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正值太平盛世，他很讲究藏书，宫庭里的藏书处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秘室，宫庭外的有太史和博士的官署；又设置写书的官，抄写得很多。到成帝时，还嫌其不足，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命谒者陈农四出搜访遗书，又命光禄大夫刘向校“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天文及占卜等）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医学）书。因为刘向是学问最博的人，所以每一部书校完，就由他列举其篇目，并撮其要点，写成一篇评论奏上去。这是对于古代学术的一种总结的工作，非常有价值的。不幸这位总编辑任职了二十年，没有做完，于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死了。他的儿子刘歆也是一个学问很渊博、什么都懂得的人，且已久作襄校的事，所以哀帝很宠他，命他继续父业。他任了职，就总合群书，编成《七略》（：一）《辑略》（全书的通论）（，二）《六艺略》（六经和传记），（三）《诸子略》（，四）《诗赋略》（五）《兵书略》（六）《术数略》，（七）《方技略》。这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后来班固作《汉书
艺文志》，就以它为蓝本。现在我们所以能约略知道些古学与古籍的情形，这部书实在有很大的启示之功。
刘歆先前襄校的时候 曾发见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传》，读得 第 ５０ 页
非常喜欢；他引了《传》文来解《经》，于是《左氏传》有了章句。他说：作这书的左丘明是亲见孔子的，他所爱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样，所以讲到《春秋》，这是最靠得住的一部《传》；不比公羊和穀梁，作者生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后，所记的春秋宗旨是由传闻得来的。讲到这件事，我们第一要知道，所谓《春秋公羊传》一名和《春秋穀梁传》一书实在都很后起。孔子作《春秋》，他自己没有说过，第一个说的是孟子。在孟子时，不知《春秋》已有了《传》没有。但战国诸子以及汉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传》里的文字，可见这本《传》出来很早。景帝时所任的董仲舒和胡毋生两个春秋博士，也都是所谓公羊学的。在《公羊传》中，引了许多《春秋》先师之说，有鲁子、有沈子、有司马子等等，也曾两度引及公羊子，可见公羊子只是《春秋》的先师之一，并不是这部传的作者。不知何年始称它为《公羊传》。有了《公羊传》这个名称，于是联带有所谓《穀梁传》。“穀”和“公”是双声，“梁”和“羊”是叠韵；为什么这两个作《春秋传》的人都是复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复姓，事情竟这样地巧呢？现在，我们既经明白了汉博士的地位和其势力，就可以知道这是当时学《春秋》的人看见别经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门户，把原来的《春秋传》改称为《公羊传》，表示它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惟一的《春秋传》；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写一部《春秋传》，别树一帜，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为《穀梁传》。这正和北京的剪刀店有了王麻子再有汪麻子，杭州的剪刀店有了张小全再有张小泉，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要看《穀梁传》中极多灾异之说，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汉中叶以后的作品。再说《左氏传》，却是一部真古书。司马迁作《史记》时很多根据它，他曾两次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可见这部书实在叫做《国语》。刘歆在皇室的图书馆中见到了《国语》，喜欢它讲的春秋时史事详细而有趣味，比较《公羊》和《穀梁》专从咬文嚼字推求孔子著作的意思的大不相同，立志替它表章一下，这原是学术界中应有的事，而且是极好的 第 ５１ 页
事。但那时是经学的全盛时代，如说这是战国时的左丘明编的一部春秋时的分国史，大家不会来睬你；现在改说这是春秋时的左丘明为《春秋经》作的《传》，他作《传》时曾和孔子商量过，所以这部《传》是最得孔子的原意的，那么，它的地位岂止超过《穀梁》和《公羊》，简直和《春秋经》“分庭抗礼”了。然而《国语》的原本仅是叙事，如何可以改作《春秋》的《传》呢？因此，刘歆只得引了《传》文来解《经》，并为它加进许多经说了。所以《左传》是一部真材料的伪书，它的真名是《国语》，它的伪物是经说。它不解经，它的价值在《公羊传》上；它一解经，反成了《穀梁传》的后辈。至于现在的《国语》，那是刘歆的删削之余。《左传》能不能再和《国语》并家，这须看我们将来的努力如何了。（关于这问题，可读清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适的《春秋复始》和《史记探源》，今人张西堂的《穀梁真伪考》。）
刘歆既编成了一部《春秋左氏传》，后来又说寻出了一部《毛诗》、一部《逸礼》、一部《古文尚书》。到他代了父职，当了学术的重任，就请国家把这些都列入博士之官。哀帝叫他先和五经博士讨论一下，但许多博士全不赞成：有的不肯表示意见；有的说：《尚书》二十九篇已经完备了，用不着更立《古文尚书》；有的说：左丘明是不传《春秋》的，哪里会有《春秋左氏传》。他于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责备博士们，大意是：“孔子为了他的道不行，所以修订‘六经’；但经过了战国的打仗、暴秦的烧书，他的原本已经看不见了。汉兴之后，一切制度没有可根据的，幸而得到一个叔孙通规定了些礼仪。那时天下的书只有卜筮用的《周易》，没有别的。惠帝时虽说废了藏书的禁令，但大臣们也不曾把经书放在心上。文帝叫晁错到伏生那边去受《尚书》，因为这部书刚从墙壁里拆出来，有的朽折了，有的散乱了。到武帝时，然后邹、鲁、梁、赵之间很有些《诗》、《礼》 、《春秋》的先师。在这时候，一个人的力量不能独管一部经；举《诗》来说罢，有专管《雅》的，有专管《颂》的，要几个人合起来方成为一部完全的 第 ５２ 页
《诗经》。后来得了一篇《泰誓》，集合了许多博士才把它读出。那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开全本的经远得很了。后来鲁共王要造自己的宫殿，把孔子的旧宅也围了进去，正在拆卸墙壁，忽然发见了许多古文字的书简；整理一过，知道其中有《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因为这《礼》是在博士的十七篇之外，所以称为《逸礼》；因为这《书》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如倒过来称为《古文礼》和《逸书》，也是一样）。天汉（公元前一 九七年）之后，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了上去，适值戾太子的巫蛊之难，没有施行。又《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作，也是古文字的旧书，藏在秘府里。成帝命我们校书，得到这三种，来比较博士的本子（例如博士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里也有），有的经是脱了几片简了，有的传是编排错乱了。到民间去调查，也有和这几种相同的。既经找出了这种好东西，为什么不让立博士呢？以前所立的经和传，大都是相传的口说，现在已获得古人的真本了。难道你们宁可信口说而不信原本书吗？难道你们只信近代的经师而不信真的古人吗？你们只想守住一些残缺不完的东西，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这是我所深以为不合的！”这封信发出之后，许多儒者都怨恨他，几个大官对他攻击得尤其厉害。幸而哀帝帮助他，他没有吃眼前亏。他怕遭着意外的祸殃，请求外放，到河内等郡做了几年太守。
刘歆在秘府里找到几部古书，正和我们今日在敦煌千佛洞中找出许多唐人写本、在北京图书馆的乱书堆中找出几部内阁大库旧藏的宋版书一样，照现在想来，只该欣幸，哪有受怨恨攻击的道理。所以他会得如此，在汉儒大抵是出于嫉妒，怕古代的、详细的东西一立了博士，就把近代的、残缺的东西打倒了，把他们的饭碗摔碎了。至于我们对他下攻击，则因他不是客观的整理古书，而是主观的改编古书，使得许多材料真伪混杂，新旧错乱，他随意一动笔，害我们费了不知多少工夫才得纠正；而且没有原本对照，还不知道所纠正的恰当与否。他的作伪的痕迹是很显然的，例如他的信里所说的鲁共王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 第 ５３ 页
《史记》里就没有；共王死在武帝初年，巫蛊之难作于武帝末年，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长时期，以古文经的价值之大，加以武帝的喜欢表章六经，哪会在数十年中寂寂无声之理。又那位献书的孔安国已早死了，也捱不到巫蛊之难。他写的信尚会当面说谎，何况私下窜入书内的东西。他逢着的便宜，是汉人太没有历史知识，几位博士只会捧住了自己的破书硬反对，不会在历史里找了证据来质问，所以给他骗过了好多年中的好多人。
刘歆以为经书中什么都残缺，有待于古文真本的校补；博士们反对他，就以为什么经都已完全了。这是两方面的观念截然相反的一点。刘歆表章的几部书，都说是古人用了古文字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对比了用汉代文字写的，自然那边应当称为“今文”了。所以今文一名是后起的，在没有古文经与它对立的时候是不会有的。从此以后，经学分为两派；今文家与古文家不但本子不同，即经文的解释和所说的古代制度也都不同。东汉时，许慎为了分别今古文的异同，特作了《五经异义》一书。在这书里，我们可以看出，经书的内容是给汉人有意播弄得这样纷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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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通 经 致 用
现在，如有人拿了许多经书堆在我们的面前，问有什么用处，那么，我们可以干脆答道：用处不大。因为《诗经》里的诗已不能唱了；《易经》里的占卜是我们不信的；《礼经》和《礼记》中许多琐碎的礼节，看着也头痛；《春秋》中的褒贬予夺，完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尊严，决不是现代的伦理；《尚书》里记的说话，动不动叫着上帝和祖先，我们的理智也提不起这种信仰了。这种东西，实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汉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现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钟鼎文之外，可见的只有这几部经书了。甲骨钟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几部经书则是较有系统的；把这较有系统的书本材料来联串无系统的地下实物，互相印证，于是我们可以希望写出一部比较真实的上古史（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来，使得人们知道我国古代的民族和社会究竟怎样，我们的先民辛苦缔造传给我们的是些什么，这是它的惟一的用处。这用处的表章，也是我们所肩着的新时代的使命。
