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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盛宴

达恩(法)
序一群“伟大的疯子”
——读《巴黎的盛宴》胡榴明
读《巴黎的盛宴》,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地要笑,写得真是太有趣了,法国当代作家达恩•弗兰克的文字闲适而随意、幽默而风趣,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写出了这部纪实性长篇人物传记体随笔,一种最典型的“轻阅读”读本,但是其中思想立意之深及艺术品位之高,只有读过之后、思索了之后才有可能细细地领悟出来。聪明的作者将深刻的见解与诙谐的文字融得不露声色,漂亮的文笔足以令包括我在内好多以写作为生的人自叹不如。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传统的文学艺术已经稳固了好多个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了一个亟待变革出新的时期——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大工业时代的兴起,然后是科学领域的机械电气技术的发展,接下来是思想文化领域里以尼采为先驱的哲学革命。于是,一场全方位波及文学和艺术的伟大的世界变革开始了,一批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流派诞生了,一大批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地点,演绎了一幕流传千古的悲喜交集的历史剧,这就是我们书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
20世纪之初的法国巴黎,一群艺术家、一群“伟大的疯子”刚刚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欧洲最美丽最浪漫的城市,他们之中包括画家、雕塑家、作家、诗人、舞蹈家——他们两手空空、穷困潦倒、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惟一的财富就是他们天生的才气。在塞纳河右岸的蒙马特尔和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在巴黎最下层的贫民区,在“洗衣船”和“蜂箱屋”那种最简陋最贫寒的木板出租屋内,他们开始了最初的艺术追求。他们是伟人也是凡人,是艺术家也可以同时是无业游民、小偷、酒鬼、侠客、义士、骗子、绅士、战斗英雄或者逃避兵役的胆小鬼,他们怪异的服装、怪诞的举止、怪僻的性格、酗酒、嫖妓、群殴、吸毒,甚至于偷盗;他们散漫无羁、放浪形骸,和平时期出卖才华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战争时期为着理想可以献出生命。
书中采用传记实录的写作手法,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巴黎当年的名人逸事,“一幅鲜活的,多姿多彩的群星图”,描写了这一群艺术家及作家诗人和他们的模特儿、他们的情妇,和画商、出版商、新闻业主、酒店老板、旅馆老板、书店老板、画廊老板、警察等等平凡小人物,共同构织的一段辛酸的、浪漫的、坎坷的经历。
就在这一群“天才的疯子”被世人接纳的前夕,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贯彻着他们的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对于当时已形成体系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虚伪的道德观念及阶层等级观念,他们深恶痛绝。于是,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不合常规、不合礼仪的思想行为及艺术手段加以全面的、彻底的反击。他们是19世纪末传统思想文化的掘墓者,20世纪初新时期思想文化的呐喊者和开创人。尽管他们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弱点、缺点和过失,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无人能及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诋毁的——这就是本书的精髓,也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之中,理智的庸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和“天才的疯子”相比,他们只是大树底下一群庸庸碌碌的蝼蚁。
无论是以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也好,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也好,以特里斯坦•查拉为首的达达主义文学社也好,以安德烈•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体系也好,巴黎——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他们实现理想和梦想的原生地,是土壤、阳光、空气和水——一个疯狂的时代,一群疯狂的天才,疯狂天才的天堂。放荡的巴黎、美丽的巴黎、永恒的巴黎,之所以让我们回首流连,因为书中的那一切都消逝不再,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一代天才已经作古,尽管巴黎依旧,已是历史的陈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更新变革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又一个崭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剩下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品尝前人的果实,生活在上一辈人建造的瑰丽的艺术之宫,我们再也没有发展,再也不可能有发展,创造之思的花朵枯萎了,我们感到悲哀,因为那一个疯狂的时间和空间不再,疯狂的天才不再,合上书页,我们只能叹息。
序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达恩•弗兰克是法国当代作家,已经发表了《希腊的初一》、《离别》、《疯人墓地》、《裸卧》、《巴罗上前线》,以及与朋友让•沃特兰合著的系列丛书《博罗历险记——摄影报道》等十五六部著作。他的小说《分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28个国家出版发行,并于1991年获得勒诺多文学奖(LeprixRenaudot)。勒诺多(Renaudot)是17世纪的法国医生兼记者,终生为穷人的利益奔走呼号。他于1631年创办了法国的第一份周报《LaGazette》。1635年担任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领导。1925年,法国的一个文学评论团体创立了勒诺多文学奖,从1926年起,每年秋天颁奖。
《巴黎的盛宴》一书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阅读大量档案资料、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之后,又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撰写而成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同时写着两本书。写一本感觉累了就暂时搁下,换写另外一本。因而一直无法将它们完全区别,也无法将它们彻底分开。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其区别仅仅在于: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传闻逸事。如果不写《巴黎的盛宴》,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裸卧》;没有《裸卧》,也就不可能有《巴黎的盛宴》。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些艺术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创造了现代艺术。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有关素材。我手头的资料之多,他们故事之丰富多彩,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容纳得下,也无法全部献给读者。他们是一些顽强的、十分了不起的伙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他们了解愈深,我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不已。”
《巴黎的盛宴》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和灵活的描述,将“巴黎是世界艺术中心”的那个时代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阅读此书,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毕加索、海明威、阿波利奈尔、阿拉贡、莫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马克斯•雅各布、帕森、马雅可夫斯基和佳吉列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生活的各个侧面。
艺术家们不同于普通人之处在于他们有艺术灵感,日常生活中的零星火星便可能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无穷动力与灵气。创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需求,无论富有或者贫穷,创作的意志都坚定不移、始终不渝。这些诗人、画家、小说家、雕塑家、音乐家敢于打破长期形成的清规戒律,跳出原有的条条框框,勇于大胆想像和创新。正因为他们具有如此优秀的品格,才能创造出20世纪初世界艺术的时代语言: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立体主义法国画坛的现代艺术流派,代表画家有毕加索和勃拉克等。、达达主义西方文艺流派,“达达”原为法文中幼儿语言的“马”,取之作为文艺流派的名称,表示“无意义”、“无所谓”。和超现实主义西方文艺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在瑞士出现达达主义,继而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政权的小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
然而,艺术家并非圣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而且他们特别推崇自由: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与生活自由。于是伴随着他们吟诗作画的艺术创作生涯,就出现了一些放荡不羁如同痞子似的生活方式:佩戴用纸或树皮制作的领带、将短裤套在上身当衬衣,穿着满大街游荡;用金表换一些破烂拖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大街上随意鸣枪开道,在餐馆酒吧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身边女人成群,更换不迭……
艺术家的性格和人品也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有的生活清贫,省吃俭用,却全力资助他人;有的收入颇丰,过着奢华生活,却背叛恩人,见死不救;有的喜欢热闹,整天前呼后拥,从酒吧到舞厅,从舞场到郊外,甚至临时决定开车到海滨,毫无计划地虚度终日;有的喜欢独处,同他人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对爱情忠贞不渝;有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他们之间也常发生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嫉妒仇恨和无可奈何之事……
该书还十分突出而强烈地反映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乃至欧美等西方国家中,妇女的地位仍然十分卑微,哪怕她们有创作能力,也有创作成果,但她们永远处于从属的、被歧视被凌辱的地位,永远是社会的配角,是供人利用的工具,是男人的附属品。
《巴黎的盛宴》是一幅鲜活的、多姿多彩的群星图。由于它的素材全部来源于历史资料,而不是小说的虚构与臆造,因而对我们了解现代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创造了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们的思想理念以及他们的创作与生活,对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定大有裨益。
王姤华
2001年2月5日
序作者序言(1)
无艺术的社会是盲目无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总把自己封闭禁锢在简单化了的清规戒律之中,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专制主义者一旦登台执政,他们便立即在文化艺术界大开查禁、封杀与焚书坑儒运动之门。他们以此方式达到扼杀不同意见、麻痹人们思想的目的,使百姓忘记历史,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以便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然而,这样的社会恰恰是产生新艺术和造就艺术家的沃土。
在此使用“艺术家”一词,与其说是定义,还不如说是对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的称谓。这一称谓引发了不少不满与议论。艺术愈崇高伟大、愈淳朴美好,艺术家就愈渺小、愈遭人鄙视,甚至被唾弃。人们往往只关注事物的形式而忽略其实质,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毕加索的蓝色工作服、弗拉芒克的木制领带、勃拉克的帽子到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打架斗殴和寻衅滋事,一些幼稚的人以及许多心怀敌意的人以偏概全,将化装用品当做艺术作品,将斗殴者当做地痞流氓,而忘记(实质纯属无知)所有上述行为只是一个人的外表,决不能代表他的思想本质,更不能代表他的创作成果。
在“机灵兔”LapinAgile,巴黎艺术家们活动的一个场所。——译注一带活动的画家们同在“丁香园”CloseriedeLilas:位于巴黎市蒙巴那斯区的一个酒馆。——译注一带活动的诗人们,也时不时地穿着一些奇装异服,组织一些稀奇古怪的活动,有时还在大庭广众之中开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资产阶级挑衅。其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从不喜欢他们,甚至始终歧视和侮辱他们。当时的资产阶级固守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切思想观念,而那些诗人与画家却信奉无政府主义,在晚些时候他们还信奉共产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属于两个完全无法调和的阵营。
然而,必须懂得,艺术家们除了他们的服饰和日常行为之外,还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们生活的核心是艺术创作。毕加索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戴,阿尔弗雷德•雅里可以随意摆弄他的手枪而且从未放弃过,布勒东和阿拉贡动辄就对藐视他们的人挥动拳头大打出手,但他们的恶作剧与他们一生创作的功绩相比实属微不足道。现代艺术正是诞生于这些卓越的好事之徒之手。从1900年至1930年期间,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艺术创作生活,也参与和从事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参加了政治党派。尽管他们为时代创造了它独特的语言——艺术语言,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诽谤与攻击,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的嫉妒,甚至憎恨。
《于布王》、《春之祭》、《野兽笼》等自称为立体主义者的绘画作品,以及马蒂斯在1906年的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生之喜悦》在公众中引起的公愤,已经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先锋派在社会上遭受到何等强烈的抵制和反抗。斯特拉文斯基虽然受到了百般凌辱,但还是坦然地接受现实。他认为不应该要求公众对艺术家表现出宽容,而应该要求艺术家们尽量去了解为什么公众会攻击他们。因为如果在他本人的音乐作品创作出来的前一年他自己听到这些作品的话,也许会耸耸肩膀,表示不敢恭维。
