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军事家可能做了不同的分析，说也许是“跛子怀特曼”率领的夏安人发动的袭击把史密斯的士兵逼到了峡谷和冲沟中，到那儿后他们才发现是条绝路。
史密斯中尉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士兵？或者他为何被士兵们丢下？这些永远也难以做出决断。
那些冲沟上方是崎岖不平的山坡，间或点缀着小仙人掌和艾灌丛。不管怎么说，人们也不会认为一个世纪前这儿会覆盖着大片森林地，就是说，要是这些骑兵丢了马的话，他们必定绝望地感到自已被暴露，必定会朝自己认为有掩护的地方跑去，瞬间，他们滚下冲沟，落入陷阱。他们能做的只是紧贴在沟沿或蜷缩在灌木丛中，恐惧地朝上望着，等待着，少数几个人还想朝坡上爬，那儿有他们的靴子印和拇指抓空的痕迹，但未能延伸到坡上。
一个叫“铁鹰”的安克帕帕人认为，那些骑兵是罕见的笨蛋，他就在这个冲沟上方，用箭射穿了一个想要爬上马的士兵。
平原上大部分印第安人都能用箭射穿一头野牛。一个肥胖高大的格鲁斯·万特里人声称，他年轻时可以把箭从野牛的这边射进，再从另一头出去。另一些格鲁斯·万特里人也提到过有个斗士曾用一支箭连穿了三头野牛——箭杆穿过第一头牛并钻进第二头牛，箭头则扎在撞上来的第三头牛上。
1884年，弗罗·克拉克上尉记述道：“当我告诉你有威力的自动左轮手枪的子弹都无法从一头野牛体内穿过时，你便会很好地理解一个弓手的力气了。我曾见过一个弓手把箭射到500码之外，并常能见到他们射穿一英寸厚木板的能力。”
道奇上校却认为箭并非总是强有力的杀伤工具，称它们是近距离武器，而且，虽然一支箭可飞越200码远，但其杀伤力却很快减弱。“许多传说都描述了印第安人具有箭穿野牛的能力。一个作者声称，他自己能够用箭射穿一英寸厚的木板。我仅能凭我从许多部落获得的情况证明，我从未见过这种技艺。”
对于箭支发射的速度，则没有什么争议。乔治·卡特林见过一个曼杜母人的神奇的射箭速度：第一支箭还未落地，第八支箭便已飞出。于是，道奇这个持怀疑论者认为，一个印第安人可能左手抓有10支箭，并在第一支箭击入目标前，放出其余几支箭。每支箭在20—30码处都有杀伤力。因为一个箭袋中装有很多箭，这就不难理解有经验的边民除雨天外尽可能避免同印第安人斗殴。因为弓弦是用动物腱做的，受潮后便失去弹性。
“铁鹰”在多远处用箭射穿了那可怜的士兵无人知晓，他以斯巴达人的刚勇简述道：“我看见一个骑马的士兵，便射箭穿透了他。”
这位绝望的士兵惊叫着抓住马鞍角，“铁鹰”策马同他并行。用箭射穿了他的脖颈，他便栽下马去，“铁鹰”跳下马打死了他。后来他说：“那士兵死后，我仍继续猛打他，每打一下我都喊一声‘Hownh！’我已发狂了，我想起了妇女和孩子们……”白人是到小比格奥来找死的，他们如愿以偿了，他说。
“铁鹰”被他看见的一件事逗乐了：两个肥胖的印第安老太太在剥一个装死的士兵的衣服，当她俩脱去此人的军服后，便开始割他的生殖器，那人突然跳起来，抓住其中一个女人把她抢了起来，另一个女人忙朝他乱刺。“铁鹰”认为这太好笑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白人男子和两个肥胖的印第安老太婆起舞。
正如“铁鹰”所想，不管史密斯中尉的士兵是因恐惧而丧失理智，还是因判断失误而进了那条干河沟，它确实是小比格奥一件不可思议的神秘事情。在那儿共发现了28或29具尸体，显然大多数都死于石头和棍棒的砸打。可是，对这也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多尔曾受命于雷奥掩埋E连的士兵，他说，尸体排列得很整齐，脸向下，每个人的肋部都有弹伤，他们不是被棍棒打死的。
号兵马蒂尼也见到了那些尸体，他说，在一个军士身上散落着许多撒碎了的纸币。离开林肯堡之前，任何人（包括这名军士）都未领津贴。直至军队离开卑斯麦那寻欢作乐的场所，全速行进了一天之后，士兵们才得到津贴。士兵在下岗后，享有应得的恩惠，可以恣意放纵，当然，这也就使许多人患了性病，而且出现了大批逃兵。所以，同其他人一样，这位富裕的军士便把津贴包了起来，其中可能还有一些途中打牌赢来的额外收入。他的这些财运全被丢在了蒙大拿这小小的山沟里。至于究竟有多少美钞被撒碎、被夺走或被风吹散就不得而知了。
据一个叫“棕颜料”的苏人说：“士兵们丢了命也丢了财，而我们却得到了一切，但我们只知道银子，不知道纸币也是钱财。我们的孩子把它当玩物，用它们折小棚屋，用100元钱钞制成玩具披肩，有些纸币上还沾着血。”
1876年，“流浪的巫人”还是个淘气的小男孩。他说他去搜士兵口袋，用得到的绿色纸币制成泥污的矮种马的马鞍毯。对此，列兵查理·温得尔菲也提供了详细的证言。他说，1877年春，当他的连队去探查一个荒凉的印第安人营地时，看见一匹污脏的小矮种马上贴有一张5元美钞。
白人士兵的纸币并非全都被荒废，夏安人斗士们用纸币做扣型装饰品，或在上面开些孔，做头饰物或项链，有的还用它们装饰马勒。两个老练的青年夏安斗士说，他们收寻装钱的褡裢，并把那些褡裢藏在一个水湾附近。“森林里的约翰·斯坦兹”说：“他们骑马走到一些岩石旁，勒住马，把钱袋推下去，钱也许还在那儿。”他还补充说自己也曾去寻找那些褡裢。
一个夏安人从一个骑兵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小圆玩艺。它是用白色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玻璃下边还有黑色标记，因为它能发出声音，此人便认为它是活的，是这个士兵的符咒，从而对收留这玩艺感到恐惧不安。次日清晨，它死了，他便把它扔掉，扔得远远的。
另一个夏安人也发现了类似的这种东西，它除了不会发出声音外，玻璃下还有个小小的颤动的箭头，要是把它静置一边的话，那箭头便指向这条峡谷，谣传说士兵们就在那个方位，于是他们认定，这玩艺是用于寻找士兵的。
其他印第安人得到了望远镜，这对他们来说倒不陌生。此外，便是大批旗帜，手套，子弹，枪支和帽子。一些老头则拿走了许多麦克莱兰式马鞍。
一个印第安斗士说，他得到了咖啡。
我得到了烟草。
我拿了把锋利的刀子。
跟随“长毛”的五个伙伴把大批有用的东西留在山坡上，许多东西被埋了起来。印第安女人把戒指和各类小饰物埋掉。因为她们害怕这些奇怪的玩艺。“棕颜料”说：“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原未曾想做的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知道白人非常强壮，他们会惩罚我们。”
卡斯特的五个连队以纵队形式向北移动，按地域两人或四人并肩一排。由墨尔斯·基厄菲和詹姆斯·卡尔洪指挥，排在最后的互连和L连在包围圈被封住之前是有可能撤出来的。因为这些人的尸体大都在离其他人几百码的南部。似乎在把这支军队封锁住的圈子边有过一个突破口。可能有那么一会儿功夫，片刻功夫——基厄菲和卡尔洪有过选择：跟随自己的指挥官，肯定被杀；或者撤退。若是全力以赴，是可以撤到雷奥的山顶的。
要是这两人确实有能撤出的机会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的。
卡斯特连的亨利·哈林顿中尉可能已撤出了包围圈，因为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印第安人说，一个骑了匹栗色马的人猛地拨转马头朝骑兵来的方向疾驰而去，两个夏安人和一个苏人紧紧追赶了好久，击中了他双肩之间，并杀了他。这人可能是哈林顿。他或者是确实逃脱了，或者是受了重伤，死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
亨利·哈林顿是一个曾经产生过不祥预感的人。据说，他曾看见自已被绑在一棵大树上，被野蛮人围着。他把这个幻觉绘成草图，并寄给东部的一个朋友。可以理解，他克制自己，没把图寄给妻子，但她也许早就知道了此事。有两年她突然失踪了。后来，人们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她。她显然遭受了健忘症的折磨。‘哈林顿的女儿被赫伯特·胡佛任命为西点邮局的女局长。她说，一场肺炎，使她母亲的头脑清醒过来，但她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仍旧想不起来。“我多次听印第安人说他们在那个战场上见过一位身穿黑衣的妇女”。
1921年戈弗雷给历史学家布里莫斯图尔写信，说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特里转移到河下游的玫瑰花苞河口。据说在那儿的河南岸有第七骑兵团的一匹死马，戈弗雷过去查看，只见马的前额被子弹击中。马还带着笼头，备有马鞍，并有褡裢和第七骑兵团的干粮袋，袋里满满地装着燕麦。褡裢已经空了。原曾告诉他说还有一支卡宾枪，但此时也不见了。戈弗雷不能查找出其它踪迹，也没推测出这是否就是哈林顿那匹马，或许这不过是匹逃跑士兵的坐犄，因为，这儿曾是部队开往小比格奥时经过的地方，当时确有几名士兵不辞而别。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战争结束几年后，两个夏安人在卡斯特遇难的山岭东部15英里处发现了一具骷髅。这是一名骑兵的残骸，很可能是被印第安人剥光衣服后抛下任他死去的。但那天晚上他苏醒过来，蹒跚地朝东而去。也可以把他设想为那位失踪的中尉。
1928年夏天，一个叫“高尚的巫人岩”的“乌鸦”人在该战场东南方发现了一具骷髅，脖子脊柱处嵌有一个细长的铁箭头。这具曾被覆盖，或未被覆盖的尸骸，静静地躺在一条于河谷中，一年年任凭风吹雨淋，雪埋霜冻，就这样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但除很少一些衣物碎片和四处散落的腐烂的皮刀鞘和枪支残片外，几乎就是些白骨了。附近的19粒空弹壳，一个弹夹表明，此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进行过顽强的搏斗。哈林顿中尉原穿一条白帆布裤，一件蓝上衣，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残破布片显示出属于他的衣服。由于没有确信的身份识别标志，尸骨便以“不详”的标记埋在战地公墓。不管他是谁，他已几乎逃脱了该战场。
