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6节 雪中天使——瑶基（2）
瑶基和藤田有时到蒙巴那斯大街和第一香槟大街交会处的变色龙餐厅歇歇脚。从前，那里白天空无一人，他们常到那里吃点酸白菜，其价钱不比意大利面条贵多少；一些流动小商贩在那里向少得可怜的顾客兜售一些类似床垫子或丝袜的小商品。自从雕塑家亚历山大•梅瑟罗决定投资这家老酒馆起，变色龙餐厅被改造成为蒙巴那斯的开门大学。赋予它新的生机之后，那里从早到晚始终是顾客盈门，一派繁荣景象，晚上尤其繁华。天一黑，来自各个国家、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画家和诗人都聚集在这里，有的吟诗，有的作画，有的开报告会，有的将他们自己的作品编成话剧、戏剧现场表演，好不热闹。每个星期天，他们大批地来观看幽默生动的节目。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时而也来，例如科克托和诺瓦耶伯爵夫人Comtesse Mathieu de Noailles（1876—1933），新浪漫派诗人。。
这位夫人长期以来一直十分仰慕藤田，与其说她是欣赏他绘画作品的高超技术，还不如说令她更加佩服的是这位日本人始终不放弃上流社会公主太太们这块阵地的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他已经为克莱蒙-托内尔伯爵夫人、加奈伯爵夫人和蒙特贝罗伯爵夫人画过肖像，为何不能为诺瓦耶伯爵夫人也画一幅呢？
当瑶基和藤田在蒙巴那斯过着他们相处中最温馨时期的时候，诺瓦耶伯爵夫人恰巧和他们是邻居。第一次为她画像时，是劳她的大驾，请她来到藤田的画室进行的。
诺瓦耶伯爵夫人身材小巧玲珑，却佩戴着一条硕大的项链，因为此项链可以帮助她时刻保持身体的挺直。她不大欣赏从前给她画过像的画家们，理由是因为她只欣赏自己，而且欣赏自己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她坚持诗歌创作的精神十分满意。她不仅是优秀的诗人，而且眉清目秀、天生丽质、目光明亮，宽阔的额头上表现出四处横溢的精明与才智，浑身上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那天使般的肢体需要精心保护。有时她对藤田说：“我的好富士达呀，您应该理解我，当我需要安卧在床，让我的肌肉、胫骨和思想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必须劳驾您来我家为我画像了。”
在此情形下，忠心耿耿的藤田就乖乖地从侧门进到她家，因为看门人不想让衣帽不整洁的小日本到诺瓦耶伯爵夫人这样有身份、有地位并且十分富有的人家来。诺瓦耶伯爵夫人懒洋洋地靠在真丝绸缎铺盖的床上，身穿在普瓦雷那里订做的连衣裙，正等着他呢。她的身体在明暗交界处不停地扭动着，而且唧唧喳喳、没完没了地说着，藤田一声不响地画着。他画了很久很久，当最终结束之后，诺瓦耶夫人一看，火了：从画像上丝毫看不到她光彩照人的容貌、深邃的思想以及优秀的品格。然而，画已经完成，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只能这样了。于是，画家签上他的大名，扬长而去。
同藤田一起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因为他的职业本身就是在一场梦幻中翱翔。自从1922年谢龙展出藤田的水彩画作品的那一天起，这位日本人就应人们的一再要求，去过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也去了美国。他的绘画作品销路十分广，售价也十分昂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便成为蒙巴那斯的绘画界首屈一指的富翁。在纪念露西成为他的未婚妻二十一年之际（她不久将要成为他的妻子了），他决定为她更换一个司机。因为在这之前，她一直有一辆固定的出租车供她使用。无论她去餐馆就餐或者到夜总会消遣，那辆出租车总在门前等候着她。
藤田赠送给他的心上人的礼物是一辆过去的画家们做梦都奢望得到的汽车。那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黄色巴洛特，散热器的盖上加印有罗丹字样。为她开车的专职司机是若泽•拉若——晋升为专职司机的巴斯克赛车冠军。
藤田不再亲自动手写信，而是向他的打字员秘书口授。他向该秘书赠送了一件水貂皮大衣，也只是他长年累月积累的财富中的沧海之一滴而已。
藤田无处不在，他时而在圣特罗佩，时而在戛纳的夸塞特码头，时而又到了波尔多附近的多维尔海上滑水。从1927年起，藤田和瑶基住在巴黎蒙苏里公园街3号。那座房子的结构为：底层，上面三层，另加一个大平台。他向朋友们凑了一些家具。一位年轻作家卖给了他一块地毯、几把椅子和一个古香古色的美国吧台。他的名字叫乔治•西姆农。他也经常参加藤田组织的晚会，也常去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消磨时间，常常一直泡到受不了那里的烟熏和酒呛之时，才回到塞纳河右岸布瓦西-当格拉街28号的住处。让•科克托也住在那里。由于实现了莫里斯•萨克斯的预言，让•科克托成为最出色的活动家。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7节 鸡尾酒（科克托）（1）
Cocktail，词意为“鸡尾酒”，其复数形式为Cockteaux，与科克托名字的发音相同。——译注
……拉迪盖，戴着单片眼镜，时常心不在焉，甚至自命不凡，自以为他就是上帝塑造的神童……
皮埃尔•布拉瑟尔
1922年1月10日起，科克托在路易•穆瓦泽的“屋顶牛”酒吧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他同他的那帮人都投入了资金。他那帮人把巴黎几乎所有追逐时髦的人全部集中在那里：“六人团”、佳吉列夫、科科•沙内尔以及其他几个人。仅仅这些人就足以把这个地方变成前进中的先锋派在塞纳河右岸的活动中心。
科克托手持火炬，维内和杜塞弹钢琴，威廉负责打击乐器。没有人听他们的演奏，人们来此的目的是露面、喝酒，并且欣赏毕卡比亚的《卡可基酸眼》。这幅画在独立派画展时被拒绝参展，后被穆瓦泽买下。毕卡比亚在画中表现的是正在接受用卡可基酸治疗其炎症的一只眼睛（在此暗示特里斯坦•查拉的一种退热镇痛药“安替比林”）。他要求他的朋友们在上面签名，并且可以写几个字：
伊莎多拉全心地爱着毕卡比亚（邓肯），我觉得他十分酷（特里斯坦•查拉），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说的（乔治•奥里克），我从1892年起就叫达达（达吕斯•米约），我喜欢沙拉（弗朗西斯•普朗克），令人忧伤的荣誉（让•科克托，还贴上自己的照片）……
最初几次闯荡蒙巴那斯之后，科克托就在那里闯出了自己的道路。于是，他就成为一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诗词《索福克舞蹈》的年轻作者（1917年创作该诗时，年仅25岁）具有常人少有的策略意识。在用他的战略目光看透了世上的这些人之后，他似乎在躲避而离开了他们。当他返回来见他们的时候，带来了丰盛的礼品。他的礼物令这些人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而且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从那以后，他就彻底地征服了这些人。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萨尔蒙的用词也许夸张一些，但他说得十分正确。科克托来到巴黎的艺术界十来年之后，他就在那里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站稳了脚跟。从那之后，在社交活动中人们常常见到他那装饰有花边的服饰。他不仅被社交界接纳了，而且人们还在追求他，力图想得到他。人们也十分理解这一现象，因为他是那么出色，他也十分需要得到人们的爱！的确如此。
另外，在青年一代的眼里，科克托的头上有一个灿烂的光环，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偶像。当有人建议年轻的皮埃尔•布拉瑟尔去认识一下科克托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后来他写道：“结识科克托是1923年所有男孩子的愿望。”［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于是，这位未来的戏剧演员皮埃尔•布拉瑟尔来到安茹街，见到了“我们大家十分崇拜的那位瘦高个儿”。年轻人着迷了，特别是对诗人的那双手：“他不仅用它们拿画笔绘画，用它们拿鹅毛笔写字，甚至还挥动着那两只手向人问好，用手势来加强他说话的语气。他的那两只手简直可以顶四只用。总之，一句话，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双秀美而灵巧的手！”
主人（让•科克托）带领客人参观他的整所房子，一直把他带到浴室。在那里，他一边刮胡须，一边不停地同客人聊天。
他说话时经常将词汇颠倒使用，意思前后矛盾，构成的句子酷似字谜……读起来像崩豆子，连续不断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随便添加一个词，就可以构成一句富有韵味的笑话；省略一个词，就可以将他美妙的思想变成一幅优美景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家伙的头脑中，类似的组词技艺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科克托第二次带领布拉瑟尔到他的卧室时，客人看到房间四壁墙上写满了电话号码。
另外一个来访者是时任《巴黎报》记者的乔治•夏朗索尔。到他的住处拜访让•科克托，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门厅的豪华。正对着大门高高悬挂着由雅克-埃米尔•布朗什为房子的主人创作的肖像，然而他的卧室却出奇的简陋。由于布拉瑟尔当时的年龄还过小，未能作出如此细腻的比较。而且由于他刚一进门，就看见从床下冒出来一个巨人。此人满脸皱纹，嘴巴上黏黏糊糊，也许是鸦片。他们二人可能已经为此消磨数小时之久了……
科克托指着那个迷迷糊糊的人说：“瞧，这就是我在夜里生的孩子：约瑟夫•凯塞尔。”［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约瑟夫•凯塞尔。
这一切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自然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一天，毕加索和玛丽•洛朗森一起闲聊着，布朗库西和他从前在科克托的陪伴下认识的一个年轻人闲聊着。这个年轻人的长相并非十分帅气，皮肤白净，小小的近视眼毫无神气，而且头发蓬乱。他不停地在卷着烟卷，烟丝撒得到处都是。他从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副打碎的眼镜，把它像单片眼镜似的贴在一只眼睛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烈•萨尔蒙介绍这位年轻人进入了科克托帮。当时科克托正在撰写《强硬派》一书。1917年，他和他的一位当画家的老朋友联系，希望他推荐一些可以作为书的首页插图的素描画（萨尔蒙已经以这种方式帮助过藤田）。他的这位老朋友接受了他的建议，每星期向他提供两幅画。因为他住得距离萨尔蒙较远，于是他把送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孩子，年仅14岁，经常穿着短裤。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8节 鸡尾酒（科克托）（2）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头戴鸭舌帽，额头上留着一缕浓重的刘海儿，刘海儿的阴影后有一双仍然充满着稚气目光的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中透着大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看得出他长大后的性格将会是严厉而冷酷的。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他的名字？
雷蒙•拉迪盖。
雷蒙•拉迪盖每个星期两次送他父亲的画到安德烈•萨尔蒙的家。来过几次之后，一天，他张嘴同安德烈•萨尔蒙说话了：
“您知道吗？我也画画呢！”
萨尔蒙不答腔。
“我给您看看我的画怎么样？”
男孩子打开放着他父亲绘画作品的画夹子，取出了他自己作的画。记者兼编辑萨尔蒙惊讶得目瞪口呆。
“怎么样？”
安德烈•萨尔蒙一时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画或许也能对您有用，或许有一天您可以把它们发表……”
因为画得还不赖，萨尔蒙接受了。即使画得不好，他也会要的，因为这个小孩子需要钱。但有一个条件，孩子必须换个签名，不能签其父亲的名。
“这没有任何问题。”雷蒙•拉迪盖迫不及待地回答说。
编辑吃惊地看着他抓起一枝笔，快速地以“Rajki”为名字画了押。
一个星期过去了。雷蒙•拉迪盖再次来的时候，拿出他父亲的画之后，也拿出他自己的。而且接着说：“上次我没有对您讲，我还写诗呢。”随手拿出了他写的诗。
“这你应该去找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建议道。
第二天，雷蒙•拉迪盖给马克斯•雅各布打电话。接着，他又来问萨尔蒙是否可以帮助他，他希望当记者。于是，萨尔蒙介绍他去见莱昂斯•罗森伯格，让他参加了为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而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他朗诵了一首诗，令出席这次朗诵会的科克托十分感动。他立即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马克斯•雅各布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布朗库西觉得在酒吧里无所事事，就邀请雷蒙•拉迪盖去散步。他们朝蒙巴那斯的方向溜达着。拂晓来临时，雕塑家突发奇想，提议他们去乘火车。
“好吧。可是咱们去哪里呢？”
“去南方。”
他们二人去了火车站，登上来到面前的第一列火车。然而它是开往西部的布列塔尼的。从那里他们又换车，次日晚上到达马赛。直至那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参加酒吧开张时的礼服：燕尾服。