上面说的，只是现代的我们的话；如果把这番意思说给汉代人听，他们决不会了解。他们以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在经书里，而且这种道理有永久性，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经是道的记载，所以也不变了。《易》学家说：易理是弥漫于天地之中的，万物的现象莫不从 第 ５５ 页
易理里变化出来，一切人生日用的东西也莫不是圣人们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来的。《春秋》家说：《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原的意思，表示它存在于天地之前，作万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来正天的端兆，还用了天的端兆来正王的政事的（这话很不好懂，但经学的神妙就靠在这不好懂上）。照这样说，经书不成“天经地义”再成什么！经既成了天经地义，当然一切的用处都要从这里边搜寻出来了。
他们的应用方术，简单地举出几个例，就是所谓“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五篇》（即《诗经》）当谏书”。
为什么“以《春秋》决狱”呢？因为《春秋传》里说孔子作《春秋》，褒这个、贬那个，都有他的理由；这些理由就是这人那人的功罪，也就是孔子定的法律。审官司时引用孔子手定的法律，这是何等地尊严而又漂亮。所以张汤做了廷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他就聘请读《尚书》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廷尉的史，用古义来判决大狱。淮南王谋反的案子（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去查办，他不等奏书的批准，就用《春秋》之义一一判定了罪名；武帝也不斥他专断。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武帝听了江充的谗言，疑太子据用了巫术咒诅他早死；太子气不过，把江充杀了。一时长安扰乱， 相发兵打他，他逃到湖县（汉京兆尹东部，在今河南阌乡县）自杀。这就是所谓“巫蛊之难”。但因太子逃在外边，很有谣传说他没有死的（正和明的建文帝一样）。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有一个男子头戴黄帽，身穿黄衣，乘了黄犊车，车上插了黄旗子，投到宫门，自己说是武帝的太子。那时长安吏民听得太子隔了十二年回来了，惊奇得很，奔去看的有几万人。昭帝命令一班大臣验看，没有一个人敢说是或不是的。京兆尹隽不疑最后到，立刻吩咐随从的人把他捆起来。旁边大官们上前劝止，说：“这是不是前太子还没有定，你为什么这样卤莽呢？”隽不疑答道：“就是真的太子，诸君也何必怕！从前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他的父亲，出奔晋国。 第 ５６ 页
后来灵公死时命他的孙儿辄（蒯聩的儿子）继位。晋国得悉了他的死讯，把蒯聩送回来；辄竟拒而不纳。《春秋》上说他做得很对，因为从了祖父的命令就该这样。前太子得罪武帝，逃在外边不死，到现在归来，依然是个罪人，应当法办，没有疑问！”廷尉审讯的结果，这位太子果然是冒充的，腰斩了。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得，佩服他的能干，赞叹道：“一定要用了读经书的人做公卿大臣，才会这样明白大道理呢！”这件事固然做得不错，但《春秋》之学讲究“诛心”，实在也免不了流弊。例如《经》上写“许世子（即太子）止弑其君买”（昭十九年），《传》中说：许太子并不曾弑君；孔子所以这样写，只因依照礼法，父亲生病服药，该得由儿子先尝，以免中毒，现在许悼公服药时，这位太子没亲尝，他吃错了药死了，这就是太子的不尽子道，该负弑君的责任的。在这种苛刻的诛心论之下，不知害了多少无罪的人。倘使现在还保留得汉朝廷尉的档案，我们一定可以找出好多屈死鬼呢。《汉书艺文志》上载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这是“以《春秋》治狱”的一部原理书，可惜现在看不到了。
禹治洪水是古代一件极大的故事；《禹贡》一篇就是记他治水的经过的，列在《尚书》的《虞夏书》中。固然这篇未必真是禹所作，却也不失为中国地理学史里第一篇大文字。在经书中，讲地理最有系统和最有真实性的，也推着它了。汉人治水，用了它作根据，在没有科学的地理学和河海工程的时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禹贡》本书太简略了，只能使人知道些水道的大概，不能给人以治水的整个计划。黄河是最多决口的；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在瓠子决了。过了二十余年（元封二年，公元前一 九年），武帝封禅泰山回来，到决口地方，决心把它塞住，就令随从的官吏们各人背了柴薪填塞下去，工作的徒役有数万人，柴薪用完了用竹子；果然把决口填平。造一个宫在上面，称为宣防。他们又导河水北行，分为二渠，减杀它的怒势，算是恢复了禹的旧迹。但是，过了些时候，黄河又在馆陶决口，分为屯氏河，也入海。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三九年），黄河又决鸣犊口，屯 第 ５７ 页
氏河也绝了。这些下流的变迁使得人们想起了《禹贡》里的“九河”。这九河不知道是整整的九条河呢，还是表示其数目之多呢；是长长的河流呢，还是黄河入海处的三角洲呢；要之，总是黄河下流分 甚多，禹为了宣泄水势而分布着的。所以那时的人常想开浚九河，继续禹的功绩。可恨《禹贡》里只提了九河这个总名，没有说是哪些；费了他们好多的力量，只寻出徒骇、胡苏、鬲津三条河来。那时有一个博士许商，专治《尚书》，又懂得数学，被任为将作大匠，转为河堤都尉，研究了好多年的治河方法。到哀帝初年，因平当（先前也是博士）对于《禹贡》很有研究，使他接管河堤的事。他奏说：“禹的九河现在差不多都湮没了。按照经义治水，只有分泄和浚深的办法，没有用堤防来壅塞的。现在黄河下流的水道太不分明，应当寻觅开河的人才。”但是那时的学术久已定于一尊，读《禹贡》的人虽多，会开河的却没有，所以到了王莽的时候，黄河又大迁徙了一次。
昭帝去世（公元前七四年），无子，霍光迎立昌邑王贺（武帝的孙儿）为皇帝。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是荒淫惯了的，那时他的郎中龚遂曾谏他道：“大王曾读了《诗》三百五篇，人事应该通晓了，王道也该认识了。试问您所作所为，合于《诗》中的哪一篇？大王虽说做了王，恐怕您的品行连平民都不如呢！”及至他做了天子，霍光见他越弄越不像样，下个决心，把他废了；把他带来的一班臣子都送到监狱里去，好多人是杀了。只有龚遂和一二人曾经谏劝过他几次，得减死一等，罚作苦工。还有一个他的太傅王式，查无谏书。审判官责问道：“你为什么不谏？”答道：“先前我把《诗》三百五篇早晚教王。每当读到忠臣孝子的诗，没有一次不对王反覆几遍的。读到了危亡失道的诗时，又没有不流了泪来讲的。我已有了三百五篇作谏书了，所以没有写谏书。”审判官把这套话奏上去，他也得免于死罪。 后来成帝时有一位匡衡，他是学《齐诗》的，上疏戒后妃道：“夫妇之际，是生生之始、万福之原，所以一定要婚姻之礼正了，然后天命可以保全。孔子编《诗》，为什么把《关雎》列在第一篇？只因后夫人的品行如果不合于 第 ５８ 页
天地，就没法接续神灵的统绪。《诗》上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说女子的贞淑之德可以不改她的操守，情爱的刺戟又可以不表现于她的容貌，这样的又坚贞（淑），又幽深（窈窕），然后可以和至尊的皇帝相匹配。这真是人伦纲纪的第一项，教化的开端呵！……”诗是主于发抒情感的，情感与理智常常不容易得到平衡，所以这三百零五篇里有的愤怒，有的颓废，有的浪漫，本来不尽可作道德的规律看。就是第一篇《关雎》，原是一首单相思的情诗，何曾和后夫人配至尊发生关系。但那时的经学家要求“通经致用”着了迷，一定要用了道德的观点把全部书拉到一种训诫的目标之下，以便做他们的谏书的材料。所以他们对于理智的作品（像《雅》、《颂》里的赞美文王、武王），就以为这是太平盛世的榜样，孔子选进去作鼓吹之用的；碰着了情感的作品（像《国风》里的数十篇情诗），就曲解为“思贤才”，或径说为孔子特地留着做炯戒的。他们为要劝导君主，又把任何私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说成了君主的善恶的感应，以至人民只成了木偶。大家如去一读东汉初年卫宏作的《毛诗序》，就可知道一部活泼泼的《诗经》已如何被他生吞活剥地谏书化了。
讲到致用，最重大的莫过于政治；现在试举一个应用经学的例。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八年），匈奴人争夺单于的位子，国内大乱。许多人以为他们侵害中国已久，现在内乱了，正好趁这机会把他们灭了。大鸿胪萧望之独持异议，他说：“春秋时，晋国派士匄去打齐国，走到半路，听说齐灵公死了，士匄就带了兵回去。孔子很称赞他，因为敌国不幸遭了丧事，就表示同情，停止征伐，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前年握衍单于派人来请和亲，中国人知道不打仗了，很喜欢；现在他死于内乱，我们反而进兵征伐，这完全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义之兵是不会有成功的。我们只该遣使吊问，救他们的灾难。”这种态度确实大方，所以宣帝依从了他，后来呼韩邪单于就自来归顺了。还举一个例。武帝平了南越，在现在的广东海南岛上立了儋耳和珠崖两郡。那边风俗强悍，受不惯汉官的干涉，隔了几年即起一次反抗，把 第 ５９ 页
官长杀了。因为反抗的次数特别多，朝廷感觉派了很多的官员去管理也无谓，便把儋耳并入珠崖。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八年），珠崖又反，当时很想多开些军队去攻打。待诏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必。元帝派人问他：“你的意见在经义上有什么根据？”他道：“尧、舜、禹是最大的圣人，然而他们的地方不过数千里，《尚书 禹贡》中载明了疆界。至于四方夷狄，来归化的他们固然受了，不归化的也不去勉强。秦始皇不学圣人的好样，专想开辟四境，弄得天下溃叛，他的基业也就一败涂地。珠崖是海中的一个岛，多毒草和蛇虫，那边又没有文化，本来不值得立郡县的。我的意见，以为凡不是戴冠束带和中国人相类的地方，凡不是《禹贡》所说到的和《春秋》所记着的，都可以把我们的政治机关裁掉。”元帝听了他，海南岛就不算当时中国的地方了。这件事的功罪却很难说。秦皇、汉武的辟地固然有些穷兵黩武的野心，然而倘使他们死守了黄河下游的文化区域，到今天中国或者已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汉人看作与天地相终始的经书中所记的道理，既然绝不主张向外发展，读者们受了这个暗示，自然要以《禹贡》的疆域为满足了。
上面叙述的改制、封禅、巡狩、郊祀以及灾异、祯祥诸说，无一不和通经致用有关系。固然有许多是经书里所没有的，但狡狯的经学家总会设法讲得它有，或者竟把假材料插入真书，算做确实的证据。
经书中的事实在古代都有所以发生的背景，要一一在后世复现，固然不会全无价值，但也决不会完全对，因为时代背景已变换了。自从汉人把“五经”看作天经地义，又把自己的意见和当代所需要的东西涂在上面，弄得今不今，古不古。要致用罢，却时常以今古不同，真假不明，逢到窒碍。说研究学问罢，学问的基础不建筑在求真上，先圣先师的权威又特别大，既不能跳出他们的圈子，如何可以有进步的希望。弄到底，经既不通，用又不达，大家所有的只是缴绕文句的技术和似是而实非的智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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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王 莽 的 受 禅
自从墨家倡导了尚贤之说，主张君位应为禅让制，托之于尧、舜，这学说一时很风行，连主张贵族政治的儒家也接受了。一种学说既经鼓吹了起来，当然有实行的。燕王哙时，以子之为相，他们君臣之间情投意合。燕王哙就把国事交给子之，叫他南面为王。子之做了三年的王，燕国大乱；齐王趁这机会进兵，打了一次大胜仗，几乎把燕国灭掉。这禅让制的第一次试验就很糟。