据说哈林顿的表或是被找到，或是从一个印第安人手中被买下。除此之外，再没有他的什么遗物了。
毫无疑问，另一个骑兵，要是他头脑冷静的话，也是完全可以逃脱的。几个印第安人看见他跳上一匹马，突然从一条冲沟中跳出去逃走了，他们尾随着他。照例，对这些追击者的确切名字有些争议。一说是两名奥格拉拉人，两个安克帕帕人，一个布鲁人。另一说是两名夏安人“老熊”和“夜晚屠杀”，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苏人，这些无关紧要。这个士兵有一匹快马，并把追击者甩在了身后，所以他们便停止追击，只有一个苏人还在追击，而他又有着难以言传的理由——既无弓箭又无来复枪。这个斗士正打算放弃时，那逃脱的士兵突然回头看了一眼，猛地拔出手枪，但他并未朝赤手空拳的追赶者射击，而是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这个斗士便把士兵的马逮住，骑了好几年。他不知道自己把那个惊恐的士兵追了多远，但他认为也许是六英里路。士兵的尸骨未被找到，他佩戴着“V”型臂章，自然排除了是哈林顿上尉的可能。
“乌鸦”部落女子“漂亮盾”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的人民都能在远离小比格奥的地方发现士兵和印第安人的尸体。“我记得在这场大仗后的第二年夏天，我的人发现了四具穿蓝制服的尸体，其中一个是军官，这是在一‘中弯熊’的‘大肩膀’那儿发现的……
汤姆·李福吉常常在该战场附近宿营，称它为“避暑胜地”。他给马奎博斯士讲述了离玫瑰花苞谷25英里处见到的那些尸骨。那里到处散落着弹药带、武器和腐烂的军服。李福吉说，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曾有大批士兵逃出了陷阱。在一件腐烂了的蓝色上装旁，他曾发现一个青年女子的微型像片，他把它捡起来，但没有上交，其它拾物也未做上交，也没想过要上交。“我和士兵们在一起时，不时发现一些东西。但我们很少仔细查看，很少对它们产生疑问；惊讶或推测，我们只是继续走自己的路。”
所以声称在该战场上坚持到最后，并能脱险的生还（一些历史学家不加渲染地说，声称的幸存者比卡斯特原有的人还多）的数百人中，提及最多的便是年轻的“乌鸦”人侦察员“卷毛”了。对他奇迹般脱险的说法各家不一。如挖取死马的内脏啦；藏在一个洞中啦；躲在一条冲水沟里啦；把头发也梳成苏人式样啦；夺了一个仇恨白人的死印第安人的毯子啦；穿过枪弹的包围啦等等。“卷毛”确实同卡斯特一起去了小比格奥，也确实生还了，但他并未一直同G、A、C连在一起，他也没想这么做。李人和“乌鸦”人是被雇来寻找苏人的，仅此而已，并没有让他们受雇参战。当然，也有几个人和雷奥一起在峡谷里参加了战斗。
“卷毛”究竟和那些遭厄运的人共同行进了多远，无人确切地知晓，好像是当他发现事态不妙时就设法溜走了。米切·鲍耶可能劝他离开。据说，鲍耶对他说要是他能巧胜苏人的话，“去找那边的士兵（特里的部队），告诉他们我们全被杀光，那个人（卡斯特）抵挡不住的，他正打算把我们马上带进村庄……我们毕竟是没有机会了。”
从这个朝死亡行军的部队撤下后不久，“卷毛”遇见了李人侦察员“黑狐狸”，并告诉他第七骑兵团沿途丢失了大量的给养。他们俩便顺原路返回，大概想用那些拾到的给养补充自己。“卷毛”接着又告诉“黑狐狸”，说自己想回家去。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然而斯图尔特教授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事情进展情况，他认为那两个印第安人在早些时候就抢走了丢弃的食品。“黑狐狸”后来也突然失踪了，“卷毛”便又折回去从远处观望战况。当他确信士兵们就要死光、自己再逗留下去就是傻瓜时才离去。
不管怎么说，人们第二次见到他时，是在特里建的后方医院的黄石河对岸。他用手势语打探了格雷·比尔德或“无屁股骨”（吉本），得知吉本已经向河上游开拔，卷毛这才骑马走开了。
在大、小比格奥河的交汇处附近，“远西”号被拴在一棵三角叶杨上。汉森在他于1909年撰写的《远西号船长格兰特·马什传》中描述道，这里河水透亮、清澈的水里到处游动着狗鱼、鲇鱼和大马哈鱼。几个船员砍了些粗柳枝，用钓鱼来打发一个清晨的时光。10点过后没多久，马什上尉在舵手、工程师和两名美国军官的陪同下，很快把船摇开，选择了靠近一丛浓密的柳树的鱼群处。过去的两三天，他曾看见南方的地平线上飘起一股浓烟，他们认为这是卡斯特和特里在焚烧那个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此刻这股浓烟已散尽，战争也已结束，苏人被击溃，再不用担心什么了。但他们仍呆在极靠近柳树丛的地方，苏人很容易从这儿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近。他们正谈论这些时，柳树突然颤动了，一个骑马的斗士出现在面前，钓鱼的人们立刻跳了起来。但这个印第安人把枪举起呈求和姿势，接着，他们看见他剃光的头顶上那一绺竖直的头发，表明来人是“乌鸦”人。
在另一种记载里，把“卷毛”举枪说成是大众化的举起双手，接着他跳下矮种马，开始在沙地上画图。他可能还朝船那边挥挥手，要支铅笔，以便能画得更清楚些。
也有人说，他伏在甲板上，画了两个同心圆，说明士兵们被包围的情形；并用一只手抓住自己那络头发，用另一只手绕了一周，装作突然扭断的样子，以解释发生的事情。此外，在示范了把自己的头皮剥掉的动作后，他又把所谓揭掉的头皮挂在带子上，在船上跳起头皮舞来。暂且撇开上述情形，有一点质疑的是他从柳树丛中露面，试图传达一个信息时的情况。当时在场的威士忌酒商科尔曼说他看见“卷毛”做了个睡觉的手势，说明死了。后来几个军官把他围住，科尔曼便没看见“卷毛”做的其它手势。
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乔治·摩根可能对“卷毛”说的一切做了解释。虽然甲板上的人仍然有些怀疑，但他们总算弄明白了他带来的消息。
“卷毛”没说自己亲临了战场，但他传奇的逃脱则渐渐变成了一条豆茎。据说，开头他否认这一事实，但不管他说什么，人们都不信，于是他便不再对此加以否定了。许多年后，他知道白人喜欢听这样的叙述，便也一口承认下来，说自己同这位将军一同落入陷阱，不过他用一条毯子蒙在头上，急跑狂奔地逃了出来。极少数历史学家接受了毯子”这一故事。后来，接受采访的李人说，“卷毛”登上“远西”号时，身着黑色衬衫，裹着腰布，脚蹬一双鹿皮靴。曾在该船旅行的理发师詹姆斯·西佩斯于1909年告诉沃尔特·坎普，当“卷毛”从柳树丛中冒出来时，有一块苏人毯子，他的头发并不是“乌鸦”人常梳的式样，他还带着三匹矮种马。不过时过30载，时间是可以让人重新书写、编排过去的历史的。
1886年在小比格奥举行了一次重聚集会，听起来简直是场盛会。人们（至少是穿蓝制服的）在卡斯特堡受到隆重迎候之后，开始在河边扎营。帐篷里设置了各种庆祝期间的享用品，包括威士忌。有些军官喝得酩酊大醉，一周之内，大部分时间都是徘徊于峡谷间和爬山越岭。
许多部落首领也汇集在此，大家相互寒喧问候，用手势语和旧时的敌人交谈，如：戈弗雷，本廷，埃德加塞和麦独孤。由于“坐牛”正同巴弗罗·比尔在东部旅行做他的狂写签名表演，所以未能参加。“苦胆”就成了一名贵兵，升以傲慢、轻蔑的态度驳回了有关“卷毛”逃跑的神话。此事使他感到厌恶。在把他介绍给“卷毛”时，他说：“哦，你说你亲临了那场战斗，并从战场脱逃。你那时是个胆小鬼，早在战争打响之前先逃跑了，要不那样的话，你今天也不会来这儿了。”
“卷毛”没吭声。
“苦胆”转身没理他。
在聚会的另一次谈话中，“苦胆”向这位可怜的“乌鸦”人问道：“你的翅膀呢？”
“翅膀？”“卷毛”大声喊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苦胆”说：“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把白人包围之后，除了鸟外，任何人都插翅难飞。”
照例，还有一种不可少的说法，说卡斯特也逃跑了，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林肯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棺材还被开了个洞，有人向里边窥视——仅仅是为了弄实里边是否有遗体。从Ruidoso到克洛维斯的古墨西哥，美国人会告诉你，比利（基德）在被帕特·加勒特击毙在马克斯维尔的床上好久之后，还有人看见过他；约翰·肯尼迪从来就没有死去，只不过是被秘密地运送到一个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容貌被毁得可怕极了。阿纳托尔·法朗士评论说，人们确实在依据这些传奇勾画设想的现实。为了要证明英雄是永生的，我们就得这样证明！
于是，据说，许多人认定，不可能找到这位年轻的将军的尸体，因为他没有被杀死。一些人说，他被夏安人逮住，由于他们崇拜他的勇敢，对他精心医护，在他恢复健康之后，便隐名埋姓，回到文明人中了。其余人认为他从东边突破，朝玫瑰花苞湾跑去，逃走了。据传说，认识他的人曾经偶然遇见过他，那是数年之后，在奥尔良的一条街上。
特里将军与雷奥少校带领着这些幸存者沿小比格奥河谷下游朝“远西”号动身前，查看了这个村庄。也给他们看了被砸得稀烂的黑白混血儿文塞亚的遗骸和“血刀”的头颅。他们看见大量的印第安人家庭用物，推测说，这些印第安人必定十分惊恐地离开了这个村庄——一个错误结论！通常在这些部落中，如果有一个亲属死在棚屋里，那么这个棚屋就得被毁掉，或被丢弃。此外，不但要把死人的物品拆散扔掉，还要把丧失亲人的亲友们的物品拆毁扔掉。这一习惯使许多人变得赤贫。有时，会在地面上丢弃下许多有用的东西，甚至一些精美物品。因此，虽然仅有几名斗士死亡，却给人以歇斯底里仓慌逃散的印象。