他们觉得马赛气氛沉闷凄凉，接着去了尼斯；又嫌尼斯荒凉毫无生气，他们又去了阿雅克修（科西嘉岛拿破仑的家乡）。他们嫌阿雅克修没有女人，于是开始参观这个岛。他们嫌该岛太小，十一天之后，返回巴黎。让•雨果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从南方回来后，布朗库西径直地把拉迪盖送往‘屋顶牛’酒吧，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回来。”
同皮埃尔•布拉瑟尔一样，保尔•莫朗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和外交家。第一次在保尔•普瓦雷家组织的化装舞会上遇见雷蒙•拉迪盖时，就断言他是一个沉默寡言、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人。被他迷恋并且爱上了他的科克托在后来写的文章中，与其说是在批评对方，还不如说是在作自我批评：
如果他当时有个计划，如果他能实施一个长期规划的话，他也许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了。并且能够一步一步地使它们获得成功，让他在文艺界名声大振。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9节 鸡尾酒（科克托）（3）
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吗？科克托没有帮助他吗？
当雷蒙•拉迪盖开始写他在大战期间同一位比他年长的女人（玛尔特）来往的故事时，诗人科克托介入了。介入到什么程度，无人知晓。或许仅仅如同他自己说得那样，只是为了克服他懒惰的毛病，他把雷蒙关在卧室内不许他外出。但是科克托去格拉塞出版社读过那部作品的样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出版社的贝尔纳•格拉塞立即就明白了科克托充当的角色：一个青年作家，乃至整个巴黎文学艺术界和社交界的介绍人与保护人。
当雷蒙•拉迪盖的《魔鬼缠身》于1923年3月出版的时候，科克托长期采取的策略见效了。那个时代，各家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抢登广告，朋友们也在报纸上为该作品登广告（尤其是科克托在《法国新杂志》上刊登广告）。结果是两个星期内售出50 000册。“小孩子”（科克托这样称呼雷蒙•拉迪塞）该高兴了。
雷蒙•拉迪塞的确十分高兴。他为胜利而疯狂地饮酒，并且很快学会了吸鸦片，开始为所欲为。他完全不顾《魔鬼缠身》中的主人公玛尔特。玛尔特为他的行为痛苦万分，经常哭着到出版社编辑部找他；曾经疯狂地爱过莫迪利阿尼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布朗库西家中遇见雷蒙•拉迪盖之后，也同样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小男孩儿。此时，她也为雷蒙的败落而痛心；让•科克托的心情也不比他们二人轻松。他为雷蒙的颓废而一蹶不振，甚至发展到拒绝接受雷蒙•拉迪盖带回的布罗尼娅•佩勒米泰。这是一个祖籍波兰的年轻模特儿。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希望请她做他们创作的模特儿。尼尔斯•达代尔和基斯林都为她画过肖像。一天，她穿着服装大师普瓦雷做的连衣裙到“屋顶牛”酒吧，雷蒙•拉迪盖就把她带回到他居住的旅馆。
两位年轻人说他们想结婚，整天躲在特尔农街的福尧特旅馆里不出门。他们千方百计地躲避一个人——科克托。不久，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嚼舌者给科克托起了个外号“屋顶鳏夫”在此用“屋顶鳏夫”代替“屋顶牛”，因为法语中的“牛”是Boeuf，而“鳏夫”是Veuf，两个词中元音发音相同。意思是掌管“屋顶牛”酒吧的科克托失去了他心爱的雷蒙•拉迪盖，成了鳏夫。——译注。许多专栏作家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将科克托的名字Cocteau一词变成单数，成了Cocktail，于是科克托就这样被他们叫成了“Cocktail——鸡尾酒”。
当时，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到处组织晚会、舞会、演出等各类活动。刚在这里喝过，又接着到别处去喝；大批的美国人也为能够生活在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城市而不断地碰杯庆贺；巴黎，无论是塞纳河的左岸还是右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口锅，一口沸腾着的大锅。这一切，让来自各国的游客惊愕不已。当时正沉浸在成功给他带来的光环虚幻中的拉迪盖，也随着无论真真假假或者大大小小的艺术家们，不惜一切糟蹋着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整天整天地泡在蒙巴那斯的轻歌曼舞和花天酒地之中，天天注射酒吧和饭馆里的老鸨们发给的可卡因，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魔鬼缠身》一书出版之后仅仅几个月，雷蒙•拉迪盖的光环开始逐渐黯淡，消失了。1923年12月12日，他患上伤寒，病倒了。当人们把他从福尧特旅馆送到巴黎十六区的一家诊所时，为时已晚。由被吓傻了的科克托派来的主任医师也未能诊断出病情，雷蒙•拉迪盖在万分痛苦的挣扎中，结束了他年轻短暂的生命。
整个葬礼由科科•沙内尔主持进行。棺木、鲜花、马匹和马具，一切全部为白色。痛不欲生的科克托未能参加葬礼。几年之后，他写下了以下美妙的词句：
拉迪盖自由过了头，过度地放纵自己，毫无节制。是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只依靠自己……我所具有的少许洞察力也正是来自他。因而，他在未给我任何指点时就离我而去，使得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创作也失去了动力。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雷蒙•拉迪盖去世时，年仅20岁。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30节 美国人在巴黎（1）
你们，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人，你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格特鲁德•斯坦
在美国，有禁酒法。而在欧洲，人们可以尽情地喝，没有任何人干预。在欧洲还有其他好处：生活费用不算贵，而且到处可以遇见许多整天想帮助他人的朋友。
例如西尔维娅•比奇，她的书店成了接待站。人们不仅可以到那里歇脚，而且可以把邮件直接寄到她那里，她负责保管和分发。她组织人们的见面会，而且还组织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物质交换。
她的书店地处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如果有人从她那里出来想喝几杯，只要穿过卢森堡公园，在十字路口向右转第一条街10号，就有美国人刚刚买下来的一家酒馆兼经营餐馆——“流浪者之家”。白天在这里用餐比较昂贵。天一黑，喝酒的人成群结队地接踵而至。弗洛希•马丁是在横跨大西洋的游轮上跳大一字开舞蹈的一名女舞蹈演员，她许诺支付她的朋友们在“流浪者之家”的一切开销。因此，人们在那里狂饮着，操着美国的扬基腔海阔天空地聊着。“流浪者之家”成了美国人在巴黎的一个活动中心。在巴黎的美国作家有数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晚饭之后常到这里来聚会：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尤金•乔拉斯、辛克莱•刘易斯、阿奇博尔德•马克•利思、约翰•多斯•帕索、威廉•西博格、德朱纳•巴恩斯、米娜•洛伊、罗伯特•马克•阿尔蒙（后来他撰写了《我的美国朋友》)，还有在巴黎旅馆客房里写出《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乔治•格什文；首批来到巴黎的美国人之一艾兹拉•庞德，任《文学评论》杂志驻巴黎记者，1924年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纳塔莉•克利福德•巴尼与他的女伴——罗马尼亚人戈得德•布鲁克，在雅各布街他们的住处经常慷慨大方地盛情款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亨利•米勒于1928年来到法国。在他逗留的两年中，天天来“流浪者之家”，采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讨饭吃，而且保证能够吃饱：一进来，找个位子坐下，就着手写12个字，分别送到在场的12个人的手中，要求每个人每星期请他吃一次晚饭。而米勒呢，他撰写有关塞纳河左岸最大的妓院——“凤凰院”（1931年开张）的广告分发给在场的男士。去妓院的男士还另外给他钱。
雕塑家桑迪•考尔德同样也来“流浪者之家”，他的金属丝雕塑尽人皆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小说家。、泽尔达和小斯科蒂也都来。菲茨杰拉德的《尘世乐园》在1920年出版发行以来，各大报纸都在追逐作者，欲获得首家新闻，而且他的《伟大的盖茨比》不久就要出版。因而，他有足够的钱供他不假思索地消费……
菲茨杰拉德正是在“流浪者之家”遇见了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作家。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第一次来巴黎是在1921年。后来他返回美国过了一年之后，携带他的妻子——哈德利和他们的孩子再次来到巴黎。海明威认识在巴黎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乔伊斯的交往尤其频繁，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这位爱尔兰作家喝醉了，就放声大唱戏剧小调），海明威还给他上课，教他拳击。
海明威的家起初住在巴黎五区，后来搬到了市中心的圣母院街。他的家刚来巴黎之初，海明威依靠给《多伦多之星》撰写体育文章挣钱养家NFDA4口。后来他听从了格特鲁德•斯坦的劝告离开报业后，曾经试图用非记者身份向美国各大报纸提供新闻赚钱度日，但却遭到一家又一家报社的拒绝。
海明威经常在丁香园写作，因为那里比多姆酒馆安静。有时他带着儿子一起去丁香园。他写作时，儿子在一边牙牙学语。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他惟一可以耍的把戏就是更换地方，到没有任何可以诱惑食欲的地方去，否则拿什么钱支付饭费呢？
海明威找到了一条对他这样穷到无能力吃饭者适合的路线：先到卢森堡公园，那里树木和花草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可以令人忘记垂涎欲滴的饭菜。从卢森堡公园的另一侧出去，在观象台广场和沃日拉尔街之间散步。在那里，饥肠辘辘的人没有风险，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餐馆。
如果想换个环境，离开公园，到大街上看看风景，海明威建议你沿着费鲁街朝塞纳河方向去，沿途没有任何诱人的餐桌。塞纳河边的面包店、糕点铺和其他供应吃的店铺自然很多。最好在奥德翁街向右转，避开有三家餐馆的奥德翁广场，一直向前到这条街的12号。书店的西尔维娅•比奇总会十分友好地接待你，甚至可以借书给你。海明威正是在这里阅读到屠格涅夫Tourgueniev(1818—1883)，俄国作家。、果戈理和契诃夫Tchekhov(1860—1904)，俄国作家。的大量经典著作。
晚上，海明威经常去“流浪者之家”。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一天，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连干了许多杯香槟酒，最后是别人将他抬上出租车的。
几天之后，他们二人又在丁香园见面了。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介绍他如何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的经验：先给《邮报》寄一篇，被发表之后，再将同一篇小说进行剪贴和稍微修改之后，寄给另一家报社。海明威听后跳起来，责骂他对面的这位同胞为“卑鄙小人”。菲茨杰拉德也大声喊道：“可我的许多好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
在争吵之后，菲茨杰拉德请求海明威帮他一个忙：陪同他到里昂，取回由于天气恶劣他和泽尔达不得不留在那里的雷诺汽车。
海明威同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分离奇可笑的旅程：出发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没有赶上火车，火车拉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人；第二天，他们二人重逢之后，斯科特又喝得酩酊大醉。接下来是为开车旅行做准备。在去汽车修理站取汽车之前，他们购买了大量路途上需要的食品。到了修理站时，那辆雷诺已经修理一新，正等待车主来出发。那是一辆轿车，但没有顶盖。海明威觉得非常奇怪，斯科特解释说：车顶盖在马赛被撞得凸凹不平，泽尔达让修理工给锯掉了。这就是他们把汽车留在里昂的真实原因。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31节 美国人在巴黎（2）
他们二人在车内就座，斯科特坐在方向盘前，海明威在他的旁边。上路不久，瓢泼大雨又迫使他们停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每次停车都补充葡萄酒，斯科特十分高兴，以前他从未直接对着瓶嘴喝过酒。但突然，在两口酒之间，他咳嗽了起来。难道这有可能是肺充血的先兆吗？
“绝对不是。”海明威回答说。
“肯定是。”菲茨杰拉德十分有把握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据他所知，已经有两个人死于肺充血。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肺充血的症状，而他又不能让同样的命运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在沿途的一家旅馆停下来：他生病了，必须卧床休息。