汉武帝穷兵黩武，用财无度，弄得天下骚乱。信五德说和三统说的人以为汉的气运已尽，该得换朝代。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七八年），《春秋》学家睢弘借着泰山上的大石自立的奇迹，根据了董仲舒的受命说，劝昭帝禅位贤人。结果，尧、舜的牌子抵不过汉帝的实权，他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了。到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六 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又根据了韩氏《易传》，请宣帝学五帝的“官（公）天下”，不要像三王的“家（私）天下”。无奈禅让的事情，言之虽美，真要干时却无异“与虎谋皮”，所以他也得了大逆不道之罪，因不愿下狱而自刎了。人民对于汉室早已失掉了信仰，然而禅让之说既行不通，革命之事又起不来，于是陷在无可奈何的僵局之中，天天听经学家讲灾异，把汉帝攻击得体无完肤。甘忠可想出一个调停的方法，说汉的气运虽尽，但上 第 ６１ 页
帝还许其再受命。哀帝初时信了他，改元改制，似乎有些新气象，不幸不到两个月又取消了。这样沈闷地度过了八十年，大家寻不到一条出路。
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是王政君。王氏一门为了她的关系，经常把持最高的政权。这位王太后有一个侄子，名唤王莽，是礼学的专家。他的弟兄们都因门庭贵显，非常骄奢浮华，他却节俭恭敬，像一个穷读书人一样。永始元年（公元前一六年），封为新都侯。他爵位愈尊，态度愈谦，名誉极好。哀帝去世，王太后任他为大司马，迎立九岁的中山王为皇帝，就是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他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雉一，黑雉二。为什么要自称越裳氏、献白雉呢？因为《尚书大传》里说：交趾的南面有一个越裳国，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之后， 他们骑了三匹象，带了几重的翻译员，到中国来献白雉。成王叫他们转送给周公。周公问道：“你们为什么送给我们呢 他们的使官说：“这几年，我们国里不曾有过烈风和淫雨，许多老年人都觉得奇怪，他们说：‘恐怕中国出了圣人了’，所以派我们来进贡的。”据汉代的经学家讲，武王死了之后，成王年纪幼小，周公保了这幼主，摄政七年，成了太平之世。王莽此日的地位正与周公相像，所以他要根据经传，重演这个历史上的佳话。越裳氏这样来了，王莽就是一个活现的周公了。周公托号于“周”，他也当托号于“汉”，所以王太后就赐他“安汉公”的称号。从此以后，各处不断地发现祥瑞，五年之中出了七百余件。武帝以后，汉家的国运被灾异说打得奄奄欲绝，到此时竟有大批的祥瑞出现，这真是全国人视听上的一个极大的转变，足以唤起他们的光明的希望的。可是以前的灾异说是汉受其殃，现在的祥瑞说却非汉得其利，因为鼓吹这一说的人本来只为自己打算呵！
王莽是礼家出身，所以要把所有的礼制都用他自己的意思改变过，使它成为极整齐的一大套。自从国家的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等制度，以及人民的养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等品级， 第 ６２ 页
他没有不改定的。这确是一代的大手笔，而他也更像那位“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的周公了。
元始四年，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道：“至德大贤的人，生当有大赏，死当为宗臣（配享太庙），例如殷的阿衡伊尹，周的太宰周公。安汉公和他们一般，应当进位才是。”附和的八千余人上书也这样说。于是王太后摘取了“阿衡”和“太宰”的两字，赐王莽以“宰衡”的称号，表明他是合伊尹和周公为一人的；又加增了他多少新野的封地。他受了宰衡，辞了封地。因此一辞，又把古史上的佳话复演起来了。《史记》里讲：周文王为人太好，所以诸侯之间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请他去判断。有一次，虞国和芮国的人打官司，相持不下，同到文王那边去。他们一进了他的国境，只见种田的人让田界，走路的人让年长，自己心里惭愧起来，叹口气道：“想不到我们所争的就是周人所耻的。不要去罢，去真是丢脸呢！”他们彼此一让，这官司就完事了。因为古代曾有这件故事，所以王莽一辞了加封的地，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消诉讼，自称惭怍而退。王舜等又赶紧上奏书，说安汉公至德感人，虽文王的却虞、芮之讼也不过如此了。
就在这一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读书人筑一万间的宿舍，又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群臣又上奏书请求道：“从前周公是文王之子，在公侯中占第一位，尚且经过了七年的长时间方把制度规定。明堂和辟雍诸制已经废了一千年，没有人能彀兴复的。现在安汉公起于民间，仅仅执政四年，功德已经这样的昭著。虽唐、虞和成周，也不能更好了。宰衡之位，应当列在诸侯王的上面才对！”这时，被欺骗的人们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的，前后达四十八万七千人，都请加重赏赐安汉公。王莽苦苦辞谢，请待制礼作乐之事完了再说。但太后不许，她令群臣们议“九锡”的典礼。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零二人根据《周官》和《礼记》等书议定了，王莽就领受绿韨、衮冕、鸾路、龙旂 许多尊贵的东西。
王莽这样一干，一时天下顿现升平的气象。他看西方的羌人还没 第 ６３ 页
有表示，便派中郎将平宪等带了很多的金币，骗他们献地内属；这事果然成功。平宪等奏道：“羌人领袖良愿们一万二千人愿献鲜水海、允谷、盐池，把平地美草之区都让给汉人居住，自己搬往险阻的地方做我们的屏藩。我们问良愿们为什么要归顺，他们答道：‘太皇太后（王太后）圣明，安汉公又极仁爱，所以天下太平，五谷成熟，禾有不种自生的，茧有不蚕自成的，甘露从天降，醴泉从地出。四年以来，羌人太安乐了，知道这都由于朝廷德泽的涵育，所以很愿意归顺。’……”王莽接受了他们的请愿，就把羌地立了一个西海郡。接着，他又用了经义改定十二州的名称。
王莽的势力和声望高到了这等地步，他不做皇帝再做什么，所以汉的宗室泉陵侯刘庆上书，就直捷痛快地说：“《尚书》里，周成王因幼小称‘孺子’，那时周公代行天子的事。现在皇上年龄也小，安汉公应当照周公的办法，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刘庆既有这等提议，群臣自然应声说“对呀”！然而王莽行了天子事，将置平帝于何地呢？所以平帝就不得不于这年的十二月里夭亡了。在他病着未死时，王莽作了祝策，请命于泰畴，愿以身代。祝毕，把策藏在金縢的柜子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这件故事出在《尚书》的《金縢篇》中，当武王生病时，周公是曾经这样做过的。
平帝十四岁死。那时元帝的一系绝了；宣帝的曾孙有五十三人，玄孙有二十三人。经过王莽的卜相之后，只有玄孙中最幼的广戚侯子婴最吉利，所以他就嗣了位，称为“孺子婴”，只有二岁。就在这一个月里，前煇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开井，掘出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有八个红字写在上面：“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奏书一发表，王舜等就请太后下诏，说：“皇帝方在襁褓之中，没有一个大贤人，天下是不能安定的。安汉公的德行和功业，和周公异世同风。现在井中发现的白石之文，我们想来所谓‘为皇帝’者，乃是摄行皇帝之事也，应令安汉公践天子之位，一依周公的故事！”从此王莽服了天子的韨冕，南面朝群臣，出入警备清道，人民对他自称“臣、妾”，一切和天子一样；祭天 第 ６４ 页
地和祖宗时他自称“假皇帝”，人民称他为“摄皇帝”。
汉的宗室固有劝王莽行天子事的刘庆，但也有怕王莽移汉祚的刘崇。他在居摄元年（公元六年）起兵讨伐，不幸败了。过了一年，东郡太守翟义立了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发檄到各郡各国，说王莽毒杀平帝，志在篡位；响应的有十余万人。这次声势浩大，所以王莽很害怕，日夜抱了孺子婴到郊庙里祈祷，又模仿《尚书》里的《大诰》而作了一篇新的《大诰》，布告天下。他为什么要模仿《大诰》呢？因为照那时的经师说，这篇文字是周公摄政时，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们不满意他，联合了纣子武庚打他，他作这篇以自明的。现在王莽碰到相同的困难了，所以完全脱调，作这最后一次的模仿。他的运气真好，翟义们又给打灭了。从此他的气焰更高，自以为得到天和人的帮助，真有做皇帝的资格。
居摄三年（公元八年），又出了几件符瑞。其一，齐郡临淄县的一个亭长在一夜里得了几次梦，梦见一人向他说：“我是天公派下来的。天公叫我通知你，摄皇帝应做真皇帝。你如不信，试看我在这亭中开一口新井。”明天，亭长起来，亭中果然发现了一口新井，几乎有一百尺深。此外，还有巴郡的石牛、扶风的石文，都送到长安。王莽、王舜等去看，忽然狂风大起，对面不相见。等到风停，石前留着一幅铜符帛图，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于是王莽把这符瑞奏上太后，说道：“天命不可不畏。我请求对上帝、祖宗及太皇太后、孝平皇后说话都称‘假皇帝’；至于号令天下和天下上奏书都直称‘皇帝’，不加‘摄’字，藉以顺应天命。居摄三年，请改为初始元年。我总尽心竭力，教育孺子，使他将来可以和周成王一样地好。等他长成时，我再让位，如周公的故事。”
那时有一广汉郡人哀章，在长安读书，素来很没有品行。他看见王莽居摄，猜到他的心事，就豫先作了两个铜柜，柜子上面一个写“天帝行玺金匮图”，表示是上帝的命令；一个写“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表示是五帝中的赤帝传授给黄帝的，这赤帝便是汉高帝。书 第 ６５ 页
上说：王莽应当作真天子，太皇太后应当顺着天命。又把那时的大臣姓名写上，自己也挨了一个。他听得王莽把铜符帛图奏上去了，当天晚上，就自己穿了黄衣，把这两个柜子送到高帝的庙里。王莽得信，正中下怀，翌日前往，拜受这高帝的禅让。他下诏书道：“我很徼幸，托于皇初祖考黄帝的后代、皇始祖考虞帝的苗裔、和太皇太后的亲属。现在皇天上帝既经付给我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的神灵又承了天命而传国给我，我敬畏天命，哪敢不受！即日登真天子位，定国号为新。正朔应改，服色应易，着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服色配土德尚黄，牺牲应白统尚白。”他又封孺子婴为定安公，给以百里之地。封策读完时，他亲执了这孩子的手，流泪道：“从前周公摄政，终使成王复位。现在我竟迫于皇天的威命，不得如愿了！”他照了这符命设立官职，哀章就任为国将，封美新公，和国师嘉新公刘歆同列于上公之位。
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上，凡是换朝代而出于同民族的，便没有不依照这个成例，行禅让的典礼的。所谓征诛，只供异民族的使用罢了。王莽固然不久失败，但这“心法”是长期传下去了，直到袁世凯的筹安会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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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汉 的 改 德
我们读上一章时，应该觉得奇怪。汉高帝自以为是水德；其后经过了好多人的抗争才改为土德。武帝太初元年，宣布改制；他用了三统说定正朔，用了五德说定服色。因为汉是黑统，黑统建寅，故以正月为岁首；又因汉是土德，土德尚黄，故以黄为服色。这件事再清楚没有。现在王莽受禅，他在三统说中自居于白统，所以定十二月为岁首，牺牲的颜色用白；白统本上承黑统的，一点没有问题。但何以他在五德说中竟自居于土德，和汉的制度一样呢？又何以哀章作的铜柜上写“赤帝邦”，王莽的诏书里又称“赤帝汉氏高皇帝”，竟把汉朝说成了火德呢？依照邹衍的说法，后代是用了前代所不胜之德去克伐前代的，所以夏用木德而克黄帝的土德，秦用水德而克周的火德。汉就算是改为火德，继承它的也应是水德，何以王莽竟是土德呢？这事说来话长，请大家耐心听着。
