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就伏在空气电池灯下，写了封长长的信给我的苏联朋友沃洛加，告诉他今晚的游行盛况。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中国了，等共产主义一到，可以各取所需时，我就立即飞往莫斯科看他。
我好久没给沃洛加写信了，因为自从开始大炼钢铁，柴天惠的身影就极少在红房子出现，就没人帮我译俄文。我就一笔一划以仿宋体写这封信，希望沃洛加能找个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译出。我在信里还介绍了妹妹，还叫妹妹也伸出手掌，以铅笔勾了形在纸上。信寄出后，我们就开始天天盼：盼着沃洛加的回音，盼着共产主义的来临。
……就盼了好久好久，沃洛加的信没有来，共产主义也没有来；可是，饥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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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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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刚来时，还似乎有点鬼祟，起码，并没有令红房子的家属们太在意。可以说，第一个深切感受物质匮乏的是我，而且，第一件让我感受到匮乏的物质就是鸡蛋。
那时母亲已生下我小弟，在家休产假。我眼见这孩儿刚从医院抱回时皱得像个被水泡久了的小老头，然后就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光鲜一天比一天漂亮，日渐如同粉雕玉琢，就爱他爱得要命，上学前放学后，总去他那小竹床边守着，认认真真给他讲故事。邻居都笑我傻，妈却说我不傻，说婴儿是听得懂的，不过科学手段有限，还没测出来从哪一天起开始懂。只是，妈妈微笑着，交代我不要讲那些关于吊颈鬼呀、吸血鬼呀什么的。
但我总有一股讲鬼故事给小弟听的欲望。因为我想，将来为了早早把他造成个彻底无神论者，爸必是要逼他独个儿深夜穿过什么乱葬岗的。我记起六岁时奉命于雷雨中宵走坟场的恐惧，就巴不得小弟早日习惯许多关于鬼的传说，以后受父亲考验时得以从容过关。就像我的老同学柳风眠，上学之前已大读《聊斋》，任怎么厉害的鬼，也从不放在眼中。
有一次趁妈妈在厨房，我急急忙忙给小弟讲了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还翻了白眼硬了身子围着他的竹床跳跳跳，喊着“鬼来了鬼来了!”小弟就手脚乱动格格笑。
妹妹异常愤怒，说“你再讲一次鬼我就告诉爸爸!”从此她一放学就往家跑。她就读的大田湾小学跟我们大院以一篱相隔，比我去依仁小学的脚程少了几十倍，每次待我赶进家门，就见她已守着小弟，津津有味地读格林童话。我只好打开琴盒，往弓上抹松香，等到妹妹唇焦口燥，停了讲在一旁提高警惕看我时，就开始拉琴。妈妈曾给我买过一把音色亮丽的小提琴，我喜欢用它拉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有时换把胡琴，如歌如诉，拉些《二泉映月》、《良宵》什么的给我小弟。反正不管两个姐姐为他做什么，小弟只是笑，笑得手舞足蹈。我极少见他哭。父母很少抱他，也只准我们每人每天小小地抱两回，说要给他故事给他音乐是为了让他知道有人爱；却不可多抱，抱多的孩子将来很难独立，老大都希望有人照顾。
其实我心中极愿意一辈子照顾这个比我小了整整十二岁的弟弟。然而过了不久，我发现，急需我每天照顾的，却原来是比我年长整整十二岁的哥哥，我二哥。
二哥从吉林部队转业，分到上海钢琴厂学造琴。但他不去，一门心思要当大学生，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像条虫那样蛀进书堆，只有开饭时才在我们眼前如昙花现一现。这点跟三哥真不一样。三哥也读书，但同时兼顾玩我妹妹的小辫子，还时不时就苦口婆心规劝我要言行举止注意斯文。二哥读书比三哥狠多了，即使进餐时也没停向妈妈请教代数几何。绝不像我三哥手中翻开书嘴里讲着《木偶匹诺曹》，还凝了脑袋让两个妹妹帮忙揪白头发。红房子许多女儿大了的家属都喜欢我三哥。尤其四楼的马姨姨，每见三哥，就上下端详，笑眯了眼说：“可子长得像个演员。”
二哥比三哥长得更灿烂，而且因为当过兵，就身板神态都练得很帅气。三哥拉二胡，二哥却拉手风琴。有时，我猜他是把眼睛读累了，他就拉琴，一面拉还一面唱，每次都唱“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村来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可就那么来来去去一首歌，还唱得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有事没事都来我家门口转悠，心不在焉地跟我东拉西扯，好像突然一下子，她们都不嫌我是匹害群马了。我就告诉妹妹，我丝毫不为二哥的将来担忧，那是不愁没有好姑娘为他献青春的。
有一天，我被几个姑娘甜言蜜语哄了，正坐在楼梯上，将从哥哥房里偷出来的相册翻给她们欣赏，妈妈来找了我去，说家里很需要鸡蛋，希望我每天早上能去小街排队买。妈说父亲到外地开会，妈要照顾小弟走不脱，妹妹小，哥哥每天早上从六点钟起就要攻书，妈就不得不指望我了。
翌日凌晨，五点钟，妈妈轻轻拍醒我，递过一张小板凳一只菜篮，篮里有本《牛虻》。我就上小街去了。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七点钟卖十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买到鸡蛋冲回家，才刷牙洗脸吃早餐，跑步去上课，上课就直想打瞌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虽然我没有见过红房子任何人来排队，但依然深切感到鸡蛋的匮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倒从来没吃过自己买回去的鸡蛋，妹妹没有，妈妈也没有。那每天半斤的鸡蛋是为我二哥买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头发纷纷地落。母亲带他访遍重庆的名医，就有人开出鸡蛋方子来。说是每天把个头，反反复复使蛋黄按摩、蛋清浆洗就不但可以止秃，而且头发会越长越旺。于是我二哥就将拉琴的时间花了来护发，再顾不上唱他“复员回到了故乡”。不过即便这样，姑娘们也常来跟我没话找话，还很体谅地说“读书真辛苦呀”什么的。她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军官拼命洗头的事。
我二哥不在澡房洗，不在厨房洗，而是在他卧室躲着洗。妈妈一盆一盆帮他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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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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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直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土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五个学生或三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船等车等进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五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四点半起床……再变成四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奶粉票，到奶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副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婆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三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或是“住得近不嘛?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算术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读完中国的读外国的。妈妈的外国剧本比中国剧本更丰富：从埃斯库勒斯到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席勒、契诃夫……应有尽有。我就一个剧本接着一个剧本读，一条轮子接着一条轮子站，简直感到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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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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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通知发下来，我落榜了。我的班主任邹友伦老师亲自将通知书送来家里，满面为难对我父母解释，说这种情况实在特殊：我的统考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没有一间中学肯收我，因为，我的操行评语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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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五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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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哥从广州来时，背上斜挂一盒小提琴，还使根曲木扁担，挑着两个白藤箱闪悠闪悠走进大院……开箱后，我见一头装了满满的书，另一头是对铸铁哑铃。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结实，是一块一块成板状的。我就很兴奋，问他的理想是不是参加运动会举重比赛像陈镜开那样夺块金牌回来。四哥却说“不”，说，“我的理想是当个诗人，行吟诗人。”
从第一天住进红房子，四哥就喜欢给我背诵诗篇，还特别交待在听他读诗的时分，一定要同时想像诗句描述的意境，说只有由诗句带入意境又由意境熏陶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到诗人美好的情怀。我就频频点头。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难听得吓人，带着极为原始的广东腔，我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随即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往往顾得上词义就顾不上意境，就不但无法欣赏诗人的情怀，反而把自己的神经弄得紧张兮兮的。广州话，我已经一句都不会说，但听起来还没忘光，有时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念的是什么，有时就让我彻底糊涂。比如有一次，四哥带我去嘉陵江边散步，说：“妹妹，你喜欢汽缸吗?”我说我对汽缸一窍不通。他说那是普希金的长诗，诗中渗透一种悲壮而无奈的美丽，就突然把音调压得深沉宽广，那面容慢慢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诵道：“大漏巷，远远地走来一捆汽缸……”
我急急忙忙去想像他描述的意境。大漏巷在哪儿且不管它，但才想到些汽缸，不知被谁用不知使什么做的绳缆扎扎实实捆成庞然一堆，空空哐哐吃吃嚓嚓地远远走来，就觉得这场面十分荒诞不经，简直比什么鬼故事都叫人难以接受!就连忙止住他问：“哥是谁把这些汽缸捆在一起的?”“谁?”哥说，“当然是汽缸们自己成捆的!”我就更加糊涂，心想：“自己怎么捆自己?还是些汽缸!再说捆成一堆了，又怎么走路?还要从远远走来!”越想就把自己搞得越苦恼。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已经十分可怜，我那想当行吟诗人的哥哥就叹口气掏出纸笔，把普希金的诗句写给我看。
天哪!原来是“大路上，远远地走来一群茨岗……”我一把拍掉他手上那张纸就开始笑，拼命笑，怎幺也止不下来，笑得肠胃肚皮一起痉挛痛苦不堪。待我死死咬住牙关终于忍住笑时，已经觉得自己快要虚脱……
四哥就把我放上他的背，一级一级去登那溜长长的石梯。我半死不活心有余悸，只好在他耳边软软央求，说：“哥，好哥哥，你今天就别再念诗了，行么?”一路到家，果真他就不再念。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叫我为他念诗。
我四哥的枕边总有几本诗集，全是俄国的。他一生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就老要我读他们的诗行，他就在一边听着，常常指点我该如何去领会，指点得很细腻……就这样热情洋溢地，就这样南腔北调地，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三个哥哥之中，我跟四哥最要好，无话不谈。有一天我问他，我到底有几个哥哥，有没有姐姐。“姐姐……哥哥……哎，看怎么算法罗!”他说，“你还有个大哥哥——不不，得看怎么算。”见我莫名其妙，哥挠挠头，就干脆痛快地告诉我：“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和哥哥姐姐是一个妈妈生的，你和弟弟妹妹是一个妈妈生的。”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人告诉我?哥说：“可能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认为小孩子不必知道太多。其实，知不知道都没关系。”我想想，觉得也是。“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哥又说。哥说他对生身母亲没任何印象，生他时，母亲正生病，一口奶没喂上就去世了。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我母亲一次一次回乡下，将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依序接到广州，托给我的外婆抚养，让外婆守着他们念书。四哥说，他自己的妈妈生了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和他。因为父亲和叔叔手足情深，所以俩人的孩子合起来以年龄序长幼，我应该叫大哥、五哥和三姐、四姐的，乃是叔叔所出。
四哥比我大六岁。因为很迟才从乡下去广州，他入学就晚了，到重庆读初三时，已经快满十八岁。
十八岁的小哥哥很快就坠入情网，那女孩子跟他同班，就住我们楼上。那时哥哥正准备考高中。
有天在饭桌上，四哥突然说他对书本最有灵感的时刻正是全家开饭的时刻，说他想做完功课才独自用餐。爸爸就皱皱眉，又点点头。第二天晚上，我睡觉前，就将哥那份夜餐端进他房间。他就从中拿起一个馒头，叫我送去楼上给那女孩。一两面粉蒸一个馒头，他的晚餐是三个馒头一碗稀饭。我有点意外，就问：“整个馒头呀?”他说：“整个。”我又问：“一小半也不剩呀?”他说：“不剩。”我就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叫，就再问：“一层皮都不剩呀?”四哥就轻轻叹口气说：“妹妹，那你就撕一层皮吃吧。”于是，凡有馒头吃的晚上，我就撕一层皮，再把个光身子馒头送到那女孩的房间。
哥叫我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我就不说。只把馒头和我哥的一首诗交给她。写着诗的纸，是叠成三角形的。那些诗，哥哥事先都叫我用四川话朗诵一次给他听，他说自己发音不准，很可能用了些广东韵脚却被那女孩将四川话来读，怕有碍她感受诗中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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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五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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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诗开头是：“啊你——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欧根·奥涅金那恋人的名字称呼楼上女孩。哥说怕万一诗落到别人手中会令女孩难为情。
女孩收下东西，也一句话都不说，也交给我一张纸，然后坐在书桌边看我出门。
哥叫我不要看女孩写的纸条，我就不看。不过她给我一种才高八斗的印象：因为哥哥的诗写好后还要叫我共同斟酌方敢送出；而她，看看馒头看看诗，微笑浅浅，素手纤纤，移过草稿本想也不想，就写，就撕，就叠成三角形给了我，并且那纸条转到哥哥手上后，还能叫他沉醉好一会哩!
