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舜以下也都这样。修纪在山上见流星，感而生禹。扶都见白气贯月，感而生汤。太任梦见长人，感而生文王。刘媪梦见赤鸟如龙，和她游戏，生了执嘉。执嘉的妻含始在雒池上拾得一粒赤珠，刻有“玉英，吞此者为王客”几字，她吞了，就在这年生下了刘邦（到这时，才知汉高帝的父亲名叫执嘉，母亲名叫含始）。他们的状貌也很奇，得到的符命也很多，好在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格式，恕我不叙了。
纬是明说解经的，经是孔子定的，所以在谶纬里，孔子是一个中心人物，受渲染的程度比几位圣帝明王尤为高强。他们说：那时有一位少女徵在到大泽边游玩，玩得疲倦，就睡在那里。她梦见黑帝请她去；去了，就和他配合了。黑帝对她说：“你将来产生小孩一定要在空桑里面。”她一觉醒来，果真怀了孕，后来果真生产在空桑里。这个小孩的相貌特别极了：海口、牛唇、虎掌、龟脊；头像尼丘山，四周高，中央低；胸前有文，是“制作定，世符运”六字。后来长大了，就更好看了：身长十尺，大九围；坐着像蹲龙，立着像牵牛；他的仪表非常堂皇，发射出一种光彩，近看好像昴星，远看好像斗星。他不知道应叫什么，吹律（竹制的乐器）定姓，知道自己是殷的后裔孔氏，就姓了孔；头像尼丘山，就名了丘。照他们说，汤是水德，为黑帝之子，而孔子是汤的后裔，所以仍为黑帝之子。但是有一件不幸的事来了。天上的五帝为了要使自己的儿子做皇帝，所以才传种到人间；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也须做皇帝才对。况且那时周已衰了，本该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了，孔子为什么还不做皇帝呢？他们揭开这个谜，说因周是木德，木只能生火，不能生水；孔子虽有水德，无奈不当令，他只得为火德代劳，替未来的汉朝制定许多法典 “六经”。所以《春秋纬》里说：“黑龙生为赤”，又说：“玄丘制命，帝卯行也。”
他有帝王之德而无其位，栖栖皇皇，一生不得志。有一夜 他梦 第 ９８ 页
见丰、沛一带有赤色的烟气升腾起来。他醒时，就驾起车子去看。到了那边，只见一个捡柴的小孩打坏了一头麒麟（不要忘记上边说的：苍帝亡的时候要有麒麟被捉；更不要忘掉，周为木德，即是苍帝）。孔子走上前去，那麟垂着耳朵，吐出三卷书来。书上写着：“周亡，赤气起，火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他知道上帝派他为卯金氏制法了。不久，天上又掉下一方血书，落到鲁国的端门上。书上写的是：“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第二天，子夏去看，血书变为赤鸟飞去了，留下一个图，画的是孔子制法的形状，上面题着“演孔图”三字。这件故事就叫做“端门受命”。当孔子把《春秋》和《孝经》 两部最重要的法典 作成时，吩咐七十二弟子向北辰弯了腰站着，又命曾子抱了《河图》、《洛书》，他自己斋戒沐浴，穿着绛色的单衣，朝着北辰拜下去。那时天上就有云气起来，白色的烟雾一直降到地，一条赤色的彩虹从天而下，变作黄色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忙跪下接起，读道：“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这是说刘季高帝的字 要在轸宿分野的北面起事，后来统一天下。）
我们读了上文的武功白石、铜符帛图、金匮图和金策书（均见第十四章）之后，再来看这类玩意儿，它的意义当然可以不烦言而解。原来汉高帝得天下时简陋得很，他没有想到自己是赤帝子，该有种种受天命的花样。可是这种花样都给王莽想到了，他的得天下的场面就比汉高帝好看得多了。他虽失败，然而这种开国规模何等堂皇，刘家中兴人物刘玄、刘盆子、刘秀们哪有不想学样的，所以他们就钞了王莽的文章，替自己的祖先补造这一大套，见得高帝的受命已早于孔子时注定了，并且学术界中最大的权威者孔子即是为了这一件大事而出世的。装点孔子即是装点高帝，也即是装点自己；要把孔子捧作教主，也即是把汉家皇帝捧作教主：这对于他们保持这一份大家产（所谓“巩固皇图”）是怎样的有利呀！
有人读了上面一大篇，或者要发一声冷笑，说道：“这种鬼话已绝 第 ９９ 页
不能存在于今日了，还理它作甚！难道当笑话讲吗？”如果有这种见解，我敢说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们讲的是汉代史，凡曾在汉代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东西就不该不讲；况且这种东西，表面上是死了，实际何尝死掉。试看辛亥革命之后，不是还有一班糊涂的人们天天望着“真命天子”出现吗？像陈焕章等一班提倡孔教的人，不是还把端门受命的故事当作他们宣传的中坚吗？一班迷信汉学的人，不是还把纬书里的华胥履迹、庆都感龙一类事当作真实的上古史料来用吗？就算脑筋清楚些的人肯不信这种东西，然而玄圣的“玄”，炎刘的“炎”，谁想得到中间大有问题？就说脑筋更清楚，连这种神话都不信了，然而有了社会学的观念，看着一大串不夫而孕的故事，又容易把它牵合到“男女杂交”、“血族群婚”、“母系社会”上面去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从整个的王莽式的五德系统（见十六章）和他的天帝人帝打通说（见十八章）上来的。如果没有王莽们把全部古文化重新整理，在整理时作了种种有意的改变，哪里会有这种古史出来！所以这种上古史问题其实只是中古史问题，而两汉之间的社会情况就是解决这类乌烟瘴气的假上古史的最好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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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谶纬在东汉时的势力
光武帝以《赤伏符》受命，又用了《西狩获麟谶》来折服公孙述，统一天下，所以他对于谶纬有极强的信仰。不，说他信仰，不如说他依赖了吧！他在谶文里读到一句“孙咸征狄”，恰好他手下有个孙咸，就命他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不过大司马的职位太高，权势太重，不是资格和才力足以相称的人就办不下去的，他终于撤职了。《赤伏符 里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他想战国末年的卫国是被徙到野王的，玄武是水神之名而司空是水土之官，恰好那时的野王令是王梁，他便任他为大司空了。这一种任官的方法，和王莽有什么两样？
他很用心读谶纬。有一次，因为日食，他避开了正殿，坐在廊下读；读得太多了，又感受了风寒，竟至发病晕了过去。那时谶纬共有八十一篇：其中《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这说是黄帝至周文王的本文），又别有《河图》和《洛书》三十篇（这说是孔子增演出来的），又《七经纬》三十六篇。那时称《七经纬》为“内学”，称原有的经书为“外学”。虽说是纬，它的地位反而占了经的上风了。
桓谭是西汉末的旧臣，王莽时也曾做过掌乐大夫，这些谶纬造作的历史满落在他的眼里。光武帝时，又任议郎。他看见皇帝常常在谶纬里寻找证据，决定大事，觉得不是好办法，上疏道：“一般人的性情， 第 １０１ 页
都是忽略了真事实而重视怪异的传闻。但古先圣王只有仁义的正道，孔子也是不讲天命的。现在许多巧慧小才的人，纷纷增加图书，妄称谶记，来欺惑世人，必须斥绝才是。这种事也许有时对，但正像用单数双数到神前占卜，总有碰巧适合的机会；然而哪里可以相信呢！”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只是没有责罚他。后来他下诏会议建筑灵台的地方，问桓谭：“我想用了谶书去决定它，你看怎样？”桓谭一声不响，隔了好久，才道：“我向来不读谶 ”问他为什么不读，他又把谶不合经的地方说了一大篇。光武帝大怒道：“桓谭非圣无法，拉下去斩了罢！”谭固然不肯放弃他的主义，但也不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只向皇帝叩头，叩得出血了，皇帝才赦了他。不久，把他放了外任，就死在路上，那时他年已七十多了。他著有《新论》二十九篇，虽已亡佚，但就残存的一点看来，其中也攻击王莽信鬼神的迷惑，又说《河图》、《洛书》出于后人的加增依托，决不是孔子作的，足以证明他在当时确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过他终究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他不懂得光武帝为什么要提倡谶纬的心理。