在卧室里，斯科特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在闭眼之前，他要求海明威答应照顾他的女儿和夫人。海明威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的脉搏正常，气色很好。但是需要为他量量体温。于是，他叫服务生来。
菲茨杰拉德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好转，我们必须乘火车，我必须立即到巴黎的美国医院去住院。”
体温表拿来了。斯科特把它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结果十分正常：37．6℃。
“高吗？”病号问。
“没有什么。”
“那你的是多少？”
出于友谊，海明威也测量了自己的体温。
“多少？”斯科特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37．6℃。”
“可你没有生病吧？”
“绝对没有。”
菲茨杰拉德从床上跳下来，脱掉睡衣，穿上衣服：“我每次生病都恢复得特别快。”
在巴黎还有一个美国人，海明威不认识。这就是住在弗莱律斯街的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第一次到她家时，他27岁。在她眼中他十分英俊，对人也非常尊重。夫人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可以替代那个因毁坏一把椅子被她赶出门的艾兹拉•庞德，而且他比庞德更加优秀：他乖乖地坐在她的面前，安静地听她讲话，并且还征求她的意见。他不是还请她到他的住处去看他的手稿吗？
他拿自己的手稿给她看，他觉得它们写得不赖，但小说中有一段非常蹩脚。出于指导他的目的，她让他读了她的最新作品《美国人的素质》。海明威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才称得上是著作。格特鲁德•斯坦在她的《阿丽丝•道格拉斯的自传》中写道：“海明威对她讲，他和他这一代人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他们的一生用于设法将这本著作发表，让它与读者见面。”
的确，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他重新抄写手稿、校对小样，为它的出版帮了许多忙。这位大男子汉十分和蔼可亲，十分忠心耿耿。当格特鲁德•斯坦建议他退出新闻报业，全力投身于写作时，海明威双手紧贴裤缝，做出立正的姿势发誓，并且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毅然决然地回到美国工作，目的是当他返回法国时，不再从事记者工作。
真是一个好学生。在格特鲁德•斯坦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谈到海明威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多么好的学生啊！”
为何指出他这样的优点，而非其他的优点呢？格特鲁德写道：因为他有两位好老师——舍伍德•安德森和她本人格特鲁德•斯坦。是的，她的确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培养造就了这个小家伙。同时，她也不否认他有才能：他善于囫囵吞枣，不懂的东西也能记住。她拿他同德朗比较，海明威的身上透出一种带古老韵味的现代气息。
海明威的看法显然不同。首要一点是他来格特鲁德•斯坦家经常是单独一人，因为女主人不喜欢夫人们跟着来见她，她们由阿丽丝•道格拉斯照顾。
海明威也喜欢这样的拜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饮酒，而且可以慢慢地仔细欣赏挂在墙壁上的精致漂亮的油画。他与女主人之间的谈话也不错，起码不令人讨厌。没有外人在场，她更加轻松自在，谈论的主题更多涉及造物主们生活的闲话，而不是他们二人的创作与作品。她不惜花费时间给来访者开的性教育课十分荒唐可笑：她竭尽全力想说服对方相信，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肮脏的、堕落的，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却是美丽与高尚的。
其实，格特鲁德•斯坦吸引海明威的只有她的作品，仅此而已。他觉得她的《美国人的素质》有一些优点，但也存在缺点：过长、重复、缺乏条理。他尽力撮合该作品的出版、校对小样都是出于友谊，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然而，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紧紧围绕格特鲁德•斯坦自己：她的生活、她的著作。斯坦小姐希望她的著作能在《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早报》上发表，她认为海明威根本别指望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东西，因为他还没有资格，他并非一个好作家。其他的美国作家或使用英语的作家也不比海明威强多少。
在格特鲁德•斯坦眼里，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都只满足于整天泡酒馆，不顾一切地酗酒，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人”。从那以后，鉴于它的荒谬，这已经成为一句名言。
由于格特鲁德•斯坦无休止地侮辱这些年轻作家，乃至所有人，最后发展到同过去常去她家的许多朋友闹翻了，只有胡安•格里斯例外，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了。包括她的哥哥莱昂•斯坦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同其他人结盟一致反对她。勃拉克、毕加索、查拉、马蒂斯和萨尔蒙后来都分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贪天功为己有，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桂冠，而且说她不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而是根据个人喜好评论他们的绘画作品。
比其他人更加宽宏大量的海明威也对她烦了。后来只同意去见她，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她亲近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很久以后——60年代，他去世前不久才恢复。在自杀之前，他为怀念青年时代在法国巴黎度过的自由浪漫生活，撰写了《欢乐巴黎》。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32节 一位犹太游侠（1）
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绝对不像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迷人画家，反倒酷似上世纪末纽约百老汇大街剧院的一个戏剧人物。他上吊自杀之后，我更愿意经常回忆起的是他在多姆酒馆那天晚上的样子。
欧内斯特•海明威
漫步在蒙巴那斯大道上，要上格特鲁德•斯坦家，或者是要去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时，海明威总从多姆酒馆门前经过。每次他都见到一个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前作画。有两个姑娘在旁边陪伴着他。一个是褐色头发，另一个年龄很小，但很漂亮。那位男子穿着十分考究：蓝色西装，领带、浅色衬衣熨得平整，皮鞋擦得锃亮。脖子上挂一条雪白的真丝长围巾，一顶瓜皮帽扣在前额。脸色稍显灰暗，黑色的眼珠发出深邃的炯炯目光，但在眨眼间时而流露出无限的忧愁。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枝卷烟。
他打了个手势，请海明威到他身边去。
“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海明威要了一杯啤酒。画家说他有钱，可以喝威士忌。接着，他向作家介绍说那两位女孩是他的模特儿，并且推荐一位给作家，还答应让出他的画室给他们消遣使用。于是大家一起大笑起来。
酒馆的服务生给他们送来账单时，那位男子接过那张纸，揉皱，开始在上面作画。接着他拿起一根火柴，点燃那张纸，然后将火扑灭，再拿起那张点燃过的纸在仿羊皮纸上来回移动，稀释了原来纸上的咖啡渣线条，三下两下就勾画出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孩子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在作画的同时，他还不停地和周围的人们说着话。他的声音温和而甜美，带点儿中欧人的口音。他一边用苏打水稀释着他的水彩画，一边向他邀请来的客人提出无数的问题。聊着聊着，又一幅画完成了，画家朱勒•帕森Jules Pascin（1885—1930），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画家和雕刻家。把它扔在他的椅子上，又要来一张纸，接着画……
海明威离开他们后，帕森向两位姑娘提议再为他干一杯，然后他们到了阿尔费雷多餐馆。那里的饭菜档次很低，但价格却很高，让帕森有一种他在巴黎的高档餐厅邀请自己的贵客用餐的感觉。
午夜12点时，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共计15人，包括其他模特儿、画家和一帮夜间游荡的闲人。帕森为大家付过账后，他们就到蒙马特尔或者蒙巴那斯的一家妓院打发剩余的夜晚时光。他们中有的上楼，有的在一层待着。帕森继续画那里的姑娘。时而许多人围着夸奖他、赞美他，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时而他一个人带着铅笔、画笔和酒杯，躲在一个角落不停地画着。他喝得很多，喝得过多。他的朋友们常常玩弄诡计，用别的饮料冒充酒灌他，而他却从来学不会他们使用的技巧。
哪里热闹，那里就准有帕森。他能经常带领他的那一帮人搭乘朋友的汽车到乡下或马恩河边游玩。他带的人中总是女人比男人多。下水游泳冲澡时，他们常常半裸露着身体一起吃冷餐，一起喝酒。晚上很晚回到城里，还要到一家酒吧去告别一天。
帕森每星期起码发出一次大量的请柬或气压传送卡，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克里西大街36号来做客，而且可以带愿意带的任何人来。
最先到达的客人总见到主人还穿着睡衣在剃胡须。他带着满脸的肥皂沫在走廊里悠闲自在地游荡，而他最宠信的模特儿们却跑前跑后，为摆放火腿、鸡、羊腿、酒和饮料而忙得不亦乐乎。
艾伊莎是帕森在大街上发现的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出生在法国的下加莱省，对帕森最忠实最依恋，但也时而为基斯林、凡•东根、藤田及其他许多画家当模特。她也为在画室内腾出更多的空地给大家活动而帮着摆放椅子和坐垫，整理家具。人们将在一起唱、跳、喝、笑，也许还有一支管弦乐队来演奏……总之，活动将是简单而隆重。这将不会是凡•东根式的社交聚会。活动结束时，帕森也许突发奇想，提议大家去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海湾玩一趟。他已经这样干过一次。那天拂晓，五十来个吃喝玩乐之徒临时决定乘上火车到了海边，在狂欢畅饮了几天几夜之后，一个个醉醺醺地返回了巴黎。
另外一次，帕森在马赛宴请他所有的朋友。因为座无虚席，他一个人到隔壁的餐馆吃饭去了。这是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的有关帕森的一个故事。这未免有点儿过于离奇，也许是卡尔科编造出来的。但这也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它完全符合帕森的天性：他喜欢热闹，喜欢到了发狂的程度。他绝对无法忍受独处的时光，这对他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他最大的嗜好是请大家一起喝酒……如果你没钱，又想喝酒，那就去找帕森。他整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他十分风趣，能够讲许多幽默的故事，也采取各种办法激励周围的人们讲故事，并且认真地听他们讲，大家边讲边听边喝。喝醉了，大家，包括酒馆里的所有人，开始狂饮乱舞，纵酒狂欢。喝得愈多，他们愈高兴、愈狂热……然而，人们发现他偶尔也痛苦，似乎有一种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感觉，甚至在蒙马特尔，周围到处是朋友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摘自弗朗西斯•卡尔科的《20岁在蒙马特尔》］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33节 一位犹太游侠（2）
凌晨，帕森替所有人结账之后，单独回到家中。醉醺醺的他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
上午，他养活的其他女孩子来了。他常常把她们打扮得怪里怪气，供给她们吃喝，以她们为模特儿创作绘画作品，有时也同她们上床……她们给他买颜料，为他整理房间。这些女孩中间有跳舞的，他就给他们上舞蹈课，其他人学习当厨师或女仆。从理论上讲她们都有各自的分工，但这些分工丝毫不影响她们穿上十分性感的轻薄透亮的服装和花边衣裙，为帕森做绘画模特儿。他既是她们的雇主，也是她们当中有些人的情人，但他是她们所有人的朋友。
这些女孩子都十分年轻。帕森从未想过让她们回家，更何况她们中的多数根本无家可归，其余的人所谓的家也只不过是一间陋室，或者是在街头巷尾临时搭的小草棚子。于是她们就都住在他的家里。她们裹着被子睡在沙发上，甚至睡在地板上。帕森很喜欢平民家孩子的俭朴作风。
正如帕森的同胞画家乔治•帕帕洛夫所说：“帕森是一位东方画家，同时也是一位被驱逐、遭虐待而背井离乡的犹太游侠。”他为人豪爽、慷慨大方。他供养着一大帮人，他离不开她们，她们整天围绕在他的身边，无论他参加舞会还是酒会，总有这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尾随其后。“人们经常可以见到在帕森做东的餐桌周围坐着各种肤色的人”，他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每餐必到的宾客皮埃尔•马克•奥尔朗指出。［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马克•奥尔朗的《帕森之墓》］