王莽不是在诏书里说过吗？他是黄帝的后代，虞帝的苗裔。黄帝为土德，在这名号上就很清楚。虞帝为土德，《淮南子》里也曾提起。既有两代土德的祖先，他不当为土德吗？这是理由之一。历来的得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唐、虞的禅让，二是殷、周的征诛。邹衍之说主“五德相胜”，要后代去克伐前代，这对于以征诛得天下的殷、周固甚适 第 ６７ 页
用，可是对于以禅让得天下的虞、夏有些不恰当。王莽是早豫备受汉的禅让的，他肯用相胜式的五德说吗？这是理由之二。只要记得这两个理由，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王莽著有一部家谱，称为《自本》。上面说：黄帝的八世孙是虞舜。虞舜的后代妫满，周武王封为陈侯。妫满的十三世孙陈完，字敬仲，因国乱奔齐，齐桓公命他为卿。陈完的十一世孙田和，占有了齐国；过三世，称齐王。到王建时，给秦灭了。项羽起兵，封王建的孙儿田安为济北王。后来田安失国，齐人称为王家，他们就姓了王。田安的曾孙王贺，在武帝时做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全活甚多。他搬家到魏郡元城县住，那边的人很感激他，有一个老年人说：“从前春秋时沙麓崩，晋国掌占卜的史官曾说：‘阴为阳雄，土火相乘。过六百四十五年，此地该有圣女兴，大概是齐国的田氏吧 现在王家正搬在沙麓，时候只差八十年了，想来将有圣女兴起来了。”这句话果然应在王政君的身上。王莽靠了这位圣女的力量，平步上青云，从新都侯直做到皇帝。晋史所说的阴为阳之雄，土与火相乘，这豫言应当实现了。王莽是土德的皇帝的子孙，当然继续其土德，而他所代的也自然是火德了。可是有一件难处，汉分明是土德，如何可以把这土德让与代汉的新而改居于火德呢？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从汉人看来是不难的，因为他们有造伪的本领。他们说：王莽是舜后，汉高帝应是尧后；王莽受汉高帝之禅，正像舜受尧禅一样。这样讲来，王莽做皇帝一事就不是他的阴谋的成功而是前定的事实了。但如何可以把汉高帝说成尧后呢？
汉高帝起于平民，大刀阔斧，打出了天下。他不像王莽的出于世家，他没有什么家谱，他也不想造一本假家谱。所以司马迁生在武帝之世，替他作《本纪》，只能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他的祖父是谁，已经不知道了。其实，就是他的父母也何尝真知道！“太公”只是“老太爷”的意思，“刘媪”则是“刘老太太”，究竟高帝的父亲叫什么，他的母亲姓什么，连这一点最基本的史实也渺茫了。他起于平 第 ６８ 页
民，可羞吗？不，不但不可羞，且很可夸。只要看司马迁说的“秦始皇怕诸侯起兵，不给人尺土之封，然而王迹起于闾巷之间，讨伐之功超过了三代，这不是书中所说的大圣人吗？这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人，怎能受了天命做皇帝呢！”这句话的用意，是要使人知道高帝的起于平民正可表示其出于天意；他的身份越是微贱，所表示的天意就越明白。
但到了王莽之世，平民的汉高帝也不得不装做世家了。刘歆是改造《国语》为《左传》的人，他就淡淡地在《左传》里插入三段关于刘家上代的文字。把这三段文字综合起来，便是：陶唐氏后有一个刘累，会得养龙，夏王孔甲用了他管养龙的事，赐他为御龙氏。有一天，那条雌龙死了，他私下把它烹给夏王吃，吃得很好。后来夏王要他找出这条龙来，他心中害怕，逃走了。他们这一家，传到商代称为豕韦氏，传到周代称为唐杜氏。周宣王杀了杜伯，他的儿子隰叔奔晋。四世到士会，受封于范，为范氏。士会因事逃奔秦国，很受秦康公的宠用；晋人设法把他骗了回来。秦公很好，把他的家眷送回晋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秦国，就改为刘氏。刘氏既是陶唐氏的子孙，那么，汉高帝为尧的后代这件事就可以确定了。他们又继续编下去，说道：战国时，刘氏从秦搬到魏；后来从魏往东，住在丰邑，为丰公；丰公就是高帝的祖父。
高帝是尧后，王莽是舜后，这个方式，他们已这样地布置妥贴了。至于王莽是土德，高帝是火德，这一说乃从五行相生说来的。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莽的天下是汉高帝传与他的，只有祥和，毫无克伐，所以该得用相生说而不用相胜说。王莽既为土德，这方式当然是“火生土”。因此，他们又替汉高帝造出一件火德的符瑞。他们说：高帝做平民的时候，有一夜喝醉了酒回家，经过一带洼子，叫一个从人在前边走。这前行的人忽然转身回来，报道：“有一条大蛇挡着路，走不过去了。”高帝斥道：“壮士走路 怕什么！”他一直向前，看见了这条大蛇，拔出剑来一砍，砍成 第 ６９ 页
两段，走过去了。再走了数里，困倦了，躺在地上。后边来的人经过这死蛇的地方，见一个老婆子正在哭。问她哭的什么，她道：“我的儿子给人杀了！”又问：“你的儿子为什么给人杀了呢 她道：“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了一条蛇挡着路；刚才给赤帝子砍死了！”这人以为她是乱说，要打她，忽然她不见了。他往前走，经过高帝睡的地方，高帝醒来，他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高帝知道自己有天子的身份，大喜；手下的人听得了这件事，对他就愈加敬畏。 这件故事是由他们编了插入《史记》的。有了这一件故事，高帝之为火德也确定了。可是一手掩不尽天下目，到现在，我们要问：高帝既是火德，为什么他即位之后，要自居于水德，袭用秦的正朔和服色呢？又为什么汉的德运，从文帝闹到武帝，经历了五十余年，而所争的只有水德和土德，却从没有人想出高帝斩蛇的故事，说汉应是火德呢？这件故事是汉家的受命之符，立国的基础，如何竟“数典忘祖”了呢？
高帝以赤帝子斩白帝子，象征汉的灭秦。但秦为水德，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水之色黑，为什么会变成白帝子？原来这是依照他们得天下的方式而定的。因为王莽是土德，依相生说，禅让与他的应是火德（赤帝）；汉是火德，依相胜说，被他所征诛的应是金德（白帝）。所以这秦为金德之说仍是把王莽的土德作为出发点的（这是王莽等的初期之说，后来他们又不主张秦为金德了，见下章）。
王莽所以改汉为火德，其宗旨原在夺取汉的天下。哪知光武帝就利用了这一点，来做“光复旧物”的事业。光武帝名秀，是高帝的九世孙，在南阳做庄家人。王莽做了皇帝的第六年，他到长安读书，读的是《尚书》。地皇三年（公元二二年），南阳闹饥荒，劫杀蜂起。有一个李通把图谶给他看，上面写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他起兵。打了三年，势力很大，他手下的将官劝他做皇帝。他正在迟疑之间，先前的长安同学强华从关中带了《赤伏符》来。符上写：“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符上既分明说了刘秀当以火德为天子，于是群臣又奏道：“现在上无天子，海内淆乱。受 第 ７０ 页
命之符明白如此，亟须答谢上帝，以副人民的希望！”那时他们在鄗（今河北省隆尧县北），就在鄗南千秋亭设了坛场，燔燎告天，即皇帝位。后来他到了洛阳，定都起庙，案图谶，推五运，就正了火德，色尚赤。那时人还讲起光武帝的两件故事：一是他降生时，有赤光照耀室中；一是他初起兵时，远望舍南火光冲天。他以火德王天下，无论在图谶上看，在符瑞上看，都是确定不疑的了。
后世的人称汉代为“炎汉”或“炎刘”，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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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古史系统的大整理
王莽把汉高帝说成了尧后和火德，就满意了吗？不，他还有未完的工作。一来呢，他的两个顶有名的祖先，是黄帝和虞舜；虞舜受尧禅即为新莽受汉禅的张本固然安排好了，黄帝和前一代又如何可以与新和汉发生关系呢？这一点却还没有说明白。二来呢，他是一个主张比较彻底的人，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准备把全部古史在他手里重新整理一过。我们讲到这一个问题，首须明白，那时人的历史观念和我们不同。我们知道，社会是时时在变动发展的，历史是决不会复现的。而他们则正和我们反对，以为如果不会复现便不成其为历史。他们觉得历史是走马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五德说主张五个德循环，三统说主张三个统循环，就是这个观念的具体表现。王莽处处模仿周公，宛然周公再生，也是这个观念的具体表现。
邹衍当初创五德终始说时，只从黄帝说起，黄帝之后就是夏，夏后是商，商后是周。虽说“周而复始”，其实连第一次的循环还不曾周遍。所以然之故，大约黄帝是当时传说中的第一个天子，至于尧、舜们则是属于黄帝的一个朝代的。其后古史系统愈说愈长，黄帝之前有神农，神农之前有伏羲，拿他们并在黄帝的一个朝代里似乎不妥当。因此，五德说就有伸展的需要。在董仲舒的书里，有三王，有 第 ７２ 页
五帝，有九皇。什么叫九皇？就是从当代往上数，数到的第九代。最近的三代叫做“王”，稍远的五代叫做“帝”，最远的一代叫做“皇”，时代愈远，称号愈尊。所以他以为夏、商、周的君主称王，乃是周人之说；从汉人说来，商和周还是王，夏便是帝了。他举了一个周代的例，说：舜本是王，但从周人看他，已经超过了三王，该称帝了；轩辕是周的前八代，为五帝之首，所以称为黄帝；神农本来是五帝，现在列在第九代，该为九皇了。周人既能上溯到九代，秦自能上溯到十代，汉也当然可以上溯到十一代。这比了邹衍所说的就伸长了一倍。
既有比邹衍之说伸长的代系，而且五行相胜说之外另有一种五行相生说，于是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系统时，就可根据了这两点，重排五德终始表了。他们说，《易传》里有一句“帝出乎《震》”，《震》是东方之卦，东方于五行属木，可见帝王是应从木德开头的。最古的帝王是伏羲，所以伏羲应是木德。从此以母传子，以子承母，代代相生，五行之运周而复始。这便是第二种的五德终始说。它虽和邹衍之说同名，而且这思想也由邹衍来，但帝王的代系和继承的方式都和前者不同，也可算得古史界的一度革命。
我们从周、秦诸子和《史记》里看，知道黄帝之前为神农氏。神农氏传了十七世，衰了。那时称雄的有炎帝，有黄帝，有蚩尤。黄帝先起兵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后来又和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都胜利了，于是诸侯尊黄帝为天子。这种记载固然未必可靠，但炎帝和黄帝是神农氏末世的两个对立的雄豪，这意义是很显明的。《封禅书》中载的管仲论封禅的一段话，也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可见炎帝是在神农和黄帝之外的一个帝王。但是他们依据了“木生火，火生土”的原则，定伏羲为木德，黄帝为土德，则夹在中间的神农当为火德；神农是种田的，田应属土，生出来的禾稼应属木，如何可以算作火德呢？他们说：不妨，只消把炎帝和神农拍合为一个人就得了！于是这位古帝称为“炎 第 ７３ 页
帝神农氏”，他的火德的意义在名号上已经表现了出来。
他们定汉高帝的祖先为尧，尧是火德。依据“木生火”的原则，尧的上一代帝喾自然是木德。又依据“水生木”的原则，帝喾的上一代颛顼自然是水德。但是颛顼的上一代就是黄帝了，黄帝的土德是不能改变的，依据“土生金，金生水”的原则，黄帝既不能用了自己的土德下生颛顼的水德，颛顼也不能用了自己的水德上承黄帝的土德，这事怎么办呢？他们说：不妨，补上一代金德的帝王就是了！他们看古时东方有两个雄长，一个是太皞，一个是少皞（皞，亦作昊），就请少皞填了这个空缺，更加以“金天氏”的副名，使得他的金德可以从名号上直接表现出来。从此古史系统换了一个样子，黄帝之后是少皞，少皞之后是颛顼了。还有一个太皞，他们安置在伏羲氏的头上，称为“太皞伏羲氏”，和“炎帝神农氏”的拼凑而成的复名正相对。
有一篇书，称为《五帝德》，是司马迁作《五帝本纪》的蓝本。书里说：“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 极之子也，曰高辛……。”他们就依据了这个记载，称黄帝为“黄帝轩辕氏”，颛顼为“颛顼高阳氏”，帝喾为“帝喾高辛氏”，使得“太皞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皞金天氏”等新造的称号得到了固有名词作陪客，可以减少生硬和杂凑的感觉。再有尧和舜，是向来称为陶唐氏和有虞氏的，也就称为“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经过这样的整理，在形式上是整齐极了。