……粮食越来越紧张了，稀饭由稠的变成稀的……由大米熬的变成小米熬的……最后米都不米，成了南瓜汤……再以后，连南瓜皮南瓜藤都熬进锅了，而馒头，就从白面粉做的变成用黑面粉，再变成包谷粉，再变成土茯苓。
这土茯苓，原是去湿止泻的中药，那年头，人人胃里肠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油花经过，却还把些土茯苓来一顿一顿连天累月吃下肚去，哪有不梗阻之理呢?于是在重庆市的个个公共厕所门前，也站起一条一条的轮子来。
幸好市政府的饭堂依然供应白面馒头。爸那份饭票就全买了白面馒头，以保证在全家的晚餐中每人有一个。分给四哥的，就一个接一个都跑去楼上那位“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手里。哥哥的诗越写越绵长，他的馒头却越变越小巧——因为我那时实在太不懂事，也因为那时我实在太饿，就将层馒头皮撕得越来越厚……女孩依然什么都不说。直到有一天，她纤纤素手拈起那个被我撕成一颗心形的白面馒头下楼去，我才吓得魂飞魄散发现自己闯了祸，回过神来，赶紧骑上楼梯扶手滑去追她认错。就眼见她已敲开哥哥的房门又顺手关上，就听见她说：“你的心意我全明白，不要这样苦自己……”我正想敲门进去坦白，她走了出来，我就说“其实那些馒头皮——”哥就一把捂住我的嘴。
女孩上楼去了。我看着心形的馒头——它被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放在黑色的圆规盒上，显得很白，很小，只有那么一点点，又可怜又可爱，我难过得话都说不出。哥哥把我搂到身边，拿起那颗心形的馒头，默默地，一层一层剥了放进我嘴里……
几天之后，我正在厨房烧红那根捅煤炉的铁条准备往四哥的皮带上扎眼——红房子的人越来越瘦，大家久不久就要在皮带上扎个新眼儿出来——哥满头汗将我招去他的房间，闩上门悄悄告诉我，他要去一家饭馆的厨房做学徒，是考上的，当晚就走。
我提着皮带，泥塑似地呆看着我的小哥哥。
哥说，凡考上的，都试工三月。干不好，随时叫走；干好了，三个月后算正式学徒，一个月有六块钱，包吃包住，还可以请家属每半月在饭馆宿舍大吃一顿，饭菜不许带出门，但随便吃多少肉……。哥一边说，一边把他的东西往个白藤小箱拿进拿出。
我略微清醒，就一屁股蹾在箱里怎么也不肯起来。哥在我身边坐下，说：“你看家中父母弟妹都饿成什么模样了!叫我这当儿子当兄长的如何还能那么自私只顾自己读书?”我说我家各人也并不比别人家的饿呀!红房子好多人家都开始各人锁上各人的米，蒸饭时，各人吃多少抓多少，放在自己口盅里，然后大家一起看着放进蒸笼盖好顶，蒸好后，各人取出自己的口盅来，绝对混淆不了。我家却绝无此事。虽然各人粮食定量不同，但从无吃多吃少之争。我家从来东西不上锁，家里全交给小弟的奶妈江阿姨管的。而且，按照干部级别，父亲每月有八张优待票，每票一次可以由他带一个人去政协饭堂吃一顿。虽然每票只可以买到两盘肉一碗汤，但干饭可以任吃，于是去的人就拼命往肚里填饭，使汤淘着；肉则原封不动拿回家，让没去的人分享。我们兄弟姐妹就和母亲、奶妈轮流跟爸去吃饭。轮到四哥，他就总说功课紧张不想去，我就总跳起来说“我替哥哥吃”。除了这八张票，还有周末的包子呢!
凡母亲从钢铁学校回来，必往家里带几个包子，搅得烂烂的不知什么菜馅里还会出现肉末!星期天早上，全家就像过大节一样欢聚在餐桌上，每人就可以分得半个——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半两粮，是半两白面做的啊!我吃饭风快，不过那时连我妹妹也快起来了。妈妈反而越吃越慢，我吃完自己的就盯着她的。她每次都会说“妈妈饱了，你帮帮忙好吗?”就会掰下一角给我。
这时哥却说：“其实最饿的是妈妈。”我说那怎么会?谁都知道钢铁学校属一类学校，国家给他们的粮食标准比普通学校高；这不，妈拿回的包子，比市委饭堂的还大。妈妈不但吃不完她那半个包子，还从政协饭堂买回来肉都说不大想吃的。哥说：“妹妹你怎么这样傻……钢铁学校的学生每月三十二斤粮食定量，每人按规定节约两斤给国家。但教师定量才二十四斤，必须节约三斤，能经几顿饱的?定量中绝大部分是粗粮，包子按细粮卖；我算了算，那些包子恰好用尽妈妈的细粮，她在学校肯定只能吃红薯、蚕豆和土茯苓了。真不知道妈妈平日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夜晚上厕所，好几次见妈妈正在厨房偷偷用酱油冲水喝。”我听得冷汗直冒，恨死自己那么心粗那么嘴馋。哥说：“其实这不怪你，你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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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五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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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三给哥哥保证今后绝不叫肚子饿，恳求哥哥千万别辍学。红房子我们这一代，个个自视人中龙凤，当不当得成英雄只好看战争机会，但大学的门，是人人都瞅准要进的。哥若初中都不能毕业，父母亲不知会气成什么样。
哥不肯。我就说：“你走了，你的塔吉雅娜就没有馒头吃了。”哥说他已想好，一去餐厅就拼命干，一转成学徒，就向领导提出每隔一天吃两顿，将定量省给她吃。我痛苦极了，哭着说：“不读书，你就写不出诗，当不成诗人了啊，哥哥!”哥哥就牵起他的衣襟给我擦泪。过了一会儿，他轻轻说：“想当诗人，最要紧的是要有诗人的气质；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还无动于衷的人，哪里会写得出好诗，哪里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于是我的小哥哥，就挟着他的诗人气质昂昂藏藏出门去。爸爸见了哥哥留的信气得暴跳如雷，说：“胡闹!胡闹!这混账儿子太胡闹!抓回来毙了他！”
我就“咚”的一声，直挺挺跪在爸爸面前直挺挺说：“爸爸，请您不要这样对哥哥。哥哥出走的原因也有我一份，要毙您就毙我吧。”就索性把哥哥的话来一句一句学给他听，越学就越觉得哥哥好，觉得拼着被父亲毙了也不能让他枉判了兄长的人品。最后，干脆自己判定说：“我四哥，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是我做人的榜样。”说完，泪水就不停往下淌。
爸爸看着这个从小就到处闯祸的女儿，却并不再发怒，只是拉起来问道：“那个饭馆在什么地方?”我摇摇头。父亲就很耐心地说，国家是困难，但困难总会过去的。红房子的人家再艰难，也比寻常百姓的日子好过得多。说国家要建设，急需有文化有知识的生力军，哥哥没有权力逃避读书的责任。再说，全家不会有任何人赞成哥哥的选择。爸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军人的后代，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的孩子会意志坚强相关相爱地走出困境，要我快说出哥在哪里，好趁哥还没正式上工，找将回来读书。
近近地，我看见父亲也瘦得很厉害，脸上手上，每一处棱角都显得太过锋锐。可是我真不知道哥哥跑哪儿去了。
三个月后，哥哥有信来了，厚厚的，写了五张纸。父亲阅毕，低声骂了句“混账儿子!”信扔到一边。过一会儿，点燃板烟丝，又重新拿起那封信，看得很慢。烟斗被吸得丝丝响，那朵红光明明暗暗，就像父亲眼中的怒火。
我叫妹妹去偷看。她钻进爸爸臂弯又跑回来，摇摇头悄悄说：“四哥的信像天书，我只看得明白‘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几个字。”唉，我小哥哥的字跟他的普通话一样令人头疼——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写信回家，居然他就天天写。
起初父亲每读一封就骂一句“混账儿子”，后来渐渐不骂，后来全家出发到哥哥的宿舍吃团圆饭。
我拼命吃，吃了很多肉很多饭，回家又喝了很多水。那年头，无论哪个饭馆哪个家，谁烧的菜都重重下盐，因为菜做咸了不仅耐吃，而且吃完口渴了多灌些水到肠里胃里，就不会那么快又空得发慌。但我那天实在吃得太多也喝得太多，就别说躺，连坐着都难受，于是深更夜半赤了脚，在两边楼梯一层到三层左上右落来回折腾，心想下次可再不要这般贪吃了。但每到下次，我又将自己撑得坐立不安。
哥哥去的那个饭馆在重庆闻名遐迩，叫“冠生园”。是公私合营前上海老板在解放碑开的一间分店，所以菜式都很有传统的淮扬风味。然而冠生园最获盛誉的还是点心，尤其绿豆糕。我四哥才进去一百多个日子，人就长好了：不但皮带少扣了两个眼儿，就脸上都开始有了红晕；但他很快又把自己折磨瘦了。我发现他那双瘦得变大了的眼里有一抹久久融化不去的伤痛——因为红房子的塔吉雅娜不肯低下那颗骄傲的头，走进冠生园那间排列着双层架子床的集体宿舍。她原封不动，让我将附着长诗的那盒绿豆糕拎走，说：“我要的是你哥哥的诗，不是冠生园的肉。”我指指那封她那纤纤素手拆都不屑拆的信，虽然按哥吩咐一言不发，但心中已是忿忿。她伸出一根细长流畅的食指在信封上徐徐滑过，叹息道：“你哥哥从前充满诗人的气质，想不到现在落得跟下里巴人为伍……。”我听出她的音调已经含了浓浓的苦涩，还有沉甸甸的惋惜在那双长长的、杏形的眼睛眈眈留连，就知道自己是什么话都不可以说的了。
……粮食更紧张了，冠生园的职工再不可以领家属回宿舍吃饭。四哥说，他当厨工的使命彻底完成了。他决定去新疆，因为新疆与苏联接壤，更靠近普希金的故园。当时王震主管的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来四川招人，哥哥带我去看。