帕森与莫迪利阿尼一样不吝啬，无论是他的绘画作品还是钱，谁想要他随手拿起就送给谁，谁需要什么动手就可以拿走。他常把自己使用的物品送给他十分欣赏的朋友，把餐馆里结账的零钱送给在同一餐馆就餐者中最穷的人。当朋友去他家买画时，帕森让他任意选，答应以后邮寄账单给他再结算，显然这只是一种托词而已，他根本不向他们邮寄结账单：这是向他人送礼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画室有一个抽屉，里面经常放满钱。当有朋友手头拮据时，他对朋友讲：“开开抽屉，需要多少就尽管拿好了！”
他的绘画作品有时被盗，因为抽屉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他的一幅画值钱。由于他的作品销售得非常好，于是市场经常出现临摹复制品。帕森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泛滥。他赚的钱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假如他是一个讲究外表富有的人，他完全可以像毕加索和德朗那样生活。他的所有作品都比德朗的售价高，只有两幅画比毕加索的售价低。但是他从不攒钱，挣来的钱全部花出去，而且花在别人身上的部分比花在自己身上的多得多。除了他的朋友、他的模特儿（他付给她们的钱比市场价格高出许多）和蒙马特尔及蒙巴那斯的穷画家之外，他还养活着两个妻子（他已经结婚，可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以及所有做过他画笔下模特儿的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成年女子。他酗酒成性、爱好热闹、说话夸张、性欲旺盛，同时他又是一个背井离乡、没有国籍、四海为家、四处流浪的人。因此，在他豪爽、开朗、无忧无虑的表面现象背后，掩盖着的却是一个腼腆、焦虑和遭受着爱的痛苦折磨的人。
帕森出生在保加利亚的莱茵河畔。他的父亲是富有的商人，有着土耳其和西班牙血统，母亲是塞尔维亚—意大利血统。在世纪之初，为了发展生意，他们跨越边界进入罗马尼亚。帕森爱上了一个芬芳扑鼻的女子，从那以后，他如同吸了毒一样惹上了性毒瘾，由此引出的丑闻像幽灵一样跟随着他一生，始终未能摆脱。起初，只有15岁的他，爱上了一位30多岁的女人。全市对他们的歧视给全家在思想与精神上构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位女子当时领导着一个效益非常不错的企业，他家从这一方面得到了满足，相对地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然而，她的企业不是工商企业，而是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妓院。这一点对帕森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他家庭的荣誉和家长的权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于是，他的父亲将帕森驱逐出罗马尼亚，送他到了德国。帕森爱他的情人和那个妓院的妓女。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停地在白纸上画下她们窈窕的身材和秀美的脸蛋。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使他无意识地学到了一些粗浅的绘画知识。经过在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潜心学习绘画之后，他受聘于一家讽刺报纸《Simplicissimus》。该报纸经常刊登斯坦伦Steinlin（1859—1923），祖籍瑞士的法国油画家、幽默画家和广告画家。签字的绘画作品。帕森的这一决定让他的父亲更加气急败坏：他对儿子背叛了其家族历来信奉的犹太教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父亲的生意兴隆，本来能够保障他有一个稳定、富有、无忧无虑的前景，他却无力继承；继而又一头栽进了可耻到令人难以启齿地步的妓院中学会了男人的行当和画画，他的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又决定为一份对世上所有人和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一概不放在眼里的垃圾报纸工作。真是大逆不道，令他忍无可忍！
为了不让他进一步败坏家族的名誉，父亲命令儿子立即更改姓名，断绝同家庭的一切关系。于是，他由原来的朱利尤斯•莫尔德盖•潘卡改名为朱勒•帕森。同帕森的情形完全一样，法国人劳特累克（Lautréc）同样是接到了父亲下的一道类似的命令，将原来名字中的字母颠倒一下位置，改名为特累克劳。他们二人改名的时间，前后相差只有几个星期。不同的是，特累克劳很快放弃了他的新名字，而帕森却将它保留终生。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34节 一位犹太游侠（3）
朱勒•帕森于1905年12月24日到达巴黎，年仅20岁。帕森带着自己选择的名字，抛弃了有可靠保障的前途，同家人断绝了一切来往，靠着报社给他的固定薪水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到达巴黎时，有许多人到火车站接他。对于一个从东方来的移民来说，这是少见的现象。来接他的人中大部分是德国人，他们不辞辛劳地跨过塞纳河，到右岸来迎接他，因为他们从报纸上已经久闻其大名。他们直接将他安置在蒙巴那斯区德朗布大街学院旅馆的一个房间……他们之间花天酒地的日子从此便开始了！
活动首先在12月25日晚上，从塞巴斯托博尔大街开始。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上天赐予了他们一份上等圣诞礼物：一位姑娘。
接着，这帮人一起奔赴卢浮宫。帕森和其他许多人大量临摹了祖师们的作品，用他们使用颜料创作的图像作品庆祝圣诞。
这样的活动天天都有，每次都是在蒙巴那斯帕森居住的旅馆收场。不久以后，帕森就有了画室。从此以后，他的朋友们常来他的画室。来客中总少不了写帕森的作家：保尔•莫朗、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安德烈•瓦尔诺、欧内斯特•海明威、安德烈•萨尔蒙和伊利亚•爱伦堡……
每天早上，帕森约大家到多姆酒馆去会面，所以活动总是从那里开始。
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同各种派别都有来往，但只在他们的外围活动，从不在组织上正式参加任何派别。在“洗衣船”派活动高潮时期，他常在跑马场同毕加索见面。帕森到巴黎的那天，他在德国结识的画家维热尔斯带领其他人到火车站接他。后来维热尔斯去世时，他的葬礼正是在帕森的主持下进行的。“洗衣船”派艺术家们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有的穿蓝色或者黄褐色的工作服，惟有帕森全身黑色葬礼服，当时他的头上已经歪戴着那顶传奇式的帽子。
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迷恋女人、喜欢热闹和爱酗酒，但另一方面他热情好客慷慨无度。还是和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一样，他的周围总有许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也受到人们同样的热爱。他们两个属于同一代人，都是背井离乡、流落他国；两位心头都承受着剧烈的伤痛折磨，一个是由卢浮宫雕像的丢失导致一生的悲哀，另一个是因一个女人的逝世造成的一蹶不振。他们各自反映出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却有着同样悲剧的社会现实：前者处在战前缺衣少食的贫困之中，后者处在战后丰衣足食的富有时代，但是他们却遭遇到同样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二人都被内心的痛苦折磨致死，间隔仅仅十年的时光。
帕森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从1908年起一直参加秋季艺术博览会，也参加柏林、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的绘画展。1924年，他还为皮埃尔•勒布的画廊开幕剪彩。
1907年他还住在学院旅馆时，他和多姆酒馆的酒友亨利•班格合用一间画室。一天晚上，班格说第二天有人来拜访。来访者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从事雕塑和在象牙微型雕塑上绘画。帕森决定身穿睡衣、耳鬓戴一朵鲜花接待她。
来者大高个儿，褐色头发，目光游离。帕森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征服了她。他给她灌了大量白酒，很快就把她放倒在长沙发上，并且发现她的衬裙下摆是被缝死的。这是母亲为保护女儿的贞操而采用的惯用手法。这位名叫埃尔米娜•戴维的姑娘当年21岁。
这一天，埃尔米娜•戴维进入了朱勒•帕森的生活，并且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也是惟一的合法妻子。但他们十年之后才举行结婚典礼。在帕森正式搬进克里西大街的住宅之前的许多年内，他们一直住旅馆，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居。
朱勒•帕森的第二个妻子名叫塞西尔•维迪伊。她比埃尔米娜•戴维重要得多，蒙巴那斯的人们习惯性地叫她吕西。她14岁在肉店当学徒，15岁学裁缝，后来到马蒂斯绘画学校当模特儿。她正是在那里认识了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朱勒•帕森和佩尔•克罗格。
帕森听到传闻说这个女人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就去马蒂斯绘画学校。他的惟一目的就是认识这个女人。她长着褐色头发，皮肤白净，体态丰盈出众。帕森邀请她为他做模特儿。她痛快地接受了。他提出了得寸进尺的要求，她没有拒绝，于是他们进了安维尔广场的一家旅馆，事完之后，两位一夜情人在十年内从未谋面。佩尔•克罗格是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儿子，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挪威画家、雕塑家。的教子。他同样是在马蒂斯绘画学校认识了吕西。她做他的模特儿，接着他带她去了舞厅。他们坠入了情网。后来，他们二人都成了探戈舞专家。他们去了挪威生儿育女，后来回到巴黎，于1915年结婚。
当时帕森远离法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帕森离开他在法国巴黎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画室，去了布鲁塞尔，接着去了伦敦。从伦敦又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也是小有名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纽约、南美洲国家和古巴度过，并且不断地给战斗在前沿阵地的画家朋友们汇款。1920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1921年重返法国。
刚到巴黎，他立即到约瑟夫街3号寻找他临走时存放在地窖里的箱子。在约瑟夫街3号院子里，他意外地遇到他走后住进他房间的女主人：吕西•维迪伊。她已经成了佩尔•克罗格的妻子——吕西•克罗格，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子。但这也未能阻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并且从此之后一起苦苦地厮守了十年，直至帕森去世。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35节 赛马师夜总会
吕西女士身材窈窕灵活，眼睛虽小，但目光犀利，表情丰富而特别，圣母玛利亚似的微笑常挂在唇边。她属于一种性格果断的女性，稍带神秘，同时又和蔼和亲，而且十分迷人，穿着时髦，胸脯丰满，线条明显。无疑，她恰如其分地满足了男人的观感需求。她对性需求十分敏感，自然也能够时刻满足多情善感的帕森的性欲需求。
乔治•帕帕洛夫
帕森疯狂地爱着吕西，她的反应总是缺乏激情。埃尔米娜•戴维面对丈夫对其情妇的疯狂恋情，离开了帕森，搬到蒙巴那斯单独生活。帕森仍然留在蒙马特尔，他在那里工作、在那里饮酒、在那里等待吕西。她也来见他，还比较经常，但她不留下。问她原因，回答总是说她不能丢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不管。他一再恳求她，甚至哀求她，她发誓同他断绝来往。于是，他提议他们以朋友的身份见面，她不作答复。他便采取苏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注孩童的惯用伎俩去见她：她在哪家酒馆，他就去那家酒馆，装做没有发现她，故意冷淡她，等待着希望她主动来找他，但每次都以他的希望落空收场。他回到家，写张便条寄出，告诉她他打算去约瑟夫-巴拉街取他存放在地窖里的东西，问她哪一天去合适，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去。
他不去，也并不想取走他的东西，因为不取走那些东西永远可以作为去拜访她的借口。她有时来，他们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她又走了，她再回来。他哀求她别抛弃他，但她又走了。他有时返回蒙巴那斯或者约瑟夫-巴拉街，或者到十年前他们二人度过一夜的那家旅馆租一个房间，然后给她写封信，以庆祝这个周年纪念。他寄礼物给她，许诺带她去旅游，请她到高档餐厅吃饭。她有时接受，有时拒绝他、躲避他。她有时也来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为他整理画室，帮助他寻觅模特儿。她接受与他同床共枕时，他幸福极了，但接着她又走了，对他来说总是走得过于匆忙。当她答应来，却又食言的时候，他失望之极，于是给她写去令人心碎的信件。他对她述说在等她期间，他完全无法工作，他知道她要来，但她没有来。为了画画，为了活命，他需要她……她来见他的间隔时间长了，他就采取出走的方式报复她。