凡是先锋派,都要引起人们的不满,但社会最终总会理解他们、接受他们。新的思想艺术潮流总会代替前人的创作,使人们忘记前几代人的鲁莽行为。后浪总在推动前浪,一浪比一浪高,历史正是如此推动着艺术创作的发展和进步:在绘画领域,印象派出现时也曾激起公众的极大愤怒,引起了各界的批评。当新印象派出现之后,公众便逐渐淡忘了印象派,转而批评新印象派,但远没有在令人恐怖的野兽派出现时表现得那么强烈。畸形得如同魔鬼一般的立体主义,又驱散了人们对野兽派的公愤。在诗歌方面,巴那斯派Parnassiens是1866年出现的、以希腊东北的Parnasse(帕纳索斯)山命名的一个反浪漫派的文学运动。——译注取代了浪漫派,而象征派又驱逐了巴那斯派。在音乐界,巴赫一直代表着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的巴洛克艺术风格,而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创作了交响乐,柏辽兹的交响乐则比十二音体系更加和谐、更加优美动听。
在20世纪初,法国成了世界先锋派的首都。但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一带活动的先锋派中间就存在着两个派别:苏波、郁特里罗MauriceUtrillo(1883—1955),法国画家,苏珊•瓦拉东的儿子。、苏珊•瓦拉东、于特尔和其他一些还从未迸发出火花的艺术家为一派,他们仍然延续着图鲁兹-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画家、石印画家、广告画设计师。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一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他们住在蒙马特尔的“洗衣船”。前者是为创作而创作,而后者创作的目的是探索新艺术。他们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经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吮吸了不同土地营养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能够自由地从事绘画和诗歌创作,是为了摆脱过于繁杂、沉闷、僵硬呆板的清规戒律,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创作。他们当中主要有:西班牙人格里斯和毕加索,荷兰人凡•东根,意大利—波兰人阿波利奈尔,瑞士人桑德拉斯,法国人勃拉克、弗拉芒克、德朗和马克斯•雅各布。
在塞纳河左岸蒙巴那斯一带活动的先锋派艺术家们也同样在充实与丰富着世界的艺术宝库。他们当中主要有: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墨西哥人迭戈•里维拉,斯堪的纳维亚人克罗格,俄罗斯人苏丁、夏加尔、扎德基恩、佳吉列夫和法国人莱歇、马蒂斯、德劳内。20世纪20年代,一些美国作家和瑞典人,另外一些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人也来到巴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街道上活动的这些艺术家从此不再是三五个或十来个,而是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他们中间有画家、诗人、雕塑家和音乐家,也有资助文化艺术的富人;有模特儿和出版商,有百万富翁,也有身无分文的穷苦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带来了世界各国古典或现代的文化和艺术。于是,巴黎一举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之都。
序作者序言(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毕加索已经发财,但他的大多数同伴仍然生活在难以想像的贫困之中。而1918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购买了布加蒂牌汽车和私人公馆,绘画启蒙时代结束。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停战前两天去世,先锋派时代就此终止。莫迪利阿尼1920年离去,艺术家们的流浪生活也宣告结束。保加利亚人朱勒•帕森1930年6月1日的去世,永久性地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彻底地关闭了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时代的大门。
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了在巴黎生活,是因为巴黎是一座慷慨大度,随时都以兄弟般的热忱欢迎来自四面八方客人的城市,它永远向远涉重洋而来的宾客们奉送上一片自由的天地。如今,毕加索、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桑德拉斯和苏丁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遭驱赶远离了塞纳河,理由是毕加索吸毒、阿波利奈尔窝藏珍贵文物、莫迪利阿尼在公共场所闹事、桑德拉斯盗窃、苏丁穷困潦倒和到处乞讨。
人们可以罗列更多的理由谴责他们,但是这一切只能证明无论是过去的或是当今的艺术家们总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始终无法成为社会的中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从而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只好流亡他国。
谈论昨天的文学艺术家,目的是为了爱护当今的文学艺术家。回忆可以起反射作用,从前的影子也可以帮助我们检查今天的现实。跨越了几十年之后,当今的文学艺术家仍然是他们前人的兄弟。
创作是艺术家们一生的首要需求。莫迪利阿尼、苏丁和毕加索将他们的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艺术事业,他们批评凡•东根及其他一些人追随上流社会。在他们看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这些同伴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损害了艺术家的形象,成了单纯的工匠和绘画的手艺人。手艺人不能被称为艺术家。一天,皮埃尔•苏朗热PierreSoulages,出生于1919年,法国当代画家。1946年之后的主要绘画作品为抽象画。——译注向我点明了二者的根本区别。他说:“艺术家从事的是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而手艺人,他们的目标明确,达到目标的道路是现成的,就摆在面前。”
真是一针见血。
艺术家单独工作,不雇用任何人,没有职业。他们无论创作绘画或者诗词均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灵感问题,没有固定的手段。如果一个人缺乏思想,没有想像力,头脑的思维出现故障,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无法拯救他,任何人用任何东西均不能替代他。因此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如同创作它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一样。任何人创作出来的女像柱都无法同莫迪利阿尼创作的女像柱相比。罗伯特•德斯诺斯买到了毕加索的木炭画,却以勃拉克作品的名义出售,那是因为这幅画是他们二人在创作综合立体主义画的伟大时期共同创作的作品。
他们二人同时都在从事研究与探索。未知和疑惑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最新创作,因为新的艺术永远在等待着他们去发掘。他们的探索没有任何依靠,永不参考前人的创作成果。成功与新颖只是暂时现象。每次都必须从零开始,这个零就是一个无底深渊,艺术家永远在探索深渊中生活着,一旦深渊到了尽头,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新作即将诞生。
《巴黎的盛宴》一书讲述的艺术家们诞生于位于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洗衣船”的画室内,成长于蜂窝街和蒙巴那斯的大街上。该书的写作过程与我1998年发表的小说《裸卧》相互交错,它是对小说《裸卧》中的空白、缺陷和未能揭穿的神秘之处的补充。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同时写着这两本书。写一本感觉累了就暂时搁下,换写另外一本。因而一直无法将它们完全区别,也无法将它们彻底分开。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其区别仅仅在于: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传闻逸事。如果不写《巴黎的盛宴》,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裸卧》;没有《裸卧》,也就不可能有《巴黎的盛宴》。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些艺术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创造了现代艺术。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有关素材。我手头的资料之多,他们故事之丰富多彩,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容纳得下,也无法全部献给读者。他们是一些顽强的、十分了不起的伙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他们了解愈深,我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不已。
我是首先动笔撰写《裸卧》的。第一稿轻而易举地脱稿,真可谓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然而,我发现其中的真实多于虚构。面对有关“洗衣船”和瓦万街人物的资料,我虚构不出其他人物。他们的生活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小说。
于是我重新开始。我决定撤去能够使我向城堡进攻的所有扶梯,并将它们转移到别处。我着手同时写两本书。
《裸卧》不借助于时代见证人的资料,而是主要通过虚构,重点描写在那个时代的画室、酒吧和妓院里通常发生的事情。而《巴黎的盛宴》充分采用见证人的记叙和回忆,以讲述者的口吻叙述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文学艺术家们的真实生活与创作。
我不是研究艺术史的专家,而是作家。作家有自己的语言。本书应用的正是我自己的语言,即运用生活在世纪转折时期的真人、真事、真实地点和真实作品的资料创作另一种小说,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时代。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1节 “游击队”基地(1)
“游击队”基地蒙马特尔
加莱特圣心大教堂耸立在蒙马特尔山丘顶上。这一神圣的建筑居高临下嘲弄着巴黎。它是神的威力至高无上的实物凭证,是时代的耻辱。
贝那老爹
1897
20世纪初,巴黎的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两区被塞纳河隔在左右两岸遥遥相望,昨天与今天世界的艺术美即将在巴黎这座古都的这两个城区诞生。人们在奥斯曼河Georges Haussmann(1809—1891),法国政治家,曾任塞纳省的省长。这里的奥斯曼河指目前巴黎的塞纳河。——译注的两岸为资产阶级建起许多高楼大厦和林阴大道,老百姓的住所却被排挤到了巴黎市郊,这是城市化建设的传统做法。
河的右岸有“洗衣船”Bateau-Lavoir,位于巴黎蒙马特尔区山丘的一所古老建筑。20世纪初,一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艺术家生活在其中。后被定为历史古迹,在1970年发生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译注,左岸有丁香园,塞纳河终年从二者之间静悄悄地流淌,而现代艺术的整个历史即将于此诞生、成长与壮大。
圣心大教堂高高耸立于蒙马特尔山顶上。这座位于山腰的风车、葡萄园与蔬菜园之上挺拔屹立的雪白建筑,是塞纳河上的拜占庭。
圣心大教堂犹如一顶大礼帽高高地耸立在蒙马特尔山顶,而在它之下,丁香树与山楂树如织的山腰间散落着无数的昏暗旅馆、轻体木板活动房、用原木或硬纸板搭建的简易酒吧及餐馆。美国女舞蹈家伊萨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她吸收了古典舞蹈中身穿希腊紧身长裙赤脚跳的技术,以她的“自由舞”形式创造了现代舞蹈。与其弟子们正是在这块非法的游击队基地中心身穿紧身长裙、赤着脚翩翩起舞,轻盈欢快地跳着她创造的希腊式舞蹈。蒙马特尔像一个大村庄,人们在那里自由欢乐地唱歌、跳舞,却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破衣烂衫,住着简居陋室。那时,这些艺术家在朱诺大街上的私人住宅还不存在,而昂布瓦兹大街妓院里却生意兴隆,总是盛情地慷慨接待着它的所有宾客。人们至今还记得红磨坊那位引发图鲁兹•劳特累克灵感的舞女古吕(图1)的超短裙、雷咏多尔美丽的臀部,以及那位白天与他人合伙当公证人、夜间当演员的瓦朗坦•德索塞那强劲有力的腿部动作。他是四对舞中惟一一个以其旋风般旋转的动作使从香榭丽舍大街至蒙马特尔的民众们群情激昂的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他成了红磨坊风车车翼的牺牲品。
在蒙马特尔自编自唱的艺人布律昂辱骂资产阶级,萨蒂在阿尔方斯•阿莱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罗什舒阿尔大道上的“黑猫”酒馆演奏他创作的作品《Gymnopédise》。当世纪更替之前十五年,《黑猫》报继续四面出击的时候,阿莱甚至用弗朗西斯科•萨西为笔名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而真正的弗朗西斯科•萨西是经常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的一位戏剧艺术评论家。这仅仅是当时发生在蒙马特尔地区的笑话之一……至于画家阿莱的情人珍尼•阿维尔,她为图鲁兹•劳特累克做人体模特儿,同时也为其他画家做过模特儿。经常在蒙马特尔区出现的那些人个个精明能干、十分出色:席里柯、塞尚、马奈、凡•高、莫奈Monet(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雷诺阿、德加Degas(1834—1917),法国画家、雕塑家。……还有一些暂时无人所知的小画家起先在蒙马特尔,后来到蒙巴那斯的博物馆内学习临摹,不声不响,悄悄地找个空地儿,默默地等待着时机到来。接着,创作灵感将他们带往远方以及全世界。这些影子似的匆匆过客的名与姓就不一一赘举了。
蒙马特尔是为了保持其别具一格的特色才成了一个自由区吗?看上去像开玩笑,尽管这并非成为自由区的全部理由,但其中确实存在渴望保持独特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因素。在20世纪初,一些抱有这一愿望的蒙马特尔人决定将位于圣心大教堂附近的加莱特广场,定为他们这个渴望独立自主的自治区域的首都。
人们进行了投票,提案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接着,还选举产生了市镇长。土生土长的画家朱尔•德巴季当选为蒙马特尔自由区的首位长官。几年前,他由于被怀疑是魏利餐馆凶杀案的凶手而被警察局拘留过,这一污点被洗刷之后,朱尔•德巴季名声大振。这一次当选为市镇长,使他的名望得到进一步提高。他成为其“新国家”内出类拔萃的头面人物。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1886—1958),法国作家,蒙马特尔的诗人、小说家。——译注歌颂他,罗朗•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1885—1973),法国小说家,他的写作主题主要是战争及蒙马特尔。颂扬他,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祖籍罗马尼亚的法国作家,达达运动在瑞士苏黎世的倡导人。——译注十分敬佩他,并且将他视为达达派运动的先驱之一。毕加索也正是由于欣赏他,才经常来“机灵兔”聆听他的诗朗诵。
朱尔•德巴季写了一本书,题为《盒子中的杰克》。巴黎歌剧院将它搬上舞台,萨蒂为之谱曲,后来经过达吕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法国作曲家。——译注改编,于1926年被俄罗斯芭蕾舞团搬上舞台,布景设计为安德烈•德朗André Derain(1880—1954),法国画家和雕塑家。起初他与弗拉芒克和马蒂斯的绘画风格同为野兽派,接着过渡到新立体派,最后恢复到传统派。。这一哑剧的情节为:一个男子肩扛一口大钟从舞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任何人都不明白他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直至最后一幕,谜底才被揭开:原来他是钟表商。
朱尔•德巴季以向报社出售幽默画为生,但他每次进酒吧都要把身上带的钱全部花光。每次都是趾高气扬、昂首挺胸地进去,垂头丧气、抱头鼠窜地溜出来。
他十分严格地遵守时间安排: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星期,大吃大喝三个星期。人们不知道他何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他提出一句政治口号:将蒙马特尔从法国独立出来,争取其人民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他到处鼓吹蒙马特尔获得独立的种种优越性。周围的其他市镇邀请他时锣鼓震天、大摆酒宴,像邀请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那样热烈而隆重。
朱尔•德巴季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喝酒不花钱的赊账办法,效果颇佳。一旦他身无分文了,便肩扛大衣、手提旅行箱,垂头丧气地钻进一家咖啡馆。人们问他:
“德巴季先生,您去哪里?”