雷奥注意到一个“恐怖的发现物”，三根棚屋杆构成一个三角形：“……每根杆子上倒扣着一只野营水壶，而三根杆子下部的草地上，是三颗人头。我认出他们是我们部队的人。这些头被用某种非常锋利的刀具从胸部割取下来，肌肉割得非常平滑。他们以吓人的失去视力的肉像，面面相对着。”
G连一个下士的头，如同一只可怕的复活节彩蛋，藏在另一只烧水的壶里。
奈佩军士查看了三个“装满印第安人尸体”的埋葬棚屋，尸体用毯子与袍子包裹着。他划开一个包裹，发现了一长串头皮，其中有四个女人头皮，“上面有一臂长的头发，两个头皮的头发呈红色——一个奇观！我们把它们砍落……”他认为，这些棚屋里至少有75具尸体，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当特里一吉本部队通过这片营地时，查理·罗中尉查看了棚屋，也许是“在晨光中闪现的白色的相同棚屋”。罗走入这些棚屋中，发现里边挂着黑毯子。那些尸体都放置在矮矮的离地约1英尺高的尸架上。每个尸体都戴一顶战帽，穿着镶嵌密集珠子的衬衣，绑着里腿，穿着鹿皮鞋。他记不清楚有多少具，但绝不不会超过12具。
埃格尔莱中尉仅看了两个棚屋，一个棚屋里有五具，另一个有六具，他们全都被装里得十分华丽堂皇，并按站立姿式绑在一根根棚屋杆上。棚屋外边躺着11匹被屠杀的印第安矮种马，每匹马的头部都朝着中心地——棚屋。埃格尔莱没有说他们是苏人还是夏安人。但他们必定是苏人的尸体，因为夏安人习惯于把死者用狗拉雪撬拉到远处，再把他们藏在冲沟里用石头里盖好，防止狼与郊狼把它们吃掉。
李侦察员在潜行通过这些废墟时，发现一排达科他人躺在一块毯子上，脚朝着一面鼓，这面鼓被过多的礼仪砍坏了，他们还看见一些躺着露在野牛皮与帆布外边的尸体。这些斗士都穿着埋葬服：鹿皮衬衫，佩戴着念珠与耳饰。然而，特里的士兵们早就发现了他们，并盗走了所有的东西。这位李人看见一具苏人的尸体，也穿着华丽的埋葬衬衫。士兵们用绿色油漆给他涂抹。尸体的额头上画有一个红色秘密社团的符号。“红鹰”认出了这个苏人，是“闲谈”凯，政府曾经雇佣他在林肯堡当侦察员。
科尔曼军士也在四处察看，看到了“各种烹饪用具与机械乐器”。他比任何人更加生动地总结了这些观感：
该村庄的坐落处就是那个血染的战场。它在离大比格奥24英里处。那是一条美丽的峡谷，长4英里，宽1.5英里。蜿蜒曲折的河流如同一条巨蟒卧在谷间，河流中散落着许多小岛，岛上覆盖着浓密翠绿的树木，清澈的水流如同刚刚从山上冲刷下来那么明净。啊，多么令人痛惜啊，这样一个美丽的场所，却被这帮嗜血的恶魔占据……
沃尔特·克利福特上尉指挥着吉本的第七兵步团E连，他似乎做了明暗对照法的深思，如同埃德加·阿伦·波的诗行那样，沃尔特·克利福特以他的苦心著作，表达了热病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忧伤之感。
当太阳缓缓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时，懒散倦怠的微风也渐渐平息了。如同擦亮的银盘般巨大的圆月，在我们头顶上慢慢地移动着。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出不远处有个黑色物体，走近时发现是一匹骑兵的死马，赤裸的骑者躺在它旁边。他们都胀得几乎要爆炸了。马腿直挺挺地伸着，月光下，“睡熟”的骑者的皮肤竞同剖光的大理石一般闪现……我半惊恐地赶紧来到河岸边，聆听呜咽般泪泪的水声，此刻河水正带着它们令人心碎的故事急急地朝远处寂静的东方流去。哀痛的音乐甚至比远处的寂静更凄苦难捺。还有被污染了的空气，人们被迫脸朝河岸躺着以避开极度的毒气——它们正随着每一次呼吸透过衣服，塞满肺部。在这被死亡侵袭的土地上，哪怕你只是呆一会儿，也会永远难忘。让我们埋掉眼前的战士，重新组合起来，加快脚步，去追捕残杀我们的刽子手……
特里将军没有丝毫要去追赶那些印第安人的打算，只想知道他们要去向何方，所以命令走在一个骑兵连前头的爱德华·鲍尔上尉去探路。鲍尔顺着朝大比格奥山丛南迁的村落前行了大约12英里，路迹在此处分为两叉。两条分叉路前面的空中都冒着烟雾；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在撤退时点燃了大草原。鲍尔上尉朝东路折去，靠近河岸时，他发现了件出乎意料的事：一条朝北的大路，一直通向眼下被丢弃的营地场地。这说明卡斯特在玫瑰花苞探查到的许多路迹仅仅是通向汇集地的部分路迹。卡斯特手下的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被玫瑰花苞湾沿途大量路迹所困扰，而未对其它部分引起警戒。
瓦纳中尉也找到了一条没有标志的十分狭窄的小径，他认为卡斯特在把军团分开后就是沿着这条小径走的。沿途，瓦纳来到一个山坡，坡上到处散布着印第安人的符咒袋。真是个奇怪的巧合，据悉，战斗的前夜，“坐牛”过了这条河，爬上这座山坡。在那儿，他唱了100首歌，抽了烟，并为即将发生的事做了祈祷。他用许多鹿皮烟草袋装满烟草和柳树皮，然后把这些祭品绑在一根根棍子上，再把棍子插进土里。好似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就骑马顺着这条由“坐牛”安排好的神秘之路长驱直入。
卡斯特和他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可能是在6月28日被埋掉或掩藏起来的。麦克莱安德在日记中记述道，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掩埋尸体，帮助留在悬崖上的伤员下山，以及制作担架。
大约黄昏6点30分，他们动身前往小比格奥河口。但扛着担架穿行于崎岖的山道十分困难，半夜时分，他们才走了不到五英里路。高级军官开始想另一些办法。吉本建议制作木筏，因为沿岸有大量的干三角叶杨树枝。在选好制作木筏的木料后，便取消了扛担架的命令，大概是特里下的命令，因为当时只有他的职位比吉本高。接着，便用选好的幼树枝和棚屋杆做长方形框架。受伤的马匹都被击毙，马皮被剥了下来，割成条，成网格状绑在木头框架中间，上面再铺些毯子和袍子。
伤员中有个勇敢的军士叫迈克尔·麦登，他去河中取水时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没多久，彼得·汤普森军士也做了同样的冒险。他说，他吃惊地来到一个纹丝不动地坐在地上的人身边，“我好奇地想知道他是谁，便走近他，看见他拿着两只布满弹眼的水壶，一只手中端着枪，双眼紧盯着对岸的森林，观望敌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样坐的原因，他身边有一滩血，是从受重伤的大腿上流出来的，他已无法再向前移动了……”汤普森带着自己的小桶，继续朝小比格奥河跑去，迅速地跃过河岸，又踩着溅起的水；花爬上河岸。“我凭自己的本领避开乱飞的子弹”他告诉我们，尽管他没有说是怎样的本领。子弹嗖嗖地落入水中，而他和他的水桶因有神奇本领的保护而安然无恙。麦登军士记述说，“我以极大的兴趣”观看着这一切。
归途中，汤普森要给麦登喝水，但遭到拒绝，这使他极为诧异。他知道，人在大量失血后，会受到难以言表的干渴之苦。“勇敢地挺住！”他给麦登说了句打气的话后便继续上山了。你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小比格奥河边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血泊里的麦登最多不过是虚弱地作出感谢性的答复罢了；但汤普森说，麦登非常愉快地回答了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取到水而且幸免于难，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印第安人知道雷奥等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最终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的。事实确实是这样，取水人只有挨藏在河西岸的一排红种人优秀射手的枪子儿。可是实际上只有两次伤亡：M连的詹姆斯·特纳被杀；麦登受重伤。
当夜，威廉·纽金特也提了几把壶去取水，一到河边，他便把壶放下，低头猛喝起来，但立刻感到前额被猛击了一下。他抬手摸到了滑腻的鲜血，原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一把水壶的软木塞，软木塞飞起来后弹在他双目间的额头上，这是他同印第安人交战六年以来第一次受伤。
一个援救班把麦登背回山上。他大腿的骨头两处粉碎，波特医生决定给他截肢，但没有麻药。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都重复了同一个故事：麦登是靠喝威士忌抵御剧痛的。他们说，截肢时，麦登咂着嘴唇，要求医生再给自己喝口酒，并在术后看了那条被截去的伤腿。手术时，列兵威廉·怀特刚好在场，他认为没有发生什么动人的事情，“我帮着把伤员抬到一边，此人得截去一部分肉体。他十分苍白、虚弱，十分安静，但又十分严肃……没有任何喝过威士忌的迹象。”然而，麦登也确实谈及了此事，他是带着爱尔兰口音讲述的。当列兵戈登问他当时感觉如何时，他说。心情糟透了，他已同第七骑兵团驰骋了不少岁月。……我们的确也辉煌了那么一阵子，可现在，我成了个可怜人，成了个该死的缺腿丘八！”
麦登所受的折磨并未就此结束，1877年“局长办事处”的备忘录中记述道，当特里的车马来到“远西”号时，“驮着这截肢男子的担架的骡子跪倒了，伤员也滚落下来……”没有人知道那骡子怎么失了前蹄，所关切的只是那伤员“没有受伤”。
