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1月25日的大比格奥附近的疯女人湾，纳德·麦肯齐上校袭击了“钝刀”的夏安人村庄。据推测，该湾是以一个疯女人命名的，她独自一人在这条河湾住了许多年，于1850年去世。然而，英语“疯”字并不能完全表达夏安人语言中此词的确切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字不单指发疯，还意味着男女乱交。也就是说，这个幽居在此的女子可能不是一个疯子，而仅仅是个淫荡女子，夏安人这个字的双重含义是：在他们眼中，一个女人如果不贞洁的话，她就必定是个疯子——这是大多数白人所持的观点。
麦肯齐是在黎明时分向这个村庄发动攻击的。如同卡斯特1868年袭击“黑水壶”村那样神速，在村民们的熟睡中麦肯齐的军队枪声突然大作。伯克说，士兵们把村庄彻底扫平了。村中有200多个棚屋，每间都塞满了生活用品，“火焰的呼呼声使逃亡的夏安人气得发狂，他们眼瞅着自己的家园消失在大火浓烟之中；听到了自己魔鼓落入他们的苏斯霍人手中后发出的砰、砰的敲击声；倾听着他们神圣的六孔竖笛低音管的哀鸣声，帕尼族人正在吹奏……”
麦肯齐的袭击者们发现了第七骑兵团的大批物品：梳马刷子，铁锨，斧头，刷子，水壶和数本记录册。一本由英图什军士保存的上面记有最佳射手靶环成绩的记录册，外科医生的备忘录：“6月25日告别玫瑰花苞”……一本夏安斗士带有插图的备忘录，上面记述了他们的功迹——用长矛刺穿一名骑兵，那骑兵佩戴着一个军士长的“V”型臂章。人们认为它记述的是肯尼迪军士长之死，他在华什他同埃利奥特一同被杀。要是这样的话，那斗士不是南方夏安人，就是北方夏安人，在卡斯特袭击“黑水壶”村时，他刚好去看望亲戚。
骑兵们捡起装满美钞的钱夹。一封寄给东部女子的信——贴好了邮票准备投出——第三骑兵团互连的军士威廉·艾伦的一顶宽檐帽（他于6月17日的玫瑰花苞战役中被杀）。此外，在“钝刀”的营地里还发现了一面刻有该兵团番号字母的燕尾式绸子队旗。尽管一个独眼印第安女人为得到一件不寻常的装饰而将它做成了枕头套，可人们还是可似认出这是第七骑兵团的军旗。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汤姆·卡斯特的塔夫绸村里夹克。还有许多床垫。在边疆地区出现这些意想不到的用物，说明印第安人也在渴望新的、异地人们的舒适生活。
“钝刀”不但进犯白人，也残酷地杀害他的邻族人。麦肯齐的军队发现了一串由棕色指头组成的项链，一条印第安妇女的胳膊，还有12只装在糠皮袋子里的婴儿的右手。
11月26日，该纵队从这个被毁的村庄撤离，伯克回忆说，军队刚走出来复枪的射程之外，两三个夏安人便返回来，坐在焦黑的废墟上嚎啕大哭。伯克认为他们不像其他部落那样过分沉痛地表露哀伤，而仅仅象征性地表达这种悲痛的情感。“我在玫瑰花苞见过这种仅仅是礼仪式的悲恸，见过他们在夏至拜太阳舞时这样恸哭，在其它地方也见过。据悉，这是希伯莱人的一个礼仪，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抽泣’。其它一些民族也有类似情况。”
那天，纵队只行进了12英里。天气出奇的寒冷，伤病员们也需要照顾。“我们冻得僵直的躯体爬伏在骡子上。起先，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心里也很恐惧，但也就是一小时之后，我们就适应了当那该死的畜牲的货物了。”
这次战斗同样表明土著人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一个叫安兹的苏斯霍侦察员的腹部被一粒子弹穿透，麦肯齐手下的军医认为他注定要死，所以并没有费心尽力抢救，只是给了他点儿玛啡，并按他的要求给了他很多威士忌。伯克说，军用药品篮已经空了，“当把能收集到的一点酒都给他灌下去后，他感到非常快乐；可当他发现再也没有酒时，便开始诅咒起我们的医生来，然后就爬下马拉雪撬，被人扶着上了自己的坐骑。随后，凭医生给他开的药方的药力，一直骑了近200英里，回到山那边他的部落中去了。在第2年同尼兹·帕里斯部落的战役中，我在华什凯堡又见到了他。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下来了，于是他的朋友们便告诉我说，这个人曾……”
“木腿”错过了这次战斗。以前的好多战役都少不了他，可这次他却没赶上。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单调无聊，所以他就和9个同伴去找“乌鸦”人交战了。当时，除了和“乌鸦”人交战，再也想不出什么能做的事了。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钝刀”的村庄的，没人知道，也许是在麦肯齐到那儿的前7天或10天。
“冬雪开始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这10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勇士朝西北方向进发了，他们要直接去寻找“乌鸦”人的马匹或头皮。在黄石河南岸他们看见一家“乌鸦”人：一个男子，他的老婆和几个孩子，他们是带着自己的一个棚屋从河下游迁居到那儿的。勇士们决定不去伤害他们，而他们也没发现这帮挑战的夏安人。
在出发后的第11天，“木腿”和同伴们来到了小比格奥战场，他们认为该四处转转。在一个虽寒风冽冽但天气晴朗的早晨，他们牵着自己的小矮种马徒步穿过战场，谈论着被杀死的人们，谈论着当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发起袭击时自己的所为。猛烈的寒风已吹净了地上的积雪，现出一座到处布满箭支和断矛的山坡。他们看见了腐烂的马尸，看见了一座座半露着士兵尸体的覆盖着文灌丛和尘土的坟堆。“木腿”想要些子弹，因为他有一支军用来复枪。在一匹马旁边，他发现了一个装得鼓鼓的纸板箱。箱子已经烂掉，但里面的子弹还完好如初，只需擦去上面的尘土。于是他塞了满满一腰带，把剩下的也装进衣兜。他还找到一把士兵的大折刀。他的一个同伴捡起了一把苏人带鞘的刀子。山上到处都是没用过的弹药。
在雷奥山，他们又收集了许多弹药。然后，他们渡过棕河。“木腿”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就是在那儿击毙了一个想过河的士兵，那人的尸体倒在这条溪流中。“木腿”还取走他的来复枪、衣袋里的烟草及一些金属货币。当他们告知另外的夏安人，说他们曾经把那些印着图案的绿纸币扔了时，这些夏安人放声大笑起来。
次日清晨，他们骑马越过从玫瑰花苞湾延伸到小比格奥的边界线，沿着常被印第安人循着的小道（卡斯特也曾追循过这些小道）继续朝东边的舌头湾前行。在“上吊女人湾”口。他们看见一些印第安人正步行走下峡谷，便对这些人纳闷起来。
后来，他们发现那都是自己人——一个个又冻又饿，大部分没里毯子，也不穿鹿皮鞋。他们说谢立丹和帕尼族人袭击了村子，烧毁了他们的一切，许多人被杀，还有一些人在步行过雪山时冻死了。帕尼人还捉走了3个妇女和1个男孩。他们说那些人是想再次去探寻“狂马”的奥格拉拉人。
在少数问题上，“木腿”的诚实自然是打了折扣的，比如装满威士忌的水壶一事。但他在1876年11月走访卡斯特殉难的战场是确实无疑的。他和那9个年轻的夏安人斗士也许是第一批在战后来到这个战场的人，当然，会有游牧的苏人在他们之前去过那里，但当时并没有迹象说明这一点。
公益图书
18
首先回到这个战场的穿蓝制服的人是亨利·诺尔兰上尉率领的第七骑兵团。他们是于1877年夏天从新建在舌头湾和黄石河交界处的基厄菲堡出发的。紧随他们的是载着松木箱的牛拉货车队，他们去收捡卡斯特和15名军官的遗骸。河谷的容貌已发生了变化，1876年时，那里还是厚厚的黄土地，有些地方的尘土深达几英寸把不包含在主词中的宾词和主词联系起来的判断。认为它对
诺尔兰的特遣队把士兵们的尸骨收集起来，倒在靠近山岭脊顶的一个坑里，然后又叠起一个圆锥形的石堆，石堆顶摆了个野牛的头盖骨。
由于有16名军官阵亡，12名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就被辨出身份，所以，诺尔兰按理应至少带了12具棺木。但出于某些理由，只带了10具也可能不超过7具。军士约翰·库里坦的家人要求就把他埋在战场上，人们就这样做了。之后，11个军官的遗骨便被安放在带去的棺木中。诺尔兰把它们带至小比格奥河口，它们又在那儿被装上“弗莱彻”号船。卡斯特的副官加纳迪安w·W·库克的遗骨被运到波士顿，卡斯特的则于1877年夏天挖出，在利达父亲的指定下埋在密执安的门罗。
库里坦中尉得到了一具棺木，这可能是真的，至少他的家人这么认为。但在1932年政府下令把他尸骨移出公墓时才发现，他腐烂的尸骨就埋在离地面三英尺的地下，没有任何棺木的迹象。
军士M·C坎德尔也随诺尔兰特遣队一同去了该战场。他那时本隶属基厄菲的连队，但很快被派去守卫粉河兵站。虽然他可能对这种羞辱性工作产生过不满情绪，但却救了他的命。他说，当他和诺尔兰抵达那儿时，第七骑兵团阵亡将士的尸骨随处可见。汤姆·李福吉为诺尔兰当向导，他曾多次来过这个战场。“我看见地面上到处是毗牙咧嘴的头颅骨，肋骨，或分离的躯干……”
历史学家弗兰克·林德尔曼向“漂亮的希尔德”询问卡斯特的士兵是否被埋葬了。她回答说：“我不认识那个‘打手势的谈话人’，但我知道这场战斗之后，这个村子里整个夏天都是死人味，我们也正是因为不能忍受而搬离了此处。”
