现在天下已统一了，而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倘不严令禁止，那么下面的党派一结成，上面的威权就坠落了。我提议：史官所典藏的，凡不 第 ４５ 页
是秦的史书，完全烧了。不是博士官所执掌的，私家所藏的《诗》、《书》百家之言，完全送地方官烧了。有敢聚会了人们讲《诗》、《书》的，处死刑。有敢引用了古事来反对今制的，全家处死刑。官吏知道了不举发，处同样的刑罚。令下了三十天还不烧的，髠钳了去筑长城。所存留的，以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为限。想学法令的，就到官吏那边去学习。”始皇立刻批准了。这固是在主张统一思想的李斯执政之下所应有的事情，但其爆发点实由于“通古而不通今”的博士的“是古非今”，可算是淳于越闯下的大祸。但有奇怪的一点，史官所藏的史籍，除了秦的统统烧了，而《诗》、《书》和百家之言凡是博士官所执掌的都不烧：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一点“是古非今”的根苗？大约这和官制有关系，除非把博士官取消，就得让他们去读点古书；只要他们不敢乱发不合时宜的议论，安心做个皇帝的装饰品，也就罢了。
那时的博士是掌《诗》、《书》和百家之言的，《诗》、《书》是古代传下来的经书，百家之言是战国时的各家学说。既经称为百家，当然很杂，所以里边有神仙家，也有术数家。当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年），有陨星落在东郡，不知什么人在上边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一句话，始皇听得，把石旁的居民都杀了，把星石也烧坏了，但心中还是闷闷不乐，于是叫博士们做《仙真人诗》；他游到哪里，就令乐人们在哪里歌唱。为什么叫作仙真人呢？因为始皇爱慕真人，自称“真人”，他听人唱这首诗，彷佛自己真做了仙真人而不死了。明年，他游罢会稽，沿海到琅邪，途中作了一梦，梦和海神交战。他把这梦询问占梦博士，博士说：“水神是不可见的，但他手下的大鱼鲛龙常常出来；若想除去这恶神，应该先去捕捉大鱼。”始皇就豫备下捕鱼的器具，自己挟了连珠箭候着；到之罘时，果然射杀一条大鱼。不幸这位博士的话不灵，仙真人诗又没有用，他上岸就病，不久死在路上。
汉元年（公元前二 六年），高帝破了秦军，进至咸阳，许多将士争先恐后地到金帛财物的府库中去抢东西，萧何独到 相和御史府里收取律令图书，带到军中。后来高帝所以能知道天下的险要、户口的多 第 ４６ 页
少、民间的疾苦，就靠了这些图书。至于博士衙门里的古籍，这位从刀笔吏出身的当然注意不到了。过了月余，项羽来到，他杀了降王子婴，屠了咸阳人民，烧了秦的宫室，火焰经历三个月还没有消灭。在这种情势之下，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必已没有存留。秦始皇烧民间书，项羽又烧博士书，这是八年间的两度书籍的浩劫。
书籍虽遭了两度浩劫，但读书的人原没有死完，所以秦博士叔孙通带了一百多个弟子归了汉，被他招到关中的又有鲁儒生三十三人，他们议定了汉家的各种制度。秦御史主柱下方书的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归汉后做到 相。最重要的，是鲁孔子庙堂里藏的孔子衣、冠、琴、车、书，世世相传，到汉二百余年不绝；诸儒又讲乡饮和大射的礼节在孔子冢上，这冢地大至一百亩。所以这两次的大焚烧，书籍固然受到极大的损失，但只要用心搜集，还不难积聚。只是楚、汉之间四方起兵，打了八年，其后抵抗匈奴，削平叛臣，费了好多力气，已没有余力顾到文化的建设。又秦始皇禁止私家藏书的法律，汉初还继续行用，到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方始废掉。当国的大臣周勃、灌婴之类都是武人出身，也不高兴提倡学问。自从战国末年的大震荡，直到汉室的安定，约有六七十年，在这时期中，文化的空气消沉了，研究的工作停顿了。无论哪种事情，只消数十年没有人提倡经营，就会烟销云散。试看八股文和试帖诗，自从停止科举以来，到今不过五十年，已经老年人不讲了，中年人不懂了，少年人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了；再过不了几年，连卖旧书的摊子上也会绝迹了。然而在科举未废之时，何等如火如荼，有哪一个读书人不尽力钻研的！“六经”，固然不至像八股文一样地仅作敲门砖，但经过这长期的停顿，懂得的人日少，存留的本子也大减，实在是一件必然的事实。这就是汉代的经学所以纷歧的主因。