还有一位尹敏，读得好些经书，又通《洪范》消灾之术。光武帝命他校定图谶，删去崔发（王莽时的图谶专家，封说符侯的）替王莽加进去的许多说话。不料他也瞧不起谶书，说道：“这种东西决不是圣人所作，而且其中很多俗字俗说，会得疑误后人的！”光武帝不听，还是叫他做这工作。他耍些手段，就缺文上写了一句“君无口，为汉辅”（请读者莫忘记了第十五章里李通的图谶上写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希望皇帝重用他。光武帝见了，识得他的笔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目睹前人增损图书是这样的，所以我也不自量，希冀万一的徼幸！”帝虽不以为然，也不治他的罪。同时受诏校定图谶的，还有一位薛汉，他本以说灾异谶纬为专业，教授的弟子常有数百人。我们现在看见的谶纬，其中所以没有王莽受命的宣传文字，就因为早给他们删去了。
光武帝即位三十年，君臣请封禅泰山，报答天祐。他下诏，为自 第 １０２ 页
己无德不许。至建武三十二年（公元五六年）正月，他行过泰山，夜读《河图会昌符》，读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想起封禅之事也可行得，便命人把《河》、《洛》谶文凡有说到封禅的都搜集起来，得到三十六条。他便依照汉武帝元封时的故事举行。在未祭时，先派人上山刻石，文中举了《河图会昌符》的“赤帝九世，巡省得中。……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赤汉复兴，九世会昌。……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又举《河图合古篇》的“帝刘之秀，九名之世”，《河图提刘子》的“九世之帝，方明圣持”，《洛书甄曜度》的“赤三德，昌九世”，《孝经钩命决》的“帝三建，考九会”等等，证明他这次行事的有据。为什么老是说“九”呢？只为从汉高帝到光武帝是足足的九代。《河图》、《洛书》如果真是孔子作的，则他在端门受命时已不但知道了开国的刘季，而且知道了这中兴的刘秀了！他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如南郊礼；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如北郊礼。这不消说，他沿袭了王莽的制度。秦皇、汉武的封禅本没有天地阴阳的区别，但从此以后，封泰山是祭天，禅泰山下的小山是祭地，等于国都中的南北郊，大家用了王莽的方式作定制了。四月，他大赦天下，把建武三十二年改为中元元年。就在这年的十一月里，他宣布图谶于天下。图谶本已迎合人们迷信的心理，现在又定为功令的必读书，当然钻入各个角落更深更普遍了。东汉的国祚约二百年，禁不起这长期的宣传，所以谶纬八十一篇便成了王莽符命四十二篇的“跨灶”之子！
明帝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能继续父业，所以《河图括地象》里就有了“十代，礼乐文雅并出”的豫言。他在永平三年（公元六 年）下诏道：“《尚书璇玑钤》里说：‘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着把郊庙之乐改名为《大予乐》，乐官也称为大予乐官，以应合图谶。”
《左传》这部书，十之八九是真材料，其十之一二是刘歆改作的或是增加的。刘歆帮王莽篡位，把新式的五德终始说插在书里，证明汉是尧后属火德（当时也必有证明王莽为舜后属土德的，现在不见，想来 第 １０３ 页
是新室灭亡后给人删掉了），作禅让的张本。后来光武中兴，他自承为火德，虽和王莽、刘歆不同志，但用的依然是他们定的历史系统。为要在经书里证明汉的国运，《左传》当然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光武帝所以有心把它立博士，就因为这个缘故。刘歆有两个门弟子：一个是郑兴，刘歆因他天资很好，叫他作《左传》的《条例》、《章句》、《训诂》；一个是贾徽，他自己作了《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他们都算得刘歆的高足弟子。郑兴在光武帝时任太中大夫，也很喜欢讲《洪范》灾异；但不知为什么，他不愿随俗弄些谶纬之学。有一次，光武帝问他郊祀的事情，向他说：“我想把谶书来决断这事，你看怎样？”郑兴老实得很，答道：“我是不读谶的！”帝大怒道：“你不读谶，是不是表示反对？”他惶恐了，兢兢地答道：“我于书有所未学，哪里敢反对！”帝方才赦了他。终究因他不懂谶，不给他做大官。贾徽自身虽没有得意，但他的儿子贾逵是非常聪颖的，他学通《五经》，尤明《左传》和《国语》，作两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献了上去。他不像郑兴的不达时务，便在奏疏中说：“‘五经’里都找不到可以证明图谶所言刘为尧后的材料，只有《左传》是有明文的。又‘五经’里总说颛顼是承继黄帝的；如果这样，尧就不得为火德，联带汉也不得为火德了。现在《左传》里黄帝和颛顼之间有少皞一代，就是图谶里所说的帝宣。这样一排，尧就确然为火德了。”明帝很以他的话为然，把他所作的《解诂》藏在秘府。到章帝时，他又把这番话重说了一通。章帝也是喜欢《左传》的，几次选了许多高才生从他读《左传》，这部书的地位就确立了。我们今日能彀知道些春秋时的事情，当然是《左传》的功劳；可是饮水思源，还是由于谶纬的介绍呵！
我们试翻开《后汉书》的列传来，或是看些东汉人的墓碑，大抵是有“博贯‘五经’，兼明《图谶 ”这一类话的。不想众醉之中也有独醒之士，东汉中叶，有个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对于谶纬表示鲜明的反对。他上疏顺帝道：“谶书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个问题很少人知道。当汉取秦时，尽力打仗，竟得成功，这真可说是一件大事，但在 第 １０４ 页
那时是没有人引谶的。就是最喜欢讲术数像眭弘这辈人，也没有提起过谶书。刘向父子校书秘府，还没有把谶书编入他们的目录。直到成帝、哀帝之后，刚刚听得有这种东西，它们的著作时代也就可知了！我们试用谶来比经，甚至用谶来比谶，其中矛盾冲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况且其中说到战国时的墨翟、汉的益州，图里画到成帝，哪里会是孔子做的！这一定是虚伪之徒想升官发财，才造出这种谣言。从前贾逵摘取了谶书中自相矛盾的三十余条去问善于讲谶的人，他们也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王莽篡位是汉代的大祸，要是这八十一篇早已有了，为什么不豫先警戒呢？现在《河》、《洛》和‘六艺’诸谶纬都已校定，成为经典，然而有人拿来推说水灾，有人弃家人山林求道，都得不到一点效果，这还有什么可信的！画工何以怕画狗马而乐于画鬼魅，就为实物难写而虚伪是可以随心的。我请求，把图谶一起禁绝了！”顺帝虽因图谶是国典，不便背弃祖宗的成法，没有听他的话，但也觉得这种议论很不错，常常引他到帷幄中询问一切。不过一个人总是容易受时代的蒙蔽的，王莽留下的谶纬，张衡虽能打破，王莽留下的历史系统，张衡依然上了他的当了。司马迁作《五帝本纪》，黄帝之后就是颛顼，这原是战国以来通用的方式。张衡却因其中缺掉少皞，奏请改定。这请求也没有照准，想来为了“五帝”这个名词所限，不便改成六帝的缘故。
图谶这类东西，会随时增加改变，为皇帝欲发达的人造作自拉自唱的证据，使得统治阶级极感不便，所以张衡的禁绝的主张在当时虽未成事实，而在南北朝时就实行过好几次。到隋炀帝即位，索性作彻底的摧残，他派使者四面去搜求谶纬，以及其他和谶纬有关系的书籍，一齐烧了；私人有敢隐匿的，查出处死刑：这才禁成功了。现在除了《易纬》八种还完全之外，其余的种种只留一鳞半爪在别的书里；经明、清人的苦心辑录，才看得一个粗略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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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曹丕的受禅
上面讲了许多五行的故事、谶纬的故事，和现代意识太隔绝，诸君谅来听得厌了。现在再讲一个谶纬的喜剧，算作“大团圆”罢！
东汉中叶之后，宦官弄权，害死了不少好人。董卓杀了宦官，立献帝，迁都长安。曹操起兵，抓住献帝，又把都城迁到许；他自为大将军，玩弄皇帝于掌握之中。他执政二十四年，初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又自进为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传呼警跸。这样一步步的走上去，宛然王莽再生。但他到死没有篡位，这不知道是他不愿意做皇帝呢，还是他的寿命已不容他实现最后的计画呢？总之，禅让的格局是布置好了。