这一陈述同卑斯麦《论坛》号外大相径庭，因为它向公众保证：“所有尸体都得到了体面的埋葬。”
尽管所做的与人们所想象的差得很远，但也许每具尸体都被用土盖上了，但风，雨，霜冻连连侵袭了这些墓地。秃鹫、郊狼、狼和其它食腐尸的动物也多次来吞嚼它们的食物，一些识别标志可能被拉扯尸体的动物撞倒，可能被雨水顺斜坡冲走，也可能被风从一个尸堆吹到另一个尸堆上。诺尔兰的工作人员碰到的是一些棘手的工作。
当将军的尸骨被装进箱子后，有人发现他风化的衣服里边有一个下士的姓名，于是便用附近的另一具尸骨将它取代。坎德尔军士认为，这次装进去的才真正是卡斯特将军的骨骸。李福吉说，诺尔兰的手下显然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找不到明显又具体的东西，常常只是：一块股骨，陷入胸廊中的一个颅骨。“除此之外，能被连接起来、并可被运走的遗体还不够装满我的帽子。”侦察员乔治·赫汀尔说，在卡斯特的墓穴中只有很少一点遗骨——“两捧”，他认为这位将军的尸骨早被狼撕散了。
另一个未给出姓名的见证人说：“当我们发现连将军的尸骨都不能尽如人意地辨认出来时，大家都十分困窘……”
7月28日，约瑟夫·蒂尔弗德上校在林肯堡给伊丽莎白写信说，他已遵照谢立丹将军之命把她丈夫的尸骨经由美国快运公司运往西点军校。蒂尔弗德在信中附了一绺卡斯特的头发，并说明自己也冒昧地留了一些。尸骨散落在荒野的传闻曾使伊丽莎白心绪烦乱，死去的骑兵的遗孀和亲友们也都曾有过同样的心情。据说，在收到蒂尔弗德寄去的一绺头发后，她才打消了疑虑，并把它看作是有力的、确定无疑的明证。
约翰·雷恩军士在战斗后曾负责一个埋葬卡斯特将军的三人小组。约翰也剪去了将军的一绺头发。同样，亨利·波特医生也设法收集了每个阵亡的军官的头发。
当时，人的头发具有一种当今所没有的文化意义。当把各种颜色的头发组合在一起就能制作出精妙的图画。男人们挂用头发编织的表链，女人们相互交换用头发制作的礼物。伊丽莎白13岁生日的礼物就是用她母亲的头发制的手镯（交接处有她父亲的头发），以及用她姑妈头发打成的心结。
1863年12月23日，她给新婚的丈夫写信说：“我的金卷发人儿，别把它们毁在理发师手里。在我老了时，我要用它们给自己编一个假发。”卡斯特便开始保存修剪下的头发，她也便有了用它做成的假发——尽管她还没等到老。她至少在林肯堡的化妆舞会上戴过一次，在业余戏剧演出时也戴过几次。不久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伊丽莎白被烟囱里呼呼作响的声音惊醒：“女人们总是善于闻出烟味，并在深更半夜打发男人去做不必要的调查，而我力图想再等等看。”但没等多久。不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她推醒丈夫，卡斯特猛冲上楼，发现他们上面的房间已经起火，她听到一阵猛烈的倒塌声，不禁担心他已被压死了。一些浸透了煤油的绝缘纸产生了一种爆炸性气体：“……烟囱被炸裂了，整个房间被炸飞，他被泥灰埋住，周围是倒塌的砖头。”卫兵唤醒了兵站，人们从各处跑来，但已太晚了，房子烧完了。他们的大部分财物都在滚滚浓烟和呼呼叭叭的火焰中消失殆尽。而她最惋惜的则是载有自己丈夫文章的报纸剪辑和她的假发——珍贵的假发。
卡斯特也为伊丽莎白蓄起了胡子。1864年春，他把胡子刮下来给妻子寄去，这也是她给自己父母信中所提及的一件事。在同一封信中，她讲述了一个南方联邦官员的故事。那人送给一个姑娘一绺头发，让她把头发转交给林肯先生，说他将在10天后与总统先生共进晚餐。这不过是件轶事，伊丽莎白知道自己的双亲能够理解。如今这其中的含义就不十分清楚。那军官显然是在夸海口，就是威吓，可是为什么要在信中夹寄一绺头发呢？
同当今一样，当时的许多习俗看上去好像在给人增加一种恐怖感。一个女子大概会花上半天时间清洗、梳理、不停地摆弄她那引以为荣的头发，而一个男子，要是他也过分仔细而精心地梳头的话，会令人侧目的。为了不引起他人的关注，阿姆斯特朗
卡斯特留意起自己的头发来。他的头发似乎使他本人受到诱惑和困窘。当年被西点军校录取时，就因那粉白的皮肤和围着脸庞的金色卷发而使他享有“范妮”的绰号。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但为了尽量减少带女人气质的外貌，他把头发剪短。然后又买了假发。不久他又因使用一种香味发油获得“桂皮”的美名。毕业那天，他却成了“卷毛儿”——这是他所有的绰号中永远也丢不掉的一个。
要是他的皮肤是铜色而不是诱人的粉红色，他也就不会赢得这个滑稽的外号了，但印第安人从不认为男子专注于他的头发是荒谬可笑的。恰恰相反，他们对头发很看重，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十分喜欢、关注自己的头发。19世纪一个叫亨利·波拉的商人曾提到他见过的三个古斯·万特里的花花公子。他们“穿着打扮时髦绝顶：前额两侧的头发都用一串串沾有鲜红羽绒的壳束紧，还戴着用红白粘土点缀的假发……”他还描述了他们的“四熊”首领，说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有贵族气质的男子，漆黑的头发几乎拖及地面，“简直成了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装饰的附肢了”——他的一些斗士的头发长达10—15英尺。弗克兰·林德曼曾记述了由休·斯科特将军和蒙大拿代理人斯科特·利维特研究过的一束著名的“乌鸦”人的头发。他援引了利维特1932年6月10日就国会驻军问题给他去的一封信。“在拆开这束头发时，我们把它一圈圈缠绕在手上，一直到它被完全展开。麦克斯·比格曼用双手测量了一下，得出结论：头发全长为76掌，而他的掌宽为一指长，这说明它不止25英尺……”
不管怎么说，伊丽莎白的疑虑被蒂尔福德寄去的一绺头发。打消。她确信这是从她丈夫的头顶上取下来的，而且看来她也没有搞错。所以，将军的遗骨可能确实是在政府指定的安放处安息。本廷满含醋意地写道：“接下来的许多年，来到西点的军校学员们都将在卡斯特的骨灰匣前毕恭毕敬地鞠躬了……”
坎德尔和李福吉有关尸骨在战场上裸露的陈述很快被察探那儿的其他人证实了。当年夏天，一队前去观光的士兵把11具遗骨收集起来，埋在纪念碑附近的一个大坑里。被派出做侦察工作的号兵S·F·墨尔福特把侦察工作终止在这个战场上，在那儿，他清理了埋有18具遗体的6个土堆。墨尔福特说，每堆尸骨旁竖着一根长长的棚屋杆、其中一根上挂着一顶白色宽边帽，上面有两个弹眼和一条显然是斧子砍过的裂缝。不远处，他看见一把斧子，斧刃上沾有一块黑色的污物。他还看到四具人和马的遗，骨，“其中一匹是卡斯特的坐骑”——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但他并未讲明是怎样辨认出这一牺牲者的。
他的一帮人马在被废弃的村庄里扎下营，天气使人烦躁不安，寻找尸骨软骨碎片的群狼的嚎叫声使他们似睡非睡。黑暗中，有人感到什么东西从脸下缓缓爬过，于是军营里响起一片“蛇！”的惊叫声。那是条绿色晰剔。蜥蜴很多，士兵们借助营火四处奔跑着，用短剑刺砍它们。当最后一只被分尸后，人们又试图进入梦乡。然而，那些生物又爬了回来，简直像戈雅画笔下的一场恶梦。
报纸报道说，特理的士兵们把印第安人丢下的一切都烧光了，包括属于印第安人的每一件以及不管什么时候可能被红种人拥有或触及的一切，哪怕是一只鹿皮鞋。按照墨尔福特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棚屋杆依旧如同白杨树般密密麻麻地矗立着，地面上铺着皮子，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用具。他看见有大量的绑腿，就此推断那些印第安人必定喜欢从卡斯特士兵身上拽下来的短袜和裤子，而扔掉了绑腿。
特里将军确实把印第安人营地点着了，它象征性地预示了接下来几百年美国白人的决心，对精锐的第七骑兵团的这一打击之后，带给美国白人的愤怒还未能检验呢。过去受到残忍对待的印第安人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管他们是否骚扰残杀过白人。那些从未偷过一匹骡子或向开拓区居民射过一支箭的人当然能感觉到政府的愤怒。直至1890年，当霍泰克凯斯的枪机对准“伤膝”开了火，当23名骑兵获得了荣誉勋章；当礼仪般的奠祭之后，盎格鲁撒克逊的激情才逐渐减弱。
继墨尔福特的察看两年之后，又一支士兵特遣队在乔治·桑逊上尉指挥下拆除了那个圆锥形石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尖塔形空圆木架，里面塞满了马的尸骨。1881年，政府开始公认这场战斗的重大意义。战场也被清理了。人们的遗骸被收集起来，倒进一个深坑，上面竖起一块18吨重的花岗岩纪念碑，碑上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刻写的名字中有几处错误，在那种情况下自然难免会有些差错，但其中一两处则令人吃惊。卡斯特的侄子阿姆斯特朗艾蒂·里德被命名为亚瑟·里德，而艾塞亚的姓也被漏掉了——可能因为他是黑人。
纪念碑下方一个斜坡上矗立着一座小小的整洁的博物馆，陈列有照片、油画、复制的名画以及这块血染的土地的地图。那儿还有一家书店，一个设在地下室未公开的图书馆，还有盛装在玻璃箱中的各种军事用品——红种人的和白种人的。
