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苏人传染了天花。
3．苏人偷盗了大量钉铁掌的马——他们第一次看见这种马。
4．苏人从“乌鸦”人那里偷盗了一些“有蓬松鬃毛的马”。
5．苏人举办了一个重大的“烟袋舞会”，接着前去参加战斗。
6．“乌鸦”人杀了8名苏人。
7．一名阿利卡列人在射鹰时，被一名苏人杀死。
一场场战争，一个个盗马贼．一次又一次突然降临的灾祸，杀死李人的苏人自己又被李人杀死。他们的1870年就是在这些单调的记事中结束的。
道奇获悉，1877年，史密森纳发表了一本有《冬日记数》译文的小册子。为了得到点什么新东西，他索取了一本，但使他恼火的是小册于就是那本记数日历。后来，他听说一个苏人首领曾经许诺为一位美国医生复制一份《冬日记数》，于是，道奇给这位医生去了信，医生送了他本，但还是那份相同的老记事。他不止一次地听说了《冬日记数》，并为索取它而精疲力竭。尽管它是同一份图表，他认为，这份记事必定奇特：“……这独一无二的精心杰作，成为这些平原印第安人从未作过的年历。”他痛苦地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因为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中，没有一个能弄懂它。他未能找出一个能译出雕刻文字意义的印第安人来。确实，他们无人听说过他这个“年历”。尽管他做了仔细解释。但无人能理解。他认定，这份螺旋式雕刻文记事由极少数人制作，并谨慎地保护了它，它必定有特殊意义，而对其余印第安人来说，《冬日记数》只不过是个无意义的符号集。
很难理解。所问及的这些印第安人可能一直佯装糊涂，而实际上确实有另外的“年历”，也可能被解释，少数和印第安人交往的白人必定知道这一事实。
这样的记事必定是非常宝贵的。布鲁斯·纳尔逊记述道：“如我们所知，这些土著人拥有任何有历史价值的观念，但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念是浅薄的，从他们那些绘制在古代野牛皮上褪了色的记事中可以看出，他们除记述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趣事外，便再也引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史实来了。他引用了1796年美尼考尼焦族人的记事：在一次玩铁圈与棍子的游戏中，一个名叫“鸡巴”的表演者被杀。他怎么会叫这个名字，无法从该记事中推断出，他就叫“鸡巴”，而且是在表演箍圈与棍子的游戏中被杀。他先袭击了另两名游戏者，他们便把他杀了，在此之后，游戏继续进行，并把他的尸体做为后边的障碍物。从那时起，美尼考尼焦人把1796年确定为：滚圈人反对“鸡巴”年。
很难推测出究竟有多少《冬日记数》。一种设想认为，大量的记事被隐密地收藏，被博物馆保管，一些则可能随同他们的保管人一同被埋掉。但从他们想使他们的部落永存这一唯一目的来看，被埋掉的推测似乎不合逻辑。亚克西斯·普鲁斯在他的一个有关安克帕帕人记事（克兰布鲁克科学学会所有）中，谈及了十多则记事。
约瑟夫·怀特·布尔在同年迈而记忆力顽强的美尼考尼焦人商议之后，归纳了一个部落从1781年至1932年的历史。1781年被记述是因为那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许多野牛被冻死或淹死，斗士们游过塞满冰块的密苏里河，去收集那些漂浮的野牛死尸。接下来的一年，一个英国人来到他们部落，看见美尼考尼焦人使用石刀，他走开了，过了一会，他又返回，带来了几把钢刀。
1804年，一名“粗”人被杀，“粗一人对任何事都是逆反着做。他们的行为是尽一切可能变得愚蠢可笑。1804年，一名“粗”人对一个未特别讲明的敌军进行攻击，他径直把一支箭射向空中，然后站住转过身，开始朝他自己部落人射箭：先朝他们头的上部射，然后径直朝他的亲人、朋友们射击。这支敌军把他杀了。
。1807年，某些白人雇佣了一名印第安人，要他把一本书带给其它贸易站的另一些白人。一位名叫“红狗”的奥格拉拉人把这本书带了好远的路程。无人知道这本书的内容。
1817年，一名可怜的孤儿没有带弓箭和本部落斗士一起去追赶敌人。有两名敌人回过身来和这些苏人搏斗，这些苏人便不敢朝前冲了。可这名孤儿捡起一根棍子，勇猛地朝前冲去，抡棍猛打这两个敌人。据“白公牛”说，这个男孩十分勇敢，他所在的部落便被叫做“无弓”部落。“白公牛”的有关安克帕帕两性人建议把弓箭放在一座山顶上的故事与原记载的不相符，但年代这么长久，谁知道真实情况怎样呢？
这些历史学家并非只记述了这些极为平凡的琐事，也还是有例外的，那是1832年11月12日，这一天，一颗明亮的流星，从天空划过，那时，世界各地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每个印第安部落记事簿都称它为“冬日坠落的星星”，并简单地用星星做了描述。
1837年，白人的“圣彼得号”轮船驶来。但也带来了船上的致命货物——天花。克兰布鲁克人的记事用一身穿带点袍子的印第安人记述了这件事。两年之后，出现了可悲的两性人事件——他或她杀死了他或她自己，尽管，据认为，这个不幸的人可能是位异装癖者。无论哪种情况，克兰布鲁克人的记表上示意他或她是上吊自杀的。
可能如料想的那样，对卡斯特惨败的这一年，不是用一场战斗来记述；相反，画面是用“坐牛”和一个穿军服的人的握手来表示的。这可能记述了他从小比格奥离开后，进入了加拿大，被一名身穿红夹克的加拿大西北骑警接待的情况。雕刻图中还有一幅猛刺的图，可能象征胜利。
好似大多数印第安人对被他们在蒙大拿彻底击败的穿蓝制服的人的领导并不熟悉。一个真实情况是，记事中至少有一则提到了卡斯特——但没有提及其他军官。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认为是三星库鲁克又返回来了，只是在后来，可能由名叫“长里腿”的受过教育的混血儿之口，他们才知道同自己交战的是第七骑兵团。起初他们没有在意这件事，没有多少苏人与北方夏安人知道有关卡斯特的任何情况。
白人把“长里腿”称为约翰·布鲁吉尔（或布鲁奇尔）。他的父亲西奥菲列·布鲁吉尔，是一个法国与加拿大血统商人，有两个塞蒂人的妻子：“黎明”与“光辉”。她们是姐妹，是首领“战鹰”的小女儿。俩姐妹使布鲁吉尔一间棚屋里挤满了13个孩子，约翰为“黎明”所生。据说，他是个大胆大无畏的青年男子，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身材魁梧而粗壮，皮肤十分黝黑。由于他在“圣·路易斯”基督修士学院注册，他必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从学院毕业之后，他给父亲干活。1875年11月14日，他在站岩卷入了一场斗殴，用棍子打了威廉·麦克吉，麦克吉于第二天早晨死了。麦克吉被说成是个文静、勤勉的人，也许是这样，然而，林肯堡的一位商人说，他是个龌龊的醉鬼。显然，由于约翰的气恼，使这场争吵如同小步舞似的一步步升级，他自己也可能在1898年6月13日这一天被活扳于打死，这算是一个意外事件吧，因为边疆的牺牲者常常死于枪弹与刀矛。
无论如何，据悉，麦克吉受了致命伤，约翰·布鲁吉尔走了，他去了何处不得而知，也许进了黑山，然后去了更远的地方——大比格奥城。他是否确实给苏人讲述了有关卡斯特的事，要看他抵达“坐牛”棚屋的时间了。约翰·格雷博士可能是这段历史最有权威的人了，他认为约翰·布鲁吉尔直到这年秋末才同苏人汇合在一起。
不管约翰什么时间抵达那儿，“长里腿”知道来到这个营地时应当怎样做：他径直骑马来到“坐牛”的棚屋，呈上他的马与枪，井把这位“巫人”称做“大哥”。也许应当归究于他的天主教教育。如若他不是按所准备的这套做的话，大概会被杀掉的，因为大量携带武器的苏人尾随跟踪了他。这些敏感的人，十分怀疑这名穿白人士兵衣服的外来人，他们为了撩开棚屋檐，已把几根棚屋杆拔起。后来，约翰告知他的侄儿，当时他已准备好随时尝尝箭或子弹的滋味了。