而他眼泪汪汪地回答道:
“我回我的国家去。”
“您的国家在哪里?”
“色当。”
“色当,那么远呀?”
“是的,那很远。可你们要明白我是多么伤心啊。”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2节 “游击队”基地(2)
此时,大家都与他一起悲伤起来。为了相互安慰,人们打开一瓶又一瓶酒,与他共饮、一醉方休。经过如此麻醉,大家都可以感觉好受一点儿。如果别人想不起来拿酒喝,朱尔•德巴季便跳上桌子,大吼道:
“普鲁士人已经攻进了色当。我们蒙马特尔人决不投降,我们一定要抵抗到底!”
人们共同举杯为蒙马特尔军队的英勇善战而干杯。
通常情形下,喝足之后,次日凌晨他们个个都醉醺醺地离开。而朱尔•德巴季领导的蒙马特尔军队不撤,他们永远不会投降,德巴季也决不做拿破仑三世,因而他再次受到其人民的热烈欢迎。
也许整个蒙马特尔都拿起武器、穿上1870年的军服,一致保卫蒙马特尔山的前卫画家弗朗西斯科•布尔波特的那一天应该除外。
事情是这样的:布尔波特是一位庆祝或游行活动的业余组织者。每年,为了让未曾接受过市长先生检阅的女友高兴,他都策划一次“假结婚”。他们和周围的民众均戴上假面具,一边唱歌跳舞,一边吃喝,通宵达旦,人们共同向“新娘”表示祝贺,市长自然也来表示他的祝福……
布尔波特同其房东有矛盾。房东执意赶他走,画家叫他的弟兄们来增援。他提议大家重新穿上在巴黎公社之前保卫巴黎时穿的军服,在他家周围筑起街垒,时刻准备为反击房东的进攻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在布尔波特做好一切准备之前,房东让步了。而布尔波特却仍按原计划招其弟兄们进驻“阵地”,在约定好的那天,用大车向蒙马特尔的大街小巷运来了化装为“重骑兵、轻骑兵、步兵和公社社员”的一个团的人。他们个个手持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按照罗朗•多热莱斯的说法,在当天夜间晚些时候,从蒙巴那斯径直开来一些同样打扮、手持刺刀的国民卫队士兵,同蒙马特尔部队会合,将那些在沿途站岗的真警察惊得目瞪口呆。
聚集在那里的化装士兵们分散守卫在各条大道上,举枪瞄准从电影院出来的过路人。他们佯装战争一直持续到凌晨,最后布尔波特的部队吹响冲锋号,举起刀枪攻下加莱特磨坊,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才算收场。
乐天派弟兄们这种半挑衅、半嬉闹的行动吸引了沿途许多穿燕尾服、带礼帽的好奇者及游客驻足观看。幸运的是那些马车无法上至山丘顶,它们只好停在布朗斯广场,它们的乘客继续沿着狭窄的小道步行直至最热闹的地段。
蒙马特尔一直保持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属于同一个艺术思想流派。这一艺术思想派别特别注重各种艺术的相互交融,其创始人是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以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德巴季同他的弟兄们一起跳舞,卡尔科在酒吧的餐桌旁唱《马赛曲》,马克•奥尔朗在窗户底下吹号,叫其同伴们起床。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心地善良;有饭吃,但很差;饮酒毫无节制;睡觉无固定地方,找到哪里睡哪里,哪里能睡就睡哪里。当时已经开通了从南至北连接蒙巴那斯与蒙马特尔的地铁线路,但他们还未能在地铁站内过夜。他们常常无合法证件,警察盘问时,他们说有住处,但说不出固定住址。他们中有的人也伸手乞讨,有的人可以胡乱涂抹几幅画,将就着卖了NFDA4口。有的弹奏音乐,挣几个铜板,但更多的人是向邻居、熟人蹭饭吃白食的老手。而那些邻居、熟人也常常十分慷慨大方,同意他们欠着,有了钱再给。在小餐馆的炉子上时刻热着一些锅,锅里是当地民众日常吃的大锅饭,锅里放着一把把大勺子,这就是专门为囊中羞涩的客人准备的。画家和诗人们常常同极端自由主义者们在这里吃饭、饮酒、畅谈,通宵达旦。20世纪之初,这类人在蒙马特尔多如牛毛。
这些艺术家和诗人聚集在城市郊区、大道边沿地带的现象,单单用“偶然”二字是难以解释的。从前常有人在这些弯弯曲曲、坡度很陡的小道间进行肉搏战。这些偏僻地带不仅可以庇护人,同样可以庇护书报,甚至也庇护人们的记忆。李贝塔德常在姆雷街举行民众座谈会。既无社长、也无主编的《无政府主义》报社位于杜瓦里埃-德拉巴尔街;《极端自由主义》报社设在奥塞尔街,该报社的编辑们常去位于诺万斯街的祖特酒馆后厅同他们的朋友和读者聚会。为了避免政府耳目们探听到酒馆常客们在吧台上信口开河的颠覆性言论,为了避免危害客人的人身安全,这家酒馆不久后自动关门了。后来,为《黑猫》报提供广告张贴画的瑞士画家斯泰朗也到蒙马特尔的其他酒馆宣传鼓动过革命。杜飞Raoul Dufy(1877—1953),法国画家、装饰画家和插图画家。——译注因为在一位同行的调色板上胡乱涂了些易燃的红黑颜料,到警察局的大门口画了一些讽刺招贴画,被警察局拘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些年,胡安•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同毕加索一样,是立体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曾因被误认为是加尼埃Tony Garnier(1869—1948),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急先锋。——译注,被列为博诺特Jules Joseph Bonnot(1876—1912)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持武器攻击他人而出名,故被称为博诺特团伙。黑帮团伙成员跟踪的对象,被短期监禁。蒙马特尔的邮递员兼特约记者皮埃尔•马克•奥尔朗Pierre Mac Orlan(1882—1970),法国作家。还有另外一个差事,即为从法国驻外殖民军中的逃兵解决身份问题服务。他当时在《雾码头》报社工作,借此方便条件,向该报社的一位电工派了一项蒙马特尔山“游击区”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们经常执行的任务:制造假证件。他手舞足蹈地用当地习惯使用的语言说:“因为无政府主义报纸的事,我被宪兵们盯上了。”
西涅克Paul Signac(1863—1935),法国画家,19世纪末法国新印象画派的理论家,独立派艺术家沙龙的创始人之一。——译注、瓦洛敦Félix Vallotton(1865—1925),祖籍瑞士的法国画家、雕塑家。——译注和勃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雕塑家、招贴画家。——译注参加了一些用实物做奖品的摇奖活动。以他们的绘画作品作为奖品,其目的是为由埃利塞•雷克路Elisée Reclus(1830—1905),比利时地理学家,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密友,由于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被监禁。——译注和让•格拉夫创办的极端自由主义报纸《造反派》筹集资金。无政府主义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1861—1944),法国文学与艺术评论家,1883年创办了《独立杂志》,象征主义作家与新印象派画家的辩护士。——译注的朋友凡•东根也参加了。1897年,他为克鲁泡特金Kropotkine(1842—1921),俄罗斯军官、地理学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译注的作品《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与理想》的荷兰文译本画插图。
无政府主义者和艺术家们虽然有着相同的理想,但从来不能并肩战斗。因为画家与诗人既不安装炸弹,也不搞恐怖活动,但他们常常支持此类行为。从事戏剧、滑稽剧类的欺骗傻瓜的花招和各种形式的挑衅、捣乱行动时,他们总是站在第一线。在蒙马特尔以及后来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放弃了资产阶级甜蜜舒适的生活,坚决反对无忧无虑的人士们恪守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他们是造反派,是前卫艺术斗士。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3节 酒鬼画家郁特里罗(1)
他整天地喝。他以酒浇愁,用酒麻醉自己。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Aristide Bruant(1851—1925),蒙马特尔的民间歌手。
桑德拉斯Frédéric Cendrars(1887—1961),祖籍瑞士的法国作家、诗人。1913年发表了《跨西伯利亚散文诗》。——译注在他远离巴黎16 000里之外创作的《跨西伯利亚散文诗》中绝望地悲叹道:“布莱斯,你说说,咱们距离蒙马特尔还很远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蒙马特尔仍然是世界的中心。
对蒙马特尔山的繁荣昌盛贡献最大的人无疑是郁特里罗,但十分遗憾的是,使蒙马特尔遭受到洗劫性破坏的人也是郁特里罗。他并不情愿看到如此后果,他同样也不愿意作画。其初衷只是为了糊口,为了生存。但当他大量描绘蒙马特尔山上代尔特广场和加莱特风车的绘画作品,在1921年德鲁奥拍卖没收的德国画商收藏品的会上价格不断飙升的时候,住在蒙马特尔布特山上及纳瓦尔Navarre,中世纪的一个西班牙王国,位于现在的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地区。——译注的拙劣画家们开始发疯似的临摹他的作品,死板地模仿他的绘画方式,从而导致了蒙马特尔的创作氛围丧失殆尽,到处充斥着临摹模仿的作品……
郁特里罗是一位怪人。
他于1883年出生于当地,即巴黎蒙马特尔区波托街。那里绿树成荫、杂草丛生,政治气氛虽不能说十分宽松,但人们在那里还勉强可以自由地生活。在那里更便于接受贝那老爹关于如何做个本分人的教导,而距离传授夫妻生活秘诀的诗人热拉尔迪Paul Geraldy(1885—1983),法国诗人,主要创作描写家庭内生活的诗。他的《你和我》获得了巨大成功。——译注更远一些。
他的母亲苏珊•瓦拉东个头儿矮小,圆圆的脸,蓝色的眼珠十分明亮、闪闪发光。她并非舞女,却被蒙马特尔永记不忘,这是非常罕见的。她性格坚毅,很有主见,坚持独立,不依附任何人。她的这些道德品行,对当时的道德风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她来自乡下,母亲为家庭主妇,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离家出走。她年纪很小就到了巴黎。当时她说话信口开河、谎话连篇,随便编造一个年龄,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几岁。她谎称出身于富裕家庭,并隐瞒了真实姓名,户籍登记姓名为玛丽-克莱芒蒂娜,聘用她做模特儿的画家给她的名字是玛丽雅。她后来才透露出苏珊这个名字。
她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进入费尔南多马戏团当了杂技演员。在马戏团的一次表演事故中,她从高空坠落摔伤,被迫离开马戏团,做了绘画模特儿。她同时为皮维斯•德•夏凡纳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法国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雷诺阿Renoir(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成员,以油画著称,也作雕塑和版画。和德加做模特儿。雷诺阿和德加是德雷福斯事件中著名的反对派人物,他们还于1898年10月签署了法兰西祖国联盟的《巴莱斯宣言》。德加见苏珊人比较机灵,就积极鼓励她学习绘画。
她几乎是所有其良师益友的情人,也是音乐家埃里克•萨蒂的情人。该作曲家在六个月之内给她写了300封情书,称呼她为“我的小宝贝”,但始终未使她动情。这一段淳朴温柔的爱情持续的时间不太长。
她有过一个儿子——莫里斯。对于谁是她儿子的父亲,人们知之甚少。他也许并不是某些人猜测的米盖尔•郁特里罗。米盖尔•郁特里罗是毕加索的同胞,也是他初到蒙马特尔那些年的同志。米盖尔是画家,兼任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艺术批评家。大多数朋友都明白,他承认自己同莫里斯的父子关系,说明他是一位十分慷慨大度的情人。弗朗西斯•卡尔科断定某位名叫布瓦西的酒鬼画家才是莫里斯的真正父亲,但这也同样无法得到证实。