招兵旗下围着一大群年轻人。招兵的军官皮肤色调厚重如熟铜，又沉稳又幽默正介绍着新疆，说的是戈壁如何广漠草原如何美丽，说垦荒如何艰辛战士如何优秀，说祖国多么需要，说前景多么美好……。四哥报了名，去农一师所在的阿克苏。他认为那种严酷辽阔能使生命变得壮丽的地方才是养育诗人的摇篮，他要去那儿开创事业，去那儿寻找爱情，说只有让西北的太阳晒过西北的大风吹过的姑娘，才足以完全领略一个诗人的情怀。
我们把那个月全家的肉票油票糖票副食品票变成一桌盛筵，父亲为四哥把酒送行，称赞他“好男儿志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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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五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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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院，四哥回头，向四楼红房子的塔吉雅娜那个窗户望了最后一眼……哥这一去，就去了新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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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六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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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走后，我三哥就开始谈起恋爱来。不过，他的事情简单得很，既跟馒头无涉又与诗章无关，更谈不上出走呀，伤痛呀，甚至惹得父亲震怒母亲焦虑呀什么的。如今三哥孙子都有了，我还偶尔调侃，笑他的婚姻是一次包办终身美满。
三哥去了北大荒的地质勘探队不久，就考上南京的铁道学校，毕业后分回四川，在成都铁路局工作，离重庆有十二小时的火车行程。有次三哥回红房子休探亲假，恰好被刘伯伯看见，刘伯伯正在三楼八角厅跟我爸下围棋，他钳了一颗黑子刚要往“平”位上放却突然停了手问：“老钟你这儿子啥时生的?”又问，“有对象没有?”爸说：“没有没有。”刘伯伯就说他家长女二十岁，从师范毕业后在小学教了一年书，今犹待字闺中……。两个老军人一高兴，当即舍了棋局各自分头叫来儿女分头说：“爸爸给你介绍个对象。”然后刘伯伯笑眯眯叫这双儿女伸手互相握一握，说：“婚姻大事你们自己作主，我们父辈绝不干涉这种事情。”我爸也笑眯眯说：“老刘，剩下的问题让年轻人自己解决，我们走。”然后特别告诫我不许跟哥捣乱，就将那对年轻人剩在了房间，和刘伯伯返回八角厅继续平上去入打劫反扑。
我的三哥和刘家大姐，被行伍出身的爹们介绍得面红耳赤，一个远远坐床一个远远坐凳，中间如隔楚河汉界。我从小客厅探首瞅了几次，他们却总是姿势不变各自并膝挺胸低下头，很专注地看着些手指。一见我，就她咳一声他咳一声。我心里就直替三哥着急，虽然明知他不如四哥那样张嘴就是莱蒙托夫、叶赛宁，却也不该僵了局把沉默视金，便开口说句“认识你真高兴”也好呀!
以后，三哥就跟单位的人倒班，蓄了休息日，久不久赶来重庆一两天。每次回来就叫我上楼告诉刘大姐。然后刘大姐就下来三楼牵上可可，先行去大院外一个什么地方等着，等哥到了一起散步。回来后，我问可可：“哥跟刘大姐说什么?”弟弟说：“没有说。”我就问刘大姐跟哥说什么，弟弟仍答：“没有说。”“怎么没有说?两人谁都不说话光是走呀走么?”弟弟却答道：“说的。两人都跟我说话。”讲完就一脸得色。怎么会跟他说?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弟弟就告诉我，头一次是刘大姐先开口，问弟弟最喜欢干什么，弟弟说最喜欢下棋。自小，他从幼儿园回家时，父亲就老把这个儿子放在膝上让他看些士相怎么保帅，重炮如何将军。弟弟说后来几次散步就是讲故事，就是三哥给他讲个《木偶皮诺曹》或刘大姐给他讲个《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然后三哥再讲一个别的，刘大姐又再讲一个别的……
刘大姐有个妹妹，大家叫她刘小妹。刘小妹比我小一年。她告诉我，我哥在信中称她姐“同志”。又有一回她对我说：“喂，害群马!现在不仅姐姐，连我都清楚铁路上怎么扳道岔怎么挥旗怎么打信号灯啦!”我哥是调度员，可他怎么尽给人说这些?
刘大姐自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还是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师范学校就在我们依仁小学附近，很大很大，我经常约帮伙伴翻墙进去玩。有次师范学校正开晚会，我躲在树上，还见到刘大姐穿着古装跳“采茶扑蝶”哩。我很喜欢她当我嫂嫂，妹妹也喜欢，弟弟也喜欢。我就和妹妹商量如何助我三哥一臂之力。办法还没想出，三哥又回红房子了，说这次只能呆大半天。
我冲上四楼，见刘大姐正洗头，我说：“三哥来了。”又冲回家，跑去父亲房间，因为他们每次都在父亲房间见面，而且每次都是她坐椅子他坐床。我将唯一的椅子搬到床边尽头靠墙放了，拉着妹妹就往大床底下钻。哥就来扯脚，刚扯下我一只鞋，可可就从大床另一侧也爬进来，还问：“姐，你们躲那么快和谁捉迷藏?”我说我们有秘密任务叫他赶快爬出去。他不但不出去，还将手中一根麻绳越收越短哗哗响着扯进个大算盘，算盘上垫块木板，板上躺着个睡得香香甜甜的小弟。哥说：“出来出来，你们干什么?丽丝你再不出来我告诉爸爸!”我明知三哥从来舍不得我挨打，也不怕他威胁，只顾认认真真交待他：“等一下你跟刘大姐对面坐时，千万注意看椅子的脚!”三哥气急败坏，一个劲央我们出去，但他向来不会发恶，此时大概也怕爸爸发现必要揍我，便一味压低了嗓门软求。跟着就听见刘大姐的脚步在走廊响起，哥只好说“千万别捣乱!”就直起腰，任由他大大小小四个弟妹留在黑咕隆咚的床底下。
果然她坐椅子他坐床。她说：“回来了?”他说：“回来了。”一会儿，她说：“事先也不知你今天回来，刚才还在洗头。”他说“是呀。”就没话了。我直替他急，连妹妹都摇头。刘大姐又说：“我怕你久等，也来不及换件好衣服，就这样下楼来……”我就在手心写上“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感叹号还不及标出，我那老实巴交的哥已经又“是呀、是呀”!她又说：“我俩将来……将来……”我连忙在小臂写上“生子当如孙仲谋!”谁知她下半截话却是“……将来也是这样分多聚少，你……你不会……”我一想那提词不合用，急急缩回手又急急在小臂另一侧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后小心翼翼往两只椅脚中间伸手出去。这次刘大姐不等哥回答，就很轻很轻叹了口气，说：“天冷了，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来，穿给我看看。”说着就站起来。这次哥哥马上开口，说：“不不，不要……不，不是不要，是现在不要，是因为……”刘大姐就向他走去，就往他身上套毛衣。我的手上已写得满满的，就扯妹妹的手来写，她手一缩，在我耳边悄悄说：“千万别写手心，我忍不住笑。”我就往她手臂写，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她又把手一缩：“姐呀，这是儿女对妈说的话，不如用雪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说那更不好，那岂不是说刘大姐织毛衣是多此一举吗?但历来办事认真的妹妹执意不肯教她兄长乱了辈分，索性将右手死抱了左手压紧胸膛。我急得满头汗，说：“管它哩!反正我一下子再想不起什么前人名句，就这样凑合先救我们的笨哥哥!”就硬抓了妹妹的手往椅下伸。就听见刘大姐问：“好像床底下有什么动静?”从她进门始，我的三哥就提心吊胆，这时就更加惊慌。我知他是绝撒不来谎的，马上就捏了鼻子学猫叫，不料小弟刚好醒来听见猫叫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格格笑。刘大姐吓了一大跳，叫声“床下有人!”就朝外跑，就惊动正在八角厅下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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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六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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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使鸡毛帚敲着床沿，说：“捣蛋鬼，你给我马上出来!”妹妹悄悄说,“我去，爸不会打我的，你躲着别动。”就爬了出去。爸就更光火：“好哇!你不但自己掏蛋，还胆敢带着妹妹一起!出来!”可可耳语道：“我也不会挨打的，姐你千万别出去。”就把我往里推了推，自己往外爬，还喊着：“爸，是我在床底下，爸我们去下棋!”我爸哪会那般容易罢休?喝道：“还有一个!你出不出来?”可可就把手中麻绳一扯，说：“还有一个在这儿哩!”于是算盘珠子哗哗响，溜出眉开眼笑的小弟来，已经返回屋的刘大姐赶快将他一把抱起，也忍不住偷偷笑，哥哥急急忙忙走出房间，待他请了妈妈来，我已经啄着头在床边立正站着。
父亲很生气，训斥道：“你又搞什么名堂?你看你不但把自己的手脚画得花花绿绿，还把妹妹的也画了!”