“坐牛”那时也是一边考虑了他棚屋的景况，一边思量着怎样对待这位半白人的不速之客。或者把他干掉，或者给他些饭食接待他。但最后还是决定收留他。由于他抵达时穿着牛仔裤，他们就叫他“长里腿”。当他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些苏人从小比格奥俘获的装备上印的“7”字时，他告诉他们，他们击败的白人是第七骑兵团。
夏安人“木腿”说，他的人民是从奥格拉拉苏人那儿获知他们击败了第七骑兵团的，但他没有说这名奥格拉拉人是怎样发现的。
战斗结束两天之后，这帮印第安人在现时的“草地棚屋”附近扎营，“木腿”被派到一坐小山上担任警戒。一名塞蒂人骑马跑来，当问明他是一个夏安人之后，来人便掏出所带的烟叶，同他聊起来。他对“木腿”说：“我认为我们杀的这位大头目是‘长头发’，我们的一个人杀了他。这个人认识‘长头发’好几年了，并认定就是他，大概是由那人长长的卷曲的金黄色头发判定的。”
“木腿”从未听说过卡斯特，所以，这个消息好似对他并不重要，他也没有去大惊小怪地打搅其他夏安人。他自己至少看见了三个长着金黄色长头发的士兵尸体，其中有一名他认为在装死，便补了一枪，因为他看见这具尸体上没有伤，于是让一颗子弹从尸体的脑袋上穿过。
然而，没过多久，这一消息好像变得极为重要，许多印第安人都声称他们立了杀死“长头发”的大功，为他们部落人争了大面子，而这些声称者却遭到其余印第安人的奚落。“木腿”说，这些断言几乎是夸张炫耀式的，在战斗刚结束之后，并没有人这样声称。他坚持说，原先认识卡斯特的几名南方夏安人和苏人也是在数周之后才知道“长头发”被杀这一消息的。他说，在小比格奥，大多数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还有“长头发”这个人。
在民间传说中，被提及最多的杀死卡斯特的人是“鹰”，“勇敢熊”，“平屁股”，“斑点牛”，“双月”，“厉害马”，一个不知名的15岁男孩，“坐牛”的侄儿“约瑟·坐牛”。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们中，“白公牛”是位令人惊恐的斗士。如同现代歼击机领航员那样，斗士得用模型信号来标注他所参加的战场情况，斗士们还得对战斗中的功绩做讨论分析。在小比格奥战斗中，除了“白公牛”的马倒下，他的一个关节挨了一颗子弹外，这个美尼考尼焦人杀死了两名白人，袭击了7个人，逮了12匹美国战马。他宣称，在战斗中，他与一名身体强壮，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士兵搏斗，那位士兵几乎砍掉了他的鼻子。“白公牛”最后说，他设法用自己的卡宾枪朝这个敌人射击，他至少画了四幅壮丽的搏斗图。许多历学家史还严肃地看待了“白公牛”的这些声称，可另一些人则说，“白公牛”的话散发着值得怀疑的气味。
一个名叫“水人”的阿拉帕霍人提供了一则不引人注意的描述。“水人”身着如同白人所料想的那样一身战斗装束：犊鼻裤，带珠子绑腿，羽绒无檐战帽。他的脸染成红色与黄色，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鹿皮袋子，里边装着“一种植物根”。打扮完后，他便急速跑入战场，看见卡斯特跪爬在那座山岭上。“他的肋部被子弹击中，嘴里喷吐着鲜血，好似注视着周围移动的印第安人，四名士兵在他身旁……”听起来好似符合情理，尽管19世纪的美国人民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只能被后一代人接受，而不能被同一代人接受。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好似认为“水人”的讲述比“白公牛”的讲述更合乎情理。
在这些重要的争功陈述中，“乌鸦”人侦察员“卷毛”说，就在他神奇般地逃出之前，看见卡斯特的胸部被击中，蜷着身子坐着，接着，他又被一粒子弹击中，身体向后倒下。这听起来也能令人信服，可“卷毛”也说，他逃到战场东侧，他是在那儿看见卡斯特死去的。这么远的距离，他是不可能看见卡斯特的肋部受伤的。
许多印第安人坚持说卡斯特是最后一个倒下的，说他的头部被马刀砍伤，并被“脸上雨”开枪击中。卡斯特可能是最后倒下的，但他的头部并未被砍伤。“脸上雨”可能参加了战斗，并击中了卡斯特，但没有证实卡斯特是否被打死。无疑，卡斯特的受伤处成了一件被关注的主要事情。
白人士兵，尤其是来自东部的白人士兵执意要查出究竟是怎样的红种人杀死了他们的英雄。他们没完没了地追根寻底，这令印第安人感到十分厌烦，于是，在1909年的商议会上，他们决定了结这件事。由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便选择了南部夏安人首领“勇敢熊”作了这一侯选人。因为，在华什他，“勇敢熊”曾同“黑水壶”在一起，当某人给这位将军靴子上倒烟灰时，他在场，他也参加了小比格奥战役，所以，他是最好的人选。
那些趋向社会主义精神的部落成员还有另一个理由同意这样做，费城的百万富翁鲁道姆曼·沃纳梅克为这件事提供了金条。这笔钱是提供给1909年的议事会的成员们的，这一年，许多印第安人遭受了饥饿的折磨，所以，他们推测，要是他们能弄到一个杀人者，他们就会得到一笔钱，为那些挨饿的人购买粮食。
据说，“勇敢熊”并没有急于想成为这个英雄，他认为沃纳梅克先生要谋杀他。可后来，他还是鼓足勇气，代表他的人民站了出来，这件神秘的事就这样结束了。
沃纳梅克先生自然十分满意，印第安人也高兴了，当“勇敢熊”意识到这些白人士兵只是想要凝视他时，也高兴了。
可是，早在30年前，卑斯麦《论坛》报道说，一个商人从首领“苦胆”——“最坏的印第安人”那儿买了一个奇特的小火柴匣状有指针的哨子，这是卡斯特口袋里的东西。这位算是最恶劣的印第安人是怎样得到它的呢？“苦胆”不可能是叫卡斯特死亡的天使，一方面由于“苦胆”是用一把短柄小斧参加的战斗，而卡斯特却是实实在在中弹倒下，头部还有另一处弹伤。此外，甚至没有确定这位复仇的天使是苏人还是夏安人，或者可能是前来走访营地的阿拉帕霍人。卡斯特所带的这个五连队袭击的是村头的夏安人，所以，很有可能是夏安人把他击中的，这就给“苦胆”怎样从卡斯特口袋中取走这个哨子带来了疑问。
弗纳尔蒂曾多次见过这位首领，他十分率直地把“苦胆”说成是一个不安分的流氓，说他长得像个盗马的吉卜塞人，并以“双料货”，“偷偷摸摸的恶棍”而著称。
后来成为将军的戈弗雷。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发现，作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人，“苦胆”具有天赋才能，熟知很多常识。他是一名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的首领，他的外貌使人能联想到丹尼尔·韦伯斯特。
代理人麦克劳林对“苦胆”十分了解，他不但把“苦胆”看作是一名有策划能力的斗士，也把他看作是有说服力的顾问，是和“红云”、“斑尾”有同等能力的人，他的确是麦克劳林从未见过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伊丽莎白除表明对“苦胆”的恐怖的情感外，也做了几乎相同的评价：“事实上，对我说来，看一张长得棱角分明有生气的印第安人的脸是十分痛苦的，我一生中从未想象过，在所有这些部落中，会有如同‘苦胆’这样一位出色的斗士。”
大多数安克帕帕人（至少同白人交谈过的人们），都认为“苦胆”是个息事宁人的人，没有脾气。但自从那个星期天雷奥的士兵开枪打死他的两个妻子与三个孩子之后，他便丧失了温和的脾性。一苦胆”认为她们是被李侦察员杀害的，他绝对不会更改这一判断。不管是谁杀害了她们，都极大地伤害了他，就像数年之后，他向一名记者吐露的那样——于是他骑马在士兵中狂奔，用他的短柄斧劈砍了他们的脑袋。他说：“我砍死了许多人。”