秦为水德，是始皇按照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而明白宣布的。但到这时，汉的火德为周的木德所生，紧紧的承接，秦已没有地位了，如何可以解释始皇的改制呢？他们说：不妨，秦以水德介于周、汉的木火之间，失了它的五行的次序，所以享国不永，只得列为“闰统”。唉，假使这相生式的五德说早已有了，秦始皇还哪里会自己甘心居于闰统呢！他们觉得木火之间但有一个秦，没有复现的形式，便不成其为走马灯式的历史，所以说：伏羲木和神农火之间有共工氏；帝喾木 第 ７４ 页
和帝尧火之间有帝挚；周木和汉火之间有秦：见得五德之运运转到了这个地方时便非有一个闰统不可。
他们各方面都布置好了，于是写定“全史五德终始表”如下：
木 太皞伏羲氏 帝喾高辛氏 周
闰水 共工 帝挚 秦
火 炎帝神农氏 帝尧陶唐氏 汉
土 黄帝轩辕氏 帝舜有虞氏 新
金 少皞金天氏 伯禹夏后氏
水 颛顼高阳氏 商
邹衍的五德说还没有转完一回，哪里知道过了二百数十年就会转到第三回！邹衍本说禹为木德，其符瑞是“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到这时禹就成了金德，是白帝之子了。邹衍本说汤为金德，其符瑞是“天先见金刃生于水”，到这时他也变了水德而为黑帝之子了。邹衍又说文王时“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表明他是火德，但到这时他又成了木德，赤雀衔到的丹书上的文字是“姬昌，苍帝子”了。为什么要这样变？原来它的中心是建筑于
火 炎帝 帝尧 汉高帝
土 黄帝 帝舜 王莽
上的。这个中心绝对不能变，所以中心以外的一切就不得不抛去了各个的本来面目而迁就它了。
王莽既在学说里先有此规定，因此，他做了皇帝之后，就下诏道：“帝王之道是相通的，盛德之后是应当百世享祀的。黄帝、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等都有圣德，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代，奉守其祀典。”他于是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修远伯，奉少皞后；皇孙功隆公王千，奉帝喾后；刘歆（不是那个做国师的）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舜后。又封夏后姒丰为章功侯，殷后孔弘为章昭侯，都位为“恪”；周后姬党为章平公，和先封的汉后定安公刘婴，都位为“宾”。这样，新造 第 ７５ 页
的古史系统就和实际的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靠了这关系而后这个杜撰的系统就获得了保证人了。
到后来，王莽在政治上固然失败，但这个杜撰的古史系统却已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试翻开近三百年来一般人认为正统史书的《纲鉴易知录》，上面便写着“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黄帝有熊氏以土德王”，“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帝喾高辛氏以木德王”，“帝尧陶唐氏以火德王”，“帝舜有虞氏以土德王”，“大禹以金德王”。这些话谁敢不奉为典则？谁会想到这是王莽的骗局的遗留？
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学识的人固然也感觉其离奇，但至多只有不提而已，总想不出它是怎样来的。自从清末提出了“今古文问题”，知道应把古文的著作和今文的著作分别着读，比较之下，才发见这是古文家摆布的迷魂阵。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指出了黄帝、颛顼之间本来没有少皞这一代；崔适作《史记探源》，指出了王莽所以这样排列的意思是要证明新之当受汉禅正如舜之当受尧禅：这一个大黑幕方得揭开。至于帮助王莽摆下这迷魂阵的，他们以为是刘歆 我也以为大致不错。一来呢，刘歆是编辑《左传》的人，《左传》既说刘为尧后，又偷偷地把少皞插入黄帝和颛顼之间，又露出金天氏一名，隐隐与少皞联起，而这些说话显然与其他的古籍矛盾，足以证明其出于编辑人的窜乱。二来呢，班固作《汉书 律历志》，自己说明根据的是刘歆之言，而《志》中引的《世经》就是这个新造的古史系统的娘家。清代的今文家自己的建设固然不足取，但其对于古文家的骗局的破坏工作实是非常的精当，为讲汉代学术思想史的人所不该不取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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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经古文学的建立
刘歆在哀帝时要立四种古文经传，碰了博士们一个大钉子，他忍气吞声，出来做了几任外官。但他的幸运终于到了。他少年时任黄门郎，恰好那时王莽也是一个黄门郎，两人都很博学，意气十分相投。自从平帝元年，王莽当了权，他就回到朝内，任右曹太中大夫，又任羲和、京兆尹。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和辟雍等，规复古代的建筑，就是由刘歆主办的。因他有功，封为红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这时候，刘歆已成为文化事业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构成一个文化的系统了。于是《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都立于学官。向来反对他的博士们只得忍气吞声地领受他的报复。
他立了这四种古文经传，还不以为满足，索性更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运动。“六经”里面的《乐》，本来是有谱而无经的，他也找出了《乐经》而立于学官。又增加博士员，每经五人，“六经”共三十人；每一博士领三百六十个弟子，总共有一万零八百个博士弟子。他还以为不足，奏请征求天下异能之士，凡是通一经、教授十一人以上，和懂得《逸礼》、 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历算、钟律、 月令》、兵法、小学、《史篇》、医术、《本草》的，地 第 ７７ 页
方官就替他备了车马，送到京城里来。在元始四、五年间（公元四五年）到的数千人，都令在未央宫的廷中讨论记录，要他们改正前人的乖谬，统一各种的异说。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又令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凡是古文学家眼光中感到的“乖谬”和“异说”都被打倒了。这是用了利禄的引诱来统一学术思想的办法，实在还是武帝立“五经”博士的老手段。
当时这一班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那时通知钟律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的议决案是羲和刘歆领衔奏上去的。又知道那时说文字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以沛人爰礼的学问为最高，就任他为小学元士。黄侍郎扬雄采取他们的讨论的结果，编成了一部《训纂篇》。汉代通行的文字，据《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现在《训纂篇》就有五千三百字了。到居摄时（公元六 八年），大司空甄丰又奉命校文书，给他改定的古文字也不少。那时有六种书法：一是“古文”，说是孔家壁中书的遗文；二是“奇字”，是古文的变体；三是“篆书”，就是小篆；四是“左书”，是秦的徒隶们写的简笔字；五是“缪篆”，是用来刻印的；六是“鸟虫书”，是用来写旗帜的。有了这个分别，于是今文经归入了“左书”，地位远在古文经之下了。这是文字学的一回大整理。他们用了这手段奠定了经古文学的基础。从此以后，文字愈多，东汉时班固作的《续训纂篇》就有六千一百多字，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九千三百多字了。
我们知道，这些古文奇字有的是他们杂凑起来的，有的是完全杜撰的，也有从古器物上钞写来的。但他们决不承认是零碎集成，屡次声明为整个的材料。他们说：壁中书是鲁恭王毁坏孔子宅时得到的，其中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诸位应记得，哀帝时刘歆责备博士的信上说孔壁里出来的东西只有《礼》和《书》，而今又添出了三种了 还有汉初丞相张苍也献上古文的《春秋左氏传》。他们说：这种文字或是孔子手写，或是孔子同时人所写，所以古文经是最可靠的，它确为孔子的真传。我们翻开《汉书 艺文 第 ７８ 页
志》来，哪一种经书不是今古文并列，这可见他们建立古文学的工作是怎样的急进呵。所以，今文学是由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间渐渐构成的；古文学则是刘歆一手包办，在十余年间一齐出来的。我们说刘歆作伪，人家听了往往以为言之过甚，说他一个人的精力如何造得了许多。须知他一个人的精力固然有限，但他借着帝王的权势，收得三十个博士，一万零八百个弟子员，数千个奇材异能之士，漫说十几部书，就是几百部书也未始做不出呢！刘歆何须亲手做，只消他发凡起例，便自有人承应工作。这承应的工作虽成于他人之手，难道他就可不负造意的责任吗？
钱玄同说：“古文经对于今文经的态度是这样：‘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释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没有的书，而你所有的我却一概都有。’因为他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就上了今文家一点小当。今文经中汉朝人伪造的文章，古文经也居然有了，如《易》之《说卦》以下三篇和《书》之《太誓》皆是。古文经据说非得自孔壁，即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总之皆所谓‘先秦旧书’也。先秦人用‘古文’写的书中居然有汉朝人伪造的篇章，这不是作伪的显证吗
他们不但要造伪经，而且要造伪经的传授系统。例如《毛诗》，本来没有什么传授可说的，但他们也会想出一个很长的系统来（他们自己的记载是失传了；依据唐人书上写的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毛公，毛公做河间献王的博士；从此传下来，直到王莽时）。他们说：《诗经》该有三百十一篇，但今文经只有三百零五篇是不全的，他们失去的六篇是《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句话就露出破绽来了。钱玄同说：“汉初传《诗》，即分鲁、齐、韩三家，这三家各自传授，并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辕固、韩婴三位老先生都把这六篇诗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记住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岂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 毛诗》，这六篇的篇名虽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们的词句也亡缺了！今文 第 ７９ 页