苏珊•瓦拉东过了几年单身母亲的放荡生活之后,同萨蒂的一位朋友结了婚。这是她一生中的首次婚姻。丈夫是一位代理人,十分富有。她的丈夫后来把莫里斯送往圣阿纳。苏珊的这次婚姻没有持续多少年,她找了另一位丈夫。她新选中的人是她儿子的好朋友,名叫安德烈•于特尔。于特尔是一位电工,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但他更喜欢画画。当苏珊•瓦拉东要求于特尔离开自己的工作来帮助她时,她已经年近45岁。于特尔比她小20岁,比她的儿子莫里斯还小三岁,继父成了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小的人,再加上莫里斯的外祖母也同这三口之家生活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家庭。
这个家庭尽管十分奇特,但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家庭。两位年轻人经常站在苏珊的身边看她画画,一位是儿子,另一位是丈夫。这两位年轻人也经常一起作画,相亲相爱,情投意合。他们之间的情和爱是同事之情、兄弟之爱。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众人如何议论这个家庭,无论人们有多少闲言碎语,这幅家庭之画还算和谐。
长期以来,由于莫里斯的缘故,苏珊一直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导致莫里斯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酒瘾。蒙马特尔区具有正常生活的青少年们白天都外出工作,只有晚上才喝酒,而郁特里罗却是不分白天晚上地喝。这对他母亲是巨大的不幸,对他本人是长期的折磨,对周围的邻居则构成无边的恐惧。为了强迫他停一会儿,于特尔和瓦拉东把他关在屋里,此时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喊叫和呻吟。他花样翻新地咒骂其母亲及继父,将自己创作的绘画撕得粉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室内的东西全部从窗户抛出。彻底绝望了的瓦拉东经常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或者疯狂地吹奏手头的乐器。丝毫不懂乐谱的郁特里罗,却夺过他母亲手中的笛子,只会用手指堵住孔,用足平生力气吹出刺耳的一个单音。邻居们对他的行为难以忍受,只有一个愿望:赶快设法让他学习画画吧!尽快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吧!
苏珊在圣阿纳找了一位心理医生为儿子检查,医生对她说:“您必须给他找个事做,让他离酒远点儿。”遵照医生的嘱咐,如同几年之前德加为她所做的那样,她鼓励儿子学习绘画。她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给他许多明信片,对他说:“你把它们都画完,我就给你开门。”
郁特里罗开始学习作画。作画时,他精力十分集中,废寝忘食,似乎任何事都没有他正在干的事情重要。但一旦手中的活儿结束,便旧病复发,贪杯不止。
他讨厌在外作画,因为他人的目光让他有一种泄露隐私的感觉,使他十分不自在,难以忍受。偶尔在外作画时,为了不被人窥探,他总是背靠墙根。如果有人坚持要看,他就转过身背对着来人,后者在他的怒斥与责骂之下,只好一溜烟儿逃走。在对热切地渴望看他作画的追求者们给予非难和责骂几年之后,郁特里罗画出的蒙马特尔风景仍然只是一些按照明信片上的图案复制出的画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4节 酒鬼画家郁特里罗(2)
弗朗西斯•卡尔科亲眼看过郁特里罗作画。他在描写郁特里罗作画时的神情时写道:在从自己捡来的调色板中仔细地挑选应该使用哪一块时,他的神情十分专注、严肃而安详;在放大画作的版面时,他使用圆规与尺子在其作画台上又量又画,态度十分小心谨慎、认真仔细。罗朗•多热莱斯也是郁特里罗的朋友。他描述郁特里罗对其复制作品的准确与精确度的要求过于苛刻,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他对其复制品相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从不满意。他连盖屋顶的瓦片、砌墙面的石块的数量都要求完全准确。调色时,他为调不出理想的颜色而大发雷霆,以致将颜料管砸碎。在他想配出粉笔白时,他说:“这些外墙不是银白色的吗?哎呀,不对。可也不是铅灰色呀……它们是石膏白……”为房子上涂料时,他产生出一种古怪的念头,使用胶加石膏粉制成的混合涂料刷墙。他经常以教堂为主题作画,他向我们说过:“我喜欢画教堂。”(图2)
[摘自1947年发表的罗朗•多热莱斯的《一群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星期五是个非常安静的日子。郁特里罗十分喜欢这一天,原因仍然是他喜爱教堂。他尤其喜欢兰斯市的大教堂。他对圣女贞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之情。在郁特里罗的抽屉里、书架上,放满了与这位圣女有关的纪念章、半身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物品。他用每个星期五的全部时间为圣女祈祷。
星期六,又是他地狱般快乐——狂饮——的日子。一位医生收留过他几个星期。后来这位医生悄悄地向弗朗西斯•卡尔科透露说,郁特里罗一天喝酒多达八至十升;一天晚上,在把他家从地窖至阁楼的酒全部喝得精光之后,他闯入主人夫妻的卧室,将那里仅存的五瓶香水也一口气喝光。
蒙马特尔布特山上的孩子们为他起了个外号——利特里约。喝足酒之后,这位画家在大街小巷中溜达,双肘夹腰,做出跑步的姿势,口中发出“突突突,突突突”的响声,同时吐出想像中的烟雾,以此模仿魔鬼火车的到来。这时,蒙马特尔的孩子们都远远地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步伐。他对自己说:这辆火车刚从地狱返回,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人活着,就是他郁特里罗。突突突,突突突……折腾够了之后,他回到家里,把玩具火车用铁轨铺在地上,玩起了玩具火车,这一回可是现实中的真火车——哪怕它是玩具。
诗人安德烈•萨尔蒙讲过,有一天,郁特里罗成功地避开其母亲与继父的监视,口袋里装满了放烟火爆竹用的一切必要东西,躲进蒙马特尔的一家旅馆。他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放起了烟火。最后房子着火了。消防队员和警察很快包围了这座旅馆。外面的人“着火了,快救火啊!”的叫喊声此起彼伏,而郁特里罗在房间内却无动于衷。
不久以后,弗朗西斯•卡尔科出版了一本有关郁特里罗的书。得知书中断言自己有精神病后,可怜的莫里斯公开疾呼自己没有发疯,但无济于事。由于坚决不同意卡尔科在书中描绘的自己的形象,他将自己用两道锁反锁在科尔托大街的画室内,在窗外挂了十几幅画。画的背面写着:卡尔科先生说我是疯子。不,我不是疯子,我是酒鬼。
在遭到苏珊•瓦拉东愤怒的斥责之后,蒙马特尔各家酒吧全部拒绝莫里斯入内。于是,他便躲藏在大教堂街或者金酒街的碾磨机中自我陶醉。他回到家时,鼻青脸肿。次日,他的母亲收到前一天发出的一张明信片。是她儿子寄的,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没醉!”莫里斯对他的这一做法十分欣赏,非常得意。
身无分文时,莫里斯用一幅画换一杯苦艾酒,或者坐在人行道边上向过往行人散发他的绘画作品。几个法郎就出售一幅他亲笔题词的画,甚至还送货上门。在皮加尔街的一些小小店铺,例如退休肉铺老板雅克比的店铺和原为摔跤运动员、现改行从事贩卖艺术品的苏里埃老爹的店铺,郁特里罗作的蒙马特尔风景画的价格更加便宜。
他的作品终于能够出售了,郁特里罗可以时不时地有一点儿零用钱了。于是他得救了,但这应归功于原来住在拉菲特街的老糕点师傅克洛维•萨高特的热心帮助。很久以前,克洛维•萨高特曾经把他在药店地下室发现的糖果及糖浆送给艺术家们,于是他和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据许多艺术家(包括他的顾客毕加索)讲,克洛维•萨高特自称是版画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位旧货商而已。然而,无法否认他对绘画的确懂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他迅速地领悟到从绘画买卖中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克洛维•萨高特立即散发了下面那种遣辞造句十分模棱两可的广告。
克洛维•萨高特以很小的投资起步。他提议收购郁特里罗手中的全部绘画作品:小规格的5法郎一幅,中等的10法郎一幅,最大的20法郎一幅。莫里斯立即抓住这一出乎意料的机遇,因为这样一来,他又可以狂饮了。从此,他愈加勤奋作画,同时也愈加狂饮无度。后来在其母亲苏珊•瓦拉东的鼓动下,他离开了萨高特。母亲把他托付给了另一位商人——利博德。利博德从前是一位马匹拍卖估价师,现在负责一家杂志社。他同意照管莫里斯,条件是母亲做担保人。协议签署之后,他开始对莫里斯进行戒毒治疗。然而,毫无结果,徒劳无功。母亲的再次努力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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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您将会结识许多年轻朋友
又过了几年,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同蒙马特尔一样也成为艺术家们聚集与活动的中心。当时的画家均十分喜欢的模特儿基基来到了郁特里罗的画室。阿丽丝-潘•藤田、基斯林、曼•雷以及其他许多画家都以这位天真活泼、爱开玩笑的年轻姑娘为模特儿作过画。全世界都熟悉她那放荡不羁的风度及娇柔的倩影。一天,她来到莫里斯•郁特里罗的画室,莫里斯也同意为她画一幅肖像。
他让基基摆出要求的姿势站在其画架前面,他画了足足三个钟头。结束之后,蒙巴那斯的这位名模特儿提出,她是否可以看一眼他刚画好的肖像。
“当然可以。”郁特里罗十分坦然地回答道。
说完,他便离开了画室。女模特儿走上前去,想仔细端详郁特里罗的画,可是她惊呆了。她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那是塞纳河左岸蒙马特尔地区的所有酒馆都十分熟悉的狂笑。她再次俯下身去想核实一下自己是否看错了。然而,她完全没有看错。画布上画的既不是她的脸,也不是她的身体。郁特里罗用了三个钟头画出的,竟然是一座小小的乡间农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5节 蓝色人生(1)
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目前在法国也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给其收留国带来他们孩童时代最鲜活的感受,并且丰富了接待国的思想宝库,还为其接收国引进了诸如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物种,大大拓宽了我们饮食中美味佳肴的领域。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芦笛声悠扬的蒙马特尔、加莱特风车旋转的蒙马特尔和到处翩翩起舞的蒙马特尔,归根结底还是法国国民的蒙马特尔。仅从蒙马特尔的上述名字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它代表了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以及一些人物的优美、雅致及其魅力。这个地方就是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东侧的代尔特广场。这个时代即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时代,而这些人物即布律昂、图鲁兹•劳特累克、拉•古吕、瓦拉东、郁特里罗、卡尔科、罗朗•多热莱斯……