1909年麦登给沃特·坎普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一些其它的艰难的骑乘细节。当这匹骡子恭敬地下跪时，麦登砰地一声落在一棵仙人掌上，但不同于常人，他既没有昏厥，也没有死亡。这顽强不屈的残缺人开始咒骂起来。虽说，那时来能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但他感人的语言确实还是风行一时，据说，他的牢骚话是：“大量的生命之花依旧在发光、发热。”要是麦登被放置在印第安的马拉雪撬上，他就不会砰地一声被摔下来，或从担架上滚落出去，同样，其他在手抬或骡子驮载的担架上的伤员也就免去许多折磨，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效仿那些红皮肤人。至少，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想到过要那样做。一个马拉雪撬极易制作：两根棚屋杆交叉搭在印第安小矮种马的肩隆处或其腹肋的挽具上，再把野牛皮搭在两杆之间即可。许多印第安人告诉白人，躺在马拉雪撬上该有多么舒服，它们只是稍有一些轻轻的震动，但大都被长长的杆子缓解了。兰尔德·麦肯奇是一个比他大多数战友更富有洞察力的人，他于1890年记述道：马拉雪撬能发挥有益的效果，一方面因为它不颠簸，另一方面因为乘坐者的头部高于身子。这第一种说法必定是真实的，第二种说法则也许正确。
特里的人已见过成百上干的马拉雪撬，他们应该会仿做，可他们并未如此，理由也许是同样的。约翰·富兰克林的探险家们宁可饿死在Arcfic，也未去设想同未开化的人那样生活。所以，可怜的、该死的麦登砰地倒在仙人掌上，而且，除其余那些经过同样痛苦的人外，谁也无法体会他受了多大的折磨。
担架，不管是手抬还是骡子驮载，不但不稳定、不舒适，而且十分愚蠢、不讲效率。怀特说，首先，抬担架者不得不每隔50码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其次，抬担架的人数还得双倍增加。每个担架得由四个排轮流换抬。这样，“在那次行进中，700多名士兵中就有400多轮流地担负步行抬运伤员的任务。“怀特也许做了夸大，也许计算不准。克利福德上尉就自己当时所在职位对此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说，有21名骑兵不得不上了担架，其余伤员还可以骑马。这是说，纵队并不像怀特说的那么脆弱，不过，要是苏人或夏安的勇士们再次血洗这条峡谷的话，所有的“黄眼”白人士兵可能都会完蛋。
他们就这样以笨拙、不成体统的窘态挪到大比格奥一块源上，好一阵，无人能找到一条下塬的路，接着，他们在一条冲沟里点起数个火堆。一时间，整个纵队屈尊为中世纪式虚饰的人了。
“远西”号一切就绪，甲板上锅炉和船尾间成了医院。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鲜草，再盖上油布，形成一块巨大的垫子。6月30日日出之前，伤员被扶上船，没多久，“远西”号猛地犁开层层水浪向下游驶去。
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也被带上船，但未受到医药护理。对此，《阿里卡洛记事》做了简要报导，仿佛这是被预料到的。一个叫“鹅”的李人的一只手被子弹击伤，肿得像个葫芦，可人们却都熟视无睹。他在船上期间，没有一个穿蓝制服的查看他的伤势，也没有谁在这大垫子上给他留一席一位：“‘幼鹰’安置了‘鹅’，也不过是在靠船舱附近而已。
从战场到大比格奥的航程中，列兵科尔曼的日记做了最生动的叙述，描述了“这个令人伤感”的场景。
我们有一个“乌鸦”侦察员，他杀了七个苏人，还剥掉了他们的头皮。他五次受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船上便复愈了。他骑着马和大家一起走着，从未抱怨。另一件糟糕的事是K连的爱尔兰人蒙·麦登，他的腿受了枪伤，是我们在悬崖上为伤员找水时被击中的，虽然他躺在担架上，但还是掉下来两次，可他从未发过一句牢骚。我们30日凌晨两点到了船上，把伤员安置好，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也紧靠在一起安顿下来，拍打了襄毯后躺下入睡了，没管什么“坐牛”或他的嗜血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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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消息先于“远西”号传递开了。维斯塔尔说，在任何白人听到消息之前，一个叫“租船人”的印第安人到了站岩，带来了这场战斗的有关详情。站岩的印第安人拒绝谈及此事，但白人从他们的神态中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第七兵团的两个连曾驻扎在卑斯麦以南30英里处的赖斯堡，堡里的女人们实际上在7月5日便得到了一些暗示灾难的信息。她们有几个人聚集在德鲁迪奥的住处，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邮件到达时，每个得到丈夫来信的妇女都忙着查看邮戳是6月25日之前还是之后。不知道这些妇女选择德鲁迪奥房间的原因，也不知道她们因何而那样惊恐忧虑，但据说，7月5日，一个叫赖斯的军官从一个苏人那儿拿来六七支箭，那苏人说它们全是从卡斯行手下的士兵尸体上取下来的。箭支出处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消息确实从赖斯堡传到了卑斯麦，继而又传到《论坛》——该报纸一直在期待着马克·凯洛格的快讯，等着发表一条震惊世人的号外。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从“远西”号听到这一消息的。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船一到岸边，船员们便开始讲述整个事件。马什上尉匆匆赶往电报所，电报员J·M·卡纳翰立即发报，“发送电讯新闻，证实早已传播开的消息……”
一句话，这灾难性事件迅速地传播着，但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出处。
感谢穆吉斯·泰勒发狂的骑乘，他于7月3日抵达埃利斯堡。博兹曼《时报》和海伦娜《先驱》同时抢在《Trib》之前刊载了独家新闻。但印第安人更快，抢在了每个人前头。借助他们的“鹿皮鞋电报”——镜子、烟信号和送急信者——把这一消息通告他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亲友或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土人。住在林肯堡附近的这些人便在“远西”号抵达前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个“乌鸦”印第安人——“有角蟾蛛”和“小斑点公鸡”在船抵达前一周出现在林肯堡附近。他们描述了这场战斗，并说卡斯特开枪自杀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妻子们当中，伊丽莎白尖叫着冲出房间。戴维·汉弗莱·米勒说，部队当局封锁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而其他学者则对此事件毫不相信。
7月5日黄昏，在新闻抵达卑斯麦前两三个小时，林肯堡的一群妇女聚在卡斯特家唱圣歌；但“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歌声刚刚起头，就被因灾难而带来的伤感情绪压抑。她们本打算次日清晨乘“约瑟芬”号（此船是去给上游运送邮件的）去和丈夫们见面，并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还盼望着能和丈夫们在荒野里举行野炊。但6日清晨，“约瑟芬”号走了，把她们留在这儿，可妇女们好像宁愿前去了解这些灾难，也不愿呆在黄石河边打发这几天焦虑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团把真象通知了伊丽莎白。代表团成员包括威廉·麦卡斯凯上尉，格尔莱中尉，约翰逊·米德尔顿医生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助手的前往是为了预防伊丽莎白昏厥。他们从后门进了房间，伊丽莎白穿着晨衣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这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听到消息后，她要了件大衣，而且在陪同该代表团去通知其余阵亡战士的妻子时，她一直裹着那件大衣。
1927年伊丽莎白对一位采访者说：“没什么大惊小怪，我们是军人的妻子。我们这些女子们被以尽可能快的安排，送回家中。为保护我丈夫和他死去的人们的权益，‘北太平洋’号为我们提供了运输……”
除一个官方报道外，伊丽莎白再没有从作战部听到或得到一个字，格兰特总统也未以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这一惨痛事件，伊丽莎白为此而感到十分困恼。“罗斯福总统曾说，卡斯特的名字是闪耀在所有美国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听到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么评价他，知道伟大的人民都这样看待此事，是值得活下去的。”
据一位邻居说，伊丽莎白的家乡是在7月4日听到这一消息的。1938年她回忆道：“我正在楼上靠窗坐着，缝补衣裳。”