其实哪是花花绿绿，是写的字嘛!爸没戴老花镜自己看不清。母亲刚一瞥到那些字句再看看哥身上的毛衣，立即心清如水，当时就伸胳膊圈了三个儿女往外走。我说：“妈，我真不是想搞鬼，我是想帮哥哥……，”妈已经忍不住笑，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别说了别说了，带着弟妹去大院玩吧!”她回头朝小厅喊：“天兄，快抱了小儿过来!”我如闻大赦，牵了丽珠可可就朝楼梯跑，就看见爸爸刚刚露面，妈妈已捂着脸在厨房笑弯了腰……
在童年时代所见的爱情故事中，让我感到又忧伤又无奈的，就算江阿姨那个了。
那时重庆有种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保姆和奶妈，红房子的人去那儿挑能干却尽量不漂亮的保姆，挑尽量漂亮却不在乎能干与否的奶妈，说是婴儿吃谁的奶就像谁。我妈妈也去请了江阿姨回来。红房子的家属们就说江阿姨是大院所有奶妈保姆之中最漂亮也最能干的一个。
江阿姨是小弟的奶妈。她丈夫是怎么没了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只知她儿子也姓江，叫江小江，比我小弟大一岁多，也住我们家。小弟吃人奶，小江就吃代乳粉，吃米糊。
江阿姨当奶妈之前，是纱厂的挡车女工，还是个班长。自从她住进我家，我从来不敢把东西乱放乱扔。我闯下祸有人上门告状时，她就一一接下，俨然如师长，先是代我父母诚恳道歉，然后一本正经捎带把别家孩子不是之处也批评批评，事后并不再转告我爸。她对付我最拿手的办法就是没完没了地讲道理，不管我是否听得进去，她就牙齿玉白一闪一闪直把我讲得垂头丧气乖乖就范。
追求江阿姨的人很不少，她却从来不往红房子带。到周末与人约会时，她就像吩咐我一样吩咐我的父母应该如何如何照管小弟或小江，她每次出去都要带着这两个小孩中的一个。我妈妈劝她将两个小孩子都留下，她说：“一个男人心术正不正，主要看娃娃喜不喜欢他。看好了，就带家来，我也就不出去了，让他学学做点事，学学过有家口的日子。”她神情严肃如同成了我妈的班长，我妈只好点头。
后来她真不出去，就有个小罗叔叔每周一次来我家。小罗叔叔在重庆人中高得出类，竟是一米八二的个头，二十八岁，是炼钢厂的炉前工，逢星期二就不用回厂，来我家准时如上班，总在我们吃完早餐准备上学时，他就敲门，进门就抱起小弟，然后是小江、可可、丽珠、我，一个一个轮流抓住往天花板上抛。待我们上学，他就和江阿姨一人抱一个孩子去邮局，寄绿豆。他每周可以分得半斤“炉前工高温绿豆”，一颗舍不得吃，由江阿姨缝个小布袋装了，寄往乡下给她父母……
我妈妈要去广州接我外婆来重庆。罗叔叔就托妈妈给“买一双广州最漂亮的女式皮鞋”，准备江阿姨出嫁时穿。他要和她结婚。
我和弟妹就很高兴，把我们会唱的歌一首接一首唱给他们俩听，要他们自己挑一首，说我们决定在婚礼上为新郎新娘高歌庆贺。他们就挑了“跑马溜溜的山上”。于是，他俩就一人抱了小弟一人抱了小江，像幼儿园小朋友玩“排排坐吃果果”那样一人一凳，端端正正看我们排练节目。我就改改歌词，拉了二胡让弟妹对唱。每唱到“江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罗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罗叔叔就红了脸低着头笑，江阿姨就红了脸看着他笑……
可是，江阿姨没有嫁给罗叔叔。
就在我妈妈把外婆接到重庆的前两天，江阿姨收到她家乡的一封电报，是“父危即回”。我爸让她把小江留下赶紧走。五天之后，江阿姨回来了，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见了我妈就哭。陪她来的还有个男人，比她矮半个头，都快五十岁了。江阿姨让我叫他“杜伯伯”。我赶紧给杜伯伯泡茶，爸就带了他去客厅坐。
江阿姨总共两姐妹，她是姐姐。妹妹嫁了去新疆，得了二十斤全国粮票当聘礼留给父母，维持了一段日子。那时乡下的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却继续一片一片地饿死人。那时国家主席已从毛泽东换成了刘少奇，就向国人提出“房前屋后，种瓜点豆”，以替代昂贵如金的粮食。虽然各家农户都分了块自留地，但那对早已饿得歪歪倒倒的江家父母没有力气种瓜点豆，只好依然吃一种灰白色的泥巴，四川人管那叫“观音土”。江阿姨的爸爸妈妈吃观音土吃得眼睛肚子越来越大，胳膊腿杆越来越细。那爹爹被邻居抬去医院又抬了回屋——医生说也不用吃药，吃些米呀面的就自然会将条命根吊回来。抬回家时碰上杜伯伯，杜伯伯就往江家送了米呀面的，还叹口气，第二天就开始在江家的房前屋后锄地翻土种起瓜，点起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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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六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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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伯伯也在江家邻居，是从外地到这儿结婚的入赘女婿，在镇上肉铺子当屠夫。几个月前，他有天下班回来，却全家大小连岳父岳母加上老婆和四个孩子都吃错一种小草蕈，死绝了。
江阿姨决定嫁给杜伯伯。她跟我妈说，她母亲觉得欠下杜伯伯救命之恩无法回报，就想让杜伯伯不再过单身寡佬的日子；再说江家，也不能没人种瓜点豆。江阿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她不忍眼看着父母饿死，也不忍拿两个老人来拖累罗叔叔：“小罗年青，有大好前途，不可以让他工人不当当农民呀!”
于是，江阿姨就带了小江，跟杜伯伯回乡下结婚去了。
江阿姨刚走第二天罗叔叔就来，因为下一天是个节日，工厂中午就放了假。他兴冲冲敲门，像往常那样手中托着一纸袋绿豆进来，却见到新奶妈正给小弟喂奶。当时爸爸妈妈都还未到家，我就惊慌失措，但还是硬着头皮带罗叔叔去我的房间，交给他江阿姨留下的信，还有那双妈妈从广州买回的女式皮鞋。
罗叔叔看完信半天说不出话。我干干地站在一旁不敢走开，也不知讲什么好。
过了很久很久，罗叔叔终于开口，问我要针线，要一大一小两块布缝口袋。我跑去叫我妹妹帮忙。他说他自己来，就坐在我的书桌边，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好江阿姨父母的名字和乡下的地址，然后用那双骨节很分明的大手，笨笨地穿针引线，笨笨地缝一个袋子装鞋缝一个袋子装绿豆。他用断了三根针，把手指扎出些小血珠。他的眼泪一滴一滴，滴在装了那双女式皮鞋的布袋，然后又一滴一滴，滴进装满绿豆的布袋。他就那样一声不吭地缝着缝着，好像在缝他的心。
窗户不知什么时候，已挂满一帘夕阳。重庆那种特有的火烧云，把天空铺得又热烈又缤纷。云朵云团不断变幻着形象忽如驯羊忽如猛狮忽如渊停岳峙忽如川泻涛翻，我的心绪却如一堆乱麻，只牵了妹妹的手站着发呆。妹妹忽然说：“小罗叔叔，我看杜伯伯的样子会对小江很疼爱的。”小罗叔叔就点点头，依然默默缝呀缝。他的身影越来越暗，被满天的辉煌远远衬了，如同一尊铸铁的雕像，显得又孤独，又悲哀，又坚强。
重庆市区街头也开始出现饿殍了。
红房子人人嗅觉都变得异常灵敏。只要逢肉香从厨房飘出，就有女人和孩子从自家门里走向八角厅。也许这儿聚居的毕竟是军人与军人的家属和后代，人们的共性就很是粗豪率直。尽管老军官们意志坚定不肯放弃尊严，家属和孩子可不管那一套，立了在厅里，一面深深呼吸着谁家锅里的肉气，一面高高兴兴叹息道：“好香，嗯嗯，好香好香!”因为肉都用来熬汤喝，并且尽量多放水，熬久点，所以香味飘飘的时间就可以持续很长，不同炒，一两分钟就完事。大家都不炒肉，因为炒过的肉会缩水，就既不经嗅，也不经看，更不经吃了。而且，肉是越肥越宝贵，甚至儿歌都唱起肥猪肉来。
记得有首老老的法国小调，不知由哪位留学巴黎的前辈将它唱回了中国；毛主席领导农民闹革命时，这小调被重新填词且流传甚广。刚上小学时，音乐老师也教过我们的是“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谁知到了一九六○年，孩子们依了原谱，唱的却是“揭开锅盖，揭开锅盖，肥砣砣，肥砣砣，快点拿个碗来，快点拿个碗来，拈两砣，拈两砣!”