除了他们之外,近几年来,这里还来了一些外国人、一些艺术家,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鼓励移民来法国,目的是利用他们从事新的建筑工程。那个时期,采矿业和冶金业都发出大量的招聘广告,聘用外国志愿体力劳动者。一些农场主也聘用外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许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外国的大学生,许多逃避独裁统治者迫害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还有许多犹太人纷纷涌进法国。在接受移民方面,法国早有好名声:1791年法国率先授予了在法国国内的犹太人公民权,允许他们同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国由此获得的良好形象跨越国界,世人皆知。20世纪初,法国成为自由平等、宽容大度、讲究人权国家的化身。数百名画家、作家共同生活在那里,因为在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各自丰富的语言与方式表达他们的感受。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此权利。因而,诞生于塞纳河两岸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两个巴黎大区的现代艺术,其实是许多国家文化与文明混合而形成的结晶。
早在1824年,波尔多就接纳了在他们国内已经被窒息到销声匿迹地步的西班牙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20世纪初,另一名西班牙画家来到法国,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级著名画家的毕加索。
毕加索抵达法国时年仅19岁。10岁的时候,他的绘画技术可以同他绘画课的老师媲美。14岁时,父亲拒绝他继续学习绘画,当时他的实际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所学的技术。由于能力出众,16岁时被接纳为马德里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到达巴黎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神童,而是手艺高超的成人了。
他对法国毫无了解,初次来,并没有打算久居。他之所以离开故乡,是因为觉得故乡太穷,视野太窄小,家庭气氛十分压抑,希望能外出透透气,缓和一下郁闷的心情。如果有一天他决定长期地越过比利牛斯山、离开西班牙的话,那也是为了前往英国,去追随英国的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毕加索来巴黎的目的是参加1900年世界博览会。他的作品之一《最后时刻》被选中,代表西班牙来巴黎参展。在此次博览会期间,他遇见了许多画家,后来这些人成了他在蒙马特尔的挚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
在一幅签有日期的画中,他画的是他与朋友们在这次世界博览会会场的门前。这幅画表现出当时他在那一伙人中的地位:他是所有人中的老大。他个头儿比其他人小,但比其他人胖,线条十分清晰,旁边写着:我。
其他五个西班牙人臂挽着臂:皮高特、拉蒙、卡萨斯、米盖尔•郁特里罗、卡萨热马斯。还有一位女士,名叫路易丝•雷诺阿,做模特儿时的名字叫奥戴特,她是毕加索的情妇。
这些西班牙人对法国已经比较了解,对蒙马特尔已经十分熟悉。早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为了纪念巴黎“黑猫”酒吧Chat Noir,1881—1898年间巴黎蒙马特尔的一家酒馆,由鲁道夫•萨利斯创办,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在此聚会与活动。——译注,他们开了一个咖啡酒吧,起名为“四只猫”。毕加索正是通过在“四只猫”咖啡馆内到处张贴的招贴画,发现了欧洲文化、印象派和塞尚、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成员。、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图3)
他的朋友们都住在蒙马特尔,于是他也来到蒙马特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伊西德•努奈尔将自己在加布里埃尔街Gabrielle,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南侧半山腰。的画室让给他,另一位西班牙人马尼亚克将自己在克里西大街Clichy,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半山腰。公寓套房中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蒙马特尔很快就熟悉了毕加索那矮胖的身影、目光炯炯的黑眼睛上方长长的刘海儿,以及从他那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中冒出的袅袅上升的淡灰色烟雾。
人们常常见到他和老朋友马尼埃尔•帕拉里斯、加泰罗尼亚作家杰姆•萨巴尔泰斯在一起,后者一直是毕加索忠实的朋友,直至他去世。毕加索在努奈尔的家居住的时期,他从“四只猫”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卡萨热马斯同他住在一起。
卡萨热马斯也许是在蒙马特尔的西班牙艺术家们当中最关心“政治”的,他和极端自由主义运动有来往。1900年,在巴黎的一批西班牙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在马德里被监禁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们。我们在此请愿书上毕加索签字的旁边,发现了卡萨热马斯的签字。也许正因为此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警察怀疑毕加索属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员。尽管他同情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情这一运动的某些辩护人——例如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1859—1909),西班牙革命者、教育家和出版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参加这一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错误的,没有充分根据。然而,1909年费雷尔被处决的确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与反感。
卡萨热马斯不仅热爱政治,而且十分敏感、脆弱和多情。他爱上了一个在蒙马特尔为画家做模特儿的年轻姑娘热尔梅娜,但他只是一厢情愿。求婚失败后,他决心自杀,以求解脱。为了改变其思想,毕加索将他送回西班牙。接着,他重新回到法国。回来的当天晚上,他请了几个朋友在克里西大街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热尔梅娜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卡萨热马斯向大家宣布说他将永远地离开法国,回西班牙去。热尔梅娜也不反对。画家多次向她建议同他结婚,但姑娘总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卡萨热马斯不耐烦了,从衣袋中拔出手枪,朝热尔梅娜开了枪,但未击中,于是他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朋友的死对毕加索震动极大,他画了数幅画表现这一惨剧,其中《卡萨热马斯之死》(1901)(图4)和《灵柩中的卡萨热马斯》(1901)最为著名。《留发髻的女人》(图5)中那冷酷的目光与紧闭的嘴唇,形象逼真地反映出了卡萨热马斯死后热尔梅娜的神情。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6节 蓝色人生(2)
卡萨热马斯的死成为毕加索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以图鲁兹•劳特累克风格绘画,他十分欣赏他在“四只猫”酒馆中发现的这位艺术家。毕加索选择的无论人物还是主题都是这位长者认可的,使用的颜色均为人民大众喜爱的鲜亮色彩。1900年作的《加莱特风车》便是一例。自从朋友不幸离开人世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这一风格,其作品侧重反映的是悲惨的事件和凄凉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风格与当时在蒙马特尔的那一帮西班牙人生活的贫困窘迫、心情的忧郁寡欢相吻合。这就是毕加索创作史上的“蓝色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画家刚到巴黎的那个阶段,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心情既悲伤又苦恼。他多次赴圣拉扎尔的女子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出现女犯人。这充分表明,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悲惨与痛苦比较感兴趣。
蓝色既符合画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观看法,也符合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一人封闭在画室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事创作。
他和朋友们一样,经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饱腹?
他们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奥了。帕克•杜里奥曾经是高更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他拥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尔吉丝岛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画、水彩画和15幅油画。正是他介绍毕加索结识了高更。帕克经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饭。别人不来,他就出去与他们聚会。他常常在毕加索的门前放一块面包或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朋友,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十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
从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并非毕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马诺鲁。此人黑头发、黑眼睛,虽穷困,但十分忠诚,遇事办法多,很乐观,机灵活泼得像个孩子。只有他同毕加索讲加泰罗尼亚语。马诺鲁爱好雕塑,但由于缺乏胶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从事雕塑,才被迫从事绘画。人们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画。他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哪里能睡就睡哪里,见到什么就偷什么。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马诺鲁住。当帕克外出几个星期后回来时,雕塑家强装笑脸迎接他归来,把钥匙还给帕克之后,悻然离去。帕克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未变,惟独高更的画全部不翼而飞了。无疑,马诺鲁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沃拉尔德Ambroise Vollard(1868—1939),法国画商、收藏家、法国艺术出版商。。
一天,毕加索对他的朋友说:
“你呀,将来上刑场,都没有人能够处决你。”
“为什么?”