每次出走，他都大量酗酒。每次酗酒，他都找一位姑娘或者一位小伙子带回家。被一大早来的吕西发现，让她火冒三丈，气急败坏。看到她暴跳如雷，他十分高兴，他的目的达到了。她说他喝多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他呢，他反口说只要她不在身边，他就只能用酗酒麻醉自己，所以她是他身体状况恶化的罪魁。她耸耸肩膀，转身走了。他紧追不舍，她停住脚步，只好返身回来。他立即将她压倒在床上……她起身后，同样的争吵还会重新开始，下次什么时候见呢？
整天花天酒地的帕森像个需要时刻有人陪伴的孩子。他害怕黑暗。只要吕西不在他身边，他总觉得周围永远是一片黑暗。他撕扯着周围的一切，说自己要死了，活不长了。他的妻子埃尔米娜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照顾他的模特儿，打扫整理他的画室。她经常见到吕西，并且成了吕西的朋友。她们二位使用各自的方式拯救帕森，但她们的一切努力通通归于失败。帕森感到孤独，十分痛苦，但他依然一成不变地请大家吃喝、替大家付钱。
每当外出，他总带着他的那一帮哥儿们。其中有：尼尔斯•达代尔和他的妻子托拉（莫迪利阿尼在去世前几个月为她画过一幅肖像）、突尼斯画家阿布杜勒•瓦拉伯（他将在突尼斯接待帕森和埃尔米娜）、爵士乐业余推销商乔治•艾森曼、萨尔蒙夫妇、克雷姆尼兹夫妇以及法蒂玛、莫尔冈、克洛蒂娅、西蒙娜、艾伊莎等帕森所有最忠实的模特儿；也有埃尔米娜、吕西、她的儿子居伊和佩尔•克罗格。帕森和吕西的关系瞒不过他们周围除佩尔和居伊以外的任何人，只不过大家都装做不知情而已。他们大家乘坐吕西的汽车一起去乡下，去马恩河边，去“赛马师夜总会”。
这是从前当过驯马师的米勒和一位美国画家希莱尔•希勒于1923年11月在蒙巴那斯大街和第一战役街交会处开办的一家夜总会。帕森带领的一帮人在那里恰巧遇见基基带领的一帮人。美国佬们一下子就把那些变色龙扔到了马路对面，占领了“赛马师夜总会”这块领地。从此，蒙巴那斯通宵达旦地灯火通明。人们在那里可以昼夜跳啊，唱啊，喝啊，笑啊。这正是开办“赛马师夜总会”的宗旨。
夜总会的外面，希莱尔•希勒亲自在黑色外墙上画了些印第安人和小丑，门前聚集了许多群众，人行道上停靠着许多老式汽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还有一项奇迹：现代技术的结晶——一块霓虹灯闪烁的耀眼招牌。
夜总会内，似乎进了美国西部宽阔的大草原，一个宽敞的舞厅，几张桌子，一个舞池，墙上张贴着数百张招贴画，优雅的音乐凌空飘荡，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缭绕的迷雾之中。由希勒或者一个黑人弹奏的钢琴声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几个裸体女子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但任何人都不注意她们，满舞池的人们都在跳着爵士舞，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相互交谈着、挑逗着。
帕森坐在一个角落里。由埃尔米娜、吕西或佩尔轮流陪伴着他。大部分时间，他和佩尔在一起。他们一起去多姆酒馆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谈论吕西或者基基——她刚刚进到夜总会，艰难地拨开一条通道，在人们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直走进舞池。
基基是“赛马师夜总会”的皇后。她毫无顾忌地用玩笑话激起人们的愤怒。当马塞尔模仿美国歌星和身高1．5米的西佛耐特演唱了几首海员歌曲之后，基基也准备表演她的节目了。她刚一出场，全场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嘘声，以资鼓励。
她开始唱了一支比较文静的歌曲。接着唱的是《卡马莱的女儿》，歌词如下：
卡马莱的女儿们自称都是处女，
卡马莱的女儿们自称都是处女，
但当她们到了我的床上时，
她们……
基基演唱时经常忘歌词，陪同她的女孩子无奈，只好到舞池内给她提词。帕森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不是歌星，而是这位为基基提歌词的姑娘。佩尔•克罗格也同样在盯着她。她20岁左右，圆圆的脸盘，与基基一样，也是褐色头发，名叫泰莱丝•莫尔，是体操教师。她昔日的情夫罗伯特•德斯诺斯叫她“十三”她给他上过拳击课。由于他发音有困难，总把“Thérèse”——泰莱丝，发成了“Treize”——十三。。如今，她更喜欢别人叫她“十三”。姑娘的父母对女儿在极端自由化的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
基基和泰莱丝相互佩服，互相欣赏。她们俩经常一起乐，一起闹，把一切贫穷与烦恼抛在脑后，以求一时的欢乐。基基记忆力差，记不住，忘得快，泰莱丝就是她的脑子。她不仅为她提歌词，而且还充当她的记事簿：她经常在活动场所就小声地（为了不让曼•雷听见）提醒她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定了几乎二十个约会。最后，仍然是她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帮助基基跳上桌子，当基基决定做倒立行走的动作时，她帮助她倒立起来。这是消费者们最感兴趣的一幕。他们在饱口福的同时也饱了眼福，因为基基从来不穿内裤。
疯狂的观众中雷鸣般的掌声响起的时候，泰莱丝拿起帽子，沿着大厅边走边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钱币纷纷落下，恭维话不绝于耳。但惟有一句话令她感兴趣：当她离开几步远时，朱勒•帕森俯身向吕西的丈夫，小声地对他说：“这个姑娘棒极了。她非常喜欢你。”
她心里美滋滋地，两步并作一步匆匆离去。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36节 照相：一个时代的记忆（1）
……过去我一直在试着不用照相机做画家们日常做的事，其区别只在他们使用的是颜料，而我使用的是光线和化学品。
曼•雷
追求基基的艺术家大有人在。俄罗斯戏剧艺术家莫斯汝金向她求爱，她还没有接受；一位墨西哥部长多次恳求她作为他的随从住进克拉利兹饭店，然后跟他去大洋彼岸，她也没有拒绝。眼下，这位部长的那辆西班牙—瑞士高级轿车就在“赛马师夜总会”门口等着她呢。她刚从纽约回来，去那里的公开理由是跟随建议她去美国拍电影的一对夫妇去拍电影，实际上她的真正角色是那位丈夫的情妇。
她同曼•雷之间的爱情远非十分完美。二人的嫉妒心都很强，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从前，她总喜欢在他的记事簿上涂画他所钟爱的摄影模特儿，而他也常常发无名火，连续几天生气，同她不说一句话。于是当他得了性病时，就说病的根源在她，她不得不进行体检，与其说需要证明她身体是否健康，还不如说是需要证明她的行为是否检点。有一次，曼•雷赠送给她一件名牌连衣裙，她拿起剪刀就把它剪掉，说她喜欢自己的样式，而不喜欢高档货。
他们经常不断地打架，相互将水或墨水泼到对方脸上。有时，基基打开窗户朝外面大声叫喊：“救命啊！杀人了！快来抓杀人犯啊！”周围的邻居怨声载道。于是，他们只好搬家。
在他们认识之后不久，曼•雷在第一战役街31号租了一间画室。这栋楼建于1911年。高耸的内墙上镶嵌着玻璃，在楼梯的尽头，有一个小阳台和一间浴室。浴室被改造成一间暗室。曼•雷接待客人的时候，基基就藏在暗室内偷听。他们二人的共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在这间工作室之外，他们另租了一套带浴室的住房。生活条件好了，基基的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每天吃得饱穿得暖，经常在浴缸中一连待数小时之久。她发福了，也开始学着摆女主人的架子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打架。
他们不断地搬家，先搬到德朗布街的一家旅馆，又在“赛马师夜总会”开张一个月之后，搬到距离画室较近的第一战役街的伊斯特里亚旅馆。他们一直住在那里。查拉也住在那里，恰好是他们的邻居。查拉同时也是基基的知己，他很同情基基，为她打抱不平，埋怨曼•雷对她过于冷淡。
毕卡比亚住在他们的楼上。不愿和妻子在一起时，毕卡比亚就来此陪同他的情妇热尔梅娜•埃弗尔林。
他的朋友马塞尔•杜尚，在同一些女子玩着藏猫猫游戏。那些女子一直在寻找他，拥挤在旅馆一楼惟一的浴室门口等待他回来。她们中间有美国的一位富婆玛丽•雷诺，他曾经同她住在一起，而今在极力逃避她；费尔南德•巴里，他从未同她住在一起，但现在他同样躲避她；艾尔莎•特里奥莱Elsa Triolet（1896—1970），祖籍俄罗斯的法国作家。1928年怀着征服西方的渴望来到法国，特别是立志要征服法国人中最巴黎化的路易•阿拉贡。她最终成为阿拉贡的妻子。，她还没有认识阿拉贡，渴望起码能获得他的一吻；大情种让娜•莱歇，她准备抛弃自己的画家丈夫，保留住她在伊斯特里亚旅馆的房间，其目的只是想同那位不想知道任何事、不想听到任何事、每天只下国际象棋的马塞尔•杜尚距离近一些。杜尚的情人们很难忍受他这样的生活，而只同他相处过几个星期的妻子完全无法忍受他：她晚上见不到他，因为他在多姆酒馆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夜间见不到他，因为他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睡觉；早上也见不到他，因为她醒来时发现他在厨房里专心致志地在棋盘前，研究导致他夜里噩梦不断的国际象棋中的一个问题。直至有一天他无法移动棋子，因为她把棋子全部用胶水粘在棋盘上了。
曼•雷有时也同马塞尔•杜尚进行国际象棋对垒。他有时也参加演电影，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摄影上。所以，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不仅生活富裕起来的过着放荡生活的人，而且其他各阶层的人们都争着要求他为他们拍照。
卡萨蒂侯爵夫人私人住宅的所有门都向他敞开着。他于1922年去过她家。侯爵夫人接待摄影师的时候身穿日常的普通服装，腰间缠绕着三米长的活蟒蛇。她向他讲述她的朋友加布里埃尔•丹农齐奥，接着让他参观她经常在那里组织晚会活动的花园，花园里的所有树干都涂成金黄色。然后他们回到房间，侯爵夫人请摄影师开始工作。曼•雷安装摄影灯的时候，发生了短路。
怎么办呢？没有辅助灯光，只好利用自然光照为侯爵夫人照了相。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37节 照相：一个时代的记忆（2）
曼•雷回到家，冲洗出来照片，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看上去不像一位侯爵夫人：她以不由自主的动作不停地转动着眼珠。但她却十分满意，说：“您知道吗？您照出了我的灵魂。”她不仅买下了照片，而且向所有朋友敞开她私宅的大门，邀请他们来参观他的照片。正是由于得到这位侯爵夫人的慷慨资助，曼•雷才得以租到第一战役街的画室。
卡萨蒂侯爵夫人之后，紧接着的是科克托的好朋友博蒙伯爵。他请曼•雷为他组织的大型化装舞会的来宾们拍照。接踵而来的有克雷菲勒伯爵夫人、佩西-布兰特伯爵、印度城市安道尔土邦主、诺瓦纳子爵和子爵夫人、大量戈雅名画的拥有者等等。
曼•雷也为过着放荡生活的许多艺术家拍过照片：穿着斗牛士服装的毕加索、戴单片眼镜的特里斯坦•查拉、烂醉如泥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美国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艾兹拉•庞德、法国作家兼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菲利普•苏波、马蒂斯、勃拉克、化装成戏剧人物的杜尚、驾驶自己汽车的毕卡比亚……蒙巴那斯基基最漂亮的肖像等等，全都是他的杰作。他带领瑞士画家兼雕塑家贾珂梅蒂的一位女朋友梅雷•奥本海姆到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家中，在使用硝镪水墨在双手和胳膊上文身之后，为她拍摄了裸体照。他也为布朗库西拍了照。这位雕塑家很少去瓦万街的酒馆。他家中的墙壁、顶棚和壁炉全部为白色，没有任何一件家具是从商店买的：树桩做凳子，宾客们吃饭时用的桌子是埋在地下的一根支撑腿上面搭一块石膏板做成的。
曼•雷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布朗库西曾经要求摄影师教他摄影。他希望自己亲自拍摄自己的雕塑作品。他们一起去购买了相机、支架和冲洗照片所需要的全部物品。布朗库西还专门布置出一间暗室，并将暗室的外墙也涂成白色。一次晚餐席间，布朗库西展示他的摄影技术研究成果给曼•雷看：一些底片颜色浅淡、线条模糊，并且带有划痕。而他自己却十分满意。
曼•雷拍摄下了他那个时代以及上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甚至还拍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的脸。但是从那以后，他未能再见到这位大文豪。在这次机会之前，许多人都见到过他，而曼•雷却不属于这些人之列。
那是在法国西部海滨城市卡布尔的一家海滨饭店的凉台上。天黑之前那里总是一直空着，每天太阳一落山，《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将穿着一件黑色短大衣，搬一张藤椅出来坐在凉台上，轻声细语、慢腾腾地“像英国女人一样”谈论天气，谈论他的病情。（据让•雨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普鲁斯特只同公爵们聊天。”）他面色苍白，病得不轻。菲利普•苏波还有幸在那里见过他，而曼•雷却从来没有去过那家海滨饭店。
保尔•莱奥托过去常常讲述：有一个时期，普鲁斯特经常乘坐出租车到一个大门紧闭的院落前，要求见女老板，请她给他派几个年轻姑娘。他让她们上他的汽车，坐在他的对面。他为她们提供牛奶，听她们谈论生与死。（这正是莱奥托有一天去要求寄存一只猫的妓院。那天女老板助理出来接待他，请他跟她进去，把他带进一个圆形房间，那里等待着他的是六名女子。助理对他说：“亲爱的先生，请选择您的猫吧。”）遗憾的是，曼•雷也从未同莱奥托一起去过那个妓院。
1914年，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收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指责他没有对他在此之前发表的一部著作发表评论，毫不掩饰地公开指责他允许女作家拉希尔德撰写一篇文章，谴责他向《巴黎回声》报推荐发表雅克•布朗什的文章。那个时候，曼•雷恰好不在法国。
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9年10月30日为咨询如何才能使他的作品《在少女们的身旁》获得法国科学院大奖，曾经给法国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亨利•德•雷尼耶写信。可惜的是，曼•雷根本不认识这位秘书先生。