相传当他封魏公的时候，远道的人没有听准，传说他封的是魏王。有一个谶纬专家李合说：“这一定是‘魏公’，因为孔子传下的《春秋玉版谶》上早已写着‘代赤者魏公子’了！”还有一个李云也上封事，说道： 谶书里说的‘许昌气见于当涂高’，这话怎讲？当着道路而高大的，莫过于宫门外的两个观阙（台上有楼观，故曰观；其间无门，故曰阙。北京的午门，左右突出的两壁，上面盖着方亭的，就是阙的遗制；至于左右相通的回廊，和正面三个门洞、上面九间门楼，是后世为了壮观而添出来的），观阙之名为‘象魏’，这不就是魏吗？所以‘代汉 第 １０６ 页
者当涂高’就是魏当代汉的豫示。魏的基业昌于许，所以说是‘许昌’。”这句话说得活灵活现。但是光武帝引的“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下半节是猜准了，还有上半节呢？从光武帝到那时还不到二百年咧。就是从高帝受命算起也不过刚透四百年咧！
曹丕是魏王的太子，他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 年）二月嗣位。他一即位，就把献帝的年号建安改为延康。三月，黄龙现。四月，白雉现。八月，凤凰集。我们看了王莽时的种种花样，以及谶纬书中的种种帝王受命的记载，就知道这好戏已在打锣。果然，到十月里，献帝下诏道：“我生不幸，遭着国家的荡覆；虽是危而复存，但抬头看天文，低头看民心，就知道炎帝的历数业已告终，五德之运到了曹家了。从前的魏王（曹操）既立了许多神武的功绩，现在的魏王（曹丕）又是明德光耀，应着这个期会，天之历数所在再明白没有了。古人说得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唐尧不私于他的儿子，留下了万世的美名。我对他是非常羡慕的，现在就禅位于魏王罢！”
那时魏国的许多官员也都上表称引图纬，说明魏王做皇帝的无异议。其中尤以太史令许芝说得最详细，最真切。他说：“《易传》（就是《易纬》）里讲：‘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现在黄龙正以戊寅日现，这是最显著的受命之符。况且《春秋汉含孳》说‘汉以魏，魏以征’，《春秋佐助期》说‘汉以许昌失天下’，说魏说许，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又《孝经中黄谶》说： ‘日载东（ ），绝火光；不横一（丕），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把您的名和姓以及受禅的年代都写出来了。《易运期谶》说：‘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是‘许’字，两日是‘昌’字，这是说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运期谶》又说：‘鬼在山，禾女连（魏），王天下’，也是魏应得天下的证据。按帝王是五行之精，应当七百二十年一交替，但有德者可以超过这个数目，无德者就到不了这个数目。从汉高帝到现在固然不过四百二十六年， 第 １０７ 页
但汉的受命，图谶上早已说明，乃在春秋末的‘西狩获麟’，从获麟到现在早已超过了七百年了，到了应当交替的时候了！我们看天上太微宫里，黄帝坐常明亮，赤帝坐常不见，可见赤家当衰而黄家当兴，在天象里也有证据。又荧惑星是赤帝之佐，失色不明也有十余年了。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又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于东南。您初即位，就有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等许多祥瑞。从前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得天下时，凤凰翔，洛出书。汤为王，有白鸟之符。周文王为西伯，赤乌衔丹书来。汉高帝刚起，就有白蛇的征应。这些异物都是为了圣人而出现的。我们看汉家前后的大灾，魏国现在的符瑞，再察图谶中的期运，可说从古以来得天下者没有像魏这样又完美、又正当的。从前周公归政成王，孔子很反对他，以为他不是圣人，所以不替亿兆的人民设想。伏愿您体会尧、舜的聪明，承受这七百年的禅代罢！”
献帝再三下诏禅位，群臣又数十次上表劝进，曹丕一味的谦让。在这一个月中，从初一直闹得月底，往还的文书着实可观。仅看那些文书，差不多比唐、虞之世还要美丽了。其中以博士苏林、董巴所上的表有些新意思。他们说：“周天分为十二次，叫作分野，王公之国在分野中各有所属。周的分野是鹑火之次，魏的分野是大梁之次。岁星每年历一次，十二年而一周天；天子的受命，诸侯的封国，都按照着这个次序。所以周文王始受命，岁星在鹑火；到武王伐纣，是文王受命后的十三年，岁星又到了鹑火了。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武王（曹操）讨黄巾，是为始受命，那年岁星在大梁。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又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公元二 八年），又在大梁，始拜 相。今年（公元二二 年）岁星又到了大梁了，您应该受命王天下了！况且今年是庚子，《诗纬推度灾》说，‘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命天下治’，又说，‘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这是明说今年应当换个新圣人治天下了。又魏的氏族出于颛顼，和舜同祖。舜用土德继承尧的火德，现在魏也是用了土德继承汉的火德，极合于帝王授 第 １０８ 页
受的次序。天命这样地丁宁周至，就是人们说白话也不能比它再清楚。倘使您一味地固执谦让，那真是上逆天命，下违民望了！”
献帝在第三次禅位诏里，对于曹丕作苦苦的祈求，他道：“汉家世逾二十，年过四百，运已周遍了，数已终讫了，天心移了，民望绝了。现在天命有所归，神人又同应。违天不顺，逆众不祥，魏王呵，你还是模仿了有虞氏的盛德，接受了这历数的期会罢！从前尧禅舜时不听得舜逆尧命，舜禅禹时又不听得禹辞舜位。你还是敬奉天心，不要再违背我的命令，登了皇帝之位罢！”但曹丕又说：“听得了这个诏命，直使我吓得发抖！”
最后，魏的相国华歆等上一个最恳切的奏书，说道：“我们听得您屡次的让，真是悲伤极了。《易》云：‘圣人奉天时。’《论语》云：‘君子畏天命。’尧知道天命去己，所以不得不禅舜。舜知道历数在身，所以不得不受禅。尧的不得不禅，这是他‘奉天时’。舜的不得不受，这是他‘畏天命’。汉家虽已这样衰败，还知道学尧的办法；但是您却只管拘牵小节，不知道去学舜。倘使死者有灵，那么，虞舜一定在苍梧的坟墓里顿足大骂了！不但是他，就是夏禹和周武王也必在他们的冢中郁郁不乐了！现在我们决定，不管您的意思怎样，立刻经营坛场，拟具礼仪，选择吉日，请您去昭告昊天上帝，承受这个必应受的天命！”于是曹丕说：“从前大舜在田野中吃粗糙的粮食，仿佛有终其身的样子：这是我的宿志。他受了尧禅，穿上了贵重的衣裘，像是向来过惯的：这是他的顺天命。既经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我也没法辞谢了，就学了他罢！”明天，他升坛受皇帝的玺绶；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方夷人们陪位的有数万人。事毕，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改元黄初，表示是土德行运之初。他回去时，轻轻地说道：“舜和禹的事情，我现在是知道了！”
秦始皇和汉高帝的受命是武的；光武帝的受命是文武兼资的；王莽和曹丕的受命是纯粹文的。不过把曹 比了王莽，还有一些不同。王莽时的花样件件是“当场出彩”，几百种的祥瑞和图书都在他的世里陆 第 １０９ 页
续出现，证明了他的天命。偶然也有几件旧的点缀一下，像春秋时的“沙麓崩”说是圣女兴的符瑞，文帝时的黄龙出现说是土德代汉的豫兆，但这不过给与一种新解释而已。曹丕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天命固然一方面也有活货，像黄龙和凤凰之类；但大部分是出在千余年来文王、孔子传下的图谶上，而且说得这样明白，把他的名呵、姓呵、地呵、年呵，一切都豫先记好了。然则孔子何尝专为赤汉制法，他把“黄魏”也一起包罗了。假使张衡还活着，他一定要说：曹丕结果汉家天下，在八十一篇谶纬里明白如此，为什么不豫先警戒呢！又王莽的天下是汉高帝在冥冥之中传与他的，曹丕的天下是献帝明白禅让的。王莽为他自己是土德，所以把汉改排了火德；曹丕因为汉是火德，所以他就自居于土德。他们的德运虽同，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也有些儿差异。