“因为你太逗人,他们会乐死的!”
他简直成了不劳而获、玩着混吃混喝的大师,他掌握着一整套炉火纯青的专门技术。他天天在做弥撒的圣地演练其手艺。来巴黎后,他首先参观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弥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该往哪里坐的样子,此时从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来一位妇女,她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给了她一个铜板,他就座之后,她却消失不见了。于是,马诺鲁也模仿那个妇女的样子,向来人递上椅子,无数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花招,赚取几个零用钱。他在这同时,还可以获得比在盛圣水的碗中浸泡过的圣体更加实惠、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
不去教堂时,他就玩抽奖、碰运气。他挨门挨户地敲蒙马特尔所有人家的门,向他们出示一幅他计划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图。
“一个号,100生丁!”
他用一个带编号的硬纸卡片换一个币。但买卡片者中无人能够中奖,因为那个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当人们问他中奖号码时,他回答说:“萨尔蒙的号码!”
这样混了几年之后,他有钱购买从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维莱Daniel-Henry 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国,法国艺术作家、油画商。经常买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维莱来订货时,马诺鲁企图狠宰他一下。在谈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时,马诺鲁要求画商加钱。
“为什么?”画商问。
“因为它将比其他的好。”
“您常这么讲。”
“这一次,是真的。”
“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没法干了。”
卡恩维莱不仅仅是商人,也是审美家,是艺术家们的朋友。而马诺鲁不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说:
“这一件雕塑作品将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卖出比其他的更高的价钱。”
“它将比其他的大许多吗?”
“是的,非常大。”卡恩维莱多付了他几张票子。此时,马诺鲁乱蓬蓬的黑发下,那双黑眼珠乐得闪闪发光。
夏末秋初,卡恩维莱收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个蹲着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买的作品一般大小。画商召见马诺鲁,说:
“您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您没有看清楚……”
马诺鲁站在其作品前。
“这是一个女人……”
“我知道。”
“这个女人是蹲着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来呢?”
“如果她站起来?”卡恩维莱疑惑不定地重复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来,她不就大了吗?而且大许多!”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7节 蓝色人生(3)
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马特尔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儿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同马尔古希、格里斯、凡•东根、瓦尔诺以及其他画家一样,毕加索也把他的一些幽默画送往“奶油碟”、“巴黎的呼唤”和“喧闹堂”这些有名的画店,对此,他十分自豪。他藐视“第二职业”,他说:“当我有话需要说、有思想需要表达时,我必须表达出来,我忍受不了任何屈从。”他总是在家等待画商来取他的绘画作品,而从不接受为报社作画的建议。
刚到巴黎时,毕加索的同乡马尼亚克主动把自己位于克里西大街的一套房内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并且每月付给他150法郎,条件是他作的画全部给他。钱虽然不多,但起码他不必忍饥挨饿了。
在毕加索保持图鲁兹•劳特累克绘画风格期间,马尼亚克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但当他进入“蓝色时期”后,画商就弃他而去,理由是:他的作品卖不出去。在此情形下,毕加索被迫下决心同那些与水果蔬菜商贩类似的小画铺主共事。
这些人大部分是旧货商,他们将商品摆在店铺前马路的人行道上。逛马路的人也许能在旧熨斗、旧衣物和破烂不堪的小推车堆中,发现郁特里罗、毕加索或杜瓦尼埃•卢梭的绘画作品。
同其他人一样,毕加索也不得不与利博德和萨高特打交道,而且同那位郁特里罗早已领教过的萨高特打的交道更多。
同这位昔日的糕点师的初期接触还比较容易。他热情、圆滑,很好说话。再说他确实十分喜欢画,起码是十分喜欢绘画中的色彩。然而,一旦涉及钱,事情就难办了。他不直截了当地谈事情本身,总是兜圈子,拐弯抹角地将你引导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每次他来找毕加索时,总是手捧一束鲜花。他一边十分客气地将鲜花献给画家,一边问道:
“喜欢吗?”
毕加索点点头。
“您能画这束花吗?”
西班牙人低声嘀咕着什么。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多么漂亮的一束花呀!”画商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大声感叹道。
他从画家手中夺过花束,在毕加索的面前摇晃着。
“我,我向您献花,而您呢,您将这些花画出来,然后……然后呢?”
毕加索不回答。
“……然后,您将画好的花作为礼物送给我,算做对我的感谢!”
萨高特现出酷似捡到金条一般的快乐微笑。
“您瞧我这人多好啊!我就把这束花留给您了!”
一天,他提出向毕加索买几幅油画。
“付多少钱?”
“700法郎。”
“免谈。”
毕加索离开了拉菲特街,回到蒙马特尔山上。
当天晚上,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突然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固执。次日,他到了萨高特的店铺。
“改变主意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太好了!”画商惊呼道。他张开双臂,拥抱住窘迫不堪地站在他面前的伟大艺术家。
“您的所有画,我全部要了。500法郎……”
“700法郎!”
“为什么是700法郎呢?”
“可您昨天……”
“然而,那是昨天啊!”
毕加索愤怒地离开了萨高特的店铺。
忍饥挨饿过了一夜之后,次日,他又回到了前一天离开的店铺。
萨高特神气十足地说道:“今天,我的情绪不错。”
“什么意思?”毕加索盯着他的眼睛问。
“也就是说,一共300法郎。”
伟大的绘画艺术家不再同他争论了,他认输了。
毕加索也常同昔日的摔跤运动员、曾经狠宰过郁特里罗的苏里埃共事。苏里埃的店铺位于梅德拉诺杂技场对面。苏里埃老爹以前是个酒鬼,后来经营起了旧货买卖,专门从事旧床和旧床垫买卖业务。他成为画商,开始于与画家们的交换:他卖给他们画布,没有钱时,他们付给他颜料或素描画。然后,他把如此得来的雷诺阿、劳特累克以及杜飞的绘画作品直接摆在人行道上出售。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8节 蓝色人生(4)
苏里埃对待这些世界级的著名画家同对待一般顾客毫无两样,不择手段地还价,完全不信任他们。一天,他到毕加索画室订货,带来一束鲜花,第二天就要货。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顾客,但没有库存。
“请您画一幅吧!”画商恳求道,“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之事。”
“我没有白颜料。”
“您需要白颜料有什么用呢?”
“您不能预付一些钱,让我买点儿白颜料吗?”
“请您忘记白颜料吧!那太俗气了!”
毕加索为他画了一束花。第二天,那幅画还未晾干,苏里埃就匆匆忙忙取走了。他付给毕加索20法郎,这是特殊价。因为苏里埃已经同意次日交给顾客货,属于急活儿。通常,无论哪位提出要求,他一律只付3法郎的颜料费。毕加索也不比别人运气更坏。有一天,正是在苏里埃老爹处花5法郎买到杜瓦尼埃•卢梭的一幅作品——M夫人的肖像。当时,那幅画被随意地扔在人行道上,毕加索在画商馋涎欲滴的目光注视下仔细地端详着那幅画。“买了这幅女人肖像吧,她能给您带来好运!”
见毕加索一时下不了决心,画商鼓动他说:
“100生丁给您!怎么样?您拿回去,可以在上面画别的。因为它尺寸大,如果您在上面给我画一束花,我以同样的价格向您买过来!”
毕加索买了那幅画,他没有覆盖它,而是把画保留了下来。
毕加索遇见的真正画商是一位女商人——贝尔特•韦伊,同她共事的画家们称呼她“了不起的女人”。她是一位视力很差、个头儿矮小的女子,常拿放大镜当眼镜用。她生活并不宽裕,卖画的利润很低。她吃住均在位于维克多-马塞街的画廊:一个十分简陋的小铺子,里面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绳子,用衣服夹子夹着许多名家之作: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德朗、杜飞、郁特里罗、凡•东根。不久,又增加了玛丽•洛朗森、毕卡比亚、梅景琪、格莱兹以及毕加索的作品。由于酷爱艺术,贝尔特•韦伊在弘扬现代艺术方面作出了几乎与沃拉尔德、保尔•纪尧姆、罗森伯格以及卡恩维莱同等重大的贡献。她对毕加索的帮助极大。她通过马尼亚克,购买了毕加索的大部分劳特累克时期的作品。中间人走后,她还购买过他的几幅水粉画,然而,仅仅几幅。
假如她让弗朗西斯•卡尔科看的账目是真实的话,其中记录着她是用怎样的价格购买名人的一幅作品的:郁特里罗,10法郎;杜飞,30法郎;马蒂斯,60法郎;劳特累克,600法郎。毕加索作品的平均标价为30~50法郎。她将收购的画卖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业余爱好者,例如:收藏家安德烈•勒韦尔、马塞尔•桑巴特以及奥利维尔•杉塞尔。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律师、演说家,1913—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到爱丽舍宫执政之后,奥利维尔•杉塞尔担任了总统府的秘书长。贝尔特•韦伊这位精力充沛、始终不渝地忠实于画家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样使蒙马特尔山狭小范围之外的天下人了解了毕加索及其伙伴们的。
贝尔特•韦伊属于那种说一不二、独断专行、态度生硬的人。1917年的一天,巴黎第九区警察分局的警长尝到了她的苦头。那一天,贝尔特•韦伊在泰布特街的一家画廊首次举办莫迪利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1906年到达巴黎。其作品以裸体为主。画展,她要求布莱斯•桑特拉斯为请柬写一首诗,并配上意大利画家的一幅素描画。她将此请柬发给了业余爱好者。
画展开幕的当天晚上,参观者云集,室内与室外人一样多,到处都熙熙攘攘。一侧(室内)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另一侧(室外)是看到橱窗里的裸体画像惊讶不已的过路人。他们叫来一名警察。警察报告了警长。警察下令撤除展览会上的裸体画。贝尔特•韦伊拒绝执行其命令,于是她被传唤去警察局。在赴警察局的沿途,她遭受到脚登靴子的男士及头戴小帽的妇女们的嘲笑与咒骂。
愤怒到了极点的警察局长吼道:
“我命令你把所有那些垃圾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是裸体!……”
警察局长调整了一下情绪,用由于气愤而变得嘶哑的嗓门回答说:
“这些裸体……裸体!”