他的名字被字面译为“皮扎”，是由母亲在临产前，尝了一只死动物的胆汁后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他也被叫做“红行者”，因为有一次，父亲给他全身缠绑了朱红色装饰带，给他打扮一番之后，让他在客人面前夸示地走过。这次夸耀之后不久，他就成了“在中间行走的人’了。他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不太清楚，但他对这个名字很自豪，说不定还是在战斗中赢得的。
他不是一位世袭的首领。他的家族也好像只是一般的家族，由于他父亲去世早，与其说大家对他敬重还不如说是对他的同情。所以，他像是并非由世袭继承了首领，而是由于他感觉出自己苗裔的重要性。
他大约于1840年出生在南达科他的莫罗河沿岸，据说，可能与“血刀”同年，并同生在一个村子里，死于1893年。是服用了一剂特殊的药或受了刺刀伤，或从一辆货车上跌下来而死的。尽管死亡的原因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死亡的日子刚好是卡斯特的出生日——12月5日。要是这位将军当初谨慎的话，这一年他该有54岁了。
即使到了矮胖的中年期，“苦胆”依旧是一个有爆发力的人，他简直能够使摄影师照像机的镜头玻璃裂化。每一张底片都给出了一个领导人的惊人体魄。那些如同蹲坐的全身像，一副酒桶般粗壮的躯干，配着两条弯曲的短腿。战争12年之后，他站到磅称上，发现体重增达260磅。在小比格奥战斗中，他的胳膊上涂染了一条条白色的道子，厚墩墩的手中握了一把短柄斧，他必定如同一只在羊群中冲闯的狼，在卡斯特绝望的骑兵中狂跑。
麦克劳林说，在站岩，当“苦胆”不再是一名青年男子时，他恋爱了。而且十分狂烈，并羞怯地向居留地的一名代理人承认了这一事实。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然而麦克劳林说，了解印第安的人会对此做出确实的评价的。那名苏人的首领，“一张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j那在冬天为防止冻裂要涂染，在夏天也为防止被太阳晒黑涂染的脸，而今却如同白肤色姑娘因害羞而飞红了。”
然而，事态以不幸而终结，使这位伟大的安克帕帕人陷入深渊（并非常常这样），因为他所迷恋的人是另一个人的妻子。麦克劳林同“苦胆”讨论了这件事，至少，劝说他应克制自己的感情。
“苦胆”回答道：“我已答应要向白人那样生活，我信守我的诺言。但我没有答应，在另一个女人来到我心中时，我的内心是否还会再感到欢乐。我将要如同白人那样付出我的人生代价。”
然后，他们握手道别，“苦胆”走了。
比利·亚当斯在莱顿的乔丹赫达尔奇经商，时常为布西尔德堡的战犯送啤酒。在那儿，他认识了“乌鸦王”、“贱狗”、“坐牛”、“脸上雨”、“苦胆”以及其他著名的苏人。他对“坐牛”没多少好感，认为“坐牛”是一个一味追求肉体的可鄙人物。他有一双弓形腿，一张多疑不诚实的脸。比利说，他那双毒蛇般阴险的眼睛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怀疑。“坐牛”拒绝先动口喝咖啡或吃东西。在另一名印第安人尝了之后，他才动口。在说及首领“苦胆”时，比利却充满了敬意。他说，“苦胆”是位杰出的首领，他乌黑闪亮的眼睛揭示了荒远的边疆人的那种敌意。你要是不被他看做是有风采、有魄力且有知识的人的话，你就休想同他接近。
“苦胆”访问了华盛顿，在那儿，给他提供了任他想要花费的金钱。后来，当问及他在华盛顿的见闻与感触时，他回答说：“我走访了你们这座伟大的城市各处，看到了许多人，他们有些穿着十分华丽的衣服，佩戴着钻石；而另一些人却赤着脚，衣衬褴褛，亦无钱买食品。他们是贫穷的乞丐，他们比印第安人更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把你们给我的钱给了他们，所有人都是与印第安人相似的人，我们供养我们的穷人。”
后来，据说当“苦胆”的容貌变得温和之时，他不再像丹尼尔一韦伯斯特，倒像亨利·沃德·比切尔了。
不管白人怎样评价他合乎道德的本质，你不可能不赞叹他强壮的体魄。1865年冬天，在布尔西尔德堡附近，一支特遣队士兵试图捕捉他。对他的指控令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不合理，可当这些士兵们抵达他的棚屋时（也许进到里边），他把棚屋的后边割开，蹓了出去。然而，他没有想到他们早已防范到他会这样逃跑，一名安置在他棚屋后边的穿蓝制服的士兵，用刺刀刺穿了他。他就这样捕获，并被钉在地上，直至他昏晕过去。士兵们离开，到司令汇报说“苦胆”已死。于是，又派了一部分人去取他的尸体。然而，据说，对他的死亡的汇报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在这些士兵返回来之前，“苦胆”已苏醒过来，爬入森林，藏在里边，直至对他的搜索停止。
也许事实并非完全这样。有人说，由“血刀”给这些士兵带路，试图逮住“苦胆”。“血刀”用刺刀连插了他几刀后，又在枪里装上大型铅弹，想做致命的一击，但负责军官巴塞特中尉把他的枪打在一边。一阵猛烈的爆炸在离“苦胆”头部几英寸的地面上穿了个烟洞，巴塞特认为他早已被打死，或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没什么理由再去毁灭一具尸体。所以他们把他丢在血泊中，骑马走了。“苦胆”的人接着为他包扎了伤口，并立刻把他放在一辆马拉雪橇上，拉到一个安克帕帕人的村庄。在那儿，他复愈了。很久之后，他给德·斯梅特神父看了自己的伤疤，并吹嘘说，那次布尔西尔德堡对他的款待，使几个白人丧了命。
韦斯塔尔说，一个名叫朗·曼邓的“双水壶”的苏人为这些士兵带路，“苦胆”被刺刀穿透之后，这名士兵不得不用一只脚踩在“苦胆”身上，才把刺刀拔出。他们连捅他几刀，踢他，踩他，“苦胆”却佯装死去。苏人自己也认为他死了，他们不愿碰及他的尸体，就把他的棚屋拆掉，逃走了，“苦胆”接着摇摇晃晃地穿过落雪，走了21英里，来到他的一个叫“毛下巴”的朋友的棚屋，是他救了“苦胆”的命。一年之后，一处深伤还在化脓。那时，“毛下巴”的一个儿子“乌鸦鬼”15岁，他回忆说，“苦胆”抵达他家时，衣服上沾满了鲜血，嘴里还在泪泪地往外涌血，肯定是刺刀刺伤了他的肺。另一名印第安人说，他的脖颈也被刺刀刺伤。
有两种关于“苦胆”被子弹击中的说法。刘易斯·克劳福德说，朗·曼邓偷偷地离开，来到斯蒂文森堡，告诉堡里的指挥官德·特罗布里恩德上校，说“苦胆”在布尔西尔德堡。德·特罗布里恩德上校派了100名士兵，于清晨两点钟抵达布尔西尔德堡。那晚，必定明月当空。因为该堡的一名办事员被吵闹声惊醒，他用望远镜观看，看见“苦胆”的棚屋被包围，并听见一名翻译喊道：“我们要捉‘走在中间的人’。”“苦胆”便出现在棚屋门口，遭到手枪的射击。
这种讲法值得怀疑，夜晚的枪声会把每个印第安人惊醒的，士兵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约瑟夫·亨利·泰勒认识一些参与那场的捕捉人员，他说，那时“苦胆”高枕无忧，在布尔西尔德堡南边扎营，他走出棚屋迎接这些来访者时，被射倒在地，然后，他被一把刺刀穿透胸部扎在地上，血从他的伤口，他的嘴巴，他的鼻孔中涌出，“流了近一加仑”。救他命的不是“毛下巴”，而是一位不知名的老太太。
也有传说，他是在某处被一名潘达革利卡部落的巫人救助的。
无论是他自己的生命力顽强不死，还是多亏了巴塞特挡住了“血刀”装添在枪管中的大铅弹，都令人生疑。而德·特罗布里恩德绘声绘影描述的事态进展，更像当年“血刀”差点杀死“坐牛”的情况：“血刀”飞马跑来，就要举刀砍断“坐牛”的喉头，突然听到命令，要他刀下留人。听起来，好似“血刀”两次被阻止杀死一名印第安人的首领，这是极不可能的事。其中之一可能是真事，但究竟是哪一次？