看见父亲朝这条街走来，他的大衣、外套、西服背心全敞着，帽子捏在手中，还挥着一张报纸——旧《论坛》，这是早晨11点左右。他走进屋，高声叫道：“明尼！明尼！”我并不叫明尼，但父亲常常这样称呼我。我飞快地跑下楼，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父亲站在那儿，面色如纸，手里的报纸抖动着。“卡斯特将军的特遣队全军覆没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想想吧，奥迪，卡尔洪将军，罗斯，汤姆，他们都死了！”巨大的沉默攫住了蒙罗。所有的钟开始鸣响，报告这一噩耗。教堂的钟声，消防站的钟声——小镇里一片钟鸣，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唯一能把人带入回忆的钟声。
在离小比格奥100英里的北怀俄明，库鲁克将军的印第安侦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获悉了有关这场战斗的情况——雷奥正为逃生而紧张地战斗着，狂怒的印第安女人正劈砍着卡斯特那五个连队的尸体。一直在营地徘徊的库鲁克停下来询问苏斯霍苏人和“乌鸦”人的同盟者。这些印第安人很喜欢库鲁克，也十分信任他，他曾在他们的“士兵棚屋”接受了他的斗士兄弟关系的成员资格，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兄弟关系。即便是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也狼崇敬他，据说，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从不说谎。
此刻，瞧着那些脸色阴沉的侦察员，他问出了什么事，但却未得到回答。他回到营地，叫来侦察员头目，再次询问出了什么事，依旧未得到回答。最后，他去恳求“士兵棚屋”，以兄弟会的名义恳求他们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后又要求得知详情，但侦察员头目既未拒绝、又未讲出更多情况，只是坚持说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战斗，士兵们全被打死了。库鲁克迷惑不解了，他从来不知道印第安人怎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来传递信息。数年之后，他告诉一个记者，他没有想到他们是用手镜，或是夜间的火焰信号来传递信息的。
1894年，在弗兰克“攫取者”格罗尔德的传记中讲了个稀奇的故事，解释了库鲁克的侦察员怎样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6月25日这天，当格罗尔德正在观望印第安人的信号时，突然看到了山岭上的烟信号，它们从小比格奥上空扩散到玫瑰花苞。在分析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匆匆返回营地，向一些军官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得到的却只是他们的嘲笑。传记没有提及格罗尔德和库鲁克的印第安侦察员谈论的事，但是如果大多数故事属实的话，他自然是要和他们讨论的。
不管怎么说，该传记记述道，格罗尔德决心去做一番调查。他跨上马鞍，朝信号发出处奔去。大约天黑时，他来到了玫瑰花苞边界处，发现卡斯特将军留下的那条小径。他顺着小道往前赶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穿过雷奥部队占领的那座山顶，但他并未看见他们。那天夜里，浓云密布，还落了几点小雨。在这条小径上，他的马不知因何吓得逡巡不前，他跳下马。“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开始摸索查看；突然，我的手触到了一颗被揭去头皮的人头上”。
他继续沿那条小径往前摸，根据他的马的习性，他推断出前面的黑暗中还有尸体。他骑马下了山，过了河，又朝西边阶地骑去，试图找到那些印第安人的去向。天破晓时，他看出他们是朝南部的大比格奥移动。他尾随着他们，追赶上一个赶着一群矮种马的老头。格罗尔德装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皮肤又非常黑，还讲苏人语。但这个有戒心的老头想知道他是谁。格罗尔德说自己一直叫“攫取者”，那老头大叫一声，三步两步地跑开去，还高叫着说士兵们追来了。格罗尔德扬鞭策马急驰而逃，印第安人追了他有40里，一直到了舌头河。第二天他才返回库里克的营地。
据说，这是他讲给他的传记作家乔·迪巴恩的故事。开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为什么格罗尔德认为自己像一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讲不通。他是一名有阅历的边民，一个职业侦察员，可他却径直从有三百人、数百头牲畜、被占据的山头穿过。这是说，一个人越是冥思苦想、编撰奇险怪遇，他的话就越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边巴恩可能调研了整个事件。一个“乌鸦”人代理处的雇员说，事件发生后好久，在格罗尔德和迪巴恩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在场，这个侦察员责备了由迪巴恩虚构的自传。
库鲁克忠实的智囊——副官伯克上尉简要地汇报说“弗兰克·格罗尔德曾对这个村庄作了一次旅行观察，以核实所汇报的烟雾的真实情况。但他的旅行并未证实这种有关烟雾信号的说法。”伯克未给出弗兰克旅行的时间。它应当是在6月25日，但多半是在两天之后。印第安人撤退时，故意在草地上点起了火。6月28日，印第安人离开小比格奥后，特里将军也把他们丢下的废墟点火烧了。
许多疑点就围绕着格罗尔德产生了，这自然使他成为他的朦胧梦中的一个杰出的小角色。他说，他出生在南太平洋地区，父亲是位神父，母亲是波利尼亚人，叫市希娜，是帕马莫士岛高级首领的女儿；他说，1852年，那个家迁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在那儿，他被送给了普拉蒂夫妇，这对夫妇后来又搬到了犹他，于是他便来到了美国西北部。
已多少查明，一天，一个皮肤黝黑、打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的人，称自己为弗兰克·格罗尔德。他骑马来到“红云”的代理处，说自己曾一直在苏人区住了几年，对他们了如指掌。不容怀疑，他确实了解他们。
至于他的家世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双亲一个是黑人，一个是印第安人，他本人出生在密苏里上游。一个名叫乔治·“畸形足”博伊特的蒙大拿人对所有关于格罗尔德的传说嗤之以鼻。博伊特说，这个异乎寻常的“三明治岛国人”只不过是一名变节背叛的盗马贼。博伊特说，他偷了政府的几匹马，把他们赶到格勒斯·万尼特里人营地，并在那儿过了冬。此后，他又偷了格勒斯·万尼特里人几匹矮种马，去同艾斯尼布英人住在一起。最后，他加入了安克帕帕，在那儿他拼命讨好“坐牛”。“畸形足”说，格罗尔德不能被政府雇作可靠的侦察员，相反，他倒该被绞死。
经过大量调查（包括有关智利圣贝尔纳多城历史的秘密文件；摩门教信徒的期刊《西部的悸动》的第八卷；以及1790年新汉普郡的《联邦人口普查》），约翰·格雷博士得出结论，事实上，那个格罗尔德先生正如他自己所称：半美国佬、半波利尼亚人。
格雷博士给摩门教徒历史协会写信咨询，复信寄来一个摩门年表札录，揭示了埃尔德·本杰明·格罗尔德曾被“派出”到“南海”从事传教工作，并与一个名叫南希娜的当地女子结了婚。而犹他大学一位历史副教授的复信则附有阿迪生·普拉蒂夫人的日记。那个女人也去了“南海”，并于1850年遇见了埃尔德·格罗尔德，南希娜和他们一周岁的儿子弗兰克。两年后，显然是传教团被驱散之后，埃尔德·格罗尔德便把自己半本地的儿子交给那个女人扶养。普拉蒂夫妇乘船到了加利福尼亚，继而又转至圣·伯纳迪恩。他们就一直呆在那里，直至1858年被04回犹他。七年后，弗兰克送养母到盐湖城去拜访摩门教领袖杨格。但在快到目的地时，弗兰克却失踪了。普拉蒂夫人在1873年的日记中说，她“渴望知道我可怜的儿子的命运，他丢下我，独自一人去蒙大拿当司机……”
种种信息使格雷博士认为，神秘的格罗尔德必定讲述了实情，否则，他便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洞察一切的超人了。
不管他双亲的身份如何，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委派为达科他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
“攫取者”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家名、爱称，但由此也产生了他的苏人名字“站熊”。1869年元月，他在霍尔堡至佩克堡当信差时，被印第安人逮住。当时，纷纷扬扬的雪花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感到有人从后背拦击了他，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攫取者”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体重230磅。当时他身穿沉重的鹿皮大衣，戴着拳击手套，打着里腿，脚登鹿皮鞋，印第安人在和他搏斗时，认为他像一头后腿直立用前臂搂抱人的熊。