还有支北方的情歌，打土豪分田地时歌词已被改了一遍，是“崖畔上(那个)开花，崖畔上(呀)红，受苦人(那个)盼望，得(呀)解(呀)放!”红房子的小孩也不知从何处学来另一份词，常常在八角厅一面认认真真呼吸着肉香一面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唱着“案板上(那个)切腊肉，有肥有(呀)瘦，你吃肥(那个)我吃瘦，他来啃骨头!”还齐齐哼了过门道：32165｜1·235｜2612｜5-｜
听了我们唱的吃肉歌，妈妈觉得很好笑。爸爸一向要求他所有的孩子能吃苦，并且吃苦而不叫苦，再努力做到能苦中寻乐。妈妈说那两首吃肉歌，也算勉强入得苦中寻乐之例；但我们毕竟是读书人，读书人寻起乐来，应该呈现读书人的风流儒雅。我们问什么是读书人的风流儒雅，妈妈就讲了个故事——
从前有个穷得家徒四壁的秀才，偏偏被几个促狭同窗逼着请客，还说要吃出风味才算请了。穷秀才略一沉思，朗朗笑道：“有何难哉?有何难哉!诸位明日便可光临寒舍品尝在下的唐诗菜。”唐诗菜可是一众同窗前所未闻的东西。
翌日客至。穷秀才捧出只圆碟，碟白无华，仅置一条青葱，葱旁各伴一边色泽金黄的咸蛋芯。众宾愕然。主人诵道：“‘两个黄鹂鸣翠柳。’”继而再上一浅蓝陶盘，盘中排着一溜豆芽，再诵曰：“‘一行白鹭上青天。’”同窗喝彩声毕，问：“‘窗含西岭千秋雪’又当如何?”主人便端出一方豆腐，细细撒了薄薄一层盐，于是彩声又起；未了，穷秀才取个海碗盛出煮过豆芽的清汤，那两半壳取了蛋黄剩蛋白的咸蛋浮在汤中一漾一漾，他就摇头晃脑高声吟哦：“‘门泊东吴万里船。’”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同窗叹为观止，便心悦诚服，拱手而去。
听完故事，我们三姐弟就兴致勃勃，提出要做“诗谜菜”让父母去猜。我说：“猜对了就做菜的人洗碗，猜错了就猜谜的人洗碗。”妹妹就批评我赌瘾深重。爸说：“没关系没关系，有赏有罚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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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六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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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周末，我将南瓜皮冬瓜皮削得薄薄一小片一小片煮了端出，爸爸吸完一斗烟仍看不出啥名堂。妈妈问：“是不是‘昨夜西风过园庭，吹落黄花遍地金?’”我们姐弟就拍手欢呼。饭后全家拥去厨房看我爸洗碗。
第二个星期，妹妹将只柚子皮耐心烧烤，刮去焦黑，又在水中泡了两天，再切成厚厚的长方状。她先在大盘中放条烫熟的野菜马齿苋，然后将一块一块在盐水中焖透的柚皮骑缝砌好，将那条紫杆绿叶的马齿苋遮了一半露一半。才一上桌，母亲就说：“‘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轮到可可时，他蒸个胖乎乎的馒头，插根竹筷，热气腾腾摆到大家面前。爸爸妈妈捧腹大笑，然后一齐诵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至今我们姐弟下厨，还有着将菜肴摆得赏心悦目才端上餐桌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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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七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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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兄弟姐妹之间，外婆对我尤其偏爱。许因为孩子们中只有我听得懂她的广州话；又也许因为她绝对听不懂四川话，不知我在外头闯祸成名；再不然，就是由于我一生下来她就见过，十三年后重逢，她倍觉心疼。这匹害群马在外婆眼里心中便依旧如幼儿。她对我爱得无微不至，总要叫到跟前没完没了细细地看，每天中午，还要拍了我的背，哼着儿歌哄我睡。外婆的歌是广州歌，是什么“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摘槟榔……”或是什么“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
一开始我觉得好笑，后来有点难为情，终于感到十分受用。我外婆的声调很柔和。儿歌简朴又美丽，让她一哼，就哼出一幅又一幅宁静清纯的画面，如同叶赛宁的小诗，好亲切好亲切，慢慢将我化入梦乡。后来我吃了午饭就跳上外婆的床乖乖躺着由她拍，由她唱，由着自己变得跟个婴儿一样。
外婆是我外公的第六个妻子。我外公有二十一个儿女。
我外公本是个农家小儿。他有三个姐姐。他父母下田劳作时，家中就大的管小的，小的管更小的。外公家附近，有所私塾，私塾在他心中竟是座天堂。每日他就跑去教室门口，安安静静看那私熟先生授课，从开讲听到闭卷。先生年过五十，却总没子息，看这孩儿小小竟一本正经，也就由着他，并不赶去。有天先生娘子经过见了，自然有点奇怪，俯身问道：“小孩子站在这儿干什么?也不累么?”小孩子就说：“我正听书哩，不累的。”先生娘子更觉有趣，就抱了去自己屋里，给颗果子，问长问短，好生怜爱。
这先生娘子，常常喜欢抱了别人孩儿进屋，给颗果子讲个故事又送出门去；所以先生下学回来，见了我那位当时只有五岁的外公，也不讶然，只是淡淡一笑。却小孩一见他，就赶紧从先生娘子臂弯脱出，放好果子，规规矩矩垂了双手朝他鞠躬，说：“多谢先生平日许我听书。”见孩子煞有介事，老夫妇乐不可支。先生就跟他开玩笑，拿起戒尺敛了笑容说：“你便将这日听来的功课讲一讲，讲不好就挨手心。”先生娘子嗔怪丈夫玩笑开得太重，怕吓了孩子。谁知我外公真就开始一字不漏背起韩愈的《劝学篇》来，背完又解，连口吻姿势都学了先生模样，未了还说：“先生所讲，我都记住了，只是没能完全明白。”先生和娘子惊喜不已，领了那小孩儿，两夫妇一起到田里找我外公的父母……结果是，先生将我外公收作了义子。
那私塾先生竟是个饱学之士，只因性情狷介，功名场上终不得意，后来索性离了繁华，跑回家乡开起学馆来，自从得了我外公，便如获至宝，巴不得将一生才学都传了给这义子去。于是我外公就没日没夜读起书来；后来大些，便放牛；再大些，便下田，却从来手不释卷，嗜书如命。
外公十六岁那年，村里一场瘟疫，死者大半。外公的父母和先生夫妇也未能幸免。临终的先生，叮嘱义子远赴省城谋出路。
我外公就去广州，在爿丝绸店一侧摆个摊，卖起字画过起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来。
丝绸店的老板，每晚关了铺门，必过来跟我外公闲聊，一面看他写字作画，久不久也买张条幅去。后来有一次，老板就问我外公是否愿意到他那儿当学徒，外公当即收起纸墨进了店铺，勤勉得很。过了段日子，老板又问他是否愿意去苏杭进货；再过些日子，又问他是否愿意入赘当女婿。
据说我外公这个妻子十分温婉贤淑，且识礼知书。婚后他才知道，原来在摆字画摊时就已被这女子偷偷相中。丝绸店的老板，中年早已丧妻，膝下只有一
女，如掌上明珠。见这流落街头的布衣书生虽然饥寒交迫，依旧气宇轩昂，印象已是不错，女儿定要嫁他，老板也觉未尝不可，于是安排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考验起我的外公来，结果是父女二人都对他越来越爱重。
我外公那聪明柔顺的妻子，却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怪病，未及生下一男半女就溘然早逝。去世前对我外公说，她知我外公本性风流，日后必然妻妾成群，她要我外公空出正室之位，待终于厌倦风月，就娶个知书识礼的贤淑女子填房持家。
我外公很会做生意。经年后，不但丝绸店变成了绸缎庄，还开了间米行，做起粮食买卖来。他接二连三娶了四个妾。生下七个儿子后，外公放出口风选填房：条件是脚要小巧字要清丽，其他不论。
有个交游甚广的道姑，养着她那自幼父母双亡的姨甥女，整天要这女孩读书，说是将来要选个好人家嫁出，以免负了女孩的父母。闻说外公口风，道姑焚起香
来占了一卦，然后去女孩房中随手拿她几页诗文，又铺纸捉笔，比着画了她一双三寸金莲，也不问问姨甥女儿是否情愿，就拂尘袅袅找上我外公门去。
外公果然娶了道姑的姨甥女当继室。她后来成了我的外婆。第二年，就在外公过生日那天，我姨妈出世了。我的外公喜气洋洋，等到姨妈满百日，他竟关店三天大宴亲朋。姨妈的七个哥哥各各邀了同窗好友回家吃酒。
我的外婆虽然从小在道观随她姨妈长大，却并不信道教。她信佛，信轮回转世，信姻缘天作。
“囡囡呀，”外婆对我说，“婚姻的事情，都是前世修来，都由前生注定。该怎么相识，该嫁谁该娶谁，种种机缘巧合，老天早都已经安排好了……，”那天她还举了我姨妈——就是我香港妈妈——的婚事作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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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七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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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百日的姨妈正被她七个哥哥的同窗围观时，其中有个男孩突然说：“我将来要娶她当妻子。”众人哄堂大笑。他就说：“我会很耐心地等她慢慢长。他那年是十二岁。谁也没把这男孩的话当一回事。