魏文帝（曹丕）短寿，没有等到改正朔，易服色，就死去了。到他的儿子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二三七年），山在县黄龙见，官员们奏魏得白统，应以建丑之月为正，才依照了三统说改定历法；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都和王莽的制度一样。
我们读了以上许多受命（皇帝的宗教）的故事，该得明白，所谓五德和三统，所有图谶和纬候，莫不是应时出现的东西；它们自己虽处处说是老古董，其实尽是些时髦的货色，好比一笼馒头，现蒸热卖的。现在我把它们的真相揭开，诸君或者要以为这种东西无聊得很，不值得大谈特谈。须知许多真的老古董（历史）都给这种各时代的时髦货色淆乱了，我们无论看到哪部古书，或者提到哪件古史，几乎没有不蒙上这一层色彩，甚至在内部起了化合作用的。我们要捉得这汉代的学术的中心，明白看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背景，然后对于这些修饰过和假造过的材料可以做剥洗和分析的工作；做了这部工作之后要去真实地认识古代社会，就不会给这些材料牵绊了。倘使你不屑瞧瞧这种无聊东西，我敢决然说：你永远跳不出他们设下的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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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辨伪史要略
前 记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的“附言”里曾说过：
去年春夏间，逼着自己做一篇序文，要把二三千年中造伪和辨
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鸟瞰，使读者明白东壁先生在辨伪史中
的地位，从此明白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不幸人事太多，找不到
整段的时间作此长文，旋作旋辍，只写成了战国、秦、汉间的一段，
而很重要的谶纬则尚未叙及（在这一年中，必作为专文发表。 …
承《史学年报》索稿，因把此序略加修饰，易为本题发表。将来
倘有时间，许我续作，那么这篇“造伪和辨伪史”自必做完。因
本文原名“崔东壁遗书序”，收入本书时改作此名，以便一般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本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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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以下的材料我已收集了些，其中的问题不多，只要有时间总是
可以写下去的。
这是四十五年前我为续作《崔东壁遗书序》许下的愿言，可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竟一直没有空闲和机会来了却这一心愿。一九七五年五月，翻阅以前的日记，在日记中又写了一段“附记”，说明我当时的感慨：
《崔东壁遗书序》，虽写得已不少，终以事冗未能写完，其后
改题为《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交燕大《史学年报》发
表，实半篇耳。予是时社会关系已多，不可能如初入燕京时之专
心，予之性格，青年之趋附，时代之动荡，三者各有其阻力，而壮
年之光阴已去，势不许其如愿，思之愤懑！
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要重新排印这部书了，这就又逼着我非把这篇序文继续写完不可。经过了四十五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仍能在我有生之年里，在我的学生王煦华同志协助下，完成这篇前几年认为不可能写完的文章，心里格外感到高兴。我深信后来的学者一定会把古史的考辨工作继续做下去，终有一天会把伪古史和真古史区别得清清楚楚。这篇序文既是赓续前作，所以汉以前的部份就仍沿用原文，只作了少许文字上的修改。汉以后的部份，则是根据以前的草稿，加以补充修改的。
（一）古人缺乏历史观念
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史料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 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作严密的审查，不使它僭 第 １１２ 页
冒，也不使它冤枉，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人的任务。
所谓伪，固有有意的作伪，但也有无意的成伪。我们知道作伪和成伪都有他们的环境的诱惑和压迫，所以只须认清他们的环境，辨伪的工作便已做了一半。
我们研究学问的先决问题，第一是了解从前人的工作的结果，第二是认识我们今日所负的责任。现在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史，而中国的史料不可信的甚多，尤其是古史，又不曾经过整部的严密的审查，其中待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兴趣，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所以我略略搜集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的事实，作成这一篇，希望读者认识这两种对抗的势力，以及批评精神与辨伪工作的演进，好藉此明白自己所应处的地位。
在述说这问题之前，我们该得知道，所谓“历史观念”，在现在看来虽是很平常的一种心理，但其发展的艰难却远过于我们的想像。“致用观念”，在石器时代已有了，否则人类就不会制造出这些器具。这个观念从此发达下去，成就了今日的精致和奇伟的物质文明。但历史观念超出现实，它的利益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所以非文化开展到了相当程度，决不会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将来不可知；截至现在止，它还只限于少数人的使用。古代当然更不必说。这少数人既已有了这个观念，一定忍不住，要发之于言行；然而敌不过多数人的懵懂，于是终被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致用观念所打倒。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剧！若要这种悲剧不发生，只有两条路。其一，大家逢到一件事情，就肯想一想，不尽跟人家跑。其二，看到不如己意的议论和著作肯宽容，不要党同伐异。能够这样，历史观念的发达自然一日千里，而无用之用也定必超过致用观念所收获的实惠了。
只为古人缺乏历史观念，所以最不爱惜史料；因而写不成一部可靠的历史。很古的时代如何，我们的智识不够，无从提起。且从武王克商说起罢。当他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本纪》），《逸周 第 １１３ 页
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牦、等约一万头（《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以后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又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所以想不到开办一个“故宫博物院”。他们看盘庚以来二百余年卜用的甲骨，正如我们看一大堆废纸似的。说到这儿，真令我暗暗地叫一声惭愧。十余年前，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嫌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堆积得太多了，又占房屋，又费功夫，觉得讨厌，所以就把其中不整齐的装了八千麻袋，卖给纸厂，作为造还魂纸的原料。司法部中藏有明朝的刑部老档，总长朱深看它是过时货，下令烧了。七年前，国都南迁，蒙藏院的档案无人保管，全数散出，卖给摊贩包花生糖果。究竟甲骨的用处不如纸张，不能制造还魂纸，也不能包裹糖果，周武王觉得不能获利，扔下了。后来康叔封于卫，他也许嫌这种东西讨厌，但它又不像纸张的容易烧毁，只得留下了。谁想过了三千年，这种废纸竟沾了人们的历史观念的光，忽然发生了用处，害得许多考古家和古董商费了全副的精力去搜求，腾起很高的行市！又谁想现在人们的历史观念，只会应用于数千年前的档案（甲骨），而不会应用于数百年中的档案！唉，人类的进步是这样慢的。