这件陈旧的琐事，还有另一种说法，但同样太模糊，令人难以相信。1886年7月18日，事件发生20年之后，圣保罗的《先驱报》报道说，苏利堡的蓝制服们追捕并制服了“苦胆”。他身中六七弹，又被用刺刀捅了六七刀。一个名字不详的下士还想给他致命的一击，“中尉先生，让我也出口气吧。”但中尉说不行，他们便骑马走开了。于是，“这位狡猾的红种人，爬走了……”
一个冬天的夜晚“苦胆”在布尔西尔德堡附近被刺刀刺伤，但却从一个普通人早已会送命的重伤中顽强地幸存下来，这一传闻仿佛成了至今仍争论不休的热点。他也可能遭受枪击，但这种传说无人能确信，事实真像太失真了。不管怎么说，依照韦斯特尔的讲述，自打那时起，他对白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他居住在居留地那些日子里，白人的任何讨好行为都未能解除那种残忍的侮辱所刻留在他心间的愤恨。“有人说，他死于服用了过量的减肥剂，另有人说，他是从货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但事实是，他的旧伤毁了他。他的死，归咎于他对白人的半心半意的友谊。”
至于减肥，一点也不假，居留地的食品使“苦胆”变成了个矮胖子。对此，他十分忧虑，并听从一个朋友的建议，以服用某种滋补饮料当食品。他接处方喝了一周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便把整瓶都喝了，以致出现虚脱。据说是这样。果真如此，倒好像契河夫的讽刺故事了。
1907年，J·M·T·帕特罗上校给摄影师巴里写信时，也讲述了有关这位惊人的斗士的一些荒谬的事。这位上校问巴里是否还记得布尔西尔德堡的克利福德上尉，那时，克利福德负责看管印第安犯人：“我常常用克利福德的钢琴，为‘苦胆’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常常要我为他演奏这首特殊曲子……”
韦斯德尔认为，“苦胆”死于他同白人的友谊。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西南博物馆（至少离该战场有一干英里），有一幅绘制在平纹布上的大型水彩画。是由首领‘踢熊’于1898年绘制的，这幅画也是对“苦胆”的一个评价。该画是由弗霍德里克·雷明顿委托绘制的，但雷明顿一直未把它取走，所以，这位艺术家就把它卖给了一个印第安代理人。
在这副精致的细纹布战场图上，“踢熊”如同一只苍鹰，从高处凝视着小比格奥，卡斯特罹难的士兵们看上去如同一只只死去的棕色麻雀，画面上到处可见未着色的人的轮廓，暗示着一个个逝去的灵魂。卡斯特身着鹿皮服，那顶白色宽檐帽已经丢失，露出了他长长的头发，从技术角度着眼，画家没有表达真实情况。画中，可以看出大量的吸引人的战马——黄色、粉红色，绿色。但画中央最引人注目的是站立的四名重要苏人：“坐牛”、“狂马”、“脸上雨”和艺术家自己，“踢熊”首领没有把“苦胆”画入画中。在“苦胆”应当站的地方是一块黑色空间，表朋在这些杰出的人们中，只有“苦胆”一个人向他的敌人妥协了。
公益图书
20
在那偏远孤寂的土地上，
大比格奥河与黄石河，
在山间咆哮奔流。
火堆边的苏人首领们，
低诉着他们的不幸和苦难，
还有那愤怒的威胁。
“脸上雨”在怒吼：“报仇！”
“向所有金发白肤的人们讨还血债！”
群山漆黑高耸，
巉岩间回荡着他的怒吼，
绝望与愤怒……
落入致命的陷阱，
金发白肤的将军
还有他的300名军士
手握长刀，勇往直前，
除了那风光的乐队
再没有一人生还……
可敌人在夜间潜去，
“脸上雨”急驰在夜幕中
当苍白的纪念碑落成时，
勇士的心不再搏动
金发白肤的将军啊
究竟谁是谁非？……
朗弗罗先生的诗行中出现了这么多错误，使它变成了一首沉闷的计数功绩的拙劣打油诗了。诗行第一处描述的处所，实际上并不在大比格奥河与黄石河的汇合处，而在沿小比格奥河岸。小比格奥河是大比格奥河的一条支流。在蒙大拿境内，这条河的这些支流仅仅是绕谷淙淙爬行的小溪，而不是呼啸咆哮、顺山径流去的大河。
再有，“脸上雨”不大可能说过这类话，而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黑越越的陡岩。
在朗弗罗的第三节诗行中，他描绘了一个寂静无声的印第安人村庄，它如同“进入梦乡”。除了那奔腾的水流声和“森林中蓝背(木坚)鸟的鸡啼声”外，全村静悄悄的。事实上，那时这个营地有数千名印第安人，全村可能在15000名印第安人的狂呼乱叫声中滚沸了。无人能说出，当时还有多少只狗也在咆哮。这就是真正的蓝背樱鸟的鸣啼与潺潺的小溪的流水声。
在第四节诗行中，他想象中的“坐牛”全身涂抹着作战的色彩，佩戴着装饰珠子，如同埋伏在芦苇丛中的一只骏犎，待等着卡斯特。这真是一则罕见的比喻。一般来说，无人会把骏犎同芦苇丛联系到一起。然而，它唤起人们对独特无比的美国西部的戏剧性想象。那天早晨，“坐牛”究竟穿什么衣服，得由看见他的人们陈述。据韦斯德尔的描述，他穿了一件烟棕色的鹿皮衬衫，上面装有绿色豪猪刺，“在长长的有装饰的肩带上，垂挂着人发流苏”。他穿了一双鹿皮鞋，打着绑腿，裹着一块红色腰布。他的后脑上插着一根鹰羽，头发辫成辫子，里了一块水獭皮，发辫垂搭在胸前。他的腰带上绑扎着一个镶有三排铜扣式圆头钉的黑套子，上面悬挂着一把弯刀。
这些具体资料大概还不能成为构诗的素材，他于是依附于模糊的想象：“他身上涂抹的作战颜色和装饰珠子”。然确这种含糊的描述很难给人们的记忆打下烙印，至少，只是暗示性的表达。然而，必须对朗弗罗的“致命”一节做争论。“苦胆”说，印第安人在等待那些穿蓝制服的士兵小跑着进入这个接待室，然后，再将他们吞掉。当然，事实不可能如“苦胆”所说，但这只是一种暗示，或者是夸张，这些印第安人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完美的准备。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们知道穿蓝制服的纵队正在迫近。除此之外的事，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这首诗，可能特别为首领指挥官“坐牛”安排了一个由三千名斗士组成的突然反击。纯属假设。路德·诺思在边疆度过一生。他说，尽管那些首领勇猛过人，甚至是雄辩家，能够激励族人的感情，但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军纪，他们却不能发出让斗士服从的命令。要是一个斗士愿意参加袭击战斗的话，他就说：“我去了！”倘若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意愿，就跟他同行。然而，如果“红云”或“坐牛”想要在这些勇敢的人中选择一行人，并命令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去攻击某个敌人的话，是无人会关注这个命令的。
道奇上校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他曾站在一个能俯瞰南普兰特河域的小山顶上亲眼观看了一场“对大约100名斗士的训练”。他们的指挥官是名苏人首领，他坐在矮种马上，近一个半小时，他不时移动右臂指挥着这些骑兵。后来，他向道奇解释说，他一直用一面镜子发信号。
侦察员乔治·哈里了坚持说，他在小比格奥看见五名首领，每位首领手持一面旗帜，调集自己的斗士：“一面是红色的，另几面有黄色、白色，还有一面是黑色。所有这些首领们都卓越地指挥着他们的斗士。”哈里了认为，“坐牛”在直接指挥处的附近。