我外公对他的长女百般疼爱，不但亲自教她读书习字，还送她去上新学。她在学校就被灌了些当时很时髦的新思想。
那时代，大户人家的闺女，小小年纪就已经有媒上门议聘。我外公千挑万拣，挑到我姨妈快九岁那年，就告诉长女说该给她定下一门亲事了。她就说“不”，说
要等长大些自己挑。外公说等不得她长大了，因为她的妹妹们已开始有人提亲。我姨妈就扑簌簌掉起泪来。
我外公生性很是幽默，且又大大继承了他义父那份狷介孤高，行起事来，就不一定件件随俗。那天，他拭去我姨妈的泪珠儿，将他的宝贝长女揽在怀里，说，亲是必须定的；不过，要么由他权衡人选，要么由姨妈自行抉择。关于未来夫婿的才学、金钱、相貌，姨妈可以自定一项，其他不论。我外公说，如果他女儿特别注重相貌，他可以让求亲的男孩在客厅排队走过，姨妈在屏风后一一看去，看中哪个是哪个，不问贫富智愚；如果注重金钱，就人也不必看了，只挑最富的家庭嫁去，就不论智愚，也不管长得貌比子都还是脸若钟馗；如果女儿注重的是才学，为父的自然另有妙计，但是无论穷极丑极，她选中就不得反悔。
我姨妈破涕为笑，又喜又慌，看了她那足智多谋诙谐倜傥的父亲好久好久，就转身去找我外婆，撇下他独个儿在书房抽水烟。
我外公为他长女公开选婿。就像那次为自己选填房一样，他提出的条件又一次笑倒广州城——他说，只重才学，只要未婚，其他一概不论。凡自认满腹珠玑又愿为他长女之婿的，都请在他长女九岁生日那天亲临府上参选。
那天清早，足足去了百多人。外公同时发下纸墨笔砚，卷上编了号码，然后当众出题，出个二百字的长联，请众生挥毫续出下联来。
众生一个接一个交卷，仆人一幅接一幅呈入后厅，姨妈就一份接一份浏览，紧张得脸儿青青白白。我的外公外婆远远坐了，看她，偶尔相视一笑，谁也不去打搅他们年方九岁的女儿自选夫婿……
是夜华灯竞放。盛筵甫张，老寿星牵着小寿星步入大厅，说出个卷上号码，就鹤然立起一人，高声诵出自己对的下联。我那紧张得从早到晚都手脚冰凉的姨妈偏眼一瞧，见那读句的人竟是风华正茂神采飞扬，不禁长长舒出一口气，当场脚软，幸好我外婆及时搀住。她那七位哥哥和一众同窗禁不住喝了个满堂彩——因这二十一岁仅凭才学入了我姨妈慧眼的年轻人，正是当年在她刚刚百日时就说过将来定要娶她为妻的那个小男孩。
“你说是不是神意难违呢，囡囡?”外婆说罢我姨妈的故事，就看了我问。我脑子飞转，一个一个去想我见过的爱情故事，但并未从中发现神权的介入。外婆就自己答道：“什么都是命中安排的。人哪，只有顺天认命，才可以知足常乐呀!”不过依我的看法，我外婆根本不算是个顺天认命的人，她不是，我姨妈不是，我母亲也不是——
定婚后，我姨妈的未婚夫东渡日本求学，攻商科。
我的外公尽情尽兴，再接再厉，生到第二十一个孩子时，就突然倒下，从此再没起来。他因中风而偏瘫，连遗嘱也不及立出，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在这之前，我外公众多儿郎竟无一属意经商，却个个都会花销。
我外公在床上躺了不够两年，便生意似潮跌钱去如流水，总而言之，不但米行缎庄日渐他姓，到外公去世债主临门时，我外婆才发现连偌大家宅也早被典押出去。只生了两个女儿的外婆，当即没了遮天之瓦，不过，有几个媒人在檐下等回音：有人愿意娶我外婆。我外婆告诉一双女儿：要想安稳，就随她搬去一位继父家，由人养活直到长大嫁出；要想求学，就不得不开始自食其力，开始经历两姐妹难以想像的贫穷，直到她们凭能耐挣到一份前程。那年，我姨妈十一岁，我妈妈七岁。姐妹俩认为宁愿贫穷也要继续升学。于是我的外婆擦干眼泪，谢绝媒人，挽了包袱，带上两个志比天高的女儿，步着那双三寸金莲，一直走向秉仁巷——当时广州市某处小小的贫民窟，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地址。
我外婆将她随身首饰变成一间低低的瓦房，开始为人织渔网。她的两个女儿各有一只扑满。下学回来，她们先做功课再织网，织到一定长度，便问我外婆拿几个铜板滴进扑满，才去吃饭，去玩，去睡觉。我外婆就着一盏孤孤的豆油灯继续织，织，织着每天的柴米油盐。生活变得突然如许艰辛的外婆，居然让她两个女儿进读私立学校。
期末敲破扑满，我的姨妈我的妈妈就使小布袋装了所有的铜板，提出门，叮叮当当地数出钱来交学费，又叮叮当当，数出钱来买新鞋新袜子，买新衣服。
她俩并不需要年年交学费。那时的私立学校为了激励上进，学业成绩考在班里前三名的人就学费减半，在全年级前三名的，不但学费全免，就连书本费也免去。这俩姐妹，从来都是她们就读学校中家境最贫寒成绩最出众的学生。她们跳着级读书。我的外婆知足常乐：因为她养育了两个在学业上从不知足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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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七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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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我姨妈的未婚夫从日本留学归来，疯找疯找终于找到贫民窟时，我这位姨妈正亭亭玉立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用功。外婆不但已经近视，而且患上肺病了。
商科出身的姨丈，却偏偏不喜在生意场中周旋，决心专攻法学，说要当个律师。他家是顺德县的桑蚕大户，历代殷实，姨丈又是独生子，自小就被送来广州读书。从日本回来不久，他索性早早完婚，在珠光路买下一幢红楼，将我外婆一家三口搬了去，热热闹闹过起日子来。
经历了三年多穷困生活的我妈妈宣布不要她姐夫养，要自己挣钱读书。于是一上初中她就给别人小孩当家庭教师；高中时代就管理学校的化学实验室；进了大学，我母亲成为女子篮球队的队长，一面攻她的算术理论，一面蹦跳腾挪挣钱花，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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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八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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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对她的小女儿百般放心，不断交待的，就只一件事——有三种人千万嫁不得：第一是军人，因为生死难卜；第二是客家人，因为重男轻女；第三是结过婚已有孩子的，因为后娘难当。所以当母亲将毕挺毕挺的父亲带回娘家笑吟吟说大局已定那天，外婆伤心得很：我父亲犯足了那三条戒律——他是军人，又是客家人，还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幸好外婆历来深信姻缘皆由天作合。当母亲轮流着将我的哥哥姐姐从乡下带到广州时，我的外婆，就一个接一个十几年如一日高高兴兴照看着孙孙读书。
外婆告诉我，小哥哥走后不久，她有一天忽然觉得生命快到尽头。还在姨妈刚完婚时，外婆就说过她一定要在我母亲身边活完最后一段时日，于是就来重庆了。离开广州之前，外婆拄着棍，独自在这城市走来又走去，把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看个够。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跌断了右腿。住进红房子后，她依然继续养伤，天天给我哼儿歌，讲故事。
外婆的一日三餐，几乎全由父亲照料。红房子的老军官们是从不买菜的，即使到了站轮子的时代，买菜也是家属与孩子的事。外婆来了之后，我发现父亲进了家门常常掏出报纸裹好的一包东西：或是块骨头，或是块肉，有时甚至是半边鸡，然后下厨弄好端去给外婆。有次云娃子神秘兮兮告诉我：“今天看见你爸在学田湾那个自由市场拿出盒“大前门”跟农民换藕!”我大吃一惊。后来才发现，爸爸就是从那会儿开始戒了烟的。我注意到，他的皮鞋、呢子大衣、丝棉被，甚至那块带日历的英纳格手表，都渐渐变成些我外婆的吃食了。
尽管爸爸极为孝顺，我外婆依然有件事不肯原谅她女婿，而且坚决不肯原谅：因为他有次差点把我打死了……
从我经常为四哥送馒头给塔吉雅娜那时起，陈书剑就极少露面，后来干脆没了人影。他一向如同闲云野鹤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所以谁也没把他的失踪放在心上，谁料后来竟死了!父亲得到消息，携我赶去火葬场。我见这位原本显得仙风道骨的良师益友竟死得面如骷髅肚如山丘，不禁跪下哭得肝肠寸断。他遗下管自制的洞箫，刻着字，是“钟家一个上好的小孩笑纳书剑”。常常在夜晚，我握了那节紫竹坐在一幢山边石上细细想我陈世伯，想一阵，吹一曲，吹一曲，哭一场；倦了时，回家上床苦巴巴盼在梦里能见他吹箫论史下围棋；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梦来，就更伤心，直觉得有一部分我的命，也随他死去了。
有天在两路口缆车站，忽然见个老头儿吹箫乞食。老头儿瘦高如竿青竹，还带着两个皮包骨头的女孩。女孩大约五六岁，长得一模一样。他吹的是《小白菜》，一曲终了又一曲，只是《小白菜》，反反复复幽幽怨怨，听得我发呆。想想，就回家抓几把米跑出门，见了云娃子，他问我为什么眼圈红红，我说见了个吹箫老头，想起陈书剑来，不由心中难过。云娃子也回他家抓把米，跟我跑去缆车站。