伯克上慰提到过在玫瑰花苞战役中苏人斗士使用的一种武器：“一种带有8英尺长斧把的战斧”，雷恩军士说它是装有6把屠刀的斧子。博物馆中看不到这种奇形怪状的武器，但陈列着一把苏人带有三角铁牙的刀杖，它使人想到16世纪阿兹台克人的征服者们使用的黑峻岩利刃。此外还有一根恐怖而奏效的战棒——用生牛皮包缠的拳头大的椭圆形石头。
和苏人这些凶恶可怕的武器相比，夏安就雅致精巧多了。夏安人的勇士们对8英尺长的战斧，刀杖，或更新式的战棒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各部落使用的弓箭，他们使用长把矛枪及小斧头，这些东西用起来倒更得心应手。
一个男子喜欢用自己合身的箭，长度为他伸开两臂后双手指尖间的距离。根据箭上染的颜色来区分。从前，每个夏安人的箭支都是蓝色的，这是出于对黑山里某个蓝色湖水的敬重。直到19世纪晚期，才放弃了这一传统方式。1876年，区分夏安人箭支的标志是箭锋到羽毛间的三种波浪形飘线，因为人们通过波浪而不是直线和统帅取得联系。然而，最能引起盎格撒鲁克逊人注意的是。战争用箭与打猎用箭极为不同。用于打猎的箭的前角窄，以便从动物死尸上拔下后再用；而用于击人的箭支则短而宽，前角带钩，很难取出。
名叫“大河狸”的一个夏安人曾与第七骑兵团做战，这场战斗结束50年后的一张像片中的他很像留辫子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他独特的装饰有四个彩色点的刀鞘被展出：绿点表明他刺过一个“乌鸦”人的尸体，黄点意味着在另一场战斗中刺过苏斯霍人，因为没有苏斯霍人和卡斯特在一起；另两个红点则表示他了袭击了两个白人。
苏人和阿拉帕霍人允许对一个敌人记四次功，夏安人允许三次。第一个袭击敌人的人可以用灰或野牛血把自己的脸抹黑——死亡之色；第二个袭击者虽不能把脸抹黑，但可以把自己的辫子解开。随后的袭击者则由于危险性变小，而功绩变小。据说，一个夏安人由把一个绳索逐渐放下，直至触碰到悬崖底下的敌人的尸体来计数战功。要是对该给谁记战功有争议的话，斗士们便用在现场的眼窝里塞满了草的野牛头骨来做公正的裁断。
英裔欧洲人的勋章——星章，鹰徽，株树叶，双杠、单杠。N字型章都标志着英雄行为的各个等级。它们都类似于印第安人的象征符号。苏人斗士们告诉哈萨里克，最先触及敌人的人将佩上竖立的金鹰羽毛；第二个人将得到向左倾斜的鹰羽；第三个则是呈水平方向的羽毛；第四个可能是一根斜线形的鹈鹕羽毛。一个救了朋友的斗士可能会在衣服上标个“十”，要是骑马援救了某人，则要别上双“十”字样。徒手杀死一个敌人的胜利者可以在衣服或马身上染一只红手。里腿上的垂直条则象征袭击敌人的次数；一条V字形羽毛意味着一匹受伤的马。
“大河狸”的刀鞘旁有一条于瘪的狗鱼，装在一个皮袋子里，袋上装饰着明亮的蓝色珠子这是确保拥有者逃生的符咒，因为无论是箭支还是子弹无法截击狗鱼的突然起飞。白人也带符咒，通常是些宗教标志，也不十分吸引人。白人很少有时间花费在审美上。白人士兵的装备，无论属于个人还是政府的，主要是保留其功能作用。一面旗帜可装有流苏，士兵的裤子上可能有彩条，但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剑，子弹袋，马鞍褡裢，等等则必须注重其实用性。大多数有吸引力的美国士兵的遗物都是金属饼干盒盖，它粘着近一个世纪的薄薄的铜锈，还刻有更雅致的年代与华丽的字迹：芝加哥·C·L伍德曼公司。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安哥拉人，没有一件遗物能比得上一个笔记本，它记述了这场残酷的战斗。这是一本装在图什·麦金托什胸部口袋里的笔记本，封皮上有一个小小的光滑的子弹孔。
卡尔洪存放在粉河兵站的短剑悬挂在博物馆的一个玻璃箱中，除刀刃上有几个缺口外，仍旧很新。他的遗物几乎再没有什么了。他的弟弟是普拉特河分部的一名士兵，几年后得知一些印第安人有块白人的手表，当他发现那是卡尔洪的表后，就把它买回，寄给玛吉。能找到这块手表着实令人吃惊，因为当这些神奇的玩艺不再发出嘀哒声后，印第安人就把它们拆开，用它明亮的弹簧，螺钉，指针，锯齿状的轮子作为自己项链上的装饰品。
两枚荣誉勋章并排悬挂着一黄色的缎带已破旧褪色。它们的授与者早已为人所遗忘，依旧铭记他们的不过是他们的后代和小比格奥的学生了。温泽尔菲和皮姆的名字听上去是神奇年代的人，但仍是同一世纪的人。查尔斯·温泽尔菲死于1950年，享年98岁，他是最后一位白人士兵幸存者。他是只雪鸟，从第二步兵团逃走后，加入第七骑兵团，更名为查尔斯·富兰格尔。当被揭穿后，他再次发誓，当然，用的是真名。
几名当时的印第安参战者比温泽尔菲还长寿，最后的幸存者是“坐牛”的聋哑儿子约翰（死于1955年）和“手枪胡子”，有时也被叫作“铁雹子”（死于1955年11月）。最后的见证人（不是参加者）可能是一个夏安人“查理斯·坐人”，活到1961年。然而时至今日，小比格奥已像射在三角叶杨树上的燧石箭般牢牢地载入我们民族的史册了。
1904年，居鲁士·布雷迪收到雷奥M连的列兵威廉·莫里斯的信。在对布雷迪一本历史性文章的细节发了一通牢骚后，莫里斯补充说，他对温泽尔菲获得勋章一事感到可笑。“我记得他是‘H’连队的裁缝。我还清晰地回忆起他走入战地医院时的情景：他弯着腰，身子几乎双折，他要求得到治疗，看样子是受了致命伤。可当外科医生让他脱下裤子为他检查时，却发现，他不过是受了点烧伤，医生就命令他回到前线去，到一个狂叫着的刽子手那儿去……”
列兵吉·姆皮姆则不同，战斗结束几年后，有人在迈尔斯市拔枪顶住他，他反身夺下枪，扔在一边，并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几脚之后，警告那人赶快滚出迈尔斯。
所以，既有胆小的懦夫，也有英勇无畏的勇士，既有像库克副官那样雷厉风行的指挥官，也有如图什·麦金托什那样懒散迟钝的首领；既有一些像龙尼萨姆·查利那样没空费一弹的人，也有一些在掩蔽处开火的射击者。
第七骑兵团褪色的队旗贴在博物馆的南墙上，由于那时它被麦克多尔的车辆纵队驮载着，所以侥幸没有变成印第安人棚屋的门帘。旗徽是一只雄鹰，它的爪子紧紧抓住一簇刺绣的金色箭簇。那箭头比雷电还明亮，可能象征着第七骑兵团雷厉风行的指挥官。过道正对面正对着那面悬挂的队旗的一个柜子里挂着一套卡斯特漂亮的白色鹿皮套装。如同戴了顶揉皱了的便帽、叨着苞米芯烟斗的麦克阿瑟和头戴铮亮的钢盔的巴顿一样，卡斯特也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威廉·路德朗上尉在西点时就认识了卡斯特。他评论道，卡斯特从未学会怎样拼读“失败”这个词。他所知道的只有两个字：成功。他喜好参加各种活动，但他并不是个深谋远虑的思考者，也不是个精深的研究者。卡斯特年轻的弟弟内文不同意这种看法，内文在一次采访中说起了他们在校的时日。他说，汤姆爱捅‘漏子。“他总是挨揍。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他嚼烟草。这当然是学校不允许的。但汤姆又没法戒掉。·于是在教室的地板上钻了个洞，作为防备吐烟草的地方，并时常试图用脚把洞盖上……”和汤姆不同，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从不惹乱子。学期开始，学生们都指望他们的老师——老福斯特款待大家一顿，可那老家伙太吝啬，学生们便把他锁在门外。当他想从窗户爬进来时，迎接他的却是一把烧红的煤铲。“我想我们都为此而挨了揍，只有乔治除外。乔治没有参与此事，他在家里学习，他总是学习……”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好像具有天生的免除疲劳的能力。在黑山旅行中，路德朗常见他手拿斧子，和士兵们并肩工作着。而当军营里的人都躺下睡觉后，他还在灯光下研读军事报告，或防备郊狼。路德朗说，卡斯特倾向于夸大事实，而不是歪曲或颠倒事实，他常用超越一切的眼光看待它们。他还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按特有的顺序回忆起任何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不管他所参与的那些活动已发生了多久”。
这是个意料之外的评论。听起来这与他那激烈鲁莽的名声毫不一致。
“我并不是鲁莽草率、易于冲动的人”，卡斯特显然很气恼地反驳过。“我痛恨这种人。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经过仔细思索的，都是在我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军事情况作了设想后作出的。当我投身于战斗或战役中时，当我开始处理一件不测之事时，我所研究过或阅读过的一切便都历历在目地出现在脑海中，仿佛各种情况都被放大镜放大、显示出来，我也就即刻做出了决断。我确实能做出迅速反应和决断，但它们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加以思考后得出的结果。”
有一名军士扛卡斯特的私人战旗，现存记录中并没有对它做精确的描述，而且因为它已经在战斗中遗失了，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它的实际尺寸、材料，不清楚它是否镶有流苏。那是面燕尾式旗，上下二种颜色：上面是红色；下面为蓝色；还有两把白色的成十字交叉状的马刀。