1922年11月19日，科克托和曼•雷联系，恳请他为马塞尔•普鲁斯特拍摄一张照片，而且明确指示只能洗两张，一张给普鲁斯特的家人，另一张给科克托。如果愿意，曼•雷也可以为他自己加洗一张。摄影师同意他提出的条件。科克托陪同曼•雷来到普鲁斯特的床前。他们见这位大文豪平躺在床上，衣冠整齐，一动不动。其实，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人世。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38节 巴恩斯大夫（1）
巴恩斯大夫刚刚离开巴黎，美元丁丁当当的撞击声伴随着他的脚步，贪婪的欲望如同鬼火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紧紧跟随着他、挑逗着他、追赶着他、纠缠着他，使他无论如何摆脱不掉。
保尔•纪尧姆
一天晚上，曼•雷的轿车在“赛马师夜总会”门前停下。他从车上下来，推开夜总会的门，立即被大厅内悠扬的音乐、缭绕的烟雾和朗朗的笑声吸引。他努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走到舞池边。他断定基基一定正在那里跳舞。他与特里斯坦•查拉交谈几句。查拉西装革履，戴着大家熟悉的单片眼镜，他即将结婚。未婚妻名叫格蕾塔•克努斯东，是一位年轻的瑞典画家。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向年轻的人们许诺请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尔夫•罗斯在巴黎市中心给他们建造一座房子。
那天晚上，格蕾塔没有在“赛马师夜总会”。陪同查拉的是另外一位女子。她是查拉的好朋友——南希•居纳尔。南希褐色头发，瘦高个儿，十分漂亮，但着装奇特，很容易辨认出来：她手腕上佩戴一套象牙手镯。人们传说她曾经是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情妇，不知是否真实，但她将成为阿拉贡的情妇却千真万确。那天晚上，阿拉贡也未在夜总会。
帕森最喜欢的模特儿、年轻的黑白混血儿艾伊莎走到曼•雷身边，问他是否愿意让她将来的某一天做他的摄影模特儿。曼•雷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接过艾伊莎从衣袋中取出的名片，读道：“艾伊莎•戈布洛，艺术家。”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寻找他的基基去了。
他终于发现了她。一名美国西部牧童样的人正在邀请她跳舞，她拒绝了。稍远些的地方，帕森正在指挥乐队演奏。曼•雷根据他的帽子和真丝围巾认出了他。曼•雷常应邀去他家参加活动，知道画家喜爱音乐，有时也摆弄两下大鼓和小鼓。他在帕森家也经常见到模特儿们吵架。有一次晚餐时，大家都喝了很多酒，他们一行15人去了妓院。帕森和曼•雷各叫了一个姑娘上楼去了，但他们都烂醉如泥，没有能力干出任何罪孽事来。
曼•雷终于下到了舞池中。美国牧童还在搂抱基基，她想推开他，他一再坚持，此时，曼•雷火了。在气头上能够拿着枪追赶情人的他，此时跳起来扑向牧童，拦腰将他抱起，摔在地上，接着又扑上去，两人死死地抱在一起在地面上滚打起来。基基大声地喊叫着，人们互相推搡着、向前拥挤着，观众们边鼓掌边呼喊着为他们助威。基基朝曼•雷叫喊道：“干掉他！杀了他！”
曼•雷站起身来后，基基冲上去，拥抱他、亲吻他，十分为他自豪。接着，转过身来对狼狈不堪的那个牧童破口大骂。基基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嘴巴从不饶人，也毫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早上，有人问她夜里睡得好吗，她的回答经常是：
“好极了，好痛快哟！”
当有人问她为何不穿内裤时，她回答说：
“因为酒馆里没有为女士准备卫生间，这样我也可以像男人们那样在街上站着小便。”
基基不喜欢安德烈•布勒东。有一次她对他说：“您爱情谈得过多，致使您完全不会做爱！”
从那天起，超现实主义的鼻祖布勒东对她十分厌恶与反感。但曼•雷时刻袒护她，为她辩护。当别人问她是否聪明时，他总回答说：“我一个人的聪明就足够两个人用了。”他的这种说法并不表明曼•雷高傲自大，而只表明他对基基的一片爱护之情。
当她和女友泰莱丝在南方的维夫朗什市遇到麻烦时，他也全力支持保护她。一天晚上，她进到一家酒馆，老板企图赶她出去，大声嚷嚷说：
“这里禁止娼妓入内！”
基基搬起一摞碟子，朝老板的脸上甩去。接着，双方打起来了。老板报了警。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基基住的旅馆。
“请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
基基回答说：“不去。”
维夫朗什市的警察局长带领宪兵队来了。局长重申了他的命令。她说需要时间准备，实际上是把局长大人晾在了一边。局长想催促她快一点，她给予的回答是咒骂加拳脚。于是基基被带走，关进了尼斯监狱。曼•雷得到通知之后，集合起他所有的朋友，向指定的律师施加压力。布勒东的朋友弗拉恩凯尔是医生，他出具证明基基神经有毛病。基基在走出法庭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最艰难的时候，是我的律师对我讲：请向这些先生说句谢谢吧。”
她很不情愿地说了这句违心话，才得以获得缓期执行的判决。曼•雷为这一审判专程从巴黎来到尼斯。审判结束后，他把基基带回到“赛马师夜总会”。从此，基基又有了一个值得引以为豪的新资本：还蹲过十几天监狱。
基基喜欢向人们讲述她的冒险故事。在曼•雷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牧童，回到“赛马师夜总会”的人群中之后，她喋喋不休地挨桌子向人们叙述她的最新遭遇。她最主要的经常听众有：勒内•克莱尔、藤田、基斯林。他们聚在一起，远离乐池，但靠近另外一堆人，其中心人物是手举钱币的汽车制造商安德烈•雪铁龙。坐在该中心人物旁边的是费尔南•莱歇，他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妻子是否往马塞尔•杜尚或者罗朗•蒂阿尔身边窜。但莱歇的监视毫无结果，他十分了解让娜，她生活放荡。但他原谅她，谁说她的坏话，他会为了维护她的声誉而大打出手，泰莱丝•十三就曾经为此挨过他的打。如果让娜的情人对她不好，莱歇甚至还教训他们。
泰莱丝•十三在基基的眼皮底下就同佩尔•克罗格热烈接吻。刚刚离开乐池的帕森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场面。他看了自然十分不愉快，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两人之间如此的关系对他的事情十分不利，吕西自然会非常嫉恨泰莱丝。吕西到处跟踪他们。佩尔•克罗格躲避在埃德加-吉内大街的一家旅馆不露面的时候，她到处寻找他。
帕森——这位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人在人员已经稀少的夜总会大厅当中，同刚刚进门的苏丁打了个照面（基基记得他们二位是在不久前经过她的介绍才认识的）。帕森未同后者打招呼，苏丁向帕森伸过手来，并且对他说了一句出乎他预料的话：
“我喜欢您的绘画作品，但更加喜欢您的那些女人！”
“我禁止您对我的那些女人产生邪念！”帕森严肃地命令道。
他发火了。
苏丁拉着他的手说：
“帕森先生，我也很爱您啊！我非常非常的爱您！”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39节 巴恩斯大夫（2）
基基离开藤田和基斯林，走到苏丁身边。她的这位朋友从前十分贫寒，而如今可发财了，富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接纳她在冰冷的画室中度过一夜。从那以后，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不冷了，不饿了，不再像个叫花子了。现在他抽的是带金嘴的高级香烟，穿的是从前做梦都想穿的既暖和又柔软的高档外衣。真是奇迹。
这一奇迹出现于1922年。苏丁的发财得益于一位富有的美国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C•巴恩斯。
巴恩斯本人是一位美国工商业家，懂点儿医学、心理学，还带有点儿过分的利他倾向。他发明了防腐剂——银盐，在批量生产与销售了这一产品之后发财了。
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拉德尔菲亚（即费城）。在一个接近非洲文化的民间环境中长大。他的成长环境培养了他对非洲文化的爱好，促使他后来成为一个非洲文化艺术品收藏家。他也酷爱现代绘画艺术，并且认为艺术可以使他更好地帮助他的后代。
在他的工厂里，他首先展出的是美国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就是欧洲的绘画作品。他曾经派遣过一名特使——美国画家威廉•詹姆斯•格拉肯到巴黎乃至欧洲参观画廊和画室，并带回美国大量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塞尚、凡•高、毕沙罗、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才得以横跨大西洋，到达了大洋彼岸。
巴恩斯大夫在纽约购买到了雷诺阿的一些绘画之后，于1922年亲自到欧洲跑了一趟。他会见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并参加了公开拍卖会，购买了高更、勃纳尔、杜米埃、马蒂斯的作品、塞尚的其他一些作品（其中包括《浴女》）、新的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作为他的收藏品。他还向莱昂•斯坦购买了一些马蒂斯的作品。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巴恩斯已经拥有了50幅雷诺阿、15幅塞尚和多幅毕加索的作品。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这位收藏家于1922年在费城附近的梅里翁买了一块地产，在那里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用来存放他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首先被用于对生产防腐剂工厂的职工进行文化艺术的教育和启迪。他们可以通过接触这些受到非洲文化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和最现代的绘画作品，进行自我教育和得到自我发展。这种慷慨的教学考虑对巴恩斯公司的工人，以及能够获得入门证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无疑是富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但收藏家宣布：拒绝外借这些作品参加展览；他购买的作品不得离开他的博物馆；任何人无权找任何借口、以任何方式复制这些作品。其他人对收藏家的做法不能接受，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和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此大量的作品（其中有近200幅雷诺阿、一些塞尚、60幅马蒂斯和大量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在七十年中不与外界见面，很有可能会销声匿迹，但巴恩斯的立场永远不动摇。
巴恩斯于1922年12月再次来到巴黎，住在和平街米拉波旅馆。他会见了亲自选择的中间人画商保尔•纪尧姆。此人是非洲艺术的专家，他本人拥有大量马蒂斯、弗拉芒克、德朗和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在半个月内，他每天早上开着西班牙—瑞士高级轿车来接美国收藏家。他与其同事们和几十个手拿画夹在旅馆前的人行道上等待巴恩斯大夫的人群中为自己开出一条通道，进去接上大夫带他去巴黎的所有博物馆参观，去古董商店谈判，到上等餐馆就餐。接着，保尔•纪尧姆耐心地回答大夫提出的有关作品和现代艺术家的无数问题。天黑了，助消化酒下肚了，巴恩斯坐到扶手椅中，双手大拇指插在马甲里，提议说：
“咱们是不是去呢？”
“有点儿晚了吧……”
“您累了吗？”
“没有。”
“那就上路！”
巴恩斯站起来，像睡了一夜好觉早上刚起床时那样精神抖擞。他一头钻进他的西班牙—瑞士牌高级轿车，毫无疲倦地接着提他的问题：为什么搞非洲艺术？为什么搞立体主义？为什么只见马蒂斯，为什么只见毕加索，为什么不见利普西茨？
于是，巴恩斯在其良师益友的陪同下去见雕塑家——利普西茨。这位艺术家既无自己的画商，自己也卖不出去任何作品，生活极端贫困。巴恩斯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只关心雕塑作品。一边不停地提问题，一边作记录。问题全部提完之后，他决定买八件雕塑品，还提出邀请利普西茨共进午餐。雕塑家心里乐得手脚不知所措，嘴巴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看到保尔•纪尧姆雅致的穿着打扮和带银行支票的美国人的金边眼镜、高级雪茄和皮手套，利普西茨十分难为情，千方百计地用手掩盖自己衣服上的窟窿。同时，他高兴得如同上了天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还远未到天堂，他还仍然在地狱，真正的天堂还在后边呢。
“我在建一座博物馆。我需要您的帮助。”巴恩斯大夫解释说。
这只不过是饭后甜点，一块糕点而已。
“我的博物馆的外墙上需要配制五座浮雕，您可以接这活儿吗？”
瞧，这是在糕点上外加了樱桃，更加美丽了。
这是上百件作品的工程啊，需要几十名艺术家干才行。
他们的车快到达保尔•纪尧姆的拉博埃蒂画廊的时候，巴恩斯大夫停止提问题了，好像提完了。纪尧姆开灯后，他一连串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了：为什么有野兽派？弗拉芒克为什么？基斯林为什么？马尔古希为什么？……
保尔•纪尧姆嘀咕说：“我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已经竹筒倒豆子，全部都抖光了。
“你不知道？那么让他们本人来。我要直接向他们本人提问。”
午夜12点，保尔•纪尧姆给弗拉芒克、基斯林和马尔古希打电话。巴恩斯大夫在他的版画中找寻。他发现一幅颜色鲜艳，画中的物体被扭曲、被拉长的画。他停下来，取出那幅画，立在对面，站远点，更加仔细地端详着。画中的人物是一个青年男子：一只巨大的耳朵，头戴帽子，白色工作服上反射出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光彩。