因为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现在再讲一个故事。曹植做了鄄城侯，那边有一座旧殿，是汉武帝的行宫，他拆毁了。因为有人假借了神话来反对，他就下令道：
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 第 １１４ 页
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
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况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
土非复汉有。是以咸阳则魏之西都，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
雀而树阊阖，平建阳而建泰极。况下县腐殿，为狐狸之窟藏者
乎！……（《文馆词林》六九五引）
他的话说得多么爽快，有了新朝就该把旧朝的东西完全摧毁了！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在这种观念之下，只有时行的留存与不时行的销灭两件事。然而不幸，历史所记是十分之九属于不时行的呵！
凡是没有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罢，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罢，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罢，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罢，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而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既经研究了历史，谁不希望得到真事实？既经做了研究工作，谁不希望早日完工？可是古人给我们的难题太多了，这个回答不好的责任是应当由古人担负的，我们只有使尽自己的力量以求无愧于心而已。
（二）战国、秦、汉间好古者的造伪
我们在前面既知道古人没有历史观念，不爱惜史料了，但从别方面看，则中国民族又有一种癖性，是喜欢保留古代的语言方式。我们现在尚闹白话与文言之争，好古者还想拿公元前数百年的白话作为二十世纪的通用文字。古代也是如此。我们在《左传》里读到周王的说话， 第 １１５ 页
就知道他和春秋时一般人的口语有别。例如僖十二年，齐桓公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说：
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
朕命！
又如哀十六年，卫庄公使鄢武子告嗣位于周，王说：
肸以嘉命来告余一人。往谓叔父：余嘉乃成世，复尔禄次。
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虽然文气卑弱，必不能像殷、周间文字的朴茂，但春秋时有摹仿古文字的风气，即此可以推知。文既仿古，当然有伪造古书的。《孟子 万章篇》上有一段话：
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
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
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此文易“谋”为“谟”，易“皆”为“咸”，易“功”为“绩”，又省去许多动词，如“牛羊父母”，“舜在床琴”等句，显见作者要表示其为唐、虞的真传，故有意不循战国的语法。其他《孟子》中所引尧、舜事，又有“祗载见瞽瞍”，“瞽瞍厎豫”，“舜尚见帝”等句，也都用了古字易去今字。在这种空气之下，《帝典》就出现了，邃古的名人也都有著作传下来了。作者没有新发见的史料，也没有时代的观念，只凭了个人的脑子去想，而且用了貌似古人的文体写出，拿来欺骗世人。战国、秦、汉之间，这种东西不知出了多少。其后赖仿古而成名的甚多，扬雄的《太玄》和《法言》最能表现这个特征。又如司马相如 第 １１６ 页
作《封禅文》，把“揆其所始，至于所终”写作“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把“大道于是成”写作“大行越成”，把“深恩广大”写作“湛恩厖鸿”，把“化蛮夷为文明”写作“晻昧昭晰”，简直不讲文法，专堆生字，到了画符念咒的地步。
他们既已为了没有历史观念，失去许多好史料，又为了没有历史观念，喜欢用古文字来作文，引出许多伪书。在这双重的捣乱之下，弄得中国的古书和古史触处成了问题。从前君主时代，君主的权力的基础建筑在经书上，于是“非圣无法”可以判死罪（例如嵇康以“非毁《典谟》”而受诛），大家死心塌地，不敢去想，倒也罢了。现在呢，君主是倒了。从前人没有学术史的眼光，以为最古的人是最聪明的（例如黄帝发明了几十种东西，做了几百卷书），什么事情都是老早就规定妥当，不必由我们去想，倒也罢了。现在呢，知道智识由于积累，后人的本分是应追过前人了。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哪能不起来问，哪能不起来干。如果不这样，我们简直辜负了这时代。何况，在从前极束缚的环境之下，尚有起来问，起来干的，我们如果在这大解放的日子里还作无怀、葛天之民，试问有什么面目对着他们？
（三）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中国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知道是“六经”和孔子。“六经”的问题复杂，我们先来看孔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私家著作。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出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这原是后来的儒家推尊他为始祖而已，他并没有创立一种主义，也没有定出什么具体的政治计划来。他虽常提起夏、殷，但夏、殷的历史差不多没有说到。 《八佾篇》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 第 １１７ 页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他说夏、殷之礼的“不足征”由于他们后裔杞、宋二国的“文献不足”，似乎很能注意到史料上。但为什么对于夏、殷之礼又两云“吾能言之”呢？既已没有史料，他怎么去讲历史呢？这不彀人疑惑？由我猜想，恐怕那时人对于夏、殷的故事都随便说，孔子也不能免。所谓“不足徵”的，是史料。所谓“吾能言”的，是传说。照这样讲，孔子口里的夏、殷之礼就有问题了。
他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这两句话里，可见他的心目中的夏、殷的礼对于周代人的效用只在“留备择取”的一点。他只拿了致用观念来看夏、殷，而不拿历史观念来看夏、殷，这个意思表示得非常清楚。（要是他用了我们的态度，就得问：“夏、殷的礼究竟是怎样的 “夏、殷的礼是怎样构成的？”夏、殷的礼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什么实用价值？”）在这种观念之下，与周有关的尚可仅凭传说，而与周无关的自然更不妨让它澌灭了。
制度既已只备择取，史事当然只备劝惩。在《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们说话时称引的人，只是把人类的性质品行分成数类，每类举出几个最有力量的代表。例如做人君的要无为如尧、舜，勤俭如禹、稷，知人如舜、汤；做人臣的，要能干如周公、管仲，忠直如史鱼、柳下惠，识见如伯夷、蘧伯玉。他提起古人，不是传授历史知识，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这种观念原是当时人所通有的。因为日久流行在口头的缘故，所以好人会尽量好，坏人会尽量坏。其实岂但当时人，就是现在，除掉研究历史的专家以外，提到古人，谁不只记得几个特别好的和特别坏的。你随便走进一个戏园或评书馆，就可以听得能干的姜太公和诸葛亮，勇敢的薛仁贵和杨继业，奸诈的曹操和秦桧，方正的包龙图和海瑞，以及武松、黄天霸等义士，李太白、唐伯虎等才子，杨贵妃、崔莺莺等美人，妲己精、潘金莲等淫妇。这些演员和听 第 １１８ 页