卡斯特的怀表上也有两个十字交叉的马刀标志，这块精致的表在西部各州间流失好一段时间。是哪个印第安人把这块表从卡斯特的衣袋里掏走的无人知晓。但在1906年，蒙大拿一家沙龙的主人从一个不知姓名的苏人那儿得到了它；后来又在一次掷骰子赌博时把它输给了一个四处兜售生意的推销员，此人把它展示了好些年。后它便消声匿迹了，直到又再次出现在加利费尼亚古董商温得·里费·比尔手中。几经周折后，这块表被卖给蒙大拿比斯林的约翰‘富特夫妇手中，视为他们自己收藏的“西部宝藏”中的珍品。
最后，富特夫妇提出要把那些西部物件都送给比林斯市，但比林斯市有经济头脑和远见卓识的长者们却以他们不想分担保险费用为理由拒收这些赠品。现在，这些收藏品都不见了，“铁屁股”的那块表和其他纪念品也都再次失踪。表壳的后盖上刻有一双十字交叉的马刀的图案，还刻有铭文：
卡斯特将军惠存
密执安旅赠
“密执安人仰仗你’
怎样火焰色的红花！怎样不可一世的人物！令人难以忍受的人物！他曾有过怎样的感触。他必定认为自己是流芳百世的英雄。至少，当他蓄起长发时，他自视自己就是贝奥伍夫①，齐格菲②或哈洛尔德·格里斯哈特。
①贝奥伍夫，约创作于公元11世纪的英国史诗的主人公。
②齐格菲，德国13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
显然，他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英国人。1876年春，他给伊丽莎白写信说，他收到一个同姓绅士的来信。此人住在奥克尼斯，他相信自己和卡斯特是同族人，并从卡西特，卡西德，卡塞特一直追溯到1647年。
赛勒斯·布拉德陈述道（无资料证明），美国曾有一家之父是个雇佣兵军官，于1777年在萨拉托加被捕。假释后，决定留在美国。而此人的祖宗是保罗·卡斯特，于1630年出生在德国黑森林。
勿庸置疑，他沿用的父姓是日尔曼人的姓。一个旁系子孙迈洛·卡斯特说这一父名有各种形式：卡斯特、考斯特、库斯特。这是许多荷兰人、德国人家庭的通用姓。最早有记载的使用该姓的是劳伦斯·库斯特，即“荷兰哈勒姆著名的印刷术发明者”。劳伦斯·库斯特的出生年月不详，但死于1440年，所以，他和谷登堡①是同时代的人。
①谷登堡（1400～1468），德国印刷者，在欧洲最早使用活版印刷。
首先使用该姓的个人或家庭可能在中世纪的荷兰或德国天主教界供职。因为它的英语意义是“教堂司事”。迈洛·卡斯特记述道，在1535年一次宗教法庭审判中，皮尔·卡斯特（一个Mennonite传教士，此人原为荷兰Oost Zaandam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司事）“因其宗教信仰问题，被罗马天主教当局宣判死刑，并在阿姆斯特丹执行。”
这一家族中首先抵达美国的成员是个农民兼泥瓦匠，他来自莱茵兰的卡尔丹基尔奇，叫保罗·卡斯特。1684年，他和妻子格特鲁德及四个孩子离开克里菲德村。他们和其余28个移民家庭安居下来，自然而然地选中了宾西法尼亚的杰曼敦。这样，一个半世纪之后，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便在俄亥俄的新罗姆利降生。
所以，卡斯特源于蓝眼睛，长鼻子，精力旺盛的民族，该民族的血管里流动着北海的水，曾经傲慢地穿过阴冷的黑森林。正因如此，当他叱咤风云地急驰在美国大草原上，草莓色的卷发在风中飘拂之际，他必定觉察到了人们投注在他身上的眼光。既便是他的武器——带八角枪管的莱明顿运动来复枪，两把带把的自动击铁式Webley Bulldog手枪，一把刀鞘上镶有珠子的猎刀——所有这些东西都使他如虎添翼，威风倍加。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考斯特！库斯特！他的名字就像一把铿锵作响的马刀似地在旷野中回荡着。
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父亲伊曼纽尔给他穿了身丝绒服装，带他去参加军事训练。在那儿，他手握一杆玩具步枪，学习操演斯科特的教范兵器。当时，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即将爆发，大多数国民赞同这场战争，少数人有些惊愕。一天，老伊曼纽尔听见这小男孩重复教义问答手册中的一句话：“我为战争呐喊1”
正如墨尔斯·基厄菲的父亲对儿子重新投入军事生涯一点不吃惊那样，卡斯特的父亲在读他1863年从弗吉尼亚的来信时也没有感到意外——既然有童年的志向与抱负：“哦，你仅能看到那些发起的冲锋！在想象这些冲锋时，我仅能呼喊，‘为光荣的战争’！我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从未期待去看一个更壮丽的景观。我常常在坐骑上回头，去瞧那些闪闪发光的战刀……”
浮雕宝石般的装饰，满怀的激情，发自于19世纪美国狂烈的浪漫主义者肺腑的激昂陈辞，都是他时代的纯洁无暇的产物。在帮助埋葬一名心脏被击中而死的佛蒙特士兵时，卡斯特对他的遗孀充满了同情。他没有迟钝地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而是把它们割下来，交给死者的一个同乡，那人答应把它们转交给士兵的妻子。他躺在那里时，我不由想起了一首诗：‘让我为他妈妈吻吻他吧，……我多么希望他母亲能在这儿抚平他的头发。”
当今，一般是把被杀害的士兵的口袋倒空，把里面的物品交给他最亲近的家属；而把死者的口袋割下来，不解开衣扣掏取东西却是19世纪的一种风尚。在那赶时髦的岁月里，卡斯特将军曾阻止手下人拆开被击败的敌人——南方联邦军官芒福德将军的信件。虽然这些信中很可能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机密，他甚至没有扫它们一眼，只是把它们捆在包裹。“我不但自己没有读它们，也不允许其他人拆阅。”
私人信件会使他热泪盈眶，而一个血染的战场却可能使他毫不动容。1863年10月，他在奔牛一棵雄伟的大像树下享受了一顿晚餐，树身经过战斗的洗礼而变得弹痕累累。树的四周是一座座坟堆，在雨水的冲刷下，许多坟墓露出惨白的头盖骨和髓髅……大树左边曾发生过一场恶战。”
每次探亲和家人告别之时，卡斯特都会失去感情的控制。伊丽莎白总是以惊恐之情期待着泪水盈盈的别离。她注视着丈夫一步不拉地紧跟在他母亲身边，在她耳边低语着，想尽各种办法安慰她；在他要启程时，她便紧紧地抓住他，直到最后因过分悲痛而几乎失去知觉，被领回自己的房间，卡斯特这才呜咽着离家而去。
人们该怎样来评说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呢？
布莱恩·迪潘评论说，期待从这些英勇阵亡的骑兵与光荣的猎手中发现出一个人来：“但几乎所有有关卡斯特争论的文章都继续给人投撒着阴暗的影子。
“生命的全盛时期就要结束，此刻，看哪！天公正保护着他，可这生命的护符失效了，因为卡斯特倒下了。一颗子弹穿入他的肋骨，就在他踉跄之中，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如同一株强壮的橡树遭到霹雳的袭击，巨大的树干震颤着，缠结着的树枝也被打弯在地，卡斯特就这样倒下去了。但就像重新弹起的树枝，他又缓缓地站了起来，像受了致命伤的巨人般击倒了五个或更多的印第安人……”这就是J·W·比尔先生笔下气壮山河的悲壮结局。比尔先生1881年撰写的《大平原英雄传》为文学界大增光彩。玫瑰色奇观状景曾是当时的时尚，而今则可能是所谓的有偏见的黄色，但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没有谁能确切地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比尔先生关于卡斯特生命的最后一瞬的想象尽善尽美。
任何笔墨的描述或绘制都不可确信，因为雷奥的手，谁也没能目睹那场战役，而那些亲眼看见卡斯特倒下的印第安人又不知道他是谁。至少，当时不可能有人认识他。后来，当印第安人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后，便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最后看见卡斯特的可能是“头鹅”、“多毛鹿皮鞋”和“白人追他”。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显然是根据他们的回忆作了记述。他说，战斗打响后，卡斯特和米切·鲍耶并肩坐着，朝冲来的敌人进行远距离射击。鲍耶对向自己爬近的“白人追他”叫道：
“你们已把我们带到了苏人的营地，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到后边找车辆纵队，活着回去吧！”
几个侦察员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们骑马离开时遭到苏人的射击，但当跑出危险区后，他们便放慢速度，回头观望，当时卡斯特还骑在马上，除此之外。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白人追他”说，他们确实按命令回到车辆纵队，同雷奥的部队一起作战，直至太阳落山。然后，他们便趁夜色悄悄溜走了。