“这是什么？”他问。
“苏丁的作品《小面点师》。”保尔•纪尧姆回答说。
“你认识他的画商吗？”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巴恩斯一把抓起他的大衣，一边朝门外冲，一边果断地说：“咱们马上就去。”
“去哪里？”
“去画商那里！去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那里！”
“现在？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
“因为我想全部买下来。这位苏丁是一位天才。”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0节 苏丁的十字架（1）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除戈雅之外，我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可以与苏丁媲美。
萨纳•奥尔洛伏
“他（巴恩斯）买了我的几十件作品，付了3000美元。”苏丁说。
“我也搞绘画呢，我给你看看我的画吧。”基基讲。
“再说吧，”这位立陶宛人回答说，“我的作品的标价相当于一辆布加蒂Bugatti（1881—1947），祖籍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轿车。如今，我的一幅画售价一万美元！”
基基圆睁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苏丁。他已经远远不是大战臭虫年代的他了。当年，他的画室内到处都是臭虫：整个房间无任何一处稍微暖和点的地方。于是，那些臭虫都躲进了他的枕头取暖；他经常囊空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外出时，只在裸体外套件大衣；为了打扮自己，只好拿腰带当领带，双臂伸进短裤的裤腿里当衬衣。
苏丁比其他任何人受的苦都多。他对当今的生活仍然不满意，他很怀旧，想念家乡：现在吃不到孩童时代常吃的食物，经常梦想吃家乡有滋有味的饭菜、鲱鱼、沙司酱……
但他变了，变得不是从前的他了，认不出来了。从前他作为移民，整天或者闭门不出，或者躲在罗童德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学习法语。而如今，他穿着花衬衣，打着他过去做梦都想得到的鲜艳领带。他最早与巴恩斯打交道的时候，有一天，美国收藏家要求他陪同去旺多姆广场的一家卖真丝领带的高档商场。收藏家一口气买了三打领带，这位衣衫褴褛的艺术家羡慕地盯着他，他都没有想到送给他一条。这件事让苏丁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凌辱。
从那以后，苏丁一心想着要报复。现在，他不仅有能力去旺多姆广场购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也可以在他面前挥动那擦过香脂的漂亮双手。手指甲上不再被绘画涂料玷污：过去他经常因为生气，扔掉手中的画笔，使用手掌和手指充当画板和画笔从事创作。他一头乌黑的头发闪闪发光，因为他请一位穷人家的小姑娘定期地为他用香精软膏洗染。他甚至还有一辆汽车和一个司机——达内罗勒供他使用。他对基基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靠着巴恩斯和发了财的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美国人巴恩斯到约瑟夫-巴拉街看苏丁的作品。波兰人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每从他的床下取出一幅画，美国人都用惊讶的口吻喊道：“太棒了！美极了！”
从那以后，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就在塞纳河街开了一家画廊，展出郁特里罗、德朗、弗拉芒克、基斯林、杜飞和弗里兹的作品。他在安德街还有一座房子，他的画家们和女合作伙伴们，例如波莱特•茹尔丹（她有时为苏丁和基斯林做绘画模特儿）都常去那里与他聚会。
苏丁想去地中海边时，就叫达内罗勒来。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睡上一夜，次日就在海边了。他不喜欢巴黎，终日躲避着不想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愿意去他过去常去的地方，害怕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悲惨的生活；他批评莫迪利阿尼，其实此人是惟一在大战期间支持他的人；他生埃利•富尔的气，然而正是此人写了第一本有关他的书；莫里斯•萨克斯发表了赞颂他的作品的文章，而他见到此人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当酒馆里的顾客认出他，站起来，走到身边同他说话时，他却很不客气，无精打采地说：“我不认识你。”
当对方坚持说认识他时，他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着离开餐桌，扬长而去。
苏丁的傲慢使他吃了不少亏，甚至差点让他错过会见卡斯坦夫妇的机会。对他来说，卡斯坦夫妇是和巴恩斯同等重要的资助人。
卡斯坦夫妇住在巴黎西南大约150公里的萨尔特市附近的一座城堡。他们十分热爱绘画艺术。马塞兰•卡斯坦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部秘书，同时负责该杂志的艺术专栏。他经常去蒙巴那斯会见艺术家。
巴恩斯回到巴黎前不久的一天晚上，马塞兰在他妻子玛德琳娜的陪同下去了罗童德。苏丁恰好从那里经过。一位画家建议卡斯坦夫妇购买苏丁的一幅画，他说：这位俄罗斯人身无分文，连吃饭都十分困难。于是，卡斯坦夫妇叫住苏丁。马塞兰要求看看他的画。苏丁同他们定下在第一战役街一家酒馆的后厅见面，但他手里拿着两幅画姗姗来迟。卡斯坦夫妇在昏暗中匆匆瞅了一眼，提议次日再来，并给他100法郎作为订金。苏丁接过钱来撕得粉碎，扔了，说：“我不是乞丐！你们连看也没有看我的作品，就给钱！我不乞讨！”
他发火了。卡斯坦夫妇只好离去。
几个星期之后，苏丁在玛德琳娜附近的一家画廊中展出他的《番茄鸡》，卡斯坦夫妇想买这幅画，他们找到苏丁的画商斯波罗斯基。但是他没有权利出卖这幅画，因为它属于弗朗西斯•卡尔科。斯波罗斯基没有说明从前苏丁的画一文不值，他早就将这幅画送给而不是卖给了作家卡尔科。
卡斯坦夫妇坚持要买。斯波罗斯基只好去见卡尔科。后者十分客气地把画还给他，没有接受这位波兰画商付给他的钱。于是，卡斯坦买下了画。从此之后，他们经常来画家的画室，一逗留就长达十个小时，还一幅又一幅地买他的作品。
后来，苏丁经常去卡斯坦夫妇的城堡做客，一住就是数个星期。慷慨资助苏丁的这对夫妇对画家倍加宠爱，特别是女主人玛德琳娜，还为画家当绘画模特儿。她迷恋此人的韧劲：他身上带有的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和能量；他为自救而顽强拼搏的硬骨头精神；他到处寻找17世纪的油画作品，只要画面有颜料颗粒他就心满意足，因为创作时画笔在画布上移动时并不是平行滑动；他跪在地上恳求一个为他当模特儿的洗衣女工恢复原有的表情；他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修改作品中的一点儿微小的缺陷；创作的时候，他要求周围绝对安静，任何人不得靠近他，不得同他讲话；天蒙蒙亮，他就起床要求尽快备好汽车，立即拉他去市场买鱼，而且只买鱼，因为他要画鱼；一天早上，他恳求卡斯坦夫妇陪同他到田里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见到过一匹十分漂亮的马。他们见到了那匹老马。它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泥浆，正在街头为一个街头艺人拉车。
“我想画它！”苏丁高兴地说。
他激动得围着那匹马转来转去。马塞兰•卡斯坦开始同那些街头艺人谈判。艺人们同意到卡斯坦夫妇的城堡逗留一下，条件是必须向他们提供吃喝。艺人们在城堡的草坪上安顿下来之后，苏丁带着那匹瘦马远离人群，接着他画出了一幅名作。
苏丁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从不参加集体画展，担心被淹没在其他艺术家之中。无论是他自己的、卡斯坦夫妇的或者他的亲朋好友的任何画，只要不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就毫不吝惜把它撕毁。
据曼•雷说，苏丁过去一直连做梦都想看看大海。巴恩斯买了他的绘画作品后，苏丁兴奋不已，完全陶醉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拉他到了南方，去了东比利牛斯省的塞莱特，后来又去了阿尔卑斯省海滨卡涅的海边。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1节 苏丁的十字架（2）
回到巴黎两年之后，他系统地毁掉他在南方创作的画作：他在其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处见到多少，就烧掉多少；听说哪个画廊有他的画，就去全部买回来或者用他最新的作品把那些旧的换回来。运回家后，全部将它们剪掉；有时他把撕毁、剪毁的一些碎片缝合成为新作，但大部分被扔进垃圾桶。除他的司机达内罗勒有时将他扔进垃圾桶的一些碎片捡回送给斯波罗斯基外，剩余的全部被一些绘画业余爱好者回收，送给马扎兰街的一位酒馆老板——雅克。老板用针线把它们缝合成新画之后，这些业余爱好者再把它们卖给画廊。
最初他只毁坏他在塞莱特创作的作品，后来其他作品也逃不掉这样的厄运。每当苏丁到画商勒内•冉佩勒家时，画商准将苏丁的画挂到高处，而且绝对不能让他单独留在展有其作品的画廊内。
苏丁毁坏所有他的画，包括带有他签名的假画、他在所有他居住过的地方作的画。
到了1925年，他惟一喜欢的画作只有他的《死牛》(图59)。那是他在圣戈塔尔街的画室内试验创作的作品。住在卡斯坦家的城堡的时期，他经常去城堡周围的菜市场或附近的农场。回来时常常带着一些宰杀后的或者储藏变质发臭的鸡、鸭、火鸡或兔子。他把它们挂在钩子上，画在画布上。但牛却是另一码事。苏丁画的牛是效仿他十分欣赏的伦勃朗的风格的结果，也是孩童时的苏丁经常见村子里的屠夫屠宰牲畜，而且曾经被关在冷库里挨了一顿狠揍之后，被强迫画一些无视传统观念的画的结果。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中，他十分清晰地承认了他的牛是如何画出来的：
我在孩童时代见过村子里的屠夫一把抓起一只鸟，把它的头剁下，将血放净。我痛苦得直想大声叫喊，而我看见屠夫却十分高兴时，我的喊声被压在嗓子眼儿里没有能够释放出来……但我始终觉得这喊声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有一次画侮辱老师的肖像时，我试图将这一喊声释放出来，仍然未能够实现。然而当我画《死牛》时，终于将一直憋在嗓子里的那股喊声释放了出来。
［摘自保存在艺术图书馆中1955年出版的埃米尔•斯吉特雅的《苏丁与他的时代》一书］
苏丁去巴黎郊区的维莱特买了一头屠宰过的整牛，回来用一些铁钩挂在画室的屋梁上。天长日久，等到牛开始变质腐烂时，和斯波罗斯基一样对苏丁忠心耿耿的波莱特•茹尔丹，为了让牛骨架保持颜色鲜艳，到许多屠宰场寻找牛血涂抹腐烂的牛。苏丁在画之前，有时也帮助她用刷子将找来的血刷在死牛腐烂了的肌肉上。
很快，苍蝇越来越多，可是苏丁对此视而不见；恶臭气味越来越大，邻居们纷纷告状。一天早上，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人员找上门来。向来害怕穿制服的官方人员的苏丁吓得躲藏起来。于是，只有波莱特•茹尔丹出面解释在室内保存死牛的原因。她成功地说服了市政府的这些雇员为画室进行了消毒。他们还向她讲解了如何才能够避免牛尸体的腐烂和散发臭气。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给死牛注射一些氨液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苏丁无论到哪里，都随身带一个注射盒。每当遇见死去不久的动物，他都给其注射氨液，然后带回家来做他的绘画标本。
基基十分想向苏丁表达对他的爱慕，但她没有说出口来。她知道苏丁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是独身一人了。他重新找到一个他青年时期的心上人——德博拉•梅勒尼克。有人传说他们已经举行了宗教婚礼，并且有了一个女孩子，但苏丁很快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当人们同他提到他的女儿时，他说自己没有女儿，而且立即转移话题。他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没有过去蛮不讲理了。从此以后，身边总有女人在陪伴着他。
1937年，他爱上一位德国犹太移民、社会党人——热达•格罗特。他给她起了个别名“看护小姐”。因为在他们相识后不久，他患了急性胃溃疡。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格罗特守护过他整整一夜。很快，他们一起住到勃艮第大区约讷省的索拉。大战期间，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
1940年，格罗特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她奇迹般地返回巴黎。在此期间，卡斯坦夫妇在一次艺术展览会开幕式上向苏丁介绍了一位聪明美貌，但也十分任性的女子——玛丽-贝特•奥朗斯。她曾经是马克斯•恩斯特的第二任妻子。从此，她成为苏丁的最后一位伴侣。
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无国籍的犹太人苏丁。在巴黎，他尽量少出门。万一出门，他总把帽子拉得很低，几乎扣在眼上，他以为这样就能够不被人认出。他已经不能吃别的东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汤，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吓人，并且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为了保护头发，他在头顶上打了个鸡蛋，像个鸡蛋饼似的扣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