贝尔特•韦伊被迫关闭了画展。为了帮助生活极其贫困的莫迪利阿尼,她买了他的五幅画。就像在毕加索来巴黎初期处于困难时期,尽管她对画家蓝色时期的作品持怀疑态度,还是全力支持他一样,现在她坚持不懈地支持莫迪利阿尼,不屈不挠地为他辩护。因为毕加索富裕起来了,而莫迪利阿尼却仍然处于贫困之中。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9节 巴黎的画商们(1)
我曾经给一位顾客看了塞尚两幅绘画的初稿,他立即说:“我可不想买这些裸露着白纸的东西……”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
画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同样不欣赏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绘画作品。
他是通过马尼亚克发现毕加索的,并且在1901年和从1906年起一直销售他的绘画作品。在那个时期,他为马奈、雷诺阿、塞尚、凡•高以及高更的绘画作品举办过画展。他是画商,从事的活动完全不同于旧货商。旧货商人只是颜料商贩,贝尔特•韦伊在20世纪初正是属于这类旧货商。而沃拉尔德却在黄金地段拥有一家很出名的店铺,他是最早购买德朗和弗拉芒克的作品,以及对雕塑家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1861—1944),法国雕塑家、画家。感兴趣的画商之一。他同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联系密切,正是毕沙罗使沃拉尔德发现了印象派画家。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于1895年举办了迪朗-吕埃尔和贝尔南兄弟均拒绝举办的塞尚画展。这一不同凡响的举动再次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进入了画商界的贵族行列。在回忆录中,他详细地描写了他花费了多少精力才找到画家的隐居处,因为塞尚精心地隐瞒其地址不让外人知道。寻觅到画家的家之后,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同画家的儿子有过一次约会,他向他详细阐述了举办画展的计划。几天之后,他收到画家塞尚寄来的好大的一卷画,共150幅。由于缺乏资金,在用比较粗糙的画框简单地裱过之后,沃拉尔德便将它们展出了。从此,他和塞尚二人都在绘画界名声大振。这次画展促使沃拉尔德在画展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喜爱与欣赏的画家的作品上,同时开始了他酷爱已久的出版发行活动:他精心选择最好的纸张、最优秀的制版工,出版有关艺术与艺术作品的书籍。
久而久之,沃拉尔德画廊便成了现代艺术的中心。此画廊位于巴黎绘画市场的主要街道——巴黎第九区的拉菲特街。迪朗-吕埃尔和贝尔南的画廊也在同一条街上。马蒂斯、鲁奥、毕加索以及其他许多年轻艺术家经常来此闲逛,寻觅先辈们的优秀作品。
沃拉尔德画廊的橱窗不同于其他画廊的橱窗。看过展示在拉菲特街的雷诺阿、毕沙罗以及马奈的作品。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祖籍俄罗斯的法国画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现沃拉尔德画廊的橱窗十分肮脏,到处都是破烂报纸,而且沃拉尔德的衣着打扮酷似僧侣。推开门,来人看到一张办公桌、一个炉子、马约尔的一件雕塑作品、靠墙根反扣着一些油画以及几幅未裱糊的塞尚的作品,并且到处都盖满尘土。此时,他便彻底明白了弗拉芒克的话,当他在沃拉尔德画廊举办首次画展时,每天都派自家的用人去擦洗家具和展品。
一个男子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昏昏欲睡。这是一位出生于留尼汪岛的克里奥尔人(白种人后裔),年纪刚满40岁,既高又胖,短胡须,秃头。后来雷诺阿将此人比喻为“黑猩猩”。顾客们认为,他对绘画作品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沃拉尔德懒得搭理那些进到他画廊的人。他懒洋洋地睁开一只眼,问他们想要什么,欠欠身子,接着重新坐下,回答道:“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他将从其堆满财富的“阿里巴巴”山洞里取出一些绘画作品,接着重新坐回办公桌后,直到来客指着一幅画问这问那,他才动弹一下。
“这一幅呢?”
“50法郎。”
“40法郎吧。”
“我说过了,50法郎。如果您要是再还价,我就要70法郎。”
“但是……”
沃拉尔德摇摇头,表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怎么可以证明这不是假的呢?”
“无法证明。”
“怎么?无法证明?”
“这是1830年的作品,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不信您就去问画家自己吧!”
顾客以疑惑的神情仔细端详着这位古怪的画商,接着问:
“您可以给我看一两幅塞尚的作品吗?”沃拉尔德拿给他后,客人问:
“这一幅卖多少?”
“200法郎。”
“您认为塞尚的作品要涨价了吗?”
“这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客人犹豫不决。沃拉尔德决心给他解释一下:
“我在去年花12法郎买了这幅画,我以差不多20倍的价格卖给你……”
“这说明它涨价了!”
“这说明它今天是涨价了!但明天,它或许连12法郎都不值!”
沃拉尔德在其粗鲁、令人厌恶的态度后面藏着一个狡猾的灵魂。他如同一只躲在黑暗处窥视的猫。他如果看中哪个画家,就发誓一定要征服他。不是买他一两幅作品,而是收罗他的全部作品。他同德朗及弗拉芒克的买卖正是这样做成的:由于迷恋野兽派画家绘画中粗犷有力的风格,沃拉尔德亲赴一个又一个画家的画室,仔细琢磨那里的作品,然后粗鲁地说:
“我买。”
“您买什么?”
“全部。”
大多数时候,他不同画家签署购买合同,只达成口头协议。
每当他愿意劳大驾卖画家的画时,他便不再是一只猫,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只狡猾的狐狸。阿丽丝•道格拉斯逼真地为我们描述了他是如何同两位美国人格特鲁德•斯坦及莱昂•斯坦兄妹俩玩猫捉老鼠游戏的。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10节 巴黎的画商们(2)
现在让我们想像一下当时的场面:初来乍到法国的两位美国人推开了沃拉尔德的家门。她,既粗又壮,像个伐木女工,脚穿系鞋带的皮凉鞋,过短的头发使她更加显得像个短腿男人,两只拳头像贴身保镖,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大嗓门、干脆利落、滔滔不绝。而他呢,穿坎肩、戴礼帽,红胡须,说话态度严肃、口气生硬,与其妹妹相比,显得稍瘦。沃拉尔德仍然穿着他那件传奇式的大衣,脚上穿一双犹如伊斯兰国家人穿的拖鞋似的脚尖上翘、又大又旧的鞋子,窝在办公桌后昏昏欲睡。
他一动不动,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是巴黎最大的科技、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人。从1930年来到巴黎起,斯坦兄妹两人走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仔细地查看过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有一大笔钱要花出去,他们打算用它来收购艺术作品。
沃拉尔德对他们的到来无动于衷,仍然处于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他在等待来人先开口。莱昂•斯坦问是否可以给他们看看塞尚的风景画。沃拉尔德笨重地站起身来,沿着台阶向存放其财富的地窖走去。五分钟后,他拿着一幅画上来给他的两位顾客看,然而,画布上画的却是一只苹果。
格特鲁德快言快语地指出:“请原谅,这不是风景,是一个水果……而我们要看的是一幅风景画。”
“对不起。”沃拉尔德喊道。
他再次踢踢踏踏地走向通往地窖的台阶,消失了。两位美国人笑了。
画商回来时,手里拿着的画比第一幅大些。他将画递给两位客人。他们以更大的兴趣观看那幅画。这一次,莱昂说话了。他说:“沃拉尔德先生,我们并不想难为您……可我们想要的是一幅风景画,而您给我们的却是裸体画!”
此时,沃拉尔德才看了看他交给客人的画,确实是一个裸体背影。
“请原谅,我马上就来……”
他第三次踏上刚才的那个台阶,返回时,拿着很大的一个画框。
“你们是想要风景画吗?这是一幅风景画!”
然而,油画还未画完。上面确实有风景,但非常小。剩余的部分全部是空的。
格特鲁德•斯坦说:“这一次好一点儿。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小一点儿但已经完成了的画,我们将会更加高兴。”
“那么,就让我再去看看吧。”沃拉尔德咕哝道。
他又走了。兄妹二人耐心等待着。他们听见一阵脚步声,但不是画商。从台阶出口走出来的是一位上了点儿年纪的妇女。她十分热情地同他们打过招呼后,在街角处消失了。
莱昂与格特鲁德相互对视片刻,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笑了。又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又一个女人出现了。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
她与前一位一样,在拉菲特街角消失了。
格特鲁德放声大笑起来,对哥哥说出了她的想法:画商是个疯子。刚刚从这里过去的两位妇女是在画廊地下室工作的画家。他每次下去,就要求她们匆匆忙忙地画一个苹果、一个裸背和一小片风景,而给他们看时,一口咬定那确实是塞尚的作品。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塞尚的作品。
兄妹俩越说越乐。此时,沃拉尔德回来了,他递给他们一幅全新的画:一幅全部完成了的风景画,而且十分漂亮。两位美国人买了这幅塞尚的画,离去了。
沃拉尔德或许会对朋友们讲述,他接待过两位呆头呆脑、只会不停地说笑的美国人。然而,他很快就明白这两个人笑得越多,买得也就越多。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他越惹那两位美国人发笑,他们就越经常来光顾他的画廊。仅那年一年当中,他们就在沃拉尔德的画廊里购买了两幅塞尚的裸体画,以及一幅莫奈、两幅雷诺阿和两幅高更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的地窖是一个复杂的、富有魔力的地方。地窖内不仅存放着大量的优秀艺术作品,而且还有一间厨房和一间餐厅。因为画商不只是个板着面孔、十分狡诈的人,而且也非常喜欢招待客人,十分好奇。在他愿意的时间内,他也很健谈,愿意听闲话,也好传闲话,他同时还是一个民间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他待人谦恭有礼,特别是对他敬佩的女士。但是他从未结过婚。在回答弗拉芒克一个有关他独居原因的问题时,他说一个合法妻子会经常要求他回答许多有关塞尚的问题。“您能够想像得到吧?时刻向他人作解释是多么令人烦心的事啊!”
人们在沃拉尔德家里吃的主食是他的出生地留尼汪的主菜——咖喱鸡。画商邀请的都是他喜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购买人。特别是鲁奥和那位仇视排斥犹太人而且性格暴躁、令人讨厌的德加,每天中午都陪他用午餐。(德加永远不能原谅贝尔特•韦伊在他家的附近开办了画廊。)关于德加,沃拉尔德给人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去德加家里送一幅画,不小心将半厘米长的一张小纸片掉进地板缝中,他大喊大叫着冲过来:
“当心啊!您把我的画室弄乱了!”