确切的一点事实是，在离开卡斯特后，这三个“乌鸦”人便向北走了，他们在当日夜里或次日清晨过了比格奥河，一路还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苏人追兵。过河后，他们便停下来，仔细观瞧几个正在河东岸检查他们遗弃的装备和矮种马的骑手。他们是苏人还是特里部队的人？那些人用毯子向他们发出了友好的信号，但他们不太相信，讨论了一会儿后，便生起一堆火，用烟作信号进行联络，最后走近河岸。在那儿，他们认出了自己的兄弟和布拉德利中尉。他们并不介意过河去交谈，但他们看见了太多的苏人，不想再回到战场去了、于是他们便继续西行，很可能要回家去。他们的离去影响了其他“乌鸦”人，纵队后头的士兵看见布拉德利所有的土著侦察员都策马朝西驰去。
经过大概是这样，而且“白人追他”还说他们见到了特里将军，并将灾难也告诉了他。特理将军十分狂怒。这几个“乌鸦”人说他们的矮种马的蹄子磨破了，得回家去换新马，特里的回答说：“好的，你们可以回去，但还得回来。我要到上游去看看那些阵亡的将士。”“白人追他”回忆道，随后，他们几个“乌鸦”人便回了自己的居留地。
要是他们曾在该战场的边缘滞留，要是他们再耽搁上20分钟，我们就会有三个目击者了。而现在，我们只能靠作家和艺术家们来发挥想象力，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是靠不住的。
更多的画家和作家把笔墨都倾注在小比格奥战役而不是葛底斯堡战役，这倒令人费解。就像鸡尾酒会上专家学者们博识地辩解与争论。比如罗伯特·塔夫特说，卡斯特进了英烈祠，“把一出戏剧和突发事件留给了震惊的民族。”这种说法是事实但还不够准确。1628年夏的一天下午，刚刚举行完命名仪式的“Vasa”号瑞曲大军舰，如同幽灵一般突然消逝在斯德歌尔摩港，它当着数千名市民吃惊的眼睛，头朝下不见了。然而一个世纪，可能不是一个世纪，这场悲剧，甚至它的名字都被遗忘了。看来，不管一件事多么具有戏剧性，不管它是多么的令人震惊，终究会被人遗忘。那么，为什么第七骑兵团的覆没像它1876年被击垮时一样，至今依旧强烈地牵动着人们的心弦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使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只知道，只要这个民族存在，这一事件就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小比格奥用一块史前红种人刻在岩石上的印章，为美国打上了有力的印记。
有人认为原因是印第安人取得了最大的一次胜利。但这种说法也不确切。1791年，“小海龟”率领的迈阿密人歼灭了亚瑟·圣，克莱尔将军的632名士兵——比卡斯特的阵亡人数多二倍。
因为我们被这些战斗惊呆了——全军覆没，如同温泉关①战役，塞斯列斯②瓦战役，喀土穆，戴维·库拉凯特的阿拉莫小兵站等等的战役。
①温泉关，希腊东奥伊塔山绝壁和拉米亚湾间的山道。
②尤塞斯号列斯，西班牙北部纳瓦拉省的比利牛山脉靠近法国边界的峡谷村。
因为这是两支力量极其悬殊的军队的强烈对照：涂抹着各种颜色的红种人野蛮而赫然地围困了一支纪律严明、身着蓝色制服的白人部队。
因为它演示了持三叉朝和网的角斗士与现代士兵之间的潜意识战斗。
因为它重新编撰了一部牺牲在异乡荒野中的英雄神话剧。
因为它是一出古典道德剧。
因为它孕育着这个民族的根。罗萨伯里教授认为，卡斯特在小比格奥阵亡，在某种程度上震撼了美国人民的灵魂，也震撼了曾激励过我们的许多无名先辈。
也许，就像内德·帮特尔替巴弗罗·比尔美言那样，由于弗雷德里克·惠特克颂扬了卡斯特将军。有人认为有必要颂扬这位英雄。比如说，没有博斯韦尔①，谁能记住约翰·史密斯？没有朗菲罗的夜曲②“Clippity－Clop”诗行，保罗·里维尔只不过被人们看作一个银匠而已③，詹姆斯·范尼莫尔·库珀为凡尔·波恩尽其所能；帕森斯·威姆斯为乔治·华盛顿粉饰。
①博斯韦尔（1740～1795），美国苏格兰传记作家。
②朗菲罗，美国诗人。
③保罗·里维尔（1735～1818），美国银匠。爱国者。因1775年4月13日夜飞马报告英军进击马萨诸塞而出名。
著名的亚伯拉翰·林肯例外。然而他担任总统期间适逢一场创伤性战争的爆发。要是他再年轻或年长20岁，他就会同不引人注目的布莰南①一样，政绩平平了。
①布莰南（1761～1878），美国第15任总统。
惠特克著成了《卡斯特将军的一生》，并在乌鸦与狼群撕吞被残杀的人们的尸骨之际，使之于1876年l·2月出版发行。他塑造了一位身着洁白无暇的甲胄的将军和一个面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棍“脸上雨”。而刻毒的政客和善忌妒的副官们在书中点缀着情节。
伊丽莎白也助了一臂之力。《马鞍与靴子》为美国揭示了一个超等骑手和运动家。文中还回响着出劈啪的射击声，塑造了充满柔情蜜意的丈夫。她笔下的丈夫并非不真实，但也不全真实。卡斯特很爱鸟。一次，他告诫该团的行进队列不要去惊动野云雀窝。在从南部向达科特地区迁移时，他还带了一只模仿鸟（产于美国南部，善于模仿别种鸟的叫声——译注）。这只鸟儿婉转的啼鸣声给他带来了不少乐趣。而有时，他又会兴致勃勃地击落空中飞行的鸟。在黑山，为了量出一只白鹤翅膀的长度，而把它击落。
伊丽莎白把他看作艺术家的主顾。在林肯堡有个会演奏齐特拉琴的瑞士骑兵，卡斯特把他请到家中，让他演奏悦耳的蒂罗尔人乐曲，自己则坐在熊皮地毯上哈哈地笑着。
她把丈夫看作是个严肃的读者。卡斯特最后一次离开林肯堡时，已把亚历山德夫人的三卷小说《她最可爱的敌人》读了一半。这本书给人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他对它所作的评论：“我相信自己的好运，我相信自己能把它读完。”
于是，他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一个美国的齐格菲，Siegfried，一个纯洁、无敌的勇士。
沃尔特·惠特曼显然也被他深深地迷住了；至少，笔触如同惠特克那样快。在听到噩耗的当天，他就给纽约《论坛》寄去了《遥远的达科特峡谷》。纽约《论坛》于7月10号将它发表：
那遥远的达科特峡谷，
荒芜的峡谷，忧郁的苏人，
孤独的旷野，一片死寂，
今天的一场悲哀的恸哭，或许
是为英雄们吹响的号角……
这些诗行隐约反映出惠特曼的诗韵。同大多数因卡斯特之死而激发的诗相比，惠特曼的这首诗还不错；但同他的其它作品相比，就逊色了。如果他不是即兴慷慨陈词，而是像其他诗人那样在心情平静之后仔细推敲的话，这首诗或许会更雅致一些。但那样一来，情况会更糟。因为最重要的并非在于惠特曼的颂词的文采，而在于表达发生在旷野中事件的急迫之情，这同那些从德斯·莫尼斯到斯图加特的画家用插图表达这一震惊事件的急迫之情一样。
假如当初罗伯特·E·李将军同他阵守在葱荣茂密的南方山头的南部邦联同盟者们能坚守到最后光荣阵亡的话，他的光辉形象有可能会深印在美国人民心间，那么卡斯特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苍白的人物了。至今，我们都在为这位李将军惋惜，他的信任状是毫无暇疵的，他是位杰出的人物。人所共知，我们能够把他看作美国人民的英雄楷模。然而，他投降了，连格兰特将军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接受李将军的那把受降剑，示意他把剑放在一边。战争是在双方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情况下结束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场革命——我们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件——没有能够尽情占据它的历史舞台。那个时代的军事巨人们已消声匿迹了；除那么一两个人外，很难追寻出谁曾经是这些军事天骄？也许，由于美国人不太思考他们民族的历史，他们只追想未来而未来常常是神秘难测的。如同卡斯特注定会使自己成为特殊主角那样，这片恐怖而荒远的西部土地，也就注定成为这些如明星般灿烂的英雄人物传奇事迹的发源地。所以，卡斯特成为被崇拜的人物——西格弗里德，罗兰，加拉哈德。他成为一位有双碧蓝眼睛，一头闪亮的金黄色头发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一点不假，为迎合19世纪人们的胃口，一个被人崇拜的人物，自然要有点取舍的。于是，《内海》记者威廉·埃尔罗·柯蒂斯，从林肯堡发出了他的评述：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当今世界最崇高的卡斯特将军，如同大多数不了解他的人会产生一种错觉那样，我来到这儿是想找一位身材魁梧长着大把络腮胡子的人，他必定是一个慷慨激昂、粗犷，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但我找到的却是一位纤弱、瘦削、十分有教养的人。他有一张如同姑娘那样十分俊秀的面庞，举止言谈如同传说中的王子那样文雅而彬彬有礼……他坐在桌旁的一张矮凳上，手中捧着一本读物；前边坐着两个小姑娘，一个白人姑娘，一个黑人姑娘，这是他佣人的孩子，他在为她们提供由于缺乏学校而被否定了的必须品……我了解到，这是他坚持好几年做的一件事了，所有他家佣人的小孩们学会的写字看书都是他亲手教的。