代里人麦克劳林甚至认为“坐牛”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他说，在子弹不停地咯咯穿过这座棚屋的杆子时，他立刻便逃跑了。“这场袭击使他心里十分恐惧，‘坐牛’从来就不是个非常英勇无畏的人”。他领着他的所有妻子与孩子跳上矮种马，朝西南方跑了。当从村庄跑来的信使追上他，向他汇报了卡斯特被歼灭的消息时，他已经走出村外八到十英里了。“我时常争论，挫牛’确确实实是一个胆怯鬼，这个结论来自我的个人了解，来自各种有关他的事件，也来自那些作战首领们对他的轻蔑态度。然而，他的巫术是极高明的。”
不管“坐牛”是否参与了这场战斗，也不管他是否安排了图谋策略，不用怀疑，卡斯特追踪了这些暂时宁静下来的部落，按照特理将军的计划，追踪了他们。很清楚，他的意图是袭击他们。因此，他不是伏击他们，而必定是如同一个猎人步入他自己埋下的陷阱狭口。
至于战斗人员数字问题，郎弗罗的三千人可能被争论过。然而，这好似不无理由。预估的沿这条河扎营的印第安人总数是2500名，但结果却成了20000名，这一最终数字是由安森’米尔斯上尉给出的，他同库鲁克在一起服役。战斗结束一年之后，H·L·斯科特中尉参观了这个战场，并数了原先扎棚屋的那些圆圈场地，可当他数到1500个圈子后便放弃了。然而，这些圆圈形场地也可能不精确，因为一些家庭反复搬迁他们的棚屋，很可能会留下两三个圈子。此外，还有数百个简陋的临时住处，它们是些设在灌木丛中的遮蔽住所，在居民离开后不久便被风吹散了。这是青年斗士们的住所，在这个村子的端头，有大量这样的住所。
这些印第安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数字。“苦胆”，“平铁”，“狂马”，“双月”，“飞鹰”等人都曾被询问，可他们给出的数字也不会比白人的精确。此外，他们并没有把数字看做重要的事，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和干以上的数字打过交道。在他们看来，谁要是能数到千以外的数字，那必定是吹牛。
至于士兵人数，一些历史学家、教授，也仅是想知道跟随“晨星之子”进入这个荒凉的死胡同的人数，但大都不能使人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也许是220或250人。戈弗雷负责埋葬人员，他数了212具尸体，但还有几名骑兵失踪了。连同雷奥指挥的部队和后来死去的伤员，总确定的死亡人数是265人。简言之，这些数字和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卡斯特领导的300人不相符合。
公正地说，如果这首诗用200人或250人来描述的话，诗歌不能流畅地涌出，也便失去它原来的表达效果。所以，这个数字夸张，可能是合适的诗行破格表现手法。但是，朗弗罗先生擅自拟定的这些倒运的骑兵们挥刀冒险往前冲杀则是明显的错误。他们处于守势，战斗中死亡的人们无人带战刀。
原曾给他们发了战刀，这一点也不假，它们虽然是十分笨重的装备，但能起到从心理上压服的作用。19世纪的印第安人确实曾经被长长的战刀惊呆了。所以，曾经对它做了争论，要是没有别的什么绝招的话，第七骑兵团应当携带这些战刀，发挥它的效力。不管怎么说，它们被装在木头盒子里，留在粉河补给站了。爱德华·马歇与查尔斯·德鲁迪奥两个中尉是军团中唯一把马刀留在身边的人，但也是以十分不同的理由，而且两人谁也没有和卡斯特在一起。马歇把自己的马刀收藏在辎重车中，驮载队的人们也欣然接受下来，因为，他曾用它砍杀毒蛇。应要求，他大概成了该军团的杀蛇专家了。
德鲁迪奥的长马刀失踪了。从而，这把做为E连的卡洛·卡米留斯·德鲁迪奥中尉财产的马刀，未发挥它的作用。
德鲁迪奥在公职上属E连，该连随同卡斯特，在这个大山沟，或山沟附近被击溃，但德鲁迪奥是幸运的。在这次远征中，他在雷奥的指挥下供职，从而设法避免了把他的名字奉献于这块纪念碑。
要是他确实带了马刀，也没什么特殊理由，仅仅是他自己要这样做。这必定和他的贵族身世有关。他有一些能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轶事，而他自己吹嘘的又是那么多、那么令人含糊不清，使得第七兵团一些刻薄的人们把他叫做“算不出帐来”的人。然而，他是Aouila di Rudio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儿子。沃卡特·坎普在1910年采访他时，他给坎普看了可以追溯到1680年的他的家谱，那是用羊皮记录的，无可非议。他为自己的贵族继承权感到骄傲，他自然认为，符合身份的装饰应当是一把马刀。
如同第七兵团中的极少数人那样，可以说他昔日的生活曾散发着恶臭，1858年1月14日，路易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妻子尤金娜由骑兵中队的龙骑兵护送，来到巴黎剧院。人群鼎沸，剧场中的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威廉·泰勒”前奏曲。突然，三发炮弹袭击了皇家列队仪式，一匹马被炸死，两名枪骑兵也丧命。许多人受伤，包括罗格万特（Rogwet）将军和两名步兵。一片金属片呼啸飞过路易斯·拿破仑的帽子，尤金娜的左眼皮被轻划破了一点。事后，有四个人被逮捕：恐怖分子头目菲利斯·奥里斯尼，盖斯平·皮尔利（Giuseppi Pieri），安东尼奥·古姆兹（Antonio Gomez）和德鲁迪奥。德鲁迪奥声称他是一位葡萄牙啤酒推销员，名叫戴·塞尔瓦（Da Selva）。古姆兹逃脱了惩罚，其余三名则被交托给格卫洛丁（Gaillotin）博士发明的超现实主义刑具。
当时，德鲁迪奥并没有住在巴黎，而是住在伦敦东区，并和一个年仅18岁未受过教育的糖果店售货员结了婚。早在三年前那姑娘就怀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政治改革家们的帮助下，她可能替她的丈夫给尤金娜皇后转交了一封乞求信。虽然，这则故事没有文字记载资料，仅仅是某人以替他辩护的角度，清楚地讲述了这件事。
3月12日下午5点半钟，普鲁柯勒将军收到一份授权证，授权他执行由阿斯伊泽法庭宣布的对共谋犯奥里斯尼与皮尔利的判决。两天之后，判决执行。两名“极其勇敢无畏”的恐怖分子掉了脑袋，德鲁迪奥被缓刑，终身监禁在“魔鬼岛”。1858年秋天，13名罪犯挖空一根圆木藏身，朝英国的古伊安那斯（Guiamas）划去。从古伊安那斯，他借助更常用的法式航行，到了伦敦，找到了贤良的妻子伊丽莎。显然，为再次证明他不改习性，他决定组织一次巡回演讲。可19世纪的英国人比20世纪的美国人更有辨别性，从而未能使德鲁迪奥试图从他的谋杀功勋中察觉出什么好运来。
1864年，他移居美国，在纽约第七十九海兰德尔斯志愿人员部队入伍，当了一名志愿兵，但他渴求的是一个授衔令。为了接受美国第二混血人种骑兵军队中尉的授衔令，他从第79志愿兵团退伍，尽管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白人愿意接受的职位。1866年1日，他退伍了，但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再次作为一名正规军中尉，穿上军装。但三周之后，由于体格检查不合格，也由于作战部队获知了有关他在巴黎的行为，他的这个任命被取消了。
正如许多纳粹分子看出他们的欲望与利益那样，那时，我们的政府很少由于一个人的缺点把人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废物。所以，就在宣布德鲁迪奥不配穿美国军官制服五周之后，该政府又恢复了他的中尉职务。1869年7月14日，他被分配到卡斯特将军的兵团。