《诗》据说是靠讽诵而传下来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样的背不出这六篇，而古文《诗》据说是从子夏一代一代传到大毛公，作《故训传》，被河间献王所赏识，立博士，则早已著于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这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样的缺了这六篇。这种奇迹，居然能使自来的经学家深信不疑，刘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王莽自从辅了平帝之后，处处模仿周公，所以那时就有《周官》一书出现，说是周公作的，供给王莽许多模仿的资料。当居摄三年，王莽的母亲功显君死了，太后诏议他的服制，羲和刘歆和博士等奏道：“摄皇帝要使汉朝和唐、虞、三代同样的兴盛，所以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以成天功。他圣心周至，有独见之明；又发见《周礼》一书，可供损益古代礼制的参考。现在功显君薨了，摄皇帝承皇天之命，奉汉大宗之后，不得顾私亲。《周礼》里说，‘王为诸侯缌缞’。应请用这天子吊诸侯之服，以应合圣制。”在这段话里，已亲切地告知我们，《周官》（即《周礼》）这部书是王莽发见的。在这样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这样支配现实政治的时候，恰巧发见了这一部书以供他制礼作乐时的参考，这部书的来历不是很可疑吗？因为有了这个参考，所以《周官》里“兆五帝于四郊”，他就建郊宫；《周官》里“辨庙祧之昭穆”，他就定祧庙；《周官》里有“九命作伯”，他就受九锡；《周官》里有“嘉量”，他就制嘉量；《周官》里说“羞用百有二十品”，他就吃一百二十样的饭菜；《周官》里有“六宫”和“九嫔、世妇、女御”一班妃妾，他就于皇后之外列“和、嫔、美、御”之位：三个和人位视三公，九个嫔人位视九卿，二十七个美人位视大夫，八十一个御人位视元士：一共纳了一百二十个女子，比较古代的天子超过了十倍。
在其余的古文经传里也多寻得出帮助王莽做成皇帝的痕迹。例如《春秋》隐公元年只写“元年春王正月”，不写“公即位”，《春秋》家推求孔子所以不写的缘故，说隐公本有让国于弟桓公之意，故孔子以不写他即位来表显他的志愿。不过这仅是隐公的志愿而已，至于鲁公 第 ８０ 页
之位终究是他实任的。《左传》却说“不书‘即位’，摄也”，这样说来，隐公就不是实任的君而是用了臣的资格来摄行君事了。这对于王莽的做摄皇帝是怎样地给予他一种有力的根据呵！又刘歆所表章的《古文尚书》里有一篇《嘉禾》，其中的一段是“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这是不是王莽做“假皇帝”的一个很好的先例？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后世的人要什么就可以在古书里找出什么来！
古代的历史，古代的书籍，都为供给他们的需要而弄乱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也都受了他们的麻醉了。光武帝虽说“光复旧物”，但在文化上，他已经认不清谁是旧的，谁是新的。而且他以《赤伏符》受命，固已根本接受了王莽的学说。所以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他就依照王莽的制度，筑起明堂、辟雍、灵台来。明帝继续了他的事业，坐明堂而朝列侯，升灵台以望云气，又临幸辟雍，亲袒割肉，行养老之礼；飨射礼毕，他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数万个冠带齐整的绅士们环绕桥门，静静地听着（北京的国子监就是汉的辟雍遗制，可以到那边去想像那时的情形）。因为汉的火德只有用了王莽的历史系统才能说明，而这个系统，除了图谶之外，在古书中只有《左传》是寻得到证据的，所以《左传》被重视了。当光武帝时，就想立《左传》的博士，有一个老博士范升竭力反对，说道：“《左传》不祖孔子而出于左丘明，又没有相传的师徒，又不是先帝所立的，为什么要立博士呢！”他和几个古文学者辨难了好久，又提出《左传》的不合处十四条奏上去。光武帝不听他的话，立了；后来又因许多人的反对，废了。到章帝初年，令贾逵自选二十个高才生，把《左传》教他们。八年（公元八三年），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家的经典，又任贾逵的弟子为郎官，学者都欣欣地向慕。既有许多的高才生替它宣传，它在学术上就取得了新的生命，渐渐地成为《春秋》之学的正统，把原来惟一的《春秋传》（《公羊》）挤出去了。
东汉一代，博士共十四人，都是今文经之学。在表面上看，似乎 第 ８１ 页
是今文学的胜利；然而这胜利只有在表面上而已。所以然之故，古文视今文为后出，经过了一次整理，当然比今文进步；况且《左传》的记事何等详细，《周官》的典制何等绵密，今文经里哪里找得出来。因此，东汉时几个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到了魏、晋之后，五胡内迁，中原士大夫忙着南渡，今古文的经典和汉人的经说散失很多，今古文的界限就记不起了。到唐初作《五经正义》：《易》用晋王弼《注》，《书》用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刘歆的《古文尚书》已是假，这乃是假中之假）和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和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后又加上《周礼》和《仪礼》的《义疏》，都用的郑玄《注》。郑玄所以在经学界中握有绝大权威，就为这七部正统的经典的注释，他一个人占据了四部之多。但他是兼修今古文的，常用古学说去改今学说，又用今学说去改古学说，所以后人骂他为搅乱家法的罪魁。这几种经典里，纯粹是古文学的，有《周礼》和《左传》的本身和《诗经》的毛《传》。虽然古文学还没有把经学界统一，但比了湮没了的今文学究竟占了绝大的优势，刘歆的势力赖此维持到清末。自从清代中叶（嘉庆十年，公元一八 五年）刘逢禄作了《左氏春秋考证》，他的地位才开始摇动；到清代末叶（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康有为作了《新学伪经考》，他方受了致命伤而倒坏了。刘歆为什么要造伪书伪史，这是汉代史中的问题。他造的伪书伪史在古书古史里发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文籍考订学中的问题，也可说是上古史中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这一千九百余年来的搅乱古书和古史的总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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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
我们翻开古书来看，觉得秦以前的国家宗教是很简单的。最大的祭礼是郊，一年一次，祭的是天，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周人，他们的始祖是后稷，后稷在农事上是有大功劳的，所以他们在郊祭时便以后稷配天，连带祈求年谷的丰登。其次是社，这仿佛像现在的城隍庙和土地堂一样，无论大都小邑，都有社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的社。他们不但在那边祭后土之神，就是碰见大水、大火等灾难，或是日食等灾难的豫示，都要击鼓杀牲而祭。逢到打仗，出兵和班师时都须祭社；献俘也在那边。因为那边成了军事机关，所以即在太平的时候也要借着社祭陈列军器，好像开国防博览会似的；齐国的社尤其有名。社既是代表国土，又作国防的中心，再加上了民食的稷，国家的意义已完全，所以“社稷”二字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郊社之外，又有宗庙，是祭祖先的；又有旅和望，是祭国内的名山大川的。寥寥落落，只有这几种。要拿阴阳五行之说来分配，至多把郊配阳，社配阴；五行便无从说起。好在那时还没有系统的阴阳五行说，用不着人们发愁。
那时的祀典比较可和五行说接近的，是秦国的祀上帝。然而秦文公在鄜衍祭白帝，秦宣公在渭南祭青帝，秦灵公在吴阳祭黄帝和炎帝 第 ８３ 页
都是随时随地建立，并没有顾到五行的方位。到汉武帝时，他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建了泰畴坛去祭天，在长安东面的汾阴建了后土祠去祭地，也没有按照着方位。这种不择地的设置，足见其时尚没有极严密的阴阳五行说，所以不曾处处受着这些规律的束缚。武帝又喜欢求神仙，任方士，以致许多的民间信仰都变成了国家宗教。
武帝以后，阴阳五行的学说经过经师们的鼓吹，这空气愈来愈浓重了，简直笼罩着一切。他们以为属于木的一定居东，属于火的一定居南，属于土的一定居中，属于金的一定居西，属于水的一定居北；少阴为西，太阴为北，少阳为东，太阳为南，都是一定不移的方位。既有这些严格的学说，于是以前的种种宗教建设大家看得不顺眼了。成帝初即位（建始元年，公元前三二年）， 相匡衡奏言：“帝王的事务没有比郊祀更重的，所以从前的圣王都尽心极虑地规定这制度。他们祭天于南郊，为的是就阳；祭地于北郊，为的是就阴。上天受天子的祭飨是在天子的都城里的。现在天子住在长安，祭天反到太阴方面的甘泉去，祭地反到少阳方面的汾阴去，和古礼太不合了。应当把这天地的祀典搬到都城来举行，从此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回复古帝王的规模。”会议的结果，照办了。匡衡又奏：“甘泉的泰畴太奢华，有采镂黼黻的装饰，有鸾路骍驹的祭物，又有玉几玉器的陈列，又有童男童女的歌乐，这也和古制不合。古代的祭天之礼质朴得很，祭具是陶制或瓠制的，牲只用犊，席只用秸。现在也应当复古。”他还说：“秦国所立的上帝祠本不合礼，应当和其他不合礼的祠庙一齐罢废。”成帝都接受了。那时国家奉祀的祠庙本有六百八十三所，审查的结果只有二百零八所是合礼的，其他都废了。候神方士等七十余人，也都免职归家。这是把原有的祠宇作一次总整理、大淘汰，把汉武帝在封禅郊祀的狂热中的建设完全破坏了。实在说来，这是儒生对于方士的威胁，他们用了纯粹的阴阳五行说把随时随地发生的神仙庙祀打倒了。他们反对的是鬼神，保留的是术数。他们说是古代圣王如此，其实只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王是应该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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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没有儿子，王太后急于抱孙，疑心为了迁废诸庙，受到鬼神的责罚，永始元年（公元前一六年），她下诏把泰畴迁回甘泉，后土祠迁回汾阴，又恢复了许多祠庙。可是到底没有用，成帝也死了。王太后十分生气，她说：“皇帝遵了经义定郊礼，原是不错的。为了求福，所以又迁回去。现在到底没有得到一些福佑，还是顺了皇帝的原意，回复了长安的南北郊罢！”
哀帝即位之后也常常生病，为要求福，又征用方士，把以前所废的祠庙完全恢复了。他在一年之中祭过三万七千次。过了一年（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病还没好，又把泰畴和后土祠迁回原处。到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王莽又请复长安南北郊，并请把高帝、高后配享：冬至日，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夏至日，祠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王太后都照准了。三十六年之间，天地之祠搬徙了五次。
因为王莽是一个笃信阴阳五行说的人，所以他既继承了匡衡的主张，用阴阳说定了南北郊，还要更进一步，用五行说定群神的祭祀。他和太师孔光、羲和刘歆等八十九人议，说道：“天子以父礼事天，以母礼事地。现在应称天神为皇天上帝泰一，兆（兆是祭坛）为泰畴 称地神为皇地后祇，兆为广畴。此外，再把群神以类相从，分为五部。这五部是：
（一）中央黄帝、黄灵后土畴，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照十二辰的方位，“未”在西南角上）。
（二）东方帝太皞、青灵句芒畴，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
（三）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畴，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