柯蒂斯难以找出足够的赞扬词语来，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更谦恭、礼貌的主人，一个更慷慨大度的款待者，一个更温文尔雅的健谈者。这位将军不抽烟：“你可以从他那光洁明亮的肤色，一口如珍珠般光亮洁白整齐的牙齿，得出这一结论。”他是一位最杰出的运动家，最优秀的神枪手。
这位记者反问道，他的恶习是什么？
“他的士兵们会告诉你，他没有……
他是一个良好的楷模。这是怎样一个奇妙的对衬啊！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骑士，却又是面庞如女子般秀气的有知识的家庭先生。教佣人孩子读书写字的慈祥老师。
惠特克给《银火》杂志撰稿，他认真推敲，使用了恰如其分的典型形像描述，历史如同午夜的星空，庄严的恒星不多，行星则更寥寥无几，可是不时有流星从群星中划过，它们如同突然出现那样迅速逝去，但却在身后留下一道传奇的光痕。“难道不是拉斐尔·戴维37岁便结束了生命，一生中没有留下一点污点却留下一部壮丽完美的历史？”而令人钦佩的克赖顿①，早期获得成功的化身，37岁便终止了生命。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亨利15世，泰特斯，布赖恩，雪莱和美国著名的Josepho Rodman·Drake，尽管他们全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他们的光辉业绩却永存人间。惠特克反思，这样的人的结局可能是悲惨的，但他的献身却为全人类换取来不可估量的自由，他死得其所。“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如同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这么圆满，完美，充实。这位幸运的宠儿，最时髦的骑士……对卡斯特来说，他的一生是完满而成功的，是罗曼蒂克与英雄献身主义的完美结合。他的军队业绩，应当是如同Austerltz与阳泉关那样光辉显赫，他的冲锋陷阵如同米拉元帅那样顽强勇猛，而他的死亦如奥尼达那样气吞山河。”
①克赖顿，英国学者，语言学家，冒险家。
惠特克仅仅是加点温罢了，但听起来会使麦克莱兰为他在Antietam战斗中没有挡住一粒小小的弹头感到恼火。要是他麦克莱兰也在那儿死去的话，“……他不朽的功勋又当何论？”
30年之后，卡斯特这颗晨星依旧在天空急速划过。十分了解卡斯特的法官理查德·沃尔赫斯，未征得惠特克的同意，原封不动地整段摘抄他发表在《银河》上的文章，几乎成为Austerlitz与温泉关战役的再现。沃尔赫斯法官不但没有遗忘令人钦佩的克赖顿，还补充了滑铁卢的马歇儿·内。
迷恋卡斯特的传记作家们特别喜欢吹捧卡斯特的枪法，他们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神枪手，说他在300码内能射穿一只蚊子的心脏，虽然“血刀”（一个不礼貌的川常常讥讽卡斯特是在帐篷内却射不中帐篷的人。对了，1876年3月，理查德·安德森·罗伯茨来到林肯堡，给卡斯特当“文职秘书”。接着，特理负责指挥这支远征队，卡斯特就不再能享有私人秘书了，可罗伯茨执拗地要和卡斯特呆在一起，因此，他便找了个放牧工作。一次在离小比格奥70多英里处，卡斯特的矮种马绊倒了，但他却幸免了悲惨的丧生。罗伯茨是这次事故的唯一目睹者。许多所谓的卡斯特的见证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将军，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在数英里内和他在一起。罗伯茨确实了解他，他有许多机会看见卡斯特握着一支枪。依罗伯茨的看法，卡斯特“是现役骑兵团中最优秀的克里德莫尔步枪射手。我真不知道其它兵团里是否也有能同他匹敌的人。”
卡斯特在林肯堡外进行野外打靶训练射击，罗伯茨常常看他射击：“他总在射手最大可能遇到的不测情况下进行训练，比如雾蒙蒙的天气，强烈的阳光下，除了这些，他那双未戴手套的手上，还覆盖着一层黑色的东西——密密麻麻的蚊子正在贪婪地吸吮他这双手上的血，来填满自己的肚皮。他的毅力这么顽强，又这么全神贯注，从未把手缩回去……”在此种情况下，罗伯茨看见他的靶盘命中率在500码内是百发百中，在750码处是80％，1000码是70％。倘若这些属实，晨星之子可以在詹姆斯·范奈莫尔骑兵的纳蒂·伯姆普身上钻孔了。
卡斯特也曾谦虚地声称自己有一双鹰一样敏锐的眼睛。在俄克拉荷马巡逻时，他同色旦他20岁的儿子举行友谊射击比赛，色旦他的儿子是基奥瓦人最优秀的射手，然而，卡斯特说：“也许我幸运些吧，我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乔治·伯德·格里奈尔却对这些证言做了反驳，讲述了发生在黑山中的一件事。侦察员路德·奥西，卡斯特和格里奈尔来到一个池子边，几只黑棕色的鸭子正摇摇摆地在池子里游着。卡斯特下了马，说他可以敲掉它们的头。格里奈尔不吱声地示意奥西坐在卡斯特后面的地上。这位将军便瞄准目标开火，但未击中，奥西去掉一只鸭子的头。卡斯特再次射击，又没射中，奥西立即击落另一只鸭子的头。卡斯特看了奥西一会儿，又试了一次，还是没击中，奥西则敲掉第三只鸭子的头。其时，一名军官骑马跑来说，他们的子弹越过水面落到附近骑兵们呆的地方。“我们只好停止射击了。”卡斯特说完便上了马。奥西以3：0获胜——这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如果这样下去，格里奈尔知道其结果是怎样的。
除了未能敲掉鸭子的头外，卡斯特必定是一位绝好的优秀射手，他具有超等的官能共济作用。他热爱武器，坚持不断地使用它们，他在西点进行过射击训练。除龙尼萨姆·查利或奥西这些专职猎手外，不用怀疑，他的射击技术比他们大多数都好。
反常的神枪手应当部分地归咎于潘塞步枪，奥西说，你从来也说不准它们是直射呢，还是拐个弯。在玫瑰花苞湾战斗中，库鲁克将军的军队发射了25000发子弹，然而却仅仅杀死25名苏人，尽管那时的枪声震耳欲聋。这些愚蠢的齐射，使得库鲁克赢得了“玫瑰花苞乔治”的绰号。原因是，现代化的武器又偏偏掌握在那些未经过充分训练的新入伍的士兵手里。奥西说，没有几个士兵知道怎样瞄准、怎样扣动扳机。他看见有六七只羚羊从一个连面前跑过，但一只也没有被击中。
卡斯特可能从来没有沉察出在鸭子池塘旁组织那场羞辱性演示的人。两年之后，他邀请格里奈尔参加第七骑兵团的蒙大拿之行。格里奈尔正被博迪·修穆姆雇用，便以大量工作缠身为由，遗憾地谢绝了这个邀请。要是他原本心里无愧的话，他是会和他的好朋友查利·雷诺尔兹骑马同行的。
不管怎么说，大众喜爱读有关卡斯特的文章。唤起千百万冷漠的民众去关注他的传奇与流浪冒险生涯的动因，也必定导致了无数新闻报导者和艺术家们对他的记述与描绘。确实，“最后的抵抗“如此频繁地再现，使得卡斯特将军在同“乞丐”①竞争了。细想一下，第七骑兵团的覆没惨状有多少次在散文、诗歌与油画中重现？试想一下，经过多少代之后，又会有多少被刻画塑造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模范骑兵和印第安人！我们可以这样给以评断，老练的“铁屁股”在小比格奥的惨败，必定是可以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等同事件，也是与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及“轻骑旅”的袭击事件相等同的。
①源于基督教《圣经》中的拉撒路乞丐与穷人。
脱夫塔在《古老的西部的艺术家与插图画家》中指出，所有描述这支被击溃的军团的绘画都是蹩脚的。做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是否确实降尊纤贵地对这些作品作了仔细思索，“斯文地嗅嗅被污染的空气……，自然因为它们是虚构的这位历史学家就没有对这些作家们的艺术作品花费时间。同样，这位偏见的爱管闲事的人也不会对它产生多大的兴趣，即便它们是些值得评价的东西。
一些画像几乎与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华盛顿画像同样举足轻重了，它们竟被搬上了日历、名信片、啤酒杯——所有可以售卖的物品上。极少数画像甚至相当逼真。那时，大多数人已经知道卡斯特的头发理得很短，可一次又一次，画中的他依旧是一绺飘拂的金黄色长发。他的士兵也没穿蓝制服，这一点不假，在寒冷的天气他们是穿蓝制服，但在炎热的夏天，在这骄阳似火的6月25日，骑兵们都脱下制服并把它们牢牢地捆在马鞍上。在他的外衣下，他应当穿一件灰色的粗劣的套头衫——虽然，有些人依旧穿南北战争时流行的白衬衫，另一些人则穿后来流行的深蓝色的衬衫，还有人穿的是自己买的花格子衬衫。这支军队并非像他们现时这样正规。那时，有经验的参战人员时常穿旧衣服。帽子则比任何衣物更能反映个人的情趣：草帽，法国军帽，市民毡帽——尽各人所好。所以，在1876年，卡斯特的蒙大拿军团确实不大像那些潇洒的身着帆布装的骑兵们。