那张讨厌的纸片终于被抠出来了。
一天晚上,沃拉尔德请他来家共进晚餐,德加向他提出了七个先决条件:菜中不得加黄油,餐桌上不得摆放鲜花,只能放一层透明纱,必须将猫关起来,不能有狗,妇女不得洒香水,必须在晚上七点半准时开饭。
祝大家胃口好……
客人们都知道沃拉尔德有一个习惯:每当咽下最后一口饭时,就双手交叉从后面抱着头靠在墙上,进入梦乡。
他有犯困的毛病,无论在餐桌上、马车上还是办公桌前,一概没完没了地打盹。他常抱怨说夜里没有睡好,怪床不好,发誓要把它更换掉,然而,他一直保留着。他数次发誓要在一周之内把他的大衣和鞋子扔进垃圾桶里,但它们仍然一直伴随着他。他这种整天昏昏欲睡的状态,并未对他的生意造成任何损害。他的朋友甚至他的敌人们都说,他越睡越发财。
为沃拉尔德画像的画家们,特别是雷诺阿,都恳求他切勿在他们作画期间拥抱莫尔菲Morphée,希腊神话中的睡神、夜神。。为了使他不打瞌睡,勃纳尔强行在他的腿上放只猫。更有甚者,塞尚把他固定在一只方凳上。这只方凳并不放在平地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讲台上立着的四根木桩的顶端。
“如果您倒了,方凳、木桩以及讲台必然一起翻倒!”
“那又怎么样?”
“那么,您就醒了。
这是一种酷刑。在做模特儿150次、不幸地被摔过几次之后,沃拉尔德问道:
“马上要完了吗?”
“还没有。”塞尚回答道。
“但是,起码我的态度令您满意吧?”
画家后退几步,仔细端详片刻之后,回答说:
“我对您衬衣的前襟不满意……”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死于1903年的一起车祸。司机开车行驶过程中,画商一直在后座上鼾睡。对这起车祸有两种说法:一些人说那是一辆老式汽车,车轮撞到了路面一个坑边上,睡眠中的沃拉尔德没有任何察觉,一头撞到了汽车后壁上,就再未醒过来。他在昏睡中断送了性命。乔治•夏朗索尔提出另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汽车失控之后,放在汽车后座上的一尊马约尔创作的铜像被甩下,恰好砸在艺术品商人的头颅上,断送了他的性命。(根据1973年出版的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无论事情的经过如何,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的死确定无疑,而且是死于他的两宠:马约尔和睡眠。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11节 皈依者(1)
人们都谈论马克斯•雅各布。我看见一只虫子在墙根闪闪发光,这是马克斯•雅各布在偷听。
雷蒙•凯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者。
一位男子从沃拉尔德家出来,沿着蒙马特尔大街小巷,在煤气灯蓝荧荧的灯光下缓慢地向上攀登着。他的衣着十分奇特:一件布列塔尼牧羊人的披风,灰色粗呢面、大红法兰绒里子。光秃秃的大脑袋,窄小的肩膀,一张幽默诙谐的嘴巴,一对眼珠时而转动,时而固定不动,戴着一只单片眼镜。从看上去端庄的举止和优雅的风度中,时刻流露出他和蒙马特尔山上的绘画学徒们一样,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
当人们问到他的童年,他便说自己三岁时,被一帮波希米亚人劫持,剔去骨头,切成了碎片。几年之后,有人在师范学院的石板广场上捡到了他。
请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此人其实是一位诗人。
他还有其他一些能够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艺术手段:不断地作画。在坎佩尔Quimper,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菲尼斯太尔省的首府,马克斯•雅各布的故乡。中学时,他的图画老师将他视为一个蹩脚的画家。这只能表明这位老师缺乏洞察力。
他的父母希望儿子上师范学院,而他自己却选择了参加殖民军。鉴于他的体力与肺活量不足,被排除在被征募者之列。一天,他既无行李也无衣物,仅凭钱包角落里剩余的几个法郎,只身来到巴黎。他很快就发现,依靠画笔和毛笔无法养活自己。于是,他轮番从事着教授钢琴、家庭教师、雇员、艺术评论家、清洁工、木工、诉讼代理文书、售货员和保育员等下等人才从事的工作。
他十分贫穷,之所以能有比较讲究的衣着,是因为他在坎佩尔当裁缝的父亲时不时慷慨地资助他。他朝着克里西大街走去,他需要在那里会见一位艺术家。不久前,他在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家看到过在那里展出他的64幅油画,这位艺术家不是别人,正是巴勃罗•毕加索。
来者到底是何人呢?他正是毕加索至死不渝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法国作家,其作品中充满辛辣与幻想。。
毕加索的画让雅各布着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位画家的画十分独特,色彩的明暗搭配非常和谐,与印象派的画作完全不同。尽管有人开始迷恋雷诺阿和德加的画,但总的来说人民大众不喜欢印象派画。被马克斯•雅各布称为“伟大的装饰画家”的那些艺术家们的作品,简直无法同毕加索的绘画相提并论。那些人都被认为是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坚持浪漫主义,与法国官方的学院派古典主义抗衡。他在艺术上的革新成就,加强了浪漫主义画派的地位和影响。青年时代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代表作《1830年7月27日》,以象征和写实的手法相结合,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王权复辟的斗争。他的画风是构图气势宏大、色彩绚丽、强调对比关系,重视对人物情感和动势的描绘。主要代表作有:《阿尔及尔妇女》、《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等。和鲁本斯Pierre Paul Rubens(1577—1640),法国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青年时代开始习画。1600年至1608年在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和17世纪绘画的表现技法。他创作的神话、历史、宗教、肖像、风景和风俗画等作品,构图富有气势、色彩绚丽。的弟子,但他们充其量也只能属于在墙壁上胡涂乱抹的那一类。毕加索的笔法既不同于西涅克,也有别于模仿象征主义的画家,例如皮维斯•德•夏凡纳和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法国画家和艺术评论家,象征画派的理论家,1890年前后法国独立画派成员。。他的画没有图鲁兹•劳特累克的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尖酸、刻薄与辛辣,稍微温和一点儿。然而……
他(毕加索)模仿上述所有人的笔法,但他模仿的手段十分高明、十分巧妙,使得人们在如此众多的画中难以感觉出来。给人留下的只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人格魅力。
[摘自在南特举行的“美术博物馆研讨会”材料]
马克斯•雅各布进入毕加索与马尼亚克合住的套房,终于见到了毕加索。在正在酒精炉上煮豆角吃的十多位西班牙人炙热的目光注视下,他勇敢地向毕加索表达了他对他的欣赏与迷恋。毕加索对他表示感谢。两人互道祝贺,相互恭喜、紧紧握手、紧紧拥抱,但相互都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西班牙人听不懂对方的法语,而法国人对西班牙语更是一窍不通。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一股通电似的暖流从他们身上流过,一种磁铁似的引力将他们二人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毕加索向来人展示了他的所有作品:堆放在一起的十来幅画好的画布,接着邀请拜访者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吃一起喝。晚餐结束后,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尽管语言不同,但贝多芬的乐曲成了他们共同的赞美曲。交响曲结束之后,他们一起演奏吉他,直至深夜。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邀请他的新朋友毕加索到他的住处做客。像往常一样,毕加索带着他的那一帮西班牙伙伴。马克斯为所有在场的人大声朗读他的诗作,但除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与连说带比画的手势之外,这些人什么都听不懂。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毕加索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称马克斯•雅各布为当代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为了感谢对他的夸奖,“当代最伟大的法国诗人”将自己仅有的最珍贵的物品赠送给他的奉承者:一件丢勒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创作的木雕,他收藏的一张张埃皮纳勒Epinal,法国的一座省会城市。的图片,以及他当时拥有的全部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法国素描画家、油画家和雕塑家。的石板画。
毕加索拉马克斯•雅各布加入了他那个西班牙帮。他们整夜整夜地一起说笑,一起唱歌、跳舞。
他们这帮人有好几个窝,供他们活动。第一个是位于拉维尼昂街名叫盂特的小酒吧,蒙马特尔布特山丘的无政府主义者们都来这里聚会。一排三间房子,但一间甚似一间的昏暗阴森。在煤油灯下的这个酒吧,看上去更像是蓝色的。该酒吧的老板是一位个子矮小的男人。他头戴厨师帽,长胡须,穿咖啡色绒裤,脚登一双靴子,腰里系一条红色法兰绒腰带。他名叫弗雷德里克•吉拉尔,外号弗雷德。他的酒吧向所有穷人及所有被排挤在城市以外的人开放。他虽然不识乐谱,却常弹吉他,有时也拉小提琴;他还会唱巴黎的抒情歌曲,而且经常有来帮忙的其他艺术家与他合唱。酒吧外常常有许多下等人在溜达闲逛,有娼妓、流浪汉、逃兵、伪造假邮票的等各种蒙马特尔山布特山丘上的常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12节 皈依者(2)
盂特这个标志为啤酒的颜色,意味着在这里既不出售烧酒,也不出售开胃酒,只有啤酒。弗雷德把带有大量泡沫的啤酒直接从啤酒罐子里倒入酒杯。没有桌子,他们把酒桶当桌子用。有时他也给客人们上火腿煎鸡蛋。听到外面传来枪声时——流氓团伙经常搞的恶作剧——他安慰他的移民朋友们说:“请不用担心,如果警察来,我就把你们藏起来。”所有人都十分担心,害怕被驱逐出境,但是,有弗雷德这位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照管他们,他们可以稍微放心一些。
弗雷德比西班牙帮中年龄最大的人还大几岁。他十分理解这些像中学生一样生活的自由人,他们没有居住在蒙马特尔山下的那些人肩上担负的沉重的社会责任与家庭负担。在这里,惟一的家庭,就是朋友们组成的这个大家庭。社会,就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李贝塔德与贝那老爹的话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表达了画家与诗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偏激,语言狂躁。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二人也无异于其他人,同样是整天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1902年,毕加索回国短住数月。返回巴黎之后,他与一位雕塑家朋友合租了旅馆的几个房间。他的绘画作品销售状况不佳,令他非常失望,生活深深地陷入了贫困之中。仅仅比他年长五岁的马克斯•雅各布像爷爷般地照顾着他,马克斯称他“小家伙”。为了挣点儿钱养活他们二人,马克斯向其表兄领导的“巴黎—法国”百货商店提出当搬运工,表现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品格。诗人每天扫地,推着小车挨门串户地为客人送货上门。他与毕加索平均分摊他挣来的钱。然而,好景不长,八个月之后,他终因“体力不支”被辞退。
这两位朋友共同生活在马克斯在伏尔泰街租的一个房间内。毋庸置疑,他们这种浪荡公子的生活十分艰难。一天晚上,他们俩朝窗户外观望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毕加索首先回过头来,拉住马克斯的胳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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