他最后躲藏在玛丽-贝特•奥朗斯在植物园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只有夜间才敢出门。看门人向占领当局告发他之后，他逃到了安德卢瓦省的桑比尼。玛丽-贝特•奥朗斯领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旅馆，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座僻静的住房，在那里安顿下来。但那时苏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出现了胃穿孔，被送进西农医院。他央求医生立即为他手术，但玛丽-贝特拒绝了，她坚持要去巴黎的一家医院，找一个专家为他进行手术。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玛丽-贝特•奥朗斯想回住处取他的绘画作品带回巴黎。她要求救护车返回桑比尼，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取其余的画作。这样一来，来回耽搁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们最后到达巴黎时，苏丁的胃已经大面积穿孔。1942年8月7日进行了手术，9日早上六点，苏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艺术家的人数少得可怜，但其中有毕加索和还没有去集中营的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们在那里已经等待他十二个年头了。
塞姆•苏丁坟墓的地皮属于奥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没有插犹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虽然不合情理，但绝非独一无二。他墓碑上的题词不仅出生日期被搞错了，连他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2节 丁香园丑闻
……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起初几乎没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众中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人们才知道他是诗人。
路易•阿拉贡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们再次在丁香园酒馆聚会。这是《新文学》杂志在为天主教的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克斯退居法国西部菲尼斯太尔省的卡马莱而举行的饯行宴会。超现实主义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请，因为《新文学》杂志专门为诗人圣-波尔•鲁克斯出版了一期专刊，而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似乎都为该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们认为圣-波尔•鲁克斯是属于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就都原谅了他顽固的宗教观念。安德烈•布勒东给他的题词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后，阿拉贡在他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向这位被他称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都出席了这一饯行宴席。除了他们之外，参加聚会的人还有雅里演出《于布王》的那个剧院老板吕涅•坡。布勒东谴责他在大战期间曾经被反间谍机构雇用当过反间谍特工。宴会由在主席台就座的拉希尔德女士主持。布勒东后来承认：“主席台（拉希尔德女士）的几句话使我们大家勃然大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在场所有人的神经立即都紧张了起来。不应该把人们的火冒三丈仅仅归结于小文人们出席宴会，而超现实派人士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不久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尔•克洛代尔阁下向《Comoedia》发表谈话，称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实质是“男子同性恋”，他在文章中同时还回顾了在大战期间他的伟大功绩：他从拉丁美洲购买肉品养活盟军。超现实主义中的好事之徒们利用了这一高尚的集会，对这位大使阁下进行报复。他们散发了大量带有血腥味的血红传单，其内容如下：
只有一种思想道德是站得住脚的，即一个人不能既是法国驻外大使，同时又是诗人。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宣布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均同所有法国的东西决裂，划清界限。我们在此申明，为一个出售猪狗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行为属于背叛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永远地把您视做学究和流氓恶棍，不惜名誉受到损害。
［摘自1977年出版的让-雅克•布罗希耶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冒险行为》］
宴会上的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只要有一点儿小小火星，就会引发爆炸。拉希尔德女士在达达主义盛行的时期，曾经号召这些勇士向社会那个无忧无虑的堡垒进攻，鼓励他们纠正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年轻一代。在这一天的宴会上，她的发言火上浇油，引起了冲突。因为她重复了几天前在一次采访中她已经表达过的反德国言论：“法国女人都不应该嫁德国人！”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这一言论恰好触及了超现实主义者最敏感的问题——德国。正如阿拉贡所说，超现实主义者经常帮助法国的敌人——德国，特别是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盟军占领鲁尔河之后，甚至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1月5日被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之后，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敌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布勒东站起身来十分冷静地说：“女士，您的讲话对我们的朋友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德国科隆达达运动的奠基人之一，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极大的侮辱。”
马克斯•恩斯特随声附和其上司的意见。然而，布勒东对德国的失败十分失望，恩斯特却为法国的胜利深感自豪。这一下子，宴会的会场就炸锅了。
冷不防从空中飞来了一个苹果砸在布勒东的身上，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布勒东将一块餐巾扔到了拉希尔德女士的脸上，口中喊道：“女土匪！”
“她诬蔑我们！”一个与会者推波助澜地责骂。
圣-波尔•鲁克斯努力劝说双方，企图让局势平静下来，他大声嚷道：
“好了，好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女士，我们应该礼貌待人！”
“礼貌？什么礼貌？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这样一来，整个大厅乱了起来。带汁的鱼、蔬菜、盘子、碟子、酒与杯子像炮弹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菲利普•苏波“嗖”地一下跳起来，双手抓住固定在屋顶上的吊灯支架，身体悬空，双腿甩动，阻挡着漫天飞舞的“流弹”。路易•德•贡扎格从旁边一个包间冲出来，加入了反对超现实主义派的行列。安德烈•布勒东用拳头砸碎玻璃，打开窗户，看见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好大一群人。马克斯•恩斯特用双手合成喇叭筒，大声呼喊：“打倒德国！”
“打倒法国！”米歇尔•莱里斯喊着作为对他的回答。
“中国万岁！”第三个人喊道。
“里夫人Rifains，摩洛哥北部的一个部落民族。万岁！”有人喊道，意为怀念在摩洛哥起义的柏柏尔人。
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有一位妇女朝窗户方向投过一道目光。她是俄罗斯人，不到30岁，名叫艾尔莎•特里奥莱。透过被打开的窗口，她发现了一位身穿礼服的美貌男子不声不响、文质彬彬，在眼前的一片大喊大叫、大打出手的混乱之中，他一直保持着十分平静的态度。
这位男子没有注意到她。他有如鹤立鸡群，不久他就转过身去，伸手挡住向桌子飞去的一把香蕉。特里奥莱向她旁边的一个人打听此人是谁。显然，谁都不认识他。她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路边上发现一张长凳子，她登上那张长凳子，继续向那个位置看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她继续寻找，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她从长凳上下来，走了。她的心像被此人带走了似的，她明白刚才见到的正是她长期寻觅的心上人。
丁香园酒馆内，圣-波尔•鲁克斯在一片狼藉中仍然在极力劝说大家恢复冷静。但丝毫不起作用。米歇尔•莱里斯又来到窗口，大喊一声：“德国万岁！”
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们勒令他下来，给大家讲明他的道理。人们则把他打了个半死，及时赶到的警察把他带到警察局，关起来又狠揍了一顿。藤田认为是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警察局找到爱德华•埃里奥这个后门，为米歇尔•莱里斯说了情。他才被警察局释放。
丁香园丑闻影响颇大。第二天，新闻媒体异口同声地一致反对超现实主义派，说他们是“蒙巴那斯大街的恐怖分子”。文人协会、战斗作家协会与《法国行动》报协同一致，号召所有新闻媒体从此不得让这些危险分子的名字见诸报端，以切断他们与公众的一切联系。
在巴黎市，捣乱分子闹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在蒙巴那斯，特别是在丁香园酒馆，诗人、画家和作家间为艺术以外的原因发生打架斗殴的现象过去从未发生过。
安德烈•布勒东也承认：“为圣-波尔•鲁克斯饯行宴会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超现实主义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派别从此彻底决裂了。”
举行饯行宴会的当天上午，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一个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组织，并且准备派遣法国志愿军参加反对阿卜杜拉-埃勒-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在1925年7月的这一天发生了震撼丁香园酒馆的丑闻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法国诗人保尔•福尔和他那些整天吟诗作画嬉笑吵闹的幽灵似的伙伴从此没有了踪影。在超现实主义派人士的影响下，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又要再次改变历史了，诗人们即将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时代。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3节 活动场所（1）
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场所
我们的主啊，您在天上，请您就在那里吧。
雅克•普雷韦
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活动场所有好几处：好几家酒馆、布勒东家和巴黎十五区的城堡街。但这些先生（除了西蒙娜•布勒东之外，超现实主义者们中的妇女很少，而且她们经常保持沉默。）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小酒馆。他们并不在吧台前聚会，总是在酒馆的最里面。他们把大厅里所有位置全部包下来。如同上班一样，他们在晚上六点准时到达。然后就开始他们的约会，玩塔罗牌、扑克牌或者从事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回答未知问题的游戏）；也有人在这些人中间进行调查，特别是常向他们提一些有关性或者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此类问题常常会引起冲突，造成紧张气氛；参加者常对新闻界的新闻报道、国内外形势及周围发生的大小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或者认真仔细地算账。所有这些活动都很少在心平气和中进行，朋友们相互邀请在中午或晚上七点聚在这里喝上几杯，申请加入该派别的人有时在这里接受审查和参加考试。
布勒东从不缺席，阿拉贡也几乎从不缺席。他们两人的性格各具特色，前一位脾气暴躁，动则暴跳如雷；后者文质彬彬，从来都保持威严与宁静，他那出奇的冷静在发生激烈口角时十分有用。《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鼻祖布勒东只对他（阿拉贡）一个人怀有无限崇敬的感情，只同他一个人说话时客客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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