无论他是否在小比格奥挥舞过一把战刀，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欢喜这种武器。随同羊皮纸家谱，他也给坎普先生看了一把镶金马刀。这是他的兵团屯扎在堪萨斯时，他的连队成员送给他的礼物。卡斯特曾经为他接受了这件礼物斥责了他，告诉他违反了规章制度，有损于部队的良好纪律，然而也没有命令他把这件礼物退还，所以。德鲁迪奥一直紧紧地握着这把马刀。
据说，他不顾及别人的奚落，好几次在战场上也带着这把马刀。为了沿袭高贵的身份，他甘愿忍受这些议论。这样看来，要是他没有像马歇中尉那样把刀留在装载车上的话，那必定是把它带到这条峡谷里了。在一次采访中，“苦胆”首领也宣称，一名士兵确实带着一把战刀。
这场战斗中，可能有第二把马刀。一个叫“鹰麋”的奥格拉拉人说，还有一名苏人也携带着一把从玫瑰花苞湾战斗中缴获的马刀。所以，这场战斗中最多有两把马刀，但卡斯特的人没有一个挥舞过它。
事情也并不像朗弗罗先生第七节诗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苏人并不是在这天夜晚逃走的。据详细记载，他们毫不惊慌地迅速拆除了自己的棚屋，在天近黄昏时离开这条峡谷。至于朗弗罗先生说的有关“脸上雨”把这位将军的心脏掏出来的话也纯属胡说，纵使数百万美国人一直认为他是这样干了，许多人依旧这么认为。这首诗还有一处错误！最惊人的是，朗弗罗先生指责“脸上雨”成为最著名的印第安人之一，成为与波卡汉特斯，吉罗尼姆，和“坐牛”相提并论的人。他不应当被诋毁。
麦克劳林争辩说，“脸上雨”这个名字是不好用软音苏人音节译为恰当的英语的，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加以翻译。但照字面意议来看，可能还是正确的。有一天，她妈妈做午饭，把他放在棚屋外边，就在这时，“一只能引报雷雨的巨鸟飞落在附近一棵大树的枝上，随着，是一阵倾盆大雨”。显然，这是一个征兆，于是，这位幼儿便得到他的名字。当时，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谁又能证明它不是真实的呢？可“脸上雨”也喜欢胡诌；听众越容易上当，他也就越能吹嘘。他告诉查尔斯·伊斯门博士，这个名字是他十岁时，和一名夏安部落男孩打拳仗之后获得的。那个夏安部落男孩把他的脸抓得鲜血淋漓，血水在脸上一道一道的，仿佛洒淋了一场大雨。
要么，可能由于他在雨天同库鲁斯·万里斯人打仗而得了这个名字。他曾经把脸染成地平线上的半轮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然而，雨水把它们冲洗成一道道的。
不管他在幼儿时怎么获得这个名字，它十分能唤起人们的想象，白人们从未用其它名字叫过他。然而，在苏人中，他被称做“捕敌者”。
一些印第安人认定，在小比格奥战役中，他在数英里远处放牧矮种马，另一些人强调说，他是“乌鸦王”的斗士，在卡斯特试图越过河时，从西南方发动攻击。他们还说，在攻击中，“脸上雨”的马倒下了，一粒子弹穿过马头，然而他自己没有受伤。接下来他究竟干了什么，无人知道。他可能不止把一个来到这块棚屋营地的白人士兵送上天，但他确实什么也没干，除了朗弗罗说的他在夜晚高捧着令人恐怖的战利品逃跑。
谎谬可笑的是为什么朗弗罗要错误地安置“脸上雨”的仇恨。“脸上雨”并没有像仇恨汤姆那样，对这位将军怀有刻骨的仇恨。事情应当追回到1874年，那时，“脸上雨”被逮住，并以谋杀了随军小贩巴勒雷安与兽医霍尼辛格的罪名被监禁起来。据说这两名白人并没触犯别人，他们是十分安分守己的市民。他们曾和斯坦利结伴，一同于1873年去黄石河谷远征。他们轻率地要求外出寻找化石，尽管尤尼萨姆·查利曾经警告他们，并反对他们这样冒险。
那时，雷安军士和M连在一起，负责警卫货车。他说，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他们认为，兽医与小贩到河边饮水去了。霍尼辛格是“一个十分笨拙的人”，他骑了一匹灰色良马，巴勒雷安则骑着一匹黑色墨西哥矮种马。印第安人把两匹马都抢走了。在40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霍尼辛格的灰马尸体，他的一条后腿被割去一块肉，这匹灰色马被良的新主人骑得累死了，然后，几个印第安人为自己制取了大块马肉。巴勒雷安的矮种马没有被找到。
霍尼辛格像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人，但兽医似乎是个什么要人，他知道如何提供比用冷冻方式更好的贮存柠檬与新鲜鸡蛋的方式。有段时间，他在孟菲斯经营一个赌场。本廷坚持说，在黄石河旅行中，他和卡斯特将军结伴，并在卡斯特的影响下办起了随军小货铺，暗中偿付了他的恩人。按照本廷的话说，伙伴关系结束了，他同巴勒雷安一起丢掉一切并送了命，只留下一个贫困的妻子与可怜的孩子。
六年之后，温德尔菲军士采访了这一事件。他说，他们的伤痕证明，两个人是从马鞍上倒下的。伊丽莎白·卡斯特也重复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讲述。她说，那位小贩先中弹从马身上栽倒在地上，印第安人用棒槌把他的头敲成肉糊；兽医藏在一些灌木丛中。当他被发现后，就做了一个求和的手势。并把一顶象征男子汉气魄的帽子送给对方，然而，他们对他的回敬不比对待小贩差。两人的头皮未被揭掉，但霍尼辛格是个秃子，巴拉雷安一直出奇地把头发剪得短短的。
E连的一个号兵目睹了这场袭击。做了以下陈述：
我看见该兵团的随军小贩巴勒雷安先生和外科兽医霍尼辛格先生骑马朝离河不远的一片开阔的树丛走去，我想，我得等到看见货车队来后再往前赶，所以，便躺在我的马旁边，而且。必定是有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我被树丛中传来的叫喊声惊醒。我从地跳。起来，跑到可以看得见的几步远的地方，我惊恐地看见大批印第安人正在残杀巴勒雷安先生和霍尼辛格先生。巴勒雷安先生在林间奔跑着，两个印第安人把箭射入他的他后背；霍尼辛格（也在奔跑着）被追上后，一个身材高大的印第安人用这位兽医的枪托猛击他的头。此刻，可以可见一枝箭穿透巴勒雷安的身体，并扎在地面上，他用右手握着箭，眼睛瞪着……
无论确切的场景如何，无意中听“脸上雨”吹嘘说，是他自己把他们杀死的。于是，把此情况向斯坦利将军做了汇极，并给他看了一只马鞍，据说是霍尼辛格的，并且是从“脸上雨”那儿买来的。斯坦利便给指挥部做了书面报告，说是只有把这个印第安人抓获才能证实他的罪过。“我敬请接受我的建议，把这个逮捕的任务交托给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至少还得带300名士兵”。
指挥部不同意这个建议。
八个月之后，“脸上雨”在站岩代理处露面。这次部队尾随了他。卡斯特派弟弟汤姆·卡斯特与耶茨上尉带领两个骑兵连在巴勒雷安的商店及所有可疑的地方，做了侦控、埋伏。为什么“脸上雨”可能会走进一个他自己声称被他杀死的人的店铺，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这么做了。
据雷安说，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日子，零下54度，地面积了两英尺厚的白雪。尤尼萨姆·查利指点了这位可疑分子，汤姆·卡斯特悄悄地侧身走过去拦腰把“脸上雨”抱住，并把他摔倒在地上。“我们立刻给他拷上手铐，把他拖出店外，并把他的双脚捆在马肚子下……”“脸上雨”好似未能意识到他被逮捕。
1875年4白18日，他从林肯堡的禁闭室逃跑了，这成为一件至今悬而未决的神秘故事。他对两名采访记者中的一位说，他和一个白人盗马贼监禁在一起，在他们逃出之后，那个白人挫断了他们的索链。那个白人结局怎样，他不知道。他又和“苦胆”与“坐牛”重聚。之后，他在一张鹿皮上绘制了一颗血淋淋的心，把它送给汤姆·卡斯特。
在他们的另一次相遇时：“我得到了他的心”。