（四）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畴，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
（五）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畴，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这就是《周官》里所说的“兆五帝于四郊”，他把这制度实现了。 第 ８５ 页
这五帝的名目，读者应当记得，便是第十六章里《五德终始表》的第一层。那时已是居摄中，正在酝酿着受禅，所以这五方之帝便是五行相生说下的古史系统中的帝王。再替这五帝添上五个辅佐，太皞之佐是句芒，炎帝之佐是祝融，黄帝之佐是后土，少皞之佐是蓐收，颛顼之佐是玄冥，使得这个系统的地位可以更加巩固。他们把这宗材料插入古文学的两部经典：第一是刘歆重编的《左传》，就附在“汉为尧后”说的一章之下，说这是五行之官，生时封为上公，死后祀为贵神的。第二是王莽征求通晓之士的《月令》，说太皞是春季的帝，句芒是春季的神；炎帝是夏季的帝，祝融是夏季的神；黄帝是中央的帝，后土是中央的神；少皞是秋季的帝，蓐收是秋季的神；颛顼是冬季的帝，玄冥是冬季的神。一年本来是四时，到这时硬把它拉长，成为五时了。
皇天上帝泰一是最高的天帝。太皞、炎帝们为五帝，是次一级的天帝。这个方式固然和汉武帝的泰一坛相像（见第五章），但武帝时的五帝只是五种颜色之帝，没有同传说中的古天子发生关系，而王莽定的制度则天帝的系统即是古史的系统了。这一点的差异，不能不说是王莽设下的阴谋，也不能不说是经古文学的中心问题呵！
《月令》这一篇，讲的是天子居明堂之礼。这篇的大意，是天子每一个月应当顺着时令做天人相应的工作（见第一章）。自从王莽当权，建筑了明堂，又征求通《月令》的人，一时祭祖先，封诸侯，行大射，都在那边，做得很有声有色。王莽失败之后，长安的明堂毁废，光武帝继续在洛阳兴造。明帝永平二年（公元五九年），下诏祀光武帝于明堂以配五帝，又颁发时令，迎气于五郊：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和句芒，车骑服饰都青色，唱的是《青阳》之歌。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和祝融，车骑服饰都赤色，唱的是《朱明》之歌。前立秋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和后土，车骑服饰都黄色，唱的是《帝临 之歌。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和蓐收，车骑服饰都白色，唱的是《西皓》之歌。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和玄冥，车骑服饰都黑色，唱的是《玄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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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顺时令”一义遂为帝王施政的总纲。章帝元和二年（公元八五年），下诏道：“春天是生养万物的时候，应当息事宁人以奉天气。”这年的秋天，又下诏道：“《月令》冬至之后，但有顺阳助生的明文，而不载鞫狱断刑的政令。天子的生杀是应当顺着时气的。现在特定一种法律：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不许送上刑狱的报告。”那年十一月冬至，又依照《月令》，把关梁闭起。元和三年二月，又下诏道：“《月令》说孟春之月，应当好好地去视察丘陵土地所宜以备种植。现在荒地尚多，着即分给贫民，令他们各尽地力，勿得游手。”就在这一月里，他因要到中山去，又令道：“现在方春的时候，所过的地方不得有所砍伐。天子虽尊贵，但在不适当的时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顺天，也就是不孝。巡行之际，凡车马可以避开的，便避开了。”章和元年（公元八七年）七月，又诏道：“依照《秋令》，这一月里应当养衰老，着赐高年者每二人布帛各一匹，让他们自己备些醴酒和酪浆罢。”章帝之后，历朝帝王也多在春天养幼赈贫，在秋天养老恤刑。
一般的学者，把《月令》的著作时代说得早是周公作，说得迟是吕不韦作。但此书既在汉前，何以在西汉时不能发生什么影响而在东汉时便会发生大影响？何以汉武帝初年要立明堂只为朝诸侯，后来在汶上造明堂只有取资于方士的图画，而古制的再现必有待于王莽制礼作乐的时候？何以西汉时讨论明堂有纷纷之说，而一到东汉即翕然无异议，一切都有固定的方式可以遵循了？所以我觉得，这篇书的出现是很有问题的。虽则这篇书还见于《吕氏春秋》等书中，难道他们就不能把它插进去吗？
古时最大的祭礼是郊和社。到这时，郊是析为南郊和北郊了。北郊由后土祠来，祭地神，性质和社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但汉代在后土祠外另有官社，所以王莽更立官稷，又把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恢复古代的社稷之祀。这个制度传下来，永远没有什么大改变。我们看，北京前门外有个天坛，这就是南郊；安定门外有个地坛，这就是北郊；天安门西边的社稷坛（今为中山公园），就是官社和官稷。还有 第 ８７ 页
一个先农坛，在天坛的对面，是祭农神的，好像和社稷坛的“稷”重复了，这是汉代所没有的。推原它的由来，当出于周人的“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坛祭地，先农坛祭后稷，社和稷都有了着落了，为什么还要立社稷坛？原来社稷一名已习用为国家的代名词，其本义已经送给地坛和先农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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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谶 纬 的 造 作
古代人最喜欢作豫言，也最肯信豫言。那时的史官就是制造豫言的专家。还有一种豫言，说是上帝传给人们的，叫做谶。相传秦穆公曾经睡了七天不醒，醒来的时候，对人说：“我是到上帝那边去的，上帝告我将来晋国怎样，秦国怎样。”他叫人把这些话写出来，称它为“秦谶 。后来晋国的赵简子也像他一样，睡了七天，醒来的时候告诉他的大夫说：“我到了上帝那里，和许多的神灵游于钧天，听广乐，看《万舞》，快乐极了。忽然有一头熊要来抓我，上帝命我射它，一射就死了。又有一头罴扑来，我照样一射，罴又死了。我瞥见我的儿子也在上帝旁边，上帝指着一条翟犬，对我说：‘等你的儿子长大时再给他罢！’”这些话也都记出藏好，当然成为赵谶。后来赵简子灭了晋的世卿范氏和中行氏，知道梦里射死的一熊一罴就是他们的象征。他的儿子襄子灭了代国，这翟犬的谶也应验了。这都是上帝的命令，但上帝不肯明白说出，只管用了仿佛相类的东西来作暗示，逼得人们去猜谜：他为什么这样喜欢耍手段呢？
秦始皇时，这类的豫言也常有。三十二年（公元前二一五年），他派燕人卢生入海求神仙。卢生到了海里没有见到神仙，却得到一本图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始皇发兵三十万人往北去打胡（匈 第 ８９ 页
奴），夺取河套地；不知道这个谶却是应在他的少子胡亥身上的！这个谶既有图又有书，其形式大概和现在流传的《推背图》相像。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年）秋天，有一个使者从关东来，晚上经过华阴，忽被一人拉住，那人一手把一块璧递给他，说道：“请你替我送给滈池君（长安西南有滈池）；还告诉他，在这一年中祖龙要死了。”使者正要问他，那人已不见。他把这事奏上；查考这块璧，乃是始皇二十八年渡江时沉在江里的。始皇很不高兴，但自己宽慰道：“山鬼懂得什么！况且祖是人之先，也未必是我呵！”他为要避开这个恶运，就往南方去游玩。三十七年七月，他果死在路上。大家说，“祖”是始的意思，“龙”是皇的意思，这又是一个应验的谶言了。
但谶言真是上帝降下的吗？看下面一件事就很使我们疑惑。当始皇听得“祖龙死”的前几个月，有流星坠在东郡，化为石，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这句话说得太明显了，用不着猜谜，所以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臣民所发出的咒诅，便派御史去查问，虽然没有得到主名，也把石旁的居民尽杀了，连这块石头也销毁了。其实从楚、汉之际看来，这句人造的谶言也是十分应验的。
西汉时，社会安定，这类刺戟人心的谶言当然减少。但到武帝之后，民穷财尽，国本动摇，谶言又得了发展的机会。例如上面提起的，昭帝时，泰山下一块卧地的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树忽然重生，眭弘就说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又如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说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命的应用（均见第七章）。王莽时，这种风气更盛了。武功长孟通掘井时发现一块白石，上面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红字，王莽就做了摄皇帝。临淄亭长发现了一口新井，巴郡得到石牛，扶风得到石文，摄皇帝就去掉了“摄”字。哀章把“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送到高庙之后，汉高帝就让国与王莽了（均见第十四章）。在这些记载里最可注意的，是哀章的“金匮图”和“金策书”，足见这是既有图又有书的，和卢生在海里得到的东西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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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章的图书里写着王莽的大臣八人，取了两个吉祥的名字，唤做王兴、王盛，连他自己一共十一个人，都署定了官爵。王莽既登极，就照了这个上帝的单子去任命。于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封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哀章为国将，封美新公；以上四人称为四辅，居上公之位。又甄邯为大司马，封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封章新公；王邑为大司空，封隆新公；这三人居三公之位。又甄丰为更始将军，封广新公；王兴为卫将军，封奉新公；孙建为立国将军，封成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封崇新公；这四人称为四将。王兴、王盛，朝中并没有这两人，但姓这个姓、叫这个名的却很多；王莽访得同名姓的十余人，其中以退职的城门令史王兴、卖饼人王盛的容貌为最合于卜相的标准，就登用了他们，从此这二人跻于阔人之列，这种好运真是他们梦里也没有想到的。大家看见做官有这一条捷径，于是争作了符命献上去；虽已得不到公爵，也可以望封侯。至于不屑干这种事的，见面时常常戏问道：“你还没有得到天帝的委任状吗 有人劝王莽道：“这实在开了奸人作福的门路，又是乱了天命，应当除去其根原才是。”王莽也觉得这种事情干得腻了，于是献符命的往往下了监狱。起初，甄丰和王舜、刘歆们都是王莽心腹人；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甄丰也曾出过不少的气力，定过不少的计谋。到这时，他虽由了《金匮图》而得着公爵，但和卖饼的王盛同居于四将之列，反不及一个无赖的哀章，终觉得不高兴。他的儿子甄寻知道他的意思，就作了一通符命，说新室当依照周、召的故事分陕立二伯：更始将军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王莽因他们都是旧人，也听从了。当甄丰任了右伯，尚未动身的时候，甄寻贪得无厌，又作了一通符命，说以前的汉平帝的皇后，汉亡后称为黄皇室主的，应当改嫁甄寻。平帝的后是王莽的女儿，他这一回可不答应了，怒道：“黄皇室主是天下之母，这是什么话！”他发吏收捕甄寻，那追随多年的右伯甄丰就只得自杀了。