形象地说吧，第七兵团是由一支具有英一爱尔兰一德国异族特征的杂牌美国军队，一支由有时按当今标准应当从战场退役、或不能委任的军管领导的军队。例如：奥利夫·霍华达将军仅有一只胳膊。吉本和近视眼特理两人都由于南北战争致残而跛“蝗虫”吉姆·布里斯班患风湿病，常常得靠拐杖走路，也上不了马。卡斯特难以对付的对头戴维·斯坦利将军，不管在黄石河岸，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臭名昭著的醉汉。雷奥、本廷以及其他人也都是见了长颈瓶就不要命的人。你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半数白人士兵指挥官，不是残跛，就是酗酒者。他们奇怪的神经病态与固执的窘困状态，难以言说。例如卡斯特在血腥的南北战争中不停地洗手。人们情不自禁地会想象到，这些军官在近代吵闹混乱的场所义务地为他们敌人的死尸加贴标签呢！什么也改变不了，蛇精可能死了，但另一窝卵又已在孵化。
除这些高级军官是这种状况外，许多年轻士官也不是身体强壮的得力人手。那时，戈弗雷是一名中尉，但聋得一塌糊涂。从第20步兵团调来的约翰：库里蒂坦德中尉是独眼，他同卡尔洪一起死于山岭。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伤，左臂举不到肩头高，穿军大衣还得别人帮忙。
艺术家们在为第七骑兵团这样的19世纪美国军队塑造形象时自然遇到了难题。一名头发剪得短短的将军，指挥着一帮可能被看作是喝醉的、东倒西歪的无生气的民工，这样的组合当然是不尽人意的。人民大众有权期望他们心中的将军威风凛凛地押舞着马刀，飘扬着亚麻色头发；有权希望他的骑兵是精神抖擞、身着整洁蓝色制服的人，他们狂烈、勇猛，然而却绝望地陷入了古铜色皮肤、肌肉发达的野蛮人的重重包围中，而这些野蛮人戴着插有羽饰的无檐战帽，手中挥舞着战斧。詹姆斯B·弗赖伊将军描述一名典型的夏安斗士时，使用了一个正确的比喻：“他们古铜色皮肤下的肌肉，如同拧纹的一股股粗绳”，遗憾的是在格里内尔笔下则是：“印第安人的著名特征是古铜色的皮肤下，窄小对称的胸骨，丰满而光滑的肌肉。”利比·卡斯特也不总是一个最敏锐的观察家，她在林肯堡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述，她以那些给人印象不深的二头肌评述了苏人的斗士，说由于他们老是懒散地四处游荡，而把所有的活计都扔给他们的女人，他们的肌肉自然就难以发达。
亚当斯，贝克尔，埃伯，埃尔德，霍斯肯斯，利木万尼，帕克森，拉尔斯顿，鲁斯维吉等美国与大多数欧洲的艺术家，都把印第安人光滑、结实的体格看作是挑战性的有吸引力的题目。
一位叫威廉·卡里的插画家独占鳌头，他的《小比格奥河战役——卡斯特将军的拼搏》独占了1876年7月19日纽约《每日画刊》的整版。完全压缩之后，还是超版了。在奋不顾身的猛烈冲杀中，卡斯特立在中间勇猛地劈杀着，他如璜的眼圆瞪，一只靴子插在一只死去的马的屁股下。他左手中一支手枪不停地发射着枪弹，右手抡着一把大刀。确实，这位英雄被置于最理想的境界中，其画线从他的肚脐斜切——卡里先生毕竟不是一位自学的业余画家。
尽管为了照顾读者的意愿，在这位将军的正前方没有安置那些急驰的红魔，但在勇士的周围各处，圈有无数狂奔急驰的红魔。几名印第安人举着可能被误认为是牧羊人的弯柄杖的东西，显然它象征着一种战棒。蒙大拿的群山已被雷管引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易于变得荒谬可笑——这位艺术家无意识地把一出戏剧改编为情节剧了。与此同时，虽然他并没有受过商业营利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的绘画却被持续观展了一个多世纪。只要小比格奥在人们心中不会泯灭，它也将随之永存，他创造了样板。
这样说来，卡里曾经是一位深沉的直观艺术家了，但仅可以说，他的创新设计源于事实。他的作品是最先同大众见面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能用怎样的笔触处理这些感人的场面呢？许多画家虽然尝试用各种透视画法表达其意愿，但都未能展示出新颖的独创性。例如，倘若一个人打算描绘一只火鸡——好了，他也就画一只火鸡得啦。
布赖恩·迪皮评述道，19世纪的罗曼蒂克主义者是不注重现实的，所以，纵使现代现实主义者注重事实，可他们仍然会以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潮流探研这一题目。其结果必定会产生些时代性错误的东西来，微小的精调旋纽，会使较大的误差得以调整。
卡斯特的最后抵抗，留下了一个纯洁的神话，他那些穿蓝色外衣的勇士们，如同西洋景里的玩具士兵牢牢地粘在那座山岭上。惠特曼喜欢约翰·穆尔万尼的著作：
我在这幅画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沉浸在第一观感中。我可以说它是一幅12×22英尺的的巨幅油画。画幅全被占满，但还没占满……一窝窝蜂拥而至的野蛮的苏人，头戴无檐战帽，如同一股凶猛的飓风，狂怒地骑着矮种马，穿过滚滚烟尘，从画面背景处席卷而来。奇特的众多的肖像！整个西部美国土著人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典型性，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任何书中都找不到如此壮观的情景——荷马的没有，莎士比亚的没有。所有土著。人，所有我们自己，没有比这更崇高的形象！可怖的场景中，大群肌肉发达，古铜脸色的人们，嗷嗷狂叫着，追赶着。死神已控制了这些。然而却无人惊恐，他们英勇无畏，没有人丧失理智，人人都迎着死神顽强地拼搏。……两名死去的印第安人，似赫丘利般紧紧地抓着枪躺在前边，十分典型化！士兵的脸，他们的姿态，一杆杆卡宾枪，宽檐帽，那冒着浓烟的草地；一匹匹圆国双瞪的死马，脸上浮出犹如人类般痛苦的表情；还有那画面背景中头戴战帽的密密麻麻的苏人，卡斯特与库鲁克的手下，确实，整个场面，无法形容，森严恐怖，然而，它却以奇妙的诱惑力永存……
惠特曼继续说，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那样，这幅油画必定表达了一定的伦理道德准则。所以，他建议穆尔万尼把它送巴黎展出，他确信法国人能够欣赏它。他似乎同蒙萨尔·克拉皮亚等艺术家做了争论，也可能被克拉皮亚的美学评价触怒，因为他曾十分伤痛地补充说：“我愿意让蒙萨尔·克拉皮亚看看，美国人同样可以做他人能做的事！”
穆尔万尼的巨幅油画在美国巡回展出了10至15年，也许确实在法国展出过，但我们不知道克拉皮亚先生是否屈尊地观看了。1900年后，该画被匹兹堡的蒙萨尔·H·K·塞内兹买走，并使画家本人赢得了大量应得的评价。一般来说，这一巨大成就会变成一张定期保险单应赢得红利——也为未来作品的成功奠定基础，然而约翰’穆尔万尼继续做画的理想突然破灭了。他的境遇十分困苦，于是他拼命饮酒，却身无分文；1901年5月22日，他跳入东河。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沦为衣着褴褛的乞丐，自然是“白天为饱肚皮乞食，夜晚为一席藏身之地乞讨”。
基于卡西利·亚当斯的作品，奥托·贝克尔于1895年所创作的一幅平版画，比穆尔万尼的作品更成为珍贵，高高悬挂在成千上万个接待厅里。除了斯图尔特·华盛顿的画像外恐怕再没有谁的画像能在美国如此频繁地复制：成百万的校童们咬着嘴唇呆呆地凝望着华盛顿的画像，而无数父辈又如痴如醉地仰望着另一幅乔治·卡斯特和一大群苏人的搏斗画面。
尽管贝克尔的作品基于卡西利·亚当斯的作品，但作品完成之后，大部分还是他自己的创作。亚当斯与贝尔克都为卡斯特设计了一把战刀。在亚当斯的油画中，卡斯特在用大刀刺杀，而在贝克尔的改型中，卡斯特却站在死者中，如同挥舞连枷那样，舞着这把战刀。贝克尔删去了两幅过分感伤的结尾画面——如同中世纪三幅铰链画——组成完整的情节。一幅题为：《未成之事，先有兆朕》表达了卡斯特在孩提时代自封为一名战士。另一幅题意含蓄深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画面上，太阳正向一个乡村小镇沉落，他倒在了无特色的大草原上。
这两幅画失踪了，无人知道其下落。直到亚利桑那先驱者历史协会与蒙大拿的牡蛎俱乐部一同举办旧时沙龙艺术展览时，它才再次露面。自然还有贝克尔的那幅版画。当报纸登载这个展览会时，该协会想起了放在地下室的两幅对折裂碎的棕色油画。嗨，你瞧！一幅是一个扮演士兵的男孩，一幅是倒在大草原上死去的一个男子。
相继的探察，揭示了这幅油画板上的画是怎样抵达亚利桑那的。这幅连轴画的第一个落脚处是第八兵团和橄榄树的圣·路易斯沙龙。两家合办的沙龙于1890年关门。安赫尤斯尔·布什先生独自承担了本应由他人共同承担的责任。由于亚当斯的巨幅画是最重要的财产，安赫尤斯尔·布什先生便把它查封了，但随后又慷慨地把它送给了第七骑兵团。1898年法国西班牙战争期间，该军团从赖利堡转到亚利桑那坎普格兰特，不久亚当斯的三幅连轴画被取下，无人知晓其原因。1825年，画在一个帐篷顶上的中间一幅图被从德克萨斯布利斯堡补给站的顶楼卷起。接着，不见了。9年之后，它又魔术般地出现在坎普·格兰特堡。该堡废弃后，它又在布利斯堡被发现，在那儿，它被挂在军官俱乐部。直至1946年6月13日被烧毁。
两幅油画被坎晋·格兰特堡的看管人卡尔斯·冈格找到，冈格把它存放在牧场。1944年。他把画交给图森先驱者协会，该协会成员不知其意义，地下室就成了它的存放地。在1967年得克萨斯沙龙展览会前，它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