老头儿问人讨碗凉水，和两个小女孩一起就着凉水嚼生米。老头儿说是陕西人，原在小镇上摆副桌椅代写书信，家有老妻，有儿子媳妇两个孙女一个孙儿。他儿子是攀悬崖采燕窝的，家中日子原本不错。自从儿子两年前失足摔死，生活就开始艰难。随着饥荒越闹越严重，家中饿得大人病倒小人哭。媳妇一咬牙，将自己换了一担白薯，给公公婆婆磕个头，就背上一岁多的儿子，嫁到秦岭山区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去了。老头儿留下白薯给病妻，牵着这对一胞双胎的孙女儿，沿铁路一线直讨饭到重庆。
祖孙三人各有一条干粮袋，讨得食物，尽量省出点儿蓄进袋里准备背回陕西过冬。我翻翻老头儿的干粮袋，见些晒得缩成拇指大小的白薯干，红红绿绿的馒头干——想来不是用土茯苓就是用榆树叶磨了浆和面做的，还有些玉米颗，他又将我和云娃子给的米掺了两把进去，但那条干粮袋依然空荡荡剩出大半截。他两个孙女的袋子，还什么也没有装上哩。
当天晚上，我和云娃子半夜三更溜出家门，翻墙进了师范学校，趟过一排木栅栏下的蓄水池，钻进厨房偷吃的。大蒸笼里剩着半圈冷馒头，我们只敢抓出三个，怕偷多了被人发现，回家藏在书包里，翌日送去给那吹箫的老头。看着两个小姑娘吃馒头，看着吹箫老头将馒头一小坨一小坨掰开晾晒，我和云娃子强忍着不当他们的面咽口水。一转身，两人就豪情万丈唱着《洪湖赤卫队》中“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歌子离开缆车站，自觉成了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江湖英雄。晚上又结伴再去偷。
几天之后，老头千恩万谢道别，说翌日要携同孙女上列货车回陕西。我和云娃子就拿了两个女孩的干粮袋，准备去偷些米给他们上路。
谁知我们刚从水池爬上厨房，就灯光大亮，被早已埋伏好的炊事员抓获。我们俩就被水淋淋押回红房子。
我根本无颜看父亲的脸。师范学校的两位老师还没把话说完，父亲就从门口抓过我重重摔去。跌倒时，我的头碰在饭桌尖角上，立即血流如注。师范学校的老师惊呼着一个挡住我爸一个抱起我。外婆闻讯扶张竹凳用只尖尖小脚踅出小厅问原委。是平生第一次，我有机会在父亲面前为自己申辨，就从那老师臂弯脱出，也不敢去捂头上的伤处，一面任由鲜血顺颔流染了衣领染前襟，一面用广州话结结巴巴对外婆说那吹箫老头的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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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八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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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满脸鼻血的云娃子也被他爹押到我家来了，身后也跟着两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云娃子他爹郭伯伯因为营养不良已经双脚水肿，走起路来有点慢，不过打起儿子来照旧狠恶。郭伯伯押他儿子来对口供；因为云娃子一口咬定说我们俩谁也没吃过偷来的馒头。
我对郭伯伯说，我和云娃子只是对着每个馒头拼命深呼吸拼命深呼吸，但从没揪来吃，因为我们认为哪怕只要忍不住馋舔一下馒头的皮，就算不得剑仙侠客的行为了。
爸爸一句一句用广州话将我说的译给外婆听。外婆听完面如止水，摇摇头不准父亲搀她，依然扶着竹凳踅回自己房间。剩下那堆大人，就看看我和云娃子，又互相看来看去。
突然两个老军官就要拿出粮票和钱赔馒头，四个当老师的就连连摇手说：“算了算了，又不是小家伙吃的!后来也不知到底赔了没有，因为我爸爸突然瞪了两个孩子一眼喝道：“还不滚出去裹伤!”云娃子就赶紧伸手捂住我的头，我俩就血糊糊湿漉漉，转身穿过八角厅向我的小房间走去——因为那儿棉签绷带跌打药酒镇痛膏应有尽有，都是我自小用惯用熟的。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不过，他作出这种决定时，已经是一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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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九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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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算术毕业考，我第一个交了卷冲出校门。到小街之前，见斜坡下围堆小孩，我挤进去，见地下躺了个八九岁的男孩头上破个洞，那血还在往外渗，渗得他面色如纸气息若丝。我一看不好，赶紧扯把青草嚼烂敷在伤口，又撕了自己一只白衫衣的袖子紧紧包扎他的头。他眼仁暗淡，话都不会说了。我怕他死掉，想想，干脆将他背去医院。离得最近的是工人医院，在两路口，待我一步一挨到急诊室，天已擦黑了。
离去时，我经过一条长廊，见迎面远远走来一大一小两个人，不禁高兴得吼了一声“段虫龙!”就冲过去。
分别快到两年的段志高，依旧补疤衣裤黑布鞋，长得比我高出一个头。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个医生——白框眼镜听诊器，双手揣在白大褂的衣袋里。段志高朝我点点头，又去苦苦求那医生：“还给我吧!医生请您还给我吧!我以后一定等满十八岁才来!”医生拍拍他的肩膀不作声，和颜悦色朝前走。我想也不想马上伸展双臂拦医生，喝道：“嘿!你拿了他什么东西赶紧交出来!”
医生说，“咦——小鬼怎么没了一只衣袖?怎么身上有血?”就弯下腰来摸我，“看看伤了哪里?你家大人呢?”我说我背了个破了头的小孩来，沾了他的血，我没伤，袖子撕去裹他的头了，又说段志高是我的同学，是好学生，绝不干坏事的。问医生拿了他什么，赶紧还给他才是。
医生往上推推眼镜笑起来，更加和颜悦色，说我的同学并没干坏事，说他跑来医院要求参加输血团，却根本未到规定的最低年限——十八岁，所以医生收起他的户口簿，要请他家长来取。医生正向我解释，就来了另一个人跟他说话。
段志高告诉我，刚开始闹饥荒，民办幼儿园就解散，他娘一时之间连糊火柴盒的工作也找不到，生活变得很困难。后来她就帮人洗衣服补衣服。随着粮食越来越紧张，她的顾客也越来越稀少。段志高几次想退学专门拉板车养家，但她坚决不允，说眼看高小就快毕业，定要两个儿子都努力准备功课去考六中——那是重庆市出名的好学校。
因为缺吃，段志高他娘的双脚已肿得不见踝；胫骨那面，使拇指一按一个深深的凹，十多分钟复不了原。医生说如果再不设法吃些米面油腥，可就要一直往上肿去，危及生命。有个拉板车的说，拿着户口簿去医院登记参加输血团，就可以每三个月一次，卖给医院三百毫升鲜血。每次，不但可以得到六十元，还可以领到肉票和蛋票。于是段志高瞒着娘和弟弟，取了户口簿来工人医院要求输血；不料医生非但不为他作体格检查，反而将户口簿揣进白大褂，说要教育家长爱惜少年儿童的身体。段志高跟在医生旁边已经两个钟头求他交还户口簿；医生不肯，一味和颜悦色让他请家长来取。
段志高说：“这事无论如何不可以让娘知道。”我说，那我们把户口簿偷回来便是。他说不行，说到别人衣袋偷东西属于盗窃行为。况且，医生的手总插在袋里和户口簿在一起，万一弄不回来激怒医生，怕会更麻烦。我说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却也并未遭到史书谴责，何况这次是为了救母!他问：“窃符救赵是什么?”我说：“算了，反正眼下也跟你说不清。一句话，你到底想不想急死你娘羞死段志强嘛?”他当然不想，最终只好同意我的办法。
医生跟人谈完话，又将双手揣进白大褂往前继续去。
我看清长廊只走着几个慢吞吞的病人，就突然冲上去使劲胳肢医生两个腰眼。他哈哈笑伸双手捉我，我立即从那白大褂抓出户口簿扔给段志高叫他快跑，然后伸脚绊倒医生，自己也飞逃而去……
回到红房子，全家正吃饭。我向爸爸解释为什么弄得血斑斑满身泥还少了条袖子。爸爸就叫我去洗澡换衣，说要带我返医院看那小男孩，查证我有没有撒谎，起码要亲自了解是否我把别人打伤的。我就高高兴兴去洗澡，边洗边想，想想就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全家人见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却又把那条已经弄脏的红领巾端端佩好依然穿上缺了一袖的白衬衣进来，就都莫名其妙。我说：“爸爸，我不去医院。”
我看见妹妹和弟弟开始悄悄把自己移向外婆的房间。大概父亲马上觉察到两个孩子想请他岳母出来救我，就冷冷道：“可可，坐好吃你的饭。丽珠，你去厨房拿条柴棍来。”妹妹马上红了眼圈。我说：“爸爸，我没有撒谎。我今天就算被您打死，也是不去医院的。”
父亲目瞪口呆盯着我，不知这个女儿到底在想什么。我自己也理不清思绪，脑海里浮出些长长短短的画面：我想起小男孩软塌塌偏在我脖子上的脑袋；想起那幕渐垂渐浓的夜色，我在夜色中固执地一路恳求小男孩忍耐一下，恳求他再忍耐一下，不停地告诉他只要到得了医院就不会死的；想起我几乎是聚齐全部生命力才背着他蹬完的工人医院的长长斜坡；想起外科医生一面使镊子剥离小男孩伤处的草浆块一面问我骂我，又说我是见义勇为的优秀少先队员；我想起从医生护士眼中看到的那种赞赏——可是我没法对父亲讲清这些。我只是刹那间开始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是尊严，是我自己的尊严。我无法忍受父亲去向那些赞赏我的人查究是否我对他讲的一切属实。我心中涌起一浪从未体验过的痛楚，竟是自伤自怜之极，心一横，决定要保卫那种赞赏的完美，即使丢命也不让父亲侵犯我的尊严。我又说了一遍：“爸爸，我没有撒谎。我今天就算被您打死，也是不去医院的。”就再怎么也无法说明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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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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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眼泪汪汪提了条青杠柴进来，爸爸没有接，看了我好久，说：“丽丝，你已经长大了。爸爸从此再也不打你。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自尊自爱，自强不息。