众，并不要求知道这班古人的年代先后和他们的特殊环境，只觉得古来的人，或善或恶，其翘然特出于人群的不过这几个而已。有了这几个，他们说话或唱戏时就尽够引用了，要寻一个人物作自己的模范时也有所取资了。当时子贡究竟是一个智识分子，他听了抑扬过甚的传说不免引起了怀疑。他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这句话的反面，就是说，“周公之才之美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居上流者，天下之善皆归焉”。也就是说，“中流者非无善恶也，天下之善恶皆不归焉”。这实在是一句聪明话，是我们的辨伪史中的第一句话。
古时只有代表人物而没有史。今日则既有留存于民众心目间的代表人物，又有为学者们所保存研究的历史材料。这是古今的一大区别。古时虽以孔子之圣知，也曾起过“文献不足”的感叹，但究竟受时代的束缚，惟有宛转牵就于致用的观念之下而已。
（四）战国以前的古史是
“民神杂糅”的传说
孔子的思想最为平实，他不愿讲“怪，力，乱，神”，所以我们翻开《论语》来，除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二语以外，毫无神话色彩（这二语本是很可疑的）。其实那时的社会最多神话。试看《左传》，神降于莘，赐虢公土田（庄三十二年），太子申生缢死之后，狐突白日见他（僖十年），河神向楚子玉强索琼弁玉缨（僖二十八年），夏后相夺卫康叔之享（僖三十一年），真可谓“民神杂糅”。历史传说是社会情状的反映，所以那时的古史可以断定一半是神话，可惜没有系统的著作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以《楚辞》中的《天问》为最能表现那时人的历史观，但已是战国初期的了（此文必非屈原著）。
《天问》是一篇史诗，用了一百八十余个问题来叙述当时所有的上 第 １１９ 页
下古今的智识。篇中先问宇宙的着落，再问日月的运行，这就是所谓开辟的故事。于是问到人了，第一个是鲧，问他为什么治洪水时要听鸱龟的话，为什么上帝把他永远监禁在羽山。第二个就是禹，问他在极深的洪水中怎样的填起土来，应龙又怎样的帮他治水。第三个是康回，就是共工，问他怎样一怒，土地就塌陷了东南一角。于是问到地方：东西南北哪边长，太阳哪里照不到，昆仑、黑水在何方。从此顺了次序问起夏、商、周的历史故事，其中也很多大可怪异的传说，为儒家的典籍里所没有的。
在《天问》中，禹是一个上天下地，移山倒海的神人，鲧是给上帝禁压在山里的。洪水是开辟时所有；平治水土不是人的力量，乃是神和怪物合作的成绩。有了这个了解，再去看《诗》、《书》，那么，玄鸟生商的故事，履帝武生稷的故事，“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殛鲧于羽山”之文，均不必曲为解释而自然发现了它们的真相。
不但如此。《史记 秦本纪》说秦祖女修吞卵生子，中衍鸟身人言，也可信为当时确有的史说。《山经》记陕西西部至甘肃一带是一个上帝的国家，而黄帝便是那边的上帝，即此可知秦祀黄帝的缘故，又可知道黄帝陵所以在桥山的缘故。其它如《书》中的“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金縢》的“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以及《赵世家》中的《秦谶》，《大宛列传》中的《禹本纪》，拿那时人的眼光看来，正是家常便饭，无所用其疑怪。
我们可以说：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我们不能为了孔子等少数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时的真相埋没了。
（五）墨子的托古
到了战国，情形就大变。战国以前整个社会建筑在世官制度上。 第 １２０ 页
《左传》上说“人有十等”（昭十年），士以上为四等，皂以下为六等，为的是要使他们“服事其上而下无凯觎 （桓二年）。但后来因交通的便利，商业的发达，庶民就有了独立的地位。又因诸侯的吞并，地力的开发，大国益增富强，管理国家的事不是几个精神衰老过惯舒服日子的世家大族所能为，庶民中的贤者就起而挤倒了世官。大家要夺政权，就大家要有智识。这样的社会组织的大变动，当然对于思想学术有剧烈的影响，古史传说遂更换了一种面目。
学术界中第一个起来顺应时势的，是墨子。他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他的第一个主张是“尚贤”，他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的第二个主张是“尚同”，他说：“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置以为三公。”这样说来，一切世官等级，他们是准备全部打倒的；谁有本领谁做官，哪一个最有本领就请哪一个做天子。这等坚决的主张当然会博得民众的多数同情，所以就是和他势不两立的儒家，也不能不采取他的学说。《大学》里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里说的“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以及《尧典》的“克明峻德”一章，《皋陶谟》的“日宣三德”一章，都是儒家承受墨家学说的证据。
但当时人最没有时代的自觉，他们不肯说“现在的社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只肯说“古时的社会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恢复古代的原样”。然而，战国的时势是从古未有的创局，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来呢？这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事。但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容易得很。他们说：舜是从畎亩之中举起来的，伊尹是从 厨之中拔出来的，傅说是从版筑之间解放出来的，胶鬲是从鱼盐的商场中挑选得来的，所以农夫也可以做天子，厨子、囚徒、鱼贩们也可以做大臣。他们又说：尧把天子让与舜，舜把天子传与禹，所以天子之位不是世袭的，一个天子 第 １２１ 页
老了就应当在他的臣民中选择一个最有本领的人，把天下交给他管。这就是所谓“禅让说”。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贤主义，然后会发生尧、舜的禅让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从墨家中流传到儒家，而我们小时就在“四书”是熟读，认为至真至实的古代史了。
不过，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讲兼爱，儒家则讲亲亲。墨家主张彻底尚贤，儒家还要保全贵族的世禄。所以从墨家的平等眼光看来，除了举贤无第二法；从儒家的等差眼光看来，传子比了举贤还重要。因此，禅让的故事，儒家虽因时势的鼓荡而不得不受，但总想改变其意义。这一个苦衷，我们若小心读《孟子》就可明白。
当禅让说极盛的时候，燕王哙听得着了迷，一心想追踪尧、舜，就把国政完全交给他的相子之。有人对他说：“禹本来是传天下与益的，但因他的儿子启在政治上也有权力，启纠集党羽攻益，把天下夺回来了。照这样看，禹在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其实是令启自己夺取。现在你虽把国家交给子之，然而官吏大都是太子手下的人，实在还是太子用事呵！”燕王哙是真心效法尧、舜的，就把官员的印一起收了，交给子之，由他任用。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做了他的臣。这样三年，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合谋，起兵攻子之；齐宣王又从外边打进去，把子之打掉，燕王哙也死了。（事见《战国策 燕策》一及《史记 燕世家》）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之下的大牺牲。当燕国乱时，有人询问孟子的意见，他答道：“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则可乎！”（《公孙丑》下）以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而对于热心模仿尧、舜的子哙、子之反持这种冷酷的态度，实在令人无从索解。倘使他用了同样的句法，说“尧不得以天下与舜，舜不得受天下于尧”，禅让的偶像岂不是就此打碎了吗？