他也给摄影师D·F·巴里讲了他的其它情况。当时，有两个盗马贼，他们爬出禁闭室时，一个给他招手示意，他跟着爬出去。一个哨兵没有理睬他们，背朝着他们向前走着，来复枪挂在肩上。这听起来好似不可能。但事实上却很有可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当时并未对这次逃跑进行追击，那名卫兵也没有因失职而受到惩罚。对这件事的争论是，整个事情好似是有意安排的。
行了，人们自然要究其原因。
斯坦利特军原以为不难证明“脸上雨”的罪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要说获得了什么证据的话，也只是一丁点。“脸上雨”是一个侃大山的人，有关马鞍子的事，据说是卖了。就这些。该部队认为，最好的摆脱这个困境的办法是保证让这名令人讨厌的印第安人逃跑。
尽管是卡斯特自己下达的这个逮捕令，但他可能认为“脸上雨”是无辜的，在“脸上雨”四个月的监禁生活中，这位将军同伊丽莎白常常去牢房看望他，他们对他十分体谅，他也很喜欢他们。可能这样。然而，1990年，埃利·哈金斯上尉同这位和蔼可亲的斗士做了交谈（埃利可以讲十分流利的苏语），在谈及卡斯特将军时，“雨”说：“他是个恶棍，在听说他死了的消息后，妇女和孩子们可以睡安稳觉了。”“雨”用他那一分叉”的舌头强调，卡斯特是个爱说谎的人，他强烈指明，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发展过什么友谊。
他讲述的杀死巴勒雷安与霍斯辛格一事，可能是瞎编，然而他的夸口差点使他丧命，在那次奇妙的逃跑几年之后，他再次被逮住监禁起来。还是旧时的那些指控：杀害了小贩与兽医。这次是在白人士兵法庭上了结的。这是令人难以忘却的一段阅历。在辩护中，有人为他争辩道，纵使他杀死了他们（没有承认），可那两个同美国士兵为伴的人终究越过了美国政府自己认可的仅属于印第安人的打猎区，这是说，巴勒雷安与霍尼辛格是属于非法的远征队成员。
法庭同意了这一辩护，诉讼被取消。
听起来这件事处理得既合法又微妙，并是件能激起全体市民愤恨的讨厌事情。法庭的审慎考虑是合理的。相继的调查证明，这些傻心眼的化石采集者几乎肯定是被夏安或奥格拉拉人杀死的，而“脸上雨”是安克帕帕部落人。
他心中究竟对这位将军怎样看待是难以得知的。1905年临终时，他确信政府其时不再会对他的任何罪行判罚，便向玛丽’柯林斯神父忏悔，他说，在那场著名的战斗中，是他开枪打死了卡斯特。对此，玛丽神父曾反复问了他好几次，但每次，“雨”都坚持说，当时战场尘土飞扬，没有任何人说出是谁把卡斯特杀死的。终于，在他躺着断气时，玛丽神父跪在他身旁，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大叔，为了历史的缘故，你现在愿意给我讲真话吗？。”
“雨”把身子微微抬起一点，真诚地看着她的眼睛，说道：“我愿意说实话，是我杀了他。我离他那么近，我枪中的弹药把他的脸都炸黑了”。
看来，此事，对这位老人来说是太重大的事了，他那躺在枕头上的头随后便痛切地向后挺去。
柯林斯静静地等待着，直到他又醒过来。接着，她开始朗读《圣经》中安抚的章节：“虽然你的罪孽如同猩红的血色，但它将会如同雾一样洁白。”她告诉他，他可以安息了，因为他和其他印第安人都只是为了保卫自己，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这样做的。她当时对艺术家德科斯特·史密斯的信中说：“我相信当时，他给我说了实话。要是你在场的话，你也会相信的。”
史密斯先生可能没有相信，他要比她对人的了解深刻得多。此外，他曾为“雨”画了三幅画像，他也可以流畅地讲苏人语。在交谈中，他也曾经从这位有才艺的编撰故事人的嘴里听说了另一种有关卡斯特之死的说法，说是一位叫“鹰”的夏安人，开了致命的一枪。
当时，“鹰”和“雨”几乎长得十分相像，两人都戴着佩有长拖曳物的战帽，除系腰布穿鹿皮鞋外，两人都赤着身子，他们全身都不染成黄色，每人手持一个蓝色盾。尽管“雨”为了表明他是个勇敢的斗士，说他的盾更大些。他说，这样的相像，可能导致人们把在战场上真正杀了卡斯特的“鹰”误认为是他。
史密斯又询问了有关他挖“长头发”弟弟心脏的事，因为人们都说他这样干了。
这好似引起了“雨”的极大兴趣，仿佛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令人吃惊的谴责，然而，他对此不置可否。
在他死去的前两个月，伊斯门博士拜访了他。伊斯门自己是个苏人，他发现“雨”孤单一人躺在一间小长屋的铁架子床上，裹着一条红色毯子，仅有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他脚边。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雨”同意讨论过去，说他已经抵达了灵魂收容地的大门，做为惯例，当一个人迈入这个收容地的门坎时，应当回顾他所走过的路程。他评述道：‘有许多讲述我个人的谎言，一些人说我杀了这位首领，另一些人则说由于汤姆·卡斯特使我蹲了监狱，我便挖出了他的心。嗨，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的心情那样激动，甚至认不出我们身边的朋友来。”
他说，自从他来到居留地后，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他没有破坏“大爸爸”的法律。“在被征服之后，我一直如同一位崇高的斗士那样保持着沉默”。他告诉伊斯门博士，在他放下武装时，他已死了，那是失去灵魂的时刻，活着的只是躯壳而已，眼下，这可怜的躯体也准备最后一次躺下。“嗬，hfcherul好极了！”
然而，他可能体察过将军的用意，不用怀疑，就是没有汤姆这笔宿怨，他也会那样做的。他确实也恨逮捕了他的人，他的确想要复仇。他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挖取汤姆的心，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伊丽莎白相信“雨”确实实践了自己复仇的誓言，在《靴子与马鞍》中，她表述了她的激情：“这个人魔复仇者把他的仇恨毒液喷吐在逮捕他的人身上，据查明，在该战场上他把我们的汤姆弟弟，这个忠诚、勇敢、可爱的人的心掏取了。”
倘若“雨”了解伊丽莎白这种憎恶的话，他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他既不会去痛斥她，也不会为自己的无辜提出任何抗议。随着岁月的迁移，他可能还查问了她是否依旧活着，也想知道，她是否得到了一位新首领。他对她无法控制的仇恨的应答好似统统是基督徒式的。
成百万人与伊丽莎白都认定，“雨”确实干了可恶可惜的外科手术。例如，查尔斯·罗准将，那时，他做为一个少尉和特理与吉本一同开进小比格奥。1904年，他告知“纽约国家禁卫军”，当时在那个村子里，他们见到了一颗用绳子绑着的心，可能是汤姆的。
朗弗罗对所有这些做了修正，他用这位将军的心取代了可怜的汤姆。但是，为什么？难道他觉得改用将军的名字就可出卖更多的版本？不管效果如何，他粗俗的诗歌把公众引入了歧途。
许多诗还描述了构想的小比格奥的激昂的音乐，不妨看看J·S·卡万尔（J·S·Carved）的诗行：
太阳在蔚蓝的天空闪耀着，
在这崇高的日子，
卡斯特的骑兵乐队大胆地……
所有那些诗句中，最经久不衰的流行诗行，应当算是朗弗罗那激动人心杜撰出的“脸上雨”的形象：手中举着恐怖的战利品，口里狂喊着复仇的口号。
D·F·巴里机灵地为“脸上雨”绘制了一幅他们神情自若的肖像：一幅英国化苏人的画像，他头戴一顶巨大的插着羽毛的战帽，一只手握着一个礼仪烟斗，另一只手中是某种官杖或战棒。这幅画揭示的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他显然是一个十分愿意同你一道去街头小酒馆痛饮的人。