同“攫取者”搏斗的印第安人至少有六七名，所以尽管他竭尽全力搏斗，也没能支持多久。他们把他捆绑起来。“攫取者”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死亡，但那伙人的首领刚好是“坐牛”，他决定留下该犯的性命。“坐牛”后来收留了他，大概想通过这一姿态抬高这个巫人的威望。要么，就是由于格罗尔德的肤色。苏人认为他是个被他们从白人那儿反捉回来的印第安人。像是一坐牛”要来管束格罗尔德，甚至帮他复还他本民族的语言，据说，虽然他给穿蓝衣服的人当向导反对印第安人，“坐牛”的侄子用提醒他是印第安人来感化他，并坚持认为他是印第安人。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他们后来所做的事就变得难以解释了。因为一个黑白混血儿——“葡萄汁”伊瑟·道尔曼就因为被苏人看作叛徒，而遭到极其残酷的对待。
事后至今，迪，巴恩的编造物简直难以被拆开了，因为它可能就是格罗尔德自己编造物的异体。那次夜间走访卡斯特屠杀处的事只是个欺诈人的把戏，但谁知道是哪个人编造出来的？
格罗尔德关于烟雾信号的故事，似乎是有可能的，只是可能性不大而已，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究竟是在向谁发信号呢？要知道他们的营帐都是紧连在一起的呀！但不管怎么说，他有可能看到了小比格奥上空的一柱青烟。
不知什么缘故，库鲁克的侦察兵们确实知道，在几小时内在那儿发生过一场战斗，这一点不用怀疑，而且从他们阴沉的脸色中也可看出，他们明白自己的人吃了败仗。
不知道具体情况使库鲁克紧张起来，7月1日，他在少数人陪同下，骑马登上大比格奥高处，向四处观望，伯克也一同前往。可是即便是在高倍望远镜下，他们也很难看出一点儿军队的迹象。
7月6日，库鲁克更加不安起来，他命令格罗尔德和巴普蒂斯蒂“大蝙蝠”去尽力打探一下。在离开营地后的一天，两人发现了大批苏人，于是极其迅速地返回营地。
库鲁克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到附近去打猎钓鱼。7月10日，他正在打麋，本·阿诺德从范特尔曼堡赶来，带来了不祥的消息。据记者弗尼尔蒂说，这位将军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沉思”。
安森·迈尔斯上尉说，大约6月30号（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实际日期应为7月12号），他在鹅湾南部指挥一个警戒部队，就在太阳升起时，突然看见三个骑者飞速而来，起先他还把他们误认为是印第安人，可那却是三个骑骡子的白人：列宾·詹姆斯·贝尔，威廉·伊文斯，第七步兵团E连的本杰明·斯图尔特。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里都缝着特里的信，其中一人的手中还有一封快信。迈尔斯说他们把信交给他，他又把信给了罗亚尔少校，因为库鲁克再次出去打猎，所以由罗亚尔暂时代理指挥。迈尔斯说，信文内容使得“集合起来的军官们都惊恐万状”。罗亚尔少校命令迈尔斯把信交给库鲁克：迈尔斯在18英里外的山坡上找到库鲁克，“他的骡子上驮着麋鹿，鹿和长角羊”。
所以，这位将军好似一点一点地把蒙大拿的事串接起来，难怪他一直不断地沉思。他已舒舒服服地在鹅湾扎营二十多天了。本·阿诺德称他为“犯罪的迟钝”。
如同脸上突然挨了重重一记耳掴似的，吓人的灾难消息使斯图尔吉斯受到猛烈的一震。当时，他被安排负责车马运输补给服务工作，当这一消息先传到他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时，他的狂怒并不亚于悲痛。他把卡斯特看作是一次抢劫的主射手，罪有应得。他从未与这位行为乖僻的下级和睦相处过，所以，为了处理好这龉龃的关系，他们的直接上司谢立丹不得不给斯图尔吉斯安排了张桌子，从而使卡斯特能无束缚地走上战场。那也是卡斯特求之不得的事。人们也许以为年过54岁的斯图尔吉斯对追索野蛮的印第安人并无太大欲望，这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他对上司这一羞辱人的安排极为愤恨。
互有恶感与不相容并不能解释这位上校对噩耗的刻毒态度，更重要的是，特里的人找到了一件浸透鲜血的衬衣，那是该军团最年轻的军官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的，而他就是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儿子。杰克是西点军校一年级学生，他申请、并被获准留在父亲的兵团。
大多数学者认为，杰克的尸体未被找到。虽然有人说，他的姐姐埃拉（她痛打了雷奥少校）为了辨认他的尸体亲自去了小比格奥。美国信号兵档案中存放着一张照片，在一堆圆锥形的石头堆旁立着粗糙的木板，上面写着：
第七骑兵兵团
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
1876年
显然，这像片暗示了杰克的尸体被识别出来，但这堆石头和这块有标记的木板是在战斗结束五年之后，他母亲来到这个战场时，才被草草堆砌、匆匆书写的。人们原先并未告诉她儿子的尸体失踪，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她。当她返回东部后，这石堆就被拆散了，木板也可能被扔在一边或烧掉了。
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心情平静下来后，发表了一篇十分有节制的评述，说卡斯特常常撰写有关印第安战争的著作，读了这些著作的人自然料定他是个阅历颇深的要人，但事实上，“他的经验超越了限度，他被印第安人的战斗所欺骗，从而牺牲了数百人宝贵的生命，这将使那些拜读过他大作的人感到震惊——当然，不包括熟识他，并了解他的怪痹特性的人们。”事实虽然如此，但这种评论也太专横霸道。斯图尔吉斯自己对印第安人也不过略知一点，此外，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他本人并未留下什么出众的记录。南北战争时他在南山、安蒂亚姆和弗雷德里克都表现得极为勇敢，但在布赖斯的十字路口，却被南方支持者的内森姆·贝德福德。福雷斯特截击，丢掉了供给车队，并使他的18门大炮有16门变成了碎片——尽管他指挥的军队士兵人数是截击者的二倍多。为此，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研了这一惨案，虽然没有惩戒他，但他作为战地指挥的日子结束了。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圣·路易斯过起了舒适的生活。同时，在受他蔑视的金发对象去追猎苏人之际，他在“等待命令”。
1876年，当卡斯特全军遇难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各处的反应和今日接到同类震惊消息的反应没什么两样。震惊，转而怀疑，愤怒，随之是巴结的复仇欲望。战后数年，艺术家德考斯特·史密斯评述道，在阻止矿工们漫游一事中，“坐牛”的人民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则是错误的，是政府撕毁了条约，而不是苏人！可是，黑山里有金子，北太平洋公路必须修建起来，野蛮人不应在文明人的世界里挡道。“这是有关得失的陈腐争论；最简单的办法是停止无聊的讨价还价。‘野蛮主义’以及后来的‘狂热主义’，都是‘文明’的传统仇敌，这是为适应19世纪可恶的战争需要，从参加保护利益者嘴里发出的讨伐宣言。”
志愿者们如同三月的雏菊突然涌现出来。
盐湖城答应志愿出兵1200名。
苏人城通知华盛顿，10天内可筹备好10000名复仇者。
遥远的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志愿者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伊利诺州的斯潘里德费尔德，谢尔曼·库尔兹宣称了他们高度的警惕性，坚定的意志和杀敌的才干。
德克萨斯城中，士兵们也早已武装到牙齿：杀死红皮肤的人！这是上帝的意愿！葛威斯顿《每日新闻》恳请给德克萨斯苏人一次痛击，“还要在许多月亮从天空越过之夜，让那些印第安人的棚屋惊恐万状，居丧忘痛”。
《达拉斯每日论坛》呼吁道：“复仇者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杀死大批印第安人！”
《奥斯河每日州报》发出怒吼：“德克萨斯值得为歼灭印第安人而骄傲……”
卡斯特并非是被多苦的南部喜爱的人物，自然也不是德克萨斯人崇拜的英雄，然而，他是美国人，更重要的一点：他是白人！
理查蒙德·惠格（Rrchmond Whig）空嚷道：“并非只有北部为这位勇敢的战士哀惜，他属于所有撒克逊民族；他带领着他勇敢的龙骑兵进入了伏击圈的最密集处，他的生命之光也就在那儿熄灭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充满生气、忠诚的骑士精神，这精神不但不会泯灭，而且将证明我们伟大、光荣、骄傲的民族永垂不朽！”
就像一群猫撞上一把铁锹一样，聪明的头脑变糊涂了，一个又一个州陷入了全国性的悲哀之中。阿肯色的史密斯堡，《论坛》首先厉声呼喊出复仇者的欲望，数千名反抗者将响应任何召唤。田纳西对月当歌，信誓旦旦。令人敬畏的一马当先的应答者是：杰克森·古阿兹，查克索·古阿兹，前南方联邦支持者爱尔兰志愿者们，和一个未特别说明的黑人连。前反判者，密苏里的谢尔比将军给尤里西斯·格兰特打电报，请求允许征募1000名印第安战士。亚特兰大的格利布雷·李福尔斯渴望去复仇。
各报纸的编辑们都在赶印激烈的犀讨文。芝加哥的W·H·迪先生致信《论坛》：“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并未触犯他人权益的无辜文明人被杀，就该让100个红种野蛮人尝尝脖子上套绞索的滋味……”
在阵亡英雄们的出生地——俄亥俄的纽·雷里，一群男学童起誓——“每个男孩都把右手举起Mc Guffey First Reader——看见“坐牛”就杀。