有一次，万章问他：“尧把天下传给舜，有这件事吗？”他用了批评燕事的态度回答道：“没有，天子是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当然把这件故事推翻了。于是万章再问道：“舜 第 １２２ 页
的天下是谁给他的呢 他回答一句空洞的话：“是天给他的。”万章这人真利害，又反问他一句道：“天把天下给他的时候是明明白白的对他说话吗？”这话要是问在西周时，那时的人当然回答说，是的，因为《大雅》里就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以及“帝谓文王，予怀明德……”（《皇矣》）等句，天和人直接谈话的事是很寻常的。但孟子的时代和他的学说已不容他这样神道设教了，所以他答说：“天是不说话的，但借了人事来表现他的意思而已。”万章再逼进一层，说：“怎么借了人事来表现呢？”问到这样，他再没有什么办法，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杜造出一段故事来，说道：“舜相尧有二十八年之久，这是天意。尧崩，三年之丧完了，舜避到南河的南面，好让尧子继承了天子之位，然而朝觐的诸侯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打官司的也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歌颂功德的又不歌尧子而歌舜。舜被臣民爱戴到这样，他不做天子也不成了。这就是从人事上表现的天意！”（《万章》上）这些话虽然讲的是尧、舜，其实是针对燕王哙的让国说的。倘使子之能相子哙二十余年，哙死之后他也离去燕都，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禅让了。然而这和《尧典》所谓“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诸文能相合吗？《尧典》中分明说尧直接让位于舜，而孟子偏说舜是由臣民拥戴起来的，与尧无干，这不够矛盾吗？这样看来，孟子所说的是儒家的尧、舜，而《尧典》所记的竟是墨家的尧、舜了！
岂但孟子反对禅让，荀子的态度更要激烈。他在《正论篇》里大声疾呼道：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 天子者，势位至
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 天下无圣，则固 第 １２３ 页
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
国不更制；三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圣不在后子而
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也；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
也。……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
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
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
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
矣。……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乎？故曰，诸侯有老，
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
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他的话说得何等决绝，径断禅让说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比了孟子一方面说唐、虞不是禅，一方面又说“唐、虞禅”的扭扭捏捏、藏藏躲躲的态度，高明了多少？再拿荀子的话来和《尧典》比较，则“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岂不是“老衰而擅”；“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岂不是“死而擅之”；而“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又岂不是“尧、舜擅让”呢？《尧典》所言竟没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对的。堪笑后世读书人都自居于儒家，而对于孟、荀二大师之说似乎不曾看见，确认禅让是唐、虞之事，这是粗呢，还是不敢提出这问题呢？
孟、荀二氏都不愿意听禅让之说，然而想不到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他们的反对不能成功。倘使他们能找出这传说的源头，说“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我们儒家不该盲从”，岂不就连根铲去了？推求他们所以不说这话的理由，就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自身又被包围于这样的空气之中，所以虽觉得这些话不对，而竟找不出辨伪的方法来。
第 １２４ 页
由墨家的主义下所造成的故事，除此之外，可以推测的还有二端。
其一，“命”本是古人所最信仰的，到墨子始因激励人们奋斗的勇气，主张非命。但现在《尚书》中，《汤誓》载桀之言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西伯戡黎》载纣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那么，这两位亡国之君都是主张信命而被人打倒的。固然这也许是周代史官的垂诫之作，但也大有从非命之说出来的可能。看《非命上篇》说：“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乃曰：吾民有命’，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可见他确把桀、纣当做定命论者的偶像，而作为他的攻击的目标的。
其二，墨子提倡尚贤，又注重实利与节俭，所以他把各种器物都定为圣人或圣王所作，见得当时创造的艰难，现在使用的人应当郑重。《节用中篇》说，“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圣王……为宫室之法”，把百姓日用的东西一起归于明王圣人的德惠。其他《辞过》、《非儒》诸篇中也都有同样的制作说。这原是他矫正世俗侈靡的好意。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提示，创造事物的传说就觉得有整理编排的必要，《世本》的《作篇》应时而兴，把任何事物都确定了一个创始者。主张改制说的人见了，又利用这一套话作为改制的根据，表示任何时代都可创造新事物：这就是《淮南子 泛论训》上的一段话。《易 学专家见了，也想把这一说应用到《周易》上，恰好《易传》中有“以制器者尚其象”之文，就选取了十三卦分配制作，而有庖牺氏取《离》作网罟等等的故事。
墨子是创造理论以顺应战国时势的第一人；因为他鼓吹的最早，所 第 １２５ 页
以由这一学派发生的故事最为深入而有力，一般人也忘记了这是墨家所创造的了。
（六）种族融合过程中造成的
两个大偶像
在战国的时势中又有一个大运动，其性质的重要或者还超过了世官的破坏，这是种族的融合。本来“诸夏”和“蛮夷”的界限分得很严。所谓诸夏，是夏、商之后，和由西方人主中原的姬、姜两大族。在这四族以外的，都被看作蛮夷。虽有很高的文化的楚国，奄有西周旧畿的秦国，中原人还是用了蛮夷的眼光看他们，而他们也自居于蛮夷。吴国，中原人都已承认他们为泰伯之后了，然而《春秋经》还称其王为“吴子”，和赤狄的潞子一例。燕国，分明是召公奭之后，但因离中原稍远，与鲜虞、山戎比邻，故当张仪说燕王时，燕王还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燕策》一）。可见除了种族的关系以外，还有地域的关系。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呵！