他确实为人豪爽，在站岩，他渐渐开始喜欢巴里。当这位摄影师决定搬迁到其它地方去时，“雨”拜访了他的摄影室，并与他送别。他把自己的鹿皮靴子脱掉，双手捧给巴里，说此刻如同他的心一样，他的一双脚触到了大地。
他还喜欢去拜访画家德科斯特·史密斯，史密斯把“雨”描述为一个五官端正英俊的男子，但又说他仅仅是个初生的牛犊。同感觉迟钝的“坐牛”相比，他好像更易于激动，是个易于外露情感的人。史密斯也认为，尽管“雨”缺乏真诚，反应十分机敏，但却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这两个印第安人都认定他们会被暗杀。了解他们的人说，他们两人一直像猫头鹰那样警觉地生活着。
“坐牛”并非在庸人自扰——政府认为他在鼓动乌维卡人跳鬼神舞，这可能是事实。1890年12月15日，43名印第安人警察，在由100名士兵和两门霍契凯斯炮组成的分遣队的相助下，包围了“坐牛”在耶茨堡附近的小屋。之所以这么兴师动众，是为了保证安全。果然不出所料，在“坐牛”被结果之际，他的一个年轻的儿子“乌鸦足”也躺下死了，还有六七名警察，以及“坐牛”的六七名追随者。也许，还有他的另一个名叫“乌鸦”的儿子。而美国政府军事行动的愚蠢性，又赢得了一个深度。
参照弗莱彻·约翰逊1891年的自传，这位巫人被布尔·汗德中尉与肖韦德军士从棚屋中逼出来。他抗议这种行为，并呼喊求救。从一个圆锥形帐篷的旁边喷出一团烟来，一支温切斯枪弹在爆裂。“‘坐牛’右边的一名警察把这位首领的马勒头抓住，‘坐牛’在马鞍上翻了个滚，一头栽在地上，从村子逃出来的数匹惊慌失措的马，从他身上踩踏过去……”
一名士兵作了不同的陈述，说布尔·汗德一边警告地叫喊着要抓捕“坐牛”，一边朝他的小屋潜近，当“坐牛”惊慌地喊叫着从小屋跑出来时，这位中尉朝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他左乳上方，使他很快丧命。在“坐牛”旋转摇晃地倒下时，他设法拔出一支手枪，就在他倒地的瞬间，手枪中的子弹也爆炸了，弹头穿过布尔·汗德的股部。一名印第安人警察剥掉“坐牛”的头皮，这位顽固首领的脸现出十分令人厌恶的模样。他停止呼吸之后，一名印第安人用一块木板条把他的脸打成肉糊，头上留下的几根头发也被剪掉。他的鹿皮鞋与大部分衣物被脱下，作为纪念物拿走。在他的个人财物中，有韦尔登先生从纽约寄给他的信，信中警告他尽快从代理处逃走，因为政府要杀他。
芝加哥《论坛》记者记述道，盛放“坐牛”尸体的棺材被倒入一座孤坟里，旁边还有一名卫兵相守着，然而，实际上，这具尸体被送到一个军医院进行解剖。“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真正的棺材里根本没有他的尸体，这名虚设的守墓卫兵如同一个未经目击者。据信，当时，“坐牛”的尸体放在解剖室里。那些尸体残骸终将会出现在美国政府博物馆或其它什么地方”。
约翰逊先生评论说，也许有必要把他杀死，但也应当从民族所蒙受的羞辱来看待这些要求把他处死的事实。
“坐牛”的一个侄女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乔治·伦纳德夫人。在印第安战役中，曾居住在印第安人的领土上。在这次拙劣的逮捕事件后没多久，她接受了采访。她充满泪花说，她的人民曾经被白人掠夺，摧毁，残害。白人把他们从世世代代属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走，“但他们还是不能满足这些劫掠，如今又极其冷酷、残忍地杀害了我的伯父”。
蒙大拿议员桑德为布尔·汗德在这次事件中身亡感慨道：“我被我的伙伴，布尔先生的死亡的巨大忧伤与痛苦摧垮了，他是我们州的一个居民，最近在一个邻近州的土地上旅居。他死了。还有另外的警察，如果我们效仿他的话，也离歧途不远了……”
巴弗罗·比利的狂烈的西部演示，包括一些受过训练的马。“坐牛”要么自己买了这样一匹马，要么是别人给了他一匹。所有撰述者都确信，在追捕他时，炮火的声音使这匹马开始表演起来：举起一只蹄子，接着又向后蹲坐下等等。
政府从未像对待“坐牛”、“狂马”、“色旦他”、老“色旦卡”以及其他著名的红人那样要挟过“脸上雨”。在“雨”的后期生活中，政府并未太大地注意他。因为，他已没有什么权势了。否则，他可能也会在指定的时刻之前，到圣灵那儿去领他的圣餐去了。他自己也没有想继续为敌，一个想要珍惜自己生命的聪明人，应当在白人面前十分小心谨慎；所以，他一直围着他们转，即便在同他的好友史密斯的交住中也十分谨慎。他时常去拜访史密斯的摄影室，在那儿，他总是坐在同一个地方。摄影室靠近房角的一个钉子上挂着这位艺术家的六响枪，据史密斯说，不管什么时候“雨”走近摄影室那个地方，都会心神不安地转过身来。
当“雨”发现“坐牛”向世人出售自己的鉴名时，就打心眼里对“坐牛”充满了轻蔑。“坐牛”爱钱，而他“雨”除了爱他的民族，爱他的苏人土地之外，对什么都不关注。然而，他还是说服史密斯教他用英语写自己的名字。在史密斯的帮助下他学会了复写它。几年之后，他也在家兔岛干起“坐牛”曾经做过的营生来。
他要上学，多次恳求玛丽·科林斯替他说情，说他要再向前迈进一步。“叫我上学吧，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那样，学习读书写字，以使我能帮助我的人民”。
对准许他在汉普顿学院上学有过一番讨论。《大西洋每月谈》还发表了一首由约翰·格陵利夫·惠特尔写的诗，以支持他这一想法。
岁月啊，只是一半宿怨，
不再有战争的呐喊声。
随着号角的呜咽声
径直进入一个屠宰圈栏，
和他的三百名士兵一起，
金发首领遭难。
啊，依傍着大海的汉普顿，
什么样的声音在向你恳求，
为这学者们最谦卑的地方？
这能是他的声音，
那曾在大比格奥的边缘战斗的人？
这会是“脸上雨”？
他作战时涂染的颜色被冲刷掉……
获取上学的许可被拒绝。政府认为“雨”年龄太大没法学习，此外，每年还得花费230元的学费。
史密斯首先深信，“雨”确确实实应当学会读书写字，学会算算术；所以，他代表这位和蔼可亲的印第安人写了几封信，结果是，如他所陈述的那样，“十分冗长的书信，给出结论，‘脸上雨’真正想要做的是去看看东部，亲眼去证实那些由‘坐牛’和他的同伴们返回来后讲述的神奇的事情。因为，这些印第安人曾为了获得他们进入‘伊甸园’或其它什么地方的费用，而把自己做了展品。从最终的结论来看，‘脸上雨’值得称赞的雄心，到后来也变成了把他自己要加入这种展览的一种欲望了。”
如同任何可以理解他的人那样，代理人麦克劳林给汉普顿的S·C·阿姆斯特朗将军写信道：
您3月1号和本月1号有关“脸上雨”的信，分别及时收到了。在回复您时，我应当说，我怀疑是否能够劝使他呆在任何学校……去年他曾经一再向我表明，他想以某种形式成为吸引别人的人，或者能被博物馆招雇为演示人，他非常急迫地想做此种巡游旅行。由于他是一个可怜而又十分爱虚荣的人，他似乎为他自己的重要身份而洋洋自得。他已年近40，既不是真正渴求知识，也不是渴望脱胎换骨为一个白人，完全出自另一个用意。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仅仅是喜欢随心所欲，也有些固执罢了。他曾经是他部落的一个勇敢的斗士，但从未被他的人民视为杰出的首领。他失去活动能力的现行境况，使他失去了任何追随者，失去了任何影响……
事实上，1887年麦克劳林写这封信的时候，“雨”可能已经近于50岁，而不是40。也许还50出头了呢。当然，他的外貌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些。史密斯说，即便从最好的愿望出发，也不能期待他成为一个能向汉普顿大学那样循规蹈矩的人。要是他可以接受训练的话，人们就可以随意改变树叶的叶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