9或10年后，巴弗罗·比尔把一名曾发誓要献身的复仇者威廉·马克利介绍给“狂暴的西部”展览名星——“坐牛”，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场面，但“坐牛”喜欢握手，所以，你可合情合理地推测出，马克利先生又怎样圆满地结束了他少年时代的誓言。
然而，你也可以听到反思的声音，可以从这些写信人、志愿者和穿灯笼裤的中学生中听到少数人们的反思，但不多。此刻还不是施仁慈观念的时刻，然而，因为总是有不平凡的极少数，所以总是有反思。
在噩耗公开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也许是卡斯特死后的半个月，芝加哥的D·J·巴利尔牧师在布道台上发问——究竟谁是这残酷事件的责任承担者？他说：“从开始起，我们同印第安人交往的历史就是欺骗，假誓，说大话，并作不公正的记载。我们签署了条约，以上帝的名义庄严地约束我们的誓约，却又打算只要我们认为合适，就可以随时易如反掌地将它们统统抛之九霄云外。”
伦敦《时代》评论道，对美国人来说，这场灾难更应当是侮辱，而不是伤害。它预言，印第安人会被斩尽杀绝，或被驱赶到更偏远、更荒芜的居留地去。“美国政府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处理既不仁慈、也不明智……”
如同《时代》的明智预言，一种生存的方式正在终结。军队又进行了重新部署，谢立丹将军给库鲁克瘫软无力的部队又增派了10个连的兵力，并由韦斯利·梅里特将军指挥。于是，这些怀恨在心的白人士兵再次出发，去寻找顽固抵抗他们的土著人的踪迹。要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并不很难，因为他们已放火烧了大比格奥的森林。伯克说，夜里，那熊熊的森林之火十分壮观而美丽，给山脉丘岭的轮廓镀上了一层“窗花格似的金色”。
此刻，库鲁克的意思是沿玫瑰花苞湾朝东北方向挺进，而特里将军和吉本则从黄石河出发，在他两翼并行。他认为即便那帮印第安人现在不在玫瑰花苞湾，不久他们也会被赶到那儿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将像灰熊猛击蹲鱼那样突袭印第安人。这一次，应当是万无一失了。
特里将军率领1600名士兵朝南开去。
由犹他和苏斯霍侦察员作向导，库鲁克率2000名士兵从北边出发。在白人向导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巴弗罗·比尔，他已结束了他在费城西尼尔展览会上的展览，告诉观众说他要去真正的西部尽职。
一种不可言喻的热切、激动之情洋溢在库鲁克的骑兵中。曾在海斯堡驻扎过的第五骑兵连的中士约翰·鲍威尔斯，就这场战役给埃利斯镇的《星》去信作了介绍，想使仍在堪萨斯的同伴们获益。他说，加入库鲁克的部队后，他们得到了够15天用的装备，“相信这一切吧，我们会直捣“坐牛”先生的营地，并要毫无保留地把他们消灭干净”。
于是，由库鲁克统领，由梅里特指挥骑兵，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动身了。
鲍威尔斯记述道，他们离开营地时，打算以烤苏人为晚餐。“但在昏暗的尘土中行进了30英里之后，我们在玫瑰花苞湾，也就是离库鲁克9月时的最后扎营地六英里处扎营，所以我们的晚餐只好用烤咸肉来代替了”。
他们看见许多达科他人的墓葬，有些已经十分古旧了，但这对苏斯霍人和犹他人侦察员来说并无什么区别，他们用长矛刺戳那些尸体，偶尔还用斧头、箭或镀了镍的左轮手枪打它们，直至骨架散落、分离。但那些苏斯霍人拒绝碰其中一具尸体，认为它有邪气。犹他人约翰曾多次接受摩门教徒的洗礼，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伯克还附带说明，说约翰以杀死自己的祖母并喝了她的血而赢得声望。除库鲁克外，犹他人约翰不屑跟任何白人谈及这次远征的问题，他总是说：“嘿；库鲁克，你觉得怎么样？你认为该死的‘狂马’和‘坐牛’现在在哪儿呢，库鲁克”？
犹他人约翰也不会被一架古苏人尸骨吓住，他打掉那架有邪气的骨架后，从里面跳出16只田鼠。
部队继续警惕地向前行进，因为从库鲁克将军到每个人此刻都对“坐牛”和“狂马”不敢轻视。
过了一会儿，侦察员们报告说，有一行印第安人爬上玫瑰花苞湾峡谷，在他们后边还有一队白帆布车辆纵队，这必定是特里的人马了。于是，库鲁克的印第安士兵准备欢迎这支盟军。他们把泥土抹在脸上，戴起无檐战帽，神气活现地骑马来回转着，摇晃着长矛和来复枪。但这些表示友谊的显示却惊吓了走在前头的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把库鲁克的苏斯霍人和犹他人当成了苏人，立刻掉头跑开了。巴弗罗‘比尔忙晃动着帽子策马追了上去。
李福吉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他们以特里的眼光所看到的一切。他的“乌鸦”人侦察员走在纵队最前列，在看到南边出现了飞扬的尘烟后，他们便带回了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来了的消息，部队立即散开，一个胖胖的新闻记者急急赶来，勇敢地在前排转着，挥动着一杆来复枪宣称道：“小伙子们，我马上就要同你们参加这场战斗了！”但李福吉认为此人的宣告并没有增加特里的士兵的信心。
瞧，两头灰熊的爪子相合为一了，只是没有鳟鱼。
没有谁能说出苏人的意向。库鲁克将军和特里坐在一条帆’布上，喝着咖啡，讨论着下一步行动。
伯克把特里描述成一位最和蔼可亲迷人的男子；他看上去像个学者，长着一双慈祥的蓝眼睛；一张文雅的面孔，经太阳的炙晒，多年的风吹雨淋而变成古铜色，有点像旧式《圣经》的羊皮封皮色。伯克说，全军都为特里将军而骄傲，但很清楚，伯克本人认为库鲁克将军是最重要的指挥官，只有谢立丹和格兰特才能与之等同。
苏人早已朝东北方向逃跑了，所有踪迹都是朝着那个方向！两支汇合的军队便穿过舌头湾去追赶他们。在那儿，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踪迹分为三路：一路去了河上游，一路则朝下游而去，而主要一路仍旧朝向东部的粉河。这儿还有两具探矿人的骷髅，他们显然是被抓获后活活烤死的。这儿也是响尾蛇的汇聚地。苏斯霍人拼命地用长矛袭击它们并高声叫道：“Gottammee you！Gott tammee you！”
两支军队沿着这条主道朝东向粉河行进，然后又折向北，朝黄石河和他们漂浮在水上的供给站“远西号”开去。李福吉、科迪和一个叫“牛角”的拜奥克侦察员骑马走在前头。尽管一路上能见到许多足迹，但却找不到一个印第安人。当骑手们来到黄石河岸边时，看见地上“有一片黄灿灿的东西”，后来他们确认这些是数千蒲耳玉米。这些玉米是装在袋子里运往河上游的，卸船后放在这儿，没有人看管。经过这里的印第安人肯定也被弄迷惑了，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拒绝礼物，于是他们就倒出玉米，拿走袋子，继续赶路了。
库鲁克和特里在粉河口扎营，并分发了供给，制定了攻击计划。特里将去追赶越过黄河北岸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库鲁克则仍顺朝东的主路追寻，因为大队的苏人可能正在向黑山行进，在那儿将有相当多的探矿者会被揭掉头皮。
库鲁克的犹他人和苏霍斯人认为，在苏人领土的心脏地带追击他们不但无益，反而会很危险，于是他们就离队而去。特里的“乌鸦”人没有逃跑，但他们也渐渐变得焦虑不安起来。李福吉说，他们被获准返回代理处去。
8月末，纵队分开了。
特里和吉本由巴弗罗·比尔陪同转而朝东方向挺进。巴弗罗好像是以五个李人作代价交换回来的，部队中有人认为这并不是个得益的交易。许多年后有人回忆说：“他加入我们队伍时的穿着与打扮完全一派电影中侦察员的模样：一身奶油色鹿皮套装，上面镶满了珠子和流苏，一条华丽的丝披肩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然后披在肩头，还戴着顶质地精良的大宽檐帽，箍带上端扎着三四根鹰羽”。
吉本高兴地接受了他，但对他印象不深。后来，吉本又把巴弗罗转派给布拉德利中尉，此人曾负责平民侦察员事务。
布拉德利说：“你得小心你的衣服。同我们在一起会把它们弄湿、弄脏的”。
至于巴弗罗·比尔是怎样作答的，布拉德利就不得而知了。
分派给巴弗罗的第一项任务是领两个新入伍的士兵做一次侦察旅行。他们带着自己的坐骑上了一艘汽船，船沿河岸慢慢消失在视野之外。两天后，他们乘另一艘船回来了。这位出色的侦察员和演出者说他们到那个地区搜寻印第安人去了，而那两名新入伍的士兵则私下里说，他们不过是奉他的命令登上下游几英里外的一个小岛，在那儿的灌木丛中呆了两天。
就像威尔德·比尔·希科克，巴克斯基·弗兰克·莱斯利，罗戴·乔·洛尔以及其他一些边疆人物那样，巴弗罗·比尔好像是一个悲剧演员与谋杀者。在同库鲁克的部队会合之前，他为梅里特将军工作。7月17日，他杀了一个名叫“黄毛”（常被误称为“黄手”）的夏安副首领。在那些日子里，他还因为由加里·库珀做神奇的六响枪手替身而在美国家喻户晓。不过在那出英雄的戏剧中，加利·库珀扮演的是威尔德·比尔，不是巴弗罗·比尔，大概是制片室的什么人把两个剧本混淆了，而且又没人知道它们间的差异。
不管好莱坞发生了什么事，在真实的西部现实生活中，在“红云”代理处上游，30余名夏安人遭到梅里特第15骑兵团400名骑兵的袭击。随同辎重车队的一个通讯兵亲眼看到了这场击战，他说，当比尔认为在一座小山后选好了一个很有利的地势之后，便朝一匹夏安人的矮种马射击，然后骑马朝那个落马的印第安人跑去，“迅速杀了他，并揭下他的头皮”。之后，巴弗罗·比尔举起垂着的头发给大家看，宣布说那是为卡斯特而揭下的第一张头皮。当时，巴弗罗雅致地穿着一身黑天鹅绒衣服，佩戴着银色的装饰物和一条红腰带。后来，他把“黄毛”之死也一并安排到他的演出中，并成为一出极其轰动的表演。
除了这位不寻常的侦察员的贡献外，特里将军没有多少幸运的机会使黄石河北岸的红种人惊慌失措。