其实，就是诸夏的基本团体，夏、商、姬、姜四族，他们也何尝出于一家。夏的一族的来源固不可知，但商族是自以为“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商颂》），周族是自以为上帝凭依了姜嫄而生下来的（《大雅》及《鲁颂》）。这些事情的真不真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先，都以为由于上帝的命令而出现，这个观念的存在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有了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承认始祖的前一代是人，他们不承认本族和别族有共同的祖先。至于姜姓的人，他们自己说是四岳之后，而四岳是共工的从孙，也不曾和其他三族认做本家。
当春秋时，居今河北省南部的有白狄，居今山西省南部的有赤狄（这是说一个大概，白狄也有在陕西的，赤狄也有在河北的）。其他以戎为名的，陕西有犬戎、骊戎、大戎，河北有山戎，湖北有卢戎，河南 第 １２６ 页
有陆浑之戎及扬拒、泉皋、伊雒之戎。以夷为名的，山东有莱夷，江苏与安徽间有淮夷。淮夷或者是一个总名。那时江、淮之间，种族部落至复杂。姓嬴的有江、黄、徐诸国。姓偃的有六、蓼、桐、英氏及舒蓼、舒庸、舒鸠诸国。不详其姓的又有州来、锺离、锺吾诸国。更往南行，又有群蛮和百濮。这些部落各有其历史的文化；不幸他们不是诸夏，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古史乃是诸夏传下来的，所以找不到材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那时的部族是说不尽的交错复杂，问题之多乃远过于我们的想像呢。
但是过了春秋，越灭了吴，就统一了东南部；楚东向灭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就统一了淮水和长江两流域。秦灭义渠和蜀，就统一了西北和西南两部。齐向海上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部开拓，又统一了许多异族的地域。剩下韩、魏，虽困居腹地，不得发展，也能融化中原诸戎狄。他们各为求富强，打了无数回仗。战争的结果，他们开辟了无数地方，这些地方是向不受中原文化的浸润的；他们并合了无数部族，这些部族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这样地工作了二百余年，于是春秋时的许多小国家和小部族全不见了。再经秦、汉的统一，于是他们真做了一家人了。
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后人说他就是颛顼）了。本来秦是玄鸟陨卵，女修吞而生子的，到这时也是颛顼的苗裔了。赵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和赵就同祖了。本来越是纯粹南方部族，和诸夏没有丝毫关系的，到这时也是禹的子孙了。本来匈奴在极北，越在极南，无论如何联不起来的，到这时都成了夏禹的后裔了。禹是被称为颛顼之孙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就同祖了颛顼了。田齐自称舜后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他们也就与秦、赵、楚、越、匈奴为一个系统下的分支了。这几个有名的国家如此，许多被并的小部族当然都熔化于一炉了。
以上说的是颛顼一系，还有帝喾一系。自从甲骨卜辞发现以来， 第 １２７ 页
从里边寻得了“高祖夋”和“ 于夋”诸文，研究的结果知道 即是帝夋，也就是帝喾。（王静安说）而帝喾即是命玄鸟下凡的上帝，简狄乃是下界的女子，二者有神和人的区别。《天问》里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 即是说的这事。帝喾为商族的宗神，可无疑义。但周族是兴于西方的，从初兴到灭商也不过十数代，比了商的世系有四五十代的，历史的长短相去悬殊。而且他们的文化有种种差异，显然是两个很不同的种族。周的始祖后稷虽也说是上帝之胤，但那时的上帝是很多的（看《山海经》可知），商的宗神当然不即是周的宗神。然而到了种族混合大运动的时候，这两个仇 的种族忽然结成了亲兄弟了。他们说：帝喾是一位人王，他的元妃是姜嫄，产了后稷；他的次妃是简狄，产了契。不但如此，他还有一个次妃，叫做庆都，产了帝尧。在这几句话里，埋着不知多少的矛盾，只消细心读书便没有不觉得的。
据他们说，自古以来的朝代只有唐、虞、夏、商、周五个。照这样分配，虞、夏属于颛顼系，唐、商、周属于帝喾系，似乎组织民族史的任务已告终了。但他们还觉得不满意，以为这两枝必须并到一干上才好。黄帝本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上帝，于是他们就把他从天上拉了下来了。他们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这是一支；黄帝生玄嚣，玄嚣生 极， 极生帝喾，这是又一支。靠了这一句话，颛顼和帝喾就成了同气连枝的叔侄。二千余年来，大家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可惜逝者已矣；若能把战国以前人从地下唤了起来，问他们这件事，他们一定摸不着头脑呢。
记载这样的世系的，有《五帝德》、《帝系姓》诸篇，今在《大戴礼记》中。司马迁虽说这二篇“儒者或不传”，但他自己毕竟相信，所以全载入《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
他们岂仅把上帝拉做了人王，使神的系统变作了人的系统；而且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如伯夷，本是姜姓一族的祖先； 陶，本是偃姓一族的祖先；益（或伯翳），本是 第 １２８ 页
嬴姓一族的祖先（见《左传》及《国语》）：他们都请来放在《尧典》里，使得他们和夏祖禹，商祖契，周祖稷成了同寅，于是这一班人的时代整齐划一了。太皞，是任、宿、须句、颛臾诸国的祖先；少皞，是郯国的祖先；共工，是齐国的祖先；大庭氏，是原住在鲁国之地的（见《左传》及《国语》），他们取来一齐说为古帝王，于是颛顼、帝喾之前又堆上了许多的王者了。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
又不但此也，因种族的融合而使古代的疆域也随着发展。本来所谓中原，不出黄河下流及济水流域。夏、商、周千数百年间的都城，只有西周因旧国所在，建都于渭水流域，其它哪一个不是在黄河下流。势力所及，西不度陇，南不越淮水、荆山。所以《商颂》虽夸言武功，而说到邦畿，只有“千里”。孟子以王道为其理想中的最高成就，他说到古代疆域，也不过是“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荀子 强国篇》中又说：
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
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
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去大梁
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
山：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
这里说的是秦未灭六国时的疆域，把现今的地方来编排，除了陕西、四川两省较为整齐外，其余在湖北（沙羡），河南（临虑），山东（圉津），河北（苓）的都是些零星小块，然而荀子已诧叹为“广大乎舜、禹”，可见就是到战国之末依然不曾把古代的地域放大。其后始皇二十六年成了统一的功业，丞相王绾等上帝号议云：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 第 １２９ 页
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
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到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道：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
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自上古
不及陛下威德。
这都是说五帝的地方不及秦始皇的大，当时为“诸侯”而今日为“郡县”，当时“不能制”而今日“由一统”。这是秦代公认的事实，还不曾改变旧日的地理观念。所以《琅邪台刻石》云：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
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
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