文帝时，黄龙出现，应了公孙臣的豫言，文帝就任他为博士，和诸儒同草士德的制度。公孙臣是传阴阳家邹衍之说的，而作博士，可知当时犹承秦的遗风，百家之言也各立博士的。据说，文帝的博士有七 第 ４７ 页
十余人，数目和始皇差不多；以他的崇尚黄、老，想来道家的博士必然不少。但古学以儒家为大宗，天下既渐承平，“六经”当然要提倡。《诗》和《书》是古人最多引用的，所以文帝也要立这二经的博士。那时讲《诗》的，鲁有申公，燕有韩婴，文帝就任他们为诗博士。《书》呢，全国几乎没有人读的。寻了好久，知道济南有个伏生，本来是秦的博士，专治尚书，现在年已九十多了，不能到京城里来。于是派了太常掌故晁错到他家里去受业；但是他那边的《书》也不多了，只传得二十余篇，所以春秋、战国时人称引的《书》语，到现在有好多不能在《书经》里找出。倘使伏生早几年死了，这《尚书》一经也就绝种了。不久，朝廷任命伏生的弟子欧阳生为书博士。到景帝时，又以辕固生为诗博士，董仲舒、胡毋生为春秋博士。辕固生为齐人，他讲的《诗经》和申公、韩婴都不相同，所以《鲁诗》、《韩诗》和《齐诗》就成了鼎足而立的三派。《春秋》，董和胡毋两家不曾听说有什么分别。
武帝建元元年，借着选举贤良方正的机会，崇儒学而黜百家。五年，他又置五经博士。从此以后，博士始专向儒家和经学方面走去，把始皇时的博士之业《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了。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使得此后博士的执掌不为“通古今”而为“作经师”。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武帝立的为什么叫做“五经博士”？只因文、景之世仅立了《诗》、《书》、《春秋》三种，还缺《礼》和《易》，所以他给补足了。博士之数本来是很多的，到这时，既把百家之言的博士取消，剩下来的就没有几个人。后来到了宣帝、元帝的时候，又加立了几家博士。当时只要我讲的经和你讲的两样，而你我所讲的都给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员。因为博士的官不算小（汉初时每年的俸禄四百石，其后增至比六百石；内迁可为奉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侯王太傅等职），所以引得人眼红，常想标新立异，取得一个地位，以致经书愈讲愈乱。这又是汉代经学所以纷歧的一个主因。 第 ４８ 页
博士本来可收弟子，例如叔孙通的手下就有一百多人。武帝时，博士减少，弟子员亦减少，只定五十个名额，叫太常就人民年十八以上、相貌端正的选择。读了一年，考一次，如能通一经，就可补文学掌故的缺，考得最高等的可以做郎中。其后昭帝时加至一百人，宣帝时又加至二百人。元帝好儒，特增至一千人。成帝时，有人说孔子是布衣，尚且养了三千个徒弟，现在国立的太学的弟子反而比孔子少，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听了他的话，又增至三千人。到东汉时，太学诸生竟至三万余人了。班固在《汉书 儒林传》赞里说得好：“自从汉武帝立了五经博士，选弟子员，经过了一百多年，传业的愈盛，枝叶丛生，一部经书解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们的数目多至千余人。为什么会这样？只因这是一条禄利的门路！”呵，经学的兴盛靠了禄利的引诱，当时经学的性质原不异于明、清的八股，奉劝研究古学的人们，大可不必再做“汉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据”的好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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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经学的今古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