王莽自从作了真皇帝，为要替自己宣传，派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发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都是说些汉的火德是怎样的销亡，他的土德是 第 ９１ 页
怎样的兴起，皇天的符命是怎样地一次一次给予他的种种故事。文帝时黄龙出现于成纪（见第四章），不是公孙臣主张汉为土德的证据吗？但在这四十二篇里，居然把这事列为王莽的土德的符瑞了。经他这样一宣传，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入国民的脑里，于是光武帝做皇帝时便非自承为火德不可，所以《赤伏符》就是跟着这四十二篇来的。
且说王莽时有个公孙述任导江卒正（那时改蜀郡为导江，太守为卒正），到王莽灭亡，四方兵起，他就自立为蜀王；后来又自立为天子（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国号成。他根据王莽的五德系统，以为土生金，他在王莽之后应为金德，所以色尚白（现在四川奉节县东边有白帝城，即由此来）；又建元为龙兴。他也和王莽同癖，好作符命。他以为谶书里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赤制作，断十二公”，赤是汉，高帝到平帝是十二代（连吕后数在内），可见汉的历数已经完了；一姓不得再受命，所以刘秀虽有《赤伏符》还是无效的。他又引《录运法》说，“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说，“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以为他姓公孙，应当受命；又他以西方的太守起家，应当去乙（轧）绝卯金（刘）。他又说：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所以他据西方而尚白，确是得到了帝王的正统。他屡次发出檄文，把这些意思宣传到中原来，要使大众相信他是一个真命天子。光武帝不怕打仗，却怕在谶书里真有别人做天子的证据，就给他一封信，说道：“《西狩获麟谶》上说的‘乙子卯金’，是汉高帝以乙未年受命。‘光废昌帝，立子公孙’，是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皇孙病己（宣帝）。‘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乃是姓公孙的黄帝作了土德之君，也与你无关。而且谶书上又说：‘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你是不是丞相当涂高呢？你年纪大了，应当替妻子们想一想，不要争夺这天下的神器罢！”公孙述看了这信，不答复，仍做他的皇帝。但到龙兴十二年上，究竟他的“西太守”靠不住，给“《赤伏符》”灭掉了。
在公孙述和光武帝二人的文告里，可以注意的事情有几项：第一， 第 ９２ 页
他们作天子的根据都出在谶书上。第二，他们对于谶书，各有各的解法，好像后人的详签详梦一般。第三，他们不讳言自己统治权的灭亡。光武帝是一个中兴之主，正在开国的时候，而已公开表示他的亡国的日期和亡他的国的人名，这是何等的度量！所以然之故，就为谶书里是这样说的，他不敢不信。谶书里何以这样说，则因他们相信做天子的也像做官一样，多少年后须换一个新任的，他们已在谶书里把五个德的帝王年代都规定了。第四，公孙述引的《录运法》、《括地象》、《援神契》，光武帝引的《西狩获麟谶》，都是谶书的名目，以前的人所没有见过的。《春秋经》的最后一条，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可知这《西狩获麟谶》定是属于《春秋》的谶书。此外，《援神契》是属于《孝经》的，《录运法》和《括地象》是属于《河图》的。
谶纬的著作，他们说是孔子编成了“六经”之后，深恐经文深奥，将来的人不能洞悉他的意思，所以别立纬和谶，讲说得通俗一点；又说有许多是黄帝、文王等九个圣人传下来的。谶，是豫言。纬，是对经而立的：经是直的丝，纬是横的丝，所以纬是解经的书，是演经义的书，自“六经”以及《孝经》都有纬。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除了这两名之外，还有“图”和“书”。我们在上边，知道符命都是有图有书的。最早的图书是什么呢？他们说：是黄河里出来的图，叫《河图》；洛水里出来的书，叫《洛书》。刘歆的意思，以为伏羲氏王天下，受了《河图》，照样画出来，就是八卦；禹治洪水，天赐《洛书》，照样排列出来，就是《洪范》。纬书里更描写得好玩些，说：《河图》是龙马驮出来的，《洛书》是神龟献上来的。不管它究竟怎样，《河图》和《洛书》一定是最古的谶纬。因此，谶纬里以属于《河图》和《洛书》的为最多，就现在看得见的材料说，已占有了全部的四分之一。大概凡是归不进《六经》的，都归到这方面去了。就是光武帝受命的《赤伏符》，也是《河图》中的一种。这些书的名目，多 第 ９３ 页
半是不可解的；随便举出几个，让大家猜一猜：《稽曜钩》、《帝览嬉》、《皇参持》、 《闿苞受》、《帝视萌》、《运期授》、《甄曜度》、《灵准听》、《宝号命》、《洛罪级》、《考河命》、《准谶哲》 你们看，这些名词是多么神秘呀！因为有图、有书、有谶、有纬，所以这些书的总称，或是“图书”，或是“图谶 ，或是“谶纬”，或是“谶记”，或是“纬书”；又因《尚书纬》中有十数种为《中候》，亦总称为“纬候”。
这些谶纬真是从黄帝到孔子许多圣人们所作的吗？恐怕除了丧失理性的人谁也不敢答应一声是的。但尚有许多人说这些书在西汉时早就有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房中术和劾鬼术诸书尚连篇地登载，那时如有谶纬，则即使因它怪诞而不收于《六艺略》，那《术数略》中总应有分；为什么不见影儿呢？谶纬的中心思想，是阴阳五行，是灾异祯祥，这正是极合汉代经学家的脾胃的，为什么他们都不引，必待至公孙述和光武帝们而始大引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七略》不录谶纬，没有别的原因，只因那时尚没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向、歆父子校书之后才出现的，这种东西是王莽时的种种图书符命激起来的。零碎的谶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纬的形式，以书籍的体制发表它的，决不能早于王莽柄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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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谶 纬 的 内 容
谶纬书的出现，大约负有三种使命。其一，是把西汉二百年中的术数思想作一次总整理，使得它系统化。其二，是发挥王莽、刘歆们所倡导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学说，使得它益发有证有据。其三，是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之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此维持皇帝的位子。在两汉之际“民神杂糅”的社会中，自然该有这种东西大批的出现。
谶纬的内容，非常复杂：有释经的，有讲天文的，有讲历法的，有讲神灵的，有讲地理的，有讲史事的，有讲文字的，有讲典章制度的。可是方面虽广，性质却简单，作者死心眼儿捉住了阴阳五行的系统来说话，所以说的话尽多，方式只有这一个。我们只要记得了汉初的五色天帝，转了几转的王莽的五德说中的人帝，又记得了阴阳五行的方位和生克，就好像拿了一串钥匙在手里，许多的门户都可以打开了。
他们说：天上太微宫里有五帝座星。管春天的是苍帝，他的名字叫灵威仰，他的性情是仁良温让的，他身长九尺一寸，他使唤的是岁星。管夏天的是赤帝，他的名字叫赤熛怒，他的性情是宽明多智的，他的头形尖锐，身长八尺七寸，他使唤的是荧惑星。管季夏的是黄帝，他的名字叫含枢纽，他的性情是重厚圣贤的，他使唤的是填星。 第 ９５ 页
管秋天的是白帝，他的名字叫白招拒；他的性情是勇武诚信的，他使唤的是太白星。管冬天的是黑帝，他的名字叫汁光纪，他的头是大的，他使唤的是辰星。
在商、周时，固然天子也说自己的祖先是上帝所生，但是他们意想中的上帝只有一个。到汉代才依了五行说而分上帝为五个。到西汉之末，才因王莽的宣传而确认这天上的五帝的儿子轮流了做人间的帝王。例如汉高帝，如果说他以水德王的，他是黑帝的儿子；倘改说为火德，他就变成了赤帝的儿子了。天上赤帝的儿子在人间做帝王，也可以称赤帝，所以王莽得到的金策书上写的是“赤帝行玺邦”，而土德的王莽也就成了“黄帝”。他们说：这人间的五帝是有一定的任期的。苍帝应当传二十八世；白帝应当传六十四世；黑帝可以治八百年。光武帝所以自承“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就因为赤帝是应当治九百二十年的缘故。他们又说：苍帝亡的时候要有大彗星出现，麒麟被捉；黄帝亡的时候要有黄星坠下，黄龙坠下；黑帝亡的时候要有狼星张在天空，灵龟被执；白帝亡的时候要有五残星出现， 又蛇生了足，像一个伏着的人。
自从汉高帝以平民得天下，加以文、景以来五德说的争辩，武帝的封禅和改历，大家注目的是皇帝的受天命，觉得这是世界上惟一的大事。为什么受天命？受天命的手续怎样？受了天命之后应当做些什么？在当时人看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到王莽当权，又把自己渲染为新受命的天子，上帝保佑他坐龙廷的奇迹显示了不知多少，这种热空气散布到民间，更使糊涂的人们增进了对于帝王受命的信仰和想像。于是我们的上古史就变了样子！
他们提起伏羲的故事，说雷泽里有大人的脚印，华胥去踏了，就生下了伏羲。他的样子是龙身、牛耳、虎鼻、山准、大眼睛，长九尺一寸（照王莽的系统，他是木德，所以和天上的苍帝一样高）。因为他的道德融洽于上下，所以天把鸟兽文章送给他，地把《河图》、《洛书》送给他。神农呢？少典的妃子安登到华阳去游玩，有一条神龙和她交感 第 ９６ 页
了，就生下了他；生得牛头、龙颜、大唇，长八尺七寸（也就是天上赤帝的高度）。因为他喜欢耕田，创造了耒耜，所以地出醴泉，天降嘉禾。黄帝更了不得，大电光绕着北斗，照到郊野，触着了附宝的身子，生下了他。他身逾九尺，日角、龙颜、河目、隆颡，胸前有文，是“黄帝子”三字。他将要做天子的时候，有黄云在堂前升起，凤凰衔了图放在他的面前，他再拜而受。少皞是刘歆临时插入古史系统里的，他的历史太短，人们知道的不多，这个位子还没有坐稳。但在黄帝的土德和颛顼的水德之间应当有一个金德的天子是很显然的，所以谶纬的作家就另插了一位朱宣进去，说道：黄帝时有虹一般的大星下流华渚，女节梦中和它交接了，生下了白帝朱宣。 颛顼的出生也和他相像，说是有霓一般的摇光贯过月亮，感着女枢而生的。
王莽最注重的是尧、舜，要从尧禅舜上见出了汉禅新的必然性，所以在谶纬里关于尧、舜和他们禅让的故事讲得最有声有色。他们说：古时有一个从石头里出生的女子，名唤庆都，是火帝的女儿。她到二十岁还没有嫁，出游时仿佛常有神灵随着。有一天，一条赤龙背着图从河里跳出来，庆都替它解下，看见上面写着“赤受天运”四字；下面有图，画一个穿赤色衣的伟男子，眉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题的字是“赤帝起诚天下宝”。那时忽然阴风四合，那条赤龙和她合婚了，一接就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了尧，面貌和图上一样。他坐船游河，有一凤凰负图飞来。这个图是用赤玉做的匣子，长三尺八寸，厚三寸，白玉的绳，黄金的检（绳上的封泥叫做检），盖的章是“天赤帝符玺”。他就以火德王天下了。舜的母亲名握登，感着大虹而生舜。他身长九尺，两目重瞳子。有一天，尧率领舜等一干人游首山，并观河洲，见有五个老人在那边。他们听得一个老人唱道，“《河图》将来告帝期”；接着第二个老人唱“《河图 将来告帝谋”；第三个接着“《河图》将来告帝书”；又听得第四个“《河图》将来告帝图”；最后一个是“《河图》将来告帝符”。不到一刻，有一条赤龙衔了图从河中出来，五个老人就化为流星，冲入昴宿。舜低头一看，龙也没了，留下 第 ９７ 页
了这图。尧把它打开，上面写着：“帝枢当百，则禅于虞。”他叹了一口气，对舜道：“舜呀，天运到了你的身上了，你好好儿干下去罢！”这样，舜就受了尧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