贝克尔做出的最果断决定是删去伤感的画面，并改换了背景。他用十分精确的小比格奥山取代了亚当斯创作的一座巍峨的山。
贝克尔在表达印第安人时所用的艺术手法则不够精确。很难说出他的构想，显然，他不了解这些人。他笔下的几位斗士的衣着如同阿普契人，还有一两个看上去像是扛着祖鲁人盾牌的阿兹台克人。然而，无论其艺术处理正确于否，贝克尔在画面前景提供了一个绝对令人恐怖的揭头皮技艺：一个黝黑凶残的斗士，口中噙着一把利刀，跪在一名骑兵的背后剥头皮，使他的容貌——一张英国人的脸变成了没有棱角的东方人。
沃纳中尉看了这幅画后，责备画中的战帽太多了。他还说，在炎热的天气里，无人会戴臂铠，在6月25旧那天，它们被塞人马鞍褡裢里了。但对揭头皮的画面没有谴责，这说明贝克尔的可怕的改型必定是精确的。
堪萨斯的赖利堡是该军团的第一个家，所以他们便把这幅恐怖而杰出的画送给该市的埃德蒙·英里尔市长，这位市长又把它转给堪萨斯州的历史协会。啤酒厂商的名字也出现在画幅的下面，但这没有给堪萨斯的历史学家带来多少麻烦，他们让卡斯特将军和阿兹台克人一同登台亮相。
可是，出现了一位卡丽·奈森的追随者布兰奇·博爱斯。
1904年1月9日，她在斗篷下藏了一把普通劈柴斧，走进了议会大楼。急匆匆上了11层楼后，她来到这幅有啤酒广告的画前，尽了她的本份。该历史协会的秘书乔治·马丁被叮当叮当的敲击声和碎裂的玻璃的哗啦声吓蒙了，他冲出办公室把卡丽抓住。据说马丁喊叫道：“你这样的疯子应当送进疯人院！”接着，他叫一个看门人去报警。
把布兰奇押送到警察站之后，她站在一个名叫肯尼的值勤军士面前，他认识她，但仅知道她是该州一位最有声誉的禁酒主义者。1903年，由于她认为该市的托皮卡市长没有加强反对饮酒的法律设施，就用马鞭抽打了他。
进行登记后，肯尼军士问及她的年龄。
布兰奇爽快地回答道：“满21岁了。”
肯尼在年龄表格里真写了22岁，并指控她犯有蓄谋破坏财产罪。
在被同情者保释之后，布兰奇打印了一份声明，宣称这个啤酒宣传广告构成了反抗戒酒的犯罪行为，而卡斯特和苏人搏斗的画面却没有引起她的极大关注。“我决意砍掉Secseh商号名字，对画面的其余部分并无恶意。”
她从监狱释放两天之后，一个姓名不详的人再次破坏了这幅画，人们依然怀疑此事系布兰奇所为，据说他们看见过一个外貌和她相像的女子，曾在这座大楼前鬼鬼崇崇地徘徊。
1月19日，布兰奇被带到法官札克，里曾的面前，对她类似的犯罪行为做了适时的宣判，但这些惩罚也将无济一事。某些被激怒了的当权者建议惩罚她极端愚蠢的行为，大概是遵照马丁秘书的训谕。但WCTC把她放了，并要她发誓改变她的行为才对她假释，她勉强答应了。
但她未坚持自己的承诺，没儿个月，她又把威奇托市一家杂货店的橱窗砸了。显然，陈列的商品冒犯了她。这样，她以一名假释的侵犯者，被转送到托皮卡。据托皮卡“都会”报道：“她回到这个城镇监狱的老住处了。”
她对这幅画的第二次破坏要比第一次成功得多，尽管她声称，她没有注意画面的每一个符号。然而，她却把画版砍去了一个大楔型块，包括穿皮毛鹿皮服的将军。安赫尤斯尔·布什愿为恢复这幅画做贡献，但马丁秘书对此十分厌恶，说是它带来的麻烦已够多的了。后来某个时候，该协会接受了一幅复新画，但这些成员受过恫吓，所以在展出之前，把这名酿酒商的名字删去了。
这位后来成为堪萨斯第二号女打手的情况再未见报道。
糜·埃伯几乎不可能被看做是有更多日尔曼血缘的人，除了教名与一般信仰外，他是个半血统的印第安人。他的母亲被认为是名叫“小麋”的苏人，她亲眼目睹了这场战斗，参与了巴弗罗，比利的巡回展出，在欧洲做了旅行。在那儿，她结识了雷德里克·威廉·埃伯——然而，她婚前的名字是埃森尔。麋·埃伯的父亲是哈达特的葡萄酒商，艺术家就是于1892年4月18日在那儿出生的。在一个不确切的日期，为了强调他的半血统观，年轻的威廉·埃森尔把他的双重日尔曼名字改为“麋”。然而，他的心中却保留了日尔曼人的精神气魄。在绘制卡斯特将军的油画不久，他变成了一名纳粹分子，并把自己奉献于Deutschland Uber Alles。这位纯然的雅利安后裔（矮个子白肤金发碧眼的人）因其沙文主义态度而受到人们仇恨。当时，一个人可能为种歧视的无聊话而咬着自己的拇指，确实，这可能是一个强制性的工作，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糜·埃伯对小比格奥做了大量值得敬重的工作。爱德华·鲁斯上尉曾在第七兵团服役三年，他是该战场的第一位主管人，他认为埃伯的“Letzte Schlacht”是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作品。
埃德加·潘克逊6×10英尺的回转画，用了20年才完成。单颜料就用了近半吨，也必定做了最彻底的调研。潘克逊使用了手势语言，也会讲几种印第安土语。许多生还的斗士带他观看了战场各处。据他的孙子说，“苦胆”、“双月”、“驼背”、“乌鸦王”、“白公牛”、“狂马”都曾为他摆过姿势。由于想到“狂马”拒绝拍照的固执，终于能让他摆好姿势照像，还是出人预料。不管怎么说，潘克逊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力图追求作品的完善，完全沉埋在作画中。如同名师大家那样，他勤奋地工作，严格、周密地反复审视琢磨他的杰作，通过了细腻的表现手法，精剖细研，使他的作品自始至终一丝不苟。
印第安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人以超然的感观印象。
据一位不知名的苏人或夏安人所撰写的象形文字记录，这个艺术家从极高处俯瞰，勇敢地四处攀爬，简直如同急促奔忙的蚂蚁。他完全立意于神圣的观念，根本没有人种偏见，这在后人中实属少见。
作画的另一个特征是给出了超出该战场的巨大空间。他描绘了两场战斗：陷入困境的雷奥与本廷，还有在远处陷入重重围困的卡斯特。但他也绘制了这条有许多深谷的小比格奥河川，印第安人的棚屋，四周广阔杳无人烟的白色空地，而大地仿佛被白色的积雪覆盖着。画中看不到色彩，没有一滴血，没有色泽艳丽的羽毛，也没有蓝色军大衣。
首领“红马”给它添补了41张象形文字的纸条，标明雷奥的军队队形，每个骑兵悬挂着一把战刀。这是遵照白人的逻辑作的假想。这些白人士兵谁也没有发怒，谁也没有悲伤，甚至如同习惯于这样表露情感的白人那样，显得在关注什么人似的，好似在纳闷为什么他们被箭支穿身，或为什么他们要被剁掉双脚。男人们的残肢碎体遍及各处，到处是长着胡须的人头。一顶帽子旁边是几只被切断的手。大多数赤裸的被肢解的尸体正如泉水般喷涌着鲜血，被肢解处则是黑色的凝聚物。然而，被切下的头颅呈现着笑意。英欧人是不可能用这种观点来表达艺术的。受过专科学院培训的白人艺术家们也在再现卡斯特的部队，描述他们所遭受的野蛮的杀戮，他们那被击碎的脑袋，被揭去的头皮，然而，这些油画地道地表明了人们在死亡时所遭受的痛苦的表情：怀疑，恐惧，愤怒，忍受的苦痛与绝望。他们好似下意识地庆祝他们被击败时的极度痛苦。画家们绝对不会描绘出一个微笑着的牺牲者。
站岩代理处的迪科斯特·史密斯同印第安人画家在一个画室工作，他可能理解这些土著人的观点，也理解白人所持的观点。他说，北部平原的一个印第安人更专注于他们眼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东西。“红马”的画中出现了本来不存在的战刀，原因就在于此。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们知道，白人士兵确实在某个时候佩戴过战帽，所以就这样描绘。
早些时候，在他们没有机会研究卡斯林，博德梅尔，以及其他美国现代画家时，印第安人画的骑马者是双腿同在一侧，仿佛一个两腿同在一侧的侧身骑马的人。这看起来是错误的，但人毕竟长两条腿啊！许多类似的艺术观，会使一个印第安画家画的侧面像成了一只眼的人，从而也会使他甚至不喜欢欧洲式的明暗衬比法（不注重所存在的细节）。史密斯抱怨说，当他画一个印第安人的3／4的面部时，他常常被那张死死盯着的他的客体挫败。
如同一个欧洲艺术家表达射击那样，在印第安人画家的笔下，子弹呈扇形从抢管飞出（看不见枪的射击除外），并绘出枪是在某时、某地射出的。同样，尽管持枪棒或鞭子的人离敌人很远，但非要把它们绘制成触及到敌人身上，表明它确实鞭打了这些敌人。
他们没有透视画法原理，也几乎从未尝试使用这一画法来缩短画面，并且由于认为不管远处、近处，马蹄印都一样大，而无近大远小的观念。
相继的这些逻辑，使白人士兵认为印第安人的图画如同报纸L的连环画，极其不同的是印第安人的表达不无意义。同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样，他们突出地保留了所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应当感谢史密斯先生所说的：“他没有使用‘重击’，‘打击”，等这样的表达，也没有在牺牲者的头上安置星花与叹号，以表示这个部位受到了重击。”
公益图书
19
一本苏人日记或《冬日记数》把1876年记为他们杀死“长头发”的日期。
理查德·道奇在19世纪末记述道，他认为仅有一本日历现存，从1799年—1800年第一场雪开始记述。用逐渐扩展的螺旋式雕刻文字，把相继岁月的每件大事描绘出来：
1．“乌鸦”印第安人杀了30名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