坚韧不拔地循着大量足迹朝东追击的库鲁克将军的运气则更糟。他喜欢轻装上阵，不愿受辎重的拖累，这是使他在整个西部抗击印第安人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可这次，他甩掉的东西似乎太多了。部队的给养耗尽了，士兵们开始吃马肉；天也下起雨来，而这连阴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士兵们全被浇得透湿，心情也郁闷、烦躁。伯克说，这支2000人的纵队已明显地情绪低落了。打一月前从“鹅湾”出发至今，他们一直没能换衣服。此刻，他们从头到脚沾满泥土，雨好像永远、永远也不会停。他们最好的晚餐便是嚼老弩马的肉。
库鲁克继续向前行进。
二等兵阿尔弗雷德·迈克马金给《星》写信说：“远征至此，除了灾难和耗民财力外，一无所获。为了掩盖晦涩难言的被‘坐牛’神出鬼没的挫败以及迫击印第安人一无所获的事实，我们这位将军构想出一种聪明的战斗方式——忽此忽彼，四处出击……”
印第安人的踪迹又折向南而去，不会有错，准是朝黑山去了。库鲁克追随而去。
9月7日，安森·米尔斯上尉奉命出去寻找口粮，他带了50头骡子和50名赶骡人，并由150名挑选出的骑兵护送。库鲁克批准米尔斯把他们抵达的第一个镇子——枯木或其它任何新拓区能买到的东西全买来。
两天后，一名信使返回营地，报告说米尔斯袭击了细山岭附近的一个村子。
库鲁克匆匆赶到时，发现米尔斯已控制了村子。一些印第安人被杀死，其余的则逃往各处。他们缴获了藏贮的“几吨”干肉，大量弹药和其它一些供给物——大部分落入红种人的东西，又复还到白人手中了。其中还有一些令人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一面骑兵团队旗（“差不多是新的，刚从旗杆上撕下不久”），一件军官大衣，一件残缺的短外套，默尔斯·基厄菲的一只手套，麦克莱兰的马鞍，以及数匹打有第七骑兵团印记的马匹。
库鲁克赶到时，战斗还没有结束。一些数量不明的印第安人撤到一条被浓密的黄杨接骨木树覆盖的冲沟里。翻译人员朝他们爬过去，终于劝说使那些印第安妇女投降。库鲁克又让她们去叫斗士们投降，答应不会害死他们。冲沟终于空了，从里面走出的人中有一个受重伤的首领，他的腹部中了一颗大铅弹，内脏从伤口处向外溢出。他用手兜着它们走到营火边，为自己找了个坐处。在场的库鲁克的人都认为他就是“美国马”。但1930年“矮野牛”和翻译告诉埃林奥·欣曼说，这位腹部中弹的人是“铁羽毛”。他们坚持说，“美国马”并没有被捉住。不管这人是谁，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堆旁，嘴里咬着一根树枝。
伯克副官接着又记述了晚餐：大块矮种马肉，野牛舌头，浆果；此外还有苏人配制的食品；樱桃与李子浸润的牛肉干，既有营养又十分美味可口，“同我们的堂兄弟们共进李子布丁”。“那天夜里，在蒙蒙的细雨中，‘美国马’的灵魂飞天了……”这也许是个事故，但这受伤的俘虏所做出的一切确实使伯克感到吃惊。
伯克记述的这个苏人首领的死亡与麦克利库迪医生9月9日的战地日记大相径庭：“我作了手术，试图使他的肠子复归原位。但他还是于下午4点半死了。”那天，天阴得乌漆墨黑，几乎和黑夜没两样。
暂且不去考虑时间，不考虑此人的身份，仅是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就足以令人钦佩，可在印第人中，这却并不为奇。在场的大多数白人在一阵愕然之后，都认定，这个土著人的生理结构是独特的。人们可能认定已在边疆地区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道奇上校会对此有更锐敏的洞察力：“一个印第安人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其神经系统过于迟钝，以至于应把他归类于残忍的畜牲而不是人类。”道奇说，一粒子弹的痛击通常会使白人的许多神经和肌肉麻痹，瘫痪，所以，不管子弹击中白人的哪个部位，他都会倒下；而对红种人来说，则必须击中他的脑袋，他的心脏或脊柱。“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印第安人，在两颗子弹从离他脊椎一两英寸的地方穿过后，带伤逃跑了。对他的唯一影响，只是他不再飞跑而改为快走罢了”。
斐洛·克拉克上尉记述道，在卡斯特战役中，只有少数印第安人被杀，这一事实也应“归究于印第安人具有神奇的防护自己的官能。只有其头、心脏或后背被击穿，他才会死亡。我就见过许多印第安人在身体各部被各种方式击伤后仍能极其健康地生活下去。事实使我信服，所有动物首先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曾在玫瑰花苞和库鲁克在一起的苏奈尔蒂说，他们在一个水流平缓的河湾附近的树荫下建起了一所医院，外科医生从未虚度时光。多数士兵也都以坚韧的毅力忍受了治疗的痛苦，但他们还是在手术刀或探头触碰到神经时发出哼叫声，“而印第安的受伤者（一些重伤者）则丝毫没有一点感情表露，手术倒反映出他们民族的残忍的迟钝性”。
乔治·卡特林参加了一个爱旦人的礼仪，十分类似拜太阳舞，一些勇士的器官被用钩子钩吊。他们几个人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脸招呼着。乔治写道：“我观看了整个可怖的过程，就在我听见刀子刺穿他们肌肉的哧哧声，感觉到难以控制的泪水从我面颊上滑落时，我所看见的却是他们一双双朝我微笑的眼睛。”
一个叫柯克斯的先生观看了弗兰西德人折磨一个“黑脚”人的过程。那个“黑脚”人对他们残忍的折磨方式不但泰然处之，还奚落他的捕获者，并教给他们折磨他的绝招，说他们根本就不懂怎样使他痛苦。当那些人一次一个地断掉他的指头关节时，他对一个独眼弗兰西德人说：“是我的箭使你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那个愤怒的弗兰西德人就用刀剜下这个“黑脚”人的一只眼睛，而且把他的鼻子也割去一半。”“黑脚”人又对另一个人叫骂道：“我杀了你的兄弟，还剥掉了你傻瓜老爹的头皮。”被叫骂的弗兰西德人便走上前剥下他的头皮，并想要杀死他，这时，他们的首领阻止了他。柯克斯说：“那个被揭掉头皮，切掉鼻子，眼窝冒血的人其时已成了个恐怖的东西，但他仍未改变他的挑战”。接着，这位难以制服的“黑脚”又转向那位首领：“是我，在去年秋天使你妻子成了犯人，我们挖掉她的双眼，扯断她的舌头，把她当狗看待。我们的40名斗士……”就在这时，弗兰西德人的首领刺穿了他的心脏。
在袭击俄克拉荷马“黑水壶”村庄时，许多儿童遭到卡斯特骑兵的枪击。战斗结束后四五天，一些幸存者被送到补给站营地接受治疗。丹尼尔·凯姆简直被一个现象惊呆了——没有一个孩子因疼痛而发出一丁点声音，“然而，他们因忍受伤痛而扭曲的面孔，狂怒的目光，充分表达了他们忍受肌体极度痛苦的钢强意志”。在探测、清理伤口疼痛的手术中，这些幼小的受苦者把小手放在头顶，紧闭双眼，不哼一声顺从地忍受着。一个小姑娘的左肋有个子弹洞，但她仍像个健康孩子似地安静地坐着。
所有这些应当是超人的刚勇，而非道奇上校提出的迟钝的神经系统。事实上，它们大概是训练的结果。这些居住在荒野中的人不得不在人生的初期就得学会去适应这种生活的常识：绝对沉默，显而易见的冷漠，不管受到怎样的伤害，都不过是生与死的区别而已。
站岩的苏人代理人詹姆斯·麦克劳林把这些传奇的禁欲主义者解释为畏缩，或一种秘密情欲。一个印第安人对所受的折磨或创伤的极度痛苦不哼一声，不是他不在乎，也不是要人们这么看待他，仅仅是因为他太多地关注个人尊严而不能流露其情感罢了。
亨利·戴维·索罗在早些时候也对这种能控制自己躯体的现象作过沉思，他说，在用火刑柱烧死异教徒的印第安人时，耶稣会神父发现自己反倒会“十分畏缩不前”，于是那些不幸的受刑者便建议采用新的方式对他们加以惩罚，“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屈服于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所以有时候也就不屈服于耶稣会神父提供的任何安慰……”
自从小比格奥之后，细山岭是第一次胜利，或者说是一次报复行动。但它不是一次辉煌的战迹，也不是特别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不是吸引人的行动。1812年时日的军容装品此刻都已不复存在了，那是金色肩章，轻骑兵的头盔，鲜艳的腰带，特洛伊人的羽饰。在印第安人战争时期，若能形象化地描述一支美国部队的话，那就是由于他们某些方面的粗野与服装拖沓不洁。库鲁克自己就是一则很好的实例。查理·金上尉对他的描述是：“这个完全不修边幅，瞧上去确实寒耸的人，穿一件浅蓝色列兵大衣，一双破旧的列兵靴子，站在齐踝深的泥水地里……当伸出手打招呼时，雨水从他那磨破了的旧式白色宽毡帽檐流下来，随后又顺着他未修整的胡子向下淌着，印第安人式样，第一流的印第安人……”听起来，伯克的最大魅力也不过是他那件古式猎装了，“裤子没法形容，一顶草帽没有带子或捆绑物，帽檐边已成锯齿状，帽顶也不见了”。
为卡斯特将军复仇的第一次战役的结局是：占领了细山岭弯37间棚屋。据估计，在印第安人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每杀死一个红种人大约要花费100万元的代价。
1876年10月，谢立丹将军解散了这支远征军，但那些土著·人还是没有呆在政府要他们果的地方，很多人离开了指定给他们的居留地。因此，又筹划了一场新的战役，要去袭击、捕捉、粉碎那些不服管制的反对者。
在朔风寒雪袭卷加拿大之际，粉河远征队进入战斗准备之中。这次远征主要是在库鲁克的坚决主张下进行的。军队由各代理处召集来的苏人和夏安人的侦察员带路，库鲁克不但要求他们前去追踪他们那不驯服的同族，还让他们从心理上增强和蓝制服白人士兵间的联盟。跟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其他红种人侦察员：阿拉帕霍人，苏斯霍人，拜奥克人，帕尼人，一个犹他人，一个尼兹·帕李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