要记住：爸爸妈妈都希望你成为正直的、尽量有所作为的人。”
毕业考试一结束，学校就宣布让六年级的孩子放三天假，然后集中住校一月，为的是强化复习，准备参加升入初中的全市统考。
外婆问我知不知道哪儿有大百货公司，又说：“你反正明天不上课，带婆婆出去玩好不好?”我说当然好，想了想，就跑出去找我的老同学陈大柱。
外婆自从进了红房子，就没有出过大院。平日如果天气暖和，吃罢晚饭，父亲会抱她下楼，我和弟妹就端椅端茶跟着，把外婆安置在大院乘凉。我们满院子追追逐逐，她就靠在躺椅看着。爸爸总在她椅边坐张小板凳，一边抓把葵扇赶着椅边的草蚊子，一边轻声轻气不知跟她说些什么。周末则由妈妈把外婆背上背下。
妈妈在家唱歌时，外婆会自己点歌听。她点的歌并不多，叫我大吃一惊的是她那两类性质风马牛不相及的歌目——第一类是《黄水谣》，《黄河船夫曲》和《松花江上》；第二类只有一支歌，是支彻头彻尾的洋歌，叫《圣母玛利亚》!外婆告诉我：第一类歌，是母亲学生时代参加抗日救亡演出队时天天回家都唱的，外婆就记熟了；那支《圣母玛利亚》则是母亲抗战前最爱唱的歌。母亲嗓子好，从小就参加教堂的唱诗班，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就不再为上帝歌唱，而是跑到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去了。
我的老同学陈大柱他爸是抬滑杆的。好几年来，重庆市已经没人要坐这种交通工具，于是大柱爸那副滑杆就靠在他家山墙成了个纪念品。我要借那副滑杆抬我外婆上街玩。大柱不但一口答应，还拉我去约了另外两个男孩，说好翌日在大院外边会齐。
第二天上午，陈大柱果然跑进红房子。我自小顽皮惯了，根本没想到带个风烛残年而又不能行走的老人上街会是件多么不妥当的事情，只一心巴望让外婆高兴。保姆见我要带外婆出门，慌忙拦阻，又去叫了隔壁黄幼仁他妈来，说怎么也不能由我如此胡闹。黄幼仁他妈急得双手直拍大腿喊道：“哎呀我的祸祖宗吔!老太太如果一跤摔出个三长两短，就连我们都不好向你娘老子交代唦!你就是下得了三楼，二楼、一楼的阿姨们也不会放你走的……”
外婆听了我翻译她们的话，想想，就坐下来磨墨铺纸——她一辈子都只用毛笔——写着：“多谢高邻关注。我欲出门散心，故携孙女陪同，还望高邻勿加拦阻。”
黄幼仁的妈妈就对保姆说：“我也懂不完老太太写的什么，大概的意思总是她要出去。不行不行，我这就去办公室找钟伯伯!”
我怕一路有人拦阻，就叼了那张纸在嘴里，与陈大柱四手交叉相握搭成方凳状让外婆坐了搬下楼，放她进滑杆的座位。陈大柱行家一般，将条毛毯把外婆又垫又围，看她神态已经很舒服了，就吆喝一声：“起!”于是，四个从未抬过滑杆的小人儿就兴高采烈，轮流抬着个从未见过滑杆的跛脚老太太开步走了。
我俩抬她去了两路口那家大百货公司，放下滑杆，依旧做出手凳，照外婆吩咐，径直搬她到卖袜子的柜台前。售货员见了急急找张椅子安顿好外婆。外婆就叫我那三个伙伴挑选他们喜欢的袜子。三个小男孩各各红了脸嘻嘻哈哈摇头摆手连说：“不要不要!”外婆指定一种当时质量最好的线袜，说要两打。我见她居然掏出厚厚一迭工业品卷让售货员拿，就大吃一惊问她哪来的。她说：“我昨晚问你爸要的。”我奇怪极了：“我爸?我爸知道你要自己来买袜子?”外婆从容一笑：“想来不知道。我问他要几张工业品卷，他就给了我这一大叠。我不禁笑出声来：爸爸定是以为他老岳母童心未泯，像翻我的集邮册那样要参观家中的票证哩!
回家经过缆车站，外婆就问是不是我遇见吹箫老头的地方。我发现外婆虽不出门，却心中清亮如水，且富于联想。她能将这天在路上见到的情景与我平日随口跟她提及的小事联系起来。走进重庆体育场时，她又问：“囡囡，这里就是从前的乱葬岗么?爸爸要你在六岁时深夜从这里走过练胆么?”又叮嘱说，“囡囡，可不要怪爸爸，他那样做是为你好哩!”外婆要我问问陈大柱，可不可以在体育场内停一下，让她看看我平常是怎么玩的。陈大柱就很老成地指点我们把滑杆停在树荫下，他突然变得像个大人，对我们三个小孩说：“玩去吧!我陪外婆。”
于是我把架浪桥荡得高高，接着跑去打翻一架秋千，再爬到最高那部滑梯横板上面拿大顶，下来后又一串跟斗翻到滑杆前。陈大柱惊奇得鼻翼都吊起来：“害
群马，你外婆胆子真大!她笑眯眯看你玩命，好像一点也不怕你摔死!”外婆安安详详把双手叠在腿上，静静地笑，说：“囡囡啊，你是爸爸亲自教的孩子，哪能那么容易摔死?婆婆一点都不为这种事担心。自从你到了四川，爸爸妈妈的每一封信都谈到你，婆婆一直就知道自己有个心地又好、志气又高的乖孙孙哩！”
回家才知道，那两打袜子是外婆特地为我买的。外婆曾给过我好几次钱叫我自己买袜子，我转身就把钱交到小街傻大姐手上去看她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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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二十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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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愿意穿袜子，因为爸爸规定我们自己的袜子自己洗，而且规定一双袜子不得穿过三天。我嫌麻烦，就将爸爸发给我的袜子统统送给同学，于脆赤脚就往球鞋套去。爸说我的球鞋臭气熏天会攻倒外婆，我就总将球鞋脱在自己小房间才光脚叭哒往外婆床上跳，每次外婆问“囡囡我叫你买的袜呢?”我就胡诌乱扯，劝外婆相信看连环画如何如何比买新袜子重要。
蓦然见二十四双那么大一堆袜子要属于自己，我只能傻里傻气站在床边对外婆嘿嘿笑。外婆柔柔说：“囡囡，本来婆婆想亲手为你织袜子，但是我怕自己已经没有力气织完。”她一说，我倒想起，两个月前她叫我拆散她一件薄薄的羊毛衣，说怕我冬天来了脚冷，又叫我削了几枝竹针，开始为我织袜子，织织停停近一月，也只有那么半只，后来她就给钱叫我自己买。外婆抚着那堆二十四双袜子，继续说：“就算外婆去世了，我的囡囡还有好多袜子慢慢穿哩！”我说：“婆婆您慢慢养好身子，我再约同学抬您去玩。”我根本没想到外婆要去世。她就向我一笑，淡淡的，暖暖的。
我打好背包去住校时，外婆硬是扶了竹凳送我到八角厅。说要看着我下楼。我从楼梯扶手滑到二楼半又嘻嘻哈哈奔回头，扔下背包，将我的外婆抱回床去。外婆很轻，才四十七斤——她刚到重庆时，爸爸妈妈带她到医院检查腿伤时称出来的。我抱着外婆，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人能轻成那样：她瘦得似乎只剩下一双聪明恬静的眼睛，一张清癯端庄的面庞和一团小小的、浓缩着对我们的厚爱、期望和信任的生命。
升学考试结束我们才被放回家。
外婆的床空了，空空的床板中央，放着一方端砚，一支狼毫小楷和半只旧毛线织的袜子。
我的外婆啊!我的亲爱的外婆去世了，已经!
妈妈说，我住校的两周后，外婆就开始越来越衰弱，送进医院时，她不准任何人告诉我，说不要影响我的升学考试，说她能有我妈陪伴度过最后的时日，已是偿足平生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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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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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通知发下来，我落榜了。我的班主任邹友伦老师亲自将通知书送来家里，满面为难对我父母解释，说这种情况实在特殊：我的统考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没有一间中学肯收我，因为，我的操行评语太糟糕了。
同一天，某地质勘探队敲锣打鼓往红房子送来一张二尺见方五尺见长的感谢信，高高张贴在八角厅，红纸黑字耀眼得很——原来我两个月前背去工人医院那个小男孩的父母都是勘探队员。当他们接到电报从山野营地赶到重庆时，医生说，如果那小男孩迟二十分钟来到医院，早就死了。地质勘探队的领导事后派人多方查找，终于打听到我的姓名住址。
二十七年后，我的母亲在广州去世，我才发现她的箱底一直存放着这张感谢信，才第一次读到那份诚恳的谢意，才明白我的母亲多么珍视我在学生年代获得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表彰。
但当它贴上红房子的三楼八角厅引来一院人众惊诧时，我没有半点兴致去瞧。我的童年时代，就在那天倏然一下子结束在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上。
那年我十三岁。
本书一九九五年春节完稿、二○○四年七月修订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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